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谁是实事求是的捍卫者 -- didae

[转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谁提出来的，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谁提出来的，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近年来不断有人说是毛泽东提出了这句口号，我查了一下，还没有看到毛泽东说过这句话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报上的是《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的一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作者：钱学森，钱老是以太阳光能转换成食物能量为出发点进行计算的：原文摘要如下：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指有地方亩产2000多斤粮食），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第二次出现在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山东寿张县调查组的一封信，题目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加了编者按语。宣称：“山东寿张县在全县范围内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措施是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放手密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山东寿张县调查组是谁领导的，当时人民日报是谁管的，是谁批准发出来的，我们还无法知道。

有人说：据史料记载，中共一大代表、当时的理论精英李达是反对这样口号的，他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征询他的看法，并与毛主席从哲学层面进行分析、探讨。试图让毛主席改变这种浮夸冒进之风。遗憾的是，毛主席竟然支持这样的观点，我还没有看见这篇史料，如有人可提供，请公布史料，当然，要有当时的历史文件，后来说的很难让人信服，因为见风倒的人不少。

这句话，现在说是唯心主义的，是浮夸风的体现，但当时的出发点是鼓励群众要敢想敢干，是符合当时的形势的，与当时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没有抵触。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一个很顽固的认识，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方面的语录太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根最根本的原理；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够创造出来；…；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依靠民众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个伟大的胜利！保护群众的热情，不向他们泼冷水，是他的一个原则，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到建国后的经济建设都是如此。他原来是个农民，当然知道田亩的产量，对于浮夸风他也了解一些，但为了激励大家，总是坚持不向群众泼冷水的原则，对群众运动采取的是支持的态度，即使是群众运动过火，过激，也是采取教导、引导的方法纠正，大家看看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在《党内通信》上发表的《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吧：“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从这些话中，可看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浮夸风的。

很清楚，有些官员为了邀功，谎报产量，追求不实际的高指标，形成了浮夸风，甚至共产风，这并非毛泽东的愿望，相反，他总是一遍又一遍，苦口婆心的表达了他对“浮夸风”，“共产风”，的态度。下面我们看一些原始资料：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现在，有这样一股歪风，把一切错误都往毛泽东身上推，一切脏水都往毛泽东身上泼，非要打倒他不可，原因何在？因为要使一些旧势力公开的复活，毛泽东的思想是最大的障碍，但是，要把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摸去，是很难很难的啊，人民心中也有一电杆秤，谁真心对自己好，谁是口头说说而已，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