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兵临城下—西方对华战争的舆论准备（一）：彭斯讲话 -- CHS1

新疆的事还在炒作，今天BBC开始嚎中国破坏香港民主选举制了。西方大众信者恒信，中国也要继续打西媒的脸。但根本不用生什么气。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啦？国内年轻一代正好接受教育。接下来几年文的、武的定会一浪高过一浪。国内沉住气，解决好自身问题即可。瞧准时机干一架（台海？）。前提是保障钱袋子、刀把子不被买办资本及其代理人夺走。

“但没有一届政府愿意触犯已经确立的华盛顿利益集团，他们不仅容忍这些滥用，而且经常从中获利”，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华盛顿利益集团是指谁？

他先随口来一句暗示，说中国原本几年就可以超过美成第一大经济体，然后说，你们看，多亏了特朗普，现在我们还是最强大的经济体，这很扯淡。别看他讲话里给中国泼了那么多脏水，仔细品品，就发现他很巧妙地掩饰他的真实目的：为特朗普政府唱赞歌，攻击中国只是个花头。说明特朗普连任才是他最大的利益，因为特朗普下台他就得下台。什么叫政治私利？这就是，就算是国家外交也可以拿来为自己的政治私利服务。

【导读】

2019年1月，犹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他首先鼓吹了他提出的“开放社会”的构想，并警告了中国掌握了先进的信息技术之后对开放社会造成的威胁。他随后回顾了个人的亲身经历，尤其是通过“开放社会基金会”改变了苏联社会和东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他还表达了对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中国内部势力合作，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尝试遭到了失败的遗憾。索罗斯随后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他列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对他巩固权力的成功，尤其是取消了两届任期的限制，表示了巨大的不安。索罗斯号召，“我们中那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必须共同努力，结成一个有效的联盟。我们的任务不能交由政府来替我们完成。”索罗斯还以一带一路的倡议为例，攻击中国的这一倡议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并对如何应对这一倡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促使中国发生经济衰退，以及“与其轻易放过中兴和华为，还不如对这些企业进行打压”。他最后对中国的商界和部分政治精英反对习近平寄予了厚望。

索罗斯的演讲发表于2019年初。从随后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的污蔑和制裁，以及蓬佩奥等政客的一系列反华演讲来看，这篇演讲不啻于索罗斯代表的国际金融势力的对华宣战书。

索罗斯演讲原文可见链接：https://www.georgesoros.com/2019/01/24/remarks-delivered-at-the-world-economic-forum-2/

【译文】

瑞士达沃斯，2019年1月24日

晚上好，感谢各位的莅临。

今晚，我想向世界发出一个警告，开放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

去年我给各位演讲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分析信息技术（IT）垄断的黑暗面。我当时说：“集权国家和拥有海量数据的IT垄断企业之间正在结成联盟，将企业监视的新兴体系与已经在发展阶段且由国家掌控的监控体系结合在一起。这一联盟很可能诞生出一个连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控制的网络”。

而今晚，我想提醒大家意识到开放社会所面临的致命危险，这些危险来自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所赋予专制政权的控制工具。中国是我会谈论的重点，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求的是不可颠覆的一党制。

自去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在极权控制上会采取的样式。

所有快速增长的关于一个人的信息将被整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从而创建一个“社会信用体系”。“基于这些数据，算法会对人们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会对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构成威胁。”人们将会据此被区别对待。

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运行起来，但它的发展方向已经显而易见。社会信用体系将以前无古人的方式使个人的命运服从于一党制国家的利益。

社会信用体系让我感到恐惧和厌恶。不幸的是，一些中国人却觉得这一体系很吸引人，因为它提供了目前还无法实现的信息和服务，还可以保护守法公民不受国家敌人的侵害。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威权国家，但毫无疑问，中国是最富有、最强大、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最发达的威权国家。这使得习近平成为那些信奉开放社会理念的人的大敌。但对手不止习一人。威权政权正在全世界扎根，一旦成功，威权将变成极权。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创始人，我毕生都在与极权的和极端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些意识形态大言不惭的宣称，目的正当即手段正当。我相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不会被永远压制。但我也认识到，开放社会所面临严峻的挑战。

让我感到尤其不安的是，人工智能开发出来的控制工具给威权体制带来了相对于开放社会的内在优势。对威权体制来说，控制工具是个有用的工具；而对于开放社会来说，这些工具却是致命的威胁。

我用“开放社会”代指一个由法治主导，而非个人统治的社会，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人权和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特别关注那些遭受歧视或被社会排斥的人，以及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

相反，威权政权竭尽所有的控制工具来保障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代价则是那些被他们剥削和镇压的人们。

如果这些新兴科技给威权政权提供了一种内嵌优势，开放的社会还怎么能够得到保护呢？这是我一直思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值得让所有愿意生活在开放社会中的人来思考。

开放社会需要对开发控制工具的公司进行监管，而威权政权却可以宣称这些公司是“国家龙头企业”。这就是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能够追上乃至超越跨国巨头的原因。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应该担忧的唯一问题。例如，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续。但是，开放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劣势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想和你们分享我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想法。

我对这个问题的深切关注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我是一个犹太人。当纳粹占领匈牙利并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的时候，我只有13岁。

我很幸运，因为我父亲深知纳粹政权的性质，他为所有家人和其他一些犹太人伪造了身份证件，还找了藏身之处。我们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

1944年是塑造我人生的一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当纳粹政权被苏联占领取代时，我尽快地离开了匈牙利，前往英国避难。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时，我在导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下发展出了自己的概念框架。当我在金融市场找到一份工作时，这个框架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个框架与金融无关，但它立足于批判性思维。这让我能够分析指导机构投资者的流行理论的不足之处。我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并为自己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评论家而感到自豪。

经营一家对冲基金的压力巨大。当我赚到远超我自己或者我的家庭需要的金钱时，我进入了某种中年危机。为什么我要拼命来赚更多的钱？我对自己真正关心的事进行了漫长而深入的思考。1979年，我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und）。我把它的目标定义为帮助开放封闭的社会，减少开放社会的缺陷，以及促进批判性思维。

我的第一次尝试是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随后，我把注意力转向打开苏联的体制。我与匈牙利科学院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当时匈牙利科学院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但匈共的代表私下里对我的努力表示同情。这一次尝试成功得出乎我的意料。我陷进了所谓的“政治慈善事业”。当时是1984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试图在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复制我的成功。在苏维埃帝国，包括苏联本身，我的尝试都收效甚高。但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我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大有可期。这一次尝试包括让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备受尊敬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和一个急于向匈牙利学习的新成立的中国智库团队进行了互访。

基于这一良好的开端，我向智库负责人陈一谘提出了在中国复制匈牙利模式的建议。陈得到了赵紫阳总理和他一心改革的秘书鲍彤的支持。

1986年10月，我们成立了名为“中国基金会”（China Fund ）的合资企业。这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机构的机构。理论上，中国基金会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鲍彤是中国基金会的负责人。但是，众多反对激进改革的人联合起来攻击他。他们声称我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并要求对内的安全机构对中国基金会进行调查。为了自保，赵紫阳用一名对外的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替掉了陈一谘。这两个组织是平等的，不能干涉对方事务。

我认可了这一调整，因为我对陈一谘将大量的资金授予自己研究所的成员感到恼火，而且我并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政治内讧。但中国基金会的申请者很快注意到，基金会被政治警察控制了，他们开始远离基金会。没有人有勇气向我解释原因。

最后，一位受基金会赞助的中国人冒着风险到纽约来找我，并告诉了我这件事的缘由。随后，赵紫阳被免职，我以此为由关闭了基金会。这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前夕，并让与基金会有关的人的历史中留下了“污点”。他们费了很大劲来洗刷自己的污名，最终他们也做到了。

现在回想起来，试图建立一个运作方式对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的基金会显然是一个错误。在那个时候，给予一笔捐款能在捐款人和受赠人之间创造一种相互的义务感，让他们有义务永远忠诚于对方。

历史就是这样。现在我来谈谈去年发生的事，其中一些让我颇为震惊。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我结识了许多身居高位的人，他们是开放社会原则的狂热信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不亚于我在匈牙利的经历。但他们幸存了下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独裁统治的受气包。

他们渴望了解卡尔·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思想。尽管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令人向往，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却与我的有出入。他们熟悉儒家传统，但在中国向来没有投票的传统。他们思维中的等级观念仍然没变，并且对高官显贵有一种内生的尊敬。但我却更主张平等，希望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因此，当习近平在国内遭遇严重反对时，我并不感到意外；但我对反对的形式感到惊讶。去年夏天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的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显然被刹了刹威风。尽管没有发布官方公报，但有传言说这次会议不赞成废除任期限制，也不赞成习打造的个人崇拜。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些批评只是对习行之过甚的警告，连任两届的限制还是被解除了。此外，他还把他提炼的共产主义理论“习近平思想”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同等的地位。所以习仍然是最高领导人，可能会是终生的。当前政治内斗的最终结果仍然未知。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但开放社会还有更多的敌人，普京的俄罗斯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最坏的情况是，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学习来如何更好地压迫人民。

问题来了，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他们?

第一步是认识到危险。这就是我今晚发表演讲的原因。接下来才是困难的部分。我们中那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必须共同努力，结成一个有效的联盟。我们的任务不能交由政府来替我们完成。

历史表明，即使是想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也得顾及许多其他利益，把本国公民的自由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也是这些政府的一项普遍原则。

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保护人权，特别是那些没有政府保护的人。40年前，当我们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还有许多政府支持，但现在已经寥寥无几。美国和欧洲曾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但现在他们已经自顾不暇。

因此，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对开放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回答。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中国人民和习之间划清界限。既然习已经宣示了他对开放社会的敌意，中国人民将是我们希望的主要来源。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正如一些中国专家向我解释的那样，中国有儒家传统，这种传统要求当权者的谋臣在不同意当权者的行为或政令时直言不讳，即使这样做可能会遭到贬斥或惩罚。

这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中国，那些拥护开放社会的人，年龄和我差不多，大多已经退休，取而代之的是需要依靠习近平获得提拔的年轻人。但是一个新的政治精英群体已经出现，他们愿意维护儒家传统。这意味着习在国内仍将面临政治上的异议。

习把中国呈现为其他国家值得效仿的榜样，但他面临着海内外的批判。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运作多年，缺点也已显现。

一带一路旨在促进中国的利益，而非受援国的利益；它那些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贷款提供融资，而非拨款，外国官员经常被贿赂来给这些项目大开方便之门。其中许多项目都被证实并不经济。

其中以斯里兰卡为典型。中国修建了符合其战略利益的港口。但港口没能吸引到足够的商业流量来偿还债务，中国从而得以占有该港口。其他地方也有几起类似事件，招致了许多国家的不满。

【译注：观察者网最近刊登美国两位教授的文章，以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为例，说明西方对中国“债务陷阱”的指控是个谎言：《狄波拉·布罗蒂格姆和任美格：掉进中国债务陷阱了？“受害者”有话说》。】

马来西亚在抵制上身先士卒。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领导的前政府（把国家利益）出卖给了中国。但在2018年5月，拉扎克被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ed）领导的联合政府赶下台。马哈蒂尔立即叫停了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并正在与中国就马来西亚仍需支付的赔偿额度进行谈判。

巴基斯坦的情形就显得较为含糊，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巴基斯坦军队对中国满怀感激之情，但去年8月成为总理的伊姆兰•汗(Imran Khan)的立场则更为模糊。2018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了宏伟的军事合作计划。到了年底，巴基斯坦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有一件事变得清晰起来：中国打算将一带一路倡议也用于军事目的。

所有的这些挫折都迫使习近平改变了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今年9月，他宣布将避免“面子工程”，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审慎的项目。10月，《人民日报》警告说，项目应该为受援国的利益服务。

这些受援国现在得到了预警，从塞拉利昂到厄瓜多尔，数个国家正在质疑或重新就项目进行谈判。

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现在已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特朗普总统是出了名的难以预测，但美国政府这一决定是一个精心准备的计划的结果。自那以后，美国政府机构所采纳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不再让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自由发挥，而这项对华政策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等人的监督。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10月4日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对这项政策进行了概述。

即便如此，宣布中国为战略对手也过于简单化。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角色。有效的对华政策不能仅是一句口号。

对华政策需要更加精密、详尽和实际；还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性回应。波廷格的计划并没有回答其最终目标到底是和中国公平竞争还是完全与中国脱钩。

习近平深谙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对他的领导地位的威胁。为此，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会议上，与特朗普总统的私人会晤中赌了一把。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战的危险加剧，股市从去年12月开始抛售潮。这给一直紧盯着2018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带来了麻烦。当习特会晤时，双方都渴望达成协议。所以不奇怪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但协议并无定论：仅仅是90天的休战。

与此同时，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有一场广泛的经济衰退正在酝酿之中，并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全球经济放缓是市场最不愿意看到的。

在中国，一个未曾言说的社会契约建立在稳步提高的生活水平上。如果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衰退足够严重，这种社会契约就会遭到损害，甚至商界都会反对习近平。这样的经济低迷也会敲响一带一路倡议的丧钟，因为习可能无力对诸多亏损投资继续提供资源。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问题上，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场悄无声息的斗争。中国希望通过新平台和新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从而制定管理数字经济的规则和程序。这是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也对开放社会本身造成了间接的威胁。

去年，我仍然认为中国应该更深入地融入全球治理机构，但自那以后，习近平的行为改变了我的看法。我现在的观点是，美国不应该与全世界进行贸易战，而应该把焦点放在中国身上。与其轻易放过中兴和华为，还不如对这些企业进行打压。如果这些公司开始主导5G市场，它们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难以承受的安全风险。

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对中国做出让步并宣布胜利，同时不断攻击美国的盟友。这会有损美国遏制中国越界行为的政策目标。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我今晚想要传达的信息。我的核心观点是，压迫性政权与IT垄断的结合赋予了这些政权监控开放社会的内在优势。控制工具是威权政权的有用工具，但对开放社会来说却是致命的威胁。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威权政权，但却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威权政权。这使得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把习近平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愿望区分开来是如此的重要。如果社会信用体系开始运作，中国人民就会处于习的绝对控制之下。既然习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特别是愿意坚持儒家传统的商界和政治精英身上。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信奉开放社会的人应该无所作为。实际情况是，我们正处于一场有可能变成热战的冷战之中。另一方面，如果习特不再掌权，这两个网络超级大国之间就会出现开展更大合作的机会。

我们仍然对类似于产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Treaty）那样的机制怀有希望。这将是结束当前中美冲突周期的合适机制。它将重建国际合作并允许开放社会繁荣发展。这就是我要向大家传达的观点。

【导读】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反共反华立场与策略。这也是美国政客们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反共反华宣言的最后一篇。

随着美国政府换届，民主党拜登政府开始执政，不少中国人认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中美关系会走向缓和，而蓬佩奥等人的一系列演讲也将成为历史中不起眼的浪花。

笔者翻译此文，除了为历史做个忠实的记录，还想提醒国人几点：一、蓬佩奥等人的言论无论看起来多么离谱不符合事实，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仍然确凿可信。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可怕的（信息）不对称” [1]——“中国公民是美国媒体和文化产品的狂热消费者，而大多数美国人却对中国历史文化最基本的常识也悲惨地毫无所知”。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西方媒体长久以来对西方普通人的洗脑宣传，确实达到了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思想控制”的效果。

二、中国人因其特殊的历史经历，对民族融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法觉得很自然。但西方列强的崛起则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对其他民族进行有组织的暴力掠夺乃至奴役，并且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清算。“种族”在西方人潜意识中的影响，远大于普通中国人的想象。最近英美两国防范中国留学生（尤其是男性留学生）学习理工科的各种操作，已经初见端倪。特朗普的执政将种族主义的魔鬼重新放到阳光之下，其影响的清除或许只能依靠中国对西方一场彻底的军事胜利。

三、同样是基于西方对中国有意无意的误读，美国由于愚蠢和傲慢而无视中国的“红线”，主动践踏中国最基本的主权的可能性其实一直存在，并且不小。美国对抖音的封杀，英国对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封禁，都可以解读成一种战争准备。或许，中美关系最危险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蓬佩奥演讲原文可见：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本文为西河首发。

【译文】

威尔逊州长：好的，非常感谢克里斯，太慷慨了。我不确定你祖父还能不能认出我。

我很荣幸——除了欢迎大家来到尼克松的出生地和图书馆之外，我还要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一位在这个非凡时期来到这里的非凡的美国人。有趣的是，我介绍这位嘉宾时，不仅是欢迎他来到尼克松图书馆，还是欢迎他回到奥兰治县。（掌声）是的，迈克·蓬佩奥正是出生在奥兰治县。（掌声）

他高中就读于方廷瓦利的洛斯阿米戈斯高中，是一名优秀学生，杰出的运动员。事实上，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十足的权威，对该校篮球队的辉煌时代的粉丝提到“蓬佩奥”这个名字，人群里就会传来崇敬的欢呼声。（笑声）

国务卿在西点军校是全班第一名，获得了最杰出学员奖，随后又以最高成就获得了工程管理领域的奖项。他在西德服陆军役——正如他本人所说，在柏林墙倒塌前都在铁幕巡逻。

1988年——抱歉——他以上尉军衔退伍，去了哈佛法学院，在那里担任过《法律评论》的编辑。1988年，他回到母亲所在的堪萨斯州，开始了极其成功的商业生涯。2011年，他代表堪萨斯州当选众议院议员，不久就成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抱歉，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勤奋、最精干的议员之一，并因此广受尊敬。

2017年，特朗普总统提名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2018年，他成为我国的第70位国务卿。

大家必须承认这份简历令人印象深刻，只有一点令人遗憾的缺失导致它不够完美——要是迈克服役在海军陆战队就好了。（笑声）别担心，他会扯平这一点的。

迈克·蓬佩奥是个热爱家庭的人，是一个有信仰、有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最高原则的人。他在国务院就职期间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了“天赋权利委员会（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该委员会的学者、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会根据美国的建国原则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就人权问题向他提出建议。

他今天到这里来是出于非常特殊的原因。尼克松总统墓碑上的墓志铭是他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历史所能颁赐的最大荣耀，就是和平缔造者这个头衔。”理查德·尼克松得到了这一头衔。他之所以得到这一荣誉，不仅是因为他被承认为一位出色的外交政策战略家，就连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这一点，更多的是因为他努力赢得了这一荣誉。他担任国会议员、参议员、总统期间，包括此后以私人公民大使身份度过的每一天里都意识到：单靠签署文件和宣布工作完成并不能实现和平。相反，他知道和平永远是在进行过程中。他知道每一代人都必须努力争取和平，重新赢得和平。

正是尼克松总统的远见、决心和勇气让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世界敞开了大门。理查德·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和余生里一直致力于在尊重美国基本原则的国家利益基础上、基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义务与中国建立关系。

今天，我们美国人有义务评估尼克松总统的努力以及他对建立这种关系的期望是否已经实现，或者是否正在受到破坏。

正因如此，我们尊贵的嘉宾蓬佩奥国务卿选择尼克松图书馆来发表一份重要的中国政策声明，这一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向大家保证，这将是一份十分清晰地传达力量和信念的声明，它至关重要。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尊敬的、非凡的迈克·蓬佩奥登上讲台，面对观众。（掌声）

蓬佩奥国务卿：谢谢您。谢谢大家。谢谢州长非常、非常慷慨的介绍。确实：你走进那个体育馆，说出“蓬佩奥”这个名字，周围就会传来一阵低语——因为我有个兄弟马克，他真的是个非常出色的篮球运动员。

大家再为蓝鹰仪仗队、高级飞行员凯拉·海史密斯和她对国歌的精彩演绎鼓一次掌好不好？（掌声）

也要感谢劳里牧师感人的祈祷，我还要感谢休·休伊特和尼克松基金邀请我到这个重要的美国机构来做演讲。很荣幸能由一位空军人员演唱国歌，由一位海军陆战队老兵为我做介绍，他们还允许一位陆军在这个海军的房子前面演讲。（笑声）真是棒极了。

很荣幸来到约巴林达，尼克松的父亲在这儿盖了这栋他出生和长大时住的房子。

感谢尼克松中心全体董事和工作人员让今天成为可能——在这些日子里这非常困难——感谢你们让我和我的团队来到这里。

我们有幸见到了几位不同寻常的特别来宾，包括克里斯，我以前就认识的——克里斯·尼克松。我还要感谢特里西娅·尼克松和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对这次访问的支持。

我还要特别感谢几位勇敢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远道而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感谢其他所有尊敬的来宾——（掌声）——感谢其他所有尊敬的来宾，感谢你们的光临。那些待在帐篷底下的肯定多付了钱。

感谢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感谢您的收看。

最后，正如州长所说，我就出生在圣安娜，离这里不远。今天我的姐姐和姐夫也在座。谢谢大家的光临。我敢打赌你们从未想到过我会站在这里。

我今天的演讲是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演讲中的第四篇，我此前邀请了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和司法部长巴尔与我一起发表这一系列演讲。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一个真正的使命，我们要阐释美中关系的不同方面，阐释几十年来这种关系中积累的巨大失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霸权图谋。

我们的目标是要明确指出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旨在解决那些对美国人民的威胁，以及我们为了确保已经建立的自由所制定的战略。

奥布赖恩大使谈的是意识形态。联邦调查局局长雷谈的是间谍活动。司法部长巴尔谈的是经济。而我今天的目标是将这一切汇总给美国人民，详细说明中国的威胁对我们的经济、自由，乃至全球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明年就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国的五十周年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五十周年纪念也就在不远的2022年。

那时的世界和现在大不一样。

我们曾以为与中国的接触会创造出一个有着友好合作前景的美好未来。

但是今天——今天我们仍然戴着口罩，看着新冠大流行的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因为中共没有履行它对世界的承诺。我们每天早上都在看到新的有关香港和新疆镇压事件的头条新闻。

我们看到的中国贸易劣迹的统计数字触目惊心，这些劣迹让美国人民失业，给整个美国——包括南加州——的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而且我们正看到一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威胁性的中国军队。

从加利福尼亚州到我的家乡堪萨斯州和其他各地，美国人民心中的疑问也在我心中回响：

• 在与中国接触至今的五十年里，美国人民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成果？

• 我们的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向自由民主发展的理论是否得到了验证？

• 这就是中国对双赢局面的定义吗？

实际上，身为国务卿，我需要考虑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变得更安全了吗？我们是不是更有可能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享有和平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自由的21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梦想的中国世纪，那我们在今后数年、数十年里就必须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它应该作为我们的指导：盲目的与中国接触的旧模式完全不能奏效。我们绝不能再这么干了，绝不能重蹈覆辙。

特朗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需要一项保护美国经济乃至我们生活方式的战略。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一新的暴政。

现在，在我似乎要迫不及待地抛弃尼克松总统的遗产之前，我想先明确一点：他当时做的是他认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事，而且他很可能是对的。

他是中国的优秀学生，勇猛的冷血战士，对中国人民心怀高度崇敬，我认为我们大家也一样。

他意识到中国太过重要，不能忽略，哪怕在它被自找的共产主义暴行所削弱时也是如此，他应该为此得到赞美。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阐释了他的未来战略。他是这么说的：

他写道：“长远来看，我们完全无法承受将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的后果……除非中国改变，否则全世界不会安全。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影响事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促成改变。”

我认为整篇文章的关键词是“促成改变”。

所以，尼克松总统在其历史性的北京之行中开启了我们的接触战略。他十分高尚地寻求一个更自由、更安全的世界，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回应这一承诺。

随着时间流逝，美国的决策者越来越强烈地认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它就会实行开放，在国内变得更加自由，对国外的威胁实际上也会变小，它会变得更加友好。我相信，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如此的必然。

但这个笃信必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一直在进行的接触并没有带来尼克松总统所期望引发的中国内部的改变。

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政策——以及其他自由国家的政策——复兴了中国衰落的经济，结果却发现北京对国际社会伸出的援助之手反咬一口。

我们向中国公民张开双臂，却只发现中国共产党利用了我们自由开放的社会。中国派出宣传人员进入了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研究中心、高中、大学，甚至参加了家长—教师协会会议。

我们边缘化了我们的台湾朋友，而台湾后来蓬勃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民主政体。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给予了特殊的经济待遇，却只发现中共对其侵犯人权的行径始终保持沉默，并将其作为西方公司进入中国的代价。

奥布赖恩大使在前几天的讲演中举了几个例子：万豪酒店、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都删除了在其公司网站上将台湾称为国家的提法，以免激怒北京。

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好莱坞——美国的创作自由中心和自诩的社会正义评判者，对哪怕最轻微的对中国不利的内容都会进行自我审查。

公司对中共的这种默许也同样发生在世界各地。

这种企业忠诚有用吗？奉承会得到奖励吗？我要援引司法部长巴尔讲话中的一句。他在上周的演讲中表示：“中国统治者的最终野心不是与美国进行贸易，而是掠夺美国。”

中国掠夺了我们宝贵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让全美失去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它从美国吸走了供应链，然后将奴隶劳动制造的小工具加了进来。

它让国际贸易的主要航道变得不再安全。

尼克松总统曾说，他担心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弗兰肯斯坦”，通过将世界向中共开放，而现在我们正是如此。

现在，有信仰的人可以辩论，为什么自由国家会允许这些坏事存在这么多年。也许是因为我们过去面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毒株太过天真，也许是我们在冷战胜利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是出于资本主义者的懦弱，也许是受到了北京所谓“和平崛起”的蒙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今天的中国在国内越来越专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则越来越敌对。

然后特朗普总统说：够了。

我认为两党中没有多少人会对我今天提出的事实表示异议。但是即使到了现在，也有人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为了对话而保留对话模式。

现在，明确地说：我们会继续对话。但如今的对话已经不同了。几周前，我去了檀香山与杨洁篪会面。

还是老一套——说了很多话，但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改变。

杨的承诺和他之前中共的许多承诺一样，都是空洞的。他的期望是，我推测，我会屈服于他们的要求，因为——坦率地说——这正是太多届前任政府的做法。我没有，特朗普总统也不会。

正如奥布赖恩大使解释得如此好的：我们必须记住，中共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习近平总书记是一种已经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反映了他几十年来对中国共产主义称霸全球的渴望。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我们两国之间根本的政治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就像中共从来没有无视它们一样。

我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任职、其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现在担任美国国务卿两年多的经历，让我得到这样一个关键认识：

唯一的方式——唯一能真正改变共产主义中国的方式——就是不要根据中国领导人说了什么、而是根据他们做了什么而采取行动。你们会看到美国将根据这一结论调整政策。里根总统说过，他是在“信任但核查”的基础上与苏联打交道的。对中共，我要说我们必须“不信任并核查”。（掌声）

我们，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像尼克松总统所希望的那样，促使中国进行变革。我们必须促使中国以更具创造性、更坚定的方式进行变革，因为北京的行动威胁着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繁荣。

我们必须首先改变我们的人民和伙伴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我们必须说实话。我们不能像对待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将中国作为正常国家对待。

我们知道，与中国进行贸易和与其他守法的正常国家进行贸易不一样。北京威胁将国际协议——将国际建议或国际协议——作为主宰全球的渠道。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坚持公平条款——就像我们的贸易代表在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所做的那样，迫使中国重新考虑其盗窃知识产权和损害美国工人的政策。

我们也知道，和中共支持的公司做生意与——比如说，和加拿大公司做生意不一样。他们不对独立的董事会负责，而且其中许多公司会得到国家资助，因此无需追求利润。

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会再假装华为是一家清白的电信公司，只是为了确保你可以和朋友聊天才存在的。我们会实事求是地称其为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对此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的公司在中国投资，就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支持共产党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的财政部和商务部已经制裁和拉黑了那些在全世界危害和滥用基本人权的中国领导人和实体。多家机构已经合作，准备提出一项商务警告，以确保我们的首席执行官们了解其供应链在中国境内都做了什么。

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并非所有的中国学生和雇员都只是来这里赚点小钱、获取一些知识的普通学生和工人。他们中有太多都是来这里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带回祖国的。

司法部和其他机构已经在严厉追踪这些罪行。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一支正常军队。它的存在目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精英阶层的绝对统治，扩大中国帝国，而不是保护中国人民。

因此，国防部加大了工作力度，在整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开展自由航行行动。我们还建立了太空部队，以协助在这个最后的边界阻止中国的侵略。

因此，坦率地说，我们在国务院制定了一套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政策，推动特朗普总统实现公正和对等的目标，以改写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衡状态。

就在本周，我们宣布关闭了休斯敦的中国领事馆，因为它是间谍行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枢纽。 （掌声）

两周前，我们扭转了八年来在南中国海国际法问题上一再忍让的局面。

我们呼吁中国使其核能力遵守当今时代的战略现实。

国务院在世界各地、各个层面都与我们的中国同行进行了交流，只是要求公平和对等。

但我们的方法不只是要变得强硬，那看起来不太可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还必须与中国人民接触并赋予他们权力，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

首先是面对面的外交。（掌声）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遇到过有才华的、勤奋的中国人。

我遇到过逃离新疆集中营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我与香港的民主领袖——从陈日君枢机到黎智英——进行过交谈。两天前在伦敦，我还会见了香港自由斗士罗冠聪。

上个月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听到了天安门事件幸存者的故事。他们中有一位今天也在座。

王丹当时是一位学生领袖，他从未停止过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王先生，请您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掌声）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中国民主运动之父魏京生。他因宣传鼓动在中国的劳改营中被关押了几十年。魏先生，您能站起来吗？（掌声）

我在冷战时期成长并在军队服役。如果说我从中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共产党人几乎总是撒谎。他们告诉我们最大的谎言就是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14亿被监视、被压迫、不敢说话的人民说话。

恰恰相反。中共比任何敌人都更担心中国人民诚实表达自己的观点，要不是害怕失去自己对权力的控制，他们有理由（口误）——他们根本没有理由这么做。

只要想一想，要是我们当初能从武汉的医生那里听到真实情况，要是他们在新型病毒爆发前就能获准发出警告，那么全世界的情况会好多少——更不用说中国境内的人们了。

几十年来，我们的领导人对勇敢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话一直无动于衷或轻描淡写——而他们警告了我们我们所面对的政权的本质。

我们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清楚，我们决不能再回到维持现状的局面了。

但改变中共的行为并不只是中国人民的使命。自由国家必须努力捍卫自由，这绝非轻而易举。

但我有信心我们能做到。我有信心，因为我们以前曾这样做过，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有信心，因为中共正在重复某些苏联犯过的错误——疏远潜在的盟友，破坏国内外的信任，拒绝产权和可预测的法治。

我有信心。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我看到其他国家的觉醒，他们知道自己和美国一样不能回到过去。从布鲁塞尔到悉尼、到河内，我都听到过这种说法。

最重要的是，我有信心我们能够捍卫自由，因为自由本身具有美好的感召力。

请看那些高声要求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吧，当中共加强对这座骄傲的城市的控制时，他们挥舞的是美国国旗。

是的，确实有不同之处。跟苏联不同，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但是北京对我们的依赖比我们对他们的依赖更多。（掌声）

瞧，我拒绝这样的观念：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时代，某些陷阱是预先注定的，中共的霸权是未来。我们的方法不会因为美国正在衰落就注定失败。就像我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慕尼黑说的，自由世界仍在取胜。我们只需要相信这一点，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感到骄傲。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想要来到开放社会。他们来到这里学习，他们来到这里工作，他们来到这里为家人建立生活。他们并不渴望到中国定居。

时机已到。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这一时机是完美的。现在是自由国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国，也不应该如此。每个国家对如何保护自己的主权、经济繁荣和意识形态不受中国共产党的束缚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解。

但我呼吁每个国家的每位领导人都从重复美国已经在做的事做起——简单地坚持对等，坚持对中国共产党要求透明和负责。这群统治者绝非铁板一块。

这些简单的、强有力的标准将产生重大的结果。我们听任中共制定接触规则已经太久，但再也不会了。自由国家必须定下基调。我们必须遵循相同的原则进行运作。

我们必须在沙子上划下共同界线，它不会被中共的讨价还价或花言巧语侵蚀。实际上，这就是美国最近在做的事：当我们彻底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主张的时候，当我们敦促各国成为洁净国家以避免其公民私人信息落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时候。我们通过制定标准来做到这一点。

这确实很困难。对一些小国家来说很困难。他们害怕被枪打出头鸟。因此，有些国家简单地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在此时挺身而出，与我们站在一起。

事实上，有一个北约盟国在香港问题上就没有以它应有的立场站出来，因为他们担心北京会限制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译注：USNews的分析认为，蓬佩奥是在指责德国】。这种胆怯会导致历史性的失败，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我们不能重复过去这些年的错误。中国的挑战要求民主国家付出努力和精力——包括欧洲、非洲、南美洲，尤其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国家。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中共最终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的社会努力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如果我们现在屈膝投降，我们孩子的孩子将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摆布，而他们的行为是当今自由世界中的首要挑战。

习总书记并非命中注定要永远在中国内外实行暴政，除非我们允许他这么做。

现在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谈的不是遏制。不要上当。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复杂的新挑战。苏联当年是隔绝于自由世界之外的，而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的国界之内。

因此，我们不能独自面对这一挑战。联合国、北约、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我们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联合起来，肯定足以应付这一挑战——如果我们明确并勇敢地面对它。

也许是时候和志同道合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新集团了，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

我们有工具。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到。现在我们需要意愿。引用《圣经》的话，我要问是不是“我们的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不去改变，那共产主义中国一定会改变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做法舒适或方便就回到过去。

确保我们的自由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危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而美国正处在领导这一使命的最佳地位，因为我们的建国原则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正像我上周在费城肃立注目独立厅时所解释过的：我们的国家建立在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特定权利的基础之上。

确保这些权利是我们政府的职责。这是一个简单有力的真理。它使我们成为了全世界人民的自由灯塔，包括中国人民。

实际上，理查德·尼克松是对的，当他1967年写下“只有中国改变，世界才能安全”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听从他的话的时候了。

今天，危险显而易见。

今天，觉醒正在发生。

今天，自由世界必须做出回应。

我们绝不能走回头路。

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个人。

愿上帝保佑中国人民。

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人民。

谢谢大家。

（掌声）

休伊特先生：谢谢国务卿先生。请坐。我是图书馆馆长休·休伊特（Hugh Hewitt），在我听讲演的过程中，蓬佩奥国务卿热情地邀请大家提问。非常感谢国务卿先生能来到尼克松图书馆。

我的第一个问题与1972年总统访问中国的背景有关。您提到苏联当时陷入了孤立，但仍很危险。 1972年，他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与他们结成利益联盟，共同对付苏联。这么做成功了。

那么俄罗斯现在是否是美国的机会，我们可以诱使他们加入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公开斗争吗？

蓬佩奥国务卿：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源自俄中之间的天然关系，我们对此也可以做些什么。在某些地方我们需要与俄罗斯合作。我想今天——或者明天，我们的团队将和俄罗斯人进行一次战略对话，以期像里根当年那样制定下一代军备控制协议。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我们请过中国人参加。到目前为止，他们拒绝了。我们希望他们能改变主意。

在这些问题上——扩散问题、重大战略挑战等等——如果我们与俄罗斯一道努力，我深信我们可以让世界更安全。因此，我认为我们有与俄罗斯合作的空间，这不仅会给美国、而且会给全世界带来更可能的和平的结果。

休伊特先生：尼克松总统多年以来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私人关系。但这也可能导致错误。布什总统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错误判断就众所周知，他自己也承认过这一点。您多次会见过习主席。在您看来，就您与他个人的外交交往而言，我国是否可以与这位中共总书记进行透明、可靠的交往？

蓬佩奥国务卿：我参加的会面和总统参加的会面——我和总统一起参加的会面，都是很好、很坦诚的对话。他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他还以多种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去制度化，好使他获得更大的能力和权力。

但是，休，我认为思考这一问题的方式正如我今天所说的：要看行动。如何评估坐在桌子对面的对手呢？——如何能找到共识，取得进步，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最终并不是看他说的话，或者他们签署的协议，而是他们是不是准备履行他们的承诺。他们准备好履行承诺了吗？

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背弃了他们在香港问题上对世界的承诺，我们看到他们——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玫瑰园向奥巴马总统承诺他不会将南中国海军事化。而你现在去谷歌搜索一下“南中国海”和“武器”，你会看到另一个承诺破灭。

所以最终，从我的角度来看，观察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和领导方式比你有机会跟他们打电话或面谈时留下的印象要重要得多。

休伊特先生：国务卿先生，您说这篇讲话不是遏制，这一点我听得非常清楚。我读过之前奥布赖恩大使、雷局长和巴尔司法部长的三次讲话，现在又非常仔细地听了您的讲话。这不是遏制，但是相当全面、多维、无情、客观、坦率。在一个对微妙的主题并不习惯清楚地谈论的世界里，这么做是不是有危险？

蓬佩奥国务卿：我的经验——以及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他的商人生涯中的经验——是：最好的政策是永远坦诚，明确你的禁区，明确你真正感兴趣的地方，并明确你不感兴趣的地方，然后你们才能在某些地方彼此合作。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来自误解和沟通不畅，以及对你所关心的事情不够诚实，因为这样其他人就会进入这些空间，冲突就发生了。我认为如果领导人们都能对他们关心的事保持坦白，能开口谈论他们的国家为确保这些利益准备采取的行动，那么世界就要安全多了。只要你完全坦白，就能通过这些对话来降低风险。

所以——不，我不认为这么做很危险，我认为恰恰相反。

休伊特先生：您还说了——我相信这篇演讲将被称为“不信任但核查”的讲话——当您不信任但核查时，前提是仍然可能进行核查。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并进行核查，是吗？

蓬佩奥国务卿：是的，仍然可以这么做。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与之相关的一定程度的干涉性做好准备。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不允许国家内部透明，但以前也曾经这么做过。我们曾经——我们曾经与苏联达成了军备控制协议，而且进行了核查，这足以确保我们保护了美国利益。我相信我们可以再这么做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我是说，中国共产党有几百枚核弹头。这是非常危险的全球武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立场，找到一套共同的认识，以降低“世界终会有非常糟糕的一天”的风险，我们应该这样做，而这就需要达成协议并进行核查。

休伊特先生：现在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大使最近表示——可能是昨天，可能是今天早上，我是今天早上看到的，以下引述：“蓬佩奥国务卿说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好像党外还有一个中国一样。这是为了对抗，为了让外交变得不可能。作为美国首席外交官采取这一立场还真是夸张，除非他的目标是为了确保外交失败。”那是您的目标吗？

蓬佩奥国务卿：（笑声）啊，天哪。难以从头说起。我从这里开始吧：对中国人民做出这种断言有点自以为高人一等，断言他们不会自由思考，不是天赋人权的理性之人——我是说，他们也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没错。他们具有世界上任何人所具有的全部能力。因此我认为，要是认为我们应该多多少少忽略中国人的声音，那是错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党统治。因此我们将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来对待，我们需要进行对话。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忽视中国人民，对我们和中国人民都是耻辱。

休伊特先生：您引用的奥布赖恩大使的讲话中非常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听到这样的说法真是恍然隔世——它已经从我们的词汇中消失了。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媒体——是否需要重新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信念，因为中共真正相信它？

蓬佩奥国务卿：休，我对媒体发表评论总会遇到麻烦，所以我这么说吧：对于我们这些生活过、见识过、观察过的人来说，今天还存在其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我们看到他们相信——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社会应该如何互动有着自己的理解。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当然相信它。

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而且应该确保我们绝不会有一刻认为他们并不相信它。这就是奥布赖恩大使的演讲要表达的内容。这是事实——要承认他们相信它，并认识到我们的应对方式必须反映出我们对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理解。

休伊特先生：让我们不要谈美国媒体了，我想谈一谈中国媒体。至少可以说他们是侵略性的，现在则在侵略性地防御，比如说TikTok。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TikTok能够武器化吗？它是不是一个反映事情正在如何变化的例子？总体而言，中国媒体现在比我30年前第一次在图书馆里见到的大大增加了侵略性。您也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蓬佩奥国务卿：是的，他们非常具有侵略性。关于这件事可以谈两点，你刚刚灵机一动谈到的点。一点是我称之为的他们的技术媒体。我们不单独指出任何特定的公司，但我们对这些公司的看法是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们；我们关心的是确保我们保护属于你们每个人的信息——你们的健康记录，你们的脸（如果是面部识别软件的话），你们的地址。一切你想确保中国共产党得不到的信息，我们都有责任确保你所使用的系统不让他们进入。因此，无论我们是针对华为还是针对其他软件公司采取行动，美国的任务都是保护美国人民和他们的信息。

第二个方面涉及他们的——我称之为中国政府赞助的媒体及其虚假信息。你们应该知道——这也是我对美国媒体担心的——这些是国家资助的媒体组织，每天都会从中共那里获取消息。当美国机构捡起这些故事线并继续推进报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推广中国的宣传，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此明智地对待。

昨天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社论，其观点显然是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纽约时报》对此文直接转载，并没有加评论——尽管是发在观点栏，但仍是在扩散中国的宣传。当他们在同一家媒体上告诉阿肯色州的参议员，他们在该报上不能只谈论美国和美国的自由时，当然就毫无教益可言了。

休伊特先生：您提到了许多美国公司——特别提到了好莱坞——已经与中国经济深度纠缠。所以我不想谈软实力，而是想谈软绥靖。我最喜欢的一个运动员——勒布朗·詹姆斯面对中国的言论保持着沉默。而在最新的《壮志凌云》电影中，台湾和日本的标签都从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飞行员的夹克上取了下来。它们不会在《壮志凌云2》里出现，而它们在《壮志凌云1》里出现了。您对此会说些什么——不是对那些个人，而是对每个在聚光灯下的美国人，关于他们坦率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责任？

蓬佩奥国务卿：这是我们要问的：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你声称自己关心人权或社会正义或诸如此类，如果你认为这是你公司理念的一部分，那你就应该言行一致。而你不可能言行一致，如果你在中国开展业务，而没有谈到和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某些的所作所为，——那正在发生的压迫。瞧，每位商业领袖都得为自己做决定。他们必须能够接受自己做出的决定带来的后果。你已经指出了其中一些人。

我会简单地问这个问题：如果你经营着一家实体，而美国政府要告诉你有些事你不能做，比如在你的电影中添加某个特定符号或者在你的菜单上添加某个特定的名字——如果我们这么告诉你，你会说不，这不合适，实际上，这当然不合适。在我看来，如果你允许中共以这种方式限制你，你晚上恐怕很难安心回家。

休伊特先生：国务卿先生，还有两个问题。（掌声）天气实在很热，大家都在太阳底下晒了一阵子了。您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而且正如威尔逊州长说的——是第一名，所以这个问题对您来说可能比较难。但是我们和雅典一样，是个海军强国。美国是海军强国。而中国和斯巴达一样，是陆地强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我们国防开支的处理方式，把重点更多地放在投入海军资源上，而不是陆军资源上？

蓬佩奥国务卿：哦，对于一个陆军来说这真的很难。（笑声）

休伊特先生：我就知道。

蓬佩奥国务卿：你在逼死我。你看，我会让埃斯柏国防部长来解释细节，但我可以——这是我可以说的。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之初制定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时，我们第一次以一种与几十年来我们所做的本质上不同的方式认定了中国的性质——这不是出于党派偏见。

这很重要，因为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信号，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国防部，我们都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资源方向。所以，是的，你看到国防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都是巨大的转折。这些预算都是多年期的，需要一段时间调整。

但如果你看看埃斯柏部长和特朗普总统是如何定位我们的军事能力的——不仅是战术、作战和战略能力，还包括我们的网络能力、太空能力——如果你看看我们在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是如何考虑这一点并分配资源的，我想你会发现我们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不是说我们保护美国免遭恐怖主义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但我认为这种露出水面的大国挑战是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而且我们已经开始确保把你们的钱——我们拥有的纳税人资源——分配在实现美国安全的适当目的上。

休伊特先生：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与前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有关，他也曾经是陆军。他于1947年在您的母校哈佛大学发表过一次演讲，在讲话中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认识到世界正处于危机之中，并选一边站。他在那次著名的演讲中向他们保证：如果你在（听不清）欧洲选择美国一方，那么你可以信赖美国。

所以，您今天发出呼吁时，您针对的不仅是欧洲——欧洲是比较容易直言不讳的，虽然挪威发现直言不讳很难——也针对台湾、日本、越南以及所有国家——澳大利亚，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他们可以依靠美国吗，就像1947年反对苏联的人们可以依靠乔治·马歇尔的保证那样依靠美国？

蓬佩奥国务卿：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休。我唯一要说的是——“选一边”这种话对我来说确实有意义，但是我认为选一边并不是选择美国或选择中国。我认为所谓的边、分割——野球对垒泾渭分明的双方，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我认为这是我们要求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做出的决定。（掌声）

这里有个好消息。好消息是，美国确实经常在这些情况下扮演领导角色。就你的问题而言，他们需要知道美国会在那里。我已经见到潮流在转向。仅仅在我们政府执政的三年半中，我就看到其他国家减少了胆怯，更加为捍卫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做好了准备。我们不要求他们为美国这样做。我们要求他们为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民族这样做——为了自由和独立，为了保护他们的人民的权利。

当我们这样做，当我们告诉他们美国会在那里，我对此充满信心：只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这个世界最终会变成一个由基于规则的秩序统治的世界，美国人民的自由也将得到保障。

休伊特先生：国务卿先生，谢谢您今天能来参加活动。

蓬佩奥国务卿：谢谢。

休伊特先生：请与我一起感谢国务卿。（掌声）

蓬佩奥国务卿：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1] D. Moser, "A Fearful Asymmetry: Covid-19 and America's Information Deficit with China,"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8, no. 14, 2020.

【导读】

2020年7月16日，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发表了美国“新冷战”系列讲话的倒数第二篇。这篇讲话有两个看点：第一、对美国跨国公司实质上发出了威胁警告——“美国的企业领导人可能不认为自己是游说者。比如，你可能认为建立互惠关系只是与中国开展业务所必需的‘关系’（即影响力社交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但你应该警惕：你可能被利用了，而且你代表外国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会累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第二、对美国公司和大学发出了站队的要求——“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美国公司和大学可能会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而非美国机构。但他们应该记住，让他们成功的首要条件是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法治和美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所提供的安全感”。巴尔的这篇讲话让笔者想起了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著名的演讲《全面战争》。美国社会已经被动员起来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了，幻想跪下就可活的国人，可参见美国在二战后意图将德国变为纯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

原文链接见美国司法部网站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william-p-barr-delivers-remarks-china-policy-gerald-r-ford-presidential

【译文】

感谢安德鲁非常友好的介绍，也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在保护密歇根州西部地区人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我要感谢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博物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特别是馆长伊莱恩·迪迪埃（Elaine Didier）举办了今天的活动。我还要特别感谢福特总统基金会及其执行董事乔·卡尔瓦鲁索（Joe Calvaruso）。即使在平时，举办活动也可能成为一个挑战，而在这些日子里，我知道这更是尤其具有挑战性。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招待。我也感谢诸位广大来宾，感谢你们今天的光临。

我要谈到的内容将被证明是21世纪我国和全世界最重要的议题——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全球野心的回应。这让我深感荣幸。中共以铁腕统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古老文明之一。它企图利用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生产力和创造力来推翻基于规则建立的国际体系，让独裁主义安然存在于世间。美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将具有历史意义，并将决定是由美国和它自由民主的盟友们继续把握自己的命运，还是由中共及其独裁附庸们控制未来。

几星期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Robert O’Brien）谈到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他宣布：“美国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显得被动而天真的时代结束了。” [1]我对此完全同意。上星期，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Chris Wray）讲述了中共是如何通过邪恶的甚至非法的手段追求其野心的，这些手段包括工业间谍活动、盗窃、勒索、网络攻击和恶意干涉等[2]。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还将听到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讲话，他将总结美国和自由世界面临的威胁。我希望这些讲话能够激励美国人民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只要后者仍处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今天我们齐聚福特总统博物馆真是应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新接触始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杰拉尔德·福特已经在我国政府的最高层级中工作。三年后的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中国，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峰会。

中国会在冷战后崛起，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便在当时也有迹象表明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1972年，当时的众议院多数派领袖海尔·博格斯（Hale Boggs）和少数派领袖福特在他们的中国之行联合报告中写道：“如果她能设法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中国在下半个世纪可以作为十亿人民的一股自足的力量出现在世界上。……这一最后印象——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的这个事实——或许是我们的旅行留下的最生动的印象。当我们的小团队在那片无边无垠的土地上旅行时，这种巨龙苏醒万物皆惊的感觉让我们有了许多思考。”[3]已经快过去五十年了，这两位国会议员极富先见之明的思考已经成真。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显著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他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隐藏力量，等待时机。”[4]中国正是这么做的。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悄然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2%增长到了今天的近20%。按照一些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估计，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我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他把权力集中到了毛泽东独裁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程度，现在公开地讲中国正在“接近中心舞台”，“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并用“中国解决方案”取代了“美国梦”[5]。中国不再隐藏实力，也不再等待时机。从共产党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闪电战，这是一项极富侵略性的运动，经由精心策划，整个政府（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全体参加，目的是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出类拔萃的超级大国。这项运动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该政策提出中国要在机器人、信息技术创新、航空航天和电动汽车等高科技产业中取得统治地位。该计划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支持，并对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尽管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禁止国内产品配额，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仍为机器人和电信等行业的核心组件和基础材料设定了国内市场的份额目标（有时高达70%）。显然，中国不仅想要加入其他先进工业经济体的行列，还想要彻底取代它们。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由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型的最新版本。对全球市场中的美国公司而言，与中国进行自由而公平的竞争一直都是幻想。为了让竞争环境倾向于自己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政府完善了一系列掠夺性的、常常是不合法的策略：汇率操纵、关税、配额、国家主导的战略投资和收购、盗窃和强迫知识产权转让、国家补贴、倾销、网络攻击、间谍活动。在所有的联邦经济间谍诉讼中，约有80%的指控涉嫌有利于中国的行为，而在所有的商业秘密窃案中，约60%和中国有关。

中国还想在欧亚大陆、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贸易路线和基础设施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在南中国海（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会经过它），中国对几乎整个水域提出了扩张性的而且从历史来看可疑的主权宣称，他们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在南海修建了人工岛屿，部署了军事力量作为前哨站，并骚扰邻国的船只和渔船。

另一个将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广为传播的野心勃勃的项目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尽管被宣称为“外国援助”，但事实上这些投资看起来是设计得用于满足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国内经济需求。比如说，中国被批评为增加穷国债务，拒绝重新谈判条款，然后控制基础设施本身，就像他们2017年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做的。这已经无异于一种现代殖民主义了。

与之相伴的是中国计划通过“数字丝绸之路”计划主导全世界的数字基础设施。我之前也曾详细谈到过让全世界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建立下一代全球电信网络（5G）的巨大风险。而或许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其他前沿领域超越美国的努力。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等创新，人工智能让机器能够模仿人类行为，如人脸识别、口语解释、车辆驾驶、下国际象棋甚至更为复杂的中国战略游戏——围棋等。人工智能早就超过了国际象棋世界大师。但2016年，谷歌子公司开发的程序AlphaGo在韩国举行的一场比赛中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增加了。次年，北京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一份到2030年时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蓝图。无论哪个国家崛起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者，都不仅能释放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还将释放出巨大的军事潜力，例如用计算机视觉来收集情报。

中国对技术领先地位的追求还包括其垄断稀土材料的计划，稀土材料在电子消费品、电动汽车、医疗设备和军事硬件等行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数据，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在稀土生产方面都居世界首位[6]。“在那以后，生产几乎全部转移到了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宽松的环境法规[7]。

美国现在这些材料完全依赖中国，这是非常危险的。总体而言，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供应国，约占美国进口量的80%。这种依赖的风险真实存在。比如在2010年的钓鱼岛事件后，北京削减了对日本的稀土材料出口。他们同样可以对我们这么做。

中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进步表明，中国的掠夺性经济政策正在取得成功。一百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这让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民主军火库”。而在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了美国，他们现在成了全世界的“独裁军火库”。

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的才智和勤奋。同时，任何人都不应怀疑是美国使中国迅速的崛起成为可能。中国从美国援助和贸易的自由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1980年，美国国会授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1990年代，美国公司大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贸易关系永久正常化。今天，美中的贸易总额约为7000亿美元。

去年，《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最大的公司如何让中国再次伟大》的封面故事[8]。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如何以市场准入承诺吸引美国企业，在从美国的投资和专有技术中获利后又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敌对的。中国利用关税和配额向美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放弃技术并与中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监管机构随后便会用持有许可证之类的策略歧视美国公司。但很少有公司——哪怕是《财富》 500强企业——愿意提出正式的贸易投诉，他们都担心激怒北京。

就像美国公司已经依赖于中国市场一样，整个美国现在也依赖中国提供许多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敦促人们看清了这种依赖性。举个例子，中国是某些防护设备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比如口罩和防护服。三月，病毒蔓延到了全世界，中国却自己囤积着口罩，阻止制造商——包括美国制造商——将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国家。随后它便尝试将这种短缺用于宣传目的：发送数量有限的——常常是有缺陷的——防护设备，并要求外国领导人公开对北京致谢。

中国在世界医疗品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不仅限于口罩和防护服。它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医疗设备供应商，同时还歧视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医疗公司。中国政府将外国公司作为目标，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审查，指示中国医院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并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中国建厂，以便更容易地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美国的医疗设备制造商正在有效地“给自己制造竞争对手”[9]。

美国在其他重要部门也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尤其是医药行业。美国在制药领域仍然全球领先，但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简称API）制造商。正如一名国防卫生局的官员指出的：“如果中国决定限制（向美国）出口原料药，”“可能会导致美国民用和军用药品的严重短缺。” [10]

为了在制药业占据领导地位，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战术手册和损害其他美国产业所用的一般无二。2008年，中国将制药业定为“高附加值产额”，并通过补贴和出口退税推动了中国公司的发展[11]，同时系统性地掠夺美国公司。众所周知，美国公司在中国医疗保健市场上面临的障碍包括药品审批延迟、不公平的价格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和假冒药等。在制药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在美中两国都曾被抓住盗窃商业机密。而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针对美国的学术医疗中心和医疗保健公司进行网络间谍活动和黑客攻击。

实际上，中国黑客已经将美国大学和公司作为攻击目标，以窃取与冠状病毒治疗和疫苗相关的知识产权，有时甚至会扰乱我们研究人员的工作。北京已经被发现掩盖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来一场公关大逆转，希望可以宣称医学突破的荣誉。

所有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中国统治者的最终野心不是与美国进行贸易，而是掠夺美国。如果你是一位美国商业领袖，那么对中国绥靖让步可能会带来短期回报，但他们的目标最终是取代你。正如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所述：“外国公司相信，大量的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共享和关键技术转让会让中国市场不断开放，但这种信念正在被董事会所谓‘在中国，双赢意味着中国赢两次’的玩笑所取代。”[12]

尽管美国人希望贸易和投资能够让中国的政治体系逐渐自由化，但该政权的基本特征从未改变。他们对香港的残酷镇压再次表明，今天的中国并不比1989年的中国更接近民主——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坦克直接面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中国仍是一党专制的集权国家，共产党拥有绝对的权力，不受民众选举、法治或独立司法机构的约束。中共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监视，为他们分配社会信用分数，雇用大量政府审查员，对持不同政见者施加酷刑，迫害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一百万被拘禁在洗脑劳教营中的维吾尔人。

如果中国发生的一切仅限于中国，那已经十分糟糕了。但美国没能改变中国，相反，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改变美国。正如本届政府的中国战略所承认的：“中共强迫意识形态服从的运动并没有止于中国国境。” [13]相反，中共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美国——扩大其影响力。

为了获得短期利润，美国公司常常屈服于这种影响——甚至以牺牲美国的自由和开放为代价。可悲的是，美国公司屈服于北京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好莱坞为例。好莱坞的演员、制片人和导演都以歌颂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美国人民都会听到关于我国不符合好莱坞的社会正义理想的演讲。但现在好莱坞会定期审查自己的电影，来讨好全世界最强大的人权侵犯者——中国共产党。这种审查不仅限于在中国发行的电影版本，还包括许多在美国影院向美国观众放映的电影。

比如，热门电影《僵尸世界大战》描述的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僵尸末日。据称该电影的原始版本中有一个场景，其中的人物推测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在原著小说中，零号病人是一个重庆男孩。）但据称，派拉蒙影业公司通知制片人删除电影中对中国的提法，以期与中国达成发行协议。但这一协议从未达成。

在漫威大片《奇异博士》中，制片人将漫画中的重要人物——藏族僧侣“古一大师”的国籍从藏族改为了凯尔特族。当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时，一位编剧解释说：“如果你承认西藏是一个国家，他是西藏人，就要冒险得罪十亿人口。” [14]他随后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说：“因为你们决定涉及政治，我们决定不放映你们的电影。” [15]

以上只是好莱坞的许多影片为了适应中共宣传而进行各种修改的例子当中的两个。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在讲话中给出了更多的例子。但还有更多脚本可能从未得见天日，因为剧作家和制作人懂得甚至不要去测试极限。中国政府的审查员无需多说，好莱坞便会为他们工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宣传成果。

电影业顺从于中共的故事听来并不陌生。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控制着这个利润巨大的市场的准入渠道——一方面对美国电影实行配额制（这违反了中国的入世义务），一方面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好莱坞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的资金进行运营。2018年，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的电影占到了美国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这一数字仅为3.8%。

但从长远来看，与其他美国行业一样，中国对与好莱坞合作的兴趣不大，他们更多是选择好莱坞，并最终以本土作品取代好莱坞。要做到这一点，中共采取的还是其一贯的作案手法：通过对美国电影实行配额制向好莱坞施压，要求它们与中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这样中国公司就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专门知识。正如一位中国电影业高管最近所说的：“我们学到的一切都是从好莱坞学到的。” [16]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国票房最高的10部电影中有8部是在中国制作的。

好莱坞绝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唯命是从的行业，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也纷纷屈服在中国的影响力之下。

2000年美中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时，克林顿总统称新世纪将是“通过手机和电缆调制解调器传播自由的世纪” [17]。实际上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思科等美国公司帮助共产党建立了“防火长城（GFW）”——全世界最复杂的互联网监视和审查系统。

这些年间，谷歌、微软、雅虎、苹果等公司均已表明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意愿。比如最近，在中国政府抱怨对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报道后，苹果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中删除了新闻应用Quartz。它还删除了可以让用户绕过防火长城的虚拟专用网络（VPN）应用程序，并从其中国音乐商店里删除了歌颂民主的歌曲。同时，该公司宣布会将部分云端数据转移到在中国的服务器上，而不管人们担心此举可能会让中共更轻松地访问存储在云端的电子邮件、文本消息和其他用户信息。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利用公开报复威胁和市场禁入等手段来施加影响，而最近还加强了幕后手段，以培养和胁迫美国企业高管进一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些手段贻害更深，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公众视野。

随着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失去信誉，我国司法部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及其代理人与我国公司领导人接触，诱使他们拥护中共所偏好的政策和行动。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思路却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国有着经济利益，他们对中国要求的回应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好（或更糟）。私下对美国公司领导人施压或求助以推动某些政策（或某些政客）的做法对我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因为躲在美国人的声音背后可以让中国政府增加影响力，并在亲政权政策上摆出一副“友好的面孔”。比起从外国人口里听到的，立法者或政策制定者显然更倾向于从美国同胞选民口里听到的话。中国掩盖了他们对我们政治进程的参与，从而避免了万一其游说活动被曝光将导致承担的公众抗议的责任。

美国的企业领导人可能不认为自己是游说者。比如，你可能认为建立互惠关系只是与中国开展业务所必需的“关系”（即影响力社交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但你应该警惕：你可能被利用了，而且你代表外国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会累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简称FARA）。FARA并不禁止任何言论或行为，但它确实要求充当外国委托人“代理人”的人在司法部注册，以公开披露这种关系及其政治或其他活动，这样听众在评价其演讲可信程度时就可以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18]。

这些要求的设立并不是为了扼杀自由表达权，这一权利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它们的设立是为了确保美国公众及立法者能够辨别公众关注的言论的真正来源。

当然，我谈到中国关注美国商业领袖并不意味着这些领袖是中国影响力行动的唯一目标。中国共产党还企图渗透、审查和选择美国的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比如说，有几十所美国大学开设了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它们被指控强迫主办大学对北京认为有争议的话题压制讨论或取消活动。大学必须彼此相互支持，必须拒绝让中共决定其研究方向或压制异议，必须支持想要发表意见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必须考虑以牺牲学术诚信或学术自由为代价来满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美国公司和大学可能会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而非美国机构。但他们应该记住，让他们成功的首要条件是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法治和美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所提供的安全感。

全球化并不总是指向更自由的方向。一个按照共产主义中国的鼓声节奏行进的世界，对于依赖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思想交流的机构并不友好。

曾经有一个时期，美国公司明白这一点。他们把自己看作美国人，并自豪地捍卫了美国的价值观。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标志性的美国公司迪士尼为政府制作了几十部公共宣传片，包括教美国水手航行策略的教学视频。在二战期间，迪士尼超过90%的员工都致力于制作培训视频和公共宣传片。为了提高美军士气，迪士尼还设计了用于美军和盟军的飞机、卡车、飞行夹克和其他军事装备上的徽章。

我怀疑沃尔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建立的公司是如何应对当今的外国独裁统治时，会深感失望。迪士尼曾在1997年拍摄了电影《活佛传》（英文名Kundun），讲述中国对达赖喇嘛的压迫，中共反对该项目，向迪士尼施压要求放弃它。但最终迪士尼认定他们不能让外国势力决定自己能否在美国发行电影。

但那一刻的勇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中共禁止在中国发行所有迪士尼电影后，迪士尼极力游说以重获发行权。公司首席执行官为《活佛传》道歉，称它是个“愚蠢的错误”[19]。随后，迪斯尼为了对中国献殷勤，在上海开设了价值55亿美元的主题公园。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迪斯尼同意让中国政府官员担任乐园的管理职务。公园的11000名全职员工中有300名共产党员。据称，他们会在办公桌上摆放镰刀锤子的党徽，并在工作时间参加党的报告活动。

迪士尼和其他美国公司一样，最终可能会从亲身教训中学到损害原则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在上海开设主题乐园后不久，几百英里外突然就冒出了一个中国人的主题公园，据新闻报道称，公园中的人物形象看起来很像白雪公主和其他的迪斯尼标志人物。

美国公司必须了解这些风险。中国共产党是以数十年、数百年为时间单位进行思考的，而我们总是关注下季度的收益报告。但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国公司继续屈从于北京，他们面临的风险就不仅包括失去自己未来的竞争力和繁荣发展，还可能失去让它们蓬勃发展的古典自由主义秩序。

冷战期间，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后来的鲍威尔大法官）向美国商会发送过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指出自由企业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并敦促美国公司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护它。“时机已到。”他这样写道，“事实上，时机早就到了——美国企业的智慧、独创性和才智应该列起队来，反对那些将要毁灭它的人。” [20]

今天也是一样。美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不仅针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针对我们的生命本身和谋生手段。而他们还将继续不断地呼吁我们的企业绥靖。

如果少数公司害怕站出来，那团结就是力量。正如鲍威尔大法官所说：“力量在于组织，在于认真的长期计划和实施，在于在无限长的时间里的行动一致性，在于只能通过共同努力获得的资金规模，在于只能通过共同努力和全国组织获得的政治权力。” [21] 尽管美国科技公司多年来一直默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他们的侵害，但他们最终可能会通过集体行动找到勇气。据报道，继中国最近在在香港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后，包括脸书、谷歌、推特、Zoom和领英在内的许多大型科技公司宣布将暂停服从政府对用户数据的要求。一如既往，共产党官员威胁要监禁不服从的公司员工。我们将看看这些公司是否能保持坚定。我希望他们能做到。如果他们团结奋战，就将为其他美国公司抵抗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提供一个值得借鉴的榜样。

中共在遍及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诸多触角上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以便利用我们机构的开放性来摧毁它们。为了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自由繁荣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自己版本的全社会性方法，其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保持它们本质上的隔离，但会共同努力，抵抗统治，赢得争夺全球经济制高点的竞争。美国曾做到过这一点。如果我们重燃对国家、对彼此的爱与奉献，我相信我们——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通过共同努力——会再次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自由取决于它。

[1] Robert C. O’Brie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and Global Ambitions,” June 24,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chinese-communist-partys-ideology-global-ambitions.

[2] Christopher A. Wray, Director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7, 2020, https://www.fbi.gov/news/speeches/the-threat-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n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to-the-economic-and-national-security-of-the-united-states.

[3] Hale Boggs & Gerald R. Ford, “Impressions of the New China,” H.R. Doc. No. 92-337, at 3 (1972), https://www.fordlibrarymuseum.gov/library/document/0358/035800376.pdf.

[4] Evan Osnos,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 January 1, 2018,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1/08/making-china-great-again.

[5] Id.; Department of Justice,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P. Barr Deliver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 February 6, 2020,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william-p-barr-delivers-keynote-address-department-justices-china.

[6] Valerie Bailey Grasso, “Rare Earth Elements in National Defense: Background, Oversight Issues, and Options for Congress,” at 1 (2013), https://fas.org/sgp/crs/natsec/R41744.pdf.

[7] Id.

[8] Bill Powell, “How America’s Biggest Companies Made China Great Again,” June 24, 2019, https://www.newsweek.com/how-americas-biggest-companies-made-china-great-again-1445325.

[9] Rosemary Gibson et al., “China Rx: Exposing the Risks of America’s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Medicine,” at 124 (2018).

[10] Hearing Exploring the Growing U.S. Reliance on China’s Biotech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 116 Cong., at 25 (2019) (written testimony of Christopher Priest, Principal Deputy, Deputy Assistant Director, Healthcare Operations Defense Health Agency),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0/July%2031,%202019%20Hearing%20Transcript.pdf.

[11]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 “2019 Report to Congress,” 116 Cong., at 253 (2019),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1/2019%20Annual%20Report%20to%20Congress.pdf.

[12] James McGregor, “China’s Drive for ‘Indigenous Innovation’—A Web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t 6 (2010), 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iles/100728chinareport_0_0.pdf.

[13]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5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14] Edward Wong, “‘Doctor Strange’ Writer Explains Casting of Tilda Swinton as Tibetan,” April 26,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27/world/asia/china-doctor-strange-tibet.html.

[15] Id.

[16] Sean O’Connor & Nicholas Armstrong, Esq., “Directed by Hollywood, Edited by China: How China’s Censorship and Influence Affect Films Worldwide,” at 6 (2015),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irected%20by%20Hollywood%20Edited%20by%20China.pdf.

[17] James Griffiths,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How to Build and Control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the Internet,” at 42 (2019).

[18]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Scope of Agency Under FARA,” May 2020, https://www.justice.gov/nsd-fara/page/file/1279836/download.

[19] David Barboza & Brooks Barnes, “How China Won the Keys to Disney’s Magic Kingdom,” June 14,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6/15/business/international/china-disney.html.

[20] Lewis F. Powell, Jr., “Attack on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 System,” at 9 (August 23, 1971),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assets/usa-courts-secrecy-lobbyist/powell-memo.pdf.

[21] Id. at 11.

【说明】本文已通过微信公众号“风云之声”首发。为了系列的完整性，在此重发。

【导读】

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近日给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发出公开信，谴责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包括将他们监禁于集中营，并对穆斯林妇女实行绝育。信中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威胁中国必须改弦更张，接受国际调查，否则将面临“永恒的耻辱”。观察者网曾对信中的所谓“指控”有所报道（《刘晓明：这段“新疆视频”你给我看过好几遍了，却说不出来源》 [1]）。笔者翻译这封公开信，试图与读者共商榷：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是真的不知道，中国在新疆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和纳粹德国的种族迫害是完全的风马牛不相及吗？英国犹太人组织的这一表态，是仅仅代表他们自己的孤立行动，还是意味着遍布世界的犹太人组织的一种协调立场？

本文原文见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官网链接：

https://www.bod.org.uk/wp-content/uploads/2020/07/Letter-from-President-Marie-van-der-Zyl-to-His-Excellency-Mr.-Liu-Xiaoming.pdf

【正文】

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

致

刘晓明先生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波特兰大街31号

伦敦

W1B 1QD

2020年7月20日

阁下，

今年，我们纪念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结束75周年。每年1月27日，即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周年纪念日，全世界都会记起一个全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曾是如何在其国内对某个宗教和种族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严肃关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待遇。今年早些时候，为了强调这一问题，我们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穆斯林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我们也经由外交部就此问题进行了多次干预。

所有观看了昨天播放的有您出镜的BBC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节目片段的人都会注意到今天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件与75年前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件之间的相似之处：人们被强行装上火车；剪掉宗教人士的胡须；妇女被绝育；集中营阴森恐怖。

德国为它对犹太人民的迫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身上深深烙上了历史的罪恶，75年来，德国领导人和代表无不竭尽所能来弥补先人的罪过。德国在其首都的市中心建起了一处感人至深的纪念碑来纪念这场暴行，在全国各地的铺路石上也都标记有被抓走、被杀害的人的名字。

中国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知道，尽管它有着几千年的骄傲文化，但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着其他国家的迫害和屈辱。然而，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最近几十年来已经使几亿人脱贫致富，并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据了它应有的领导地位。但是，如果中国不能吸取历史教训，就有可能浪费它的成就，破坏它的功绩。世界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任何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种族灭绝行径。

大使先生，我们今天敦促中国释放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使其免受任何种族和宗教的压迫；我们呼吁打开集中营的大门，进行全面而公正的国际调查；我们呼吁对任何侵犯人权的人采取行动，确保受害者及其家属得到正义。这必须立即开始。

世界都在注视。历史之手已经蓄势待发。面对未来，中国可以在伟大的光荣与永恒的耻辱之间做出选择。请让它选择前者。

您诚挚的，

玛丽·范·德·泽尔 （Marie van der Zyl）

主席

参考文献

[1] 观察者网, "刘晓明：这段“新疆视频”你给我看过好几遍了，却说不出来源," 21 7 2020. [Online]. Available: https://www.guancha.cn/LiuXiaoMing/2020_07_21_558365.shtml.

【导读】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善于用谎言蛊惑人心，“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源于他们需要以一个小岛的有限人力资源，统治广大的地域和巨量的殖民地人口的现实需求。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擅长制造种种借口，发动对他国的掠夺性战争，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设置“美国陷阱”强行收购法国工业明珠阿尔斯通，乃至最近的围剿华为、强买抖音，都是一脉相承。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为了应对其统治危机，“抹黑中国、隐瞒真相，是美国当权派唯一的选择” (罗思义, 2020)。另一方面，美国普通民众经过几十年“快乐教育”后所形成的智识低下，也给统治精英操纵民意留下了足够空间。2019年的彭斯讲话，今年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长雷、司法部长巴尔、国务卿蓬佩奥等一系列高官的讲话，中国普通人往往将之当作狂人妄语，而低估了美国普通人真心相信他们的谎言、并由此敌视中国的可能性。美国联邦调查局长雷的这篇讲话，要害是要切断中美技术交流、尤其是人员交流的途径。“按照千人计划审查抓人”并非是疯人狂想，而是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本文原文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官网：

https://www.fbi.gov/news/speeches/the-threat-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n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to-the-economic-and-national-security-of-the-united-states

【正文】

图1：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于2020年7月7日在华盛顿特区哈德森学院举行的视频活动中讨论了中国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早上好。我知道举办这样的活动极富挑战性，特别是在当前的状况下，因此，我感谢哈德森学院今天为我们举办了这一活动。

对我国信息、知识产权和经济活力最大的长期威胁，是来自中国的反情报和经济间谍威胁。这威胁到了我国的经济安全，并进而威胁到国家安全。

正如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在最近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不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闭目塞听——今天，考虑到中国威胁的重要性，我会披露大量有关细节，其数目远超联邦调查局在任何公开论坛上展示过的细节。这一威胁极其严重，司法部长和国务卿也将在未来几周内谈到其中的许多问题。但如果你认为它们仅仅是情报问题或政府问题，或者只是对大公司有点麻烦，他们能照顾好自己，——你可能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受害者正是美国人民——中国盗窃行动的规模是如此之大，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转移行动。

如果你是一位美国成年人，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已经窃取了你的个人数据。

2017年，中国军方阴谋黑进了艾可飞（Equifax），窃取了1.5亿美国人的个人敏感信息——这是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口和绝大多数美国成年人——而且我马上就会谈到，这并不是一次单一事件。

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有我们的数据——还包括我们的健康、生计和安全。

现在联邦调查局平均每10小时就要新开一宗与中国有关的反情报案件调查。而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的近5000例联调局反情报案件中，几乎一半都与中国有关。就在此时此刻，中国还在尽力贬损正在进行新冠病毒基础研究的的美国医疗保健组织、制药公司和学术机构。

但在我继续演讲之前，请让我明确一点：我指的不是中国人民，当然更不是华裔美国人。美国每年都会迎接超过10万名中国学生和研究者进入美国。一代代人从中国来到美国，为自己和家人争取自由福祉——而我们的社会也因他们的贡献而变得更美好。因此，当我谈到中国威胁时，我指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要了解这一威胁和我们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应对它，美国人民就需要记住三件事。

第一：我们需要对中国政府的野心范围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即共产党——坚信，经过代代相传的斗争，可以超越我国，在经济和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已经足够令人警醒的了。但他们发动这场斗争的办法，不是通过合法创新，不是通过公平和合法的竞争，也不是赋予他们的公民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创造性，这些我们在美国珍视的东西。正相反，中国在举全国之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

美国人民需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是，中国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技术——从网络入侵到贿赂可靠的内部人员，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甚至会公然进行物理盗窃。他们开创了一种扩张性的方法，即通过各种各样的参与者来窃取创新——不仅包括中国情报部门，还包括国有企业、表面上的私营公司、某些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以及各种各样为他们工作的参与者。

经济间谍

中国意识到，为了实现目标、超越美国，需要在尖端技术领域做出飞跃。但可悲的事实是，中国没有走艰苦的创新道路，反而经常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再利用它与遭盗窃的美国公司进行竞争——相当于作弊了两次。他们瞄准的是所有研究领域，从军事装备到风力涡轮机再到大米和玉米种子。

[译注：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各种原因，我们的内部宣传曾一度大力否认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普通工农大众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化所作的各种自主创新。而这恰好为敌对势力所利用，“改开前中国一穷二白，托了改开的福，本质上是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恩赐，中国才有了今天”。这是笔者阅读西方媒体耳熟能详的宣传套路，这个套路也不乏中国内部各路人马有意无意的应和。正是因为普通美国人真心相信这种说法，他们才会认为中国靠努力工作、乃至出卖血汗和资源获得的财富，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转移行动”，他们才会认为中国离了美国的技术就不堪一击，他们才会全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反华政策。2019年美国政府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时候，就有美国顶级资产管理公司的大牌基金经理放言：“华为完了！”——如果中国的技术都是偷美国的，那岂不正是美国一制裁、中国就完蛋么？

“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八十年代以来在民族宗教上的乱政正在逐步纠正。文教宣传领域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还原中国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的历史真相。他的最新著作是《新火》，破解了中国高铁、核电、液晶面板、数控机床的发展之谜。风云之声有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MZ4tLwxRHtQO4GFOlPq45Q）节选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路风：中国核电崛起之谜——“华龙一号”的技术从何而来？》 (路风, 2020)。中国科研人员的坚持与不易，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通过像所谓的“千人计划”这样人才招聘计划，中国政府企图诱使科学家将我国的知识和创新秘密地带回中国——哪怕这意味着窃取专利信息或违反我们的出口管制和利益冲突规定。

以科学家谭宏进为例，他是中国公民暨美国合法永久居民。他申请了中国的“千人计划”，并从前雇主——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石油公司——那里窃取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秘密，他被我们抓获了，几个月前被判刑并入狱。

或者以德克萨斯州的科学家石山为例，他也是今年早些时候被判刑入狱的。石山窃取了有关复合泡沫塑料的商业秘密——一种在潜艇上使用的重要海军技术。石山也申请了中国的“千人计划”，并特别承诺要“消化”和“吸收”美国的相关技术。他是代表中国国有企业进行盗窃的，这些企业计划最终让这家美国公司倒闭并接管其市场。

这些计划更不堪入目、更令人震惊的一方面在于，阴谋者会用他们窃取的制造工艺在中国申请专利，然后再用这些技术与被盗的美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我们说的这家美国公司花费了数年时间和数百万美元来开发这项技术，中国无法复制它——因此就花钱窃取了它。

就在两星期前，张浩因涉嫌经济间谍、盗窃商业机密和从两家美国公司阴谋窃取有关无线设备的专利信息被判有罪。其中一家公司开发张浩所窃取的技术花了足足20多年时间。

这些案件只是联邦调查局对中国实际和企图窃取美国技术进行的1000多项调查中的沧海一粟——更不用说正在进行的1000多项涉及中国的其他类型的反情报调查了。我们全部56个分局都在进行此类调查。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发现涉及中国的经济间谍案件增加了约1300%。

赌注再高不过了，这对美国企业和整体经济的潜在伤害几乎难以估量。

秘密行动

正如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在6月份的讲话中谈到的，中国政府也在大量利用黑客手段窃取我们的公司数据和个人数据——而且同时利用了军队黑客和非政府黑客进行窃取。我刚才提到的艾可飞入侵事件导致了中国军人被起诉，而这并不是中国唯一一次大量窃取美国公众的个人敏感信息。

比如说，你们中是否有人是在安联（Anthem）或其相关保险公司购买健康保险的？2015年，中国黑客窃取了该公司现有客户和前客户共计8000万人的个人数据。

也许你是联邦雇员——或者曾经是联邦雇员，或者曾经申请过政府工作，或者家人或室友申请过政府工作。唔， 2014年，中国黑客从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窃取了超过2100万条记录。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中国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世界领军者是当务之急，这些盗窃直接有助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此外，中国窃取的数据在筛选秘密情报收集人员方面有着明显的价值，这就让威胁变得更严重了。在这一方面，中国正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就是美国人民用于保持联系和找工作的那些平台——来识别有权接触到我国政府敏感信息的人，然后针对这些人窃取这些信息。

随便举个例子，一位中国情报人员在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冒充猎头，他最近向一位美国公民提供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额换取所谓的“咨询”服务。这听起来人畜无害，但你随后便意识到，那些“咨询”服务与他的美国目标作为军事情报专家可以获取的敏感信息密切相关。

这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位美国公民做了正确的事，报告了这一可疑的接触，联邦调查局和武装部队一起接了手。我真希望我可以说所有故事都有这样的结局。

对学术界的威胁

学术界也有着类似的令人担忧的故事。

通过我刚才提到的“千人计划”等人才招聘计划，中国付钱给美国大学的科学家，让他们秘密地把我们的知识和创新带回中国——也包括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宝贵研究。坦率地说，这意味着美国纳税人实际上正在为中国的技术发展买单。然后中国会用这些采取不义手段获得的技术削弱美国的研究机构和公司，减缓美国的进步速度，让美国人民失去工作机会。我们看到的这类案件已经越来越多。

[译注：美国18世纪的工业化起步所依赖的纺织机技术，来自于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斯莱特本是英国人，在为当时英国工业的一个先驱作学徒的时候，偷窃了纺织工厂的机器设计并将之带到了美国。所以他在英国的绰号是“叛徒斯莱特”。此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依靠技术改良，美国人在基础科学上并没有作出什么突出贡献。直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的顶尖科技人才流入美国，才使得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全面跃进。欧美在历史上的技术进步，通常是先剽窃先进国家，在自己发展起来以后才开始注重保护知识产权。比如德国剽窃英国的机械技术，瑞士又剽窃德国的化工和制药技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张夏准博士，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张夏准, 2007)一书中，对西方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真实历史做过详述。

当前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合理合法的技术和人才交流，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雷在这篇演讲中提及的案例，至少包含三种情况：故意盗窃商业机密的、瞒报额外收入的、被栽赃诬陷的。比较客观的做法应该是就事论事，区分对待。将三种情况混为一谈并以偏概全地夸大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的确是一种厉害的话术。这让笔者回忆起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用讲故事的手法、将特例作为普适真理推销给天真的年轻学子的套路：“2+3=5，所以两个素数的和必然还是一个素数”。“修辞学”（rhetoric）也可以译作“花言巧语”，是西方精英自古以来就必须学习的技能，这对习惯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巧言令色鲜矣仁”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需要理解的文化差异——换言之，西方社会生活中，“话术”无所不在，越是私立学校出来的精英人士，在这方面越是经验丰富。]

图2：“叛徒斯莱特”

仅在五月份，我们就逮捕了曾任克利夫兰诊所分子医学和心血管疾病遗传学研究员的王擎和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进行研究的阿肯色大学科学家洪思忠。据称两人都涉嫌欺诈：他们在接受数百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基金的同时隐瞒了自己参加中国人才招聘计划的事实。

同样在五月，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江认了罪，承认自己提交了虚假的纳税申报表，没有报告通过千人计划获得的收入。我们的调查发现，李晓江在埃默里研究亨廷顿舞蹈症期间从中国获得了50万美元的未申报基金。

与此类似，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在上个月因就参与千人计划一事对联邦政府做出虚假陈述而被起诉。美国称利伯向哈佛大学和美国卫生研究院隐瞒了自己在一所中国大学担任战略科学家的事实，此外还隐瞒了中国政府通过武汉理工大学向他支付每月5万美元津贴、总计超过15万美元生活费，以及超过150万美元用于在中国建立实验室的基金的事实。

恶意的对外影响

还有更多。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用于操纵美国人的另一个工具是我们所谓的恶意的对外影响。

传统的对外影响是正常的合法外交活动，通常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但恶意的对外影响是颠覆性的、不可明言的、犯罪或胁迫性的行动，它们会动摇我们的政府政策，扭曲我国的公共言论，破坏人们对我国民主进程和价值的信心。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高度复杂的恶意的对外影响运动，方法包括贿赂、勒索和秘密交易。中国外交官还利用公开的赤裸裸的经济压力和看似独立的中间人来推进中国对美国官员的倾向性。

仅举一个太过常见的例子：我们假设中国听到风声，得知某些美国官员正计划前往台湾——比如说是一位州长，一位州参议员，一位国会议员。中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因为这种旅行会让台湾独立于中国的状况显得合法化——而让台湾合法化当然违背了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中国会怎么做呢？中国对这位美国官员的选民具有影响力——美国公司、学者和媒体都有着合法的、可以理解的原因，想要接触到中国合作伙伴，进入中国市场。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本性，中国对这些合作伙伴和市场有着巨大的权力。因此中国有时会企图公开地、直接地影响美国官员。中国可能会公开警告说，如果该美国官员继续前往台湾，中国将拒绝为某家来自该官员的州的公司颁发中国生产许可证，并要求其撤出中国。这在经济上对这家公司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它会直接对这位美国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变旅行计划，而该官员会知道中国正企图干涉他。

这已经够糟了，但中国共产党的行径常常不止于此；如果它想继续掌权，就不能止步于此——因此它会更恶劣地利用其影响力。如果中国直接公开的干涉活动不能奏效，它们有时也会转向间接、隐秘、具有欺骗性的干涉活动。

我们继续用中共不喜欢的那位美国官员的旅行计划来说明，中国将不遗余力地找出最接近这位官员的人——即这位官员最信任的人，然后会尽力影响他们代表中国行事，作为中间人来影响这位官员。被选中的中间人会私下对官员讲悄悄话，企图改变官员的旅行计划和他对中国政策的公开立场。当然，这些中间人不会告诉这位美国官员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爪牙——更糟糕的是，某些中间人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被当做了爪牙，因为他们也是被骗的。

总而言之，中国会毫不犹豫地用各种镜花水月的欺骗手段来影响美国人。

同样地，如果学者和记者想要进入中国，中国通常会迫使他们进行自我审查。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美国媒体和体育巨星施压，要求他们无视中国对香港和台湾的野心，或者压制对此的批评的。这种情况正在美国各地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我还要指出一点，遗憾的是，疫情对此事并没有任何遏制作用——实际上，我们从联邦、州乃至地方官员那里听说的是中国外交官都在积极敦促他们赞同中国对新冠危机的应对。是的，这种情况在联邦和州两级都在出现。不久前，我们有一位州参议员甚至还被要求提出一项动议，以支持中国对疫情的应对。

这里的重点在于：所有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压力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决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美国人发现自己处处受制于中国共产党。

对法治的威胁

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明目张胆地违反着完善的社会规范和法治。

201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主导开展了一项名为“猎狐”的行动。现在中国将“猎狐”定义为某种全球反腐败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猎狐是习近平总书记将被他视为威胁的世界各地的中国公民一网打尽的行动。我们指的是他的政治对手、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他们试图揭露中国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

中国瞄准的猎狐行动的受害者中有数百人就住在美国，其中许多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中国政府想逼他们返回中国，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令人震惊。例如，当他们找不到某个猎狐对象时，就会派一位大使去拜访该对象在美国的家人。他们要求家人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对象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返回中国，要么自杀。如果猎狐行动的对象拒绝返回中国会怎么样呢？过去，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家人都会受到威胁和胁迫，而为了逼迫他们，他们回到中国的家人甚至会被捕。

我要借此机会指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中国政府的目标——认为自己可能是猎狐行动的受害者，那么请与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分局联系。

了解到一个国家如何采取这些策略，使我想起了美国人民要记住的第三件事：中国的制度与我国的制度在根本上有所不同——而且中国正在尽其所能利用我国的开放性，并同时利用其本国的封闭系统。

许多在美国意味着天壤之别的差异在中国往往是模糊的，或者几乎不存在——我指的是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区别，民用部门与军事部门之间的区别，国家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别。

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大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政府也就是共产党所有的。即便不是，中国的法律也允许政府强迫任何中国公司提供其所要求的任何信息——包括美国公民的数据。

此外，法律还要求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公司内都必须建立共产党“支部”，以便对公司进行控制。更令人震惊的是，据报道，某些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为了能够在中国做生意，也付出了在公司内建立共产党支部的代价。

这些情况应该让美国公司在考虑与华为等中国公司合作时按下暂停键——也应该让全体美国人民在依赖此类公司的设备和网络时按下暂停键。华为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对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的业务具有广泛的了解渠道。它在美国也被指控犯有勒索罪，并如起诉书所述，多次从美国公司盗窃知识产权，妨碍司法公正，并对美国政府及其商业伙伴（包括银行）撒谎。

[译注：关于雷对华为“撒谎”的指控，参见观察者网报道：《证据首次公开！汇丰与美国合谋构陷孟晚舟》 (观察者网, 2020)。]

指控非常明确：华为是个连续作案的知识产权小偷，其模式和行动完全无视法治和受害者的权利。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最近读到一篇讲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文章，他谈到公司理念的话显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报道称，他在一家华为研发中心告诉员工，为了确保公司的生存，他们需要——“扑上去，边冲边杀，让鲜血染红我们的道路”。据报道，他还告诉员工华为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我当然希望他指的不是字面意思，但考虑到该公司屡屡出现的犯罪行径，这些说法显然并不令人鼓舞。

[译注：任正非原话为“扑上去，杀出一条血路”。西方统治精英利用广大普通民众不懂中文，从而肆意歪曲误导的伎俩，观察者网曾有报道：《任正非一句“杀出一条血路”，外媒翻译不及格》 (观察者网, 2020)。

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这种信息不对称：中国有大量能够阅读英文的年轻人，还有无数的字幕组，他们能从各种途径实时了解西方社会发生的事情；而西方的普通民众则大多不懂中文，只能依靠驻华记者和本国政府的转述而获得一些片面的“中国印象”。这构成了一种“可怕的不对称” (Moser, 2020)：A Fearful Asymmetry: Covid-19 and America’s Information Deficit with China.]

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或许没有比敌对的外国政府有能力破坏我国的基础设施和设备更为不祥的前景了。如果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我们的电信基础设施，他们就可以收集遍及他们的设备和网络的任何关于你们的信息。更糟的是：如果中国政府有要求，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将信息合盘交给政府——在美国所谓的隐私和正当程序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中国根本不存在。

对威胁的有效应对

中国政府致力于广泛而多样的盗窃和恶性干涉行动，并以专制的高效率有效地开展着这些运动。他们进行算计。他们坚持不懈。他们极富耐心。而且它们不受开放的民主社会或法治的正义约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将继续企图盗窃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决策者，操控我们的舆论，窃取我们的数据。他们将无所不用其极——而这需要我们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应对。

我们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每天都竭尽全力保护我国的公司、大学、计算机网络以及我们的思想和创新。我们为此使用了广泛的技术——从传统的执法部门到情报能力无所不包。

我要简要地指出一点：我们正在取得真正的成功。在许多外国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逮捕了许多目标。我们的调查和随后的起诉揭露了中国使用的贸易手段和技术，提高了人们对威胁的认识和我国工商业的防御意识。它们还展示了我们的决心和追究这些罪行的肇事者的能力。言之凿凿是一回事，但在我们的司法系统中，对一个人或一家公司进行调查，然后指控其犯罪时，我们必须证明指控真实可信，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事实非常重要——因此这些刑事起诉也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刑事起诉让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事业当中，这对于说服中国政府改变其行为至关重要。

我们还在更紧密地与国内外的伙伴机构携手合作。我们不能独立完成这一切；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回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为公司、大学和全体美国人民提供所需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并保护他们最宝贵的资产。

有效应对这一威胁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和中国人做生意，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接待中国游客，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欢迎中国学生或者在世界舞台上与中国共存。但这确实意味着，当中国违反我国刑法和国际规范时，我们不会容忍它，更不会助长它。联邦调查局和它遍及美国政府的合作伙伴会让中国负责，保护我国的创新、思想和生活方式——而这一切都要在美国人民的帮助和警惕下完成。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来做演讲。

参考文献

Moser, D. (2020). A Fearful Asymmetry: Covid-19 and America’s Information Deficit with China.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8(14). Retrieved from https://apjjf.org/2020/14/Moser.html

张夏准. (2007).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思义. (2020, 7 27). 罗思义：浅析新冠疫情下中国与全球新结盟势力之间的斗争形势（二）.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20_07_27_559033_s.shtml

观察者网. (2020, 6 10). 任正非一句“杀出一条血路”，外媒翻译不及格.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6_10_553579.shtml

观察者网. (2020, 7 24). 证据首次公开！汇丰与美国合谋构陷孟晚舟.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7_24_558867.shtml

路风. (2020, 4 17). 路风：中国核电崛起之谜——“华龙一号”的技术从何而来？.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ancha.cn/lufeng2/2020_04_17_547218.shtml

【导读】

2020年6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发表演说，企图用谎言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并离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根据笔者经验，美国指责中国的“罪行”，通常是美国自己做过的或者正在做的。循此思路，笔者翻译原文并以评注的形式，解释美国这位“老司机”的各项技能。奥布莱恩演讲原文见美国白宫网站：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chinese-communist-partys-ideology-global-ambitions/

【正文】

本文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于2020年6月24日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发表的讲话。

好的，感谢州长，您的介绍非常友善，还惦记着凯拉和她的父母（译注：指的应该是凯拉·米勒（Kayla Mueller），她于2013年8月遭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绑架，于2015年被确认身亡。）。我们在《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中提到了他们。对总统和我们所有美国人而言，那都是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发生在凯拉身上的一切永远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尤其是美国人。感谢您今天对她的回忆和对她家人的支持。我很高兴来到菲尼克斯，恭喜即将到亚利桑那安家落户的台积电工厂。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其他49位州长对杜西（Ducey）州长都有点嫉妒。把我们的供应链带回家可谓是州长治下的政府的一项伟大成就，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我们应对关键技术、计算机芯片、两用芯片时，它们不仅对我们的民用世界至关重要——我们使用的电话、计算机、洗碗机、冰箱等等，——对我们的军事也至关重要。有好几家出色的航空航天公司都位于亚利桑那州，它们将从距离公司更近的供应商中受益。恭喜亚利桑那州人民。

很高兴来到亚利桑那州商业管理局。也恭喜你们为州长和政府提供的出色支持，你们不仅把台湾人带了过来，还让许多回归美国的制造公司来到了亚利桑那——这里天气好，太阳大。能再次回到西海岸真是太好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到亚利桑那和美国西部，看到这个国家除了华盛顿特区和纽约之外还有别的地方。随着制造业重返美国，亚利桑那将在他们的旅行名单中名列前茅。恭喜你，州长。

我给你们带来了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问候。我知道他昨天来过这里，很荣幸能追随他的脚步。我想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好消息：你们将会见到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我的好朋友，——他的办公室就在走廊尽头，——他下周也要到这里来。

我非常感谢你们——州长和您的亚利桑那州同事们——盛情邀请我到亚利桑那州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构成的威胁当前已经至关重要。我的讲话是第一篇，政府的高级官员在未来几周还将就此事继续发表几篇讲话。你们很快就会听到国务卿蓬佩奧（Pompeo）、司法部长巴尔（Barr）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Chris Wray）对这一主题的看法。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终于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威胁。几十年来，美国两党、工商界、学术界和媒体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中国先在经济上、继而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自由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对中国打开的市场越大，在中国投入的资金越多，训练的中国共产党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军官越多，中国就会变得越来越像我们。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在2001年以巨大的让步和贸易特权欢迎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对包括天安门广场事件在内的诸多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轻描淡写。我们对中国广泛的技术盗窃行径视而不见——这些盗窃行径让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都灰心丧气。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强，中国共产党将通过自由化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愿望。这是一个大胆的、典型的美国构想，源自我们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和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经验。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非常幼稚。

我们彻底错误了——这个误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败。我们怎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我们怎么会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性？

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留心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听中共领导人说的话，没有读他们在关键文件里写的东西，而是闭目塞听，相信着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共产党员只是在名义上是共产主义者。

让我们说得明白一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党的总书记习近平认为自己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实际上，正如英国记者、前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约翰·加尔瑙特（John Garnaut）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是最后一个“从未与斯大林彻底分道扬镳的执政共产党，除了朝鲜有部分例外” [1]。是的，正是斯大林——他残酷的独裁统治和灾难性的政策通过饥荒、强迫集体化、处决和劳动营杀死了大约2000万人，包括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如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阐释和实践的那样，共产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个人仅仅是实现民族国家集体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很容易为了民族国家的目标而牺牲个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下，个人没有内在价值。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国家服务，而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他们服务。

我们会觉得这些理念听起来遥不可及，陈腐不堪。毕竟它们是非常古老的理念——诞生于一个半世纪前的欧洲。一个世纪前，俄国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然后在30年前丢弃了它们，这成了史上最昂贵的失败政治实验。但在中国，这些思想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依旧仍然像《宪法》和《权利法案》对我们美国人一样重要。

中国共产党企图全面控制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意味着经济控制、政治控制、人身控制，而或许最重要的是，意味着思想控制。

加尔瑙特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中，有两种方法用于夺取和统治‘江山’：一是武，指的是武器和暴力，二是文，指的是语言和文化。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权力同时来源于对实际战场和文化领域的控制。” [2] “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习近平而言，语言不是推理和说服的工具，而是子弹。语言是用来定义、隔离和消灭对手的。”加尔瑙特这样写道 [3]。

宣传在中共之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北京公开宣称并积极追求实施统治的政治思想。1989年，共产党开始围绕“意识形态安全”组织起来，自那时起，中共领导人就经常重复使用这一术语。近年的2013年4月，中共就所谓的“意识形态现状”颁布了一条政策[4]，提出“绝对不应有机会或渠道传播错误的思想或观点[5]。

因此，在中国，这种方法意味着必须强制进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学习，并要求下载和使用可以教授“习近平思想”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这意味着它们完全控制了国内所有媒体。中国禁掉了外部信息源——从外国报纸到Twitter、Facebook和WhatsApp；而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所有内容均经过审查。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拘禁任何表达与党的路线相悖的观点的人，无论是平民博主、记者、律师，还是活动家和宗教信徒。

[评注：美国统治精英控制舆论的高明手法，可参见前文《盗梦空间（1）：中央情报局与媒体的50个事实》https://zhuanlan.zhihu.com/p/67693001、《盗梦空间（3）：《宣传》——公关之父的总结）》https://zhuanlan.zhihu.com/p/98755786、《西方的人物和组织：公众信息委员会》https://zhuanlan.zhihu.com/p/58015530、《西方的人物和组织：爱德华·伯内斯》https://zhuanlan.zhihu.com/p/94215204。]

实际上，就在最近，即今年1月1日至4月4日之间，就有近500人被控犯罪，而他们只是敢于谈论武汉冠状病毒、它对党的影响以及共产党对这种疾病的遮遮掩掩[6]。

中国共产党重新诠释了包括《圣经》在内的宗教文本，以支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它将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关进了教养集中营，接受政治灌输和强迫劳动，他们的孩子则在党办的孤儿院中长大。这一过程消灭了被关进集中营的人们的家庭、宗教、文化、语言和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信息受到严格控制，表达不断受到监视，这样国家就可以消除或捏造信息。

[评注：美国统治精英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种族灭绝的历史，可参见前文《美国原创、德国制造：纳粹种族主义优生学的美国根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50722123。美国政府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谋划，可参见前文《基辛格秘密报告（NSSM200）：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以确保美国获得廉价海外资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56742994。]

美国人应该关注此事。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中国人民，也包括我们自己。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控制野心不仅限于他本国的人民。中共表述的既定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来重塑世界。超越中国国境的思想控制正在进行当中。

过去十年中，共产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进行海外宣传活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7]。中共采取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不友好”的中文媒体，并已经接近成功。美国几乎所有的中文新闻媒体都要么由共产党所有，要么与该党紧密合作，同时它还在入侵英语媒体。美国城市中已经有十几个广播电台可以让美国人在调频广播中听到微妙的亲北京的宣传。

最近，中国的宣传说服了诸多美国人认定是一位美国士兵将冠状病毒带到了武汉——而不是武汉将病毒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这完全是中共的捏造），以至于这名士兵和她的家人需要私人安保来确保他们免受死亡威胁。这一情况就发生在马里兰州。

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抖音拥有超过4000万美国用户——很可能你们中许多人的孩子和年轻同事都在用它，在这一平台上，批评中共政策的账号通常都会被删除或销号。

上周，Twitter宣布停用了23000多个与共产党有关联的账号，因为他们在香港问题和新冠问题上进行宣传。这一最新的暂停措施是继去年8月删除了超过15万个与中共相关联的账号后的又一举措，那些账号曾用于传播反美的不实信息，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支持北京政策的幻想。而这些只不过是Twitter发现了的账户罢了，还有多少是没被发现的呢？

今年3月，中共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美国记者，几乎完全消除了中国境内有关武汉病毒的独立报道。

[评注：中国驱逐这些美国媒体的驻华记者，是对美国限制驻美中国记者人数的对等反制以及对《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人为“亚洲病夫”的反击。奥布莱恩此处有意抹去了前因后果。]

除了影响美国公民得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之外，中共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手段来监督美国的言论。 2017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做开学演讲后，北京禁止了中国学生使用政府资金访问该校。

当休斯敦火箭队的总经理在Twitter上对香港的和平示威者表示支持后，中共便宣布中国电视台将不再播出该队的比赛，并利用其经济力量向篮球界其他人士——包括明星球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代表北京批评这条推文。

在中共的压力之下，万豪国际、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都从其公司网站上删除了将台湾当做国家的提法。梅赛德斯-奔驰甚至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达赖喇嘛的励志名言而被迫道歉。

[评注：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美建交的基础。奥布莱恩此处的逻辑是“我可以背信弃义打你耳光，你就应该站稳了挨耳光”。]

北京利用其经济力量和市场准入条件向好莱坞施压，迫使其实行自我审查制度，导致导演和制片人主动回避可能无法通过中国审查的主题。例如，在即将上映的《壮志凌云》续集《独行侠》中，汤姆·克鲁斯的飞行夹克上的日本和台湾旗帜都被摘掉了。米高梅公司《赤色黎明》的翻拍版也在制作完成后又以数字方式将侵略军队的身份从中国改成了朝鲜。

[评注：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电影工业的手段，可参见《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中央情报局如何塑造电影和电视》一书（蓝胤淇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

中共同样也在谋求对美国人个体的影响。共产党正在收集你们最切身的数据——包括言语、行动、购物清单、所在地、健康状况、社媒发言、文本等等，以及你们的朋友、家人和熟人圈。

[评注：美国搜集中国重要人物的个人信息，堪称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在民国时期就有绰号“密苏里黑手党”的美国驻华记者群体，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长达32年的细致调研，编撰出多卷本《中国名人录》，囊括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号称“内载中国、政财商学、各界名人、相片事略”。

改革开放伊始，美国就通过资助中科院内部工作人员曹聪，对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逐一进行访谈，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编撰成《中国的科学精英》一书（China’s Scientific Elite）。曹聪也凭借此项工作赴美留学，并在美方为其设立的研究所任职。数年前笔者曾在曹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其朋友言及曹聪对中国的生物技术政策，尤其是转基因技术政策，非常感兴趣。

曹聪现任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教授，其研究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欧盟、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的资助。他的官方网站是https://www.nottingham.edu.cn/cn/old-business/people/academic/congcao.aspx

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美国对中国重要人物的学术研究，也走上了系统化和自动化的道路。如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蒋俊彦，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芝加哥大学的资助下，对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超过4000名的党政重要人物的个人情况和职业信息建立了名为“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的资料库。数据库收录的官员涵盖如下职级：1）2000-2015全国地级市及直辖市区县的党委书记、市（区、县）长；2）2000-2012年所有省委常委；3）2000-2015年所有省委书记、省长；和4）第15-18届所有其他非军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蒋俊彦将于最近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一职。他的个人网站是：https://www.junyanjiang.com/

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搭建了名为“中共精英资料库”的数据库，涵盖了4563名中共干部、2411个行政单位、1040所大学和15000个工作介绍。创建这个数据库的担纲人物李钟赫博士，曾花费大量时间在中国进行实地采访，并使用机器学习、网络连接等计算机技术，对中国政治体系运作的结果进行预测。李钟赫的个人网站是https://www.jonghyuklee.com/home

美国用这种体系化方式搜集公开的中国人物资料，就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当代人物的开放式架构，可以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源进行细致深入的工作。例如笔者在浏览GitHub上的相关代码时，就发现有人用机器学习技术，根据一个政治人物的背景信息，预测他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除了这些公开合法的情报搜集活动之外，爱德华·斯诺登的《永久记录》一书也披露了“五眼联盟”对世界各国的窃听活动。

同样传统的情报搜集手段，还包括利用人员进出海关的机会，对其随身电子产品进行破解复制，复旦大学沈逸教授的文章提供了一个管窥美国这些活动的窗口：《在美剧外见到“活的FBI”还被“骚扰”是种什么体验》。https://www.guancha.cn/ShenYi/2019_04_24_498912.shtml]

共产党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手段是对硬件、软件、电信甚至基因公司进行补贴。这么做的结果导致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在价格上胜过了竞争对手，以亏损的代价在全球范围内安装了它们的设备。这导致了美国的电信硬件制造商被迫退出市场，也给诺基亚和爱立信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中共追求的不是电信硬件或软件利润，而是你们的数据。他们用产品内置的“后门”来获取这些数据。

[评注：用产品内置的“后门”来窃取用户数据，是“老司机”美国的惯用伎俩。参见前文《盗梦空间（2）：大同梦，美国盗—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对全球计算机供应链的攻击》https://zhuanlan.zhihu.com/p/69881167。

当商业上竞争不过对手时，就用国家暴力机器强行吃掉对方，这也是美国的惯用伎俩。参见《美国陷阱》一书的概述：《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我被抓为人质，美国法律如刀肢解阿尔斯通》。https://www.guancha.cn/FredericPierucci/2019_05_17_501959.shtml]

中国共产党无法买到你们的数据时，它们就会偷。2014年，中共黑进了伟彭保险公司（Anthem Insurance），收集了8000万美国人的敏感信息。2015年，中共黑进了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这一机构保存着大量安全许可信息，中国从而得到了2000万联邦政府雇员的敏感数据。2017年，它们黑进了艾可飞（Equifax），得到了1.45亿美国人的姓名、生日、社会安全号码和信用评分。

2019年，中共黑进了万豪国际（Marriot），收集了3.83亿客人的信息，包括护照号码。而在2016年，一家中国公司甚至买下了男同约会应用程序Grindr以收集其数据（包括用户的艾滋病毒情况），但后来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理由强行要求该公司撤了资。以上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实例中的寥寥几个而已。

中国共产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呢？和它们在中国境内使用数据的方式一样：瞄准、奉承、哄骗、影响、胁迫甚至勒索个人为党的利益发言和行动。这种“精准定位”超越了广告商最疯狂的梦想。但与广告商不同的是，中国不会受到政府法规的制止。中国共产党就是想了解有关你们的一切——就像它想了解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的一切一样。

[评注：哈佛大学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利用在中国安徽的、包括哮喘病和气管及肺功能的基因研究项目，违规秘密猎取中国人的基因样本。新华社高级编辑熊蕾女士（熊向晖之女）曾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在本世纪初发表报道《哈佛基因项目调查：一场偷猎中国基因的活动》（2003年9月26日第38期《瞭望》周刊）和《一个农户的回忆》（2003年9月25日《中国日报》）。揭露哈佛违规操作的童增先生曾在非典结束后的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提出“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这一假设，并因此遭到铺天盖地的谩骂。2004年第4期《美国生物伦理学报》刊登了国际知名生物和医学伦理学界的来信，谴责哈佛大学在安徽的人体基因研究项目有悖生命伦理原则。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熊蕾女士旧事重提，在察网发表文章回顾总结了这段历史：《哈佛大学在安徽猎取基因事件再回顾》。http://m.cwzg.cn/theory/202002/55094.html?page=full]

除了宣传和影响行动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利用贸易手段来强迫对方遵守其命令。当澳大利亚呼吁对冠状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进行独立调查时，中国共产党便威胁停止进口澳大利亚农产品，并制止中国学生和游客前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拒绝让步，北京便将这些威胁付诸实施，对澳大利亚出口大麦征收80%的关税。

国际组织也是中国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在许多国际组织中谋求领导地位。在15个联合国专门机构中，中国担任了4个机构的领导，比其他四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加起来还要多。中国利用这些领导来迫使国际机构鹦鹉学舌北京的谈话要点，并在机构中安装中国的电信设备。

比如，自赵厚麟上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以来，他就开始积极推动华为设备的销售。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则阻止了台湾参加大会会议，并掩盖了一次中国对该组织的黑客攻击。中共还利用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员资格来阻止对其在新疆和香港的虐待行为进行批评。

中共的影响力也扩展到了并非中国官员的国际组织负责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受制于北京，以不可接受的人命为代价，亦步亦趋地采取了中国有关武汉病毒的观点。直到一月中旬，他还宣称该疾病不存在人传人的风险，并反对国际旅行限制。同时，谭德塞称赞中国对武汉居民的国内旅行限制。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出国，但不能冒着将病毒传播到北京或上海的风险在国内出行。正如我们在冠状病毒传播中看到的那样，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所采取的这些伎俩不仅应该引起美国的关注，而且应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评注：关于中国故意散播病毒的谣言，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 Ferguson）。在加拿大学者贝淡宁在博客上公开相关资料辟谣后，“弗格森也在他的博客上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他之前的论断：中国政府1月23日停止了武汉前往中国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班，却没有停止武汉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航班。”详情见观察者网报道《贝淡宁：武汉封城后，却让国际航班飞向全球？弗格森你在放毒！》https://m.guancha.cn/BeiDanNing/2020_04_24_548088.shtml。

当弗格森这样的名校名教授说出“中国在故意放毒”的时候，对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影响是重大的。“谎言重复千遍即是真理。”普通美国人在这样全方位的谎言轰炸之下，不由不得对中国产生敌意并支持西方国家在将来发动对华战争。

边芹女士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西方人的不诚实隐藏得很深。”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西方统治危机，使得急于自救的西方精英们抛下了伪装，被迫把平时隐藏得很深的不诚实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好消息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知道了中共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大声疾呼，并且正在采取果断行动全盘应对[8]。

首先，特朗普总统制止了某些为中共提供情报和安全设备的公司——如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访问我们的私人数据[9]。政府还对美国半导体技术进入华为进行了限制[10]。

其次，国务院认定在美运营的9家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宣传机构为“外国使团”[11]。这些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这一认定对这些所谓的媒体机构施加了报告要求和签证限制。

第三，特朗普总统对21个中国政府实体和16家中国公司实施了出口限制，它们参与了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和高科技监视，此外，我们已经阻止了参与这些虐待的官员前往美国[12]。政府还停止了已知使用维吾尔族人民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生产的商品的非法进口[13]。

第四，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抗议它被中国收买[14]。他还终止了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因为后者对这次流行病的反应表明它受制于中国[15]。美国及其慷慨的纳税人将不再每年给位于日内瓦的腐败世卫组织缴纳4亿美元资金，而是要把钱直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的一线医护人员身上。

第五，特朗普总统限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学生签证计划将其官员和雇员安插到我们的大学里，以窃取美国技术、知识产权和信息的做法[16]。

第六，总统动议停止将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到中国公司，包括中国的军事承包商和用于压迫宗教少数群体的监视设备制造商[17]。他还在检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不透明的会计操作。 [18]

本周，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公司清单，以便美国人民充分了解与他们进行业务往来的对象的确切信息。

这些步骤仅仅是美国纠正40年来与中国单方面不平等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和最近的政治状况。就像总统在当选初期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征收的关税一样，还会有更多的举措。

特朗普总统明白，长期和平要靠力量。我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会在中共面前屈服。正如上述行动所表明的，特朗普政府正在打击中共的恶性活动。特朗普政府会大声宣言，揭露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及其计划——这不仅是为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而且是为了全世界。

我们将与盟国和伙伴们一起抵抗中国共产党操纵我国人民和政府、破坏我国经济、影响我国主权的行为。美国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显得被动而天真的时代结束了。

我们将恪守我们的原则——特别是言论自由——这与中共所拥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将鼓励思想多元化，抵制言论审查或鼓励自我审查的行为，保护美国人民的个人资料，而最重要的是，继续强调所有男女都享有上帝赋予的的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结束发言时，请让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对中国人民深表敬意和钦佩。美中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中国共产党并不等于中国或中国人民。

我要对中国共产党说，正如最近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显示的，我们的政府有能力建立建设性关系。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不希望按照北京目前提供的条款建立关系。

作为美国人，我相信我们将成功应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挑战，就像我们曾应对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危机一样。特朗普总统引领着我们。我也和特朗普总统一样坚信，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黄金时代还在前方。

再次感谢你们今天能来听我的演讲。很荣幸来到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 John Garnaut, “Engineers of the Soul: Ideology in Xi Jinping’s China,” January 16, 2019, https://sinocism.com/p/engineers-of-the-soul-ideology-in

[2] John Garnaut, “Engineers of the Soul: Ideology in Xi Jinping’s China,” January 16, 2019, https://sinocism.com/p/engineers-of-the-soul-ideology-in

[3] John Garnaut, “Engineers of the Soul: Ideology in Xi Jinping’s China,” January 16, 2019, https://sinocism.com/p/engineers-of-the-soul-ideology-in

[4] “Document 9: A ChinaFile Translation,” November 8, 2013, https://www.chinafile.com/document-9-chinafile-translation

[5] “Document 9: A ChinaFile Translation,” November 8, 2013, https://www.chinafile.com/document-9-chinafile-translation

[6] Bradford Betz, “China has arrested hundreds for speaking out about coronavirus, reports show,” May 13, 2020, https://www.foxnews.com/world/china-arrested-hundreds-speaking-out-coronavirus/

[7] Hoover Institution, 2018, “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chineseinfluence_americaninterests_fullreport_web.pdf

[8]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9]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May 15,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securing-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technology-services-supply-chain/ and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Establishing the Committee for the Assessment of 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Sector,” April 4,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establishing-committee-assessment-foreign-participation-united-states-telecommunications-services-sector/

[10]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e Addresses Huawei’s Efforts to Undermine Entity List, Restricts Products Designed and Produced with U.S. Technologies,” May 15, 2020,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5/commerce-addresses-huaweis-efforts-undermine-entity-list-restricts

[11] Department of State, “Designation of Additional Chinese Media Entities as Foreign Missions,” June 22, 2020, https://www.state.gov/designation-of-additional-chinese-media-entities-as-foreign-missions/

[12]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also se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e Department to Add Nine Chinese Entities Related to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to the Entity List,” May 22, 2020,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5/commerce-department-add-nine-chinese-entities-related-human-rights

[13] U.S. Customs and Border Patrol, “CBP Issues Detention Order on Hair Products Manufactured with Force Labor in China,” May 1, 2020, https://www.cbp.gov/newsroom/national-media-release/cbp-issues-detention-order-hair-products-manufactured-forced-labor; also see June 17, 2020, https://www.cbp.gov/newsroom/national-media-release/cbp-issues-detention-order-hair-products-manufactured-forced-labor-0 and October 1, 2019,

[14]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Standing Up for Human Rights at the U.N.,” June 21,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tanding-human-rights-u-n/

[15]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Actions Against China,” May 3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ctions-china/

[16] White House, “Proclamation on the Suspension of Entry as Nonimmigrants of Certain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9,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suspension-entry-nonimmigrants-certain-students-researchers-peoples-republic-china/

[17] Blake Burman, “Trump orders federal retirement money invested in Chinese equities to be pulled,” May 11, 2020, https://www.foxbusiness.com/markets/trump-orders-federal-retirement-money-invested-in-chinese-equities-to-be-pulled<

[18]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Actions Against China,” May 3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ctions-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