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三角洲地区的饥荒日益恶化，到了1963年2月20日，每天都会有超过六百名佃农在韦斯利礼拜堂外排起长队。克里夫兰.乔丹（Cleveland Jordan）是一位年长的农村布道人，联组委请他在现场监督食物分配。他针对贫穷和投票之间的关系发表了大量演讲：“我们只是想进行登记和投票而已，我们并不想打架，我们也并不打算逃跑。”他一边演讲一边呼唤着每一位救济领取人的名字。 “我们只是想去投票站领取我们的自由而已。”那天晚上有人用柴油在格林伍德黑人居住区放了一把火，摧毁了骆驼强力工坊干洗店旁边的四家店铺。萨姆.布洛克告诉领取救济的人们，这场火灾是针对登记项目的袭击，格林伍德警方立刻以公开发表煽动言论的罪名逮捕了他。

法院没费多少事就判处布洛克有罪，监禁六个月。许多佃农都听过布洛克演唱自由歌曲，从他手里领取过午餐肉罐头与奶酪。如今他的遭遇让他们极为愤怒。2月25日与26日，超过一百五十名黑人——几乎全部都是领取救济人员——一起来到了法院。由于根深蒂固的自卑心态，他们依然不敢直视法院里面白人的面孔，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壮着胆子提交了投票资质测试申请。但是所有这些美中不足却进一步凸显了他们刚刚从内心深处发掘出来的坚韧与勇气。尽管包括种植园老板在内的旁观者对他们大声嘲讽威胁，但佃农仍在人行道上驻留了两天并发誓要回来。在密西西比州从没有过这么多普通黑人集体出面要求投票权。

两个晚上之后，一辆没挂车牌的别克轿车在路上与联组委的汽车擦肩而过，别克车上有一位手拿自动武器的枪手冲着联组委的汽车一通扫射，打中了十三枪，打伤了志愿车司机詹姆斯.特拉维斯的肩膀和脖子。当时坐在车上的摩西赶紧抢过方向盘，将汽车开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这次袭击使格林伍德成为了全国新闻的小小焦点。枪击事件余波未平之际，联组委领导人决定将密西西比州各地的志愿者集中到格林伍德，针对暴力袭击加强非暴力斗争的存在感。这批义工与寻找信息的重要人物一起抵达了格林伍德。公交车站的警察逮捕了一名穿着得体的黑人并对其进行了粗暴对待，然后才得知他是联邦政府雇佣的民权委员会调查员。坐阵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本人亲自推动谈判，希望尽快回复勒弗洛尔县的联邦食品救济。梅德加.埃弗斯向协进会纽约总部的上级报告称，他“注意到”早已被自己解散的格林伍德协进会地方分会最近又活跃了起来，由前分会成员领导的选民登记活动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激增——这份报告自然让协进会总部的官僚们感到脸上大有光彩。艾弗斯则假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敦促纽约总部允许他放手大干，从而在民权团体之间的竞争当保持领先地位。

安德鲁.杨与埃弗斯在同一天抵达了格林伍德。他这次来是为了向詹姆斯.贝弗尔和黛安.纳什作出让步：他们可以建立一座流动扫盲学校，老师就由安奈尔.庞德来担任。庞德来自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公民教育计划，是服务于该计划的三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之一。 3月4日她来到格林伍德，当天晚上贝弗尔与塔克牧师敦促特纳AME礼拜堂的董事会成员为她的扫盲班提供场地，庞德则向大家解释了她的导师赛提玛.克拉克自从一战以来已经开发了五十多年的教学方法——用报纸和圣经充当识字材料，用农业生产实例来教授基本算数。通过基本的公民权益训练——如何拼写“自由”一词，警长的职权范围有多大——克拉克只需要一个礼拜的集中辅导就能让大多数前文盲自豪地签名写信，去法院排队，不仅掌握了参加选民资格测试的能力，还具备了参加测试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她还很擅长从文盲群体当中分辨出天赋异常之人，并且为同事们总结了这些人的特质。这些人只要经过强化培训就能在短时间内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然后就能升级成为扫盲教师甚至扫盲教师培训师。瞻前顾后的特纳礼拜堂董事会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庞德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开设了第一个以教堂为基地的扫盲班，每周两晚上课。一个月内她的初级班就招收了一百五十多名佃农。

在格林伍德斗争战线的另一边，白人官员们终于结束了几个月以来与联邦代表之间充满恶意的谈判。联邦政府的谈判代表认为黑人没有投票权这种事在国际社会上已经有些好说不好听了，现在格林伍德县政府居然还故意让他们挨饿，此等所作所为简直让身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美国丢尽了脸面。 3月19日，联邦政府终于与两家县政府达成了和解。勒弗洛尔县的官员们声称之所以寻求和解是出于战略考量，为的是避免密西西比州遭受联邦政府势力的“入侵”。但持怀疑态度的选民却指责他们没有脊梁骨。“谁会相信勒弗洛尔县现在还能自己说了算呢？”格林伍德县议会质问道。“这一事件证明肯尼迪的华盛顿兵器库已经向勒弗洛尔县亮出了政治干预之剑，借以怂恿正在本地运作的种族煽动团体……联邦政府的弄权行径必须受到抵制。”

四天之后的晚上，纵火犯放火焚烧了联组委位于骆驼强力工坊的办公室。柯蒂斯.海耶斯在午夜时分开车路过附近并且看到了烟雾，但他一个人扑不灭熊熊烈火。第二天晚上的弥撒大会上，安奈尔.庞德举行了开设扫盲班以来的第一次结业颁奖仪式。火灾的消息促使很多人特意前来为她捧场。庞德宣布第一期十二名脱盲学生当中有八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了二级培训。然后她邀请这八名学生——全都是女性，范妮.路.哈默也在其中——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并且宣布她们已经具备了教授扫盲与民权课程的资质。接下来的晚上即3月26日，在当地黑人社区备受尊敬的格林家族的住宅正门挨了一发霰弹枪轰击。这户人家的一个儿子刚刚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大学，从而成为詹姆斯.梅瑞狄斯之后第二个就读于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天亮之后，近两百名支持者自发来到韦斯利礼拜堂门外演唱自由歌曲。鲍勃.摩西偶尔也会在人行道上发表几句点评。非学委执行董事詹姆斯.福尔曼刚刚从亚特兰大赶来调查联组委办公室火灾，他建议趁着士气旺盛之际去市中心游行。但是警车很快就包围了韦斯利礼拜堂，荷枪实弹的警官逮捕了每一位他们能认出来的非学委领导人，包括福尔曼、摩西、威利.皮科克（Willie Peacock）以及劳伦斯.古耶特（Lawrence Guyot）。

讽刺的是，格林伍德白人当局宛若抽疯一般的应激反应其实却起到了相当于照相机快门的效果，凸显了选民登记运动在外界观察者眼中的形象。大规模逮捕之后的第二天即3月28日，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者——包括一个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摄制组——就赶到了格林伍德。他们眼看着一百多名黑人在法院登记办公室门前排了整整一上午的长队，等到登记员早早关门去吃午饭之后，这些申请人又两两并行地前往了韦斯利礼拜堂。如此有条不紊的景象冒犯了沿途的白人市民，警方也觉得这支队伍十分碍眼，于是就朝着他们的队伍放出了警犬。警犬咬人的景象引起了白人围观者的阵阵欢呼。遭到袭击的黑人游行队伍登时乱作一团。克利夫兰.乔丹拖着受伤的牧师塔克跟在年轻的联组委义工查理.科布（Charlie Cobb）身后不顾一切地往回跑。肯尼迪总统在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看到了德国牧羊犬撕咬塔克的照片，随即要求伯克.马歇尔采取行动。接下来，梅德加.埃弗斯为一位年老教士举行了捐款会。这位教士拒绝撤回自己的选民登记申请，结果被房东从家里赶了出来。在捐款会上，埃弗斯的发言赢得了雷鸣般的欢呼。与此同时，詹姆斯.贝弗尔与迪克.格雷戈里一起带队闯过消防车构成的路障，朝着法院大楼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游行。长达一周的全国关注终于致使某位记者在随后举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了关于格林伍德的问题。总统表示就目前情况看来，在格林伍德似乎确实有人触犯了得到联邦保护的公民权利，其中也包括投票权。不过他没有正面评论当地局势，而是岔开话题表示司法部刚刚就此问题提起诉讼，“接下来就要看法院的了。”

这一天是4月3日。当天晚些时候，约翰.多尔来到勒弗洛尔监狱探视了鲍勃.摩西以及其他几位联组委领导人。几位囚犯们刚刚成为了司法部的诉讼委托人，美国总统亲自通过电视向全国观众宣扬了他们这场官司。这样的事态进展让囚犯们欢欣鼓舞。过去八天以来他们一直拒绝保释，为的就是通过公众舆论压力敦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而且摩西也完全听懂了多尔口中的法律术语，知道他们这场官司正是司法部期待已久的“b类诉讼”。长期以来司法部发动的都是a类诉讼，例如在哈蒂斯堡针对瑟昂.莱德的诉讼就属于a类。要想发起a类诉讼，必须通过繁重的事例积累来总结出只能由种族歧视来解释的行为模式。相比之下b类诉讼则要直截了当得多，只要有地方官员涉嫌针对潜在选民进行非法“恐吓”，就会成为b类诉讼的目标。b诉讼当中联邦政府的举证责任更大，不过官司打赢之后的执法权限也相应更大：可以针对被告下达刑事禁令，可以由联邦执法力量逮捕被告，在最极端情况下还可以让法院下令直接撤换掉涉案的选民登记员，由联邦政府指派的人选取而代之。

第二天早上，联组委囚犯们尚在睡眼惺忪之际，看守们出乎意料地打开了牢门。他们慢慢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了。针对他们的一切指控全都取消了，保释金也用不着了，他们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几名囚犯小心翼翼地观察了半天，确定这其中没有阴谋诡计，这才兴高采烈地跳起了舞蹈，有人还流下了眼泪。等了这么久，他们终于感受到了联邦政府在投票权运动背后的决定性干预力量。但摩西却凭着直觉感到有点不对劲。尽管格林伍德黑人纷纷上街庆祝，他却始终感到惶惶不安。在欢庆的街头，他遇到了约翰.多尔。两人还没说话，仅仅交换了一下眼神，摩西的一颗心就沉了下去。

此时多尔的心情也很不好。他在司法部极力主张发动b类诉讼，但伯克.马歇尔和罗伯特.肯尼迪再三权衡之后否定了这种做法。他们倒不是害怕官司打输，而是害怕官司打赢，致使司法部不得不面对所谓的“梅瑞狄斯困境”：假如密西西比州官员当真在一场b类诉讼当中败诉，很可能会破罐子破摔，暂停一切政府职能，导致公共秩序陷入真空，到时候联邦政府可能不得不派出大批军队与官僚前往当地维持秩序。自从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联邦政府还从未采取过这么大的动作。如此严峻的情形吓住了罗伯特与马歇尔，两人决定放弃b类诉讼，从而换取联组委领导人的释放。此外联邦政府还同意支付剩余食品在当地的分发成本，从而让县政府官员得以夸口声称他们没有花费一分钱的当地税款来养活上街抗议的黑人佃农们。

这一夜的停战消解了联邦政府和密西西比州政府之间最激烈的两场冲突，但是多尔手下的律师们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中有些人以前也曾经走到过叛乱的边缘。那是在1961年，摩西刚刚在麦库姆开始选民登记项目，结果遭到当地政府的强力镇压，不得不转战异地。但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司法部却拒绝用b类诉讼来做出回应。心怀不满的律师们辩称，当时与眼下的做法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民主党政府不想惩罚民主党地方官员。多尔对于这种说法不敢苟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肯尼迪政府已经与南方各州离心离德了。曾经的民主党堡垒地区现在纷纷将“肯尼迪”三个字当成了骂人的脏话。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伯特.肯尼迪对于民权事务的立场。多尔坚持认为肯尼迪政府在民权方面的表现远远算不上只问利害不问对错，而且无论怎样指挥链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对上级保持忠诚。

摩西出狱之后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就遇到了多尔。多尔原本为司法部的最终决策想了一肚子解释，但是当他第一眼看到摩西的时候就将这些解释全都咽了回去。他知道摩西一直在认真地遵循他的建议，将经历放在选民登记而不是静坐示威上面。他本人也曾坚定地保证投票是国家当局改善种族关系的最坚实基础。政府认为放弃b类诉讼是权衡之举，孤立无援的摩西则认为这样做无异于一场灾难。为了获得受到联邦政府保护的投票权，他做出了心甘情愿且目的明确的牺牲。可是现在联邦政府却为了减轻公众压力而主动放弃了采取切实措施的集会。更糟糕的是，司法部的交易泄掉了格林伍德运动的势头。这场运动花费了一年时间才从无到有壮大起来，可是却在4月4日这天迅速消退掉了。同样是在这一天，远在纽约的的以斯贴.詹姆斯打赢了针对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诽谤诉讼。记者在一周内纷纷离开了格林伍德，当地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原本的状态。明面上看来，惟一的区别在于学乖了的县政府官员在韦斯利礼拜堂和法院之间开通了一趟班车，以免遭到拒绝的投票权申请人与路边公众产生进一步摩擦。

很多人都在远远地注视着鲍勃.摩西的所作所为，其中有一位朱恩.约翰逊（June Johnson），这一年12月她就满十五岁了。她的父亲是苦力，母亲是女佣，家里一共有十二个孩子。好些日子以来，年轻的约翰逊一直听到成年人以事关生死的严峻语气低声谈论着一名神秘的陌生人。他们教训孩子们永远不许提起艾米特.蒂尔这个名字，即使在家里也不行。一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她带着一群小心翼翼、咯咯傻笑的同学们接近了双手插兜走在街头的摩西，“你来自格林伍德吗？”她问道。摩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于是约翰逊进一步大胆问他究竟是不是自由乘车者。摩西只是笑了笑，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并且主动提出愿意替她拿一下书包。

在那之后，约翰逊找了个借口来到麦克劳林街，在联组委办公室门口偷偷打量。 她对姐姐说，“我听说屋里有好些帅哥呢。”一天下午，一个淘气的朋友把她推到了摩西身边。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呢？”面红耳赤的约翰逊抛出这个话题来为自己解围。 “我们听说你们都是麻烦制造者。”

摩西回答他们当晚正在进行选民登记会议，并询问她是否愿意看看他们的宣传册，上面解释了为什么投票权如此重要。约翰逊拿到宣传册之后赶紧跑回女生堆里，小姑娘们就像发现了危险违禁品一样兴奋，将这份册子来回传递。但是还没等朱恩.约翰逊来得及将这份宣传册藏在床垫底下，她的一位姐妹就乖乖地跑去向母亲告了密。贝尔.约翰逊（Belle Johnson）一听说女儿居然如此胆大妄为，顿时大发雷霆，吓得全家人都不敢说话。她命令女儿“一路小跑”把宣传册送回去，“以后不准你把这种东西拿到家里来。”

在密西西比，摩西承认选民登记运动“没有能力在州境内任何地区为大量人员进行登记”，霍利斯.沃特金斯加入了二十多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他们决心在三角洲城镇中扎下根来，哪怕别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们以公开身份到处露脸，经常孤身一人走进法院。联组委在三角洲地区共有五个以勒弗洛尔县以及格林伍德为中心的选民登记项目，地域横跨三条蜿蜒的河流。白人公民委员会的南方各州总部就位于格林伍德，直到当时这里依然是全世界棉花贸易中心之一。自从艾米特.蒂尔遭受私刑以来当地协进会分会的活动就陷入了停滞，以至于梅德加.埃弗斯干脆将这个分会取消了。恐惧笼罩之下的格林伍德紧闭大门，不让民权运动进来惹事。联组委原本将当地的一座影楼当成了办公地点，可是1962年8月的一天晚上，一群暴民将他们从里面轰了出来，接下来整整五个月里他们在格林伍德都找不到落脚之处。项目总监萨姆.布洛克一连被好几户深表歉意的寄宿家庭请出了门外，一连好几晚上只能在停车场的汽车里凑合。隔壁的向日葵县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自从以范妮.路.哈默为代表的十八名志愿者第一次前去申请选民登记并且遭到逮捕之后，项目义工过了一年多才组织起第二次登记尝试。

1962年气候很干燥，棉花植株长得比往年更矮，更便于机械采摘，因此佃农们的收入也比往年更低，食物比往年更少，大量佃农都面临着流离失所的威胁。摩西在汇报中写道：“这里有很多贫困的黑人家庭，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无法想象他们的贫困程度……母亲无法送孩子上学，因为他们没有鞋，也没有冬衣。”仅在勒弗洛尔县，全国剩余食品计划就要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接济两万两千人——超过了当地总人口的40%，其中有很多印第安人，白人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因为当地近三分之一的白人都是佃农。当地政府的角色仅限于分发联邦政府为支持农产品价格而购买的奶酪和其他主食，谁也不敢想象美国最贫穷的两个县有能力或者有意愿为本县贫困人口免费提供食物。但是在这一年10月，勒弗洛尔县与向日葵县公然终止了一切食品救济项目。受到影响的贫民当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试图进行选民注册的黑人。尽管如此，在詹姆斯.梅瑞狄斯强行走进密西西比大学之后，情绪亢奋的县政府官员还是毅然决然地行使了相当于核战争的选项来宣扬自己的立场：他们绝不容许种族煽动分子恣意嚣张，就算要把无论黑白的全县贫民统统饿死也在所不惜。

随着寒冬的日渐降临，两家县政府都将饥荒归咎到了三角洲选民登记项目头上。联组委工作人员呼吁北方的民间社会援助网络施以援手。未来的非学委领导人艾凡赫.唐纳森（Ivanhoe Donaldson）在圣诞节假期期间从密歇根州带着一大批救援物资自驾来到了密西西比州 （他还没能到达格林伍德就被沿途警方关进了监狱）。1963年初，由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领导的一个芝加哥援助向当地捐赠了好几吨物资。2月1日，哈里.贝拉方特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第一次为非学委举行了国家级筹款义演，这场演出为密西西比州的贫民们收获了大量同情与捐款。

满载救援物资的卡车纷纷来到格林伍德，带来了一场物流僵局。原本晚上无处睡觉白天无处办公的年轻义工们突然发现自己必须为大量食物找到仓储空间。面临危机的联组委最终在麦克劳林街的一家名叫骆驼强力工坊的干洗厂找到了一间空房。不过这个房间用来办公还凑合，却盛不下多少物资。为了打破当地教堂的封锁，来自哈蒂斯堡的霍利斯.沃特金斯向同事们传授了他与卫理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而詹姆斯.贝弗尔也终于做通了一位D.L.塔克牧师（D. L. Tucker）的工作，获得了特纳AME礼拜堂的使用权。联组委很快就试探性地在这里举行了格林伍德的第一次教会集会，自由歌曲传出了教堂门外。但是这座小小的两层楼建筑很快就不够用了。于是贝弗尔又将目光投向了韦斯利礼拜堂——这家教堂位于市中心，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正好用来储存物资。在他的游说之下，主持这座教堂的查尔斯.F.戈登主教（Charles F. Golden）向牧师与会众们下达了死命令：上帝的圣所必须允许饥民进门。

饥饿难耐走投无路的贫民将韦斯利礼拜堂当成了活命的最后指望。对于陷入瘫痪的联组委选民登记项目来说，这些人的到来无异于一剂强心针。领取食物的长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免不了要与选民登记义工们面对面交流，义工们则抓住一切机会告诉他们，他们眼下困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二等公民。除非他们将投票权攥在手里，否则就没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只有一小部分领取食物的佃农跟随联组委义工走进了选民登记办公室，其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文盲——摩西原本估计文盲能占到登记总人数的80%。司法部律师与联组委员工通常招募的选民登记申请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社会楷模，如今参加登记的佃农们恰恰正是这些人的反面。过去百十年间，以这些佃农为代表的农村贫民纷纷被赶进了大城市，进城之前没受过教育，进城之后也毫无前途可言。 （“如今华盛顿和芝加哥遇到的市政难题根源就在于此，”日后摩西在国会听证会上这样说道。“至于这一点是谁的责任我就不知道了。”）

格林伍德联组委办公室迎来的前所未有的忙乱局面，不过忙得连轴转的摩西依然花了不少时间来讨论造成黑人种族劣等地位的循环困境：不识字就没法获得投票权，没有投票权就得不到识字所必须的教育。理论上说他们或许可以设法取消掉识字测试并且推广普选权，但这种理念必然会触及道种族与民主冲突的痛处。 一位白人选民毫不遮掩地告诉记者：“为了夺取这个国家，我们就连两个月大小的印第安婴儿都敢杀，现在他们居然要我们把这个国家拱手让给黑鬼，简直是扯淡。”几代人以来，黑人学校都饱受无知与种族隔离的纠缠，破败落后乃是常态。仅仅凭借这些正规学校并不足以让黑人摆脱识字陷阱。因此联组委工作人员与马丁.路德.金最近推出的公民教育计划合作，试图通过小型扫盲班来攻克这个难题。他们在萨凡纳和查尔斯顿附近开展了许多为期一周的密集成人扫盲课程。詹姆斯.贝弗尔与黛安.纳什夫妇请求金在三角洲开设第三所公立学校。纳什还在卡内基音乐厅筹款活动现场为了建立这座学校而进行了紧急游说。但金的行政主管安德鲁.杨拒绝批准这项计划，认为这样做很不现实：“学校很可能会被关闭，学校资产没几天就会被没收，不过在那之前学校恐怕早就让炸弹炸过了。”杨的担心绝非自寻烦恼，田纳西州的高地人民俗学校已经遭遇过了这样的命运，那以后扫盲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很多曾经见识过密西西比州各种怪现象的人们再度回到密西西比州的时候都会变得有些抑郁而又偏执，纳什也不例外。杨在一封信中笑话纳什：“黛安，你真应该在纽约多待两天，让我们在这里好好干活。然后你就不得不回到密西西比州努力工作，从而摆脱自己的内疚。”

伯纳德.“小甘地”拉法耶特在这一年秋天只身赶赴了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为的是重振当地的选民登记项目。1961年4月，罗伯特.肯尼迪治下的司法部在这座城市提交了第一份投票劝诉讼。此前拉法耶特对于塞尔玛市知之甚少，只知道这座城市位于阿拉巴马州黑土带的中心。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他非学委义工全都不愿过来。一年前曾有一名义工被派到这里，结果被轰出了城。拉法耶特试图复制摩西在密西西比独自掀起的事业：在战略新领域赢得立足点。在塞尔玛的达拉斯县共有一万五千名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居民，其中完成了选民登记的只有二百来人，自1952年以来的整整十年里只有七十五名黑人尝试过选民登记——其中包括二十八名大学毕业生——并且全都遭到了否决。达拉斯县选民联盟的萨姆与阿梅利亚.博恩顿夫妇在他们的塞尔玛保险办公室的墙上张贴了全部七十五名被拒绝申请人的姓名，将这面墙壁当成了光荣榜。

塞尔玛的选民登记项目运作模式与哈蒂斯堡和格林伍德差不多：外来的登记项目义工跟随司法部门的指引来到当地的堡垒户家中落脚，然后司法部从上而下施压，义工自下而上渗透，双方在选民登记办公室会师。无论是司法部还是义工都愿意花费数月时间发展一名选民登记申请人，或者求取一份效力微弱的法院判决。在1963年的春天，这三个地方几乎都没有历史动荡即将到来的迹象。

博恩顿光荣榜上的人们不仅可以为日后多尔的诉讼充当证人，而且也是拉法耶特的优先接触对象，但是这些人已经没什么潜力可挖了。在1954年布朗案判决之后，当地黑人社区的许多著名成员——包括一名塞尔玛大学的教授——遵循协进会的指示发起请愿，要求让他们的孩子加入白人学校。白人当局随即针对情愿群体的中产阶级软弱性采取了多种报复，包括削减学校预算与冻结银行贷款，最终迫使所有人都从请愿书中撤回了自己的名字，协进会当地分会也被迫解散。甚至就连博恩顿夫妇也不得不承认，当地黑人社区的主要成员已经被吓破了胆，一心只顾自保，不肯面对现实。请他们参加私下集会是一回事，动员他们去法院登记又是另一回事。

拉斐特抵达塞尔玛之后不出几个小时，当地白人当局就注意到了他这位曾经的自由乘车者。尽管有博恩顿夫妇的鼎力相助，但他的选民登记项目一开始却没什么进展。只有一位勇敢的女教师同意让他借宿。一位名叫玛丽.福斯特（Marie Foster）的医疗技师很快就开始教授夜间识字课程，但是全班学生就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此外她也很清楚仅凭扫盲并不足以为黑人打开投票站的大门。福斯特和她的兄弟——塞尔玛唯一的黑人牙医——尽管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却仍然未能成功通过选民登记测试。一位名叫莫里斯.欧莱特（Maurice Ouellette）的白人天主教神父在当地主持了一家传教士前哨基地，他允许选民登记项目的参与者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哪怕这样做会给他的教会造成相当大的风险。拉法耶特从圣经课程和自由歌曲开始慢慢入手扩大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主流黑人教会的协助，他就无法接触到最核心的学生群体。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当地的会幕浸信会，不过这家教会的历史负担很重，内部政治也堪称错综复杂。

早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的时代，塞尔玛会幕浸信会就在黑人浸信会的圈子里享有盛名，就地位而言相当于温泉城的罗斯福小白宫。主持这家教会的D.V.杰米森牧师在J.H.杰克逊之前凭借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统治了浸信会全国大会大约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塞尔玛的黑人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向北迁徙，最终致使这家教会只剩下了一具看着耀眼的空架子。塞尔玛的孩子们都记得气势威严的杰米森总是装着满口袋硬币守在街头，向孩子们进行严苛的圣经知识问答测试，答对问题的孩子们都能得到现金奖励；他们还记得远道而来的豪华轿车纷纷停在会幕浸信会教堂门口，做派宛如国王的布道人们纷纷下车觐见杰米森牧师；甚至就连当地白人在“杰米森博士”面前也要摆出三分客气。几十年来与这样一位大牌牧师的合作致使会幕浸信会的许多执事和受托人都有些心态膨胀，以至于很看不起杰米森的继任者，认为此人无才无能，只会导致教会的衰退。

这位接任者名叫L.L.安德森（L. L. Anderson），他来到会幕浸信会的时候，塞尔玛以东五十英里的蒙哥马利刚刚爆发了著名的公交抵制运动。会幕浸信会的几位管理人员当即决定给新来的牧师一个下马威，主张自己有权决定安德森是否应就这一争议发表意见。接下来有人说安德森经验不足，无法照管会幕浸信会的声誉。还有人说他应该找一座距离他的家乡俄亥俄州更近的教堂，而不是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添乱。敌意愈演愈烈，最终有几位执事干脆拿出了一份蒙哥马利某未婚女子的宣誓书，声称自己怀了安德森的孩子。安德森公开谴责这份宣誓书内容不实，于是一些会幕官员试图通过法院命令禁止他登上布道坛。最后一位富有的执事站起来打断了敬拜意识。 “这小子必须离开，”他一边宣称一边用手指着安德森，“谁有钱谁说了算，我说他不能留在这里。“

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叛乱，安德森只得前往蒙哥马利求援。公交车抵制期间很多布道人都聚集在此——包括金老爹在内——他想听听这些同工们有什么高招。金老爹建议他发起一项替代动议，将反叛的执事们解职。金则为安德森进一步详细解释了具体操作手法：根据浸信会的规则，安德森不需要具体指控就能将某位执事解职——只要笼统地宣称对方有渎职行为就行了。安德森在摊牌辩论当中采用了这一策略，他的支持者一举击败了由N.D.沃克（N. D. Walker）领头的执事小团伙。沃克是一位举止气派嗓音浑厚的医生，论及个人财富历来在教会里鹤立鸡群。他的女儿嫁给了芝加哥《黑玉》与《乌木》杂志的创始人，就此奠定了会幕浸信会与全国最大黑人新闻机构的联盟。面对安德森的反击，沃克以离开教会相要挟，可是这一招却出乎意料地起到了反作用，有几位会众趁机高呼让他趁早滚蛋。见此情景安德森决定见好就收，主动撤回了他的动议以示和解。聚集在蒙哥马利的布道人们听说他的做法之后都很不以为然。“这是一招错棋，”有人预言道。“既然有人主动出面替你痛打落水狗，那你拦着人家干什么？”

刚刚挡住对手们的第一轮进攻，安德森又一不小心在他们面前亮出了软肋。1959年某天下午，他驾驶自己的林肯轿车通过一个十字路口，不慎与另一辆车相撞，车身横扫到马路对面，撞死了一名过路的来人，然后被路边树木拦了下来。后来安德森在法庭上痛心疾首地发誓说一开始两车相撞的时候自己就失去了意识。但塞尔玛的检察官依然以谋杀罪起诉了他。法院认定他犯有过失杀人罪，判处十年徒刑。安德森在教会内部的对手们趁机大造声势，声称他把无法想象的耻辱带到了会幕浸信会头上。就在伯纳德.拉法耶特首次要求使用会幕浸信会的教堂进行弥撒大会之前不久，最高法院刚刚推翻了塞尔玛地方法庭的裁决，这才让安德森摆脱了戴罪之身。

整个1963年冬季期间，拉法耶特一直在软磨硬泡地恳求安德森，还提到了对方与公交抵制运动之间的渊源。但是安德森始终不肯同意。八年来，随着现代民权运动的兴起，安德森也在这座名声显赫的布道坛站稳了脚跟。他告诉拉法耶特自己不想没事找事，因为塞尔玛不像纳什维尔或亚特兰大那样进步。安德森认为，眼下自己依然很可能因为会众们的一时兴起或者阴谋串联而被迫下台，他在会幕浸信会当中的对头们依然很可能拿着他的过失杀人罪名来对付他，而且这些人还经常吹嘘自己与塞尔玛白人社会上层关系密切。

在塞尔玛寸步难行的拉法耶特遵循萨姆.博恩顿的建议，转而在塞尔玛周边的文盲自耕农当中寻找有志投票的潜在选民。他在各家各户的农场门口闲逛了一个月，直到3月份才从附近威尔克斯县的一个定居点收到了几份意外邀请。这个定居点非常偏僻，必须乘坐渡轮穿越一片湖面才能抵达。当地人相互通婚的程度极其彻底，以至于几乎所有家庭的户主都姓皮特威。根据官方记录，当地黑人居民已经有超过五十年都没有申请过选民登记了。县政府声称是黑人自己不想登记。拉法耶特在这里召开了抵达塞尔玛以来的第一场非暴力会议，向当地农民介绍了不带武器前往城镇的理念。清除了与会者的恐惧心理之后，几名志愿者表示愿意跟着拉法耶特去法院走一趟。考虑到这一去很可能回不来，他们向各自亲戚透露了自家贵重物品的埋藏地点。拉法耶特陪同几位志愿者踏上了风萧萧兮的旅程，一行人在城里的街道上吸引了无数目光。得到消息的司法部观察员赶紧来到法院维持局面。法院当局不动声色地接受了所有八个手无寸铁的皮特威的登记申请，其中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人在申请书上画了个叉就算签名了。

联组委选民注册项目资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送到密西西比州南部哈蒂斯堡的非学委小型登记项目手里。这个项目一开始只有微薄的一百美元经费，这笔钱用完之后，柯蒂斯.海耶斯和霍利斯.沃特金斯花了大量时间在弗农.达默尔家的农场里帮工换取食宿——当地其他人家全都不敢接纳他们。每天天还没亮，达默尔都会来到两名年轻人栖身的棚屋外面，抡起醋钵大的拳头狠砸木板墙，将儿子们与两位非学委员工都震起来。“上工了！牛犊子们！”他喊道。几个半大小子赶紧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下地干活，几个小时后才是早餐时间。吃饭的时候达默尔经常询问海耶斯与沃特金斯前一天的选民登记工作成果——去过了哪些地区，有没有人做好了跟他们去法院的准备，有哪些教堂允许他们在里面开会，从杂货店买东西出来的黑人愿不愿意与他们谈话。早饭结束之后，达默尔就会把他们全部赶回田里或者锯木厂里。他已经教会了他七岁的女儿贝蒂驾驶拖拉机，虽然她还搬不动太沉重的袋装化肥，但他还是要求她自己往拖拉机上面装载种子。达默尔不仅督促别人干活卖力，自己下力气的时候也不含糊。以至于他的儿子哈罗德这一年决定离家参军。入伍之后他在家信当中写道，他的哥哥们是正确的——在军队里受训比起在家里干活轻松多了。

在夏天结束之前，柯蒂斯.海耶斯终于气馁了。他依然害怕进监狱，而且一天到晚的农活也严重挫伤了他从事民权工作的锐气。于是他返回了杰克逊。他前脚刚走，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的救援信就送到了哈蒂斯堡，信封里装着一张支票。沃特金斯等待这张支票已经很久了，不幸的是支票上的收款人姓名是海耶斯，因此他拿着支票也提不出钱来。正是这样的细节往往会让早期的选民顶级项目接连陷入好几个礼拜的停滞。照理说只要打一通电话让总部那边重新签发一张支票就行了，但是在实操层面上这样做却困难重重——既要克服预算障碍，又要平复通话双方的偏执情绪，最重要的是往往找不着非学委的领导层，因为初出茅庐的非学委领导层成员经常失陷在监狱里。

独自一人留在农场的沃特金斯逐渐了解到了达默尔家族的隐秘过往。这家人的血脉传承一直在种族界限与禁忌的分界线两侧来回徘徊，简直就像福克纳的小说情节一样。 弗农.达默尔的母亲名叫艾伦.凯利，出生在南北战争战后重建时期。她的父亲是一位白人种植园主，此人的种植园位于哈蒂斯堡以北，当地人称之为凯利定居地。老凯利毕生未曾娶妻生子，仅仅养育了四个浅肤色的黑白混血女儿。他对于这个黑白混血家庭的尊重程度远远超出了当时南方社会习俗所能接受的底限。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艾伦.凯利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家庭危机：她打算嫁给一位名叫乔治.达默尔的白人男性。乔治.达默尔是一位生于1871的私生子，父母分别是一位来去匆匆的德国移民与当地某白人妇女。随着南北战争之后的密西西比陷入混乱与贫困，他的母亲嫁给了一名前黑奴，并且给达默尔添了八个皮肤黝黑的弟弟妹妹。

乔治.达默尔是一位私生子，也是一位在黑人文化圈里长大的纯种白人。不过曾经的联邦种植园主凯利并不特别介意这位求婚者乱七八糟的身份，而是反感他缺乏高等教育。直到年轻的乔治.达默尔在杰克逊州立大学——密西西比州重建时期建立的黑人学院——完成了学业，他才正式认可了这门婚事。再然后他就将自己名下的一大部分财产赠与了这对新婚夫妇：四十英亩田地，一头母牛，两头小牛，以及一张羽毛床垫双人床。尽管很有几位白人表亲认为如此慷慨的赠礼只是一名老光棍在发神经而已，但是这项赠与行为还是得到了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凯利还会将另外几块田地赠与这对夫妇。

1908年12月——也就是林登.约翰逊出生于德克萨斯州丘陵地区的四个月之后——弗农.达默尔来到了人世，成为了达默尔家十二名子女当中的第八个，其中有六个儿子六个女儿。就算没什么意外情况，达默尔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为当地的务农富户。不过他的三个肤色特别浅的兄弟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血统，通过联姻打入了北方白人社会，其中一个人结婚时的职业身份还是牧师，于是来自家族内部的竞争就显著减小了。这三起联姻形成了一个跨越种族分界线的大家族，而且分界线两边的家族成员们并不全都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位于分界线另一边的亲戚。弗农.达默尔成年之后最棘手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知情的亲属们保持联系，同时又要不动声色地在下一代人当中抹杀这条危险的纽带。生命旅程当中的标志性大事——出生，婚姻，死亡——无不意味着最困难的决定：应该通知哪些远亲，如何避免不知情的亲戚们的好奇刺探。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最简单的家信只要必须越过肤色分界也意味着艰难与危险。在黑人这一边，父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是否承认特别浅肤色的孩子可能会越过肤色屏障。假如当真如此，那么向早已越过这道屏障的的亲属们寻求建议是否合适呢？这样做对于问答双方来说都足够安全吗？双方的情感又是否承受得了呢？

为了从根本上回避这个问题，弗农.达默尔在择偶的时候总会选择肤色越来越深的女性。他在大萧条时期养育了三个天生肤色很浅的儿子，长大后看起来很像他与他的父亲——换句话说他们的肤色就像密西西比州州长一样白。这段婚姻结束后他娶了一个肤色更深的女性，她在四十年代生了三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黑人的儿子。第二任妻子去世两年后，他于1952年与艾莉.达默尔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儿子丹尼斯和一个女儿贝蒂——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七岁小拖拉机手——这两个孩子同样一看就是非裔。在公开场合，达默尔学会了根据身边陪伴子女的不同而期待其他人的不同反应。在陌生人面前，只要艾莉不在身边，他就可以和年龄最大的几个孩子一起冒充白人家庭。假如艾丽和年幼的子女与他一起出门，那么他就要担任穿越肤色分界线的大使。在南方各州的高速公路上，他经常让家里人躲在路边车里不要出来，他本人则可以很容易从种族隔离餐厅的白人一侧买到质量显然更高的饭菜。不过有时候遇到他全家的白人陌生人也会认为达默尔是带着一群仆役出门的白人老板，还有些人会当面对他说“你手下这帮黑鬼如何如何”。

哈蒂斯堡地方不大，居民们大都彼此知根知底，这样一来肤色问题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捉摸了。大多数当地白人认为达默尔家的全体成员都是值得尊敬的黑人，因为他们家不仅家道兴旺，而且全家人都很讲礼貌。但是在较为隐秘的层面上，白人们往往更容易接受达默尔家的孩子们而不是弗农.达默尔本人。孩子们一看就是黑人，因此威胁性相对较小，而达默尔本人却经常“假装自己是白人”，因此招致了不少反感。很少有白人意识到，达默尔非但从未打算在他们面前假装白人，而且还一直在劳心费力地以黑人的身份留在密西西比州。他很清楚，一味争取白人的接受只会触发非理性的陷阱，到时候关于种族身份的各种弯弯绕都有可能会让他的打拼精神与物质财富转而与他作对。年轻的时候他曾打算购置一台拖拉机，当时他的父亲老乔治表示反对，理由则是老人家说了一辈子的格言：“长个头不能太快。”拖拉机明显超出了当地大多数白人农民的购买力，放在家里只能招人嫉恨。乔治.达默尔既有边疆拓荒者的坚韧精神，又有敏锐的种族意识，这两者共同形成了他的身份认同，直到他那具属于高加索人种的躯体在1949年回归泥土为止，长眠地点就在树荫苑浸信会教堂的墓地里（他的妻子艾伦.凯利.达默尔在1954年布朗案宣判之后不久去世并且也安葬在这里）。虽然在1962年遭到树荫苑教会的驱逐对于弗农.达默尔来说十分伤心，也让教堂墓地变成了别人的地盘，但是他还是找机会带领霍利斯.沃特金斯参拜了他父母的墓地。在父母坟前，他语重心长地向身边的后生传授了一条从自己父亲那里学来的人生经验：永远不要购买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新款汽车，以免招致白人们不必要的关注。

在整个夏天，沃特金斯一直试图打破老拉尔夫.威拉德牧师对于当地黑人教会的绝对控制。直到夏天结束他才终于发现了可乘之机：当地黑人信众当中有几位卫理会信徒坚持认为浸信会的牧师管不着他们。沃特金斯随即打蛇随棍上，强调他并不打算像威拉德牧师此前激烈指责的那样为协进会寻找开会地点，而只想找个地方谈一谈投票权问题而已。就这样他终于组织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会议，地点位于哈蒂斯堡市中心一座门脸很小的圣雅各CME教堂。还没开会之前当地的局势就已经很不消停了。某天晚上，弗农.达默尔接到一通电话后立刻带着儿子们来到屋外朝天鸣枪，借以震慑藏在夜幕下的袭击者。尽管沃特金斯一头雾水，但他们依然不肯告诉他电话内容，理由是他现在不需要分心。作为一个二十出头就要操持一场会议年轻人来说，眼下需要他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真到了开会当天，教堂里总共来了二十几个人。这么大的数字简直让沃特金斯喜出望外。为了表示欢迎，他告诉各位来宾，他和柯蒂斯.海耶斯曾经面向仅有一位听众的会场演唱过自由歌曲，也曾经走遍了哈蒂斯堡周边的偏远村庄。今天居然在市中心就有这么多人来开会，这一点本身就是极大的胜利。在教授自由歌曲的间隙，他与他们谈论了自从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以来的新希望，投票资格测试的具体机制，以及此前他如何护送两三个人的小团体进入了登记员瑟昂.莱德的办公室。每次莱德见到他都要问他究竟来法院干什么，“我每次都会反问他，”沃特金斯宣布， “‘我犯了什么法？’”在第一次集会上就抛出这种猛料可以说非常大胆了。在教授最后一首自由歌曲之前，弗农.达默尔站起身来表示大家都应当为了支持选民登记运动而表达些许心意，然后就发动了一轮现场捐款。最终的捐款金额大约能买两三令传单用纸。

圣雅各教堂的会议就此告一段落。下一步——提前做广告宣传的“公民身份”会议——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因为只要将传单撒出去，就再也无法将集会伪装成自发的祷告聚会了。最终，帕尔默路口镇的圣约翰卫理会教堂的牧师和女性董事会成员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帕尔默路口镇位于哈蒂斯堡的另一边，与达默尔家的农场遥遥相对。这次会议只有十几个人参加。唱完了自由歌曲、推荐过了自由书目之后，沃特金斯宣布他需要新的志愿者和他一起再次去会一会瑟昂.莱德。 “明天早上谁愿意跟我一起去法院？”他问道。会场沉默了很久，终于有一位游方布道途经本地的L.P.庞德牧师（L. P. Ponder）举起了手。

第二天当真跟着沃特金斯来到法院接受选民资格测试的人们除了庞德牧师之外还有四个。全体五个人都没能通过莱昂的检测。他们当中有两位校车司机，一位名叫魏莉阿婶婶的游方布道人，还有一位名叫维多利亚.格雷（Victoria Gray）的创业女性。格雷一直是一名教师，后来嫁给了一名军人。结婚之后她辞职在家却又不甘心做家庭主妇，于是就身穿一件粉白相间的销售制服干起了上门推销化妆品的买卖。凭借过人的业绩与坚持不懈的申请，她成为了美妆女王公司在南方的第一位特许经营者。她的兄弟与新任协进会分会会长J.C.芬尔利（J. C. Fairley）一起开了一家电视维修店。虽然维多利亚.格雷从未参加过协进会的工作，但平时也耳闻目睹了不少。在她的联络劝导之下，又有几家卫理会教堂表示愿意听听年轻的沃特金斯有什么话说。

1962年9月17日，多尔抵达哈蒂斯堡参加美国政府诉莱德案件的最新一场庭审。他没有时间去认识格雷或者其他一百来名受到传票作证的人们，而是直接进入了法庭。他的同事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匆忙将黑人与白人证人们轮流带到证人席上，多尔则根据速记笔记的提示向他们提问。如此凌乱的证人选择制度是民权司二十名律师采取的众多适应举措之一。关于种族暴行的投诉如同雪崩一般劈头盖脸，针对学校拒绝执行种族融合的诉讼如同冰川一般步步逼近，致使民权司律师们无不心力交瘁。目前他们已经将十几起投票权案件送上了法庭，还有超过四十起案件正在筹备阶段。在涉及投票权的问题上，联邦法律要求他们一个县一个县地打官司，每次都要像西西弗斯一样从山坡底部重新开始。负责审理莱德案件的联邦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Harold Cox）是一名铁杆种族隔离主义者，大笔一挥就莫名其妙地决定“不受理”控方起诉的大部分内容。为了绕过考克斯，多尔手下的律师们说服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重新审理本案，权当上一次他们的官司已经打输了，并且发布一份名为“有待上诉禁令”的法律文书。根据这款新近才发明出来的文书，莱德在上诉判决下达之前都要公平地为黑人进行选民登记。这并不是莱德接到的唯一一份法庭禁令，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坚决不让黑人通过投票资格测试。主审法官考克斯也没有因为莱德拒绝执行上诉法庭的判决而安排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官司打到这一步，巡回上诉法庭与联邦地区法庭之间就算还没彻底撕破脸皮也差不多了。在关于投票权问题的官司正式打响之前，第五巡回法庭的法官小组在考克斯的法院里传唤了莱德，以蔑视法庭的罪名针对他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审判。

多尔这次来到哈蒂斯堡的时候满心希望能有新的证人出庭作证，尽管在实际层面上要实现这一点可谓困难重重。此外他也做好了种族隔离主义势力还要进行进一步抵抗的思想准备。维多利亚.格雷就是他想要看到的新证人之一。格雷毕生以来都相信做事要随心而行，生活要随遇而安。自从她在圣约翰卫理会教堂里举起手来表示愿意前往法院参加选民资格测试之后，一连串稀奇古怪的后续事件就闯进了她的生活，比方说在整整三位级别仅仅比最高法院大法官低一级的法官面前解释自己加盟美妆女王公司之后取得的早期成功。面对这样的怪异时刻，她一直在用“随心而行、随遇而安”这八个字安抚着自己的神经。 她哥哥的商业伙伴J. C.芬尔利每天都到法院旁听庭审，每天都坐在达默尔夫妇身边。达默尔夫妇每次都会把小女儿贝蒂带来一起旁听庭审，因为他们相信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尽管法警严格禁止她在法庭里打瞌睡。

与莱德藐视法庭审判同步进行的另一起轰动性长跑案件是詹姆斯.梅瑞狄斯就读就读密西西比大学案件。密西西比大学的大多数校董都不愿意遵照第五巡回法庭的判决结果录取梅瑞狄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当中有一位塔利.雷德尔（Tally Riddell）。莱德案件审理的第三天晚上，正当校董们为了此事而无休止地开会争论时，不堪重负的雷德尔犯了心脏病。密西西比最大的报纸掀起了一场捍卫州主权的狂潮，刊登了许多题为《小心！共党将黑人当成颠覆工具》、《上千人准备为密西西比而战》之类的新闻。至少有三名密西西比州法官下令逮捕梅瑞狄斯，州立法机关也通过了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旨在让梅瑞狄斯沦为成为没有资格上大学的罪犯。三名正在审理莱德案件的法官赶紧从哈蒂斯堡转战到了新奥尔良，针对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内特涉及梅瑞狄斯案件的蔑视法庭行为举行了紧急听证会。在这场吸引了华盛顿全部注意力的大戏进行期间，多尔一直在替梅瑞狄斯发言。正当肯尼迪总统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和平解决方案的时候，密西西比大学爆发了通宵骚乱。白人学生与带着成箱冰啤酒的附近居民与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三名旁观者死亡，一百六十名名法警受伤——其中二十八人遭到了枪击。在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两万三千名士兵露天驻扎在校园里，为梅瑞狄斯充当保镖。有情报称白人学生正在分发樱桃炸弹，接到情报的士兵们随即端着刺刀搜查了大学宿舍楼。

密西西比大学遭受的创伤如此严重，以至于密西西比州黑人为了梅瑞狄斯入学而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都不敢太高调。黑人大学生们也并没有紧跟梅瑞狄斯的步伐一股脑地报考白人大学。另一方面，梅瑞狄斯取得的遍体鳞伤的成功也使得克莱德.肯纳德的持续苦境更加尖锐，特别是在哈蒂斯堡附近。在与弗农.达默尔以及梅德加.埃弗斯协商后，J.C.芬尔利自愿陪同肯纳德的母亲与《黑玉》杂志记者拉里.斯蒂尔（Larry Still）一起走进了帕奇曼监狱。一行三人向狱方提交的探监理由是要为肯纳德与母亲制作一张合影。斯蒂尔走进监狱的时候大大咧咧地拿着一台装着闪光灯的相机。他知道这部相机肯定会被狱方没收，不过这部相机的作用本来就是麻痹狱方的警惕性，因为他还在脚踝绑了一台袖珍相机。对于黑人来说，为了政治目的而渗透进入帕奇曼监狱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稍有不慎不但帮不到肯纳德，自己也会失陷在监狱里。他们有惊无险地拍下了肯纳德面色憔悴的照片，借此挑战了密西西比州的官方立场，即肯纳德的身体健康得很，不配保外就医。监狱当局只得将肯纳德押送到医院进行医学评估。这样一来巴奈特州长就陷入了两难，在种族政治全力开动的密西西比州，他不得不应对两项分别来自对立阵营的指控：白人们将会指责他居然被黑人批评家抓住了话柄，黑人们则将会指责他对待肯纳德的手段全然不讲人道主义。为了从困境中脱身，巴奈特厚颜无耻地宣称，就算肯纳德真的生病了，当初他本人在授权进行例行医院就诊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而言之，根据当地记者杰克逊.克拉伦-莱杰（Jackson Clarion-Ledger）的报道，“监狱医生认为该名黑人囚犯的身体状况并不像新闻报道所描绘的那样糟糕。”

回到达默尔家的农场，某天下午发生了一件让人们暂时没心思为肯纳德操心的意外：一头一岁小牛跑出了牛圈。对于农家来说牛犊有个三长两短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所有人都抛下了手里的其他活计赶来抓牛。折腾了一阵之后，经验丰富的达默尔不得不承认这头牛犊跑得太快太远，不可能抓回来了。正当他肉痛地计算损失的时候，毫无抓牛经验的霍利斯.沃特金斯却远远地跟着牛犊不管不顾地冲进了牧场里。其他几名雇工半心半意地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开玩笑说，就算沃特金斯确实长了一双飞毛腿，等他追上牛犊之后也照样无计可施，因为他的体重也就一百四十磅，牛犊的体重则至少是他的三倍。沃特金斯自然根本没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眼看牛犊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咬紧牙关猛冲几步抢到跟前，一胳膊勒住牛脖子，坠上全身的分量，硬生生将牛犊扳倒在了地上。达默尔领着儿子们赶上来之后照例将沃特金斯调侃了一通，但是调侃的语气却带上了些许不一样的意味。

当鲍勃.摩西把沃特金斯从哈蒂斯堡调离到近两百英里之外的北方三角洲地区接手同样严峻的选民登记项目时，沃特金斯与达默尔家的人们都有些依依不舍。沃特金斯借宿在达默尔家的九个月时间里，哈蒂斯堡总共只有七名新的黑人选民成功登记，有资格在1960年大选中投票的当地黑人就此增加到了十六名。不过尝试过选民登记的黑人则超过了五十人，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了联邦诉讼当中的可靠证人，例如维多利亚.格雷。黑人在法院遭受刁难的场景也吸引来了不少新闻摄像记者。整体而言，自从沃特金斯离开格林伍德来到哈蒂斯堡之后，后者的登记项目进度就超过了前者。

密西西比的种族关系在全国堪称垫底。此前民权工作者在这里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撤退。相比起来伯明翰和圣奥古斯丁的民权进程尽管同样充满挫折，但还是要比这里先进了不少——甚至堪称令人羡慕。一年前，鲍勃.摩西在密西西比州协进会地方分会负责人全体会议上寻求栖身之所，当时他在民权领域的全部资质就只有身边两个刚刚招来的新人与一套充满艰辛的个人事迹。摩西不是密西西比州本地人，也不是协进会成员。他是一名二十七岁的纽约客，拥有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他单枪匹马冒险来到美国西南地区，在麦库姆附近的木材产区展开了民权工作。他的身份是非暴力学生运动委员会的特派员，这个青年组织诞生于此前的多场静坐示威。摩西在当地的民权工作者心目当中简直就是奇迹的化身。为了护送潜在选民进行登记，他不止一次被逮捕，在法院里遭到暴徒的殴打，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阿米特郡治安官的堂兄痛殴。最后这次袭击刚刚结束，头破血流的摩西立即走进法院，针对治安官的堂兄提起了刑事指控并且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但是当地检察官却劝他赶紧逃命，陪审团随后作出了惯常的无罪判决，就好像当街暴打黑人是白人的天然权利一样。这条想当然的假设比起鲜血与恐怖更能震慑密西西比的黑人居民。

司法部高级官员约翰.多尔来到阿米特县，向摩西了解当地种族暴力行为的详细情况。上一次他来密西西比秘密考察的时候结识了协进会的当地负责人梅德加.埃弗斯以及弗农.达默尔（Vernon Dahmer）。那一回为了隐蔽行踪，他效仿当地农民的装束换上了卡其裤和胶皮靴，因为他很清楚当地的凶徒都能干出什么事来。多尔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他应邀继续在司法部留任，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率先开展了一套下基层找案子的民权诉讼模式，这使得他在华盛顿的律师行业里脱颖而出。多尔与摩西一起拜访了许多害怕参加选民登记会议的黑人农民。他们的恐惧源于看得见摸不着的农村生活现实——女佣和佃农们都听说了很多不祥的消息——有几个人特别担心密西西比州参议员、阿米特县的头号人物E.H.赫斯特最近打算逞凶，下手对象则是当地农民赫伯特.李，因为此人曾参加过摩西的选民注册会议。多尔承诺下一次来密西西比调研的时候要亲自开车前往李的农场了解情况。第二天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等待摩西的消息，结果却得知赫斯特刚刚一枪打死了李，行凶地点照例是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

正当摩西徒劳无功地敦促当地法院逮捕李谋杀案的嫌疑人时，在附近的麦库姆，一群年轻的仰慕者们因为静坐示威而入狱。一百多名受到激励的高中生随即自发组织了抗议游行。摩西与聚集在此的其他非学委领导人未能说服他们打消这个主意，于是决定陪同他们一起去。麦库姆的警察们将摩西与其他十七人——几乎是非学委的全部领导层从）示威队伍当中抓出来推向愤怒的围观人群，等到他们饱受了拳打脚踢之后才将他们押送到了密西西比州玉兰县监狱。一个多月后，哈利.贝拉方特将他们保释了出来。出狱之后摩西随即写信要求协进会县领导人资助他们再次发动一场突击，地点可以是除了暴力横行的麦库姆之外任何地方： “话说得客气一点，我们已经打湿了鞋，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在密西西比州进行选民登记活动的正确方式了。”

许多协进会官员对于摩西则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摩西只是一个年轻且难以捉摸的业余人士——他曾在日本旅休期间研究过禅宗佛教——在实务层面的表现只能算是乏善可陈：他在密西西比折腾了这么久，可是黑人选民的数量却没有增加一个，一名协进会成员暴尸街头，他自己与非学委的学生们遭受了不必要的殴打，协进会的成年人接到了诉讼账单，许多学生则被驱逐出了学校。身为协进会当地负责人的梅德加.埃弗斯一直在严厉批评非学委进入密西西比州的做法，协进会总部办公室也通过传阅文件紧急警告了民权组织之间相互竞争这一“长期问题”。摩西之所以没有被赶出密西西比，仅仅是因为顽固且务实的弗农.达默尔为他提供了落脚点。达默尔的朋友克莱德.肯纳德不久前被地方当局构陷入狱，并且丧失了读大学的资格，因此愤愤不平的达默尔很希望给摩西帮忙。

在1961年末的一次协进会宴会上——当时摩西还在麦库姆——梅德加.埃弗斯汇报了肯纳德案件的情况，说着说着他就情绪崩溃了。克莱德.肯纳德曾经是一名伞兵，在德国与朝鲜都服役过。去年因为母亲患病，他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大学，回到家里经营他在哈蒂斯堡郊外为母亲购买的农场。但他并不想因此而放弃学业，于是就小心翼翼地申请进入南密西西比州大学——该地区唯一的大学——从而将学位拿到手。诚然，肯纳德的性格十分高尚正直，他的家庭情况也确实很困难。但是这两点都不足以让他成为第一个公开进入密西西比州白人大学的黑人。灾难很快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一天早晨有人在他家谷仓里发现了五袋被盗的鸡饲料，他随即遭到了逮捕。尽管只有一名证人不甚可靠地指控肯纳德策划了这场既无意义又不合时宜的抢劫——在埃弗斯看来他显然遭到了构陷——但是肯纳德还是遭受了七年苦役徒刑的重罪判决。根据法律，重刑犯人就算出狱之后也仍然没有资格在任何州立大学就读。

不幸的是，肯纳德恐怕活不到出狱那一天了，因为他已经被确诊患上了直肠癌。说到这里，埃弗斯再次流下了眼泪，痛斥自己软弱无能。埃弗斯向来是个少言寡语一板一眼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就算他妻子也要称呼他“埃弗斯先生”。自1955年艾米特.提尔私刑案件以来，他每每遇到这种事都会板着脸孔硬撑过去。但是这一次他实在绷不住了。他不停地告诉人们仇恨与厄运怎样摧残了这个朴实无华的人，并且认为肯纳德在正反两方面都比自己更强——在参军的时候比自己更守纪律且贡献更大，平时为人也比自己更热情且更宽宏大量。说到这里他第三次哭了出来。 “没关系，孩子，”台下的一名女性喊道。 “我们也跟你一样难受。”

膀大腰圆的五十三岁农民弗农.达默尔同样很熟悉肯纳德。两家人的农场相隔只有几里地。自从肯纳德进了监狱之后，达默尔的儿子每天早上都要去肯纳德家的鸡舍里收集鸡蛋拿去卖钱，然后将钱交给肯纳德的老母亲。近几年达默尔还招募了肯纳德来管理协进会福瑞斯县地方分会的青年委员会。现在达默尔操心的是更实际且更紧迫的问题：要是没有肯纳德的日常操持，他家的农场与鸡就必须出售，到时候他的母亲不仅要寄人篱下，而且就连鸡蛋钱都拿不到了。

达默尔告诉协进会哈蒂斯堡分会，他决心通过一次特别的选民登记会议来纪念肯纳德的牺牲。他自告奋勇地提出，协进会可以将自己所在的树荫苑浸信会教堂当成集会地点。但是公众们并不敢围绕这个话题进行公共集会。目前县政府的选民注册员名叫瑟昂.莱德（Theron Lynd），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戴着厚厚的角质眼镜，体重超过三百磅。自1959年上任以来——这一年临近的白杨镇发生了马克.查尔斯.帕克（Mack Charles Parker）私刑案件——还没有一名黑人在他手下注册成功。福瑞斯县共有八千名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但是当真有权投票的却不到一百个。此外全县上下的黑人教会或俱乐部都被吓破了胆，多年来从不敢向敞开大门让出场地。达默尔失去了他的银行信用和所有保险，全凭在当地黑人当中独一无二的独立财务实力才得以幸存。奄奄一息的协进会当地分会眼下就只剩下了一名秘书以及寥寥几位在达默尔家客厅里秘密集会的老人。

尽管如此，达默尔依然在周日的教会礼拜现场站起身来主张树荫苑教会理应为了肯纳德承担些许风险，因为联邦政府的有关人员正在起诉莱德，利用国家权力为黑人投票权撑腰。 每个人都知道司法部的律师不止一次地访问了达默尔家的农场，旨在确定潜在证人的身份——包括符合选民资质但未能获准注册的黑人的名字，以及不符合选民资质乃至不认字却依然经常投票的白人的名字。 达默尔告诉大家，即使申请注册遭到拒绝的黑人也能以证人的身份支持黑人选举权事业。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想享受公民权，首先他们自己总得摆出公民的样子来。

达默尔的演讲简洁有力，身为教会受托人的他他教会里面也享有相当的尊重，此外他还是教会当中捐款数量最多的会众，因此其他人一开始都觉得他言之有理。但是教会牧师、福瑞斯县黑人布道人的总教长老拉尔夫.威拉德（Ralph Willard, Sr.）却不敢苟同。他在布道坛上义正辞严地宣称上帝的房舍与政治无关，并且着力提醒会众们不要忘了罪的工价是什么。接下来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动议：将达默尔本人、他的三名最亲密支持者以及这四个人的所有直系亲属都从树荫苑教会驱逐出去。教会内部随即进行了一场以喊声与呻吟声标明立场的记名投票，结果显示威拉德牧师的意见占了上风。达默尔就这样悲哀地离开了自己参与了大半辈子的教会，这座教堂的用地还是他们家捐赠的。长久以来黑人只有在教会内部才能够自由行使投票权。为了获取参与公共选举的资格，达默尔和他的支持者却丢掉了他们唯一享有过的投票权利。

树荫苑教会的分裂与非学委的年轻囚徒们从玉兰县获得保释这两件事前后相隔只有几天，树荫苑教会所在的哈蒂斯堡县就在玉兰县以西六十多英里。1962年春天摩西在协进会地方负责人会议上请求资助的时候，达默尔对他身边的两个小跟班霍利斯.沃特金斯与柯蒂斯.海耶斯产生了兴趣。两人都是普通的黑人青少年——无业、辍学、随时可能惹出麻烦。但是现在他们的精神状态却焕然一新，简直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沃特金斯出身于一户佃农家庭，是家里第十个活到长成的孩子。有一天他听说马丁.路德.金来到了麦库姆，于是就壮着胆子来到传言当中金所在的房间门口打探，结果却看到了摩西。出于好奇，他与摩西长谈了一番，摩西趁机为他上了一堂关于投票权、非暴力运动以及全球自由斗争大趋势的速成课。沃特金斯从此成为了一名民权工作者。第一次离开家里的农场准备遭受逮捕的时候，沃特金斯告诉父母他打算去朋友家里过夜以免父母感到生气或者丢人。但是被关进牢房之后他才听说父亲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在教会里大声赞扬了他的勇气。在玉兰县的监狱里，沃特金斯与他的朋友柯蒂斯.海耶斯迅速成长了起来，几代人的经历与体会在短短六个月时间里全都作用在了他们身上。鉴于摩西在麦库姆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两人决定前往新地点重新来过。

闻听此言，达默尔也打定了注意。“这俩小子我都要，”他告诉摩西，“你把他们派到哈蒂斯堡来吧。”

与此同时，摩西与纳什维尔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黛安.纳什、伯纳德.拉法耶特以及詹姆斯.贝弗尔——结成了联盟。结盟双方都很谨慎，结盟的理由则是双方都需要恢复元气。在五十年代后期，朝鲜战争时期的和平主义者、曾经前往印度学习甘地经验的詹姆斯.劳森在纳什维尔开设了一系列实验性质的非暴力研讨会。从那以后纳什维尔的学生们就成为了一支非暴力突击队，多次参与了静坐示威，并且成为了非学委成立初期的传奇人物。1961年5月，最早一批自由乘车者在伯明翰遭到了血腥袭击，以至于就连弗雷德.夏特沃斯都劝他们鸣金收兵。此时全靠黛安.纳什在纳什维尔掀起了全新的抗议活动，在整个夏天亲自将一队又一队志愿者络绎不绝地送进密西西比州的帕奇曼监狱，这才维持住了自由乘车运动的势头。

当最后一批大约三百名自由乘车者获得释放后，纳什维尔三人组留在了密西西比州进行跟进工作。他们惊讶地观察到当地黑人纷纷回避了自由乘车运动，眼看着新来的自由乘车者被警察拖向监狱，却依然乖乖地走进有色人种候车室。于是纳什和她的两个朋友将马丁.路德.金请到杰克逊参加集会，并在街头到处招募新兵。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组织了最早反种族隔离大规模示威活动，然后州政府十分精明地起诉纳什和贝维尔怂恿未成年人犯罪，两人各自被判处了两年徒刑。就像摩西一样，他们也在恶劣的环境里寻求着全新的开始。

在转型过程中，这三位纳什维尔的学生产生了惯常的抱负，想要成为民权运动的职业活动家。这样的身份认同不仅飘忽不定，而且扩展性极强。拉法耶特是三人当中学者气质最足的一个——身材瘦削，带有一点亚洲血统，以至于在民权阵营里落了个“小甘地”的绰号。拉斐特认为自己是一个精神领域的探险家。在帕奇曼监狱度过了四十天之后，他在州首府杰克逊的街道上来回巡游，只要看见无所事事的年轻黑人就赶上前去骤然发问道：“你想去市中心和白人斗一斗吗？”他希望每五十个人中至少能有两三个人对非暴力运动产生兴趣。

他的搭档詹姆斯.贝弗尔多少要比他更传统一些。贝弗尔出生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伊塔本纳村，平时的穿着做派看上去像是个巡回布道人。全身上下只有领口佩戴着纯白色的教士假领，此外从衬衣到马甲再到脚上蹬的史黛西.亚当斯牌高帮皮鞋——他曾戏称这款皮鞋是“布道人专用鞋”——全是纯黑色。他的头上总是戴着圆顶小帽，借以纪念耶稣与其他犹太教先知。贝弗尔的布道风格宛如充满能量和想象力的火箭那样一飞冲天。在监狱里，狱友们纷纷传言说他经常一个人嘀嘀咕咕地与上帝商量怎样才能“将魔鬼从这些白人身上驱走”。许多年轻同事都认为他的狂热做派有时简直近乎耍流氓——有一次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他想也不想就询问牧师，对方的妻子有没有长得特别漂亮的姐妹可以给他介绍一下。但是贝弗尔丝毫不介意这些认为他精神不太稳定的背后嘀咕。他相信黑人首先必须陷入疯狂，然后才能在白人社会的霸权面前梦想自由。对他来说，民权运动的长期任务就是区分创造性的积极主动与自毁性的精神错乱。

当然，运动阵营里也有更加循规蹈矩的人，贝弗尔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个惹祸精。黛安.纳什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她是芝加哥人，从小在圣餐姐妹会里受到了天主教的熏陶，一度还打算成为一名修女。自从非学委在纳什维尔开张以来，她一直在抱怨贝弗尔空有一身才能却到处浪费。纳什曾经是一位选美小姐。她的肤色很浅，以至于在午餐柜台静坐示威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渗透到愤怒的旁观白人当中。学生们无不将她视作只可远观不可亲近的纯粹领导人，她的名字就是学生运动的代名词。可是就在1961年底，纳什居然接受了贝弗尔的求婚。密西西比各地黑人大学的学生们陆续听说这条猪拱白菜的噩耗之后无不目瞪口呆。更糟糕的是，纳什似乎当真被那个疯疯癫癫的贝弗尔迷住了，把心思都放在了他身上。密西西比州的天主教机构同样被这场婚约吓得不轻。谁也没想到，一位忠实且不声不响地在白人教区参加了这么多年弥撒的年轻女性居然是自由乘车运动的煽动者以及一位重罪犯。神父们支支吾吾地告诉纳什，不是他们不想为纳什举办天主教婚礼，实在是因为她的未婚夫是一位“热切”的新教徒。哪怕他的宗教热情再收敛一点，神父们也不至于这么为难。

在伯纳德.拉法耶特的陪伴下，这对新婚夫妇首先让鲍勃.摩西借住在夫妇二人位于杰克逊的婚房里，然后又拜托四个人在三角洲的共同导师阿姆齐.穆尔收留了他。这四位年轻人的性格差异悬殊，平时坐在一起经常陷入冷场。摩西经常引用阿尔伯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平时不爱出风头，更喜欢将自己当成一名教师，认为自己的作用就是点燃学生心中对于投票权利的热情并且维护着这份热情自行延续下去。相比之下，纳什维尔的三名学生则宣扬对抗性质的基督教精神，将政治视为腐败的化身，并试图证明非暴力示威的奇观能够及大地同时影响到受害者与压迫者。摩西认为他们三个过于渴望牺牲，以至于陷入了自以为是的心态当中。假如不能让广大黑人成为稳定的票源，对抗斗争的场面再大也只是水过地皮湿而已。纳什维尔三人组则认为认为摩西身上的知识分子习气太重，没法与密西西比州的农民打成一片，而且对担任领导的各种后果太过纠结。身为哲学家和道德主义者的摩西素来反对领导阶层统御一般人的做法，哪怕是为了民主事业也不行。但是他同时又怀疑自己的反领导理念或许只是推卸自身责任的托词而已。严酷的现实为他的自我逼问抹上了越发冷峻的色彩：他与杀死赫伯特.李的凶手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同谋呢？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语气既缥缈又认命，同时还带有鲜明的骑士气质。 “狩猎之后必然紧跟着杀戮，”摩西在亚特兰大的非学委办公室写道。 “如果我们都死了，我想要火化，并且将骨灰装进围绕太阳运行的卫星里面……”

不过在实操层面上，四个人终究还是达成了妥协。贝弗尔说服摩西在杰克逊组织了国会议员初选竞选，他本人则在三角洲经营另一场竞选。这还是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黑人第一次在密西西比州参与国会竞选。同样在这个春天，黛安.纳什怀上了第一胎。在怀孕期间，纳什一直在翻来覆去地琢磨詹姆斯.劳森的非暴力运动戒律之一：压迫需要受压迫者的参与才能成立。在她看来，自己目前背负的重罪指控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这样的罪名而提起上诉正是参与压迫的表现，只能让密西西比州自欺欺人地以为正义得到了伸张。因此她决定撤回上诉，将这两年徒刑扛下来。1962年4月30日的保释撤销听证会上，纳什拒绝坐在法庭的有色人种区，罗素.B.摩尔法官随即以蔑视法庭罪判处她十天拘禁。接下来为她担任律师的贝弗尔向法庭发表了演讲，纳什本人也宣读了一份堪称惊世骇俗的声明，向人们解释了她为什么选择在监狱里分娩。“这将是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婴儿，”她在被带到海恩兹县监狱之前宣布，“因此无论他出生在哪里都等同于在监狱里出生……为了做出这项决定，我已经检视了我的灵魂，也通过祈祷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的结论是，从长远来看这将是我能为这个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

几天后，摩尔法官叫来了贝弗尔。他坚持认为贝弗尔目前的首要任务——无论是作为纳什的律师与丈夫，她腹中胎儿的准父亲，还是一名普通公民——就是保护纳什不至于进监狱，而不是主动把她往监狱里送。 “我说孩子，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疯了？”摩尔法官沮丧地问道。

“摩尔法官，您不懂基督教，”贝弗尔回答道。 “所有早期的基督徒都进过监狱。”

“也许是这样，”法官答道， “但他们并不全都是二十一岁的孕妇啊！”

双方陷入了奇怪的僵局。贝弗尔反复向摩尔法官保证，不仅他自己不打算为纳什争取上诉，而且纳什还将会拒绝任何一位试图为她重新上诉的法庭指定律师。实在忍不下去的摩尔法官最终认定这项两年有期徒刑判决本身从一开始就不靠谱，于是就不声不响地将纳什释放了。

经历了这次考验之后，纳什开始陆续收到来自北方各地的演讲邀请函。教堂团体和黑人记者的读者们纷纷前来倾听这位年轻女士有什么话说，听一听她如何与一位密西西比法官当面顶牛，倒要看看对方敢不敢当真让她在监狱里分娩。伯纳德.拉法耶特在这一年夏天一直搭乘长途车东奔西走，到处参加筹款活动。到了8月份，他原本打算安排将纳什去底特律出席一系列当地集会，但是此时纳什的肚子已经挺得老大了。于是他找来一件特大号雨衣给纳什穿上，挡住了她的腹部，这才在没有医生许可的情况下将她偷偷送上了飞往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航班。此时马丁.路德.金正在当地努力挽救一场陷入颓势的反种族隔离运动。

贝弗尔已经先行一步赶过去了，他在当地极力劝说数量不断减少的志愿者们打起精神继续战斗。另一方面，奥尔巴尼市政当局通过切身教训学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摩尔法官之前领教过的经验：将金关进监狱实在是杀敌三百自损一千的错招，对于金以及他的政治路线的打击远远赶不上他们自己受到的打击。于是他们先后两次将金从监狱里轰了出去——第一次靠得是彻头彻尾的诡计，第二次靠得是伪装的法令。但是他们同时并不介意将成百上千的当地黑人关押起来。随着痛苦与经济损失的不断累积迫使奥尔巴尼运动走向失败，国王的新助手之一安德鲁.扬）拼命试图说服纳什出面领导一场入狱游行，哪怕她的预产期就要到来。

当金被迫从奥尔巴尼撤退时，贝弗尔与纳什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女儿穿过阿拉巴马州回到了密西西比三角洲的阿姆齐.穆尔家里。鲍勃.摩西此时正在格林伍德县再次发动选民登记，这次他使用的名号是一个名叫联合组织委员会的新建安慰剂组织，将其作为小额基金会拨款的渠道。就像1955年公交抵制运动时期的蒙改联以及其后成立的若干个伞状组织一样，联组委的成立也为各个民权团体提供了暂时休战一致对外的契机。此外这个新名称还能缓冲来自白人的反对，因为这个新组织暂时还不像协进会那样恶名昭著。那些不敢向协进会敞开大门的牧师可能会在劝诱之下主持一场联组委研讨会。

贝弗尔赶回三角洲地区之后不久，在8月27日星期一，刚刚成立的联组委就在鲁韦尔村的威廉姆斯浸信会教堂里举行了一场教堂集会。贝弗尔在集会现场宣讲了马太福音16：3，“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他努力帮助贫穷佃农们摆脱个人的恐惧，让他们意识到看似强横无比的密西西比种族隔离主义者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那么大的优势。种族隔离主义者们无非就像在这段文本当中遭到耶稣谴责的伪君子那样有眼无珠，看不清时代大势。圣经中的伪君子们整天夜观天象，对于人心所向却两眼一抹黑。种族隔离主义者可以将人类送进太空，但却看不到自由大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在美国，自由意味着选票。在向日葵县，近四分之三的潜在选民是未登记的黑人。哪怕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走进印第安人法院大楼，也能极大地减轻弥漫在当地的卑鄙、仇恨与痛苦。

许多人都举起手来响应贝弗尔的号召，其中有一位范妮.路.哈默（Fannie Lou Hamer），她是一户佃农人家的第二十个孩子，时年四十一岁，身材矮小粗壮，走路时有些跛脚，除了圣经之外没看过别的书。此前贝弗尔的名声在就在种植园地区传扬了开来，因此哈默打算亲眼见识一下这个奇怪的密西西比布道人究竟是否名副其实。贝弗尔成功地点燃了她心中的热情，让她成为了星期五参加集体选民注册的十八名志愿者之一。这次活动将会成为在当地口口相传的热门新闻。依然由摩西带队的志愿者队伍这次在法院里并没有遭到暴力袭击，但公路巡警队在摩西返回鲁维尔的途中再次逮捕了他。那天晚上，马洛种植园的老板将哈默夫妇从他们住了十八年的小屋中赶了出去。他告诉哈默夫妇这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他很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投票——但是哈默的行为已经在周边地区造成了太多不利于他的谣传。哈默在接下来的一次登记集会上表明了自己无家可归的难民身份。恶劣的氛围扼杀了当地白人对她的任何同情，福利办公室的职员甚至不允许她申请领受紧急剩余食品。黛安.纳什立刻代表她向华盛顿去信，提醒农业部长如此对待哈默是犯法的行为，而且向日葵县收到的几乎所有公共救济资金都依赖于同一套法律，这才为哈默解了燃眉之急。新的三角洲项目几乎没有产生新的选民，但是报复黑人恣意妄为的势力却在接二连三地扩充人手。

对于克拉伦斯.琼斯来说，从鲍威尔案件庭审现场到伯明翰监狱之间的物理距离并不很远，但是情感距离却相差了千万里。4月5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宣布了以斯贴.詹姆斯的胜利，又在十六版报道称，“种族融合势头减缓/静坐示威未能收到实效——金博士率先垂范。”按照伯明翰抗议运动的时间表，4月4日原本是抗议势头的最高峰，将会有上百人投向监狱，但是实际上却只有四名纠察员入狱。为了抵挡抗议势头崩溃，弗雷德.夏特沃斯在4月6日主动被捕，金还亲自出面劝说包括他弟弟在内的其他三位布道人与夏特沃斯同去。1956年，夏特沃斯的住宅曾经遭到过炸弹袭击，那一次他本人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从那以后他就坚信上帝对他自有安排，并且成为了民权阵营的一员猛将。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反复遭到逮捕与定罪，留下了一套层次繁多的厚实案底。最高法院下一次开庭的时候就会审阅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期间夏特沃斯遭受的荒谬指控（召集白人暴徒闹事）以及他在苏利文诽谤案中的民事责任认定。尽管夏特沃斯此前被迫离开了伯明翰，但是他却将自己的离场当成了武器。搬到辛辛那提的之后他依然经常回访伯明翰，当伯明翰四百多名黑人布道人当中有四分之三投票反对在他们的城市里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暴力抗议大决战时，也是夏特沃斯出面向金保证，只有他才能阻止伯明翰黑人布道人群体的溃逃。

这一次夏特沃斯出狱之后没过六天就再次返回了监狱。在此期间伯明翰的局势宛如漩涡一般动荡——失业、法庭听证会、禁令、自由歌曲、布道、关于政治策略与监狱虐待的谣言全都搅在了一起。根据克拉伦斯.琼斯在纽约听到的消息，金在1月份制定的萨凡纳计划如今惨遭重创一蹶不振，以至于原本一直身居幕后的抗议活动总协调人怀亚特.沃克都觉得自己有必要亲自投入监狱与夏特沃斯作伴。4月12日耶稣受难日，抗议活动指挥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术争论，这场争论之后拉尔夫.阿博纳西也投入了监狱。争论现场气氛极其恶劣，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致使马丁.路德.金实在无法用言语传达自己也要亲自入狱的决定，于是干脆一言不发地换上了牛仔布质地的入狱服装。尽管他的父亲心焦难耐地反对他的做法，金依然决定要“本着信仰采取行动”。对于琼斯来说，金的被捕意味着过去一个月以来的狂热全都塞进了眼下这个周末。无数紧急请愿摆在联邦政府面前，司法部长亲自出面拉网搜集保释金，琼斯则单枪匹马乘飞机闯进了种族隔离南方的心腹地区。

独自一人走进监狱之后，琼斯在充满敌意的看守面前摆足了专业人士的架子。但是身处敌营的他依然难免紧张，因此一见到金之后就立刻拿出了一张内容繁多的紧急事宜处理清单。可他没想到金对于这些具体事务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而是将讨论转向了形而上的方向：“我写了封公开信，你得帮我带出。”说着话金鬼鬼祟祟地从铁栏之间递出来一份报纸——因为监狱规章不允许单独关押的囚犯保留任何个人物品——这是上次探监的时候有人给他偷运进来的《伯明翰新闻报》，报纸边缘的每一寸空白处都写满了蝇头小字。这是一封充满激情的回信，所要回应的则是这份报纸上的一则次要新闻：《白人神职人员敦促当地黑人退出示威》。在阿拉巴马州圣公会主教C.C.J.卡彭特的领导下，一个由八名基督教领袖组成的跨教派团体——八个人历来全都反对种族隔离，其中态度最温和的人对于种族隔离也持批评态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金的伯明翰示威运动“既不明智也不合时宜。”这八个人正是有机会就会出席芝加哥种族与宗教会议的那一类神职人员，但在危机期间他们却认为最谨慎的做法是面向金的基本盘直接发言，反而将金本人晾在一边，仅仅含糊地将他当成某种刺激因素。

琼斯并不认为这八位教士的言论多么重要。一开始他还以为金无非是陷入了一场只有神学家才会关心的语义学混战，又或者只是想找点分心的事情来舒缓蹲监狱的紧张压力。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金不惜耗费宝贵的探视时间要求琼斯偷偷带给他更多的白纸，并且详细指示了已经捎带出去的公开信稿件的段落排序，与此同时却毫不关心更迫切的抗议运动实务问题。这一切使得琼斯不禁担心金的精神是否不太稳定。此外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可能：这封写不完的公开信兴许是金预感到伯明翰运动的失败结局之后提前唱响的挽歌。

在金本人看来，写这封信的部分缘由在于宣泄情绪，因为“忍耐之杯已经干涸了。”与1月份的芝加哥大会发言相比，他在这封信中的口吻更加无所顾忌，声若惊雷地抨击了一切“本着家长作风想当然地相信自己有权为其他人争取自由的进程设置时间表的人”，还声色俱厉地痛斥了既想行善又想保持体面的惰性心态：“心怀善意之人的浅薄理解比起心怀恶意之人的绝对误解更令人难受。”他一连换了好几种口吻来与八位伯明翰神职人员沟通——时而乞求，时而责骂，时而辩解，刚才还在采用耳鬓厮磨的绵软语调，一转脸又冷冰冰地将他们当成了值得共商大计的专业人士。他向对方尽情泼洒着无辜受难的苦楚，其中既包括圣保罗殉教与苏格拉底赴死这样的宏大叙事，也包括他自己的小女儿得知有色人种的孩子们不能进入游乐园时流下的泪水。他大量引用了马丁.布伯、圣奥古斯丁、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及其他人的言论，他的关注焦点有时会完全脱离伯明翰的同工们，转而投向他自己的内心，指向了他不得不亲身入狱的核心理由。

金将世俗信仰与宗教信仰搭配在一起充当了希望的源泉：“我们必将赢得自由，因为自由正是我国的神圣遗产，我们渴求自由的呼声则体现了上帝的永恒意志。”他在公开信中至少五次用不同笔法提到了“宪法与上帝赋予的权利”这套短语，将这两者当成了自己的世界观的两大支柱。将民主价值观视为神意体现的理念可以说是典型的美国人思路。但是金自己与绝望的斗争却将这一信念推回到了最早的一神论先知时期。这些先知们早在柏拉图之前几百年就向人类社会引入了一位要求君主与庶民遵守同一套道德法则的神祇，并且认定国家暴力的强制权威是邪恶的体现。早在民主社会的普选权原则出现之前上千年，这些人就提出了灵魂一概平等的理念，为前者的最终问世打下了基础。

金将基于灵魂平等的正义理念当成了他本人的宗教与政治立场的关键核心。这种做法似乎既疯狂又高贵，胜算近乎为零，而且洋溢着赤裸裸的人性。在公开信当中他声称这种做法是大胆的“极端举措”。他赞颂了一系列名垂青史的极端分子并且将他们按照事迹两两配对，彻底拒绝仇恨的耶稣搭配了主张人人生来平等的杰斐逊，歌颂公义如江河滔滔的阿摩司搭配了粉身碎骨也要将民主承诺进行到底的林肯：“这个国家不可能以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人的状态长期生存下去。”他警告听众们不要一心以为民权运动多么出格，却忽视了新近崛起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利亚.穆罕默德领导的穆斯林运动”。 金确凿无疑地指出，穆斯林不仅拒绝基督教与白人，还否定了民主价值观，因为他们已经“对美国失去了信心。”以利亚.穆罕默德在美国既不曾指望民主为自己造福也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一丁点民主的迹象，因此他领导的伊斯兰国度也不支持民主。实际上，金提供了两条交汇在一处的路径来理解他为什么要主动投入伯明翰的监狱，表述这两条路径的关键词都是正义。如果宇宙的本性确实倾向于正义，并且人们能够证明宇宙是友好的，那么屠宰场一般的邪恶在历史进程当中的缓慢败退不仅能够有力地证明宇宙的幕后存在一位良善的设计师，而且还能证明人性与民主存在天然纽带。按照金的惯常笔法，他并没有给出证明这一切的证据，只能以自己的行为来充当见证。

很多美国人都已经厌倦了假大空式的政治口号和竞选演讲。对于这部分美国人来说，将单调枯燥的民主制度运作机制与对于上帝的信仰相提并论不仅十分别扭，甚至还有些亵渎。但是从奴隶的历史视角来看，民主与信仰都是上帝赐予的奇迹。在南北战争期间，参战双方都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与南方势力相比，林肯的区别在于他致力于维护民主的直觉。身陷囹圄的金毫不犹豫地面向伯明翰神职人员强调了宗教信仰的政治意味，并且毫不顾及种族差异，在迫害者面前扮演起了救赎先知的形象。他在信件结尾这样总结道：“总有一天南方将会知道，这些被剥夺遗产的上帝子女在午餐柜台边上坐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在为了美国梦的精华以及犹太-基督教文化遗产当中最神圣的价值观而奋斗，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回归到民主的伟大深井旁边……”

监狱之外的工作人员将这封长达二十页的信件工整地打印了出来，然后就通过人手或者邮寄的方式广泛散发了出去。怀亚特.沃克在信件的注释栏里尽可能地补充了关于伯明翰入狱游行的详细情况以及金目前的个人细节，例如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遭受单独关押与全天候监视，被剥夺了一切个人用品，更不能查阅参考资料。但是他的请愿并没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收到这封信的八个地址全都没有回应。只有一家贵格教期刊表现出了发表这封信的兴趣。新闻记者们都觉得这封信不过是一份内容充实的布道稿件而已，讲得都是金惯用的主题，因此并没有报道价值。

不到三年之前，记者们惊讶地意识到约翰.肯尼迪之所以能够赢得1960年总统选举，制胜因素之一很可能在于他小小地干预了一下金在佐治亚州遭受监禁的情况。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大肆宣传这一点，现在全国主要新闻媒体更是着力强调非党派政治才是种族关系进步的关键——批评金的教士们也采用了同一套口吻。《时代周刊》与《纽约时报》都指责金在伯明翰“煽动紧张气氛”，致使“当地的紧张气氛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增长。”4月24日，非暴力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们围住了伯明翰街头的每一架电视摄像机，不顾一切地想要向全国各地争取支持。同样在这一天，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例如核试验以及与古巴开战之类的宏大话题。没有哪位记者问及伯明翰的入狱游行、过去八天金在监狱里的情况或者金的公开信。

此时怀亚特.沃克正在准备撤退路线。他向司法部长助理伯克.马歇尔暗示说伯明翰运动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将斗争方向转向对抗性较弱的投票权方面，肯尼迪政府的官员们历来更看好这条战线。关于金的审判与定罪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副版。与此同时，琼斯以及律师团队在最高法院那边除了要应对苏利文案件与鲍威尔案件之外还有第三起同样堪称里程碑的官司需要打赢，这场官司的争论焦点在于明显违背宪法的法院禁制令是否依然必须得到遵守，直到上级法院将其取消为止。在1967年末之前，历史机遇将会向金敞开大门，随即又紧紧关闭。最高法院关于伯明翰市政府诉沃克一案的裁决将会把一位全球知名的公开信作者送回伯明翰监狱。

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在鲍威尔案件审判之前先研究一下苏利文案件。两起案件的案情都十分敏感，判决结果也都远远不仅只会影响到案件当事人，因此两起案件原本的种族背景几乎都被抹掉了。但是两起案件的公共形象却急剧分化。鲍威尔原本打算抨击犯罪、腐败与内城社会的败落，最终却陷入了一场不合时宜的争吵。在外人看来，一位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毫无理由地侮辱了一个穷困卑微的老年寡妇。在《纽约时报》笔下，以斯贴.詹姆斯是一位“六十六岁的居民，生活来源是帮佣的收入以及曾为铁路工作的已故丈夫的养老金。”相比之下，苏利文案件一开始只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协同发动的报复行为，最终却上升到了纯粹的法律理论层面，成为了二十世纪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最重要案例。

金的律师团成员——其中除了克拉伦斯.琼斯之外还有新近加入团队的犹太裔金融司法专家哈里.瓦赫特尔——一致同意要尽量淡化苏利文案件的种族背景。鉴于阿拉巴马州政府惩罚黑人抗议的意图如此昭然若揭，假如金的团队将辩护中点放在种族问题上，那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做出的任何有利于他们这边的裁决都是在抨击阿拉巴马州法院以及基层执法人员品德有亏。另外十几个与阿拉巴马州或多或少立场一致的南方各州也会站到最高法院的对立面上。 从战略现实主义出发，金的团队必须小心诠释这场冲突的本质，不能让最高法院与任何种族问题扯上关系。此外他们也很乐意看到《纽约时报》成为吸引火力的连带被告，尽管这家报社卷入诉讼完全是个商业意外。（涉案广告文本并非出自新闻记者之手，没有得到任何一名记者的批准，文本送达《纽约时代》广告部门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哪个记者见过。）讽刺的是，报社的疏忽大意反迫使具体案情细节退居次位，并且将苏利文案件包装成为了针对美国主流新闻刊物的打压以及对于国家级公民辩论的普遍威胁。金的首席顾问斯坦利.莱维森尤其看好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民权运动目前特别需要工会、宗教团体、新闻机构以及大型公司的援助，而苏利文案件恰好促使这些团体与民权阵营结成了紧急同盟，因为这些团体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遭到狭隘政治或者失控陪审团的打压。

苏利文案件还在阿拉巴马州法院接受审理的时候，《纽约时报》的律师几乎一直没有与黑人共同被告的律师联系过，并且还设法将报社拆分出来发起了独立上诉。T这样的分离以及阿拉巴马州法院做出的恶意司法程序裁决为阿拉巴马州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诉讼期间强行扣押了四名涉案布道人的财产。治安官们拿着法院命令扣押并出售了弗雷德.夏特沃斯、拉尔夫.阿博纳西以及约瑟夫.洛厄里的汽车，拍卖了老S. S.西伊牧师在蒙哥马利的土地，扣押了阿博纳西与他的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的农田，并提出动议要主动搜索四位被告是否还有其他可供没收的资产。（夏特沃斯与阿博纳西都被迫离开了阿拉巴马州，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进一步的经济迫害。）《纽约时报》的发行商阿瑟.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私下询问律师，报社能否采取些手段来阻止如此肆无忌惮的司法权力滥用。律师遗憾地回答说，《纽约时报》与布道人之间的隔离意味着巨大战术优势，要想维持这样的优势就不能随便出手帮忙。

与金这边不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完全将《纽约时报》当成了对头，丝毫没有显示出任何战略克制，更不曾体谅新闻机构的立场。他将《纽约时报》称为“全美国对我最不友好的报刊。”在鲍威尔看来，既然《纽约时报》自己也是阿拉巴马州诉讼的被告，那就理应对于其他身陷诽谤案的难友网开一面。从客观角度来说，两起案件都威胁到了对于重大社会议题的公共讨论。而且金是被动迎战，鲍威尔却是主动挑战，承担了更大的动机风险，因此理应得到额外的认可。但是从主观角度来说，人们却普遍认为《纽约时报》案件关乎言论自由的生死存亡，而鲍威尔案件至多只关系到他本人是否会坐实流氓恶棍的名声。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发表讲话谴责鲍威尔是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纽约时代》立刻在头版刊登了一份详细报道。但是这份报纸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对于纽约警界腐败问题的深入批判。后来有一天中午在哈莱姆区，一位名叫阿瑟.鲍尔斯的赌徒在十几个目击者面前头部中弹而死，以斯贴.詹姆斯就在他身边站着，可是即便在这次行凶之后，《纽约时报》依然没有将鲍威尔涉及本案的言论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鲍威尔平安但却一无所获地回到了众议院，报出了三名刺客的姓名，并且预言这三个人肯定不会遭到逮捕，因为这场杀戮与警界贪污的牵扯太深了。以斯帖.詹姆斯是这场谋杀的幕后主使，杀人动机则是因为鲍尔斯贸然跑到她的地盘来收取保护费。。 鲍威尔告诉众议院的同事们，黑帮分子“享有十分周到的保护”，正因为如此“美国一半的毒品才会涌进哈莱姆。”

不过鲍威尔对待黑人帮派的态度并非只会一味地喊打喊杀。国会当中无论是权谋派还是理想主义者都觉得鲍威尔涉及黑人帮派的言论有时简直就像流氓撒泼一样难以理解。他曾经在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里大声疾呼：“我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帮组织，但是在哈莱姆的黑帮遭到彻底消灭之前——我真不愿意在布道坛上说这种话——我宁愿为了让黑人能有机会像意大利人一样赚黑钱而斗争到底！”在哈莱姆区选民面前，鲍威尔一提到整天自以为明理的《纽约时报》就没有好话，选民们也很吃他这一套。反过来说，《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同样很看不惯鲍威尔的做派：他娶了一名歌舞女郎为妻，整天叼着高档雪茄，对于犹太帮派，爱尔兰警官以及黑人的彼此忠诚都提出过言辞犀利且朴实的评论。报社编辑谴责他这人一身毛病，包括“显著的种族主义态度”。

此时的美国社会还没有能力消化掉鲍威尔的警告，部分原因在于谁都没有准备好听到一名咋咋呼呼的捣乱分子宣称社会公众在种族问题上的麻木不仁可能会加剧北方大型城市的普遍腐败。鲍威尔这个刺头出现得太早，也走得太远，一方面像马里.奥普佐描写的黑手党文化那样揭露黑人帮派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像马尔科姆.X一样抨击北方黑人遭受的结构性剥削。十年后，纽约市的形象终于发生了转变，市政委员会确认了弗兰克.塞尔皮科警探关于敲诈与保护费的痛苦指控。此时人们已经忘记了早已去世的鲍威尔，忘记了他曾经为了扫清市政而一马当先。

1963年4月是伯明翰抗议运动正式开始的时期，标志着民权运动走势迎来了转折。在这个月份里，马丁.路德.金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正在同时应对三场意义重大的诉讼，因此三天两头就往美国最高法院跑。这三起案件分别是以斯贴.詹姆斯诉小鲍威尔，蒙哥马利警务专员苏利文诉《纽约时报》，以及伯明翰市政府诉怀亚特.沃克。琼斯之所以能一人承担多个角色，都要归功于他的独特出身背景。他的父母都是新泽西州利平科特家族的仆人，从小就看惯了父亲身穿司机制服的身影与上流社会成员的举止做派。环境迫使他在童年时期先后被送进了好几户天主教寄养家庭，接受了关于德摩斯梯尼与演讲术的教育。他曾站在镜子面前一连几个小时练习吐字发音，到最后张口闭口都是各种名词术语。1956年他获得了法律学位与足够亮眼的包装，迎娶了一位出版业大亨的女儿，在纽约上层社会的注目之下举行了一场宛如童话故事场景的跨种族婚礼，新娘忙着招呼金融贵族阶层的宾客，琼斯的自家亲戚则在婚宴后台帮厨或者在婚宴现场演奏音乐。

4月3日上午——也就是伯明翰的第一批非暴力志愿者走上街头准备接受逮捕的时候——琼斯正在纽约出庭参与埃丝特.詹姆斯诉小鲍威尔案件。他与本案的首席律师查尔斯.麦金尼（Charles McKinney）将一位哈利斯顿.“凉风”帕特森（Harleston “Cool Breeze” Patterson）请上了证人席。这位帕特森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帮派成员，人生哲学是“赌运一糟糕，马子肯定跑”，不过证人席上的他还是给出了很有价值的证词。自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一直在不情不愿却又定时定量地向埃丝特.詹姆斯支付保护费，直到1958年的某一天有人试图在开车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射杀她。根据帕特森的说法，当时警方认为就算不是他本人亲自开枪试图射杀詹姆斯，那他至少一定知道哪些道上成员因为厌恶她随意设定保护费金额的做法而想要做掉她，于是在案发之后第一时间就拘捕了他。最后警方采信了帕特森一口咬定自己与本案无关的口供，但是以斯贴.詹姆斯本人却认定他与枪手勾结一气，于是就在哈莱姆区的街头针对他下达了道上的判决：“凉风！这片地界不许你再开张了！你完了。你完了。得罪了你家詹姆斯姑奶奶就别想再开张！”按照帕特森的证词，自从那天起他在道上就麻烦不断。

以斯贴.詹姆斯起诉小鲍威尔的罪名是诽谤，因为她一直以虔诚信教的良家妇女形象示人，小鲍威尔却在电视上声称她是黑警敛财的爪牙。借助帕特森的口供，琼斯和麦金尼确实有效地打击了詹姆斯的可信度。为了扩大战果，接下来两名律师又提起了之前詹姆斯背负的锤击邻居头部等等罪名。他们在交叉质询环节紧紧逼问詹姆斯各种涉及日常勒索行为的细节，一度迫使她抛开了无辜妇女的伪装。（她在陈述的时候不慎说漏了嘴，告诉大家每天早晨地下黑彩的承接人们在接受投注之后都会碰头，根据投注号码的分布来决定当天的中奖号码究竟是什么。辩方律师问她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她突然失态地叫道：“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 尽管如此，凉风帕特森在证词当中并没有提到自己亲眼看到詹姆斯将收上来的保护费交给黑警。尽管他在此前的宣誓书种承诺要在法庭上挑明这个关键点，事到临头却又怂了。常言说枪打出头鸟，他这个现行勒索犯要是独自一个人跳出来指控警察收黑钱，无异于洗干净脖子请别人来砍。到时候他不仅要面对道上同行们的报复，黑警们也饶不了他——黑警们甚至都不用亲自下场收拾他，只要一致咬定他血口喷人就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正当两位律师使尽浑身解数掩盖帕特森证词的不足之处时，一名秘书突然溜进法庭来到被告席旁边，悄悄告诉两位律师，他们的委托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突然决定不打算出庭参加自己案件的审判。这条消息差点噎得麦金尼和琼斯当场背过气去。无论是他们还是鲍威尔的贴身助理都想不通鲍威尔这是唱的哪一出。最有可能的猜测就是这位国会大人物害怕在被告席上露面有损他的社会地位。 控方律师煞有介事地传唤鲍威尔登上证人席，法警随即喊出了不见踪迹的被告人的名字。接下来陪审员只用四个小时就裁定鲍威尔有罪，判处他向詹姆斯支付二十一万一千一百五十美元赔偿金。 喜出望外的以斯贴.詹姆斯当庭宣布她将会将一部分赔款捐献给一家残疾犹太儿童看护所，具体金额不便透露。

这一判决致使鲍威尔从此厄运缠身。他要在最高法院应对蔑视法庭罪的起诉，国会打算将他驱逐出去，同时他还要想尽办法避免赔款。即便如此，要说起针对鲍威尔本人造成的打击与刺激，詹姆斯起诉的判决结果依然赶不上马丁.路德.金社会声誉的一路走高。此时金与鲍威尔一样面对着诽谤案诉讼，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两人的案件同步推进，各自经受着法庭和媒体的过滤。但是他们的名声却背向而行，堪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金卷入的诽谤案件正是大名鼎鼎的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1960年，金的朋友们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募捐广告，呼吁金的支持者们帮忙反对阿拉巴马州的最新起诉书。广告文案谴责这次起诉无非是“刻意违宪的南方人”为了粉碎反对种族隔离非暴力抗议运动而使出的伎俩。阿拉巴马州官员立刻提出了起诉。不过这场起诉至少在三个方面有些站不住脚。首先，联名提出起诉的阿拉巴马州官员的名字全都没有在广告当中出现过——包括蒙哥马利警务专员苏利文在内——但是他们依然声称自己遭到了羞辱。其次，与一般诽谤案件不同，广告文案并非出自单一作者之手，因此原告起诉了《纽约时报》报社、金在阿拉巴马州的四名同工以及六十多位在广告文案下方署名“表示热烈支持”的社会人士，包括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诗人兰斯顿.休斯以及女演员雪莉.温特斯。最后，本案的争议焦点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原告声称广告内容不属实，因为在广告提到的那场示威活动当中，黑人学生们演唱的歌曲其实是“星条旗永不落”，而不是“我的国家属于你”。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赋予了陪审团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任何形式的事实错误是否具有诽性质。因此一审陪审团判处《纽约时报》向苏利文赔偿五十万美元——阿拉巴马州历史上赔偿金额最大的诽谤判决。二审陪审团做出了相同的判决。共计索要二百万美元赔偿金的另外三场诉讼暂时搁置，等待着苏利文案件在最高法院的上诉结果。

鲍威尔的案子则开始于一场堪比神风特攻的圣战。他在众议院接连进行了十次演讲，彻底揭露了哈莱姆区黑社会的内幕。他宣称“我手里拿着警察收取保护费记录的影印件……我的教堂门前有个瘸子路易斯，他在哈莱姆有五处收款地点……”他列举了许多姓名与地址，并且声称在哈莱姆区存在一个上百人的黑社会团伙，“既做地下黑彩生意也贩卖毒品。”鲍威尔指责有组织犯罪“榨干了哈莱姆”。在他看来，由于名纽约全部二百一十二名警察局长与六十名检察官当中的五十九人都是白人，黑人居住区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犯罪分子的牟利场所。这些地区从来都很穷，遭受系统性的盘剥与腐化之后就更穷了。鲍威尔有一位个人助理是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奥博拉.戴普西（Oberia Dempsey），此人平时枪不离身，经常面向吸毒人员布道。鲍威尔引用此人的言论，抨击了美国城市中心移民黑人聚集区的社会影响：“我们毁掉了整整一代人……再过五十年我的同族也无法克服这样的邪恶。”

鲍威尔发动的第一轮进攻没能引起其他议员的足够兴趣，于是接下来他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警方在敲诈活动当中扮演的角色。“缴纳保护费的时间是每月第一天，”他在众议院如是说道。一位典型的犯罪银行家每月大约能收集到两千七百美元，上游下游的黑警都要分成——“各个小区的警察局能分到二百七十五美元……二十三名分区队长每人能分到是美元。”此外他还直接点出了若干名哈莱姆区高层黑警的名字。 尽管他的指控如此激烈，但却只有一名警长悄然辞职。（“之后在新泽西州过上了舒舒服服的退休生活。”）有气难出的鲍威尔于是登上了纽约电视台——这样做也就等于放弃了国会内部发言的诽谤豁免权——将矛头指向了保护费体系的中间人，其中就包括以斯贴.詹姆斯。代表詹姆斯的律师们随即将他告上了法庭。一心想着揭露社会丑闻鲍威尔本人反而沦为了丑闻的当事人。

到了来年，马丁.路德.金本人将会亲临圣奥古斯丁，参加一场极其血腥的反种族隔离示威。那时候的冲突虽然场面更大且烈度更强，但是论及参与者的紧张程度却根本无法与本次宴会之前的静水微澜相比。黑人赴宴代表当中有一位凯瑟琳.吐温（Katherine Twine），她是协进会的一员干将，曾在1964年，先后带领四支志愿者队伍走进监狱。临行前她原本已经穿上了最好的晚礼服，但是由于过度紧张又将礼服全都脱了下来，实在无法成行。她的丈夫亨利是一位邮差，他答应将范妮.富尔伍德送到他们与里迪预先约好的碰头地点。十名志愿者组成的车队紧张地来到酒店，发现副总统的助理果然没有爽约。他将他们迎进酒店，引导他们穿过棕榈花园和西班牙拱门，穿过喷泉，穿过茫然盯着他们看的其他白人宾客，安全地来到了预定座位上。他们的头顶是大幅彩绘壁画，周遭陈设全都出自伯纳德.梅贝克的设计。

宴会厅虽大，其间却只有两张专供黑人宾客的桌子。乔治.斯马瑟斯参议员的助理斯科特.皮克（Scott Peek）过来与黑人宾客们寒暄了几句，然后就离开宴会厅上楼去找副总统，因为副总统迟迟不肯下楼露面。约翰逊自从访问学校回来之后就一直精神不济，尽管已经小睡了一觉，依然觉得有些困乏。因此他决定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完晚饭再下楼发表演讲。但是皮克克极力抗议这种做法，因为楼下的政治环境实在不容轻忽。姑且不论美国最古老的城市正在筹备四百岁生日庆典，就算仅仅从党派利益出发副总统也不能怠慢了今天的活动。圣奥古斯丁虽小，对于佛罗里达的两位参议员来说却堪称咽喉要地，而这两位参议员的支持对于约翰逊和肯尼迪总统来说同样至关重要。这座小城居住着一位名叫赫伯特.伍尔夫（Herbert Wolfe）的银行家，他是民主党在佛州的主要筹款人，也是斯马瑟斯参议员当年竞选期间的财务主管。如今他奉肯尼迪总统之命担任了四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席，当地白人围绕着纪念活动向黑人做出的所有让步都经过了他的首肯。正是因为他向庞塞酒店的管理层施压，宴会厅才为黑人宾客摆了两张桌子。现在沃尔夫与两位佛州参议员都在楼下与其他贵客们一起等待着副总统大驾光临。

重压之下的皮克越说调门越高，最后干脆操起了训斥的口吻，丝毫不顾面前的听话对象曾经是参议院里的一把手。他表示楼下的人们全都正在伸长了脖子等着约翰逊发表国家政策演讲，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如果身为主宾的约翰逊不下去吃饭，所有人都会认定他这是在进行政治表态，谁都不会相信他只是累了而已。就算只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他也必须露面，要不然黑人难免认为自己被白人当局摆了一道：之前好说歹说他们才放弃了针对副总统的抵制，现在副总统反倒抵制起他们来了。“我都和他们一起吃过饭了！您至少也得下来露个脸吧？”皮克大喊道。不堪其扰的约翰逊终于强打精神走进了宴会厅，在走向讲台途中他特意在黑人餐桌旁边停了一停，与各位宾客握手。 （“不要忘了我们，副总统先生，”罗伯特.赫凌说道。）走完过场之后，约翰逊气呼呼地回到楼上，一边自斟自饮一边抱怨这天晚上多么辛苦，还认为斯马瑟斯应该开除掉皮克，“就冲着他跟我说话的态度也得炒了他。”但是他不仅很快就消了气，还邀请皮克与自己同乘一架专机飞回了华盛顿。

第二天的报纸以丰富的细节报道了这场宴会，并且欢迎西班牙与美国政府打算补贴四百周年庆祝活动的计划。报道没有提到宴会上的种族融合措施、宴会之前的谈判或者任何涉及种族的内容。即使在私人交流当中，佛罗里达州的政客也总会回避种族问题。乔治.里迪在后续备忘录中记载道，有一位谈判代表坚持使用自创的委婉语——“存在于圣奥古斯丁的地方性问题”——来指代种族隔离，从而避免与黑人发生正面冲突。约翰逊前脚刚刚飞回华盛顿，白人市政当局就彻底丧失了进一步谈判的兴趣。宴会过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九位协进会代表按照昨天晚上约好的时间来到市政厅与各位市政专员们见面——范妮.富尔伍德这次没来，因为这次会面安排过于仓促，她无法在短时间内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但是迎接他们的却只有一张空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录音机。一名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市政专员们全都脱不开身，他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留言。

九位代表丝毫不为所动，轮流朝着录音机俯身过去。J.H.麦凯克斯克牧师 （J.H. McKissick）指出，法院和城市游艇码头依然悬挂着“有色人种”标志，“如果这些标志能摘下来的话，这座城市将会变得更加民主一点。”他还请求至少让一名黑人工作人员参与市政选举的筹备工作。理发师克莱德.詹金斯（Clyde Jenkins）抗议市政府的黑人员工都只能从事打扫卫生之类的体力工作。罗伯特.赫凌希望自来水办公室、停尸房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在接待黑人的时候能够遵循惯常的社交礼节，而不是目中无人呼来喝去。J.E.普罗科特（J.E.Proctor）是一位木匠，他回忆起了自己为去世的妹妹办理后事时遭到的刁难。他的家人去停尸房领取死亡证明时，“我们不能进屋，必须站在大门外面托人将他们要的资料捎进去。我认为这不公平。那天天气很冷，还下雨。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我们也在努力做正确的事。”

下一位发言的罗斯科.哈尔亚德（Roscoe Halyard）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于本次所谓“会面”的失望情绪。协进会代表团之前得到的保证是与市政专员们面谈，“根本没有录音机什么事。”现在的安排让他感到非常失望。 “我们离得太远，根本没有取得任何谅解，”后来哈尔亚德这样告诉记者，“因为我们并没有面对面。”其他人则为斯马瑟斯参议员参议员甚至约翰逊副总统感到不值，因为这两人都被市政府的虚假承诺蒙骗了。有一位代表干脆表示，如果市政专员们根本不关心黑人的福祉，“那么他们至少应该有胆量当面挑明。”既然他们没这个胆量，那就应该认真听取一下黑人的诉求，最好能亲自露面。

两个月之后，范妮.富尔伍德给肯尼迪总统寄去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圣奥古斯丁市政府仍然没有对录音带做出回应，也没有履行他们对约翰逊副总统的承诺。“由于圣奥古斯丁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城市，我们觉得民主应该在这里开始实施，但直到1963年这座城市都算不上民主。”肯尼迪总统没有回信。直到这一年晚些时候，民权运动大环境的压力才迫使雪莱市长做出了回应。这次他提出了一条角度新颖的反对意见：跨种族对话的实际效果“与此类行为的原本目的相违背，只能导致白人与黑人进一步两极分化，并且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差异。”在以雪莱市长为代表的白人领导层看来，录音机会议与种族融合宴会之类的让步已经很过分了，黑人不应该继续得寸进尺。一份在华盛顿传阅的联邦情报报告声称：“当地人表示圣奥古斯丁市不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种族融合措施。市政府官员认为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他们在副总统访问期间做出的承诺……”

在林格维尔的黑人社区，乔治.里迪来到了协进会当地主管范妮.富尔伍德夫人（Fannie Fulwood）的家中，一整天都在进行紧张的调解工作。里迪早就见惯了威胁和混乱，富尔伍德则并非如此。她出身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平时的做派既谦和又严正。年逾四十的她眼下正在国民警卫队军械库总指挥的家里帮佣，日常工作十分繁重。她正在针对约翰逊副总统发起一场信件攻势，要求副总统不要划拨三十五万美元联邦援助金来庆祝圣奥古斯丁建城四百年，因为这座城市仍然通过种族隔离法律将黑人公民排除在庆祝活动之外。起草这封信的耗时之长堪比马拉松，随之而来的兴奋氛围此时已经让她有点遭不住了。在寄信之前，当地协进会的理事会议将信件草稿公开讨论了三次，还咨询了当地黑人学院校长的意见，从而确保行文效果。几天前约翰逊终于表态：“我本人在圣奥古斯丁参加的一切庆祝活动都不会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理事会成员们还没来得及感到如释重负就被一连串棘手问题淹没了。仙童公司在当地有一家军工厂，这里也是约翰逊在四百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的预定走访地点。工厂会在副总统走访之前就在工人当中实现种族融合吗？又或者只要副总统在走访工厂期间有黑人陪同就算数呢？以私人邀请的名义访问一家奉行种族隔离的公司，这一行为本身算不算支持种族隔离呢？副总统的承诺是否意味着目前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四百周年庆祝委员会当中至少会增加一名黑人成员呢？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算不算庆祝活动呢？市中心的“仅限白人”标志要怎样处理呢？假如这些标志在庆祝期间并不会撤下来，而且副总统又在奴隶广场附近转了几圈，这算不算参与了种族隔离活动呢？

约翰逊承诺的具体含义引发了激烈的隔空争论，简直要把电话线都烧热了。佛罗里达州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George Smathers）的首席助手很快就来到了富尔伍德家门口。此人走后不久乔治.里迪就到了。满头银发的里迪来自芝加哥，曾经是一位社会主义者，长期服务于信奉种族隔离的得克萨斯州前任副州长。前后两位访客都花了很长时间来安抚协进会代表团，但似乎每次他们两个给华盛顿或者圣奥古斯丁白人当局打电话落实情况的时候，电话对面都会死抠字眼不肯松口。在谈判期间，电话对面曾经提出任何任何出席副总统欢迎宴会的黑人都必须以“特邀嘉宾”的名义到场，而不是支付票款的一般宾客。这又引发了社交惯例的例外情况是否会破坏种族隔离的新问题。黑人是谁的特邀嘉宾？如果黑人愿意支付票款又如何？谈判拖延了很长时间，期间富尔伍德为了完成军械库总指挥家里的保洁工作而不得不多次离场。

不过就算这些会谈没能取得成效，会谈本身就标志着当地协进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圣奥古斯丁已经经历了两次无甚可观的种族抗议活动，而且协进会一直没有主动参与。1960年，一群当地学生受到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学生静坐示威的激励，也来到当地的伍尔沃斯百货店自发静坐，结果遭到了现场人员的呵斥与驱散。几个月后又有一位才具不俗的本地学生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发动了第二轮抗议。托马斯从学校回家后，发现家乡的学生圈子里弥漫着失败情绪，于是决定采用他在华盛顿霍华德大学上大一时观摩到的更精确的非暴力技术。他招募了几位朋友，对好了手表，准备在马克瑞快餐店再次举行静坐示威。但是托马斯来到午餐柜台的时候却发现同学们一个都没来。更糟糕的是，快餐店经理根本没看明白他是来干什么的。经理认识这位当地黑人小伙子已经很久了，根本没想到他会故意跟自己捣乱。托马斯劝经理赶紧报警，结果却把经理逗乐了。当托马斯在警察面前主动伸出双手要戴上手铐时，现场所有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同样认识他的警官根本懒得掏出手铐，只是挥挥手让他跟着自己离开。终于进了监狱之后，托马斯还要忍受母亲脸上痛心疾首的表情。母亲来到监狱接他的时候忙不迭地给前台接待警员道歉赔不是——这位警员也是他家的街坊。她的儿子可是托马斯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她实在不明白儿子这是犯了什么邪劲。小时候曾经为托马斯家出诊的白人家庭医生对托马斯进行了一次漫长的问诊，最终确定他并没有精神问题。然后托马斯才被释放出狱，迎接他的是来自黑白双方的嘲笑。

这位临时担任精神健康检查员的约瑟夫.雪莱医生（Joseph Shelley）后来当选成为了圣奥古斯丁市长，而亨利.托马斯则成为了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当中一名头破血流却又名不见经传的参与者。他不仅是最初十四名自由乘车者当中的一员，而且还是除了约翰.刘易斯之外其余十三人当中唯一一位既经历过阿拉巴马州伏击又在密西西比州帕克曼监狱吃过苦的人。托马斯的遭遇让圣奥古斯丁的黑人社区陷入了恐慌，成年人们吓得要么坐立不安，要么手足无措。直到一天晚上，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在主持协进会地方分会会议期间突然卡壳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且通常的专业人员全都没有出面，于是有人将范妮.富尔伍德推到了主持人的座位上。她毕生都在为黑人社区服务，并且坚信即将到来的四百周年建城纪念日是纠正种族关系的好机会。不过担任当地协进会青年顾问的罗伯特.赫凌医生（Robert Hayling）却有不同意见。亨利.托马斯的教训让他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种族对抗在街坊邻里之间很难得到严肃对待，个人挑战的非凡火花更可能被陌生人点燃。作为新近来到圣奥古斯丁的黑人牙医，赫凌与镇上大多数人都不熟，也不知道他们的生平。他认为只要拉上几条纠察线，自然就能解决当地黑人抹不开面子的问题。

正是因为赫凌威胁要发动纠察线，政府代表才来到范妮.富尔伍德家谈判。代表约翰逊副总统的里迪借此机会了解了一下圣奥古斯丁当地黑白双方各自的内部政治问题。罗伊.威尔金斯从纽约打电话提醒圣奥古斯丁分部，协进会总部还没有批准在当地发动纠察线的计划——协进会的管理制度几乎与联邦调查局一样中央集权——而且在四百周年纪念日发动纠察线还可能由于西班牙大使的到场而导致“国际事件”。忠于总部的人们支持威尔金斯与久经考验的指挥系统，赫凌的支持者则抱怨说总部的那帮“全国精英们”总是对地方事务指手画脚，假装自己正在驾驭一台精心调试的国家级政治机器，尽管协进会在佛罗里达州只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台电话，而且还由于拖欠一百五十九美元的电话账单在几个月前就被停机了。发动纠察线很简单，只需要少数几名勇敢者以及几块彰显美国精神的标语牌就就行了。这样做有什么错呢？

对于里迪来说，可恶的黑人纠察线固然是个棘手的威胁，但同时又让他在面对奥古斯丁白人当局的时候有了发力点。约翰逊副总统的最主要诉求就是要举行一场种族融合的四百周年纪念宴会，在外界面前把样子做足。第二天，圣奥古斯丁白人当局不仅同意了里迪代表副总统提出来的要求，还同意成立特别委员会来讨论宴会以外的长期种族隔离问题，例如城市街道上的“有色人种”标志以及只许白人进入的城市图书馆。于是里迪又去劝说协进会一方放弃纠察线计划。但是话还没说两句他就不得不再次改变谈判方向，因为富尔伍德的一部分同事陷入了恐慌：既然出席宴会的问题已经从谈判议题升级成为了谈判成果，那么黑人一方究竟应该让谁去赴宴呢？很多人都不愿做出头椽子，要么表示自己没有出席正式场合所必须的礼服，要么抛出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此外还有人担心如此抛头露面会砸掉自己的饭碗。有些黑人告诉里迪他们已经收到了不让他们赴宴的电话威胁。所有人都知道，黑人前往蓬塞.德.莱昂酒店参加宴会是一项极其敏感的行为。要论起触犯种族隔离的程度，这种做法可谓无出其右。这座采用摩尔式建筑风格、豪华程度堪比阿尔汉布拉宫的双塔城堡由亨利.弗拉格勒兴建——此人是老约翰.D.洛克菲勒的合伙人，也是佛罗里达旅游营销行业的先驱。第一个以客人而不是门卫身份出现在那里的黑人必定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谁也猜不到前路上还会有怎样的颠簸——美国副总统本人肯定没猜到。林登.约翰逊正在对美国最古老的城市进行仪式访问，这座城市即将迎来建城四百周年纪念日。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用不了多久，种族斗争的第一轮震荡波就会席卷全国各地，改变所到之处每一个人的生活，圣奥古斯丁自然不能幸免。约翰逊的来访时机恰好赶上了暴风雨前夕的宁静一刻，关于种族隔离法律存废的冲突此时依然还能捂得住盖子，上层政客依然有闲心将这点小事交给手下人去处理。3月11日在圣奥古斯丁，林登.约翰逊站在一座经过修复的西班牙公寓的阳台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当地人都很清楚，对于圣奥古斯丁这样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小型旅游城镇来说，现任副总统的访问堪称极其稀罕的大事。公寓周边看不到碍眼的黑人纠察线——约翰逊想当然地接受了这场隐形的胜利。他的助手乔治.里迪（George Reedy）为了确保种族休战前往其他地点进行安排，约翰逊的车队则驶向了欧洲文化在北美大地上修建的第一座永久前哨站。

在农布雷-德-迪奥斯传教公馆里，副总统暂时脱离了陪同人员，独自走进了礼拜堂。在一处昏暗的壁龛里，一位紧张的神父向他展示了西班牙探险家兼殖民地总督唐佩德罗.梅内德兹.德阿维莱斯的木制棺材。当年正是此人将这个定居点取名为圣奥古斯丁——在基督教创始早期担任非洲希波主教的圣奥古斯丁是一位性情沉郁的天才，多亏了他的苦心经营，早期基督教会才得以与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并存。圣奥古斯丁于公元430年8月28日逝世。几百年后的1565年8月28日，在海上漂流许久的梅内德兹终于发现了佛罗里达海岸线。于是圣奥古斯丁的忌辰就在他兴建的定居点成为了重大节庆日。

梅内德兹登陆之后不久，他的随船教士在9月8日举行了一场露天弥撒。基督教从此在农布雷-德-迪奥斯扎下了根。接下来梅内德兹迅速向内陆前进，消灭了一个法国胡格诺教徒修建的殖民点，将反宗教改革战争的战火烧到了大西洋的西岸。接下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向梅内德兹颁发了贩奴执照，允许他将五百名非洲奴隶带进新大陆，虽然没有任何存世证据证明梅内德兹使用过这份执照，但是传教公馆关于驻留在圣奥古斯丁的西班牙人的文书资料仍然是奴隶制在北美洲留下的最早记录——史学界的流行看法认为美国的奴隶制起源于1619年，比起这些文书晚了五十多年。*

*【按照惯常的1619年算法，美国领土上的奴隶制开始于这一年8月，一艘荷兰船只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镇出售了“二十名黑人”。更早以前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地区的蓄奴行为几乎被史学界普遍抛弃或者忽略了。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黑奴并不是作为商品运来的，因此缺乏象征性。此外，就算是存心关注文化压迫的编年史作者通常也难免以英国定居者的经历为线索来叙述美国历史，因为英国殖民者毕竟将西班牙殖民者赶跑了。】

在梅内德兹的时代之后又过了接近两个世纪，为了迫使英国人向北撤退，西班牙人兴建了摩西堡——这是北美第一座由全幅武装的自由黑人来经营的独立定居点，位置就在圣奥古斯丁城外。（摩西堡自从建成之日就是南卡罗来纳州新教徒殖民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曾经不止一次用阉割之刑来惩罚试图逃往圣奥古斯丁投奔西班牙人的黑奴。佐治亚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詹姆斯.奥格尔索普还曾亲自带兵多次攻打过摩西堡，战斗旷日持久，场面极其血腥。在新教殖民者看来，摩西堡简直是集万恶于一身的渊薮，包庇了不知多少叛逆逃奴与教皇支持者。）1763年英国人首次控制了佛罗里达州之后，摩西堡全体居民都跟着西班牙人撤到了古巴。不久之后，一位富有进取精神的苏格兰人安德鲁.特恩布尔在佛罗里达州引入了北美规模最大的一批白人契约奴。当地人将他们称作“特恩布尔的黑鬼”——他们当中有希腊人，也有意大利人，还有来自西班牙海岸梅诺卡岛的大约三百户家庭。特恩布尔的靛蓝种植园最终毁在了疾病与自然灾害手里，在此之前许多契约奴都逃到了附近的圣奥古斯丁寻求庇护。这些梅诺卡人的后裔也来到了欢迎副总统的现场。

佛罗里达州隐藏着美国历史上许多稀奇古怪的侧面。到了现代，这里的人们尤其擅长向外人售卖疏浚过后的沼泽地与充满阳光的梦想。几代人以来，圣奥古斯丁的上层家族一直把持着当地主要旅游景点的特许经营权。当然，很多此类景点都是瞎编出来专门坑外地人的人造景点，例如庞塞.德莱昂追寻终生的不老泉。城市历史委员会里面很有几位纯粹主义者一直坚定主张要在此类景点的介绍词当中加入免责声明，但事实在想象面前总是相形见绌。始建于1893年的鳄鱼农场纯粹依靠历史氛围吸引游客。旅行家罗伯特.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展览馆也装满了双头牛犊之类最受花边小报追捧的奇特展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民调显示，罗伯特.里普利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人，比起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略高一筹，并且远远超过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圣奥古斯丁一直能从佛罗里达州的观光客流当中分一杯羹，一方面靠得是满嘴跑火车的旅游景点宣传，另一方面靠得是在公共争议面前严格保守对外一致口径。当地大主教约瑟夫.赫尔利（Joseph Hurley）总是在布道期间充满恐惧地抨击梵蒂冈那边的教会改革，特别是要求神职人员在主持弥撒期间要面对而不是背对会众的提案。所有基督教的教士都主张自己的教牧权威可以一路追溯到耶稣本人，背对会众也就意味面对耶稣。对于赫尔利来说，这项提案纯粹是在自找麻烦，只会促使公众怀疑教士的权威主张。赫尔利与市政当局一致认为，种族问题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层面上都说不得。城里唯一一个与种族问题沾边的旅游景点就是人称老奴隶市场的市中心柱廊广场。马车车夫总会轻描淡写地将这个名字抛给游客，名字背后的故事也令许多游客为之着迷。

为副总统担任导游的神父是一位业余史学家，此人还要负责为美国最古老城市的四百岁生日筹备天主教庆祝活动。这一天将于1965年到来。肯尼迪总统已经任命了一个联邦委员会来计划本次庆典，约翰逊本次访问圣奥古斯丁的官方目的就是主持委员会成员的宣誓就职仪式。神父一直认为圣奥古斯丁的文化遗产当中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侧面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因此他抓住与副总统私下独处的机会好好给对方上了一课：比方说当地某些历史事件的确切日期与流行说法并不一致，比方说西班牙人的美洲殖民史长期以来遭到了忽视，比方说跷跷板一般的殖民战争对于宗教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除此之外，圣奥古斯丁的神圣性不仅源自梵蒂冈，还源自东正教教会，因为西半球的第一个希腊移民定居点也位于圣奥古斯丁，东正教也在这里修建了圣所。不过尽管神父说得滔滔不绝，副总统却始终一言不发。正当神父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约翰逊终于开口了：“五十五岁。”心里发毛的神父注意到副总统正在盯着木棺下的一个标志。他赶紧解释说征服者梅内德兹确实在1574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大约三百五十年后西班牙将他的棺木送回了他在圣奥古斯丁建立的传教公馆。

“五十五岁啊，”约翰逊喃喃地重复道。工作经验丰富的神父立刻意识到副总统想到了他自己的生命无常。不过神父并不知道约翰逊8月份就要迎来他本人的五十五岁生日了。就在八年前，约翰逊依然保持着每天抽三包烟的习惯，还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离开传教公馆之后，约翰逊重新亮出了精力充沛的一面，检阅了一支由天主教学校学生们组成的仪仗队。他并没有例行公事地向孩子们挥手致意，而是坚持要与小仪仗队员们一一握手，抱抱这个孩子，捏捏那个孩子的耳朵。在孩子们兴奋的尖叫声中，副总统突然再次露出了疲态。他宣布他要赶快回酒店做个按摩再打个盹。

促使金与赫歇尔走到一起的关键因素是一个困扰芝加哥大会的棘手问题。宗教对话一直在顽固回避种族问题，大多数代表都在极力克服这一点。（用和平部队的主管萨金特.施莱弗的话来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一年可以去五十二次教堂，但却从不会听到任何一场关于种族关系实际问题的讲道。”）为了打破这一藩篱，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觉得需要采取足够平静的方式，将种族偏见定义成为微弱的时代错误，前现代非理性思想的残余。像这样缓和矮化种族偏见的冲动自然为他们招致了现实主义者的抨击，例如斯特兰费罗与坎贝尔就指责他们无非是在装模作样，假装自己正在解决问题。现实主义者的批判固然一针见血，但是这其中的宿命论色彩却让赫歇尔忍不住想到了犹太历史上留下的一项可怖遗产——他的族人总是忍不住在不可解的灾难面前放弃一切神性存在的希望。“最可恶的异端思想就是绝望，”他如此严厉地反驳了斯特兰费罗的言论。自从二战以来，他一直秉承这样的基调面向纳粹受害者与美国的世俗化犹太人大声呼吁：“我们全都死在了奥斯维辛，但我们的信仰依然幸存于世。我们知道，否认上帝就等同于继续大屠杀。”

为了证明人类就算面对最要命的危机也不至于必定陷入经典的两极陷阱——哭天抢地的虚无主义或者熟视无睹的麻不不仁——赫歇尔高举起了希伯来先知的理想。希伯来先知们总是坦然面对甚至欢迎自己与族人遭受毁灭的命运，但是话里话外仍然充满了救赎的目的。他们绝不会用甜言蜜语来麻痹读者，而是将日常的痛苦与困境打造成了犀利的象征。“各个时代的道德家们都很擅长赞颂美德，希伯来先知与他们的区别在于先知们还会无情地揭批不义与压迫……”赫歇尔关于先知的开创性研究刚刚在美国出版，由德文原文翻译而来。这本书一经问世立刻吸引了以金为代表的一大批黑人牧师的关注，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听着摩西与以赛亚的事迹长起来的。黑人布道人的独特个性十分贴近耶利米与但以理这样炽烈夺目的心理原型——这些先知的生平无不激情四溢，充满了关于奴役与救赎的生动意象以及世俗与超脱的紧张结合。金和赫歇尔都将先知传统自然而然地当成了宗教语言的基础。

两人在芝加哥发出的呼声也极其相似。金再次引用了阿摩司书：“我希望美国的种族问题很快就会在人心当中燃烧起来，好让先知们纷纷崛起……并像阿摩司那样喊道：‘直到公平如大水滚滚，直到公义如江河滔滔！’”赫歇尔也在书中引用了阿摩司书中的同一段文字来说明先知对于正义的理解包含着怎样的情感力量，与希腊哲学理想当中毫无人性的纯粹理性形成了怎样的对照。他们也都引用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言论。尼布尔是赫歇尔在纽约的私人朋友，也是金在神学院念书时的偶像之一。当金宣称经久不息的种族罪恶强调了“人们对于先知的需求”时，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将先知当做预言家，而是按照赫歇尔的说法，将先知们视作“上帝借给沉默的受苦人们的声音”。只有通过先知，人们才有能力且有意愿直面人世间的毒水横流。两人在这个意蕴丰富的主题上可谓心意相通，这一点对两个人来说都堪称惊喜。两人都认为今后必须加强交流。而且赫歇尔的演讲功夫也丝毫不在金之下。“要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撒下一粒先知的种子！”赫歇尔高呼道。

面对金与赫歇尔呼吁人们投身于先知见证的号召，各位参会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不过在行动上却十分谨慎。观察家们刻薄地指出，本次大会批准的唯一决议无非是“向美国人民的良心提出呼吁”，并且要求任何参会宗教团体不得约束自家信众参与民权运动。毫无疑问，许多神职人员都曾希望针对种族问题提出富有洞见的斥责，但是当这一挑战当真被摆在他们眼前时他们依然觉得措手不及。就在会议进行期间，芝加哥的繁华郊区传来了一条种族丑闻：当地交响乐团打算邀请第一位黑人乐手——一位小提琴家，但是却遭到了市民团体的阻挠。“我们只是觉得我们这个团体并不适合在社区里推进争议性话题，”芝加哥交响乐协会主席日内瓦.帕尔默颇为无奈地说道。 “你知道，橡树公园那边根本没有种族融合的设施。” 当地的教士们试图干预，将这一事件上报给了大会，但是参会代表们却纷纷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还有人声称交响乐团指挥之所以如此热衷种族融合仅仅因为他本人是犹太人。《时代周刊》嘲笑芝加哥会议无非神学家们的又一次“痛心疾首”，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些人仍然没有太多智慧可以与人分享。”

志愿神职人员并没有被此类嘲讽吓倒。他们决心将四天会议确定的任务推进下去，在全国各地设立永久性地方委员会。摸索阶段的工作自然免不了各种尴尬。内部分歧依然还在不断冒头，甚至在主要白人群体当中也免不了，新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尤其明显。敌视芝加哥大会的大主教牢牢捆住了洛杉矶与费城的天主教徒的手脚。大会组织联盟当中的一位天主教领袖报告称，白人与黑人神职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在全国各座城市都几乎见不到。此人亲自走访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想要填平这道鸿沟。他发现最勇敢的新人们并不喜欢将这项任务当成迈向未知的一步，而是认为自己正在重建某种想象当中的过去，旨在让种族关系“重归理性”。在芝加哥大会上遭受打击并且获得激励的人们艰难地将种族问题提上了大多数即将到来的基督教与犹太教会议的议程。到了4月份，正当金将第一批志愿者送进伯明翰监狱的时候，全国各地三十个州都成立了初步的种族问题地方宗教理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