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今天的人心是如何阻碍了我们去实现理想中的自由社会呢？让我们用一个简化的例子来做个说明。

设想有一位多才多能（“百科全书式”）的人类“鲁滨逊”，他在不幸地漂流到自己的小岛时，脑袋里装着一切人类已有的知识。在这个“荒岛求生”的故事开始时，我们的鲁滨逊先生虽然满腹经纶，但却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只能无奈地凭着爹妈给的好身手上树采果下海抓鱼，借着树荫和洞穴来躲避烈日和暴雨。经常忙碌一天也抓不到几条狡猾的鱼儿，半夜里睡在树下还被大雨浇个透凉。

聪明能干的鲁先生当然不会由着大自然这样折腾自己。他很快就开始一边抓鱼采果，一边用树枝和石片制作捕鱼工具。同时也用木头和草皮树叶搭建简易窝棚。这些工作自然要花费不少本来可以用来寻找食物的时间，有时候甚至会让他挨上两顿饿。但当他终于做好了一套顺手的石头鱼叉和树皮鱼网，每天打上几十条鱼就成了小菜一碟。新建的既暖和又防雨的窝棚也让他上岛以来第一次能够舒舒服服地睡上个整夜。过去许多天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按照经济学的说法，鲁滨逊先生通过投入额外的劳动，为自己积累了新的生产资料和耐用生活资料，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额外的劳动固然是辛苦的，但没有额外的劳动就没有积累，也就没有生产和生活的进步。

现在，我们的鲁先生已经吃够了鱼也住够了窝棚，他博学的大脑里自然而然地开始想到英国家乡那熟悉的香喷喷面包和宽敞明亮的大房子。该做些什么呢？面包需要面粉，面粉需要种植小麦（小麦种子是沉船上有的），需要耕耘麦田的铁制犁铧；房子需要木料，木料要靠铁的斧，刨，锯来加工 --- 总的来说，需要能生产铁和加工铁的设备与工具。天才的鲁滨逊（他可是人类知识的百科全书！）知道如何从零开始建造和制作这些炼炉和锻台，也能在岛上勘探到铁矿和煤。但是，这些东西可不像简单的鱼叉和窝棚那样可以在几天十几天里完成。他必须得在许多个月甚至好几年里的每一天都挤出时间来搭建、制造、测试这些更为复杂精密的玩意儿，直到炼炉能够流出合格的铁水，铸范和锻台能够加工出适用的铁犁和钢锯为止。当然，报酬也是丰厚的：这些崭新的工具让他在下一个年头里毫不费力地耕种了大片的麦田，收获了几年都吃不完的麦子，也住上了家乡式样通透阳光的独立木屋。咸鱼和窝棚都成了历史，孤岛上的鲁滨逊从使用石器的渔猎时代进入了使用铁器的农耕时代。

再接下来，我们的鲁先生也会像岛外的人类一样开始向更为先进和富足的工业时代迈进。对这个无所不知的专家来说，设计与制造任何的现代工具或设施都没有技术上的困难，问题仅仅在于付出额外的劳动时间：机床和蒸汽机作为“工具的工具”和“动力的动力”也许需要在整整一年的每个半天（另外半天需要继续做农活）里都加工部件和安装调试，但有了这两样“超级装备”之后制造其他东西就会快上许多。一台内燃机也许只要60个半天，一台简易的拖拉机50个半天，一台水力发电机45个半天……随着工具设备的改进和机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生产新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劳动时间将越来越短。只要鲁滨逊先生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未来付出额外劳动，坚持不懈地积累生产资料（工具、设备、设施）与生活用品，那么也许二十年后他的孤岛就已经成了一个技术宅的小天堂。来访者会惊奇地发现各式各样的自动机器在不知疲倦地照料着农田和果园，过江之鲫般的无人小车在忙忙碌碌地把丰收的粮食蔬菜水果搬运投放进同样无人的食品加工厂，形形色色的制成食品正从工厂的出品口源源不断地涌出......而这小天堂的主人正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舒适的花园小屋里研究如何登陆火星，只是偶尔通过监控中心检查一下各处机器的运行情况。

请再次注意一点： 这个荒岛上的小天堂里并没有使用任何今天的世界里还不存在的技术。“天堂”的实现并不是因为鲁滨逊拥有了上火星的黑科技，而是因为充分的生产资料积累。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荒岛经济发展（也是生活水平）的限制项不是鲁滨逊的技术水平，而是岛上生产资料的积累水平。如果我们的鲁先生只满足于每天有鱼吃的处境，而不去付出额外的劳动来制作和建设那些虽然眼前无用但却会在将来改变生产生活的工具设施，那么二十年后的荒岛来访者只可能看到一个仍然在用手抓鱼的野蛮人。纵使这个野蛮人懂得全世界的技术知识也是枉然。

当然，我们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技术专家会不去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个故事的主角不再是孤岛上的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时，情况便完全不同了。一个人只有一颗头脑，这头脑主导着这个人的全部有意识行动，分配着他的全部力量，也享用这力量创造的全部成果。一群人则会有许许多多有着各种各样想法的头脑，哪一颗头脑或者哪一些头脑应该主导这群人的行动与力量呢？这群体努力的成果又该怎样来分配呢？按谁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原则来分配呢？为什么要让这个人或者按照这个原则来分配呢？尤其是当结果可能在短期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

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可以从我们熟悉的 “和尚打水”的故事开始。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担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当只有一个和尚时，“孤家寡人”，没有分配工作的问题。来了第二个和尚，开始需要在两人之间分配工作了，好在有两人一起担水这样的“天然选项”，因此结果还算圆满。等到第三个和尚也加入，又没有了担水这样所有人都觉得公平的劳动分配方式，要让人们再齐心协力就难上加难。“没水喝”的下场看似出人意料，其实理所当然。

如果一群人连应该怎样去共同行动都无法决定，他们又怎么能够共同地为了未来而长时间地付出额外的辛劳呢？对经济发展和理想社会最为关键的生产积累又怎么可能成为现实呢？

让我们再进行一次荒岛上的求生实验，只是这一次漂流上岛的不再是鲁滨逊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落难者, 同时荒岛也变大到能提供足以满足所有这些人的资源需求。这些人作为整体仍然拥有人类的全部知识，因此如果他们能够进行有效的合作分工，那么几十年之后的来访者将会见到一个和前面鲁滨逊小岛类似的世外天堂，其中所有人都将过着丰裕而又自由的生活。

但假如他们由于某些纷争而做不到团结与合作呢？

在一种最糟糕的情况里，人们完全有可能像没水喝的三个和尚一样，无法进行起码的合作与工具积累。最后整个岛上的人们便一直停留在各自用手抓鱼或者只有最简陋渔具的阶段。

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岛上的一部分人通过一段有效的合作后进入了铁器时代。但在那以后，这些人的首领却“聪明地”发觉自己可以把铁铸锻成刀剑来奴役其他还没有掌握炼铁术的人，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小团体更快捷轻松地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未来的访客到来时，这个岛屿为他呈现的将是一个农业时代的奴隶制“国家”。其中的少数人过着穷奢极侈的荒淫生活，剩下的大多数则劳苦终日仍然食不果腹 --- 知识所提供的人间天堂的可能性就这样被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社会鸿沟杀死了。当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因为饱食终日而对物质丰裕感到无聊的“主人”手里时，他（们）到底有什么动力来改善奴隶的处境呢？为了显示个人的善心吗？可是那些粗鄙低俗的奴才怎么可能理解这样高贵的情感呢？而且，如果这些卑贱奴仆因为生活的改善而知道了更多东西的话，他们会不会变得更加不驯善呢？他们会不会变得更有力量来挑战主人为他们安排的合理秩序呢？...... 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提下去，这样的状态也可以一直维持下去，而任何知识与资源在这个“完美秩序”里也将一直只能作为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还有一种可能，即进入铁器时代的小团体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但只要其中有一个小团体“发现”了用刀剑来渔利的捷径，那么或迟或早地，所有技术与组织水平相近的团体都会被迫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和平主义的处世之道很可能意味着当奴隶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岛上的绝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既要为各自首领和主人的享乐而流汗，也要为各自小团体的生存而流血。能让所有人过上丰裕生活的知识仍然存在着，但所有这些知识都将首先被用来保证热战的胜利或冷战的优势。钢铁将主要被用来制造刀剑或者枪炮，铀沙会用来填满核弹头而不是核电站。人们将习惯于不是作为无权者的卑怯忍让，便是作为权势者的骄横跋扈，而所有人都将对其他“国家”的人充满仇恨和不屑。如果这时候岛上再有一个不知趣的来访者向人们提起什么“人间天堂”，等待他的多半不是疯人院便是牢房。

这荒岛上的故事并不是无根据的臆想。考古学和人类学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收集的证据揭示出关于人类发展的一个最明确事实：让所有人都从技术进步中受益只是一种智者设想的可能，而让一部分人利用这进步压迫另一部分人则是真真切切的历史与现实。暴力冲突和贫富分化几乎伴随着人类所有文明的每一步成长。一个细心的参观者在历史博物馆里一定可以觉察到这一点。他可以看到，那些杀人的武器是怎样从粗钝的石矛演化成连装饰花纹都美仑美奂的利刃坚盾，而同一时期生产的工具却一直维持着简陋的样式。这个发现是很可以让任何“万物之灵”的成员对自己物种的愚蠢残忍默然无言的。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当巨大无朋的金字塔和商代城池在尼罗河畔和黄河之滨分别耸立起来的时候，考古发掘出的普通人居所也从整洁的小屋变成了土坑式的窝棚。当铁农具取代了石头梠铲，从而使农业大大向前发展时，在史书上记录下来的却是连绵几百年 “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战国烽火。而当强劲的蒸汽动力终于冲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从而为所有人扫除了通往物质丰裕的最后障碍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印度平原上纺织工人的累累白骨， 是中国街巷乡村间众多形销骨立奄奄待毙的鸦片受害者，是非洲草原森林里无数因为交不出象牙和宝石而被砍去手脚的人，是在世界大战那没有尽头的埑壕和工事间雨点般倒下腐烂的年轻士兵......

技术只是一把钥匙，它既可以开天堂的门，也可以解地狱的锁。决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是拿到了钥匙的人类，而不是这把钥匙本身。不幸的是，与一颗天真的心灵所热望的恰恰相反，人类作为整体并不那么喜欢天堂或者害怕地狱。这是被数不尽的历史例子不断证明的痛苦事实。正是面对这样严酷的真相，卢梭才会质疑科技的进步是否真的给人类带来过任何益处，而老子则希望人们能忘记所有的机巧而回到原始的淳朴。

然而这些不过是智者们在某个失望时刻的梦呓，在那些时刻他们幻想一个成年人可以再变回初生的婴儿。人类已经懂得了很多关于自然的东西，可是关于他自己的内心欲望和行为准则却还知道得很少。他必须学会而不是忘掉更多的东西。学会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如何同自己的伙伴相处 ...... 关于整个人类的东西。

“天下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辱贫，贵必傲贱，智必诈愚。”人类并不是生来就会互助友爱的，但想要赢得自由，它必须学会。

人类的本质是智慧生物。它的智力是一种只有在群体的合作中才能发挥作用的特殊能力，并且这种能力的进步也完全依赖于合作中的讨论交流。不仅如此，智力的成果 --- 知识 --- 也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任何物质产品（比如粮食或住房）总是参与分享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就越少；但参与分享知识的人越多，参与相关讨论、研究、实践的人越多，每个人的知识也就越多，人类知识的宝库也就愈加扩大，人类整体的能力也愈加增强。

正因如此，人的智慧本性要求他去与其他人合作，去发现自然与人生的原理，去改造社会与个人的生活，去创造世上从未有过的奇观，去实现智慧的真正潜力 --- 宇宙的脑、宇宙的心、宇宙的真正灵魂。

与此同时，这智慧灵性的生物载体却把它拖回历史与现实的泥潭，让他不得不为了动物般的可怜生存而竭尽全力。不仅要抵抗自然的喜怒无常，更要时时与本应同舟共济的伙伴进行尔虞我诈乃至你死我活的争斗。

人类不应该被这样永久地禁锢在自己动物性的牢笼之中。

这本小册子便是一个人类的普通成员为打破这牢笼而进行的尝试。他试图澄清人类为追寻自由走过的艰险道路，总结那些伟大先行者们失败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并为人类下一次向自由进发的征程画出一幅力所能及的行军图。

在这粗略的草图上，我们看到：人类是怎样从胆怯的猿猴成长为英武的猎人的。我们也看到：这些生气勃勃的游猎者们是怎样懵懂地走入文明社会，在那充满压迫和诱惑的炼狱中艰苦摸索，最终掌握驯服自然的神奇力量的。我们还看到：人类是怎样逐渐认清文明对自己的桎梏，怎样开始有意识地反抗这些人为的束缚，怎样无畏地为创造一个服务人而非压迫人的新社会而斗争和牺牲的。在草图的最后，是无人踏上过的未知道路，那光辉灿烂的自由大陆依然隐现在远方。

人类决心从自然和社会手中赢得自由，就像一群勇敢的探险者誓言要找到那希望的大陆。他们在航程中历经了无数艰险：迷航、触礁、搁浅、干渴的煎熬、惊涛骇浪的侵袭。巨浪卷走了许多人，更多的人顶上了他们的位置；台风撕碎风帆、摧垮桅杆，人们在风暴的间隙补好了船帆、重修了船桅；船长在飓风中倒在了掌舵的岗位上，大副又接过了舵盘 ....... 他们在这航程中经历过痛苦、愤懑、挣扎、奋进、失败的沮丧、暂时停泊和徘徊的迷惑，然后又继续艰苦地探索航行。他们就这样缓慢地、曲折地、然而总是不折不挠地向着那希望的远方前进。

现在，轮到今天的人们登上探险的舰只，去寻找通向自由大陆的航线了。最新的技术已经让舰艇焕然一新，最新的海图已经显示出目标的方向。然而前面的海域依然是未知的，依然潜藏着暗礁和危险。我们需要信心和果敢启航向前，并在这艰难而光荣的航程中证明自己 --- 证明人类不仅有设想自由的远见和智慧，更有为自己赢得自由的意志和勇气！

随着长期的和平使国家间的边界从剑拔弩张的战线变成互利贸易的口岸，随着跨越国界的援助使得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越来越接近工业化地区的水平，随着人们对外界知识的增长和交流的增多，国家消融的时代也就来到了。这个过程将不再像历史上国家间的“大鱼吃小鱼”--- 那是靠少数人野心驱使的流血战争来完成的 --- 而是各国公民在日益频繁的平等交流大潮之下自发的选择。

西欧各国在通过自愿合作形成超国家共同体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个好的示范。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感叹: 七十年里不断增进国与国交流合作的共同努力，是如何把那些曾彼此敌视的人民捏合到一起，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欧洲不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就像七十年前很多人无法想象所有欧洲人是属于同一共同体一样。

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持续地扩大不同国家人民的交流与合作，那么建立一种超越国家的人类共同体就可以逐渐变成现实。这个共同体将使得人类的和平与团结成为自然状态，并使得单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或者剥削他国而建立和维护的军事组织变得毫无用处，而当这些军事机构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慢慢弱化以至于消失的时候，人类自由时代的曙光也将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不同地区进行类似欧盟的跨国一体化是可行的，尤其是在相互贸易和投资都已经非常频繁的地区。当前一体化进程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政治上以他国为潜在对手甚至敌人的习惯性偏见；其二，经济上不同国家间的生产与生活水平差距。对于第一个障碍，欧盟是用把几个最强国家的关键产业绑到一起的经济手段（煤钢共同体）来消除政治上敌对的可能的。只要能够在各个大国之间建立起走向人类共同体的共识，就像从前法国和德国在建立欧洲共同体上达成共识一样，同样的做法在未来也可以帮助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战争的可能，并成为向人类共同体前进的起点。对于第二个障碍，有计划的大规模跨国援助是主要的手段，同时也不能忽视在有条件时开放劳动力跨国流动的益处。由于对落后国家移民和工人的鄙夷和歧视是一种普遍风气，对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必须多说几句。

在能够实行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之前（目前还没有国家能够做到），所有发达工业化社会都必然要面临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是有计划地对周边拥有大量年轻人却工作机会不足的欠发达国家开放就业和移民机会。这将是一项对双方都大有好处的政策。那些来自远方的劳动者可以在一个已经工业化的环境里生产和学习，既可以为自己的家乡带来可观的收入，同时也让他们工作的地方更加生气勃勃和充满活力。这样的人口流动会带来一定的混乱，但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会比当前每年上亿人口的定期迁徙更加无序。何况，这项政策总是可以先选择那些人口较少的国家（比如老挝或蒙古）进行试点，再推广到人口更多的国家。劳动者的输出国和接受国应该设立专门的公益性机构，进行语言文化技能上的培训，以保证离家的打工者能够在接受国立足生根。

我们不应该重蹈日本的覆辙，那个国家因为对外来劳动者的习惯性恐惧已经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停滞不前，老人缺乏照顾，社会变得冷清僵化。我们也不要学习美国的坏榜样，那个傲慢的“自由灯塔”对邻邦近在咫尺的苦难视而不见，却梦想要用21世纪的长城来把自己制造的问题拦在墙外，最后还是逃不过蜂拥而来的难民大潮与毒品之害。

中国人可以学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另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一起工作和生活，就像现在一个上海人或者广东人可以和四川人和西北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一样。何况，人与人的交流又怎么会只是单向的呢？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每天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里和来自越南或者印尼的同事朝夕相处一同工作的时候，越南和印尼的劳动者也会开始把来到他们国土上的中国人当作熟悉的同伴来对待。而当人们可以不分国界的工作、旅行、定居、学习、创造的时候，那条刻在人们心中的界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从森严的铁丝网变成了公园花墙般的风景标记。

国际主义的另一项基本任务是发达工业国对后发国家的援助。这项任务的道义基础来自于人人熟知的互助原则，我们在这里需要厘清的是其经济和政治动力。正是这些动力使得对外援助不能只是人们出于同情心的自发行为，而必须成为自由社会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

当现代技术让大洋和沙漠都不再成为交通的障碍后，我们无法再幼稚地梦想一个自由社会可以像桃花源一样在小小的地球上独善其身。相反的，一个追求建立自由社会的国家绝不能在一个长期被贫困和战乱困扰的世界里取得成功，就像一个穿着华丽的人绝不会在贫民窟里有真正的安全一样。要保护国境内的自由和繁荣，就必须也要帮助国界外的人们发展和进步。对外援助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受援的国家，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

人口爆炸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这是医疗卫生技术的扩散快于社会经济进步和人口控制机制建设的必然结果。对这些还处于农业时代的国家来说，人口的高速增长很快就可能超过生产的上限，紧随而来的必然是饥荒、内战、以至国家和社会的崩溃。要阻止悲剧的发生，唯一的办法是由发达工业国及时对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尽可能快地促进它们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社会向工业化模式的转型而自然的平息人口过度增长的危险。

如果一个发达社会对它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危险不闻不问，并自私地任由这些国家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崩溃瓦解，那它就迟早要面对这些社会垮掉之后的难民狂潮。到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公民该如何面对这些蜂拥而来的、在恶劣环境下退化得愚昧、粗俗、甚至可怕的人类同胞呢？只要他还保留有一点人类的同情心，他就显然无法像从前的美国白人那样，用灭绝的办法来对付这些今天的印第安人。但要让这些语言不通，又被一个破败的社会毁坏了人性的人们融入一个新的社会，这将是一件何等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这些失去了自己国家的流动人群对任何想接纳他们的社会都会是一种巨大的冲击，而且这冲击很可能会导致接纳社会的分裂，进而威胁到社会的自由，就像当前西欧面对穆斯林难民时发生的情况。与其面对这样糟糕的局面，这个发达社会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帮助邻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进步，从而永远消灭祸乱的根源呢？

一定会有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在自己还不富足的情况下去援助他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的看法是对工业经济运行缺乏理解的结果，需要详细加以说明。

假设有两个国家，其中一个是完全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另一个则是只有农业的落后国家。工业国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设备和产品，甚至每年都有许多设备和产品因为不适合国内市场而要被淘汰掉。而农业国除了几种最简单的农作物以外什么也不能出产，即使对工业国来说处于淘汰水平的东西也是难得的好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业国对农业国不进行任何援助，只想进行一般的贸易交换，那么工业国的人们也就最多只能得到一些供少数人享用的特产而已。农业国的生产力就是那么低，就算工业国的商人们在贸易中耍尽所有手段，甚至强占这个国家并敲骨吸髓地奴役它的每个劳动者，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油水供他们压榨。

这其实正是从前欧洲殖民者干过的蠢事。西班牙的“征服者”在美洲只搜刮金银，比利时国王在刚果只看得到象牙和宝石，不列颠的绅士们则靠摧毁印度的棉纺织业来迫使印度人用硬通货购买英国的纺织品。无论金银、象牙、宝石、还是货币本身，都是对大众生活的实际改善毫无用处的东西，但却是极少数特权者控制大众的有用工具或荒淫无度的必须品。殖民的“收益”也因此只属于宗主国的特权阶层，而且是以损害普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当然，这并不妨碍特权阶层从自己的收益里拿出一小部分赏赐给大众中那些愿意在沙漠和丛林里为“帝国”卖命的冒险分子，就像发行彩票的大亨把收入的零头发还给几个彩票迷一样。

对西欧工业的发展，殖民地实际起到的是一种破坏性的作用。就拿坐拥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的英帝国来说，那广袤土地和无数人口中的十分之九都实际上都成了帝国寡头们炫耀权力的禁脔，就像从前的贵族把大片肥沃的农田圈起来做毫无生产力的猎场一样（对印度，是真的从农田变成猎场）。为了夺取和保持这些殖民地，英国原本领先世界的工业实力被大大削弱了。当帝国大片领地的生产力被有意地荒废甚至摧毁的时候，不列颠本土最宝贵的技术和劳动资源却被耗费在控制和投机殖民地必须的军事征服上：仅仅为了保障一小群寡头在苏伊士运河的投资，就动员了多少万军队和多少艘炮舰！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到了必须依靠实实在在的人力、钢铁、粮食的时侯，当然就要完全破产。这正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为什么会在二战中那样狼狈，先在小小的德国面前不堪一击，后在土地人口都不到自己三分之一的美利坚膝下跪求救命。

时光飞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今天的美国似乎又在踏上让大英帝国完蛋的老路，把几万年轻人的性命和上万亿美元洒在伊拉克的沙漠里，只是为了让石油军工集团的董事们账上添加几百亿的利润 --- 而采用这样自残政策的国家还在指责对外贸易不平衡是他国的错误所致 --- 那些发动战争的政客们对于剥削和压迫弱者是如此擅长，以至根本无法想象人类互助的力量，无法想象如果让这些白白死去的年轻人和白白烧掉的资金去帮助而非杀戮所能获得的成果。

这成果将是极为丰硕的。如果工业国的人民开始有计划地援助自己的邻邦，既帮助建造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公路、铁道、港口等基础设施，也传授和培养能够操作机器设备的人才。那么，农业国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工业国家，将能够生产出比从前多几十倍上百倍的产品。这时，原来的工业国用同样社会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便能从原来的农业国交换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和品种都好得多的产品。除此以外，援助的投资和贷款部分按照协议还一定可以分得额外的收获。像刚果这样贫穷的非洲国家，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最多只能为世界市场时断时续地提供一点矿石和木材。但如果我们开始象援助自己的西部地区一样援助这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非洲之心”，那么很快就不仅可以稳定地获得对中国经济运行大有裨益的各种资源，还可以在那里日益富裕的众多人民中为中国企业创造出一个有利可图的消费市场。非洲大河流域那些惊世的自然景观和与奇异的文化遗产也将不再被战乱和饥荒淹没，而是成为各国人民开阔眼界与心胸的游览胜地。

在经济学原理上，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和对国内落后地区的开发是等同的，前者是后者的自然延续。举例来说，中国具有强大的交通建设能力，可以又快又好地建造各种公路与桥梁。但是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已经接近完成，只剩下西部地区还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面对这种情况，最经济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国家筹资援助那些贫困的国家，既为它们带来急需的交通设施，也为这些世界最好的建筑队伍找到用武之地。这就像在修完沿海的高速公路后继续建设西部的高速公路一样自然。但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守财奴论调，如果那些可恶的穷国不能自筹款项，我们就得让自己的工程人员放弃专业自谋生路或者干脆失业在家。这些斤斤计较的键盘侠们认识不到，货币只有对于企业和个人才意味着实物收益，而对于国家和社会只是调动人力物力的指挥棒而已。只有最愚蠢的国家经济政策，才会为了几个账面的数字而让社会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生产力白白闲置甚至消失。我们绝不需要这样的经济政策。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对外援助必须主要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借助国家的专项贷款或无偿援助，保证参与建设的本国劳动者在项目产生效益之前能得到报酬。当援助项目在长期开始发挥作用后，援助国是很容易通过某种方式从新增生产力中分成并收回投资的。这种方式可能是直接贷款的利息或入股的分红，但更多的来自本国企业可以获得的新投资机会和可以开拓的新消费市场。在一个像尼日利亚一样贫穷的国家，任何企业获取利润的机会都是很小的。但如果这个国家在生产上取得像中国一样的进步，那么它的两亿人口就会变成比江浙沪还要大的消费群体。这样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巨大市场一定会给投资其中的企业带来比从前多得多的回报。只要援助在切实转化为受援国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我们就绝对不必担心对外援助在财务上不能做到账务平衡。

同样由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依靠私人资本是难以推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步的。不发达地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进行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必须首先建立劳动力教育体系和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然后才能谈得上建立具体的生产企业。但任何私人资本都无法投资于公益性的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这样的投资不可能有直接的收益，只能便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让那些后来者把自己当成踏脚石，一步到位地建立可以产生利润的企业 --- 这样的赔本买卖是靠逐利求生的私人资本绝对不可能做的事。对外援助的帐单对于任何只能打自己小算盘的个别企业总是亏本的，因为作为有效援助前提的公益性投资是它们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国家可以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尺度上计算这笔总账，而这笔总账是会给援助国和被援国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的。

当然，对外援助也像在本国进行建设一样，只有在满足各种必要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功。对于经济上的条件我们不需要特别考虑，因为它们和在国内进行建设时基本类似。但对于政治上的原则和国家间的区别则需要特别关注，因为这些问题在国内是不会出现的。

对外援助最好先达成国与国之间的框架协议，明确援助目的和实施手段，并规定双方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任务之后再有序进行。某些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和国内产业产生冲突的援助项目也应该在早期通过提前协商安排避免摩擦，比如在孟加拉投资纺织业就可能会与国内的纺织生产企业有竞争关系，也可能给国内的纺织工人带来就业压力，包括影响在纺织业压缩工作时间的安排（美国现在就是以这种理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

这类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法是通过国家间的协商安排来逐步地进行生产地点和就业岗位的调整，并对受援国的劳动保护与工时限制进行重点关注：一部分纺织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或生产更复杂的产品来维持竞争力，一部分简单纺织品的生产企业可以转移到孟加拉，对应的“多余”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再培训转入其他产业或升级到管理和设计岗位，而孟加拉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时限制需要和国内的政策相衔接并得到落实。

跨地区的生产和就业调整在中国已经在沿海和内陆之间发生过许多次，进行这样的调整要求社会具有相应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摩擦是难免的，但这样的调整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最终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都带来进步。未来跨越国界的生产与就业调整是可以从中国现有的类似经验中得到巨大帮助的。

其实，对于成功的跨国援助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合作的最终目的，认识到双方并不是施舍和被施舍的关系，而是在通向自由道路上先走一步的人向后来同伴传授经验的关系。人类要赢得自由是不容易的，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许多伙伴。他们的人数越多越好，能力越强越好。

国际主义准则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反对战争，因为自由是不可能在战争的阴影下成长的。自由社会与民主决策是密不可分的，但坚持缓慢的民主决策在巨大的外部威胁面前将是自杀式的愚行。战争或备战带来的紧急状态必然要使整个社会进入权力集中和个人自由削减的恶性循环，因此为自由奋斗的人们必须时刻警惕任何战争企图，并努力在国际事务中消灭导致战争的祸根。

要彻底消灭战争，就必须结束造成战争的国与国之间自行其是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但要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理论上也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途径。其一，是由列国混战产生一个最强的，吞灭其他所有国家的超级帝国；其二，是各个国家合作制定并保证遵守国家间行为的准则，并通过这样的准则来维持和平、促进交流、最后在历史的自然进程中融合为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

前者是历史上大多数帝国的形成路线，但这条路线的可能性已经被人类武器威力的巨大增长彻底抹掉了。核武器的出现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挤满了无数炸弹的小房间，任何在这个房间里舞枪弄炮讹诈他人的蠢货都要冒着引爆所有炸弹的风险。这个事实即使不能完全阻止个别强国通过间接手段控制几个弱国，也足以消灭任何单个强国通过吞并扩张成为全球统治者的企图。

帝国之路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持久和平的可行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并维护一套所有国家都能认同并乐于遵守的国际行为准则。这条全新的道路当然不是容易走的，超级大国的有些政客们即使在醒着时知道不可能再造一个全球化的罗马帝国，在梦里却还总把自己当成是今天的凯撒和奥古斯都。这导致联合国的决议和宣言仍然难以阻止大国的恃强凌弱，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经常被淹没在一片“人权高于主权”的叫嚣声中。但我们切不可失去继续前进的信心，因为这条曾经艰难的道路已经显露出希望的征兆。

相比只间隔了二十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制度已经在过去70多年里防止了主要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而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识也让小国能赢得足够的国际支持来反对大国的蚕食吞并。一个穷兵黩武地霸凌他国的国家，现在虽然表面上呼风唤雨好不得意，但其实只是在为少数特权者的私利和几个自大狂的白日梦而虚耗国力。这样的政策不仅迟早要踢到其他强国的铁板，也会招来国内普通大众的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只要当前的国际规则仍然能够保障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土和内政安全，遵守规则的国家之间的信任就必然不断增长，而它们之间利益的冲突就将更习惯于通过讨论而非动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国家的人民也会在对外政策上越来越支持和平而憎恶战争。此消彼长，和平共处的国际准则必然会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和遵从，直到最后那几个自大者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并承认它的权威为止。而联合国这个人类为消灭战争和保卫和平创立的斗争平台，也将在那时开启作为人类共同体管理机构的新篇章。

自由是不能仅仅在人类的一部分中实现的。创造一种与人类迈向自由时代相适应的国家间行为准则，以及建立在这准则之上的国际秩序。这既是在一国内部开始建设自由社会的思想前提，也会是自由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最大助力。

一个在自由社会里成长的人会天然地认为另一个人拥有和他同样的权利，而不会在意这个人的国别、民族、肤色。国界也不可能限制他对不幸者的同情以及对不合理社会状况的义愤，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诲是超越最森严的国界线的。

相反的，一个在国际关系上坚持认为中国人（或美国人）应该比马里或者尼泊尔人享有更多特权的人，在国内也很可能会无意识地相信国内某个地区（或某个阶层）的人应该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特权，而特权意识正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不要忘记，最早的酋长和贵族正是从固化的特权中产生的，我们绝不要在今天重复一万年前原始人类犯下的幼稚错误。

自由的原则要求一个人能超越对自身利益的狭隘关注，要求他必须能在更大的共同体里认识和实现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他人的公共利益。这个共同体并不由任何地图上的线条限定，而是随着他对世界认识的增长不断扩张。正因如此，任何在内部追求自由的社会也必然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国际主义的准则。

民主的实质在于落实和持续保障普通民众对社会的所有权，这就必须要让他们拥有监督社会运行的能力。达成这个根本目标需要两个条件：其一，社会管理者控制社会普通成员的场景与时间被尽可能地削减和压缩，也就是尽可能地增加人们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其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公共生活来掌握监督社会管理者的必备知识和技能。

虽然大多数人会不自觉地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是读完前面讨论的朋友应该已经意识到这种观点的错误。民主是社会生活的原则，这种原则当然要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内容。由于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集体行动主要是经济上的生产、分配、管理等等，因此实质民主必然要求足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应的经济运行模式。或者说，民主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这个经济基础，就像我们在第一章就提到过的，并不是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物质享受，而是要在保证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同时削减社会管理者控制他们的机会和场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普罗大众整日疲于谋生而不得，怎么还可能有机会学习和实践公共生活呢？想让他们监督社会运作当然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正因如此，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此前提下劳动时间的大幅压缩，是我们为了建设民主社会必须完成的两个首要任务。

如果我们用第一章里提到过的自由社会的门槛（西欧或日本当前的平均生活水平，每周工作三天）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目标，那么中国的生产资料总量大致要达到当前水平的6~8倍。这意味着要以7%的年率持续增长25~30年，如果提高投资效率和减少消费浪费的话也许可以更快些。由于在70年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作为中国社会领导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如何发展经济有了相当的经验，因此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管理操作层面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能否在理论上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能否把生产能力的增长转化为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的缩短。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建立在公意对经济运行具有最高权威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使得社会管理者可以利用各种措施进行生产资料的快速积累，并推动生产力朝着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这种最高权威并不意味着一个中央政府必须管理庞杂经济事务的所有细节，而是指这个政府具有为了社会利益而制订相关法规（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得利权的规定），使用政策工具（比如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投资和建设公共工程，并在必要时直接干预经济运转的权力和能力。至于更多更细的对生产要素的组合与管理权，在早期的粗放管理时代曾经是握在政府手中的，现在已经完全交给数量众多的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在这种结合了社会整体考虑与企业层次分权灵活性的管理模式下，单个企业管理者对利润的追逐不仅可以成为社会经济积累的直接推动力，而且社会也可以及时控制他们由于过分贪婪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各种损害。举例来说，中国近几年对雾霾的迅速控制（对比欧美数十年的治理历程）就得益于这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调控能力。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欧美社会中的资产者存在一种不易察觉但却非常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民营企业家”们没有资产者们作为一个整体操纵公意的能力。这当然不是因为“民营企业家”们缺乏野心和胆量，而是由于存在共产党这个能够控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强大组织，迫使他们不得不把权力限制在自己管理的企业之内。但这种区别如果不能被普通大众和执政者很清醒地认识，就很可能让企业家现有的受社会和行政体系监督的经济管理权（和获利权）逐渐变质为具有意识形态保护的绝对所有权。这种绝对所有权的害处是前面已经说明了的，它必将导向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并使得为社会整体利益而生产成为完全不可能。

只要对这种资本控制公意的危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并在社会管理、组织、和立法上进行预防，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不会遇到根本性的阻碍。不过，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生产力的增长能够转化为平均劳动时间的缩短？

实现足够短的平均劳动时间是消灭管理者滥用权力可能性的根本手段之一。如果人们天天甚至时时处于执政者和企业主管束下，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这少数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人进行任何有效的监督。但如果人们每周有三四天或更多的闲暇，那么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如何监督审查那些社会管理者的措施和行为，从而保证这些权力的受托者们兢兢业业地为大众服务。

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法律规定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但还有一半以上的劳动者每周工作六天甚至更长时间。在这种状况下，要求他们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必然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采用何种立法与行政措施，乃至大众的宣传和动员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建设中国民主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中国的领导政党已经有了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管理经验，但有步骤有计划的压缩劳动时间是一个全新的任务，需要予以格外的重视。

这项工作的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困难，在于法定劳动时间的缩短可能让企业主把资本转移到那些对劳动时间限制不严的国家（主要是开始初步工业化的国家），从而造成劳动者的失业和生产资料的流失。西欧各国曾经在1950-75年的“黄金时代”里成功地通过工会的压力立法，使得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从2100小时下降到1500个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时间从5天减少到3.5天），但这种下降趋势在苏联瓦解后的资本全球化浪潮中就停滞不前甚至逆转了。历史的教训说明，劳动时间的削减不只是一个国内任务，而是需要许多国家合作才能最终完成的一项国际事业。我们会在后面专门对国际合作的内容要点进行讨论。

在压缩人们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民主的下一步便是普及和发展公民教育，使得普通大众具有监督社会管理者的能力。当前在学校中进行的公民和道德教育自然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让人民通过广泛地参与各种公共生活，在实践中学习社会运作的知识，并培养出监督和鉴别社会管理者的能力。这些公共活动不仅需要包括政治性的基层民主，也需要包括各种经济性的公民合作组织。

在基层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并不只是开展一人一票的选举而已。每人一张选票，哪怕是选举国家主席或者总统的选票，在实践中也不过每隔几年激起人们对政治几天时间的热度，而民主社会需要的是公民对社会管理的持续关注与监督。相对应的，我们所需要的基层民主，是要像古代雅典那样在街道或者乡镇社区（雅典大约有3万公民，和今天的街道或镇规模相当）采用直接抽签或选举的方式产生大部分与本地事务相关的公职，并用短任期（1年或半年）和非连任制度来保证尽可能多的合格公民能有出任公职的机会 ---- 没有什么方法比让一个人担负他所在社区的公职更能培养他的公共精神了。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基层社区就将成为把孤立个人训练成共同体公民的真正学校。在这些民主自治的社区里，人民将在与日常生活最贴近最相关的事务上自己管理自己，同时也对公共生活的原则和特点得到远比任何书本知识更切身的体验。一旦有了大批这样既清楚自己权利与义务、又对政治运作有实践经验的合格公民，那么任何社会管理人员再想滥用职权甚至窃取权力就是自取灭亡。

由于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比例是如此之高，因此除了在基层建立人民行政自治的“公民学校”，对于经济上的公共生活也不应忽视。能够对抗企业广告和营销轰炸的消费合作社（包括住房合作社）是值得大力发展的一种公共经济组织。当代极为发达的生产力已经使企业需要对消费者“具有控制力”才能保证售出产品和赢得利润。这种以广告和营销形式体现的控制力对社会资源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浪费，对消费者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欺骗。消费合作社可以通过集体聘请无法被广告或营销洗脑的“消费专家”来克服这个问题。这些专家可以保证企业生产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对企业最有利润的东西，就像专业的采购员有能力分辨最好的产品和广告最多的产品一样。

其他类型和功能的公民组织，只要是有利于提高普通人对公共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也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这些组织将逐步地把经济和政治权力从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巨型企业那里切分出来。当整个社会里的大部分合作任务和共同事业都可以由这些为数众多，既不受逐利欲望污染，又不依赖行政权力强制规范的组织完成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有了广大具有公共活动经验的活跃公民，政府运行的透明度也必然要随之提高。当基层民主实现之后，中高层行政运转的公开与透明程度就成为公民监督权力大小的最重要标尺。从这样的要求看，当前已经实行的行政公示制度还可以范围更广、更及时，对非专业人员更友好。

政务公开是民主社会建设的一根支柱，也是落实人民监督权的必然要求。提高人民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监督与控制能力是社会民主的基础，而一套培养和选择中高层社会管理人员的制度将是社会民主更精细的上层建筑。与基层社区可以由普通非专业人员担任的岗位不同，这些更高级的岗位对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有着很高的要求。担任县、市、省、以至全国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从事的是一种特别的工作，他们必须为不同社会阶层、团体、以至个人的各种各样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与愿望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让这公约数成为大众的共识，并领导大众协同合作来实现这个共识。借用卢梭的说法，这些特殊的公务员 --- 政务员 --- 的职责就是把分散在社会各处的“众意”综合为统一的“公意”并实现之。

这样的工作当然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普通人可以胜任的，只有系统的培养和选拔机制才能保证这些岗位能拥有称职的人选。这样的制度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通向这些职位的道路必须对所有人公平地开放；其次，这个制度必须能够保证任职者拥有完成职责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其三，这些职位必须通过人民的审查和挑选才能授予。虽然要凭空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按照以上的条件来构思可能的制度框架，并以此作为努力的起点。

当前的多党选举制度，虽然被欧美作为“民主”标尺四处推广，但在满足这三个条件上是有明显的缺陷的。就拿公平性来说，虽然法律上规定了人人平等的被选举权，但选举里的候选人提名要么缺乏透明的流程和规定，要么就有意地给了少数金主集团巨大的影响能力。在保证候选人的专业经验与能力方面就做的更差了。由于对哪怕最高层级岗位的被选举权也通常只有年龄上的限制，这就实际上为把选举变成吸引眼球的秀场大开了方便之门。赢得竞选的要诀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实际水平，而是讨好和哄骗选民的水平 --- 而容易被讨好和哄骗的选民是很多的，足够把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淹没在选票的海洋里。特朗普的当选只是一个暴露这种选举制度弱点的突出例子，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的。

选举制度的问题可以用以下的类比来说明。设想现在有一家公司需要找到合适的CEO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正常的流程是：公司董事们先让人事部门收集和整理一批在经验和资历上合格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经验和资历都有严格客观的要求，比如CEO人选必须在同行企业担任过副总经理的职位两年以上，而CTO人选必须拥有某个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事过5年以上相关研究和开发。在确认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以后，董事们再通过一系列从基础到高级的一对一面试，考察候选人对于应聘岗位的熟悉程度和工作设想，最后按照考察打分的结果决定中选者。

但如果换成当前的选举制度，流程就可能是这样的。在第一步，需要董事们选择的CEO候选人背景五花八门，虽然有几个拥有相关的背景，但更多的是不相干行业的闲杂人等，或者是干脆是脱口秀的主持人或者电影里的硬汉明星。到了需要考察候选人的时候，董事们也不能逐个详细地考察他们的资质和水平，而是看着所有候选人乱糟糟地在一个大舞台上要么对下面的观众极力奉承和大抛媚眼，要么互相声嘶力竭地指责叫骂。更糟糕的，舞台边还有大群候选人各自雇来的后援团在用大喇叭打现场“口水仗”。这些台上台下的戏精们把人搞得头昏眼花，董事们只能在完全糊涂掉之前赶紧捡出一个看上去稍好一点的草草了事，至于这个捡出来的人是合格的CEO还是低劣的冒牌货就全凭运气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选出像施瓦辛格这样毫无政治经验的“明星”州长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单纯的选举制不可能满足社会民主的要求，要让这种制度不沦落为空洞的授权仪式，就必须有额外的制度和规定来保证候选人的水平和选举本身的客观性。最重要的，是既要对候选人资格有严格的要求，又要满足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意味着通过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客观考试制度来选拔政务员，并建立相应的培养体系。这里将初步地描述这种制度的要点，它的完善只能是长期实践与改进之后的事。

考试选拔制的前半部分类似于历史上的科举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高考这个具有公信力的现有制度，它既可以作为一般年轻人智力与意志力水平的客观标尺，又没有古代科举那种被少数地主士绅家族垄断的弊端。在这个标尺上达到足够水平（比如省份排名前1%）的学生将获得在一定时间内（比如28岁前）报考政务人才的专门培养机构 --- 国家行政学院 --- 的资格。我们需要对考生年龄的限制来预防像范进那样用毕生精力在考试中追逐富贵的人，同时从高考到第二次考试（相当于研究生入学考试）之间的时间也足够让年轻学生体验不同的学习与生活道路，以决定是否选择从政作为自己的事业。

国家行政学院将对入学考试选拔出的学生进行必要的理论教学，但更关键的是专门安排的一系列政治实习与考验。在短暂的课堂学习后，学生们将首先在基层（社区或乡村）同当地直接选出的各种普通公务员一同工作，在这过程中既积累行政的经验，也在日常工作中接受那些基层直选公务员的指导和审查。他们的毕业成绩取决于直选公务员们的考评结果，只有考评合格的学生才能获得竞选基层以上政务岗位的资格。

对不同级别的政务岗位需要颁布明确的工作经验和资历要求，比如县长候选人需要国家行政学院的学位，而市长候选人除了学位要求，还必须在县长以上职位有2年以上经验。同时，这些候选人的行政业绩也要由专门的竞选负责机构进行调查核实，以保证最后提供给选民的候选人都是真正优秀尽责的行政人才。

除了对候选人的资质要求，竞选的形式也必须尽可能地有利于普通人进行深思熟虑的选择，而绝不能让那些现在常用的煽动性手段（比如各种作秀与广告）有施展的机会。可以用一种标准化的“人民面试”取代目前漏洞百出的“自由”竞选，让所有合格的候选人都针对一个提前公布的“人民问题清单”进行准备，并在统一组织的“面试”（网络或电视）里直接面对全体选民依次回答，当所有候选人的“面试”结束后就可以迅速投票选出胜者。在这个“面试”之前，候选人的从政经历必须对所有选民透明公开，并接受一切可能的质疑和审查。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候选人的宣传或鼓动都应当完全禁止，以防止任何利益集团对人民理性思考的干扰。

通过基层直接民主和中高层客观考试-人民面试制度的结合，我们就有了从目前制度走向未来体制的路线图。这个过渡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从第一批考试选拔的年轻人开始在基层实习接受大众的直接审查，再通过“人民面试”进入更高的岗位，直到最后少数人达到可以管理整个国家的水平，整个过程至少需要20-30年。但长期渐进的过渡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制度变革都需要足够的试错改进的时间，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机制就更是如此了。重要的是在实践与改进制度的时候坚持正确的方向，那就是必须通过客观理性的新设计来克服选举制的先天不足。

熟悉政治运作的读者可能会对政党在以上讨论中的缺席感到奇怪，但以上的制度设想其实处处都要求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公意的、既有远见又有强大执行力的政党。这样错综复杂的制度实验和建设绝不可能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而是需要一个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核心，这个核心在中国只能是由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共产党来担任。并且，这些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也将是政党与政权逐渐自然分离的过程。毕竟，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根本作用在于人民的动员和组织，由政党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只是在人民缺乏政治经验时的应急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对于政党和人民都同样是有危险的。社会民主的进步既意味着人民自我管理能力的增长，也意味着党有机会逐渐脱下那令人迷醉也令人堕落的权力魔戒，摆脱它的腐蚀和诱惑，最后回归自己本来的模样 --- 只有最勇敢，最无私的人才能加入的人类迈向自由征程的光荣先遣队。

如果我们能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持之以恒地继续发展生产力，并努力尝试让生产力的进步转化为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的缩短，那么人们就将会有更多的闲暇与精力投入到公共生活当中。广泛的基层直接民主和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将让从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普通人在其中学习、锻炼、成长为真正的公民。透明化的公务运作流程会让中高层社会管理者们始终处在这些公民警惕目光的监督之下，而这些管理者的素质将由各种严格客观的政治能力考试来保障。这样的整体制度必定可以消灭国家权力变质为人们牢笼的危险，并让它真正成为服务所有公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