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第十四章 延安理论只是中共回族理论的前半部

所谓的民族理论的丰碑《回回民族问题》存在很多问题，其理论基石违背民族学、历史学的基本原理，在统战的大帽子下，违反科学常识，采用妥协的态度，承认以教立族，承认宗教习惯等同于民俗习惯，变相承认族教绑定，承诺伊斯兰教团可以成立自治政府，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武装，以达到同伊斯兰教团结盟的目的。当然这里面很多政策现在看来就是权宜之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延安时代看似暂时性的理论和政策却会在建国30年后（改开以后）将中国回族民族理论带上了歧途，成为今天西北各省伊斯兰化的重要理论根据。李维汉等人设计的这个理论除了逆中国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轨迹，拒绝融合之外，对今天的伊斯兰工作主要引发了三个严重后果。一为伊斯兰设计了一整套拥有武装力量的宗教自治机构，并亲自帮助培养伊斯兰政府管理人员，传授政府管理知识，这种自治政府模式成为伊斯兰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努力的方向；二，这个所谓自治政权激发了伊斯兰利用中共实现其大地代治者的野心，也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如何在中共威权体系下生存发展的道路；三、放弃对回族党员宗教观的改造，甚至鼓励他们从事宗教活动，导致大批回族党员成为伊斯兰的同情者或者信徒，并在新生干部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直到今天。

然而正如我前面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绝不是有神论者，也决不是想弄个什么伊斯兰政府，可怎么走到了今天的地步？这个问题必须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去探讨如何改进的问题。

在延安时代，中共以《回回民族问题》中的结论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采取了扶持伊斯兰教的基本方针，如动用公共财政建设清真食堂和清真寺。同时按照苏俄的民族理论，开始成立所谓边区回民自治政府，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回回民族问题》（1941年4月）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11月）的指导下，从1941年起到内战重新爆发，一共建立了5个回民自治区/乡，3个回族村，由回民自己选举区/乡长，对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进行管理。并吸收阿訇进入政府，由边区政府修建的延安清真寺的阿訇马生福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边区政府的参议会参议员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政府委员。

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允许回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倡抗日回教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何蔑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 ，1940年

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

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回民穆斯林的宗教权益得到了极大发扬，自然也就坚定的和中共站在了一起，所以说单就统战来说，这个政策是成功的。

回民有自己民主选举的乡长和区长，他们有什么问题，由回民乡长和区长负责处理和解决，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了清真寺，设立伊斯兰小学，他们还买下了坟园——这不是随便的措置，这表示他们自己是安居乐业，长久的住定了！ —— 温故知新：延安时期的几则回族新闻报道，民族报 2017年8月15日

周阿訇说：三岔在1940年就办了一所伊斯兰小学，他们除了教一般课程外，还有回民历史，阿拉伯文，小孩子在这儿自由倾听着回回民族怎样形成的，并且学习他们祖先的文字和语言。清真寺也由政府帮助建立了，每逢礼拜天（公历星期五），全体回胞聚在那儿诵读《古兰经》，一部分同时学阿拉伯文。

——温故知新：延安时期的几则回族新闻报道，民族报 2017年8月15日

其次为了动员回民参军或者自组抗日武装，对军队的半穆斯林化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以充实国防力量。为此目的，必须：回族军队享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的权利；扶助民众抗日武装。¬——《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 1940年

这个纲领首次提到了回族军队，而根据中共对回族的认知，宗教军队的宗教属性是无法避免的。在各种回民支队中，马本斋的冀中回民支队最为有名，他部队中有随军阿訇，其职责为向士兵提供宗教服务，包括布道、礼拜、宰牲和殡礼。马本斋本人逝世以后也是按照穆斯林葬礼模式进行的，其在延安的追悼会也是在延安清真寺内举行，这只部队虽然回汉参杂，但汉族官兵全部禁食猪肉，所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大大咧咧地宣称马本斋的回民支队为“八路军的穆斯林武装”，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的。

中国伊斯兰协会认为马本斋的回民支队是穆斯林武装

那么马本斋本人是穆斯林吗？这个问题在解放以后，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大家都刻意回避这一问题，但从一些回忆录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马本斋本人是做礼拜的。

中国穆斯林2007年03期，马本斋轶事

由于关于马本斋的文字记载都被刻意裁剪，所以很多历史湮灭了。那么为了研究回民八路军的情况，另外一名回族军事干部王连芳（曾任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政委)留下的文字记录就显得十分珍贵。他的这只回民部队也有随军阿訇，其职责与马本斋回民支队的阿訇类似。从王连芳留下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随军阿訇定时带领战士做礼拜，去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过宗教节日，而且这不仅仅是阿訇和回族穆斯林自发的行动，而是中共政策鼓励的结果，即使是部队中的回族共产党员也在党的要求下，把宗教活动曲解成民俗，主动参加礼拜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可见所谓默认伊斯兰八路军的存在，不是个例，而是作为中共回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连芳的这种宗教情怀始终伴随了他一生，尤其是在为沙甸暴乱平反过程中，他的这种打着民族旗号的宗教情怀更是暴露无余。

王连芳回忆录一

王连芳回忆录二

延安时代，在中共支持下，回民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世俗伊斯兰自治政府，即使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但无论怎样，它都是打着伊斯兰政府的旗帜。而所谓回民军队也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伊斯兰武装，或者说至少带有部分的伊斯兰特性。而这个形式为中国伊斯兰在共产体制下生存发展乃至夺权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当然这种性质的武装在中共体制内，最终逃不出被解体的命运。马本斋的回民支队被一分为三，回民支队的番号就此消失。但由于资料繁多，可这支部队的民族战士的分配方向却并不十分明确。王连芳的渤海军区回民支队的去向相对来说，记载的就详细得多。渤海军区回民支队进入东北后，就被按照民族一分为二，汉族战士加入野战军南下作战，而回族战士则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名义上说是保护民族干部。其后通过不断扩充兵员，最终演变成了铁道兵第二师，但显然此时的回民战士已经被彻底稀释，至1954年，中央军委命令所有回民士兵转业回地方，主要分配地点是宁夏甘肃等地的回族聚居区。

至此穆斯林武装在中共的军队中被彻底清除出去。但为了民族团结的需要，对这些回民支队的宣传保留了下来，当然有些东西能不谈就不谈了，而另外有些东西却显然扩大了。按照官方口径，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即使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余人，就是一个团规模，1939年至1944年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消灭日伪3.7万人。而与其同处在一个地区的贺龙的120师，兵力维持在在2.5万到4万人间，整个抗战期间，战绩是歼敌12万人。如果数据正确，马本斋和他的部队简直就是战神。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共初期的回族理论遗留下来很多顽疾，但是在当年的共产党人看来，这些问题却是不存在的。因为不仅回族要消失，全国的少数民族在打倒汉族之后都要消失，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共产族。及至宗教，如果说马列也算某种程度的宗教的话，那么中国的宗教就只有一个：马列主义。

正是按照这个思路，按照马列的民族理论，为了对抗民族关系中的压迫阶级——主体民族汉族，实现全民共产族的伟大理想，进行民族识别和碎化主体民族就是不二的选择。这点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都发生过。所以新民族回族的立族有其必然的一面，但显然少数民族化地方政府和伊斯兰化的地方政府也是不可接受的。这点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反对大汉主义，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反映在对待回族的政策上，就是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但同时又必须打击伊斯兰。1958年2月，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谢扶民发表文章“把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1958年5月，杨静仁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宗教压迫是压在回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的发言。5月中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向中央上提交了《关于在回族党员中进行无神论教育和在阿訇中进行反右斗争的报告》。1958年6月李维汉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族教绑定，泛清真，穆斯林党员进行了全盘的否定。

回族党员的状况究竟怎样呢?大概有三种情况，有些是无神论者，有些是有神论者，还有些是半有神论者，哪一类占多数?我没有做过详细调查。总起来看，是有神论占多数，还是个宝塔式(就是上面是无神论者，中间是半有神论者，下面是有神论者)。我们在银川和一些回族党员谈过话，据我看，在当时参加谈话的党员中，无神论者是少数。在原则上，有神论和无神论在共产党内是不能并存的；但事实上许多回族党员还保有宗教信仰。这是一种矛盾。

近几年来，在不少回族地区还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所谓民族形式，例如有什么清真自来水管、清真煤炭、清真百货公司、清真球队等等，许多又都是从宗教方面来的，这是一种落后的现象，还是进步的现象?我看是落后的现象。允许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对民族团结不利，因为会使他们互相隔离起来；对回族也是不利的，因为会使他们自己孤立起来。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环境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当人为地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形式，把自己孤立起来，同其他兄弟民族对立起来。

—— 李维汉《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6月

1958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向全国发出《关于在回族中改革宗教制度的意见》。

《关于在回族中改革宗教制度的意见》摘要

一、民族和宗教分开。目前应该强调宣传民族和宗教的区别，批判回教即回族的谬论。同时随着宗教制度的改革和采取其他措施，改变实际生活中族教不分的状况，使之逐步出现一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人。 二、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分开。 三、宗教和生活习惯分开。 四、宗教和行政分开。这个原则已经基本实现了，但还存在着宗教方面干涉国家法律和司法权限的现象，也还存在着国家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为宗教服务的现象。 五、宗教和教育分开。 六、党内外分开。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的自由，党员不能有信教的自由，这是马列主义对待宗教问题的重要原则。

改革宗教制度是当前解决回族宗教矛盾的关键问题。应改的十一条是： （一）门宦制度（特别是教主的放口唤、放阿訇等）和世袭的依玛目制度； （二）封建性的清真寺管理制度； （三）清真寺、道堂的土地、牲畜、森林的封建所有制； （四）清真寺、道堂和教主对教民的劳役制度； （五）强迫性的宗教负担制度； （六）非信仰必须的、妨碍生产和浪费财物的宗教活动制度； （七）干涉婚姻自由和压迫歧视妇女的制度； （八）强迫儿童学教义和封斋的制度； （九）限制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制度； （十）阿訇、满拉不参加劳动的制度； （十一）对教徒的宗教处罚制度。

在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发出之后，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前，宁夏的政治结构依然沿袭延安时代的做法，对宗教人士另眼相看。马震武，西吉县哲合忍耶（俗名血脖子教）门宦沙沟教主，民国时代就曾为了抗议被称为汉族穆斯林而拒绝参加国民代表大会，而今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宾。1953年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成立伊始，就担任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改为固原回族自治州，马震武继续担任州长。但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这位虔诚的教主被扫地出门的时刻已经为时不远了。1958年5月，在中共正式展开轰轰烈烈地反地方民族主义之前2年，马震武就已经被彻底地被打倒了。一下从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长沦为反共反人民的极右分子和叛乱分子（马震武参与了1952年 “四二暴乱”策划，但由于反戈一击，最后中共决定不予处理。），被驱逐出体制。

1960年，宁夏自治区主席刘格平因为试图给回族发明一套民族服装，被打倒。最后牵扯了不少人。

刘格平夫妇和他设计的回族民族服装

但宁夏当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的烈度比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低了很多，只能算是给宁夏的地方民族主义一个警告而已，所以刘格平受到的冲击也小得多，只是调离了宁夏，后重新出山任山西省副省长，革委会主任等。

在统战部李维汉的带领下，中共一改过去的政策，开始对伊斯兰采取全面的压制措施，1958年推行的“合坊并寺”，使得宁夏原有的1877座清真寺降到了1961年109座。但在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气氛下，李维汉的温和统战理论和他本人对极左政策的忧虑，招致批判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自1962年起，李维汉就受到“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指控，1964年李维汉被彻底打倒，其理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资产阶级”被彻底批判，虽然其中有些理论李维汉并不承认是自己最终的结论或者说根本不是本意，但如果认真读读这些理论，显然它们和中共早期民族宗教理论确实脱不了干系。1968年宁夏自治区主席杨静仁被带上“大阿訇的孝子贤孙，死心踏地的穆斯林宗徒”的大帽子被打倒。至此对于回族穆斯林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走向激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清真寺拱北被拆毁占用，回民穆斯林被禁止做礼拜和封斋。1960年开始，宁夏自治区大规模的鼓励回民养猪，随着事件的推移，开始强迫回民养猪。个别地方回民不吃猪肉不养猪被当作四旧批判。并制定出了 “党团员带头养，贫下中农说服养，四类分子强迫养”的工作方针。并将此项政策上升到宗教制度改革的高度上，而回民是否能够主动养猪则成为其是否进步的标志。1963年开始社教活动中，对于敢于吃猪肉的回民给予了公开的奖励。回民食堂被取消，清真灶被撤消。改为一堂两灶。虽然期间政策也有反复，但最终目的依然是打击伊斯兰。1970年，被认为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被撤消。1975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被撤销。

中共这一改革伊斯兰的激进政策一直执行到文革结束，那么自解放开始，伊斯兰对中共在自治问题上的食言，以及后来以消灭宗教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什么态度呢？简单说就是连绵不绝的暴乱。

西北比较大的暴乱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至1951年，主要是青马旧军官勾结投降士兵和教众发动的叛乱，当然这个阶段的暴乱带有仇视新生政权的色彩，不完全是宗教原因。第一次是1950年5月发生在平凉、固原地区的“五八”叛乱，有回族匪徒2000余人参与，领导人为马步芳第82军旅长马云山。2个月后暴乱被平息。第二次发生在1951年4月的西吉县，即“四二”回族叛乱，上万回族人参与，根据史料，领导人为原青马部82军骑8旅长马英，西吉县党部执行委员、自卫队中队长马国瑗和宗教上层人士马国琏以及反动教主（所谓“反动教主”即为后来反戈一击的马震武）。与此同时，原青马军所谓投诚官兵也不断在各地展开暴乱。但大都被很快镇压，叛军被击毙近万人，而解放军也牺牲了近2000人。鉴于青马军官的反复，政府改变宽容策略，将所谓投诚青马骨干军官甄别后，于1951年9月23日，对30名青马军官进行了秘密处决。至此第一阶段的叛乱正式结束。

第二个阶段，则完全是自发性的宗教叛乱性质。1956年在“保族保教”的旗帜下，甘南地区回族发动叛乱，旋即被镇压。1958年，甘南地区再次爆发规模更大的叛乱，参加叛乱的回族人数一度高达数万人，同年年底，叛乱基本被平定，毙伤俘回族匪徒万余人，同时暴乱的藏族武装也被消灭。而由于解放军进入甘南平叛，后方空虚。胡门门宦第六辈教主，广河县县长马国忠于8月15日发动武装叛乱自称‘新编西北救国军’，涉及临夏、永靖、和政等96个乡。25日刚从朝鲜撤回国内的54军134师在有“丁大胆”之称的丁盛带领下增援当地驻军，两个半月暴乱平息，歼灭回敌10034人。1958年11月12日马国忠死于狱中。关于这次叛乱，西北民族学院教授马廷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1958年9月参加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日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找。

这种宗教叛乱，其实在西北始终没有停止过。根据原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的回忆，仅固原地区自解放至1972年，就发生了9次叛乱。大部分都是以宗教名义裹挟群众的乌合之众。

1972年审讯叛乱匪首咸得有

而在文革结束前的最后一次穆斯林叛乱，就是1975年沙甸暴动。这次叛乱的特殊性在于这次叛乱已经不是中国历史传统意义上的教徒暴乱，而是已经开始向现代化组党方式发展的叛乱（沙甸叛乱份子的组织名称为“真主党”）。

另外马廷荣教授的日记里面有一组很有趣的数据，1958年叛乱中回族干部群众的态度，直接叛乱的极端教徒约有7%左右，对暴徒抱有同情心10%，认为暴乱政府有失误46%，剩余地是跟着党走的回族干部群众。为什么说它有趣？因为法国学者也有一组调查数据，法国穆斯林中比较危险的群体，极端虔诚穆斯林占穆斯林总人口的15%。如果我们和58年的数据“17%”（极端教徒和对暴徒抱有同情心的教徒）对比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我们知道古兰经中的糟粕必然催生极端教徒，那么这个15%的比例是否是极端教徒在伊斯兰中的比例，值得我们将来继续认真研究，因为他们崇尚的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简单二元极端世界观必将成为整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当我们回顾从解放到文革这段历史，就会有以下几个发现。首先中共的民族理论的基础并不牢靠，以欧洲一族一国为出发点的马列民族理论和依托苏俄国情设计的民族国家架构在中国显示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再加上不合格的研究人员做的都是命题作文，政宣论文，结果自然是创造的理论牵强附会，漏洞百出。实质上导致为伊斯兰拓展发展空间。而其后延安时代根据这个理论创造的回族自治体制和回族军队，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伊斯兰的印记。但这种理论上缺失，并没有带来什么立刻的损害，因为这只是面对强大敌人实现全民共产族的权宜之计罢了，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伊斯兰被严厉的打压。直至文革的结束。

延安时代为了统战而创造了新民族回族，之后根据既定方针又创造了以宗教为根基牵强附会的回族理论、随即组建回族自治政府和军队，并培养带有宗教属性的回族干部，为今天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文革结束后，回族民族理论中共产主义改造部分被否定之后，保留下来的就是延安时代的理论和政策。而延安时代留下的隐患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首先此理论大谈以教立族，承认回族的伊斯兰属性，直接的后果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带有民族主义思想和伊斯兰思想的回族党员。而1958年以后开展的无神论教育和反族教绑定运动，从后来回族老干部对沙甸事件文过饰非、有意无意为伊斯兰打掩护的态度上来看，显然这些整风运动对早就被宗教洗脑的老回族干部影响并不大。而且更大的问题是这些老干部将其对伊斯兰的情怀，在体制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去。观察一下体制内的回族干部对清真食品的态度，对伊斯兰渗透体制问题的态度，对去汉化回归阿拉伯/波斯的态度，对死后要去见真主的态度，就知道这些问题的普遍性。而从党的角度而言，错误的理论带来的效果就是无神论政党在看到自己的党员大搞宗教活动和到处展示宗教情怀之后，却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第二为伊斯兰在中共体制内生存提供了一个样板，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延安时代伊斯兰获得的支持和发展态势和现在中国近期发生的情况极端相似，而且很清晰的可以看出，体制内的某些人就是想把时钟调回的延安时代，好在体制内成立又一个世俗的伊斯兰自治政府。那么他们是否想建立一只类似于回民支队之类的穆斯林军队呢？答案是当然。不过我想随着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201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战旗方队中的回民支队军旗被取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回民支队这支特殊时期的特殊部队，不把“马本斋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谈清楚，不批判民宗委下属官媒民族报的“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回族人，有着自己本民族神圣的信仰；他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种族教绑定，无神论思想和有神论思想绑定的说法；不把“随军阿訇”谈清楚，就肆意宣传回民支队就是包藏祸心。

伊斯兰试图染指军队

中共关于回回民族的民族理论，作为整体已经在文革之后被宣布失败，全民共产族彻底沦为了乌托邦。可是后续的理论工作并没有跟上，而是接着使用延安时代的理论，殊不知这个理论只是一个被腰斩的残缺版本。延安民族理论带有严重的漏洞，是本着现实主义实施统战的妥协产物，以教立族和族教捆绑是个致命的死穴。因为高度汉化的回民以教立族，为了突出民族特点，就必须承认伊斯兰属性是回族的民族属性，就必须承认族教绑定，就必须承认要发展回族就必须发展伊斯兰，就必须无可奈何地默认和允许回族党员和伊斯兰社会主义者可以合二为一。那么所谓反泛清真，反泛伊斯兰，在回族伊斯兰党员的掣肘下，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针对现在西北的乱象，对于中共而言，必须首先废除延安时代的民族理论，重打鼓另开张，以淡化回族的观念，压制伊斯兰使其处于停战状态为基石，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值得高兴的是，虽然并不全面，但显然党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第六十二条　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宗教搞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年8月

最后我说点题外话，中共的民族理论在改开前是完整，没有给伊斯兰留一丝余地，所以有些人总是把今天的乱象归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并不公平。中共的民族理论的问题是共产民族理论整体出现问题之后引发的，改开以后的后来者否定了他们的理论，但只是从老理论中挑出一段加以采用，而未作深入思考进行修正，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消极态度显然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现在出了问题，显然主要责任在后来者。

第十二章 回族创立的根本目是为了武装斗争需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三五宣言》），这是一个以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甚至暗示可以以民族独立作为交换条件，请求与蒙古族民族主义者结盟以对付共同敌人的正式文件。隔年，即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发表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差不多是同一个思路。但是它与《三五宣言》相比，更进了一步。除了民族自治，民族自决，明确喊出了支持蒙回民族的独立运动，这虽然符合苏俄的民族理论，但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支持国内蒙古族和回民实施具有独立性质的自治，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手段，再加上什么土耳其苏联外蒙古中共一起来解放回民这种不着调的说辞，一方面落人口实，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共缺乏专业学术人才，只知道囫囵吞枣，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

日本人为分裂中国试图成立回回国 —— 抗日战争中的回族，徐浣桐

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

《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论点，就是中共正式承认回民是一个民族。而在宣言中并没有阐述任何理由。讲到这里就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关于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的争议背景。

如前文所述，我们知道伊斯兰是个封闭的宗教，不仅指其思想的封闭，还指教团群体组织上的封闭，而民族概念正好被教徒用来当作封闭社团的托词。当然它的理论是相当具有迷惑性的，宗教和生活绑定之后，产生了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宗教生活习惯，就此某些回民学者就一口咬定这是民族的特征，如回族学者金吉堂说：

“直接言之，今日回民之祖先，原来为外国 人。若分析言之，有叙利亚人、小亚细亚人、伊拉克人、伊思巴罕人、各部波斯人……此等庞杂 不同，风俗习尚，语言文字，服色，饮食，面貌，骨骼，都不同之外国人，因有共同之目的，相 率来中国居住，又因同属一教，信仰相同，对于教条之遵守罔不一致，然后经过长期间之结合， 同化，繁殖生息，而成回族。质言之，回族者，回教教义所支配而构成之民族也。”

但他的说法显然意见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民国回民将领白崇禧就说：

“过去常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回教徒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民族，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因 为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是普及于全人类的，而没有民族或国家的畛域之分……而回教流传 至今，全世界大多数民族间亦都有他的信徒，以中国而论，全国各地信教的汉满蒙回藏都有，如 青海是种族最复杂的省份，也是各方回教徒荟萃的地方，那里的回教徒有西藏人，有新疆人，有 蒙古人，有汉人，还有少数满洲人，可以说五族俱备了。如果把回教，看为是回族，不仅不合逻 辑，而且也把回教的精神，缩小成太狭窄了……”

即使在回族内部的政治精英和学者，反对之声也明显比赞成之声强有力得多，如西北三马之一的马鸿逵和著名回民学者傅统先都曾经明确表示：

“甘青宁的回教同胞，和新疆的缠头，绝不相同，并且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 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 拉伯民族……”马鸿逵

“今日之回教徒谈中国回教时，每喜以回教与回族相 混。有人甚至于费尽精力以种种考据结果证明中国之回教徒非汉族而为回族......再由民族之实质而言，中国之回教徒，并无同一独创之语言，然吾人绝不能因同教所用 之中国语言中夹杂有若干宗教术语，或习惯用语，即认其为同语言，同文字。中国回教徒之血统 尤为混杂不一。有来自阿拉伯人者，有来自波斯人者，有来自小亚细亚诸国者，亦有汉人之改奉 伊斯兰者。由是而知中国回教徒有同一血统，毫无根据...... 今日中国之回教徒，系 中华民族之信奉伊斯兰者，或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及其他民族侨居中国而其一般之生活习惯已为汉人或未为汉人所同化之伊斯兰教徒。”《中国回教史》，傅统先

而民国政府显然支持后一种意见，即中国没有回族和回民，只有回教和汉族穆斯林。有人宣称孙中山承认过回族，首先我们前面的文章谈过孙中山那段所谓回族革命性最彻底的讲话是伪造的，其次退一步讲，假如孙中山的回族不单指缠回（维族等西域少数民族）也包括回回族，那么蒋介石政府搞汉族穆斯林就必须纠正民国国父的这种说法，可是显然蒋介石时代并没有任何文件谈这个问题。并且如果孙中山真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中共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乃至到今天的各种文献学术论文居然没有利用这点攻击蒋介石，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所谓回族在民国时代就被认定肯定是恶劣地造伪。而在“回回是汉族穆斯林”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不仅回族被禁用，连回民一词也被禁用，例如民国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最后就被强迫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民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必然被回民宗教势力和所谓伊斯兰民族主义份子所敌视。伊斯兰以阿拉伯最为高贵，阿拉伯后裔和汉族相比，显然是自降身价，强迫其承认为汉族穆斯林必然招致虔诚教徒的反对，是很自然的事情。如一九四七年，民国政府“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回回代表的正式名称是“回教代表”，其中受邀的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沙沟门宦教主马震武表示拒绝，他说：

“我是回回，不去当生活习惯特殊的汉人代表。这是对回回的歧视，也是回回的耻辱，我不能出席。”

即使穆斯林内部的部分所谓世俗派的民族主义份子，对此也相当不满，我们如果仔细体会一下1934年白寿彝的话，就是发现，他的逻辑和现在部分穆斯林的是一样的，回教就等于回族，全体穆斯林是一个民族。

“民国建造，以五族共和相号召，回族（回教）被列为五族之一。不管 ‘回族’一词在现在是有如何不同的解释，但在那时似是指全部中国回教人说的。这是回教人第 一次在中国政治上，取得和非回教人同等的地位。”

——白寿彝，1934年 (备注：五族共和中的回指缠回，维吾尔族等新疆少数民族)

在明白了这一背景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在对民族宗教问题双眼一抹黑的情况下，热情讴歌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其根本原因就是以政治挂帅，拿着苏俄的民族理论，照本宣科，毫无科学精神随意创立新民族，鼓动所谓民族解放、民族自决，以及民族独立，目的只有一个：统战，背后的逻辑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当然众所周知中共为了统战在特殊时期说的一些话，其实当不得真，前篇的内蒙古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所谓对回民的民族识别却留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就是如果你不能实现共产主义消灭民族差异，将所有民族构建成一个共产族的话，那么在苏俄发明的这种民族国家体制里，你就必须承认回族的民族属性是伊斯兰宗教，回族自治区也必然带上伊斯兰宗教属性。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个在以教立族和在苏共民族国家架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回回民族”理论，怎么打补丁都对“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个问题无可奈何，而事实也证明这个隐患在文革结束以后终于被引爆，直接导致今天的乱象。

第十三章 《回回民族问题》一座虚幻的丰碑

1936年5月中共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从这个今天看来充满荒诞色彩的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民族问题根本没有任何研究，有的只是拿着苏联课本修修改改照猫画虎的能力。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迎合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宗教自治情怀，利用他们反对民国政府民族政策的态度，团结教团和教徒，以期打倒共同的敌人——“民国政府” 。这份文件如果刨除掉荒诞不经的部分，留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 “回回”是一个民族。

但是为什么能够依据宗教信仰设立民族，这篇宣言除了政治宣传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词句之外，没有给予任何解答。只是表示回族就是回族，中共才是回族真正的同路人，可以帮助回族获得民族自决和解放。当然中共显然也意识到自身民族理论的匮乏，可1936年刚到陕北没多久的中共百废待兴，也无暇顾及此事。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主管民族工作的部门，但大多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职能，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要二年多以后才正式展开，1938年11月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设蒙古族研究组和回族研究组两个研究组，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共的民族理论研究工作正式展开。

两个研究组的普通研究人员最初只有5人，最后增加到16人。从现有的文献看，回族研究组的研究人员主要包括牙含章、沈遐熙、秦毅和朱侠夫等人，由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三人直接领导。其中主要研究人员的背景如下：

牙含章（中共党员）精通汉藏文字，有古文造诣，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发表了大量关于西藏和蒙古的学术著作。

沈遐熙（中共党员，回族），1938年参加革命，后在张家川担任清真寺经堂教育掌学、二阿訇，解放后担任过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等职务，改开以后曾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五届会长。

沈遐熙这位老回族党员，建国伊始就踏上了朝觐之旅

秦毅（秦雨民，中共党员），中国早期的气象工作者，后投奔延安，1938年入党，由于其在兰州人脉广泛，所以他的主要任务是回兰州为研究组搜集文献。他最大的贡献是带回了《甘青宁史略》一套图书，共40册。100多万字。但由于他在兰州的背景，1940年4月他被派遣回兰州从事地下工作，离开了回族研究组。解放后任中国银行总行工会宣传部长，国务院内务部中国盲人福利会秘书主任、人事主任。

朱侠夫（中共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早年多参与农运和兵运等地下工作，到延安后担任过“延安中央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中共米脂县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等职。建国后，担任过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甘南工委书记，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监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从回族研究组普通研究成员的学术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工作领域中能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只有牙含章和沈遐熙两人，一个懂古文，一个有宗教背景。那么也就是说所谓回族研究的真正主力就是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这三位领导。这点从后来回族研究组发表文章的署名上，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正是此三人为主创人员。李维汉先后参与创作和发表了《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和《回回民族问题》等著作，刘春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回回的阴谋》和《什么是伊斯兰教》；贾拓夫则主要参与了1940年4月出版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的编写。最后的集大成之作是1941年4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回回民族问题》，属于集体创作，主要的执笔人是刘春。

左起：李维汉、贾拓夫、刘春

李维汉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到法国勤工俭学，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抗战开始后，主要主管民族工作。贾拓夫曾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学习，但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未能毕业。贾拓夫为中共在陕北的高级政工干部，被毛主席誉为“陕北才子”。刘春曾在1932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语班，后又到新中国公学和江南学院学习过政治学和经济学，最后刘春于1934年考入在上海蒙藏学院蒙语班，但未能毕业即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到延安后一直专注在民宗领域，为蒙古族研究组和回族研究组研究骨干，解放后，刘春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奠基人之一。

民国时代的师范教育和现在的师范教育概念不同，民国时代的师范教育是为家境不富裕的年青人提供现代化教育的主要场所，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主席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以李维汉、贾拓夫在当时都可以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入党后基本从事的都是党的事务和宣传工作。此二人是耍笔杆子的马列专家，资深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换句话说，对于如何运用马列阶级斗争理论去解读回族内外部矛盾冲突，如何把苏俄构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他们的知识水平是绝对够用的。刘春1936年入党，1937年抵达延安，显然与李贾二人相比参加革命的资历太浅，从他的教育背景和到达延安前的经历上看不出他对马列和民族问题有如何深入的造诣，所以他的角色应该是在两位领导的指导下，利用笔头子比较硬的特点进行主要写作工作（刘春在来延安之前曾为“左联”工作）。这也大概就是他为什么是《回回民族问题》这本书主要执笔人的原因。那么刘春是否自学成才呢？刘春后来主要从事民族方面的教育和领导工作，是创建中央民族大学的重要人物。可在民族专业的学术领域方面，他的文章在《回回民族问题》之后却很罕见，可见在建国后，他的角色已经从当年李维汉和贾拓夫的第一秘书上升为当年李维汉和贾拓夫的把关领导角色。当然建国后，在民族问题方面也用不上他们这些半瓶子醋了，中共可以找到更专业的民族专家和历史专家来研究民族宗教问题了。例如在民国饱受白眼，被傅斯年喻为“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热衷搞民族差异民族识别的吴文藻和费孝通师徒两人就走到了前台，并最终由费孝通创造了一个所谓“多元一体”这个概念。当然吴文藻和费孝通师徒是后话，我们暂且放到一边。

在简单了解了当年在延安研究民族问题的主要人员的教育背景和履历背景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回回民族问题》这本书中的关键点上—— “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这个看似简单但却涉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宏大专业问题。从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三人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他们配备的研究人员数量和质量，以及他们能够得到的文献数目上看，这个研究团队是否拥有足够的伊斯兰宗教知识，足够的历史知识和民族专业知识是存在疑问的。而且从《回回民族问题》这部被现代学者称为集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上看，他们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短板。为什么这么说？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研读一下这本被当代回族学者推崇备至的巨著。

当代中国，一般谈到回族的文章里，两个历史文献是一定会见到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回回民族问题》。1940年发表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是《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提纲版本，出版时间比正文大约早了一年。这个提纲，全文5000余字，如果我们忽略所谓阶级斗争相关内容，如何进行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一些关于未来的空头支票，只关注一下民族学学术方面的内容，就会发现，这份提纲实际上只给了两个简明扼要的结论而已：

一、回回民族现在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的民族，正处于发展进程中。

二、伊斯兰教是回回民族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回族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了回族文化发展与民族觉醒、阶级觉醒的障碍，回族内部与外部的黑暗势力利用它来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

第一条说回族是一个民族，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民族，它正在孕育中。第二条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特点。那么它们的问题在哪里？首先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中，以汉族为中心向外辐射、向外融合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这就是所谓的海纳百川的道理。异族群体长期定居在中华汉族腹地，原因不是归化就是入侵，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华夏腹地自然孕育出一个非汉族的新民族这种事情。而第二条以族教捆绑作为开头，又以拆分族教捆绑作为终点，这种文字游戏如何自圆其说，作者是不是自己也感觉有点挠头呢？！如果再从民族学人类学上看，除了宗教习惯，长相、大部分生活习俗、以及语言与汉族无异的群体如何能称为民族？这两个硬伤如何解释，我们只能研读一年以后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看看是否能找到解答。

1941年4月《回回民族问题》出版，根据中共现在的自我评价，这篇著作是中共民族理论的里程碑，往小里说，它标志着回族作为一个新民族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往大里说，是中共正式套用苏俄民族理论解读中国民族问题的首次尝试。

回回民族问题

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1936年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就会发现《回回民族问题》这篇著作距离中共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已经过去了近5年，也就是说“回民是一个民族”早已是中共的一个定论，那么“回民是否是一个民族”可以说就是一个命题作文，唯一能够指望的是，中共的研究人员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虽然有些晚，也算有个交代。那么这份答卷到底答得如何，我们这就来进一步仔细分析一下这份考卷。

这部书大约九万字，共分九章，由于此书的重点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解释回族群体内外社会矛盾，进而进行统战，这与我们关注的民族问题无关，所以很多章节我们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需抓住相关章节和其他章节的一些重点段落即可，其中第七章“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为关键点。在研读过程中，作者如何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论证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一、为什么回民是一个民族？

二、如果回族是民族，回族中的宗教特性如何处理？

对于“回族为什么是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回回民族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论证。第一条回回不是汉人，因为他们祖先来自西域。第二个方面，回回民族不是汉化的异族。回回民族有异于汉族的共同心理，和社会结构，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伊斯兰是一套社会制度，而且回族也没有完全丢弃了自己的外来语言，清真寺中的回文班就是证明。第三条，虽然回族不满足斯大林给出的民族定义，缺乏民族定义的要素，但这因为回族还没进化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第一条实际上是探讨血统。刘春这个血统论看似有道理，其实不值得一驳。明朝大规模的强制通婚导致中东回回人的脸部外来特征基本消失，最终结果就是回回人的脸型变成了典型的汉人脸庞。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 ——《国榷》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明会典》

又由于交通闭塞，回民中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逐渐消失而统一使用了汉语，其异域服饰也同样消失，全部中东中亚的生活习惯也消失无踪，面对以上种种事实视而不见，却强调历史中的某一点，显然失去了发展的观点和全局的观点，沦为诡辩之术。其实现代医学DNA研究也早已证明，所谓回族，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纯汉族人，大约是随教进去的。即使部分回族身上有百分比在个位数级别上的中东基因，但那张汉人的面孔应该已明确地说明了一切。好莱坞巨星基努李维斯有1/8的华人血统，但硬说他是中国人，恐怕只会贻笑大方吧。其实某些回族人一直强调自己身上的所谓中东血统，根本原因是阿拉伯血统在伊斯兰中是高贵的象征，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谈过，这里也就不在赘述了。

拥有华人血统的基努李维斯，是否为中国人？

第二条，作者关注的其实是文化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对伊斯兰不太了解，或许初看刘春的说法还似乎有些道理，但今天我们已经明白刘春文中给出的那些所谓证据，所谓部分生活习惯不同，所谓异于汉族的共同心理，不过是伊斯兰沙利亚法要求的生活和宗教高度绑定造成的后果，是生活被彻底宗教化了，而不是文中宣称的宗教世俗化后导致的民俗化。实际上在中原很多地方，很多回民除了不吃猪肉，连清真寺都不去了。如果伊斯兰是判断是否是回族的唯一标准，那么这部分脱离伊斯兰的回回人如何能算作回族？如果成了回族，他们什么时候应该回归伊斯兰？显然作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多想。

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也是中共自己的认知

在这部著作中，中共为了能贯彻族教捆绑，在论述其理论过程中频繁将宗教概念和民族概念互换互代，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和近代伊斯兰学者所用的技巧如出一辙。中共的 “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的潜在逻辑是“族教绑定”，其实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回族中的宗教特性如何处理？”，在中共的眼中，伊斯兰不是宗教，而是民族特性。同时这样的认定，延展出来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伊斯兰也第一次被一部分汉族精英认定为本土宗教，教徒被作为本土土著来对待。而伊斯兰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不仅族教捆绑得以实现，还终于获得了一个与本土文明平起平坐的权利！迈出了其实现中华代治者理想的坚实一步。

那么可以想见这个理论，倘若中共将来不能废除或者淡化回族这一概念，那么中共就必须承认回族的伊斯兰属性，按照苏俄民族理论的逻辑，这一决策会被贯彻到回族自治政府的执政理念中，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必然带有伊斯兰属性。那么此时我们就会发现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搞伊斯兰化的内在原因，一下就开始清晰起来了。

第三条是个很有意思的讨论，斯大林作为马列权威，苏式马列民族理论的主创者之一，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不可挑战的。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回族明显不符合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那么如何将这个漏洞堵上，就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回族现阶段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民族，但正在进化为现代民族。

回族不是一个现代民族

上图是作者的论证过程，作者声称回族是个民族，但它又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同时回民还正处在进化成一个民族的过程中，可是书中作者还说回族也在进行着汉化。说句实话，这段文字，逻辑混乱，阅读困难，看似把人绕糊涂才是作者的真实目的。而且这个结论的潜台词就是中共不要融合，要的是各个独立的民族，即使是一个已经差不多融合为汉族的民族，党也要帮助它要倒退出去。这个反融合的潜意识，与中国传统的融合历史进程完全背道而驰，而且这一逻辑贯穿建国以后民族领域的方方面面，至今依然存在，依然是中共民族理论的主线。

其实如果我们把学术讨论放一边，来看看刘春的另外一段话，就会发现，现实主义的政治挂帅才是一切逻辑的根本。

回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逻辑：日本人的理论既然有实际效果，我们自然也可以借用

日本人搞以教立族，扶持回奸，想的是建立所谓回回国，进而肢解中国。而中共对此的态度则是：既然回族追求立族和自治的愿望如此强烈，被日本人利用，那我们何必非要坚守，同样承认了不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了。可是这逻辑不就是暗示回回国是个选项吗！暗示中共支持宗教团体顶着民族的大帽子可以自决乃至独立吗！当然我不相信这是中共的本意，但功利如此，没有历史眼光，没有科学的态度，只见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关注眼前利益，未见长远却是有目共睹的。

当我们看完《回回民族问题》的论证过程，除了第三条事关马列理论，前两条似乎都有点似成相识的感觉，不错即使到今天，中国宗教学者也依然是这个说法。那么为什么当年的马列专家要采用这套说辞呢？

我想原因有二，一是“回回是否是个民族”对马列专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促成和回回宗教团体达成统一战线，至于将来，共产主义来了，什么都得灰飞烟灭。二是马列专家对伊斯兰根本不了解，采用了拿来主义，把当时伊斯兰学者的观点直接借用，比如明朝的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和蓝玉等都是回回也一并抄进了这本书（现在看，其实我们真不能嘲笑白寿彝，是中共自己的文件说明朝的将领都是回族的）。另外《回回民族问题》中引用大量当年的伊斯兰宗教杂志中的文章，能看到杂志名称有《回教大众》、《突崛》和《回教青年月报》等，说明在作者们为数不多的文献中，伊斯兰教宗教杂志为数众多。马列专家们既然唾弃所谓民国政府汉族穆斯林的说法，从这些宗教杂志中吸取营养也就毫不奇怪了。而且论证风格大多以长篇大论云里雾里为主，正如我们今天阅读某些宗教学者的文章一样，目的无非是把水搅浑，好乱中取胜，以便掩盖以族教绑定为理论基石而带来的逻辑漏洞。

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讲，《回回民族问题》的论证问题多多，但作为党的决议，这些理论被中共迅速转化为到政策，并贯彻到现实当中。

中共首先建立的自治（乡）区是1936年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可如果看看上面那些文献发表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它与中共的回族理论无关，那不过是红军时代的老传统，组建当地农民政府的翻版。回民成为大地代治者后高涨的“革命”热情，一定给与中共极深的印象，可以想见对中共下决心把回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加以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个在中共回族理论指导下，成立的回族自治区是1942年的边区回民自治区。

毛主席为延安清真寺亲书的匾额

延安清真寺

1940年10月在党的全面支持下，边区出钱出地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在延安建成，毛主席亲书清真寺三个大字作为贺礼，朱老总参与了开幕典礼。

边区回族学校中的中阿文对照课本

其后至1945年，整个边区政府共有修建了8座清真寺。1938年到1945年间，凡回民聚居区，都设立了回民小学。启用回民做老师，并请阿訇教授阿拉伯文和阿拉伯文宗教典籍。这7年间在边区内陆续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在延安一地，中共修了2座清真食堂，满足穆斯林的要求。同时承认回族聚居区为宗教领地，命令非穆斯林群众、党员和普通士兵在回民村庄禁止吸烟喝酒吃禁忌食品。

士兵严格遵守宗教禁忌

同时中共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可由于族教绑定的要求，导致从地方政府到正规部队，党直接命令这些盼望进步的回族年青人不能抛弃伊斯兰。这客观造成了穆斯林或者具有伊斯兰思想的人直接混进了党内。例如后来给沙甸平反的干将王连芳（经名奴哈）就回忆说，当时党给他的任务就是作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的政委，不仅要带头吃清真，还要带领回族战士做礼拜。而且要给部队配备随军阿訇。王连芳把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记了一辈子，并作为为沙甸叛乱平反的重要证据反复提及。

回族党员也要参加宗教活动是一项政策

面对以上这些事实，会不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除了部队礼拜，随军阿訇之外，似乎都是今天的故事，怎么又走回上了这条老路？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本被当今学者誉为历史丰碑的著作，看看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到《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再到《回回民族问题》背后的逻辑，做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我们很明确的看出，回族的立族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决定而已，所有的研究都是为政治挂帅服务的摆设而已。其背后的逻辑是简单的统战二分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其研究人员学术力量单薄，把舵者均为马列理论专家，其理论框架是现成的苏式民族理论，如何将其套用进中国的具体情况是工作重点。在整本书中除去阶级斗争理论，涉及民族学的问题，如“回族为什么是一个民族？”，论证简单粗糙，大多时候沦为诡辩之术，而且谁反对回族是一个民族，谁就被扣上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根本不是学术讨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宣讲或传达更为合适。所以这本书说是丰碑有些言过其实，说它重要或许更准确点。这本书草率地强调以教立族和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直接导致了今天的乱象，其反对融合的潜台词，则完全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如果回族是一个民族，那么伊斯兰必然是回族的民族属性，那么抽去伊斯兰这个宗教基石，这座无产者树立起来的所谓民族理论丰碑其实就是一座空中楼阁而已，可是加上伊斯兰这个宗教基石，中共自己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当然如果从伊斯兰的角度来说，这部著作如果称为中华伊斯兰的丰碑，或许更确切些。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中共是伊斯兰的同路人这样一个结论，答案显然是明确的，不是。因为短期目标“统战”确实达成了，而且可以说相当成功。那么这个理论的缺陷，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知道吗？我想他们肯定知道，从后来的政策走向上看，培养不信教的回族早已是中共的长期目标。这个临时性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短期的统战而已，将来的共产族里面不会有宗教的位置。然而他们大约没想到的是“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会被当作金科玉律传承下去，最终让回民和回族精英走上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毛病出在哪里？

第十一章 中共实践其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范例：内蒙古

为什么无神论政党内部会有宗教徒或者半宗教徒？为什么这些伊斯兰教徒或者半教徒不仅混入了党内，还彻底掌控了宗教研究和制定宗教政策的部门？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共的民族理论。

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回族党员从事宗教活动在党内是被默许的，虽然文革中被打断，但如果以1941年4月出版《回回民族问题》开始算起，到2018年8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发文规定党员不允许信教为止，如果以政策实施时间长短作为标准来考量的化，中共总体上对回族党员参与宗教活动是认可的，而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中共的民族理论。这也是我所说的“民族为本，宗教为表”的含义。只有看清了执政党民族理论中的问题，才能找到中国泛伊斯兰泛清真的解决办法，更进一步，才能在广义上找到最终解决民族的问题的途径（广义的民族问题，即所有民族的民族问题，我会在后面下一个系列文章中讨论）

为什么民族问题对宗教泛化如此重要？因为中共的马列民族理论为伊斯兰在中国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伊斯兰份子为了能以封闭姿态完整地嵌入中华进行了百年以上的斗争，始终没有成功。同治回变就是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极端表达。自明朝至民国，包括非汉族政权满清，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统治者给予伊斯兰名正言顺的政治地位，承认其正统的中华身份。无论哪个朝代的统治者或者中央政府对伊斯兰都是一个态度，督促其尽快实现本土化和世俗化。比如左宗棠就认为只有儒化天方教徒，才能最终长治久安。当然伊斯兰拒绝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态度在历朝历代也同样是顽固的，即使在今天这个所谓伊斯兰在中国最好的岁月里，部分中国穆斯林依然拒绝中国化和世俗化。如张承志在其心灵史中就宣称就强调“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及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战胜孔孟之道。

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合忍耶——这支已经把感情推到殉难渴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刀更凶险的敌手。

—— 心灵史，张承志

归儒书院碑记 左宗棠

但这一传统却在新中国被彻底扭转，即使中国伊斯兰自身从根上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文明的一份子，但并不妨碍伊斯兰顶着中华文明帽子变成所谓的本土文明/文化，打算和本土汉文明平起平坐。同时以汉族伊斯兰教徒为主体的回回群体正式变成了中华的一个民族，继而引发了很多当年意想不到的问题。对伊斯兰这种拒绝融合，且抱有领土自治要求的异质宗教文明，中共的理论设置明显带有自设陷阱的性质，显然是中共的民族理论在底层构建上出现了问题！可为什么中共要搞回族的民族识别？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马列原教旨民族理论。另一个就是所谓统战，换成白话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因此从本篇开始我们将离开宗教议题，进入一个新议题：回回民族问题。而回族问题因为宗教和新民族的构建问题交织在一起而颇显复杂，为了简化问题，也为了给大家一些对民族理论的直观感受，这里我先以内蒙古为例来粗略地展示一下中共民族理论的基本思路。因为蒙古族相对回族来说，是一个科学意义完备的民族，能更好地体现中共民族理论的逻辑。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些中共回族理论和政策的背景知识。

民族作为一个近代的西方概念，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提到现代意义上民族。中共对民族的概念则完全来自苏联，它全盘接受了苏俄民族国家的理论和逻辑，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对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旧制度的斗争武器，同时这些敌对势力的民族属性一定以主体民族为主，所以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必须要被全面压制的。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的粘合剂，则可以完全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认知，最终将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所以在共产主义必将解放全世界的信念下，共产党人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会产生离心力这个问题，始终没放在心上。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共多次在公开文件中支持内蒙古独立，或者说至少不反对内蒙古独立，企图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路子。中共1922年印发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提到：（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 （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根据这个思路一九三五年中共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署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即三五宣言），其中宣称：

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虽然抗战期间中共开始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比如内蒙古研究室和回回民族研究室，但如果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共依然没有脱开苏联民族理论的框架，所以这些民族研究充其量不过是把苏联的民族理论翻译过来，套用在中国身上罢了。可是当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出现了。由于日本投降，内蒙古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内蒙古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苏联和外蒙古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的支持下，由企图追求独立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主导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蒙古族为主的伪满洲国兴安军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之时，由于其苏联背景中共也派员参加祝贺，但当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拿着中共以往文件要求尊重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乃至独立权的时候，终于引起了中共的警觉，并开始审视自己的民族政策。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正式派代表拿着所谓请愿书前往外蒙古，请求外蒙乔巴山和苏联斯大林同意内外蒙古合并的时候，中共终于惊醒了过来。1946年2月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可以支持自治，但内蒙古不应提出独立和民族自决，不能有单独的货币和军队。中共中央给中共地方组织的信函中写道：

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民族自决。

在辽北省与热河省政府下成立自治区，至多要求成立一单独的省，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不必要求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军队，甚至单独的国旗”等。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钱币

同时民国政府也注意到内蒙古的这种独立倾向，对内表示不承认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对外则向国际社会披露所谓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真相，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关注。在此背景下，斯大林认为外蒙古独立是苏联的目标，而内外蒙古合并不是，况且成立一个大蒙古，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苏联自身也有蒙古族的自治地方，同时对中共来说也交代不过去，所以斯大林在略微犹豫之后表示拒绝支持内外蒙古合并。乔巴山虽然恼怒但也无可奈何，除了抱怨几句，最终撤销了对内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的所有支持。

当乔巴山（前外蒙古领导人）得知斯大林表示，苏联只支持外蒙古独立，但不支持内外蒙古统一的时候说：我们接受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我们和中国人不会有友谊，也不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这些人非常非常糟糕。 他们压迫我们，欺骗我们，焚毁我们的蒙古包，杀死了我的族人。 而现在他们在中国境内有蒙古人的地方，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完全理解宣言的含义。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会向中国人递交我们的协议。 但是我们也会继续告诉全世界，他们如何折磨过我们，以及他们如何继续折磨那些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

虽然乔巴山还心有不甘，但无论如何所谓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完全失去了根基，最终并入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正式成立，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后排挂像左起第一位为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

紧接着国共内战爆发，导致统战要求又显得紧迫起来，当然旧有理论的逻辑也依然在起作用，1946年11月中共发出指示：

为了团结内蒙古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并就此一直存在了下去。从建国到50年代末这段时间，大汉主义被彻底清算，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但自58年起，地方民族主义开始引起中央重视，党内开始对少数民族党员进行整顿，且愈演愈烈。民国时，为了消除外蒙古自治的政治影响，袁世凯将内蒙古六盟区域肢解，除了一部分区域分给已存在的省份外，主要区域分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随后在此基础上设立的三个省，内蒙古行政区的概念在中国不复存在。而《三五宣言》则承诺将来的内蒙古自治区将包含所有清代时的内蒙古版图。解放后，内蒙古疆域不断扩大。引发别的省不满，同时中共也并没完全兑现三五宣言中的承诺，把所有所谓蒙古人的地方还给蒙古人，而是把热察绥三省的部分区域分给了其他的省份。所以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认为有必要重申一下党过去的决定。因此1965年伊始，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在内蒙古散发早已过时的《三五宣言》（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他是打算提醒其他省的领导人呢，还是向中央抗议示威，这就不得而知了。

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三五宣言》

但无论什么原因，乌兰夫此举立即引起中共高层的再次警觉，开始整肃内蒙古地方民族主义，并于1969年将内蒙古自治区的疆域缩小。虽然抓内人党运动扩大化明显，冤枉了很多人，但不可否认彻底打断了抱有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幻想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的脊梁，也让更多的中间派端正了思想。

反地方民族主义衍生出的内人党事件

1969年-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疆域被急剧缩小

四人帮倒台以后内蒙古的疆界大部分也恢复至1969年前的水平，本着清零的原则，对《三五宣言》的修正被抛弃。正因为如此，《三五宣言》可以带着红色回忆的面具，被热情讴歌，重新在内蒙古的官媒网站上招摇过市了（备注：内蒙古新闻网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管、内蒙古日报社主办的）。自然蒙古民族主义思潮也呈现死灰复燃的态势。

三五宣言重新出现在内蒙古官方媒体上

中国的蒙古族学生在学校中悬挂外蒙古国旗似乎已经成为了潮流，这种以外国侨民自居，时刻向精神母国致敬的举动发生在中国的学校当中，没有引起官方丝毫的警惕不说，甚至还采取默认的态度。

热爱外国旗帜的中国蒙古族学生

微博上一名蒙古族下级军官的言论（此人为现役军官），则更是引人侧目。他把外蒙古当祖国，更让人不安的是，他所在部队的军事会议上，为了突出部队的民族属性，只挂蒙古文的做法（图版上的蒙古文是带有错误的机器翻译，明显只是为了突出所谓蒙古人的内蒙古），可见内蒙古地方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严重，以至于到处都充斥着以蒙古国侨民自居的中国蒙古族人。而蒙古国显然也意识到了中国的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宣布在2025年，抛弃斯拉夫蒙古文，全面回归传统蒙文，其背后隐藏的野心不可掉以轻心。

内蒙古某部的军事会议，主展板只有机翻的蒙古文字

外蒙古是祖国

而踩踏成吉思汗，这种过去至多批评教育的事情，现在也被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判刑一年，也可以看出这个蒙古族的民族主义早已暗潮汹涌。

踩踏成吉思汗像，判刑一年

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共在内蒙古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轨迹，我们会有几条发现，首先解放前中共对民族问题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专业人才，只能依靠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和政宣知识分子，囫囵吞枣地吞下了苏俄的民族理论，也就是说同苏联一样种下了一棵歪脖树，而这棵歪脖树最大的目标实际上就是统战，团结一切力量以对抗大家共同的敌人。可是当中共发现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有独立倾向时，中共立刻开始为这个歪脖树绑上了第一个矫形的绳索——自治不等于自决。建国以后，中共采用了苏俄奇葩的民族国家架构，同时努力在中华大地上直接种植共产主义，所以把打击大汉主义放到了首位，这个决策给少数民族精英带来了他们自认为的发展机遇，开始发展地方民族主义，中共同样立刻警觉并给予了无情的打击，这是第二个矫形的绳索--反地方民族主义。第三个绳索就是文化大革命--所有民族都是共产民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中共早期民族理论是可以自成体系的，无论其他方面如何糟糕，全民共产民族如何乌托邦，但这个以“实现全民共产族”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是完整和自成体系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改开之前，民族关系反而是最好的。因为中共当时的目标还是一个（共产）国家一个（共产）民族。那么改开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中共自己砍断了第二条和第三条绳索。第三条绳索没什么好说，是绝对错误的，但中共砍断了第二条绳索却是有待商榷的，打击大汉主义得以保留，但如何应对地方民族主义却无人顾及。为本民族的壮大和发展而努力是任何一个民族群体的天然属性，任何一个没有被其他条件束缚的民族精英都无法抗拒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选择地方民族主义是必然的发展方向，那么这就牵扯出马列民族理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它对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民族间融合的艰巨性估计不足，这是只熟悉欧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构建国家的马克思的局限性，他设计的以实现全民共产族为目标的多民族国家理论，显然给多民族国家带来一系列水土不服。当然这个议题拓展出去，肯定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谈得清楚的，所以这个宏观民族问题我会在后面的民族系列里再详细探讨。下一章我还是把关注点拉回来，放回到探讨中共民族理论是如何应用到中国穆斯林回族群体上，以及产生了怎样的问题。

第十一章 附录一 《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及其造成的影响

一九三五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是中共民族理论重要的里程碑，也代表了中共最原始民族理论的雏形。这个宣言实际上暗示赋予内蒙古独立的权力！这个宣言在文革中被归为王明的杰作，只不过用了主席的名字发表，其实谁发表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是党的正式声明，代表当时党对民族问题的认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内蒙古全体民众们！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还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速择之。野心勃勃、凶焰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全中国，这个野蛮计划，现在已逐步实现，首受其害者，为东三省、华北五省的民众和内蒙古的整个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剑的日本强盗，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它准备把你们的土地作战场，人民当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请看朝鲜、台湾、东三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的权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察哈尔的军事布防与军事设备，及兴安总署与其他的一切阴谋，便可以了然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何况还有恬不知耻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更进而把内蒙古整个的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于黄河以南，阴山以北，更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的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作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所有的英勇红军，在数年来的英勇战斗，无数次的给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记录，胜利的达到了北上抗日预定的计划。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因此，本政府向你们宣言：

（一）认为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是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将井岳秀所占领的把兔湾，与高石秀所占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内蒙人民，并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间的贸易。

（五）我们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或其他的武装队伍，绝对没有向草地进攻的企图，但你们亦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进攻，来加速你们自己的灭亡。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总之，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民族素以饶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旦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请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伟业，则不胜幸甚！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 毛泽东

除去一些不切实际和已经否定的说辞，其中宣言中的第一条一直影响至今。

（一）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内蒙古六盟包含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其地域广袤，大致范围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只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界比清代缩小了一些。

清代内蒙古边界

民国政府因为外蒙政治形势不稳，同时也为加强对内蒙古的控制将内蒙古六盟的传统地域肢解，除了一部分区域分给已存在的省份外，主要区域分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随后这三个特区相继建省。

民国在内蒙古成立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

为了争取蒙古族中的民族主义份子的支持，中共承诺如果结盟，中共将保证恢复内蒙古的旧有边界，这就是《三五宣言》第一条的来由。

解放以后，作为第一个成立的自治区，蒙古民族精英自然要求中共兑现承诺，反应在行政区域上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至1958年，疆域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清代的水平。

1950年-1968年内蒙古自治区疆界的变迁

而1958年正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分水岭，在收拾了大汉民族主义之后，方兴未艾的地方民族主义在全民实现共产主义的号召下，繁荣不在，紧接着末日也就到了。

在这种形式下，内蒙古自治区自然也不能幸免，受到冲击，尤其是其急剧扩张，引发与邻省的矛盾，同时因为内蒙古自治区也没有完全收回以往的领土，所以1965年开始乌兰夫在内蒙古境内下发《三五宣言》，重申内蒙古的领土范围。可是他却忘了，那份宣言是支持内蒙古独立的。可见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内蒙的民族精英即使在那么不利的政治环境下，依然不管不顾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

自然乌兰夫的举动，立刻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乌兰夫被打倒，并随之爆发了大规模的内蒙古内人党事件，虽然株连甚广，很多无辜的人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不可否认，蒙古族民族精英的民族主义得到了毁灭性地打击。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被大面积缩小。

1969年至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地域急剧缩小

四人帮倒台以后，在拨乱反正的大旗下，内蒙古自治区的疆域得到了恢复，自此内蒙古自治区，这个以蒙族为主体民族，汉族为多数的自治区的边界被彻底勘定下来（2010年，汉族人占内蒙古总人口的79.5%，蒙古族占17.1%）。

内蒙古边界的变化基本反应了文革前中共民族政策的变迁。但我们要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在理论，而是在政策，实现全民共产族是马列民族理论的基石，这个是不变的。政策的不同是因为中共认为民族理论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夺取政权期间，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可以利用的武器，但在掌握政权的之后，为了实现全民共产族，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被消灭。而文革以后，由于短期内实现共产族的思路受挫，民族政策显然又倒退回了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战胜敌对势力的有力武器这个思路上去了。而且从1978年至今，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三五宣言》重新成为了红色回忆，同时内蒙古的民族主义也已经开始死灰复燃。

《三五宣言》重新成为了红色回忆

总之中共的民族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刻在变化着的，展示这些资料并不是为了拓展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议题，而是让大家看看民族政策的变化，增加一些关于中国民族理论的直接认识。

第九章 附录二 历史文献：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记录

内蒙古主政的乌兰夫以反击大汉主义为名，六五年以后重新印发了赞成内蒙古独立的历史文件《三五宣言》，引发中央警觉，为后来的整肃内蒙古内人党留下了伏笔。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开始整肃内蒙古，乌兰夫在党内受到批判，一九六七年乌兰夫被公开打倒，其中一项罪名就是：“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六七年下半年伊始，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内人党事件正式开始，显然打击内蒙古民族势力这个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

内人党整肃过程中，扩大化极其严重，很多无辜的人受害，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地方民族主义势力被彻底遏制。从以下那时的文献上，可以看出中央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警惕和不妥协。

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记录

1966.07.02

刘少奇：今天谈谈乌兰夫同志的问题。看了华北局工作会议的简报，上面反映的都是些重要问题。今天同乌兰夫同志正式谈谈。

乌兰夫同志同我们很熟了，是很老的同志。中央的各种会议你大都参加了，中央的方针你都知道。内蒙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当然并不知道那样多，情况不十分清楚。比较起来，几个自治区，对内蒙情况了解的多些。

邓小平：对生产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对阶级斗争情况知道得少一些。

刘少奇：中央对你是信任的，你也知道。培养你，让你参加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担负了重要职务，让你当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小平：还有民委主任。

刘少奇：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解放以来，我们历来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义。全国都反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这些，乌兰夫同志都是知道的。

邓小平：在朝鲜族中也反对过。

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批判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并不比大汉族主义好一些。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是压迫阶级、剥削者；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搞民族主义的必要。

剥削阶级首先剥削本民族的劳动者，汉族、蒙族都是这样的。搞地方民族主义就是代表牧主、富牧利益的。如果不想剥削，搞民族主义干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不分民族，不分国家。这样可不可以？可以。马克思这个口号，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基础上是能团结起来的。不是搞民族主义，而是在反对压迫、剥削的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阶级斗争是共同的，只要那个国家有剥削阶级，就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压迫者、剥削者总是少数，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多数。所以，毛主席提出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一边。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根本立场问题。

内蒙古也有压迫者、剥削者，他们首先是压迫、剥削本民族，凡是能剥削的都剥削。大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剥削本民族也剥削别人。这是共同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就是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内蒙古就是被压迫者团结起来，靠共产主义吃饭，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民族主义吃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内蒙古的阶级斗争，就没有团结的基础。我们看了你们《实践》的元旦社论，说什么“三个基础”。政治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还搞什么其它“三个基础”？“三个基础”不通，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共同的，难道内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阶级斗争，也有新旧斗争，新旧斗争了也包含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总是赞成旧的，站在旧的方面，提“三个基础”就把方向、阶级模糊起来了，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我们多年来反大汉族主义，现在有还要反，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注意不犯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对蒙族人民、蒙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好处。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反，就害了他们。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搞民族主义有什么饭可吃？吃民族主义饭就站到百分之五那一边去了。汉族中有民族主义，也要注意。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是不在蒙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民族地区，除壮族外，不是你们先进！内蒙条件好，有牧区，有森林，还有包钢。不要以为对国家支援就满足了，认为生产上去了，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你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要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

刘少奇：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在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新疆那时也没有划。不是没有阶级，不是不要划。到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划阶级，新疆在土改后就开始划了阶级，有牧主、富牧……。王震同志一到新疆就要划，那当然早些。新疆也是依靠贫苦牧民搞清四清，你们一直没有搞牧区阶级斗争是不对的。牧区并不是不划阶级，不搞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要划阶级。

邓小平：新疆划了，青海划了。搞公社时牧区划不划阶级，你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民委有两派，一派主张划，一派不主张划。你是不主张划的。你的理由是不划阶级也发展了生产。直到去年你还是强调不分、不划阶级能发展生产。其它自治区划了阶级，生产不是更可以发展了吗？划了阶级管的不是更长吗？有的牧主坐上飞机到处逛，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剥削来的！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你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五的人一边，没有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九十五一边，立场错了！

刘少奇：新疆牧主有一部分到城市，一部分在牧区。他们捣乱有办法对付。采取赎买政策，给牧主一点定息。赎买，如果他杀了牲畜，或者叛变了，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

邓小平：牧区不建立贫苦牧民专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永远是个课题。不要以为生产发展了就掩盖了阶级斗争。

刘少奇：生产发展不能掩盖阶级斗争，相反要引起阶级斗争。任何制度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可以使生产迅速发展，大大发展。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四清是搞阶级斗争的，是搞社会主义的。本来各族劳动人民可以在四清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你把四清也搞成民族问题，偷梁换柱，把四清性质和重点根本改变了，是根本错误的。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民族问题，在一定时期有革命性，因为有民族压迫。民族遭到侵略，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时候要团结本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人走了，蒋介石打我们，阶级矛盾就突出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不明显，突出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如果自己本民族不是受压迫，而是侵略别人，煽动起来赞成他，那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是利用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如德国、日本，终究必然失败。如果本民族不是受压迫不是去煽动侵略别国，内部矛盾就要暴露出来。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内是平等的。成吉思汗时代对外侵略，那时俄罗斯还是部落社会，成吉思汗可以横行一下，但不久就完了。现在即使是希特勒、日本那样的民族主义也不行。没有希望。内蒙也不可能。现在你保卫民族，没有什么人去侵略压迫你们。小的缺点是有的，批评、改正就算了。有大民族主义，中央历来是批评的。

用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代表蒙古地主、牧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你说阶级问题实质是民族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立场，根本错了。反修斗争过去内蒙提出的早，你说搞得还好，中央还通报了。

邓小平：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的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下来了。

刘少奇：新疆要驳苏电台，内蒙电台不反驳外蒙电台。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地富思想。外蒙对我们广播宣传修正主义，我们也要反广播。揭露外蒙修正主义。最近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个地方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中央是马列主义、搞社会主义，地方就不能造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不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四清，不搞阶级斗争。所谓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就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你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毛主席的民族观是什么？就是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共产主义的民族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联合起来的民族观。不是大汉族主义观，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观。你自己在那里篡改歪曲毛主席思想，强调踏出自己的路来。是什么路？自马列主义以来，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的路，就是世界上各民族独立平等互助的路，就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路。

乌兰夫：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刘少奇：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时间很长了。

乌兰夫：在筹备纪念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这个时期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过去没有这样批评过你，批评也许好些。

邓小平：不是去年起，还早。你长期思想是右倾，站在李维汉一边。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五年平叛，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平叛，你都是右倾的。但中央一讲话，你就把话插开好，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中央的观点。其实，你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你同李维汉是一致的。如文字问题，用什么字母，你主张用俄文字，俄文词汇。你说同外蒙把语言文字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零年我们就觉得刘格平思想不对头，一九五三年就觉得你也有些不对头。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能从筹备“二十周年”算起。如果你要说是从筹备“二十周年”开始的，你就根本接触不到问题的本质。

刘少奇：一九三五年《宣言》，当时是有革命作用的，是反蒋反日的。察、绥已经特殊化，外蒙性质也不同。你的民族主义是相当系统的。

乌兰夫：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

邓小平：是啊，没有根，一下子是钻不出来的。

× ×：你是要把内蒙人民引到何处去？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搞你的一套，而且在组织上有布置。你是打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旗帜，还是打乌兰夫、民族主义的旗帜？

邓小平：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刘格平打自己的旗帜，你懂得我是有所指吗？

乌兰夫：我懂得了。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检查时，戴了几顶帽子。大家不满意。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为什么出那么多案件？就是要搞剥削、搞特殊。

乌兰夫：这次要好好挖深。

×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你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急于打自己的旗帜。

邓小平：这次你已经被动了。要你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想你会得到启发，但你只讲了五分钟的话，那么浮浅。性质相当严重了。你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未作交代，未作检查，很不主动。在华北局会议上你又躲躲闪闪，不接触实质问题，越来越被动。

刘少奇：你在中央会议上不采取主动。那是很好的机会。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而你没有。如有，可以替你说话。华北局会议上有一篇好的讲话，也较主动。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雪峰同志找你谈过两次，谈的相当深。现在不能不采取更多一些人来过问。现在是在一百四十多人中，如果拿到群众中去，群众会把你与彭、罗、陆、杨一样看待。你的组织活动相当多，不是一般政治思想问题，而是打出自己的旗帜。这多危险！中国只有毛主席一面旗帜。杨静仁不搞民族特殊，刘格平打了自己的旗帜。赛福鼎比你共产主义多，他站起来做了一个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主动了。你在组织上做了活动。有相当一批力量。现在还有那么些人，要打你的旗帜。“打游击也干。”你们还能打起来？！你搞代常委，呼市夺权，包头市也要夺权。夺谁的权？你的夫人搞的什么事？你那家乡搞的什么事？相当惊人啊！这些事出在别人身上不奇怪，出在乌兰夫同志身上很奇怪，今天向你交底。

刘少奇：在同志中间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干部如何看你？你丧失威信了。

邓小平：再不能搞地下活动了。再搞，搬出来。越搞越糟。老同志嘛，要说老实话。

× ×：不讲老实话，就要身败名裂。

乌兰夫：检查不深刻再检查，过去思想不清楚。

刘少奇：为什么不清楚？是资产阶级利益迷了你的窍！对形势估计不对，对中央也估计得不对。我们信任你，但你搞这么一套，中央要批判。一个时候，总有那么几个人，一捧就昏头昏脑转向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是站在那一边，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不仅可以在内蒙，而且还可以做全国工作。你的屁股是坐在少数人的一边。中央对你的认识并不坏，当然也不认为你那样坚强。你不应当只看内蒙，共产党人不看全世界怎么行！没有全国的解放，哪有你内蒙古的解放？！怎么可以把功劳记在你自己的账上。哪里有这个道理！干这些事，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搞不清楚，我们感到奇怪。雪峰同志两年前向中央谈了你的问题，也向你谈了，那时没有那么注意。今天向你坦白地谈一次。三干会你应该自我批评，谁知你现在又反三干会。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

邓小平：积累那么大一堆问题，相当恶劣了。你要很快转过来。要革命，要下决心，要知道这是相当疼的。

刘少奇：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小团体，小集团要立即解散。你要训斥那些人一顿。向他们说，过去我害了你们，你们也害了我。批评那些打着你的旗帜的人。政治上要彻底检讨。说明阶级根源，代表谁的利益。组织上要采取痛快手段，要有几手。就这样人家还要看。不采取彻底办法，人家不相信。彻底了，人家还要看。要搞痛快的。敢和错误决裂。昭盟副参谋长云成烈（参看备注）的活动，要立即处理。

乌兰夫：代常委已经解散了……。

邓小平：你这个态度不行的，不深挖不行！要搞得疼一点，不要象彭真那样，也不要象蒋南翔那样。

刘少奇：凡是打你的旗帜的人，不是好的，别有用意。

邓小平：奎璧同志你也帮一帮，老同志嘛。

刘少奇：要走在阶级斗争前边，走在反地方民族主义、反修正主义前边，组织上立即采取措施，训斥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真正认真改正错误。就这样人家还要看。

邓小平：一百多人在此，多开几天会，让同志们帮助帮助。把问题解决了。当然，你必须下决心，关键在你。×××、奎璧、刘春同志可以帮助一下。

备注：

云成烈是乌兰夫的远房侄子，时任昭乌达盟军分区副参谋长。1966年，面对中央发起的整肃地方民族主义，批判乌兰夫政策的浪潮，他持不同意见，并私下对人讲：“土默特旗人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等语，而且希望对方能把话捎带给身在北京的乌兰夫，但对方显然感觉此话问题重大，立刻报告的中央。虽然事后经过调查属于一时兴起的信口胡言，但造成很大反响。当时得到报告的中央负责人刘邓立刻采取措施，权星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立刻从北京赶回呼市，全面掌握局势，内蒙军区也进入紧急状态。当然这件事情最终牵扯了乌兰夫，邓小平就曾质问乌兰夫：“‘打游击也干！’你们还能打起来？”

第十章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 （下篇）

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及他所代表的一干回族学者，对完善回族的民族定义，树立独立民族意识，贯彻伊斯兰是回族民族属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回回民族成为真正的民族费尽心力，为伊斯兰能够内嵌中华大地，最终实现民族自决设置了详尽的计划和路线图。作为中国回族学领域的智库，这些学者把“伊斯兰化回族”这个目标伪装化，理论化，政策化，利用执政党理论上的粗心大意，打着民族的旗号欺骗执政党，推行伊斯兰化，给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造成了巨大损害，同时也为将来的中国国家安全增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说有推手，只有这些手拿笔杆子的伊斯兰秀才们是不够的，除了他们，一定存在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实践他们理论的机会，只有这样白寿彝及其同志们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威力。也就是说首先一定有高级官员参与，有了他们伊斯兰化理论才能形成国策。同时也必须有中层和下层回族干部群众参与，这样才能保证伊斯兰化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可是如何证明有这样一个体系存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枚举法看来还是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回族高级官员，由于无神论政党政府组织纪律的限制，高级回族行政官员对伊斯兰都不会发表太过露骨的看法。那么唯一的考察方法就是利用伊斯兰中的宗教和生活绑定的特点，来审视回族高级干部对伊斯兰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真实态度，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事实证明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确实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说朝觐，这项伊斯兰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文革刚刚结束，就有大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以促进外交的名义前往麦加朝觐：

1984年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买合提·司马仪（维族，党员）为该团团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乐庭（回族，党员）为该团副团长一行10人前往麦加朝觐。

1985年4月5月间，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回族，党员）访问沙特，商讨建交事宜，并进行副朝（在非正式时间去麦加朝觐）。黑伯理在访问期间，率领访问团中的所谓穆斯林，每天按时做礼拜以博取沙特等国的好感。

1985年8月，以甘肃省统战部部长马祖灵（回族，党员）为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木沙也夫（维族，党员）、韩有文（撒拉族，民革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

1986年7月8月间，以中国伊协副主任马贤为团长，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买哈苏德·铁衣波夫、宁夏政协副主席马立凯（回族，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另有2000余名中国穆斯林经巴基斯坦赴沙特朝觐，至此正式恢复了被切断很久的中国穆斯林朝觐之路。这个庞大的访问团中包含了大量公务人员，以至于负责接待的沙特亲王、麦加地区长官马吉德，在接待朝觐团后惊讶地说：“我们没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

——《环球》杂志：中国朝觐者历史风云录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前往麦加朝觐

诚然这种举动的本意有拨乱反正，促进正规宗教活动，促进和伊斯兰国家交往之意，但作为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就以党员身份从事宗教活动，确实令人诧异。而党内最高层对这个问题，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对共产党员从事宗教活动这个问题淡然处之的态度则更令人印象深刻。

对党员朝觐会引发的问题，严重估计不足

在这些朝觐的共产党员中，1937年入党的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很典型，在朝觐归来后的日子里，经常以侯赛因哈吉自称。侯赛因是黑伯里的经名，哈吉是朝觐过的穆斯林的专用名词，也就是说他自称是穆斯林共产党员或者伊斯兰共产党员，可是他自己乃至是执政党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哈吉共产党员侯赛因黑伯理

另外能查到的，在改开以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在媒体上公开自称穆斯林的，是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语文社社长的回族党员王旭明，而且王旭明在不止一家媒体上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是穆斯林。

回族穆斯林共产党员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

其他回族高官的资料和言论，在公共资源上可查到甚少，但从几名回族高官的葬礼上，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杨静仁（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黑伯理（原宁夏自治区主席），石宗源（原贵州书记），以及王连芳（云南为沙甸平反的关键人物）的逝世时间和追悼会下葬时间都不超过3天，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3天之内必须下葬的规定。而按照正规情况，中共党内高层人士的追悼会一般说来都要等待至少一周。

除了黑伯理没有公开资料，其余三位根据公开资料最后一个层次都是进行的穆斯林葬礼！选择去见真主！

原统战部长杨静仁先在八宝山举行告别式后，依照穆斯林葬礼安葬

一死两制的石宗源，在清真言的念经声中下葬

主导给沙甸平反的回族共产党员王连芳是个知名的人物，也是中国穆斯林化过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我们要知道王连芳也是哈吉，1993年11月，云南省宗教局组成云南省穆斯林友好访问团，由王连芳任团长，省宗教局长纳忠伦任副团长等一行5人对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访问。访问团在麦地那瞻仰了“先知清真寺”、先知穆罕穆德陵墓。后又去麦加圣地进行“副朝”。2000年2月，王连芳去世，他的葬礼也是伊斯兰式的葬礼，殡礼在昆明顺城清真寺举行，最后入葬金家山回民公墓。沙甸事件中我们还有提到他，这里也就不多作介绍。

王连芳的民族情节，或者说是宗教情结

这几名回族中高级官员，对伊斯兰都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去世后，他们的葬礼都选择了先见马克思，再去见真主的方式。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新闻中报道中高级回族官员的葬礼，关注一下他们是否三天之内下葬，就会发现秉承这种双重价值观的人不在少数。

那么中级的回族官员对伊斯兰是什么态度呢？他们是否也秉承这种二重价值观呢？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清真食品泛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清真食品，含义复杂，是扩张伊斯兰的利器，观察回族精英对待它的态度，是测试回族中下层精英是否具有伊斯兰宗教情怀的一块试金石。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政协委员回族党员海霞早在2014年就提出建议：在列车上增加清真餐。合肥市回族政协委员马建敏（合肥市第九中学教师，原市政协委员，现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党员），自2010年起到2018年，所有议案就是围绕清真和各种回民专用设施进行的。而2018年前各地大大小小的回族政协委员对提交清真食品相关议案的热切程度有目共睹。

清真立法前，西北民族学院法律系系主任马玉祥教授（回族，九三学社），这位从照片上看去还颇为慈祥的教授，在论文中杀气腾腾地叫嚣可判处破坏清真食品的坏分子死刑。

“确立清真食品监管的行政首长问责制” ；“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侵犯少数民族权益，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以此手段煽动民族仇恨的犯罪行为，视其情节分别处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 马玉祥

西北民族大学马玉祥教授

山东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马传先

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民族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四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清真立法法案，即山东代表团马传先等3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制定清真食品管理法的议案”（第376号）。马传先（回族，致公党），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德州市委主委、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

丁宏，回族，党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2016年3月在“伊斯兰教、穆斯林、回族、清真食品和Halal食品的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清真立法引起的争议时说：我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制定了专门的清真食品管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这些法规实践中并没有出现大问题，这说明立法方向是可行的。另外在这个由国家民委政法司与中国民族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最后的结论是：本次研讨会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层面制定清真食品条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回应了目前社会上对制定清真食品条例提出的某些质疑。

同样，如果查查新闻，尤其是2018年以前的新闻，各行业的回族精英，各级政府中的回族官员和人大代表，无论行业，无论教育程度，无论党派，基本上都在为清真食品的推广和立法摇旗呐喊。在此基础上，清真食品不仅拓展到法律层面，而且已经渗透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直至2019年政府对泛清真泛伊斯兰进行整改，形势才有所遏制。这里我们也就不在一一赘述。

甘肃政法学院马进教授认为沙里亚教法必将升级为中国的国家法律

西宁市副市长杨小民对清真微波炉盛赞有加

而底层的普通回族干部，普通回族公务员的态度，由于没有太大的顾及，敢于表白自己对伊斯兰的态度，观察起来就相对容易得多。银川有人在微博上举报清真餐馆贴春联，不清真，20分钟就引起银川市政府官方账号“问政银川”的重视，立即督促当地相关部门予以解决。这其实已经从监管清真食品上升到了监督清真生活，用教法约束普通回民的生活。而一些回族民族乡镇政府则大大咧咧地把阿拉伯文当作除汉语之外的官方文字使用。而对涉及回民题材的文学作品，“猪”字已经完全成了雷区，各级大小编辑如履薄冰，时时刻刻自我审查，生怕出现政治问题。猪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禁止“猪”字，禁止猪的形象，开创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先河。在超市肉品柜台，汉字“猪”被禁用，强行修改为“大”，成为以民族团结为名修改汉字传统用法的典型案例。

问政银川积极推行教法

政府机构的阿拉伯文牌匾

西安回坊，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回坊真正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是由政府推动的，起始时间大约在2000年前后。可在当地政府的逻辑“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激励下，回坊这个近代杜撰产物就变成了建成于唐代的历史遗迹，可他们忘了回坊的地点在唐代是在皇城之内。就这样，官方主导制造伪史，划定边界，正式将这块土地，赋予了回民，赋予了宗教。

现在回坊的位置在唐代皇城之内

而在民宗委发明的那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的激励下，回族基层官僚在中国农村大搞伊斯兰化，已经到了毫无忌惮的程度。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中的回族村

在这种为伊斯兰开疆辟土的政治正确中，各地出现穆斯林专用设施也就毫不奇怪了。到整改之前，甚至连清真血，清真疫苗的概念全部出现了。

安徽理工大学穆斯林专用澡堂（备注：现已整改）

清真血

清真疫苗

而网上一批所谓抱着理性态度的普通回族党员的论调，也格外引人瞩目的，基本上反映了底层回族群众对伊斯兰的认知。其中劝诫中国人要适应和包容大胡子和头巾的博联社总裁马晓霖最为典型。而某自称回族党员的网红对伊斯兰的认知，我想基本代表了大部分回族党员的态度。

马晓霖对宁夏中阿之轴被整改，去除阿拉伯因素，如丧考妣

某自称回族党员的网红

以上我枚举了一些个体的实例。虽然不多，但大家只要去想想自己周围发生的故事，去看看过去几年在整个中国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通例。虽然共产党内部的回族高官不好明确表态，但他们对伊斯兰的高度认同，有目共睹。回族精英从上到下对伊斯兰都充满了脉脉温情。在对待推广清真食品、推动清真概念进入工业体系、进入社会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上，无论他们的年龄和学历，无论他们是何政治面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贫富，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态度出奇的一致，都把推广宗教饮食，推广泛清真概念，隔离封闭回族社区，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身体力行地、脚踏实地慢慢向前推进。其中自称无神论者的回族共产党员因为手握权力，行动起来也格外卖力，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从现在回族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规模来看，政府中回回民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从理论出台，到转换成政策，到执行政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在运作。

在上篇里，我提出了问题“谁是体制内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我们看到白寿彝之流的回族学者是学术上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通过此篇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回族民族主义者”不仅存在于学术界，而是遍布中国体制内的各个角落，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伊斯兰化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事实。

白寿彝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显然不是他凭空杜撰的理论，而是一个拥有回族群众基础的理论，上上下下回族精英普遍认同的理论。民国针对这个问题，是阻止回族群体民族化，只给予他们汉族穆斯林的名头，而且也卓有成效。白崇禧，马鸿逵等国名党回族高级将领都否认回族的存在。而共产党却打开了这个藩篱。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要自己创造一个烫手的山芋，以及将来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则是我下面要思考的方向。

第十章 附录一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另类推手

当泛清真泛伊斯兰化被定位为国策后，非回族的伊斯兰化推手也就自然出现了。他们当中有学者，有官员，有群众，他们忠实地执行着意识形态给与他们任务。但他们与伊斯兰的交集并不多，所以大部分人尚能保留一丝底线，下意识地抵制着泛清真泛伊斯兰。即所谓服从组织决定，在不理解中增加理解。

然而体制中的确实有一小批非回族的学者和官员，积极主动为泛清真泛伊斯兰添砖加瓦。但由于这些人和团体推动伊斯兰化的目的多出于个人目的，实际动机也多与伊斯兰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只做个简单介绍。

第一个群体是非回族官员，既然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那么发展伊斯兰就是发展民族文化，就是为了民族团结，那么就会受到民宗委的赞赏而形成政绩，何乐而不为呢？原宗教局汉族局长叶小文恨猪如仇寇；杭州市政府为了杭州0.2%的回民修了一座占地10亩，造价2.1亿的大清真寺。北京窦店大清真寺收到群众企业捐款不到40万元，其余由北京房山政府资助，计划投资6018万元，竣工时，投资达到8000万元。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北京窦店大清真寺

第二个群体是非回族学者，由于文革后不仅回族学领域，整个历史领域白寿彝也是领军人物，不顺着人家的思路走，恐怕在整个历史圈就呆不下去了，就更不要说什么升官发财了。所以职责所在也是可以理解。当然也有表现比较突出的，如中央民族大学汉族教授李松茂（白寿彝学生），和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韩敏。他们两人的特点都是十分积极地打着意识形态的大旗，参与到西北回变宗教圣战士的正名活动中去了。当然他们所谓的还历史本来面目，本质就是颠倒黑白，那些被整村整镇整城被屠杀的百姓，在他们看来都是死有余辜，最多是革命行动的附带损失。受害者反而成了加害者，而刽子手却成了受害者。

这类汉族学者中有一类人必须着重谈一下，此类人的代表就是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王国杰。回族学者从解放前就一直想给同治回变翻案，给杀人魔王白彦虎和杜文秀翻案。从抗战时期的回族歌曲就可以看出，杜文秀，白彦虎一直在中国穆斯林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说个题外话，我们也可以看出，回族知识分子拉大旗，塞私货也就是有传统的，一个抗日歌曲都塞进了这么多东西。

　　敌虏饮马黄河水，神圣抗战起怒涛;回民自有真肝胆，偷生为耻战为高!礼拜寺今成焦土，无辜妇孺染血膏。悲哉教胞五千万，蒙辱含羞在今朝。文秀遗风今尚在，彦虎烈气犹未挠。杀乎杀乎杀止乎，争取正义赖宝刀。宗教示我舍西德，何惜流血头颅抛。倭寇破灭腾欢日，回族男儿解战袍!

——中国回族抗战歌，薛文波作词、王孟扬作曲

但由于白彦虎为宗教狂徒，嗜杀成性，滥杀无辜，更重要的是他叛国投敌，所以他的定性，自建国开始就一直争议不断，回族学者虽然一直努力明里暗里地为白彦虎翻案，却始终没有成功。甚至连给西北回变大唱赞歌的李松茂在文革后对彻底正面评价白彦虎也持保留意见。

（白彦虎）到新疆后到后期，投附阿古柏，走上了错误道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样作的，也不管其当时的主观目的如何，和祖国的敌人合流总是错误的，对造成其错误的原因可以作些具体分析，为其错误辩解、开脱则是不必要的。研究任何民族的历史，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

—— 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的几点原则性意见，李松茂

而回族学者们则一直期盼一个汉族学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白彦虎翻案，打破这样一僵局。如果以1987年回族学者大规模发表论文，要求正确评价白彦虎开始算，到1998年，等了11年，他们终于等到了王国杰。此年王国杰在《西北民族研究》发表《重新评价白彦虎》。吹响了中国史学界全面肯定白彦虎的号角。

在新疆与阿古柏政权的合作问题 …… 不能苛求前人。关于白彦虎部队西撒时的汉回仇杀问题 …… 但我们应该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清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压迫及民族歧视等历史大角度来看待１８６２年一１８７７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民族仇杀并不是这场斗争的关键与实质。因此，这两个错误并不能否定白彦虎的一生功迹。从他一生主要经历及政治活动来看，他不愧为一位坚强不屈的反封建斗争的勇士，也是当之无愧的中亚东干族之父。 —— 《重新评价白彦虎》，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

至于王国杰为白彦虎翻案打先锋的原因，从他对白寿彝之后回族学者的领军人物杨怀中的肉麻吹捧中和他自己的自述上看，我想更多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二字吧。

由杨怀中先生任主编的《回族研究》杂志在2009年4期刊物上接连发表了18篇论文，专门论述19世纪 中叶云南回族反清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的历史评价问题，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　

笔者手捧刊物，爱不释手，挑灯夜读，夜不成寐。读得兴起时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因为我也是一位汉 族学者，20年来我在研究中亚东干族及撰写评价白彦虎的系列论文及专著时也有同样的经历与感受：历尽 坎坷，受够磨难。论文不能发，专著不能出。教授不给评，博士不让带。我的第一篇东干学术论文《中亚 东干族与中国传统礼俗》就是杨怀中先生慧眼识宝，帮我在《回族研究》上发表的。没有这个经历，我哪 来的这些深切感受!我要大声呐喊：杨先生，我敬您!《回族研究》我爱你!年轻编辑，我赞你！马平、马金 宝、李有智、丁克家、丁明俊等朋友我想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创造了一个辉煌!你们肩负的是民族的希望! 任重道远。……

由笔者这个学过俄语专业的陕西学者来研究白彦虎和东干族，也许就是真主的安排！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回民起义故事长大的。……

——回族应加强研究与宣传自己的民族英雄，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2010年

王国杰后来成为国内研究东干人的权威（备注，东干人即为随白彦虎叛逃到俄国的叛军后代），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于李松茂说的“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他来说，远不如名利双收来得实在吧。

最后一个为伊斯兰化站脚助威的群体是中国的宗教学学者。其代表人物为卓新平。卓新平，土家族，党员，研究基督教出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这样一大串头衔，可见他在中国宗教学中的位置。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领军的人物，居然公开提出宗教教徒应该被允许入党，作为一名公众学者，作为一个在宗教研究领域如此重要的政府级智库，作为一名无神论共产党员，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令人诧异莫名。

保护公民信仰自由，促进宗教服务社会——卓新平

随声附和他"教徒可以入党"最响的是基督徒刘澎，他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后成立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备注：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性质为非政府组织，NGO），在网上和海外媒体上经常大放厥词的的李云飞阿訇和他关系密切。

我回了中国！不是为了别的，我是觉得，我有我的生命，我在美国信了主，我想，如果我能为主作点什么事情的话，其他的事情我作不了……我一方面做我学者的研究工作，作为学者，我有一个讲话或者出书的条件，另一方面，在做我研究之外，我自己搞了一个民营的小机构，做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宗教的立法。

—— 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挑战，刘澎

刘澎和李云飞

这个集团的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是民族大学教授宗教学学术带头人牟钟鉴，其为党员，与卓新平渊源很深。在2016年反对反对泛清真泛伊斯兰的大潮中，他在中国民族报上发表了讨伐“极端无神论”的檄文，为伊斯兰化站台。

牟钟鉴： “警惕极端无神论的危害”

对这个团体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去研究一下。思考一下，为什么一帮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给伊斯兰站台？为什么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对在西方千年的仇敌，在中国却能化敌为友，共同战斗？这里我主要关注伊斯兰，对他们也就不展开了。

这三类伊斯兰化的推手，除了最后一类基督教学者有些特殊，第一类第二类非回族官员和学者都是以马列民族宗教理论为出发点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性质上是从属回族学者、回族官员的帮手，虽然有客观原因，可是他们主动积极地冲到了泛清真泛伊斯兰的最前沿，抛弃人类最基本的正义观和道德观，为宗教圣战正名，冲锋陷阵，显然有名利私心作祟，但这种私人原因的行为，对于研究中国伊斯兰化这种现象而言，意义就不大了，对此我也就不做过多的讨论了。

第十章 附录二 西安回坊，一场官方主导的伪史盛宴

提起陕西省西安市的城市地标，一般说来，回坊一定占有一席之地。在官方媒体的反复宣传下，这个伊斯兰穆斯林聚居区建成于唐代，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而且在官方推动下，这个所谓历史悠久回坊，已经成为西安的招牌之一。当地政府甚至喊出了“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口号。把西安这座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赋予了伊斯兰属性。

中国媒体中关于回坊起于唐朝的宣传

当然本地的回民对此更是坚信不疑，以至于什么“没有回坊，西安就是一座死的古城，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古城”等奇谈怪论纷纷出台。

没有回坊，西安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古城

然而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伊斯兰灵魂是2000年前后才冒出来的，因为回坊的历史是伪造的。其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完全是由政府推动的，回坊边界的明确划分，也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

首先，回坊起自唐代，完全是伪史，并且是肆无忌惮地恶劣伪造。回坊的位置是唐代政治运作的中枢，尚书省和十六卫之左武卫、左骁卫等机构所在地，在皇城之内，如何建的起蕃坊？！

现在回坊在长安城的位置处于皇城之内

实际上回坊什么时候起源争议很多，推到宋代也算牵强。地域范围则更是模糊，即使是清代的七寺十三坊，具体范围至今也仍然不十分明了(今中崇文)。至清末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发生大规模变故，此后清政府采取措施，将西安城内的回民集中，设置木栅，才形成了现在回坊的大致范围。

但回坊的定义自清朝开始，始终是个民间概念，无任何政治含义，也不存在赋予土地伊斯兰属性的含义，仅限于聚居区的简单概念，边界也很模糊。回坊边界明确起来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由政府以开发经济为主导，回族精英见有机可乘见缝插针，而最终确立起来的。 西安市政府2002年颁布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北院门街认定为“历史街区”，并作为重点景观保护区域。此条例为回坊的重新定义，赋予其政治含义，明确其边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莲湖区将加大回坊等历史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依托该区特有的文化内涵，发展民族餐饮、民族商贸，形成以民族餐饮旅游为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吸引国内外游客。

—— 莲湖区打造“七大板块”促区域经济快速发展，2007年6月

在政府的支持下，回坊的回族精英们也行动起来，在周边区域划定边界树立界标。在进入回坊的交通要道上，接二连三地设置起了临时性门楼。这些建造物被设置在五处。2005年左右开始成为常设物。 （备注：现在所谓去阿化，仅仅是去除了门楼上的外国文字和一些宗教用语，门楼形制没变，也没有被拆除的迹象，也就是说其最根本的界碑功能并没有去除）

西安回坊界标

同时西安政府和莲湖区政府等行政机关也开始公开承认“回坊”的存在，2005年莲湖区政府设置的石碑“回坊由来”，正式标志官方对回坊地界和伪史的公开认定。

莲湖区政府树立的石碑

2005年大麦市街扩建，莲湖区政府强行拆迁建筑物，回坊的11个清真寺和回民代表表示反对。对此，西安市规划局提出了“关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界线的状况说明”，明文规定西坊西端的大麦市街和洒金桥属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对象。此事可认为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上公开承认回坊政治地位的又一个标志。 就此西安回坊不仅以一个回族聚居区，一个食品小吃街的面目出现在西安的日常生活中，也正式开始以一个宗教区域、政治区域的面目，正式出现在西安的地方政治舞台上。

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由此也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西安回坊是中国国内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它继承了清末西北回民起义时所规定的空间范围，随着新教派的传来，移民的流入，回坊社会开始扩大、多层次化。因此可认为除清末的一段时期外，它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发挥机能的独立体。但在2000年以后，由于不断设置的门楼，回坊和周边区域的界线开始明确，回坊作为回族聚居地的认知被重构。如此一来就避免成为城市改造的对象，并让人们意识到回坊才是适合穆斯林生活的空间。

西安回坊从一个食品小吃街，到驱逐汉族商家，到明确此地域为伊斯兰区域，再到其顶替中华文明成为十三朝古都的精神代表，完成了一套鸠占鹊巢的完整操作，其实这就是政府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一个缩影，或许还带有前瞻的意味。就算把门楼改成中式的门楼，但此地域成为伊斯兰的领地，当地宗教势力组织化、政治化已经是既定事实，社区已经被封闭的事实很难去改变了。而其作为大地代治者的野心，“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宣传语已经说得明明表白。

第九章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 （上篇）

中国政府强力推行伊斯兰化，从组织，系统，规模，深度上看，是其他世俗国家的伊斯兰化无法比拟的，哪怕是被当作伊斯兰化典型的欧洲也无法比拟。尤其是中国执政党的无神论属性更给这一事件披上了一层荒谬和疑惑的色彩。但显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不可能与伊斯兰沾边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只有一种可能，党内混进了伊斯兰主义者。自然立刻就会又产生了一个令人错愕的问题，伊斯兰教徒怎么能混进无神论党内？这根本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唯一的答案一定是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是以宗教教徒的面目进入党内的，而是以其他面目出现的。

其实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讨论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是顶着回族的大帽子混进党内的。而伊斯兰化则是顶着维护和发展回族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那么什么是回族的民族文化遗产？回族是个以教立族的所谓人造民族，它缺乏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要素。如果对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很明显回族由于高度汉化，高度杂居，没有自己独立的共同语言，没有自己独立的地域，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经济生活，没有独立的共同文化，而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的宗教心理并不是民族形成的要素，何况所谓共同宗教心理，中国的回民也不是铁板一块，华北回族群体的高度世俗化和汉化，乃至很多人脱离伊斯兰就是一个例证。

这种人造民族根本没办法建立科学意义上的独立民族，也正是因此，体制内回族精英产生了集体焦虑感，所以他们开始四处寻求所谓独立的语言，独立的地域，独立的经济生活，独立的文化，独立的历史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为了使回族能够符合民族的科学定义，甚至修改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2005年，也就是自19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过后50年，党内民族专家们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民族”概念版本：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这个所谓集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的科学定义，实际上拿其中的民族要素与回族一一对照，还是成问题，所以必须加上最后一句“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这最后一句话完全是为回族等穆斯林群体量身定做，而且从逻辑上看，纯属毫无科学精神的主观臆断。如果宗教是文化，那么佛教/道教完全可以比照回族的立族方式成立佛族/道族，天主教/基督教教徒也一样可以成为民族。

当然这种焦虑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从明朝起，穆斯林色目人（请注意不是所有的色目人都是穆斯林）在血统上融合进中华以后，一直都存在的。这种反抗融合的情绪随着面孔的逐渐汉人化，逐渐从纯血统论转向宗教，在精神层面上以宗教抗拒汉化。然而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特质的冲击下，也一再败退，在解放前，很大一部分回族穆斯林无论真假已经开始自称为汉族穆斯林，比较典型的是白崇禧和马鸿逵，而且民国的主导理论也是所谓回回就是汉族穆斯林。

如回附之以民，是民已系之于回也。况佛教传自印度，不闻佛其民印度其民也，基督教传自欧美，不闻基督其民欧美其民也。……一神教且皆以普及世界为目的，其博爱广施，故无国界也，世之宗回教者……不独一中国，已彰彰明矣，又乌得以回民概之耶？ —— 黄镇磐《论回民》 1908年

各位更得明白，甘青宁的回教同胞，和新疆的缠头，绝不相同。并且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还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拉伯民族，这正好比中国人信仰佛教、信仰耶教，并不能以为信教而变为印度人和犹太人，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四万万人里的一部分。 —— 马鸿逵 《西北问题研究会刊》 1934年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适用这‘民族’二字。。。。。。。五大民族说……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1939年

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都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成为回民。宗教传布之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宗教本身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义。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便不能信回教么？ —— 蒋介石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讲话 1939年

人类能否因信仰一致而有相同之生活习俗者，即组织为一民族，实为一问题。……若回教为一种部落之宗教，则凡信此宗教者，均属此部落之人士，其他民族无参与此宗教之机会也。如回教为全人类之宗教，则任何民族皆得为伊斯兰教徒，则绝无将回教徒之种族打成一片之理。今人几无人不承认回教为最大之世界宗教之一，故回教徒亦决不能自成一单纯之民族。——傅统先在所著《中国回教史》1940年

然而马列的民族理论让回族精英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理论的漏洞，不仅成功地开了历史倒车成立了民族，并逐步开始发展培养自己的民族意识。在学术领域，集大成者就是白寿彝。白寿彝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自小就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文。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师从冯友兰和顾颉刚。30年代开始关注回族问题，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大多为民间传说。抗战时期，他生活贫苦，受顾颉刚很多照顾，顾颉刚也十分看重这个聪慧的年轻人，不仅经济上给予支持，在学术上也尽力支持，白寿彝对此也十分感激。而解放以后，顾颉刚则对白寿彝充满了不屑。其中滋味，我们不是当事中人，也就不便多言。

解放后，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回回民族终于迎来了独立建族的机会，自然也引起了回族精英对马列的兴趣，据有关人士回忆，白寿彝就是史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最早最快的专家之一。1952年他写了一个《回回民族的心声》，采用阶级斗争论和列宁的一些观点，鹦鹉学舌般地声称，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此时中国史学界的老学究们还陷入马克思唯物史观能否解释中国历史的纠结当中。白寿彝的这种积极站队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基础。白寿彝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心中对回回民族的感情和共产主义民族理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自然完善回族的科学定义，将回族或者说伊斯兰发扬光大也就成了他潜意识中的历史使命。

可由于解放初的民族理论不过是全民共产族的中间阶段，他除了看着中共把同治回变翻案成农民起义，其他也无可奈何，甚至连卖国贼杜文秀和热衷种族屠杀的白彦虎也没有翻案成功。然而历史又给了他一个机遇，文革以后所谓民族宗教领域拨乱反正 ，除了保留了一个反大汉主义，其他都不剩了。白寿彝终于迎来了他大展宏图的时机。

改开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给回族研究定下了几个方向：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一是为回族完善其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发展民族意识，在精神上回归阿拉伯伊斯兰的路线图，二是将伊斯兰内嵌进中华文明，以便为将来鸠占鹊巢的路线图。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选择伊斯兰？壮族、土家族、苗族和彝族这些人造民族在创造自己的民族意识的时候都没有选择宗教，而偏偏回族选择了宗教？其实还是老问题，汉化太彻底，只能以教立族，抛开了阿拉伯伊斯兰，回族什么民族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而族教绑定是伊斯兰千百年来制胜的法宝，不仅有历史渊源，还深深刻入回族宗教团体的心中，也自然成为回族成立新民族的制胜法宝。而白寿彝这位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自然也跳不出个这个历史的怪圈。虽然白寿彝并不见得处心积虑，但在潜意识的推动下，他最终不知不觉走上了伊斯兰的老路。从白寿彝1944年发表的《中国伊斯兰之发展》，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他对伊斯兰的执着之心。

伊斯兰本身在这时的遭遇是太苦了，它的教义和教法与这时的政治局面有极难沟通之处。于是伊斯兰教中便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是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他们对宗教信条多不能遵守，只因他们的政治地位有助于伊斯兰之发展，伊斯兰群众不能不有形式上的拥护；另一种人是笃守宗教的人，是支持伊斯兰的基柱，但他们的思想行动既不合于当时的一般情势，伊斯兰世界难免不与外界日益隔膜。 —— 白寿彝

白寿彝的这种心态应该很有代表性，他的观点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了近代大部分回族精英的逻辑，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只不过白寿彝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而与他同时代的陈克礼却因为太过招摇，大谈什么“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而被枪毙。

白寿彝制定的那个学术计划——“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议题涉及面广泛，不是一篇二篇文章能把细节谈清楚，但好在他制定的研究计划框架基本已经完成，这使我们无需关注他和他学生或下属的论证过程，只需关心的一下理论最后到底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就会基本上对白寿彝伙同其民族同志穷尽一生搭建的理论框架有个大致的了解，同时对这些理论背后的逻辑和这些理论为什么目的服务有个更深的认识。

回族专家们的结论是，在中国，回族是所谓阿拉伯人/波斯人直系后裔，即使他们的面孔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汉族人长相，回族也依然应当坚信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血脉，回族的精神母国在中东。当然为了平衡认祖外国的尴尬，更为了使自己能在中华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发明了爹是阿拉伯人，娘是汉族人的一套糊弄人的说法。

有了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血统，白寿彝再接再厉，在马列民族理论体系中，再次强化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并将其作为金科玉律写入中国的民族理论当中。将伊斯兰的宗教生活名正言顺地转化为民族文化和民俗，以便打着民族的旗号，发展宗教。

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生拉硬扯，以据说和臆想为主要依据，将诸多重要历史人物归为回族，对历史的篡改和杜撰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作为历史学家，白及其同族专家们毫无职业素养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郑和明明是佛教徒，历史证据充分，就因为是色目人出身，被生硬地称为穆斯林教徒。常遇春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据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沐英更是连“据说”都省略了，直接成为回教徒。海瑞成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依据是他父亲的名字海答儿看着像色目人的名字，且不说海答儿在当地土话里有没有“海三儿”的意思，单说文革刨了海瑞墓，发现海瑞棺椁就无法解释。写出“水云深处是禅林"诗句的明朝重要思想家李贽，被称为穆斯林的证据为其家谱，他的一个先人的一个妾是胡人女子。如此总总，不胜枚举。

回族现代革命史

和执政党绑定，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自然是主要目的。其手段主要是利用回族共产党员=回族=穆斯林的公式，将回族共产党员与穆斯林不说直接画上等号，至少表示二者可以是互相兼容。这样就可以突出所谓建设新中国也有穆斯林的一份功劳，如果他们提出啥要当某地大地代治者的政治要求，应该也不算过。回族学者比较关注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马本斋，一个是杨靖宇（杨靖宇莫名其妙地被归为回族可以至少追溯到2000年的辞海）。其中杨靖宇不仅是中共党员，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给他打上伊斯兰的标签，其心叵测。

当然为了显示回族的革命性源远流长，对旧民主主义革命人物，回族专家自然也不会放过。比如在关于回族的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孙中山的这句话：

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之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

但这句话根本查不出原文出处。最早出现的地方也是在回族学者的著作中，白寿彝将此段话收入其1943年发表的《中国回教小史》，其后以讹传讹，其他各路学者再反复在论文中引用，结果最后似乎真成了孙中山说的。可是想想便知，孙中山在正式演讲中怎么会说出现代概念的回族，他五族共和中的回指的是西域的”缠回“，指维吾尔族等一众少数民族，现代回族概念是建国以后由中共正式推出的。这些所谓回族学者造假的手段其实就是生编乱造，三人成虎，众口烁金。

回汉关系，同治回变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要消除回变这个污点，白寿彝的手段首先是利用阶级斗争史观的片面性，依托中共自己的说法：“回变是革命起义“，然后利用国家机器致力于销毁回军伊斯兰圣战滥杀无辜的证据，无数的文物被收缴，收缴后即使留下来的也不加保护的堆在库房令其自己灰飞烟灭，而文字记录则被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毁灭和篡改。直至最后彻底逆转。回军成为受压迫的革命起义者，而左宗棠的平叛清军和汉族团练则成了反动封建武装，死有余辜。受害者和逞凶者的角色完全被互换，而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左宗棠一下子变成了面目狰狞的刽子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开前即使同治回变被翻案，宗教圣战士、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叛国者白彦虎和卖国贼杜文秀也依然没有得到翻案。可在1987年的《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上，以白寿彝为首的回族专家确立了回既为正义的原则，白寿彝宣称回族历史人物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放到历史中看，二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也就是只要历史上有反清行为，其他都不重要，为这两个败类翻案彻底扫清了道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回族学者正式全面夺取针对同治回变的话语权。并让汉族永远背上了大汉民族主义的原罪，以便他们可以肆意篡改历史。2006年陕西省人物志编写汇报就是一个白寿彝史学观对史书编辑工作强加影响的一个很好例子，双手沾满鲜血的吉哈德战士白彦虎摇身一变成了正面人物，史学家成了当地伊协的傀儡。至此一个个面目狰狞的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都成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大英雄，而众多被他屠杀的各族非穆斯林群众则被刻意遗忘，在荒野与草木同朽。

其次是慎重对待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为了在志书中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志书专设了“民族与宗教人物”一章。除对过去不少书籍资料中运用的容易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词语统一作删除或置换外，最重要的是对左宗棠、白彦虎这两名十分敏感的人物作了较为慎重的处理。

左宗棠是汉族 …… 左的军队追“剿”回民义军手段残忍，杀人太多，所以在回族群众中对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因一篇传稿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经编委会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撤下左传，按《辞海·左宗棠》条的口径，在附录之一的《1840年后的清陕甘总督简历》中列名简介其生平。

泾阳回民白彦虎，是被左宗棠率军镇压的陕甘回民起义的重要首领之一。他率领的起义军，反清意志最坚定，坚持时间最长久，征战地域最广阔。直到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今甘肃酒泉）被清军占领，才率余部退入新疆。志书初稿写他“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匪帮，改易服色，为虎作伥”，“成为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殖民统治者分裂中国新疆领土的帮凶、中华民族的败类。”然而在民间坊里，回族民众至今仍把白彦虎奉若神明、英雄，何况这里还涉及2000多位随白入疆的回民兄弟。为了查清这段历史，准确表述白彦虎与阿古柏的关系，编纂人员遍查工具书。多数工具书中除了分别运用“投降”、“勾结”两词外，还有一些书籍中表述为“投靠”。“投靠”一词，比起“投降”、“勾结”要平缓一些，于是在2002年的修改稿中采用了“投靠”的提法。然而，省伊斯兰协会的同志看了，仍表示不能接受。直到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历史教育家、回族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才算找到了妥善的解决办法。书中记载，光绪二年，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这里把“投降”、“勾结”、“投靠”的传统说法改成了“联络”。而且这个“联络”也只是“策略”，并非目的。他“联络”阿古柏的目的是什么呢？该书引用了左宗棠给朝廷一份奏折的话，道出了缘由：他“自知势力不及安集延，思为声援以自固”。可见，白“联络”阿古柏，是为了“借”阿古柏的“势力”以抵御清军的“追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说明从“投降”、“勾结”、“投靠”到“联络”不仅仅是遣词用字的变化，而且是史实上也有重大误差。我们用《中国回回民族史》一书的观点和材料重新修改了白彦虎传，伊协的同志表示满意。

—— 《陕西省人物志》中册)编纂工作的汇报 2006年

回族经济史

所谓回族经济史，其实就是清真经济史，正如前篇所叙述的，研究清真经济史的现阶段的目的就是为强制推广的泛请真化打理论基础。而长期目标则是实现清真工业体系，清真金融体系，直至清真自治政体。

民族定义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语言和文字都是回族所缺乏的。所以要谈回族文化，首先必须首先在口述语言和书写文字上回归阿拉伯，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民族。在这个原则指导下，阿拉伯文字在学校被推广，阿拉伯文读物被发行，阿拉伯文在各种公共场合被大规模使用（备注：现在大部分公共设施标识已经被整改，阿拉伯语被去除，例如牛街阿拉伯语标识都已经被撤除）。

文字回归阿拉伯之后，紧跟着一定是民族服饰。同样，缺乏自己的民族服饰成了某些人心目中永远的痛，为回族定制一套去汉化的民族服饰，是他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情定临夏》“这个最后在公映前被毙掉的电影，为让回族妇女重新穿上伊斯兰极端服饰，可以说费劲了心力。（备注：《情定临夏》为临夏回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献礼片，由中共临夏州委宣传部，临夏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国际）清真产业联盟联合拍摄，后因民众强烈反对而被禁演。）

另外回族有自己独特的歌舞吗？现实中肯定是没有的，那么抢夺一个其他民族的传统歌舞，并指派给回族，就是艺术战线回族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虽然花儿是一种地域性的歌曲形式，不是某个民族群体专有的艺术形式，但在回族精英的努力下，花儿变成了所谓回族音乐，而且还要穿上阿拉伯服饰唱。而所谓回族民族舞蹈更是充满了阿拉伯的异域风情。

实际上在“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一原则指导下，回族的阿拉伯化或者说伊斯兰化早已贯彻到回族的各个方面，建筑，电视节目（比如清真的味道系列片），甚至是医学。所谓回族医学，这个1987年才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所谓“回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现在已经正式确立为本科专业课程，当然专业课之一就是伊斯兰宗教教程。

以上我只是罗列了一些事实，肯定不能涵盖所有回族伊斯兰化的所有境况，但可以肯定地讲这种去汉化，重新阿拉伯化的举措已经深入到回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融合过程中，被融合进以汉文明为根基的中华文明的时候，其他民族自然而然会产生抗拒力量，这是民族融合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回族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高度汉化以后的去汉化过程，而且其去汉化速度之快令人惊诧不已，自改革开放以来算，不过 40余年。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白寿彝的作用是极为特殊的，他利用自己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强化并推广开去，成为中国民族学领域的一条定理。白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历史方法论，在缺乏史籍史料的支撑下，他把回族的民间传说，小调，家谱，甚至个人访谈等等这些不十分可靠的史料拔高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完全不需要其他任何佐证，就可以单独作为历史证据使用。他要用这种方法“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在这种粗糙的方针指导下，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指鹿为马”都不算新鲜，红口白牙的把“据说”作为科学论据，堂而皇之地写在正式的学术论文当中。将中国的回族问题引上了歧途，将过往伊斯兰中国化已经取得的成绩，彻底毁灭。

当然如果没有执政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他创造机会，他是不会借着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代表那么快上位的，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泼脏水把好孩子也泼掉的大撒把，他也没机会把原来去宗教化的共产族政策修正为伊斯兰化。没有大部分回族精英对伊斯兰化回族达成共识，回族伊斯兰化的速度也不会如此之快。冯今源和杨怀中这两名回族共产党员就是白寿彝之后，回族民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杨怀中，他创办那本著名的宗教杂志——《回族研究》，必将在“伊斯兰化回族”和“伊斯兰化中国”问题上，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共产党员杨怀中（回族）：历史让它（回族）担负着向东方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使命

共产党员冯今源（回族）的观点翻译过来就是伊斯兰也是中华大地的主人

最后我来做个简单的小结，本章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图片，来剖析官方学者推动回族阿拉伯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族民族精英试图完善回族民族概念，借以树立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地域，但由于回族这个所谓民族先天不足，为了所谓独立的民族特点，只有一个手段，阿拉伯伊斯兰化。当然说把宗教用民族伪装起来，进而发展宗教，也无不可。

所谓共产主义者白寿彝在其他历史学领域的成绩或许很大，但在回族学领域，他代表的过去和现在的回回民族的民族主义精英，对今天的乱局是负有极大的责任的。作为回族民族主义者，他们也许想在伊斯兰宗教排他性和世俗兼容性之间做些平衡的努力，但从现在看，所谓回回民族只要走上了发展壮大伊斯兰的民族自决道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整个群体向伊斯兰教义加速前进的命运，这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不是哪个人的美好愿望能够改变的。谁也不可能在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走出第三条路。

就此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回族的民族主义者是体制内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帮秀才怎能翻出这么大的天？光有理论，没有政策上的支持者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具体实施白寿彝理论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在将在下一篇中进行探讨。

第九章 附录一 回族医学是如何诞生的

1987年以前回族医学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一些有民族特色的中医项目。但1987年以后一套残本“回回药方”忽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极大兴趣。

1987年11月，在福建泉州召开的海外交通史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翻译、研究《回回药方》的会议。1989年12月11日至13日，在西安举行了“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该次会议催生了《回回药方》的点校本的问世。会议认为回族医药反映了民族特色，今后有必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并使之应用于临床。1994年，宁夏回族医药专业委员会成立。

其后宋岘教授经过10来年的努力，在纯学术领域，终于完成了《回回药方》的释义工作，《回回药方考释》于2000年出版。

根据宋教授的考证，虽然间杂中医药方，但《回回药方》实际是以多本伊斯兰医书为蓝本的翻译著作，与伊本·西那所著的《医典》联系最为紧密。虽为汉译，但掺杂多种语言的外来借语，且由于反复抄录，语法和词语错误百出，如果不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其他一些语言，完全无法阅读。也就是说，这本医书与现在的回族无关，又由于语言问题，不说传承，连读懂都成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本医书在古代就已经渐渐没落了，就更谈不上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临床概念。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冯增烈在《回回药方》点校本的序言中指出“首先组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系文字的专家，对《药方》中民族药的名称按其所附原文进行翻译”，也证明此书阅读困难。但毕竟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正如当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忠和所说：“首先要对回族医药文献进行挖掘和整理，才谈得上对回族医药的继承和发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宁夏医科大学全面启动回医药学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回族医学研究所于2007年7月正式成立，编写《回族医学基础理论》等8部回医药学讲义。2008年始招收回医药学文献研究方向的研究生。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整理、编写出《中国回族医药》《回药本草》和《回族医药方萃》等10多部书籍。

同年回族医学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11月4日吴忠市中医院整体移交宁夏医科大学成为其直属“回医中医医院“，为什么还挂着中医的名字？正如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院长牛阳说的：回族医药在许多疑难病症的治疗上有独特之处，但因古籍文献大量流失，给回族医药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造成了极大困难。

2016年3月，经过发掘，整理，发展，临床实验，回族医学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宁夏医科大学在连续三年申报增设本科“回医学”专业之后，终于申报成功，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当然伊斯兰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专业课。

2016年7月，再传喜讯，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回）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年—2020年）》。如果从1987年算起，29年的卧薪尝胆，终于让这个”名见经传，事不载书“（出自宁夏医科大学本科回医专业设置申请表）的所谓民族医学重放异彩。

第九章 附录二 回族学中的史学研究方法

回族是一个新中国以宗教为基础创立的一个人造民族。回族学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一个新生学科，准确点说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诞生的一个新学科。然而在学术上，回族学研究面临重重困难。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回族穆斯林汉化严重，根本没有完整的民族历史，只有古时留下些宗教著作以及中东来的所谓祖先的些许历史痕迹和记忆。可是这种历史碎片，实在无法为一部完整的民族历史提供有力的支持，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构建民族历史。而更加艰难的是，这些历史碎片也因为汉文化的冲击以及年代久远，基本上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像样历史证据了。这都使得所谓回族学在民族学领域举步维艰。然而这显然难不倒一众宗教情绪炽烈的回族学者，其中白寿彝无疑是佼佼者，他不仅为如何构建一个人造民族指明了方向，还利用自己的行政地位和学术地位，为如何研究回族历史，确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

首先年代久远一点的，就套用色目人等同于穆斯林的公式。比如郑和，其佛教徒的历史证据充分，但并不妨碍回族学学者们，红口白牙地咬死色目人后代郑和就是穆斯林，至于那些佛教徒的证据——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佛说优婆塞戒经》和《五华寺人藏经发愿文》等一列文物，都被“郑和内心保持着伊斯兰信仰“一句话就打发掉了。

《发心书写金字经》：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 南京郑和墓原名马回回坟，原墓为典型中式坟墓

郑和主要的或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奉佛崇道只是表面现象，只是为适应他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这种适应，并不完全是被形势所迫,更不是受权力威逼，而是含有在特定条件下他自愿随波逐流的成分,但它们并没有达到导致郑和放弃或改变伊斯兰。

——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回族）

而南京市政府，不仅全盘接受了郑和是穆斯林的说法，而且仅凭个人口述，在所谓专家们的匆匆考证之后，就判定一处无任何明确历史记录的马回回坟为郑和墓，并于1985年依照教徒墓葬的形制将中式马回回坟修改为伊斯兰坟墓的形制。

丁鹤年为色目人后代，明初十大孝子之一，为母守灵17年。同时他还精通儒学，佛学，还是著名诗人，他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寂寂先贤宅，堂堂古佛家。“；” 坐禅霜叶秋埋膝，行道天花日绕身。“；“淡泊资禅味，清凉养道心。”；“最爱群仙持绛节，朝真不惮九天遥。“。从其诗句上看，除了禅意盎然，仙风道骨，丝毫看不出什么伊斯兰的痕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秉承汉家文化的色目人，就因为是色目人，而被新中国的专家们彻底地定性为回族穆斯林。

由于明朝对色目人实施强行同化的政策，色目人的传承逐渐模糊。那么色目人等于穆斯林的方法就不能继续使用了。于是白寿彝以独特的视角又发展出了一套研究方法。他将史学研究中的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家谱，匾额，碑刻，账本等原来辅助性的材料，无限放大，完全当作正史使用。这些东西的历史准确性本来就有问题，又由于回族对文物造假尤为严重，导致这些所谓文物历史价值极其有限。回族对文物的造假主要是因为古时伊斯兰教徒为了能在寄居地生存和传教，而刻意制假，以期证明自己自古为中华的一份子，好掩盖自己异质文明的本质。但由于知识有限，信息量不够，经常漏洞百出。如牛街清真寺的康熙圣旨匾额，仅从用词和格式上看就知道是民国期间的假货。中国各大清真寺保存的匾额和碑刻大都存在这类造假问题，多表现为修改建造年代，在建寺碑记中添加古时名人的姓名，以示此清真寺的皇家气派。家谱也是造假的重灾区，回回家族采用攀龙附凤的手段，利用合谱的机会抢夺汉人家谱的做法十分流行。更有甚者，就是直接造假。当年造假的理由更多是为了生存和传教，可是谁能想到，多少年以后，这却为后面的回族学者创造了一个极佳的机会，用这些伪史资料构建民族。

以往历史界在使用家谱的时候格外小心，而白寿彝则为了回回民族的发展，打破了这个禁忌。只要本家家谱里敢说，回族史学界就敢当正史用，成为回族学中的学术潜准则。山东有一支回族自称为明朝开国名将丁德兴后代，证据就是一部家谱，而此家谱却是由三个不同家谱合谱而来，顺治年间的第一部家谱已经不可考，而光绪年间第二部家谱修订人在序言中写得很明白，他说，传言说我们是丁德兴的后代，但是时间太久远了，根本无法考证，就当作传言记录一下，强行攀附，只会被人笑话。而民国期间的第三次不同丁姓家族合谱，这条就消失了，新家谱堂皇之地自称为丁德兴后人。就是这样一部传承记载清清楚楚的家谱，到了回族专家学者手里，就变成了明朝开国大将丁德兴为回族的铁证。可见这种把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家谱当作权威史料的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当然无限拔高，就是明显包藏祸心了。

我们过去的文献材料也是很分散的。……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工作，要进行资料的工作。这里边可以包含这样那样的内容。首先是把历史文献里面的书面材料大量搜集起来。……把文献方面的资料尽量地搜集起来，按照时代排列起来……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 好处。……对于地方材料，细化出诸多种类。如清真寺碑刻、回民墓碑、族谱、回族团体章程、刊物、各种 文件、回族行业记录、账本、各地回民传说、故事、歌谣、匾额上文字、有关文物等……在资料工作上，还要搜集地方材料。这里面包含了礼拜寺的碑刻，回族墓地的碑刻，家谱，各种回族团体的章程、刊物、以及各种文件、 回族所经营的各种行业的有关记录、账簿等等。还有地方上有关的各种传说，包含流传的故事、歌谣等等都在内。……地方上的材料，还包含有礼拜寺的各种匾额的文字，有关的文物，这些也要搜集起来。

——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

可是即使暂不说民歌、民谣、家谱等资料的可信度和局限性，就是单论这类史料数量和质量，构建民族史还是不足，于是白寿彝又把历史界另外一条辅助研究手段信手拈来，令“回忆”、“访谈”也提升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而此门一开，所谓口述历史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自然发展到极致就是“据说”式历史论证过程大行其道，当然大部分回族学难言之隐，确实也一洗了之了。

更应该注意的是革命史的资料和劳动人民记忆中的历史资料。像这一类的资料，经过时间越多，就损失越多，并且是一经损失就不可弥补了。我们希望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们，能就记忆所及，或自己写，或口授别人代写。把这些材料集成一本一本的“革命回忆录”出版，对于革命史的工作将是很重要的贡献，这也可以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同时，要很好地组织一些力量，把回族调查工作经常化起来，对有关的人民公社进行重点调查，写成专书。 ——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白寿彝，人民日报 1960年2月22日

1989 年 9 月 15 日在河南会议上， 先生作了题为讲话: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同志，……我们要 要求这些同志抓紧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这些材料，都是活材料，更要抓住不放，要写在纸面上，写在录音带上，写在照相机上……写这些材料，我想可以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回忆录，主要是自己的事情，一种是见 闻录，写听到见到别人的事，一种是采风录，写一些民间风俗习惯歌谣等等。这三种形式可以分别的使用，也 可以混合的使用，可以系统地写，也可以作为札记去写。”

——《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白寿彝，1989年9月

例如《回族人物志》中，明朝名将常遇春被论证为回回的证据主要有，据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据说常遇春多用回回兵，据说北京常营回族的祖先为常遇春，据说常遇春资助建设了很多清真寺，据说常遇春与穆斯林结成了儿女亲家（指明朝开国名将冯胜，冯胜为回族的证据依然是一个所谓家谱）。在读者的目瞪口呆中，完成了论证。

既然“口述“可以当作探索历史的工具，那么”演绎“自然也可以当作学术工具。例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李贽没有任何伊斯兰宗教著作，却喜爱参禅，写禅诗，晚年还曾寄居在佛寺剃发不受戒，爱好清洁，崇尚薄葬，死后未用棺椁，而最后两点”爱清洁“和”崇尚薄葬“，就被中国的回族史学家们被说成这些习惯与穆斯林相同，说明他内心依然是归属伊斯兰的，也就是说这是他是穆斯林的铁证之一。不说”爱清洁“，单说”裹布下葬“，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汉代崇尚薄葬的卢植也是裹布下葬，岂不是说卢植也是穆斯林。可惜卢植死于公元197年，比伊斯兰早了400多年。

当然，这种信口开河式的论证方式，大多数时候管用，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比如白彦虎和杜文秀的问题。此二人大节有失，卖国历史证据确凿，翻案困难。就算白寿彝自60年代起就鼓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英雄的史观，也很困难解决他们两个的问题。白寿彝鼓吹的这种两类民族英雄的史观，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史观和多元一体民族斗争史观，这种史观体现在清代，就是反清即为正义，体现在古代，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法统，中国王朝不再有所谓正统王朝，而是大家都是正统王朝，所以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而只能是汉民族英雄。可以想见这种史观，必然给中国历史的认知带来混乱。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有机会，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再进行讨论。

民族英雄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英雄 ，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第二种是 本民族的英雄，即在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 内部斗争中出现的英雄。 ——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白寿彝，1981年

写历史人物传记可以走英雄史观的路子，也可以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子，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 —— 回族人物志题记，白寿彝

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白寿彝坐稳了马列史派开山祖师的位置，行政职务越来越高，慢慢地翻案也就不成问题。白寿彝不断地在西北回民起义的相关研讨会上，提到他的要以阶级斗争史观看问题，要正确看待民族内部英雄的说法，在这种不断的暗示下，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杜文秀的问题很好解决，他叛国的证据只有两个，一个物证是藏于英国档案馆的《上英皇表》，一个人证是使臣刘道衡。那么只要一口咬定物证是假的，人证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骗子，在“反清即为正义”的大旗下，杜文秀的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一众回族学学者也就是这么干的，具体过程也就不在赘述。

《上英皇表》：“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臣杜文秀，谨表呈大英国皇上陛下，俯请圣安，伏乞鉴纳事……臣等深慕大德，远献愚忠；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成逐鹿之志……”

而白彦虎就复杂的多，就算把他杀光异教徒的滥杀圣战行为美化为自卫行动，正义的反清起义，也无法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为他附敌和叛国开脱，投靠侵略者阿古柏，叛逃俄国，充当俄国干扰伊犁谈判的雇佣军，如何洗刷得干净？那么如何解决？看来除了以势压人，无计可施。于是投靠内附阿古柏，变成了白彦虎只是联络阿古柏，无实质性的合作。叛逃俄国，成为被逼无奈保存实力，至于俄国雇佣军，能忘就忘记了吧。从1987年的第三次回族史讨论会开始为翻案吹风，大谈什么功大于过论，到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王国杰，正式喊出重新评价白彦虎，再到2010年还是这位汉族王教授把白彦虎这个杀人魔王般的圣战士，崇敬地称为民族英雄为止，只不过23年的时间，而早在2003年去世的白寿彝也相当满意地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把白彦虎叛国投靠阿古柏修改为联络阿古柏。

（光绪二年，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

——《中国回回民族史》，白寿彝，2003年

自然为了使伪史能够在学术上彻底站住脚，收缴记录真实历史的文物是必须的，垄断历史文献也是必须的。而根据他们发掘或发明的伪史，大规模的重修历史教科书，各个地方政府重修县志等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重新出版的清朝和民国时代的老县志和古籍，能在同治回变相关章节做个留白或者画几个空格表示有删节，就已经算是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了。只是白寿彝和他的回族同志们大约万万没有想到，互联网使得他们费劲心力制造的这些伪史能这么迅速和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十一条：“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侮辱、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性质的碑碣、匾联和文献资料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甘肃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送审稿）》，2016年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先天不足，缺乏历史支撑，所谓回族学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路，一是关注历史罅隙中的繁枝末节，并故意忽略这些繁枝末节历史真实性的考量。二、以意识形态为大棒，强行剪裁历史、生拉硬扯。三、直接凭空捏造，杜撰历史。而当回族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完成后，回族学学者就采取，你论文中引用我，我论文中引用你的方式，用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方式，完成伪史的最后的构建。最后的借助行政力量，强行推广伪史。而可以想见，这种研究方法和逻辑不仅存在于回族历史研究中，也一定存在于所谓回族学的各个分支角落。

这套手段，完全丧失了客观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完全丧失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这种治学的态度，能够在中国横行无阻，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作为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研究者的他们将如何面对历史的审视？当然在马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招牌下，打着伊斯兰的大旗创造所谓民族历史的回族学专家们，或许真能得到真主的赞扬吧！

“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的实践过程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 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回族史论稿》序言，白寿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