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们崔永元 -- 独立寒秋HK

前一段看个节目，说到老舍，结果说漏了，老舍不是被正式打倒的，他是去教育人的，结果要被他教育的人，一伙子作了个套，先挑事，再从外面引来非本单位红卫兵（红卫兵基本等于受教育者，连小学生都叫红小兵，所以出什么事，具体组织和具体人很重要。），再向外来不知所谓的人说，老舍是反革命，最后把他打了，他想不开死了，这些人都是七六年以后平反的，当个脸说，好高兴的。

苏联那一套就是森严的等级制。罗曼罗兰在三十年代参观了苏联之后曾经写了个东西，要求当时不要发表。他觉得苏联依然像沙皇俄国一样存在贵族，新政权官员甚至获得各种称号的劳模住在郊外别墅，每年都有南方海边度假，住在宫殿一样的房子里，里面有仆人......。

所以，土鳖相当一部分有苏联学习背景的高层都是按照上面的工作生活模式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而太祖对这一切特权制度包括军队的军衔制等刻意体现等级差异的做法则不感冒。文革就想变革一下，谓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但是没有成功。

中国自己设计规划的工厂企业，尤其是三线厂，绝对不会这样设计住房。我小时候住在我姑姑家，我姑父是单位一把手，单位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3年左右）建设的。最高领导和一般职工一样的住房标准：一房一厅一厨房，两家人共用一个厕所。后来人员越来越多，原有宿舍楼不够住了，年轻职工结婚就只能在办公楼隔出一个一个小间凑合了。

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但只可能是在城市的军工厂存在，而且只能是个别的存在。

我认识的一位老干部李敏，11级高干，建国初期就担任了重庆长安厂（国民党时期著名的21兵工厂，小说《红岩》提到过的）厂长。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李敏一家6口人就住在厂区附近的居民村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也就80多平方米；三个儿女都是上的厂幼儿园、子弟学校，其同学都是工人的孩子。我父亲是长安厂的中层干部，一家7口人住在建新村的两间平房，30平方米左右。我家60年代中期搬到一个三线企业，住的是三间房的干打垒；老红军袁德恩是党委书记，一家6口人虽然住的是砖房也不过三个房间，他的三个儿女和我一样都是子弟学校的学生。

我曾经想过，如果李敏的前任、原国民党21兵工厂厂长李成干中将当年住的是厂里的独幢别墅，或许他可以分到一层作为住宅。李成干在21兵工厂任职时是租住的民宅，所以，也就没有了后来者“接收”的可能。

我生活、工作的三线军工厂在创建时，根本就没有可能专门修建厂干楼、中干楼，谁敢这样做那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吗！肯定挨批挨斗的。那时分房，一讲工龄、二讲人口。我查了一下档案室保存的当年油印的分房办法，住三间房的条件之一就是户籍人口必须6口人及其以上，户主年龄必须30岁以上，同等条件下以工龄长短排序。老红军袁德恩按照条件住上套三的砖房没有任何争议，他的邻居全是老工人。即使后来造反派批斗他，也没有拿“搞特权”说事。我在20多年后也管过分房的业务，曾经为修订分房政策走访了川内同系统的20多家军工企业，可以说没有一家企业敢给领导干部修专门的住宅楼，或将领导干部集中居住，但在分房系数上有所照顾是普遍现象，老百姓倒也并不特别反对。地方党政官员按级别分房确是一个普遍现象。

李敏在六十年代中期调任五机部“三线”建设西南筹建处副主任（主任由五机部政治部主任冀绍凯少将兼任），负责领导兵器工业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日常工作，他的家从江北搬到大坪去了。七十年代，我随父亲去过李敏的家，大概三室两厅，100多平方米。李敏在这里居住了10多年直至逝世。

老红军袁德恩在重庆长安厂任过党委副书记、副厂长。我看过他在重庆长安厂写的历次政治运动交待、检讨材料，真的脸红汗颜不已。如今陪客吃饭不交钱，已是天经地义、合法合规的事情；若这类事发生在六十年代，那就是贪占公家的便宜，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的具体表现。袁德恩在1965年重庆长安厂民主生活会上就直言：我很不愿意陪客，一来陪客多了，交的钱也就多了，家里经济会更紧张；二来怕群众不满意，我陪客多了，群众会认为我一天到晚吃吃喝喝，不知道占了公家好多便宜，不像一个老红军。

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我之所以认为是可能存在的，是因为任何时候都会有比较特殊的现象和不按规矩办事的例子。但是，我认为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央企业或军工企业不会普遍出现北纬42度君所言的情况，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大气候、小环境都很难容忍这种存在，尤其那个年代的群众监督、“四大自由”可不是说了也白说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