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沈卫荣：今天我们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 多余6569

【摘要】

“感觉自己故乡甜美的人是一个稚嫩的初业行人；把世界所有地方都当作故乡的人是强大的；而一个完美的人则将整个世界都当作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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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香格里拉”（Shangri-la）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1900-1954）发表于1933年的一部畅销小说——《失落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虚构和创造出来的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1933年的欧洲正处于二战前夕，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饱受了一战兵燹祸害的欧洲百姓，惶惶然若惊弓之鸟，他们惧怕再受战火灾难，渴望能生活在一个歌舞升平、喜乐自在的世外桃源之中，于是，一个集聚自然之富美、文艺之喜乐和精神之自在于一体的位于东方的“香格里拉”便随之应运而生了。不言而喻，香格里拉不过是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想象和创造出来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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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失落的地平线》中，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西藏人角色，却另有两位不是藏族的“中国人”于其中占据了相当显要的位置。其中一位是香格里拉的大管家“钱先生”，他代表香格里拉的神王——那位住在喇嘛庙之巅峰、深居简出的“高喇嘛”（High Lama）——全权处理香格里拉日常的所有内外事务，他是保证香格里拉这个山间小国正常运行的一位最重要的“干部”（las byed pa），他的文雅、干练、细致和世故都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另一位则是一位漂亮、迷人的“满洲小姐”，虽然这位格格的实际年龄已接近百岁，但看起来却还像是一位芳龄十八的少女，直令那位刚被劫持到香格里拉的年青英国外交官对她一见钟情，二人很快坠入了爱河。这两个人气味相投，都无法忍受弥漫于香格里拉上空的那股虚幻和精灵之气，决意要回归真实的人间文明，遂合谋逃离香格里拉。结果，当有人在香格里拉脚下的雪山谷底发现她的遗体时，竟不敢相信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衰老不堪的女人呢？原来这位漂亮的“满洲小姐”把香格里拉抛得越远，她的老年衰态就变得越明显，最终被彻底打回了一位百岁老媪的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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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至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他者”，西方把西藏想象成为一个理想社会，一块由神王（god-king）统治的人间净土。在他们眼里，西藏人酷爱自然、绿色、和平、和谐，他们生来就平等慈悲、发心利他，视世间万物皆如梦如幻、也不为利衰毁誉等世间八风所动，一心只想着早日获得出世的解脱，所以，西藏天生就是一个人人渴望拥有的绿色环保、智慧、慈悲、和平、幸福和非暴力的和谐社会。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可以作为治疗所有后现代社会种种弊端之对治，和作为它们的楷模来追寻和效法的理想社会，这个当代的人间香格里拉，却正遭受着“外来邪恶势力的侵略”，这令西方人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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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一部由张扬导演的电影《冈仁波齐》曾经风行一时，亦引出了不小的议论。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藏历史和文学的博士生、海外藏胞日噶（Riga）先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对这部电影做了十分犀利的批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说：“在如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形势下，我们正面临着图像的泛滥。当我们传播厚重围裙背后虔诚的朝圣者们在雪地中勇往直前的图像时，我们正在消费和再生产关于藏地和藏人特定的描绘。如今的西藏已然变成‘信念’‘信仰’‘纯净之地’的象征，而这样的描绘实际上是将主体从其自身日常的情景中移除，使他们变成了盛放外界观众和其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存在的焦虑、恐惧、欲望和想象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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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追根溯源，重新审视香格里拉最初生成时的面目，却不无惊诧地发现：原来香格里拉根本就不是西藏人的天国和乐园！读过《失落的地平线》的人都知道，书中虚构和描绘的那个香格里拉根本就不是一个由西藏人主导的王国，西藏人不是香格里拉的主人，香格里拉的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有基督教/天主教背景的西方人，西藏人只是居住在蓝月谷的山脚下，和香格里拉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一群在后台充当背景角色的人物而已。香格里拉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神权统治的王国，香格里拉所拥有和保存的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之精华，绝大多数来自西方，于此根本就没有西藏人和藏传佛教的位置——香格里拉是一个基督教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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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兹认为，西方那些热爱西藏和藏传佛教，热情地支持“西藏的事业”的人，实际上已经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因为他们不是真的在关心和支持一个现实的西藏，而不过是在和他们自己的影子作着堂吉诃德式的搏斗，是在奋力和他们自己设计和热爱的那个不可或缺的“他者”较劲。他们把全部的热情和力量错误地投注到了一个他们为自己设计和构建的乌托邦理想之中，而且执迷不悟，无法逃出他们自己构建的这个精神囚牢——香格里拉，所以，他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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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伊始，西藏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族文化传统，对之多持批判态度。1988年夏天，我首次去西藏游学，就我当时接触到的西藏学术同行、前辈而言，我感觉当时的西藏同内地一样，大多数人都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持明显的批判态度，他们都在谈论应该如何破除传统文化对于当下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以促进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一些藏族的知识精英们依然会将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受藏族传统文化的束缚，认为藏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西藏人民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科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巨大障碍，这与西方新时代运动中的“西藏形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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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西藏和藏族，还是西藏和藏区的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宗教派别，他们都在积极地寻找和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地区之自然环境、族群成分和宗教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色，以建构起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认同。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是，在界定和建构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时，不难看出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自我香格里拉化”的倾向。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把西方建构的香格里拉理想照搬过来，很乐意按照这种理想化了的西藏形象而自我东方化。有人甚至认为，西方构建的那个香格里拉就是真实的西藏，甚至真实的西藏比香格里拉更好、更完美，所以，他们对西方的香格里拉想象不再有理性的批判精神，相反有意要将这种想象内化，按照它的形象来构建西藏的文化和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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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藏族学者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持相对开明和宽容的态度，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讨论和批评的。眼下这种开明和宽容的态度正在削减，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则渐趋明显，理解西藏及其宗教文化传统似乎成了西藏人自己的专利，不是藏族人的身份似乎就丧失了理解西藏和藏传佛教的任何可能。多年前，前国际藏学研究会主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珍妮特·嘉措（Janet Gyatso）先生在她的一个报告中曾对这种被她称为“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佛教本来就是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的一种外来文明，世界文明有许多共性，他人应该是有可能懂得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像嘉措教授自己这样的美国藏学家，学习和研究藏文文献和藏传佛教已达四十余年之久，她自然也应该对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有一定的发言权和权威性。文化主义或者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以往几十年来积极提倡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反动，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过分强调外人一定不能理解自己独特的文明传统，这常常是在构建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之身份认同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不理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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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各个单一民族赖以存在的内在基础都在不断地被削弱，单一纯粹的民族国家已很少见，一个民族的百姓很难长久固定地生活在某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地理区域之内，亦很难仅仅使用自己独有的一种语言和整个世界交往，所以，要完好地维持一个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于当下都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居民们对物质生活的质量、文化娱乐的品味和精神探求的满足等等的理想和追求，都日趋统一，其间的差别甚或可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差异作比较。每个人、每个民族的身份认同除了历史和传统带来的特殊性外，一定也还都带着诸多与他人、他民族共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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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一位著名的欧洲神学家、来自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1096-1141）先生，曾在他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世纪艺术指南书——《知识论》（Didascalicon）中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感觉自己故乡甜美的人是一个稚嫩的初业行人；把世界所有地方都当作故乡的人是强大的；而一个完美的人则将整个世界都当作异乡。”（转引自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 335.）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这个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世界，这是人类一种十分自然和美好的情感。但是，我们不能执着于这种对故乡和世界的热爱，我们对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应当还有更好、更高、更远大的憧憬和追求。只有脱离和超越这种对故乡和世界的感性的爱，我们才能够获得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更好的、更理性的爱的方式。只有当我们能够把整个世界都当作异乡，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以理性的力量去改造它时，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更美。故乡固然美好，世界煞是可爱，但它们从来不是人间桃源，不是香格里拉。一个热爱故乡和热爱世界的人，绝不能因为执着于对故乡和世界的爱，而使它们反过来成了限制他/她的思想和行动的囚牢。如果我们理想中的故乡和世界不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香格里拉，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成为香格里拉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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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沈卫荣：今天我们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延伸阅读：[UR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546.html#]《沈卫荣：西藏、藏传佛教的真实与传说》[/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