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Robert Sapolsky：人性极善与极恶与生物学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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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以不那么正统的方式开始演讲，先向大家介绍一个我小时候的幻想。当时我幻想或许有一天我会活捉希特勒。我打翻了他身边的精英保镖，我突入了他的秘密堡垒，我从他手里夺走了鲁格手枪，我们两个激烈格斗，我把他压倒在地，戴上手铐，然后大声宣布：“阿道夫.希特勒，我以反人类罪的罪名逮捕你！”不过到了这一步，《荣誉勋章》版本的幻想就有点难以持续下去了，更血腥的内容将会悄然冒头。假如我当真活捉了希特勒，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当真放开想象的话，接下来的情况其实是不难想见的：我想拧断他的颈椎，挖出他的眼球，刺破他的鼓膜，切断他的舌头，将癌症注入他的体内，替换掉他的每一个细胞，等等。我在童年的各个阶段都曾有过这样的幻想——时至今日我依然偶尔会这样畅想一番。每当我这样幻想的时候，我的心跳都会加快，我的呼吸也会加快，仅仅因为我在计划惩罚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个体，他的灵魂最活该遭受刑罚。

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并不相信灵魂，不相信邪恶，也不相信惩罚。与此同时这世上又有各种各样我希望赶紧去死的人，不过我却反对死刑（笑声），不过我又很喜欢血腥暴力的电影，不过我又支持严格禁枪，不过有一次我去激光射击游乐场里却玩得很爽，一直躲在角落里打黑枪（笑声）。换句话说，在涉及暴力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典型的人类，我的表现十分混乱。我用不着站到肥皂箱上向大家高声宣讲人类这一物种面临着暴力的问题，我们修建过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我们寄送过装着炭疽病毒的信件，我们将民航客机当成武器，我们将强奸当成军事策略，我们的暴力倾向简直无可救药。在这方面我们有两点问题。首先我们并不痛恨暴力，而是痛恨错误的暴力。正确的暴力能让我们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前去观看，我们难以自己地投票支持或者热烈欢迎那些最擅长正确的暴力的人们。我们热爱正确的暴力。其次，就算作为一个热爱暴力的物种，我们的表现也太奇怪了。有时我们就像猩猩那样随手捡起石块猛砸对方的脑袋，在另外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支持暴力，但具体表现却相当抽象，或许只是扣动一下扳机，或者签署一份命令，或者对正在发生的暴力行径视而不见，或者用消极攻击的态度来谈论暴力，等等。总之在暴力问题上我们的表现十分怪异。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听过的最怪异的暴力事例。这个例子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印尼。当时印尼爆发了军事政变，建立了长达三十年的右翼军事独裁统治。政变之后的第二年，足有五十万印尼人口死于右翼军事政府的行刑队之手。知识分子，左翼人士，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全都是行刑队的下手对象。行刑队会来到一处村镇，然后有条不紊地杀死村里的每一个人。几十年后，作家维.苏.奈保尔来到印尼旅游，听说了许多当年的故事，并且得知有些行刑队在屠村的时候会带上一支印尼传统甘美兰民乐队。有一天，奈保尔遇到了一名当年的行刑队员，此人如今已经满头白发了。听他骄傲地夸耀了半天自己当年屠杀村民拯救国家的事迹之后，奈保尔问道：“我听说你们当年杀人的时候会带上甘美兰民乐队，这也太扯了吧？”此人答道：“没错，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会将乐队带上。”奈保尔又问道：“你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此人满脸困惑地回答了一句：“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增添美感啊！”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人类暴力的怪异之处。地球上所有其他灵长类都无法理解人类的暴力行为，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乐队来美化暴力。

对于人类这样一个暴力得无可救药的物种来说，最复杂的因素在于人类同时还是最奉行利他主义、最擅长合作、最易于产生同理心的物种，而且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还在逐步改善。想想吧，下列事项都是在二十世纪成为现实的：禁用生化武器与核武器，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构想出反人类罪的概念，建立医生无国界组织，颁布国际公约反对贩卖血腥钻石、犀牛角、猎豹皮与人口，设立国际组织捐款资助自然灾害受害人，等等。我们的同理心与保护欲向四面八方扩展，覆盖了无数以前没人想到过的领域。我们的暴力倾向与合作倾向在自然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人性最优秀与最恶劣部分的生物学基础呢？

首先，如果你仅仅将人类当中众多灵长类当中的一支来研究，试图通过研究行为本身来理解人类的极端表现来自何方，但同时又只想在自主肌肉运动的层面上理解人类行为，那么这样的研究必将会极其乏味。因为肌肉运动无非就是大脑将指令传讯给脊髓，脊髓又传讯给肌肉，肌肉做出动作而已。远远更加有趣的研究在于理解行为的背景环境。指着别人开枪是一个动作，近乎自杀地扑向枪手也是一个动作，后者远远更加令人惊叹。紧握别人的手可以是感情真挚的表现，可是同样的肌肉运动也完全可以是背叛他人的第一步。因此理解人类与人类行为的最大挑战在于首先要理解背景环境。

首先，如果你认定大脑的某一部分，某一种特定激素，某一个特定基因，或者某一类特定的童年经历足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那么你就根本无法理解人类行为的上述特点。如果你想理解如此复杂且高度依赖环境的行为，就必须同时审视多个层次的因素。某人做出了一项伟大或者可恶又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为，然后我们询问道：“就生物学而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行为呢？”这一句话其实是一整套问题的集合，比方说这个人的神经系统在一秒钟之前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会发出指令去做这些好事与坏事以及不好不坏的事；一秒到一分钟之前外部感官世界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触发了他的神经系统；几小时到几天之前此人体内的激素水平走势如何，以至于加强或削弱了此人的感官敏感程度。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追问到此人的青春期，童年与幼儿时期，胚胎时期乃至受精卵时期。此外我们还要考察此人的祖先创建了怎样的文化。最后我们还要探讨怎样的生态与进化力量塑造了上述的一切因素。如果你想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人类行为，就必须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假设发生了某个人类行为，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此人的大脑在一秒钟之前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触发了依赖背景环境的扳机，让此人根据背景环境去触摸了别人的手呢？让我们从最恶劣的人类行为着手研究吧。首先来看看杏仁体。杏仁体是主管攻击与暴力的的大脑部位。只要刺激老鼠、猴子与人类的杏仁体，受试对象就会显现出莫名其妙的攻击冲动；破坏掉杏仁体，就无法诱使受试对象发动攻击。但是假如你询问一位研究杏仁体的专家，杏仁体究竟是负责什么的？“攻击”二字肯定不会是他的第一回答。他的第一回答将会是“恐惧”。更准确地说，杏仁体负责生理性质的恐惧，负责让你学会应该害怕什么，在怎样的条件下应当感到害怕，等等。换句话说，要想理解暴力的生物学基础，首先就要理解恐惧的生物学基础。在一个不存在杏仁体与恐惧的世界里，羔羊与狮子同卧的景象将会常见得多。

杏仁体应对恐惧的关键在于杏仁体处理感官信息的方式十分有趣。比方说你看到了很可怕的事物，例如一条响尾蛇。视觉信息传导进入了丘脑这个信息中转站，然后送到了视皮层。接下来的过程足够支撑一个科学展览会上的项目：在第一层，视皮层将视觉信息分解成像素；在第二层，像素被转化成线条；在第三层，线条运动起来；第四层，搜索记忆，寻找一切与蛇有关的图像；最后你的大脑在皮层某处检索到了一条信息，“坏了，这是一条眼镜蛇，也许我们应该通知一下杏仁体。”从神经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实在太慢了。事实上，除了这条渠道之外，抵达丘脑的信息流还可以抄近路直接抵达杏仁体。换句话说，当你的视皮层还在翻阅指导手册的时候，你的杏仁体就已经知道了你正在盯着一条响尾蛇。你的杏仁体早在你意识到之前就知道你看到了什么，全过程只需要几个微秒的时间。如果你的杏仁体早就知道自己正在盯着一条响尾蛇的话，那自然好得很。但是抄近路也有负面效果。之所以你要发动视皮层进行信息检索，是为了足够准确地确定你究竟看见了什么。一味强调电光石火的速度的杏仁体则很容易犯错误，于是还没等你反应过来，你的杏仁体就会误以为某个正在掏手机的人其实是在掏枪，并且命令你先下手为强向对方射击。换句话说，杏仁体位于攻击与恐惧的交汇处，享有获取信息的优先权，处理信息的耗时极短，与此同时处理结果则极不准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岛叶皮层。随便找一只哺乳动物，让它咬一口腐败变质的食物，岛叶皮层就会立刻启动一连串神经反射，让这只动物恶心反胃呕吐。岛叶皮层的作用就是避免你食物中毒。你可是招募一批大一新生充当志愿者，让他们躺进脑部扫描仪里，再让他们吃一口变质食物，就能观察到岛叶皮层激活的景象。但是接下来不要让受试者吃什么恶心的东西，只要让他们想象一下，例如生吞活蝗虫，许多条小腿在唇间乱踢，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岛叶皮层同样也会启动。对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必须依靠直接的味觉厌恶来出发岛叶皮层，对于人类来说则可以通过想象的厌恶来触发。不过接下来的情况更有趣。不要让受试者吃下恶心的食物，不要让他们想象恶心的食物，而是让他们想象在道德层面令人厌恶的事物，受试者的岛叶皮层依然会触发。人类的岛叶皮层也要负责道德厌恶。

或许四五万年前的人类第一次想出了触犯规范的理念，有些触犯规范的行为如此极端骇人，以至于古人类们不得不专门开会解决：“我们已经没法再发明一个新的大脑部位了，要不然就让岛叶皮层兼职一下吧，反正恶心的食物和恶心的行为也都差不多。”于是岛叶皮层就负责了道德厌恶感。所以在道德层面足够令人厌恶的行为会令人们感到反胃，感到嘴里有异味。这一点确实让我们在面对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时具备打心底里反对的力量。但是问题在于一个人眼中违背道德的行为完全可以是另一个人身体力行的常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道德厌恶是个不断移动的靶子，或者说是一张不断央求你将其投入使用的石蕊试纸：“我要怎么确定一件事是对是错呢？如果这件事与我惯常的做法背离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让我感到不适，那么这件事就肯定是错的。”这种基于恶心的经验智慧很容易使人们作出极其糟糕的道德选择。其他哺乳动物的岛叶皮层仅仅负责感官厌恶，人类的岛叶皮层还负责道德厌恶，而道德厌恶极其依赖背景环境。因此岛叶皮层决定了人类倾向于将不符合常规的事物等同于令人厌恶的错误。“我也说不清这事为什么不对，总之就是不对。”而且岛叶皮层首先就会将这条信息传达到杏仁体。

与此同时，大脑当中还有一个名为额叶皮层的部分。这是大脑当中最有趣的一部分，也是最新近才进化出来的部分。就比例而言，人类的额叶皮层比任何动物都大。额叶皮层的任务是什么呢？是让人去做正确但困难的事情，例如延迟满足，长期计划，冲动控制，情绪调节。额叶皮层不断地告诉我们：“再等等，再等等，你会快乐的。”额叶皮层与杏仁体的关系很密切，具体来说额叶皮层会花费很多时间向杏仁体发送抑制信息：“我要是你就不这么干。我知道你真的很想这么干，但是待会儿你一定会后悔的。”在杏仁体因为抄近路的信息而干出蠢事之前总会受到额叶皮层的压制。

我们一般认为，额叶皮层与杏仁体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信息流，额叶皮层就像基督教教士一样喋喋不休地劝说杏仁体戒酒。实际上，两者的关系是交互的。套用一句玩笑话来说：“我的杏仁体总能把你的额叶皮层打得满地找牙。”每当一个人感到性奋、恐惧或者压力的时候，都会做出当时看来十分了不起，可是后半辈子都要后悔的决定。正是因为杏仁体也能自下而上地发送信息，我们才会在前一秒钟做出自认为正确的事，后一秒钟就改变主意。尽管额叶皮层会促使人去做正确但困难的事情，但是“正确的事情”的定义同样高度依赖背景环境。无论是练习小提琴或者从不撒谎，还是操纵股票市场或者对一整个村庄进行种族清洗，都需要极高的自制力才能完成。比方说你受到诱惑要为了自利而撒谎，那么你抵制诱惑主要靠的是额叶皮层；但是一旦你决定撒谎，同样也要依靠额叶皮层来与别人保持眼神接触，控制声音不要走调。如果大脑的某个部分不仅要对抗撒谎的欲望，还要提升谎言的效力，那么这个部分必然极其复杂。简而言之，“正确的事”这一概念并不包含价值判断，额叶皮层也绝不是单纯理性、与大脑其他部位脱节的部位，而是浸泡在下层渗透出来的感性泥浆当中。

再来介绍几个大脑部位，比方说多巴胺体系。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大脑当中有一套边缘叶多巴胺系统。多巴胺的作用是提供快感与奖励。可卡因可以强烈刺激多巴胺系统。老鼠与猴子得到意料之外的奖励之后多巴胺水平也会提升。后来人们发现多巴胺与奖励之间的关系要有趣得多。假如我们建立一个范式，在房间里装一个小灯泡作为信号，灯亮之后按动一根杠杆十次就能得到食物奖励。一旦老鼠、猴子或者人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大脑里的多巴胺水平会在何时达到峰值呢？并不是在得到奖励的时候，而是在信号灯亮起的时候。“棒极了！看我不把杠杆按出花来！”多巴胺不仅与奖励有关，更与对奖励的期待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假如我们用药物阻断多巴胺水平的升高，那么受试的动物就不会去按动杠杆。多巴胺与受到目标引导的行为有关，追求奖励的行为而不是奖励本身才会导致多巴胺水平上升。

在刚才这个例子当中，一按动杠杆就百分之百会有奖励。如果按动杠杆之后只有50%的几率会有奖励，那又会怎么样呢？这一来多巴胺的水平简直要爆表，因为你刚刚向这个神经化学过程插入了一个关键词：“或许”。“或许”是激发多巴胺的最强力燃料。受试动物在杠杆支点面前反复想着：“今天我运气特别好，可是我这人太垃圾了。”间隔性的强化最能刺激寻求奖励的行为。当初兴建拉斯维加斯的神经科学家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说多巴胺与奖励有关，更与对奖励的期待有关，更更与寻求奖励的动机有关。不确定性能够极大地激发多巴胺系统。最后，要想让某个生物大量产生多巴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去惩罚其他触犯了常规的个体。最后这一条我们待会儿再细说。

再介绍几个大脑部分。梭状皮层负责辨识人脸，前扣带皮层负责同理心与感受他人的痛苦，但是这两部分的功能同样没这么单纯。在受试者面前闪现人脸照片，就能激活梭状皮层，但是假如闪现的人脸与受试者不属于同一个种族，梭状皮层的平均活跃水平就会偏低，受试者对于其他种族的人脸的辨识与记忆力都要更弱。让受试者观看针扎人手的影片，前扣带皮层就会活跃起来。但是假如人手的肤色与受试者不一致，前扣带皮层的活跃程度也会偏低。谁的脸？谁的痛苦？这都是有限定条件的。

这些现象开始让我们初步了解了在做出行为之前的一秒钟人脑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任何人脑都不是一座孤岛。当我们审视这些或好或坏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为并且询问他们为何发生时，我们还要询问做出行为之前的几分钟发生了什么，感官信息如何影响了杏仁体与额叶皮层。目前有无数研究结果表明，感官信息可以在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行为。比方说，在公交车站张贴一幅海报，画面上只有一对大眼睛，在车站乱扔垃圾的人数就会减少；让在线游戏玩家的屏幕上闪动一下大眼睛的图像，哪怕只有人眼无法识别的几分之一秒，玩家的开挂程度就会降低。不知怎的，人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监督。假如要求受试者喝一勺十分恶心的鱼肝油，那么几分钟之内他们惩罚违规行为的意愿将会得到提升，因为他们的大脑混淆了糟糕的味道与糟糕的行为。将受试者关在房间里填写政治问卷，并且在房间里放置恶臭的垃圾，于是受试者们在社会议题方面普遍都会向保守派的方向偏移；在经济、地缘政治以及贸易逆差之类的领域，他们的观点则不受影响。但是其他人与你不同的生活方式突然就变得格外可恶起来，因为垃圾的恶臭触发了发自脏腑的警报。让受试者坐下来——一部分人坐在硬木椅子上，另一部分人坐在沙发上——分析求职者的简历，坐在硬木椅子上的受试者更倾向于认为求职者为人古板不知变通。

几年前《美国科学院院报》搞过一项研究，调查了某国在一年内的所有假释听审情况，总共五千多场听证会。这项研究分析了各种变量，想知道什么因素最能影响假释申请是否得到通过，结果发现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在于犯人与法官见面的时刻距离法官吃上一顿饭的时间过去了多久。在法官刚吃过饭之后不久，60%的犯人都能得到假释；四个小时之后这一比率则下降到了零。用走势图来表示的话，走线自早餐之后高开低走，午餐之后骤然飙升然后继续走低，期间可能因为享用茶点而略有反复。我们完全可以从生物学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血糖能显著影响你的神经元在全力开动时的表现，而额叶皮层全力开动的作用是让你能从别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一过程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更惊人的是，假如你在法官做出决定后两秒钟去问他们：“为什么这个犯人能得到假释而那个犯人要回监狱呢？”他们肯定会扯出一大堆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解释，而决不会说“因为我血糖降低了”。实际上他们的决定是由身体内部的感官信息决定的。

最后再介绍一下本领域研究当中最令人郁闷的一项发现。你让受试者躺进大脑扫描仪里，向他们眼前闪现其他种族成员的面部照片，闪现时间极短，只有十几分之一秒，但是受试者的杏仁体依然会激活。该死，难道种族主义是我们的固有反应吗？难道我们已经没希望了吗？并不是，因为这个实验还有另一种做法。假如你让每张照片上的人脸都戴上一顶棒球帽，然后再将最狂热的棒球迷送进扫描仪里，也能看到主队与客队引发不同的大脑反应。假如看到敌对球队的球帽，杏仁体同样会遭到激发，而人脸的肤色反而被忽略了。天生种族主义你个头，只需要一两百年前发明出来的一套文化模式就能左右人脑划分自己人与外人的标准，对于球队的忠诚轻轻松松地就能让大脑在几毫秒内对人重新分类。我们的大脑无时不刻不被大量感官信息所轰炸，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或者无法想象这些信息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继续后推一步，在行为发生之前的几个小时乃至几天里，人脑当中发生了什么呢？激素会对人脑造成什么影响呢？如果要为人类最糟糕的行为找一种负主要责任的激素，那肯定就是睾丸酮。睾丸酮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地球上这么多物种的雄性都这么凶呢？人们都说睾丸酮会提升雄性的攻击性，其实没这么简单。将五只雄性猕猴关在一起，让它们形成等级，A最强，BCDE依次较弱。A将B打败过三次，B一回都没赢过。现在为C注射睾丸酮，浸透它的杏仁体的每一根突触。现在C会比之前更爱打架吗？那是一定的。现在C会去主动挑战A与B吗？想也别想。C根本不会去招惹A与B，只会掉过头来使劲欺负D与E。睾丸酮不会引入攻击性，只会强化与攻击性有关的原有社会模式。实际上睾丸酮的效用还要更加微妙。人们意识到，当你的社会地位遭到挑战时，睾丸酮能让你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捍卫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猴子来说，捍卫社会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打架。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情况则要复杂很多。比方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经济游戏，用捐款额度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注射了睾丸酮之后，受试者在捐款时往往更加慷慨。进一步说，假如你给一大帮佛教僧侣注射睾丸酮，他们将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到处行善做好事。问题并不在于睾丸酮会让人变得更加好斗，而是在于我们往往将社会地位当做攻击他人的回报。

另一方面，假如谈到好的人类行为，我们首先想到的激素就是催产素。催产素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激素，能够促进母婴与伴侣之间的纽带，增进信任、合作与慷慨。简而言之催产素能促进亲社会的行为。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几年前在荷兰有一项研究，让受试者接受电车选择这一经典哲学命题的考验。刹车失灵的有轨电车飞驰而来，即将撞死五个人，你要不要将一个人推向轨道，挡住电车或者减缓电车的速度，从而救下这五个人呢？自从有亚里士多德那年哲学家们就在思考这个功利主义经典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回答：将一个人推向铁轨，或者拉动杠杆触发活板门让此人掉到铁轨上，这两种说法会得到全然不同的回应。在荷兰的这次研究当中，研究人员给这个即将被推向铁轨的人起了名字。要么给他一个常见的荷兰名字，例如德克或者彼得，要么给他起一个在荷兰一贯具有负面意味的名字，例如德语名字——因为二战那档子事——或者穆斯林名字。你想把德克推到铁轨上吗？沃尔夫冈或者马木德又怎么样？摄入催产素之后，受试者远远更倾向于放过德克并且将沃尔夫冈与马木德推下去。催产素并不能让我们更加亲社会，只能让我们更加亲近自己人，同时更加厌恶排斥外人。上述两个例子都表明，激素影响人脑的方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微妙。

现在再向前推一步。大脑在做出行为的几周乃至几个月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在这个时间段里，大脑会发生剧烈变化。神经元会形成新的连接，旧的连接则会萎缩；大脑的某些区域会扩大，其他区域则会缩小。近年来最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就是发现了成年人大脑当中有一个部位专门制造新的神经元，成年人的大脑依然具有神经可塑性。这是一项极其令人兴奋的发现，但同样不能简单理解。首先，任何程度的神经可塑性都不能让你我一夜之间成为马友友那样的音乐家，也无法愈合脊髓断裂这样的伤害。更重要的是，神经可塑性也是一个不包含价值判断的现象，有时会让你具有更加高尚的道德，有时会让你更擅长发动种族清洗。

再向前推一步，大脑在青春期发生了什么呢？实际上青春期的一切大脑表现都可以通过两大事实来解释：首先，在一个人十一二岁的时候，多巴胺系统就已经完全发育起来了；其次，你的额叶皮层在青春期始终不会完全成熟，要等到二十五岁左右才行。因此青少年才会如此冲动，寻求新鲜刺激，看重朋辈压力，等等。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多年之后的一秒之间你是否会扣动扳机，研究青春期有什么意义呢？因为青春期末期与成年初期是环境会与大脑影响最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塑造了你在成年之后的额叶皮层。这一点具有关键的意义。既然额叶皮层是最后才发育完成的大脑部分，那么也必然是受基因影响最小、受环境与经历影响最大的一部分。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做正确但是困难的事情实在太麻烦了。文化相对性，基于背景的规则，“汝不可杀人，除非是杀异教徒”，“好孩子不能撒谎，除非在这样那样的场合”，还有虚伪与自利等等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通过基因编码来实现。你的额叶皮层确实需要二十五年来掌握这一切。

再往前一步，童年时期对于成年大脑与一秒之间的决策有什么影响呢？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于童年能塑造一个人，不同类型的童年将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成年人。关键问题在于不同类型的童年究竟怎样塑造了不同类型的额叶皮质与杏仁体，早期经历对于人脑与行为产生终身性组织效果的机制究竟是什么。这里要谈到最近几年最热门的领域，也就是表观遗传学。经历并不能改变你的基因，但是能影响这些基因受到的调节，能够决定基因是否被激活。以老鼠为例，有些雌鼠比其他雌鼠更加擅长育儿，具体来说就是舔舐幼崽更频繁，为幼崽梳毛次数更频繁。如果雌鼠格外用心，幼崽大脑的某一部分就会经历表观遗传的改变。这些幼鼠成年后，大脑向血液里释放压力荷尔蒙的水平较低，较低水平的压力荷尔蒙又导致这些老鼠在产仔之后也会更加频繁地舔舐幼崽，于是这一行为就传承到了下一代。传承靠得不是基因，而是基于环境与经历的基因调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也会发生在胚胎孕育之前。假如雌鼠的压力激素水平高，也会影响胚胎的大脑发育，胚胎发育成为成年老鼠之后，老鼠大脑里的杏仁体将会更大，这样的老鼠对于威胁的反应更强烈，因此体内压力激素水平也更高，而这些老鼠孕育的幼鼠胚胎也会暴露在更高的压力激素当中。换句话说，早期环境经历能够塑造大脑与内分泌系统，导致胚胎经受表观遗传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足以持续一生甚至好几代。

再向前一步，当你连婴儿乃至胚胎都不是，而仅仅只是个受精卵的时候，基因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本次讲座当中最有争议的话题就是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基因的研究成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测序，破解了主宰一切编码的编码，拿到了圣杯，你的基因决定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可是事实上你的基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声称基因知道如何调控细胞就好比声称一份食谱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烤蛋糕或者能够决定你应不应该烤蛋糕。基因不能调控自身，而是要受到环境的调控。环境可以仅限局部，例如一个细胞即将耗尽能量，就会触发基因去制造更多的葡萄糖转运蛋白质。随着环境的改变，基因的活性也会遭到更改，从而解决问题。环境也可以是整个身体的状态，例如高水平的睾丸酮会激活肌肉细胞里的特定基因，让细胞成长得更大。当然环境还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外部环境，例如刚分娩的母亲闻到婴儿的气味之后，负责生产催产素的基因就会被激活。母亲在前半生都携带着这个基因，但是基因直到这一刻才活跃起来。

关键在于，不同的环境对于同一套基因的调控方式是不一样的。大量基因都只能在特定环境下影响行为。我们重点谈一下MAO-alpha基因，这个基因能影响血清素递质的产生，从而导致反社会的暴力行为。基因要么被激活要么休眠，两种状态当中至少有一种会提升人的攻击性。有一项研究在几十年间追踪了一万七千名儿童，发现假如你体内带有错误版本的基因，当你成为青年时的确更有可能具有反社会与暴力行为的历史，前提是你在儿童时期遭受过虐待。如果你小时候没受过虐待，这个基因就一点影响也没有。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基因，也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基因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基因本身什么都决定不了，除非受到环境的有效调控。特定背景下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才是关键。在撒哈拉沙漠，在南极，在苔原，到处都有人类居住。人类组成了多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奉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地球上任何物种的生存环境都不如我们这样多样化，任何物种都不像人类那样有余地摆脱基因决定论。

受精卵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起点，但是我们其实依然可以进一步向前推。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要问一句：你的祖先都做了什么？他们发明了怎样的文化？文化也会影响你成为怎样的成年人。而他们所发明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栖身的生态环境。比方说，在世界范围内，沙漠居民在统计层面上更有可能发明一神教，而雨林居民更有可能发明多神教,双方都会背上与之相应的文化包袱。生活在游猎小群体里的人类发明宗教的时候，其中的神明往往毫不关心人类的行为，直到人类开始定居在人口密度足够大的环境里，必须与陌生人打交道，这才开始发明道德化的神灵。神灵开始观察我们，评判我们，神灵就是公交车站的大眼睛。因为此时社会已经变得足够复杂，单凭我们自己管不过来了。

另一项关键区别在于谋生方式。人类的主流谋生手段包括狩猎采集，农业种植与游牧。游牧群体驱赶着成群的骆驼、牛与山羊走过沙漠与草原，这种谋生方式十分脆弱。坏人无法趁夜色偷走狩猎采集群体赖以为生的森林，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偷走二十亩农田里的玉米，但是牧民的畜群确实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偷走。因此世界各地的牧民都发展出了以暴力报复为基础的荣誉文化。从武士阶层到荣誉谋杀再到延续百年的世仇都源于此。与其他文化相比，荣誉文化当中的母亲对孩子说话调门更高，抱孩子的时间也更短。与个人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当中的母亲在婴儿出生第一周里哺乳的时间更长。换句话说，自从婴儿出生后几分钟开始，他们的大脑就受到了千百年来祖先谋生方式的影响。生态系统塑造文化，文化塑造大脑，大脑塑造行为。大脑，身体，行为，文化以及基因是共同进化的关系。

最后，既然我们都追溯到了这个地步，而且还一直在讨论基因，那么我们也应该讨论一下进化。进化对于行为有什么影响呢？关于进化行为的现代思考在很久以前就抛弃了以下观点，既我们做出某种表现是为了对整个物种有益或者是为了个体的生存。我们的一切表现都是为了传递基因。关于进化行为的现代思考有三大基础。首先是个体选择，生物体会竭力在下一代留下尽可能多的基因拷贝。这就是自私的基因的概念，即追求生殖成功最大化。例如现在地球上有16%的人口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在生殖领域最成功的个体。此外还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人们试图最大化自己的生殖成功。其次，有时比起自己传递许多基因拷贝，更好的方法是帮助亲属传递更多的基因拷贝，这就是亲缘选择。人类发明的亲缘选择手段足以让任何其他灵长类羡慕嫉妒恨：我们能将自己的物质财富遗赠给亲属，通过一代代积累扩大自己的后代与其他人之间的财富差异。最后，与完全的陌生人进行利他主义合作同样有助于传播基因，只要他们能够投桃报李，与你结成双向受益的关系。我们人类在这方面的表现碾压一切其他物种，因为唯独我们发明了经济体系。

关于进化行为的现代思考能解释大量人类行为，除非我们更仔细的查看一下。个体选择：许多宗教都要求信徒与教士终身不婚不嫁，因此也留不下基因拷贝。亲缘选择：许多家庭都会满世界收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儿童。最后就连互惠利他主义就靠不住，人类的利他主义已经达到了黑猩猩完全无法理解的程度。比方说你在国外某机场里即将离开，以后你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国家，也再不会见到这架飞机上的任何人。但是在机场里通过大门的时候，你还是会扶一下门扇方便身后的人们。互惠利他主义完全无法解释像这样的行为凭什么会如此常见。

我们从行为发生之前的几微秒谈到了之前上百万年的进化压力，因此现在我们可以正式主张人类行为极其复杂。好家伙，我听了五十分钟报告最后给我来这么一句。要是不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条结论表述得更加有用一些：人类行为极其复杂，因此你在理解人类行为的起因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那些你极力反对的行为。尤其需要牢记的是，我刚才介绍的所有各个方面都会变化。它们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会随着经历而变化，无论是在极长的时期内还是在极短的时期内，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生态系统会改变：在撒哈拉沙漠中心，人们发现了三千年前的河马浮雕，当年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文化会改变：十八世纪欧洲最可怕的民族就是瑞典人，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在欧洲各地肆虐，可是如今的瑞典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没打过仗了。最重要的是，大脑也会改变。新的神经连接会形成，旧的会脱落，大脑区域会扩大与缩小。大脑会变，行为会变，人也会变。

有时一个人需要几十年时间才会发生洗心革面的变化。比方说约翰.牛顿，此人是英国神学家，到了晚年他在十九世纪初大英帝国全面废除奴隶制的进程当中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神奇的是，年轻时候的.约翰牛顿是一艘奴隶押运船的船长。航海生涯结束后他还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向奴隶贸易投资并且借此获利。然后有一天，他的思想突然扭转了过来。为了纪念这次回心转意，他还创作了《奇异恩典》这首歌。再举一个人的想法在几十年间彻底扭转的例子。阿部善治（音译）参加了1941年12月6日早上的珍珠港偷袭，当时他是一支轰炸机小队的领队。五十年后，阿部善治再一次来到了珍珠港，参加了珍珠港事件幸存老兵联谊会。他操着磕磕巴巴的英语，向美军老兵们表示了道歉。

有时一个人只需要几小时到几天的时间就会发生彻底变化。一战期间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就是1914年的圣诞停火。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个圣诞节，参战各国上层一开始同意在圣诞节当天下午的法国堑壕战前线停火三小时，好让双方士兵走出堑壕收敛交火区的遗体。停火之后，士兵们纷纷走出了战壕，先是收敛各自战友的遗体，然后又开始帮助对面的士兵，再然后他们开始一起在冻硬的土地上挖掘墓穴，开始一起为死者举行悼念仪式，开始一起分享圣诞晚餐，交换礼物。第二天，堑壕两边的法国、德国与英国士兵们在交火区踢起了不计分的足球赛。他们交换武器，交换住址，希望能在战争结束后相互拜访。他们甚至还发誓从今往后要枪口抬高一寸，以免打着对方。直到两三天后，战线两边的军官们凭借军法从事的威胁才迫使士兵们恢复到交战状态。所有的军事文化灌输与熏陶，所有的敌对宣传，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烟消云散了。前线士兵们彻底改写了“他们”与“我们”的定义：所有呆在该死的战壕里面的人们都是我们，所有舒舒服服地躲在后方、为了争权夺利而命令我们去送死的军官都是他们。

有时候一个人只需几分钟就会彻底改变立场。在越战期间，对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刺激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美莱村惨案。一队美军士兵来到美莱村，村里全是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这队美军在村里一共屠杀了三百五十到五百名平民。死者的尸体被断手断脚，女性在遇害之前遭到强奸。家畜全部被杀死，农田遭到焚烧。这场暴行之所以尤其骇人，是因为美国政府将这次暴行掩盖了一年，是因为带队军官直到最终被曝光之后也仅仅受到了轻微惩戒，是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起事件绝非偶发的孤立现象。说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休.汤普森这个人，因为此人挺身而出阻止了美莱村屠杀进行到底。汤普森是一名直升机驾驶员，当天他驾驶一架武装直升机飞过美莱村上空，听到枪声还以为地面上的美军遭到了越共袭击，于是决定飞下去提供支援。当直升机落地之后，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美军士兵将一名老妇人爆头，将婴儿从已死母亲的怀抱里拉出来杀掉。此时村里仅剩的几名幸存者躲在一个角落里，一队美军士兵正在向他们逼近。于是汤普森启动直升机并且再次降落在双方之间，将机枪对准美军士兵，说道：“全都不准动，否则我把你们全都突突了。”换句话说，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他彻底更改了“我们”与“他们”的定义。

上述几个故事的主旨在于：故事里的所有主人公都不具备任何我们其他人没有的大脑区域，他们的身体没有产生任何新型的神经递质，他们的表观遗传机制与我们相同，他们对于激素的反应也和我们一样，他们穿裤子的时候也是每次伸一条腿。事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人有能力做出如此显著的转变。所以在本次演讲的最后，我想颠倒一下那句老生常谈的名言：不学习历史的人们必将重蹈历史覆辙。我认为我们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不学习人类改变的惊人历史的人们，不理解科学正在初步解释如何促成此类改变的人们，必将无法重现上述的奇迹时刻。话说至此，感谢大家的关注，祝大家能更好地应对各自人性的最好与最坏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