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大会正式开始之后，一位又一位发言人应和了赫歇尔的开幕演讲。这其中有一位威廉.斯特兰费罗（William Stringfellow），他的讲稿将所有听众都惊得哑口无言。他声称白人牧师已经听任种族仇恨渗透进入了美国的国民性，甚至超出了宗教范畴。“现在最实际的事情就是哭泣，”他建议道。一位著名圣公会神学作家在讲台上冷冰冰地抛出这番话来，致使台下的大人物们纷纷面红耳赤，循声而来的记者们则忙着争相报道最新的争议话题。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又有一位威尔.D.坎贝尔牧师（Will D. Campbell）抛出了更加劲爆的言论。这位生在密西西比的神学家是少数几位长期以来一直在南方倡导种族融合的白人神职人员之一。这一次他警告各位白人同工们不要认为黑人会欢迎或等待他们的祝福。他在预先向大会提交的讲稿当中写道：“恐怕就在我们这一代，白人孩子就将会被黑皮肤的民众们扔进毒气室，这些孩子临死之前将会把玩具紧紧拥在胸前，就像奥斯维辛里面的同龄人那样。”这番话虽然听上去耸人听闻，但其实仅仅传达了他的一贯思想。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在州际长途车线路上推进种族融合的时候，坎贝尔曾经担任过运动的顾问。黑人乘车者的勇气与坚毅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极力主张，白人们不能指望黑人永远咬紧牙关克制下去，不能指望圣徒的作风能在黑人当中长久延续。就像一战之后的德国人因为战败而心怀怨恨一样，一个经历了上百年奴役与羞辱的种族也必定憋着满腔恶意。如果德国人仅仅因为打输了一场战争就能将希特勒簇拥上台，，那么黑人能干出来的事情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埃奇沃特海滩酒店的会议楼层嗡嗡作响，人们为了是否应该允许坎贝尔说这句话而吵得不可开交。有些参会代表指控他这是在宣扬反犹主义。私下里，坎贝尔在全国教会委员会的雇主也要求他删除掉这句话，以免种族隔离主义者借题发挥，声称黑人具有集体作恶的能力。种族隔离的民意基础在于恐惧，而坎贝尔的危言耸听对于缓解恐惧毫无益处。不堪围攻的坎贝尔最终用一句简短的警告取代了原文：“我们今天的这场会议已经太迟了。”所有人都因此而长出了一口气，但是与会代表们依旧因为各种相互冲突的立场而忧心忡忡。正当各位名望显赫的宗教领导人纷纷发出尽快采取行动的紧急呼吁时——大会主持人、芝加哥红衣主教阿尔伯特.梅尔（Albert Meyer）宣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以及一个宗教民族的未来可能完全取决于我们在未来几年如何应对种族问题。”——一些最有经验的教会活动家却认为宗教人士已经丧失了改变局面的机会。

金也用手写补充的方式修改了自己原本的讲稿。修改后的版本平添了几分粗粝急躁的气息，或许是因为他刚刚做出了一条忧郁的判断：他现在决不能宣布自己打算独自一人前往伯明翰掀起民权斗争，因为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只能是有损无益，就算在宗教圈子里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听取了基督教和犹太政治家口中的滔滔雄辩，”他近乎讽刺地写道。“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阴暗荒凉、庞大无比的不义幽谷正拦在我们面前，我们能看到这其中的每一座贫民窟，形形色色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意气消沉的上帝子女。这次会议是否会像太多的其他种族会议一样那样无疾而终呢？”金相信仅仅只有言词是不够的。金本人在事工道路上虽然资历尚浅，但是已经接受了好几场最难以下咽的教训。他呼吁全体神职人员都要“让自己的见证成为现实”。他还引用了著名前美共成员惠特克.钱伯斯的遗言：现代宗教已经“失去了呼吁任何人为之献出生命的力量”。如果是在五年以前，金或许确实会为了这样一场大会而感到信念倍增，可是现在他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急躁情绪了：“一个人不仅要用声音布道，还必须用生命来布道。”

尽管金严格保守了伯明翰运动的机密，但是惯常围绕着他的轰炸压力却没有因此而得到丝毫减轻。南方理事会的莱斯利.邓巴与金乘坐同一航班飞往芝加哥，两人的座位靠的很近。在飞行期间，邓巴俯身探到金的身边，非常严肃地告诉金，他有一则来自政府高级官员的重要口信。这位官员不希望邓巴透露他的名字，但是金肯定能猜出来他是谁。邓巴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语焉不详的冷战风格间谍语言。他是金最亲密的白人盟友之一，并且大部分注入选民登记项目的基金都来自他的筹措，传达这条口信对他来说十分痛苦。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情愿地警告金，华盛顿的某些高级官员认为金身边的某几位顾问是美共成员——这一指控金已经听腻了——他们希望金能够摆脱这几个人，从而保护民权事业以及包括他本人在内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好的，好的。”金操着他那口浑厚的布道人嗓音回答道。他的语气十分平淡，听上去既不感兴趣也不害怕。

邓巴接着说道，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人马一直在极力敦促联邦调查局替选民登记工作者出头，反对强大的南方种族隔离利益集团，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只要联邦调查局声称这些工作人员遭到了美共的渗透，就能将司法部长憋得无话可说。金必须与自己的首席顾问斯坦利.利维森一刀两断，权当此人已经死了——不仅不能与他见面，甚至都不能在电话里交谈。邓巴在政府那边的联系人声称，民权运动必须像君主的妻子那样声名无暇。

“是的，是的，”金一边回答一边点头如啄米。 邓巴转达了罗伯特.肯尼迪通过自己的民权事务首席助理、司法部副部长伯克.马歇尔告诉他的主要观点之后，金终于答话了： “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但我必须权衡其他因素之后才能彻底抛开某个人。 你看，莱斯利，我是个牧师，我负有牧养的责任。”

这个观点将邓巴打了个措手不及。为了政治算计而强迫金接受黑名单已经让邓巴感到很不舒服了，没成想金还能更进一步，反客为主地让他感到自己的行为既残忍又亵渎，好像自己沦为了忏悔室里的刽子手一样。负责国家安全的政府官员认为自己有权定义国家敌人并且规定对待这些人的正确方式，金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基于宗教标准的民主理想：他不会回避任何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基本原则。邓巴认识到，如果金决心与所有人保持接触，即使是那些用防滑铁链殴打非暴力活动家的隔离主义者也不例外，那么他肯定不会与他信任的朋友、六年来一直投身民权运动的斯坦利.莱维森一刀两断。因此邓巴再也没有向金提起所谓的美共渗透问题。他知道虽然罗伯特.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也像他一样对于秘密黑名单心怀顾虑，但是这两人依然主张民权运动必须谨慎从事。另一方面，颠覆政治也使得他们能够通过联邦调查局将责难推回到民权运动本身。

金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对于民权运动的敌意有多么强烈。他对于联邦调查局的了解大都来自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其他司法部人士——正是这些人通过邓巴向他传递了口信。他们的观点软化了金对于胡佛的看法，致使他没能意识到促使联邦调查局官员反对他的最强大动力之一——近四十年来，身为联邦调查局创始人的胡佛越来越听不得批评意见了，可是金却不止一次批评胡佛办事不力。当初肯尼迪政府即将上台的时候，金撰写过一篇执政建议文章，在文中他主张多家联邦机构以身作则，率先在员工队伍当中推行种族融合。联邦调查局也被他点了名（除了五名胡佛身边的亲随之外，联邦调查局一名黑人探员也没有）。这条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论随即被一路呈交进了局长办公室。这是胡佛第一次接收到关于马丁.路德.金的报告，从此以后他就将金当成了对头。

1962年末，有记者询问金，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为什么没有逮捕几名公然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以及周边地区殴打非暴力黑人的地方官员——被害者当中包括一名律师，遭到殴打的地点还是在法院内部——金表示当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本身也是南方人，在文化层面上同情那些信奉隔离主义的地方官员。这一评论的发表引起了联邦调查局最高层的长久愤慨。胡佛授权他的政治与公共关系特使、副局长卡萨.“德克”.迪洛克公开驳斥金的言论，迪洛克则动用了包括主要黑人报纸在内的全部新闻界人脉。《芝加哥捍卫报》的约翰.森斯塔克（“我们跟他关系最好，”迪洛克这样向胡佛夸口道）以及另外四家黑人报刊都抓住了金针对胡佛的某几句非正式评论大做文章。甚至就连杜鲁门与肯尼迪这样不喜欢胡佛的总统也总会在公开场合习惯性地夸奖他几句，相比之下金的言论在胡佛看来简直大逆不道。

早在1963年，联邦调查局特工就通过窃听情报得知金邀请斯坦利.莱维森参加了在萨凡纳附近举行的会议。无论是现场监视还是线人告密都没能让联邦调查局获悉金的秘密目的——在伯明翰来一场非暴力豪赌——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金肯定不怀好意，更何况他还无视联邦调查局的指令继续与利维森保持接触。因此恶意十足的迪洛克向联邦调查局总部提交了一份盖棺定论的总结，声称金利用“欺骗，谎言和背叛作为宣传手段，从而实现自己的野心”，还建议联邦调查局从此将金当成一个不值得接触的“恶毒骗徒”。“附议，”胡佛在备忘录底部潦草地写道。从此金就正式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敌人。这一天是1月15日，金的三十四岁生日，也是赫歇尔为芝加哥宗教与种族问题大会上进行开幕演讲的前一天。

此时金还没有意识到联邦调查局的敌意，眼下他更担心近在身边的威胁。J. H.杰克逊牧师在全国浸信会大会打垮了金之后，又禁止了所有忠于金的牧师参加大会。在过去一年里，一大批各个教派的基督教领袖都曾经来到芝加哥造访杰克逊名下的橄榄山浸信会教堂，并且游说杰克逊参加宗教与种族问题大会。毕竟这可是美国第一次跨种族宗教大会，而且举办地就在杰克逊的家门口。但是杰克逊的态度却令他们大吃一惊：无论他们好说歹说，他都坚决不肯参会。会议策划人员当中有一位杰出的黑人学者极其反感杰克逊的表现，以至于干脆脱离浸信会并且加入了长老会。见过杰克逊的少数几位白人神职人员只能推测他陷入了原教旨主义的泥潭，听不进别人讲的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已经请到了金这位最负盛名的黑人牧师。讽刺的是，杰克逊的抵制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增强了金作为黑人神职人员总代表的地位。而且由于黑人与白人各自的宗教文化相互隔绝，白人主流社会并不知道金曾经在杰克逊手下吃过怎样的败仗，而金也一直很小心地维护着这一现状。私底下，他与盟友们毫不怀疑杰克逊仅仅是拒绝登上任何一座被叛徒污染的布道坛而已。他们认为杰克逊的敌对行为在政治层面上十分亲切，像这样抓住一点小事大动干戈的做法简直充满了人情味。*此时的金还并没有意识到，不仅只有金家的老朋友J.H.杰克逊才会与他结下私怨，像埃德加.胡佛这样遥远的国家象征也正在以同样强烈的私密目光关注着他。当金抵达芝加哥时，庞大的联邦调查局正在冲着他睁开充满敌意的隐秘之眼，而杰克逊则两眼翻白，假装金并不存在。

*【又过了七年，在金遇害之后，杰克逊还会斥资五万美元封住橄榄山教堂的南大门并且新开一座门，为的是让橄榄山教堂的地址永远不会与新近更名为小马丁.路德.金博士路的街道联系在一起。】

金与赫歇尔遥遥相对，在芝加哥大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他选取了批判教会自满态度的标准布道词：“星期天早上十一点还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钟点，主日学校上课的时候仍然是美国中小学一周当中种族隔离最严重的一天。弥尔顿认为最不可饶恕的罪孽就是自欺欺人，就像路西法那样宣称‘恶呀，你来做我的善’，以至于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奉行种族隔离的美国教会距离这样的立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金的平静外表掩饰着他对于教会体制无所作为的极度不满，布道词的文字几乎约束不住他的愤懑情绪。 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在伯明翰有意识地承担了危及生命有进无退的风险，期间既没有依赖也没有等待来自其他神职人员的协助。

自从1955-1956年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金在追求种族平等的道路上已经历尽了各种挫折，因此他才逐渐下定决心抛开建制派教会独自投入这场赌博。事实证明，公交车抵制运动采取的非暴力回避策略难以移植或者推广。于是他转而依赖自己千锤百炼的演讲才能，比照着葛培理牧师的圣战模式进行了一系列马不停蹄的反种族隔离巡回布道之旅，一连布道数百场。葛培理十分看好金这位后辈，偶尔还会指点一下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这种拉人入教的斗争方式让身为演讲家的金尝尽了甜头，他收获了无数掌声与赞美，让无数听众泪流满面，至少暂时改变了他们的心意。但在日常生活中，黑人依然是一个遭到隔离的族群，除了金本人这样的名人之外，绝大多数黑人依然是无视与轻慢的对象。等到大学生们在1960年的静坐示威与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当中率先采用非暴力对抗的新策略时，金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观点：种族问题极其棘手，光靠一两个演说家给听众灌鸡汤于事无补。只有在经过无情事实的连番教育之后，像金这样的人才会逐渐承认单凭口才不足以成大事，即便有社会地位与教育背景的加持也是枉然。虽然他诚恳地赞美学生的勇气，但是他本人却一再拒绝了来自学生们的战鼓传唤——“你的身体在哪里？”这是学生们摆在黑人领导层面前的第一场测试，要想通过这场测试既不能依靠说教也不能依靠资历，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暴力。

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投入非暴力运动，而是继续坚持着更适合他这位黑人教会巨头的方法。他一方面花大力气向白人领袖们请愿，另一方面动员自己的盟友去争取全国浸信会大会的控制权。他们的梦想是一手掌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黑人志愿者团体。全国浸信会大会共由一万多名布道人和五百万成员组成，可谓是一个现成的民权斗争军团。如果能将这支力量抓在手里，金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针对任何种族隔离目标发动大规模抗议。彻底掌握全国浸信会大会的先决条件与黑人教会政治的普遍抱负不谋而合：在与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们进一步对抗之前，金集团打算首先在父辈和祖父建立的隔绝世界里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他们的计划却遭到了现任“黑人教皇”J.H.杰克逊牧师的当头痛击。在先后两次全国大会上，好似足球骚乱一般的肢体冲突替代了惯常的布道与唱诗班活动。杰克逊的势力在冲突当中压制住了金的势力，最终在1961年堪萨斯城的会场上赶在警方到来之前实际控制了布道台，将金的势力挤到了旁边。取得胜利之后，杰克逊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声称一名不慎摔死在斗殴现场的布道人是被金害死的，并且将金驱逐出了全国浸信会大会。这一举动导致了一场大分裂，约有两千名布道人——包括金的密友、来自布鲁克林的加德纳.泰勒，以及金的师长、摩豪斯学院院长本杰明.梅斯博士——跟随着金一起脱离了大会。但是还有许多金家的老朋友以及杰出的布道人——例如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选择了留守。专属于黑人的全国性机构少之又少，而他们早已将自己的身份认同锚定在了国家教会当中。

直到借助黑人教会推动社会改革的路线被彻底堵死之后，金才正式投入了不断升级的非暴力运动。他参与的最主要事件就是1961年底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开始的大规模入狱游行。这段艰苦经历让他意识到，在任何足以引起新闻界集中注意的种族冲突当中，记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将报道焦点集中在他本人身上，因为他是大多数读者最熟悉的角色。而且新闻报道的核心问题往往并不是金的事业具有怎样的道德价值，而是每一场斗争的胜败结果——金与种族隔离主义者，谁能占上风？不得不与整个南方的法律和文化标准相对抗的金在1962年背负着输家的烙印离开了奥尔巴尼，因为种族隔离仍然存在，而且他本人还因为在斗争期间盖过了同事们的风头而受到了怨恨。然后到了1963年1月1日，也就是林肯解放宣言生效百年纪念日，金再一次吃了个暗亏。在过去两年里他一直私下推荐肯尼迪总统围绕这个日子发表一份历史性声明，借助总统行政命令至少部分废止种族隔离。而肯尼迪总统却始终顾左右而言他，最后还是躲过了这个自然截止日期。

几天之后，金召集十位最亲密的同事来到了佐治亚州萨凡纳附近的一处私人度假胜地。他告诉他们，对抗种族隔离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与政坛上层人物之间也没有达成任何盟约。 所有还算体面的斗争路线都被堵死了。在他看来，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撤退，要么跳崖。他还担心最高法院在1954年针对布朗案做出的种族融合判决以及肯尼迪执政时期的改革能量将会很快消散，因此决心进行一场精心计划的孤注一掷。金的首席助理怀亚特.沃克为伯明翰行动制定了一套阶段性的非暴力攻击蓝图。伯明翰是种族隔离的象征性堡垒，这座城市将周边阿拉巴马州的种植园态度与钢铁厂经济的露骨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象征这一结合的关键人物就是当地警务专员尤金.“公牛”康纳。

金的人马既没有回避风险，也没有一味抱怨媒体在道德层面上的愚昧，而是尽力促成了金与康纳之间充满戏剧性的公开摊牌。最重要的是，金从此确定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决不再为其他人搞砸了的行动充当“消防员”，而是要主动采取行动，充分发挥自从公交车抵制以来累积的所有经验。经验之一在于出其不意。因此金并没有邀请父亲前往萨凡纳开会，也没有寻求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理事会的批准，因为他知道惯于长篇大论的理事会成员们肯定会不着痕迹地阻挠他的设想。他将要分阶段打基础，然后一声令下发动突击行动。非暴力学生委员会也向他强加了另一条教训：在在这个自私的世界当中，仅凭理性并不足以成事，还需要平白无故的受苦受难作为补充；非暴力战争的烈度丝毫中不低于动刀动枪的战争；要想打动戒心十足或者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戏剧性的风险与痛苦是最可靠、最敏捷的信使。金在散会时警告各位朋友们，他相信“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们不可能全都活到本次斗争结束。”尽管如此，参会人员还是一致决心投入行动。离开萨凡纳之后，金就去芝加哥参加了宗教和种族问题大会。

就在华莱士.穆罕默德从砂岩监狱回到芝加哥家中的那一周，马丁.路德.金也来到了芝加哥。华莱士回到了城南的家里，受到了冷冰冰的对待；金则来到城北，被人引见给了一位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Abraham Heschel）。这两人的出身背景差异极大，足以与两人各自与伊斯兰国度之间的差异相提并论。金出身于亚特兰大黑人浸信会布道人世家，家族传统可以追溯道奴隶制时期；赫歇尔是生在华沙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出身于哈西德派拉比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许多在东欧犹太文化圈里无人不知的名字——比方说伯里切夫的伊扎克拉比（Yitzhak of Berdichev），里津的以色列拉比（Israel of Rizhyn），与赫歇尔同名的阿普特的赫歇尔拉比，还有哈西德派创始人以色列.巴沙姆拉比（Israel Ba’al Shem）的十八世纪继承人、梅泽里奇的多弗贝尔拉比（Dov Ber of Mezeritch）。最后这位先辈曾经在给赫歇尔的信中写道：“我们应当从灵魂中放逐忧郁，由此发现身为犹太人的不可言状的喜悦。”自从希特勒将阿姆斯特丹到基辅之间的犹太人聚居区化作墓地之后，赫歇尔在他的一本书中这样记录这份被强行抹杀的文化遗产：犹太教文化并不依靠战争或者物质成就来衡量资深历史，而是“关注日常存在当中的精神实质。”

1963年1月，宗教与种族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赫歇尔与金的道路在这里交汇在了一起，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跨教派联合大会，参会代表近千人，其中包括保罗.田立克这样世界知名的神学家以及美国境内几乎所有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在私下里，各路神职人员之间自然免不了相互较劲。新教徒认为自己正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因为南方种族隔离纷争的所有直接与间接参与者几乎全都是新教徒，都引用同一套新教教义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像这样的教门内斗只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将近九年前，最高法院裁定中小学内部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合法。自从这项里程碑式的判决生效以来，新教各个教派始终不愿意针对种族问题摆明立场。多亏了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大力鼓动，不情不愿的新教团体才勉强发表了几篇充满陈词滥调的种族关系声明。好几位芝加哥会议的组织者都希望借助本次大会让新教教会摆脱如此尴尬的记录。包括犹太教与天主教在内的少数派神职人员则普遍将种族问题视作打翻身仗的好机会，这些教派的领导层都希望乘着种族平权的东风摆脱掉信众数量有限或者教义不够正统带来的耻辱。天主教的考虑尤其还要更深一层：眼下新教被种族问题缠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如果天主教在这个当口采取偏向自由派的路线，与新教形成鲜明反差，或许能趁机吸引一批全新的信众。有好事者指出，参加芝加哥大会的天主教代表团等级之高，简直创下了天主教美国发展史上的记录——整整来了二十四位主教。除了天主教内部会议以外，还从没有人见过这么多主教聚集一堂。在这些好事者看来，此等做法的背后的盘算可谓路人皆知。

此外大多数参会代表都并没有意识到一项严峻的事实：赫歇尔与金这两位大会关键发言人在各自“主场”的处境远比看上去更加危险。外人想当然地以为拉比都会支持赫歇尔，黑人布道人都会支持金，但是情况并没有这么单纯。他们两人的交情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深入到可以相互透露底牌的程度，那时他们将会向对方揭露自身的困境以及他们在芝加哥各自肩负的秘密使命。不过在此之前很久，这两个人对于希伯来先知的语言与经验的共同追寻就一直在促使他们相向而行。金与赫歇尔之间的长期交往也是本次普世会议留下的许多历史遗产之一。

赫歇尔这次差点就没来。自从1945年加入纽约犹太神学院以来，同事们一直将他视为另类，而他对此也听之任之。按照坊间流传的说法，学校之所以聘用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充当摆设。一直有人批评纽约犹太人神学院包庇了太多信奉重建主义的教师，这些人认为受训成为拉比的神学学生们完全可以甚至十分应该将无神论当成个人信仰。所以校方才要雇佣一位赫歇尔这样出身东欧的正统派犹太教信徒来缓和此类批评。当年被纳粹逼得逃出欧洲之前，赫歇尔赖以成名的招牌课程是犹太教哲学与犹太教神学，现在他的雇主却偏偏不允许他教授这两门课，而他负责的犹太神秘主义选修课几乎被全体师生当成了投机时代的古怪残余。像这样的限制使得赫歇尔十分火大，以至于经常发表一些吓得学生们张口结舌的言论：他们现在接受的培训仅仅局限于犹太会所日常事务管理，充其量只能让他们假装成拉比糊弄一下外人。按照校方的安排，就算完全不参加关于犹太教上帝理念的课程也完全可以顺利把学上完。 赫歇尔警告学生们：“逃避智识思考是当代犹太教的重大罪过。当代犹太教对于紧急问题避而不谈，信仰的困难遭到忽视……犹太教思想十分荒芜。我们只能呼吁信徒们忠于犹太民族，对于信仰本身的发挥却说不出多少道理。”

随着英语水平的不断提升，赫歇尔开始越发频繁地参与校外活动，出版书籍，发表演讲，致使犹太教领导层大为紧张。他主张犹太教不仅能滋养犹太人，也能滋养非犹太人。他口音厚重，造型醒目，留着一口雪白的美髯，两眼炯炯有神，乍一看去活像是精灵族的长老。他曾在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宣讲过自己的招牌比喻（“智慧好比天空，不是任何人的私产。真知识则是研究精神的天文学。”）。最近他还在肯尼迪总统面前谈论过关于衰老的话题（“对于年轻的盲目崇拜无异于拜偶像。亚伯拉罕是一位可敬的长者，浮士德的传奇则是异教精神的体现。”）。一部分同事很为赫歇尔感到自豪，认为他打破犹太教思想茧壳的努力很值得称道。其他人则认为他的做法危险且冒昧，甚至贬低了犹太教的价值。

到目前为止，赫歇尔参加过的最敏感的活动就是提倡天主教改造古代教义——包括天主教会的官方声明，教义，教科书，甚至宗教艺术——在纳粹大屠杀的高潮时期，这些教义似乎加剧了针对犹太人的仇恨。为了即将举行的梵蒂冈会议，若望二十三世教皇下令进行一场针对基督教反犹主义的研究。他将这项研究托付给了一个专门研究非基督教宗教的秘书处，领头人是奥古斯丁.贝阿红衣主教（Augustin Bea）。1961年11月，贝阿开始与赫歇尔进行秘密磋商。这件事办得极其机密，以至于贝阿自己的员工也只是在事后才听到传闻声称有一位饱学的拉比头两天偷偷潜入了罗马。赫歇尔向贝阿提交了一份私人备忘录，题目是《如何改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关系》。他在文中写道：“从未有过哪个时代见证过如此之多的内疚、伤痛、焦灼与恐怖。从未有过哪个时代浸染过这么多鲜血。从未有过哪个时代对于上帝如此麻木不仁。”他请贝阿考虑四项提案，其中包括请求梵蒂冈会议进行一次历史性投票，议题是犹太人究竟是不是一个犯有弑神罪的民族，是否因为杀死耶稣而遭受了上帝的永恒诅咒。赫歇尔还在另一份措辞微妙的声明当中补充道：“根据我们的理解，天主教会认为全人类都承担了杀死耶稣的罪孽。”通过这些声明，赫歇尔与贝阿开始一步步向对方靠拢，加深了对于对方教义的认识。两人都在搜肠刮肚地找寻最合适的沟通语言，一方面不能蔑视对方，另一方面也不能贬损自己。贝阿与赫歇尔的共同目标是切断个人反感转化成社会灾难的路径。“言论具有切实的力量，极少有人能意识到词语永远不会消逝。以声音作为开始的事物必定会以行为而结束”

此时的赫歇尔是犹太人在梵蒂冈的秘密说客，一旦这一身份遭到曝光，必将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讦，因此他一开始并未接受芝加哥大会的邀请。不过后来他咨询了专门研究美国种族政治问题的专家。赫歇尔尤其想知道马丁.路德.金究竟是什么人。他很清楚，金的参会必然会为本次大会招致充满争议的关注。他在犹太神学院里也曾经听到过反对金的窃窃私语。金难道真的仅仅是一位专门混黑人圈子的浅薄民粹政客吗？莫非他当真只会到处惹事，还装着一肚子不可告人的共产主义盘算吗？莫非他当真应该老老实实呆在经常光顾的监狱牢房里不出来吗？

专家们向他保证，金的反种族隔离使命具有十分过硬的属灵基础。于是赫歇尔把心一横，在芝加哥宗教与种族大会的开场致辞当中抛开了历来惯用的模棱两可言论。“宗教和种族，这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如果依照宗教的精神来行事，那就要将原本分开的联合起来，要记住全体人类都是为神所爱的孩子；如果按照种族的精神来行事，那就要将活生生的人性大卸八块……也许这次会议应该叫做宗教或种族大会。你不能一边敬神一边将其他人当成牛马牲畜。”目前犹太教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种族问题是基督徒们的内部矛盾，犹太人只要保持安全距离充当啦啦队就行了。赫歇尔却反其道而行，宣称种族斗争的结果关系到犹太教的灵魂归属，自从当年摩西与法老王进行“第一次”宗教与种族首脑会议以来就一直如此。用他的话来说，“出埃及记还远远没有结束。今天以色列的后裔们跨越红海远比黑人穿越某些大学校园更容易。”

斯托克斯案件之前，马尔科姆.X一直在公众视野之外打拼奋斗。这起案件标志着他终于浮出水面，从此成为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种族现象。他认为这次枪击事件彰显了好几个方面的根本危机——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在于本案彰显了以利亚.穆罕默德关于男子汉气概与真理的教诲。自从1955-1956年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马尔科姆.X就一直在毫不留情地批判马丁.路德.金。他声称金是“黑人族群的叛徒”，非暴力理念“说得好听一点是消极抵抗，说的不好听一点则是‘用我忍气吞声换你回心转意’的自虐心态”。至于以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为基础的全国民权运动更是免不了遭到他的冷嘲热讽：“是个人就能坐着不动弹，老太太也能坐着，胆小鬼也能坐着……可是只有男子汉才敢站起来。”马尔科姆.X的主张永远包含着一丝狂妄嚣张的气息，有时还会摆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好战姿态：“……你们大概见惯了那些信奉非暴力的黑人，于是误以为我们也会打不还手，打我们左脸的时候还指望我们自觉把右脸也转过来——我把话放在这里：你敢碰我们一下，我们就弄死你。”

在第一次紧急飞往洛杉矶之前，马尔科姆.X曾经向同事们坦诚，眼下这样的时刻要求穆斯林遵循本心做出回应，换句话说就是做好进一步流血的准备。马尔科姆.X开展的调查是以伊斯兰国度独立司法体系的名义进行的。就算在程度最轻微的情况下，这一体系也会准许全体穆斯林击杀一名根据调查罪行最重的洛杉矶警察。马尔科姆一直在偷偷推进这项计划，可是没过多久伊斯兰国度的秘书长约翰.阿里（John Ali）就向他下达了毫无通融余地的干涉命令：无论如何不许报复白人。 “在一切场合都要装死……”以利亚.穆罕默德这样命令道。“告诉马尔科姆把脚步稳住。”

马尔科姆.X服从了上级的命令，但并非毫无怨言。 5月14日，全由白人组成的验尸官陪审团花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对斯托克斯案作出裁决，认为警方击杀斯托克斯的做法完全合理，尽管韦斯警官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开枪射击的对象手无寸铁，对方之所以抬高双臂是因为感到威胁。记者们询问马尔科姆.X是否已经丧失了在法庭上实现正义的期望，如果是的话接下来他又打算怎么做。这位洛杉矶最新的公众人物这样答道：“我只能说幸亏真主会在必要时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真正的正义。”为了将如此超脱的口径与他一贯的冰冷现实主义调和在一起，他又补充了一句：“真主会以祂自己的方式行使正义。”

在纽约那边，哈莱姆区的《阿姆斯特丹新闻报》编辑敏锐地指出，马尔科姆.X不该将真主抬出来充当挡箭牌，因为这样做太跌份了。接下来到了6月初，美国国内紧张局势引起了一阵短暂的公众骚动：一架法航客机在巴黎附近坠毁，造成超过一百名来自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白人公民死亡。此前不久，洛杉矶法院针对斯托克斯案件的涉案穆斯林下达了第一批刑事判决。在抗议本次判决的集会上，马尔科姆.X表明了他看待巴黎坠机事件的态度：“今天真主给我发来了电报……许多人一直在问，‘你打算怎么办？’我们知道有人正在每天跟踪我们，只要抓到一丁点我们打算还击的苗头就会把我们关进监牢，于是我们就向真主祈祷。真主大手一挥就干掉了他们当中的一百二十个人……我们希望每天都有一架这样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欢呼与掌声。但是接下来马尔科姆.X话锋一转，又夹枪带棒地将听众们教训了一顿：“真主知道你们都是懦夫，真主知道你们害怕，真主知道你们一看见白人就吓得直哆嗦。所以真主就不让你们自己保护自己了。”

一位便衣警察录下了马尔科姆.X的发言并且交给了尤蒂市长。市长拿到这段录音之后简直如获至宝，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当众播放了这段录音，并且义正辞严地痛斥道：“这个魔头的扭曲内心已经昭然若揭了。”随之而来的新闻报道——《市长警告穆斯林“口无遮拦”》——成为了第一条涉及马尔科姆.X并且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新闻。在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和哈里.贝拉方特刚刚因为坠机事件取消了针对市中心种族隔离商户的静坐示威，在陷入悲伤的城市面前摆出了和解的姿态。记者问金如何看待马尔科姆.X庆祝白人陌生人意外死亡的态度。金小心地回答道：“如果穆斯林领导人当真是这样说的，那么我肯定不同意他的看法。”

“信使大人理应做得更多，”马尔科姆.X在自己主持的第七号神殿里这样告诉几位他信赖的同事们。“搞民权运动的那帮人被白人暴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却在一边干看着不帮忙。这也就算了，现在咱们自己的弟兄也被白人打死打残，我们居然依旧干看着不帮忙。”马尔科姆.X亲手训练出了一批无限忠诚于穆罕默德命令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人来说，哪怕仅仅在私密场合匆匆瞥见马尔科姆.X对于上级命令的抵触也足以令他们大吃一惊。伊斯兰国度是一个采取准军事化管理的组织，各级队长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捍卫组织的信条，打击异端思想乃至“泄气话”。此外这个组织还会通过严格的调查、审判以及制裁体系向会众征收会费。拖欠会费的行为视情节轻重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惩罚，首先是训斥，然后是通报批评，再然后是集体排挤，最严重的手段则是开除教籍。穆罕默德要求所有男性会众上街售卖他创办的报纸《穆罕默德发言报》，而且必须卖够定额。为了保证销售业绩，每一位卖报人都要自己出钱买下定额数量的报纸，然后再转手卖给街头行人。“信贷会毁了他们，”他告诉自己的手下人，“他们刚刚才离开丛林呢。”这份报纸不遗余力地报道了斯托克斯案件，致使报纸销售在全国范围内骤然飙升。到1962年夏天，穆罕默德不乏惊喜地宣称一万五千美元这样的数额对于当前的伊斯兰国度来说“仅仅是零钱”。因此他同意支付十二万美元的天价为伊斯兰国度的洛杉矶成员进行辩护。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厄尔.布罗迪与他的合伙律师劳伦.米勒（Loren Miller）造访了以利亚.穆罕默德位于凤凰城的第二套住宅（这是他从蓝调大师路易斯.乔丹手里买下来的）进行开庭之前的准备工作。两位律师原本以为，能够让马尔科姆.X这样的精明干练之辈俯首听命的伊斯兰国度一把手肯定不能是一般人。但是当真见到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时候两人却大吃一惊：面前这位六十四岁老者身材瘦弱，气喘吁吁，头戴一顶土耳其式菲斯帽，看上去活像个庄稼把式，见识显然十分短浅，而且说起话来口齿含糊不清，只会嘟嘟囔囔地感谢两位律师帮助“我的人”*。穆罕默德身边的随从对这位“圣使徒”毕恭毕敬，两位律师却不敢相互对视，唯恐一不小心笑出来。但是对于伊斯兰国度的其他人来说，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卑微做派无非证明了他所具有的神奇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将成千上万个未经开化、堕落不堪的“迷失灵魂”转变成了热情不灭的穆斯林。马尔科姆.X本人在纽约主持的第七号神殿里有一位风纪主管名叫约瑟夫.X，此人向来作风严厉，会众们无不闻之色变。可就算是这样强横的人物在信使大人面前也忍不住牙关打战。穆罕默德对于洛杉矶枪击事件的发表的每一句观点在约瑟夫.X听起来都是毋庸置疑的真理：目前伊斯兰国度十分虚弱，在这个当口报复白人无异于自杀。

*【穆罕默德在二战期间坐牢的时候，监狱方面的精神病医生认为他患有严重的妄想症，心智能力仅仅相当于十一岁的儿童。】

1962年12月，斯托克斯案的被告们——阿瑟.X.科尔曼、弗雷德.X.金格斯、约翰.X.莫里斯阿訇、罗斯福.X.沃克，查尔斯.X.甄诺以及另外八名穆斯林——接受了初审。马尔科姆.X笔挺地坐在审判庭后排，时常前往外面的走廊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批评各位白人记者们“只会遵循控方的口径进行报道”。联邦调查局驻扎在芝加哥与凤凰城的监听人员——这些人自从1957年起就在维护针对以利亚.穆罕默德布设的室内与电话窃听器——打报告表示穆斯林团体内部可能正在发生摩擦。他们听到穆罕默德向各位队长们发牢骚：“谁都管不住马尔科姆。”尽管穆罕默德在面对面的谈话当中仍然会夸奖马尔科姆.X堪称“现代保罗”，并且具有赢取公众注意力的天赋，但他偶尔也会突然抛出一两句警告：“我希望安拉能让你一直保持明智。”

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国度内部有一位亲密盟友，此人注定要在他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马尔科姆.X的恶名有多么如雷贯耳，此人的成功就有多么悄无声息。他没能参与斯托克斯案件的早期进展，因为自从1961年二十八岁生日那天他就一直呆在明尼苏达州桑德斯通的联邦监狱里。此人名叫华莱士.D.穆罕默德（Wallace D. Muhammad），在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八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七。伊斯兰国度的创始人W.D.法德（W. D. Fard）用自己的名字为他命名，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穆罕默德的子女当中就属他最虔诚。法德是一位作风神秘的丝绸商贩，他在华莱士出生之前不久失踪了，再没人见过他。在大萧条期间，成千上万的黑人佃农为了追寻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好世界而纷纷向北迁徙，但是他们的希望却最终遭到了现实的无情粉碎。法德为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们创建了一套革命的宇宙观，将他们纷纷聚拢在了自己身边。他的铁杆亲信之一名就是日后的以利亚.穆罕默德，原名以利亚.普尔（Elijah Poole），出身佐治亚州，大萧条期间由于在领取救济时频繁遭受侮辱而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多亏法德的支持才得以康复。法德的教派运动刚刚发起没过多久就囊括了八千多名成员，还引起了少数白人的猎奇心态。社会学家艾德曼.贝农（Erdmann Beynon）在1938年的《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底特律黑人移民当中的巫毒崇拜》的文章。伊斯兰教的教派特点让贝农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教派成员的整体表现依然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教派当中没有已知的失业人员。”新成员要向法德申请新的阿拉伯名字，作为找寻失落文化的第一步。“他们每天至少沐浴一次，并将房屋收拾得一丝不苟，”贝农写道。“恢复原本的名字能够让他们摆脱奴役，严格讲究个人卫生则是为了抹杀奴隶制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所有痕迹，。”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联邦检察官不承认华莱士.穆罕默德是符合资质的神职人员，因此无权延期服兵役。曾经在1960年成功为阿拉巴马州政府诉马丁.路德.金偷税案件辩护的两位芝加哥律师威廉.明和昌西.埃斯克里奇这次又成了华莱士的辩护人。两位律师的既定策略是让华莱士申请成为担任良心拒服兵役者并且加入医务部队，但是以利亚.普尔（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了以利亚.穆罕默德）出乎意料地拒绝了律师们的安排，宁肯送儿子去坐牢也不肯按照白人的法律提出抗辩。华莱士对此自然十分不满。他认为父亲存心要将他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让他沦为一名无用的废人。但他还是乖乖进入了砂岩监狱。他在监狱里抓住一切机会宣讲伊斯兰教义，平时将监狱洗衣间当成教室，天气晴好的时候就在放风的操场举行公开课。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要为自己的思想负责。尽管他吸引大量皈依伊斯兰教义的新科穆斯林成为了他的追随者，致使砂岩监狱当局的大多数人都十分害怕，但是典狱长却十分看好伊斯兰信仰促使信徒保持个人卫生的副作用。他坚信个人卫生对服刑人员的改造十分有益，于是邀请华莱士为1962年圣诞节出版的监狱期刊撰写一篇关于伊斯兰教牺牲理念的文章。杂志出版之后，华莱士将一份样刊寄给了他的母亲克拉拉。克拉拉尽管在伊斯兰国度当中扮演着的国母的角色，但是收到儿子寄来的杂志时依然忍不住哼唱起了小时候在佐治亚州圣洁教会学会的赞美诗。儿子显然已经在信仰层面站稳了脚跟，具备了向其他宗教取经学习的自信，这一点让她十分骄傲。华莱士也很不情愿地感谢了他的父亲。以利亚.穆罕默德宣讲的个人版伊斯兰教多有穿凿附会之处，华莱士对此一直很有看法。被父亲送进监狱之后，他终于获得了与父亲的伊斯兰教理念叫板的底气，这也可以算是塞翁失马了。

1963年1月10日，华莱士走出了砂岩监狱的大门，心里只想着接下来如何与父亲斗上一斗。但是开车接他回芝加哥的兄弟小以利亚却给他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伊斯兰国度正在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 威胁、盗窃、丑闻、阴谋以及背叛死死纠缠着这个组织。人们都在担心，假如以利亚.穆罕默德不久于人世，马尔科姆.X很可能趁机篡权夺位。罗纳德.斯托克斯暴力事件的持续后果正在越发严重地威胁到伊斯兰国度的财政收入、公众形象以及社会地位。家里人原本指望监狱生活能让华莱士对于别人的物质追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但是华莱士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后来表示：“组织高层充满了腐败的伪君子。一般成员抽根烟他们就闹着要开除人家，可是他们自己却每天晚上痛饮香槟狂欢作乐。”由于身处假释期间，华莱士没办法亲自前往凤凰城与父亲当面较量，于是他给父亲写了两封长篇批评信，其中大量引用了古兰经的原文。

动荡的局势很快就在2月底将华莱士.穆罕默德与马尔科姆.X甩到了一起。这一天是伊斯兰国度设立的救主日，也就是组织创始人W.D.法德的生日。约有四千多名乘坐公交或者自驾的穆斯林聚集在芝加哥参加年度救主日大会。按照以往的惯例，各位演讲人都要高呼“尊贵的以利亚.穆罕默德”。但是台下的听众们却人心惶惶，因为这一年以利亚.穆罕默德本人第一次缺席了救主日大会。由于哮喘发作，他不得不呆在凤凰城静养。尽管不少穆斯林都相信以利亚.穆罕默德能够永生，但是当前情况依然让会众们十分担心，以至于很多人都大声疾呼要求华莱士赶紧站出来主持局面。许多会众都认为救主在所有儿子当中钦定了华莱士担任接班人，因此华莱士刚刚出狱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关注，另一部分人则对他大加赞美。但是华莱士拒绝在大会上发言。他寄给父亲的批评信始终没有收到回应，因此他觉得父亲要么正在躲着他，要么正在试探他。此外他还十分反感救主日本身，认为这个节庆日集中体现了他父亲在三十年代最离谱的亵渎言论：伊斯兰国度的创始人W. D.法德是真主的人间化身，就像耶稣被称为基督教上帝的化身一样。华莱士不止一次质问父亲，既然古兰经明文规定“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那么父亲怎么能要求人们按照如此明确的标准去崇拜法德这样的凡人呢？以利亚.穆罕默德只有一句回应：这其中的道理太过高深，儿子根本无法理解。

马尔科姆.X作为以利亚.穆罕默德的代言人主持了本次大会，并且通过预先安排让华莱士躲过了公开发言环节。这两位最有可能继承伊斯兰国度的年轻人在大会期间极其隐秘地私下碰了碰头。这二人的关系亦敌亦友，彼此惺惺相惜，两人都严重威胁到了伊斯兰国度上层人物的地位。华莱士向马尔科姆.X坦诚他决心抵制父亲自创的非正统伊斯兰教义，马尔科姆.X则表示以利亚.穆罕默德对于伊斯兰教义的改造——例如主张白人生来就是魔鬼的化身——虽然看似荒诞，但却并非全然不可取，因为这些改造十分契合黑人的日常体验，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等到黑人群体“找到自我”的那一天，以利亚完全可以针对这些比较离谱的信条进行进一步纠正。华莱士还承认自己家里有几位根本不了解伊斯兰教的亲戚将伊斯兰国度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整天为了珠宝房产之类的俗物争斗不休。这些内幕消息马尔科姆.X并非一无所知，但是听到内幕人士亲口告诉自己依然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两人决定联手应对这个问题。

在2月份的芝加哥大会期间，马尔科姆.X召集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家人开了一次小会。在会上他小心翼翼地表示，身为领导家属的他们目前的行为表现为伊斯兰国度带来了许多难缠的问题，他打算在这些问题造成严重损害之前提出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性质十分微妙，既包括微不足道的个人纠纷，也包括严重的个人行为不检点以及不尊重教义。私下里，他告诉一位以利亚的家人，他只是想帮忙而已——很久之前他就知道伊斯兰国度芝加哥分支的经营存在各种缺点，但是他不敢深入调查，唯恐一不小心伤害了伊斯兰国度的根基，反而招致真主降罪。他还想再与以利亚的家人们召开第二次会议，但是却遭到了对方的集体抵制，凤凰城那边也打来了愤怒的问责电话。华莱士的姐姐埃瑟尔.沙里夫告诉父亲，马尔科姆.X一直在皮里阳秋地暗示他们几个有问题，“聪明”的马尔科姆.X必须充当他们的家长。其他人则警告以利亚说，马尔科姆.X正在耍手腕分裂现有领导层并且宣传自己，最终目标则是彻底接管伊斯兰国度。马尔科姆.X居然事先不向以利亚汇报就擅自针对他的家里人召开批斗会，这种做法简直是将造反二字写在了脸上。家人们还向以利亚告状说，马尔科姆.X擅自动用了以利亚本人的凯迪拉克汽车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发表巡回演讲，从而为自己造势。3月中旬，以利亚.穆罕默德在凤凰城下达命令，要求伊斯兰国度各级人员从马尔科姆.X手中夺回自己的凯迪拉克钥匙，取消马尔科姆.X的讲座，并命令他返回纽约。

马尔科姆.X很快就采取了还击手段。此前华莱士向他提到过伊斯兰国度内部存在三个方面的腐败问题：首先是敛财无度，其次是扭曲教义，最后是利用斯托克斯枪击案为个人谋取政治资本。现在他也向华莱士透露了第四个方面的腐败问题。就在救主日前一天，两位曾经为以利亚.穆罕默德工作过的女秘书出现在了以利亚的芝加哥住所的门前草坪上，两人的怀里各自抱着一名婴儿。她们宣称自己要在寒风中一直站下去，直到穆罕默德先生亲自出面将遭到遗弃的骨血认领回去为止。马尔科姆.X告诉华莱士，以利亚一家人对于这件事的反应十分值得玩味。他本人一开始也以为这是有人在恶意中伤以利亚，但是两名惊恐万分且走投无路的女性很快就亲自来到了他的面前请求帮助。他想问问华莱士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华莱士不安地回答道，这两名秘书他都认识，他要去亲自查看一下。他很快向马尔科姆证实他相信这两位女性的说辞。当初以利亚告诉她们，就像穆圣的妻子赫蒂彻死在穆圣之前一样，他的妻子克拉拉也死在了他之前。他觉得真主准许他寻求处女保留良种。

事态的发展令华莱士.穆罕默德大为震惊，他认为父亲的做法非常对不起他那遭到抛弃的母亲。这一下他彻底站到了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对立面上，认为父亲是一位只会远程指手画脚的人造偶像。华莱士从小就没怎么接触过以利亚.穆罕默德，因为以利亚在三十年代曾经整整消失过七年。当时法德的其他继承人将以利亚视为眼中钉，花五百美元要买他的人头。虽然伊斯兰国度的追随者们每天都会登门造访华莱士母子，送来各种生活必需品以及信使大人本人的激励话语，但华莱士在整个童年时期仅仅亲眼见过以利亚几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1942年，当时遭到警方追捕的以利亚回家避难，华莱士眼看着母亲与哥哥们手忙脚乱地将父亲裹在地毯里面塞到床底下，可惜没能骗过警察。现在这位刚刚走出监狱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过去的奇异征兆。在它看来，伊斯兰教能够让美国的非洲人后裔第一次通过属于自己的神灵来自我定义，而为了让伊斯兰教在北美扎根，父亲犯下的这些罪孽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一方面咬紧牙关面对事实，另一方面又将历史先例当成了用来回应马尔科姆的标准答案：任何一门宗教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往往都会伴随着难看的创伤。

联邦调查局三年多以前就知道以利亚.穆罕默德有私生子并且试图广泛传播这一事实，但是并没能取得太大的成功。1962年末，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分部开始了一项名为反间谍计划（简称COINTELPRO）的反伊斯兰国度长期行动。按照日后的内部评估，这项行动“将始终在‘最高层次上’进行，不会涉及种族主义、人身攻击或者抹黑污蔑。”具体来说，这项行动招募了许多社会地位显赫的黑人公民——包括一位芝加哥法官——让他们按照事先写好的稿件公开发表抨击穆斯林的言论。不过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也并不介意在较低层次耍耍手段。通过电话窃听得知以利亚.穆罕默德有私生子之后，调查局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这条伊斯兰国度内部最敏感的秘密。于是有几位富有想象力的探员向以利亚的贴身小圈子发送了一系列匿名指控信件，包含着两年窃听积累下来的丰富细节。不过这些信件并没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没有迹象表明穆罕默德的妻子或他的任何追随者因为这些信件而与他直接对抗，”芝加哥分部的特别代理负责人这样总结道。“他的妻子确实因此对某几位秘书产生了反感，但穆罕默德依然在推进他的活动，可能还会继续推进下去。”

在斯托克斯案件的陪审团选拔期间，窃听人员截获了大量“‘王室家庭’的内部纷争”，芝加哥分部建议J.埃德加.胡佛对伊斯兰国度进行冷处理，听任其陷入内耗，“不要依靠匿名信或者匿名电话之类的干扰手段。”芝加哥分部在3月7日的汇报当中谦虚地表示，目前针对伊斯兰国度采取的各种挑拨离间手段其实只能算是隔靴挠痒，说到破坏力根本不能与正在伊斯兰国度内部自然传播的“极度不满”相提并论，后者很可能“致使马尔科姆.X在以利亚.穆罕默德面前失宠”。马尔科姆.X给以利亚.穆罕默德寄信，试图为自己的芝加哥倡议进行辩护。通过凤凰城与芝加哥之间的被窃听电话线路，调查局特工们听到伊斯兰国度的高层人员极力谴责“这封可恶的信件”，认为信中充满了关于信使大人家庭生活的谎言，一边假装帮忙，同时却又在“戳刺试探，寻找弱点”。还有几位高层人员直接向以利亚.穆罕默德告状，指责马尔科姆.X“出风头成瘾”，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以利亚有时会赞扬马尔科姆.X用意良好，并且十分擅长在全国各地“为我们提振士气”。但他也会嘲笑马尔科姆.X不知深浅妄图篡位，在他面前像羔羊一样弯腰鞠躬，到了外人面前就假装自己是威猛的狮子。

以利亚.穆罕默德预言马尔科姆.X永远没有勇气与他当面信中描述的神秘“问题”，但是马尔科姆.X确实在4月份飞到了凤凰城。尽管他在信使大人面前显得有些胆怯，但还是壮着胆子告诉以利亚，他正在与信使大人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华莱士一起进行一项旨在防微杜渐的棘手任务。马尔科姆.X字斟句酌地表示，目前关于女秘书抱着孩子认爹的谣言已经传播得到处都是了，他和华莱士正在从古兰经中收集可以用来辩护的先例，以防谣言的确属实。以利亚不紧不慢地地点了点头，推荐了几条经文——达乌德（大卫）国王的不忠，努哈（诺亚）的淫荡，鲁特（罗得）的乱伦——并且丝毫没有流露惧意。在这场初步较量当中，他与马尔科姆.X都还保持着相互帮助的姿态。

尽管两人都没有把话挑明，但是马尔科姆.X的行为事实上已经越界了。伊斯兰国度是一个根本不允许成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教团，因此马尔科姆.X的行为无异于以下克上。伊斯兰国度的最高领导者声称自己有权辖制追随者的灵魂以及主张黑人的终极命运，可是马尔科姆.X却未经批准就开始自顾自地修补这位领导人的形象。由于伯明翰以及其他地区的种族关系动荡越发危及伊斯兰国度的存续，两人都回避了这种做法的后果——倘若他们当真一拍两散，马尔科姆.X将会失去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授权，以利亚.穆罕默德也将会失去一位知名度最高的穆斯林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