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在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咨询和他本人的商业联系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一致性。离任六年后，基辛格成立了一家名为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私人咨询公司，旨在促进跨国公司与外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公司的客户名单是保密的，与“合作伙伴”们签订的合同中都包含一项条款，禁止任何人提及这种安排，但其企业客户包括美国运通、希尔森-莱曼-赫顿公司、阿科石油公司、韩国大宇公司、亨氏集团、ITT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安海斯-布希公司、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可口可乐、菲亚特、露华浓、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和米特兰银行。基辛格最初的“合作伙伴”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和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两人都曾在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部门与他密切合作过。

【译文】

1975年12月18日，就在基辛格与印尼将军们就东帝汶问题沆瀣一气后不久，他在国务院会议中愤怒地做出了这句特别的否认：

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现任国务卿在向外国独裁政权出售武器一事上当然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会议上没人说过这种事。基辛格否认了一项并没有提出的指控，回答了一个没有被问到的问题，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事啊。

我们不确定基辛格是何时开始从与印度尼西亚统治集团的关系中获得个人利益的，也不能肯定地说这种利益是不是始于1975年的任何“理解”的一部分。但是，在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咨询和他本人的商业联系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一致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益“和谐”，而非“冲突”。

离任六年后，基辛格成立了一家名为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私人咨询公司，旨在促进跨国公司与外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公司的客户名单是保密的，与“合作伙伴”们签订的合同中都包含一项条款，禁止任何人提及这种安排，但其企业客户包括美国运通、希尔森-莱曼-赫顿公司、阿科石油公司、韩国大宇公司、亨氏集团、ITT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安海斯-布希公司、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可口可乐、菲亚特、露华浓、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和米特兰银行。基辛格最初的“合作伙伴”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和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两人都曾在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部门与他密切合作过。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该公司与基辛格的政策声明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来自中国。基辛格帮助几家美国企业集团进入了中国市场，特别是亨氏视频公司。正如亨氏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赖利（Anthony J. F. O'Reilly）所言：

中国人对这种隐秘交易的称呼是“关系”。在不那么妄下判断的美国演讲中，它可能会被翻译为“渠道”。在中国销售婴儿食品看起来似乎人畜无害，但是当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把枪支和坦克对准自己的孩子时，它没有比亨利·基辛格更坚定的捍卫者了。他强烈反对制裁中国，并写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中国还是太重要了，不能因一时的情绪危及两国关系。”他接受邓小平对民主动荡的看法，补充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忍其首都的主广场被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占领八周之久。”幸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有保留基辛格的服务——它们这一年晚些时候都在同样的公开的傲慢无礼面前屈服了。

基辛格的权力寻租并不仅限于亨氏的营养食品。他帮助亚特兰大里奇菲尔德公司/阿科石油公司销售中国发现的石油矿藏。他帮助 ITT公司（这家公司曾帮助他推翻智利民选政府）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开创性的董事会会议，也为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和大通曼哈顿银行提供了类似的服务，后者在中国首都举行了一次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并见到了邓小平。

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前六个月，基辛格成立了一家名叫中国创投（China Ventures）的有限投资合伙公司，他本人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合伙人。公司宣传册极有助益地解释说，中国创投公司只参与“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置疑的支持”的项目。这一行动被证明为时过早——天安门镇压事件和美国国会批准的有限制裁令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恶化了，这无疑让基辛格对于针对邓小平的批评愈加愤怒。但在中国创投运营期间，它获得了来自美国运通、可口可乐、亨氏集团以及一家名为费利浦·麦克莫兰铜金公司的大型矿业开采企业集团的大笔投资。

基辛格的许多极端行为和立场至少在表面上都是以反共的名义进行的。 因此，看到他为一个靠一党体系执政、禁止贸易联盟和奴隶劳动监狱制度来确保投资安全的政权倾尽全力真是非常有趣。中国也不是唯一的例子。1984年，曾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的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从国务院离任，同时成为了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合伙人、伦敦商业银行的董事（该银行是当时由贝尔格莱德政权拥有的一家银行的子公司）和南斯拉夫“雨果”微型车的驻美代表。雨果也自然成了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客户，同样如此的还有一家名为能源工程的南斯拉夫建筑公司。其中“雨果”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是由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生产的，该集团同时也是南斯拉夫的军工和武器制造集团，后来它和南斯拉夫人民军队的其他关键部门一样，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攫取，用以发动对四个邻国的侵略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亨利·基辛格与他的诸多鹰派同事完全不同，他一直敦促采取与米洛舍维奇政权保持一致的和解政策。（伊格尔伯格先生则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加入国务院担任副国务卿，并曾短暂地成为国务卿。事情就是这样。）

基辛格顾问公司和萨达姆·侯赛因的双重联系也是如此。八十年代后期，萨达姆大权在握，与美国商务部和农业部关系密切，他像个所谓的“醉醺醺的水手”一般到处撒钱，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和化学武器，华盛顿方面对此却一声不吭，“美国—伊拉克商业论坛（U.S.-Iraq Business Forum）”实打实地为他们提供了一台吃饺子老虎机，让他们得以联系、签约，获得大把机会。基辛格的合伙人艾伦•斯托加（Alan Stoga）曾在里根时代担任中美洲委员会（Commission on Central America）的经济学家，在一次去巴格达出差过程中表现突出。与此同时，基辛格的公司还代理了神秘的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Italian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后来证明该银行向萨达姆的复兴社会党政权提供了非法贷款。

同年——1989年，基辛格与总部设在新奥尔良的全球化公司费利浦·麦克莫兰铜金公司（Freeport-McMoRan）建立了利润丰厚的联系。该公司的业务是传统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开采，其董事长詹姆斯·莫菲特（James Moffett）大概已经赢得了商业和金融版面最喜爱的头衔——他无疑是个“浮夸的”、“投机的”“风险投资家”。1989年，费利浦公司向基辛格顾问公司支付了20万美元的预聘费和60万美元的费用，更不用说他们还按照顾问公司的建议，承诺未来的资本投资将支付2%的佣金。费利浦公司还任命基辛格为其董事会成员，年薪至少3万美元。1990年，这两家公司开始在整个南亚高压统治最严重的国家缅甸做生意。根据协议，费利浦公司将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而基辛格的另一个客户大宇公司将负责建造工厂。但这一年，缅甸的将军们顶着美妙的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SLORC）的名头，在选举中败给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反对派，并决定取消选举结果。这一事态发展——更令人恼火的是要求孤立缅甸军政府的呼声——对基辛格、费利浦和大宇三家都是不利的，协议也因此失效了。

但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3月，基辛格和莫菲特先生回到印尼，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得到了继续开采一个巨大的金铜矿的许可，为期三十年。这个矿由于三个原因而极具重要性。首先，它是作为合资企业运营的，投资方包括包括印度尼西亚军政府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其次，它位于伊里安查亚岛上（以前称为西伊里安地区），该岛所属群岛和东帝汶一样，印度尼西亚只是通过专横侵略才获得了统治权；第三，这个矿是1973年开始开发的——就在亨利·基辛格访问印度尼西亚、帮助发动了印尼的东帝汶大屠杀，并向他未来的商业伙伴提供一大批武器的两年以前。

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我上面提到的“利益和谐“。换句话说，不过是一个幸福的巧合。而下列情况并非巧合：

（1）费利浦公司位于伊里安查亚岛的巨大的格拉斯伯格矿场被指控制造了环境和社会灾难。1995年10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OPIC）——一个旨在帮助美国海外公司的联邦机构——由于政治风险，决定取消费利浦公司的投资保险，而基辛格在1991年还就当地的政治风险作出出令人安心的保证。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结论是，费利浦的矿山“对受尾矿影响的河流、周围的陆地生态系统和当地居民造成了并仍继续造成不合理的、重大的环境、健康和安全危害”。

（2）在名单上排在最后的“当地居民”指的是阿蒙么人（Amungme），他们对造成的环境灾难和矿井的工作条件提出抗议，结果却遭遇了在苏哈托命令下服务于费利浦·麦克莫兰铜金公司的印尼正规军队。1996年3月，大规模骚乱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终于几乎导致矿井关闭。

在基辛格的帮助下，费利浦·麦克莫兰铜金公司在华盛顿开展了热情的游说活动，以求恢复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保险。代价是建立一个1亿美元的信托基金，用于格拉斯伯格矿场及其周围生态的修复，并最终将现场清理干净。但随着苏哈托独裁政权被推翻，苏哈托本人被拘留，他本人及其家人、军队和某些受到青睐的跨国公司之间庞大的“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被揭开，所有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场政治革命还以不可估量的人口损失恢复了东帝汶的独立。甚至有人建议对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并设立人权法庭，以解决种族灭绝和占领年代的部分记录问题。亨利·基辛格不得不再一次焦虑地浏览新闻，担心是否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在等着他。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留给受尽掠夺和误导的印尼人民，而不是移交给长期以来一直在逃避其应有责任的美国国会，那将是美国和世界的耻辱。

这个问题正等待地方法官进行处理。

正如亨利·基辛格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在笼罩着他的豁免无罪的外衣下的怨恨和眼泪已经越来越被人注意到。最近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演变已经使他的立场暴露出来——实际上他的立场十分脆弱。为方便起见，不同的法律领域可主要被归结为四大项：

1）国际人权法。包括关于个人相对国家的权利的重要公约；它还保护个人免受国际社会中可能侵犯这些权利的其他行为者的伤害。根据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宣言》，国际人权法认为，政治结盟只有在维护个人尊严和福祉的前提下才是合法的，这一观点挑战了以“国家利益”为由的现实政治特权。美国与这些公约中的许多公约的提案国直接结盟，并批准了其他一些公约。

2）武装冲突法。这一法案多少有些多变和不平衡，它代表了对战争状态下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逐渐形成的法律共识，还包括确定习惯“战争法”的各种人道主义协定和试图减少这一由来已久的辩论中的矛盾因素的尝试。

3）国际刑法。涉及任何个人——包括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对其“本国”公民或其他国家的公民犯下的直接的严重的暴行；涉及的是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其他战争罪。《罗马规约》（Rome Statute）是对自纽伦堡判例以来该法不断修订和更新的成文总结，它同时设立了一个对个人进行审判的国际刑事法院，包括政府罪犯。自2000年12月31日以来，它已得到了大多数政府以及美国政府的认可。

4）国内法与民事救济法。大多数政府都有类似的法律来管理诸如谋杀、绑架、盗窃等罪行，而且许多政府对来自任何国家的罪犯都一视同仁。这些法律在许多情况下都允许任何国家的公民在犯罪者的“主国”或具有国籍的法院寻求救济。在美国法律中，一个特别相关的法规是《外国人侵权索赔法》（Alien Tort Claims Act）。

美国在给予自己豁免权和给予其公务员部分豁免权方面是最慷慨的，在遵守国际条约方面也是最落后的（它到1988年才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1992年才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罗马规约》的条款不具有追溯力，否则如果它早在1968年就成为法律的话，基辛格将受到可怕的惩罚。但就是在那一年，一项国际公约宣布纽伦堡原则没有时效限制。国际习惯法将允许任何签署国（依旧不包括美国）对基辛格在中南半岛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提起诉讼。

更重要的是，已确定美国联邦法院能够对暗杀、绑架和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使管辖权，哪怕这些罪行受到所谓国家或主权豁免理论的保护。在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最突出的是1980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就皮诺切特的代理人对奥兰多·莱特列尔和罗尼·墨菲特的汽车炸弹谋杀案的裁决。法院认为,“无论某个外国有着怎样的政策选择”，皮诺切特政权都“没有自行决定实施针对个人的暗杀行为的自由，这种行为显然违背了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认可的人类禁令”。反过来，这句话也适用于美国官员试图暗杀智利人的情形。在亨利·基辛格执政期间，在对智利的施奈德将军和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实施攻击期间，暗杀无论作为个人行为还是公共行为都是违法的。

正如欣奇（Hinchey）在2000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所表明的，美国政府特工对皮诺切特的行刑队实施酷刑、谋杀和“失踪”行为完全知情，智利公民能够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在美国提起诉讼，该法案允许美国联邦法院在非美国公民起诉违反美国条约或其他国际法的民事错误的情况下，就一项索赔获得“主题管辖权”。智利“失踪者”和施奈德将军的亲属最近表示打算这样做，而几位国际律师告诉我，亨利·基辛格在这种诉讼程序下确实应负赔偿责任。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也将允许其他国家（如孟加拉或柬埔寨）的受害者向基辛格寻求赔偿，所采用的的模式将类似于最近在纽约提起的针对李鹏的诉讼，他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负有最大责任的中国共产党官员之一。

我们可以将一个重要的法律理论体系应用于对中南半岛平民的轰炸适用的“习惯法”。美国直到1988年才批准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但在1951年，它就已被国际法院宣布为国际习惯法。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与这一观点完全一致。无数受害者是否属于现行法律下的“受保护群体”，以及他们的遭遇是否足够类似，这会引起争论，而这种争论会给辩方和检方都带来沉重负担。【原注：特别参见妮可·巴雷特（Nicole Barrett），《让领导者个人对违反习惯国际法的行为负责》（Holding Individual leaders Responsible for Violation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哥伦比亚人权法评论》（Columbia Human Rights Law Review），2001年春季。】

最近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第三国——特别是西班牙——实施了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成功起诉了皮诺切特将军的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Baltasar Garzon）也确保在墨西哥拘留了阿根廷的酷刑犯里卡多·米格尔·卡瓦洛（Ricardo Miguel Cavallo），后者目前被关押在监狱里等待引渡。比利时议会最近授权比利时法院对任何国家的公民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下的战争罪行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行使管辖权。这种做法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它们至少限制了某些人出行或避免引渡的能力。荷兰、瑞士、丹麦和德国最近都采用了《日内瓦公约》来针对非本国国民对非本国国民犯下的战争罪行起诉战争罪犯。英国上议院在皮诺切特一案中的裁决，也决定性地否定了对政府或服从政府命令的人所犯行为的“主权豁免”的辩护。这导致了皮诺切特在他自己的国家受到起诉。

美国法律仍然是个问题。基辛格本人承认，他明知故犯，继续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美国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侵犯邻国的中立地位，并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基辛格还面临着另一个法律上的麻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为了给一处美国军事基地腾地方，在英国殖民地迭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对原住民进行了种族清洗。 查戈斯群岛居民的律师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在英国法院赢得了判决，现正在美国进行听证。他们所列举的侵权行为是“强迫迁移、酷刑和种族灭绝”。

政治气候已经变了，美国如今面临着一个有趣的两难境地。它最著名的公民之一随时都可能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被认定要对恐怖主义行动负责，或者受到国际引渡请求，或者在前往外国时可能被逮捕，或者被盟国法院以危害人类罪传讯。由于美国不遵守某些条约，而且不愿意引渡，因此美国当局不可能与这种行动合作，尽管这将严重损害华盛顿在人权问题上指责其他国家时的正当性。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由一名美国检察官在美国法庭上将基辛格绳之以法。这种机会似乎又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同样，如果不能这么做，这个国家将面临比两年前更加明显的双重标准指责。

因此，责任在美国法律界、美国人权游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他们要么坚持不去注意某个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暨违法者享受的令人震惊的有罪不罚现象，要么就会被他们不断要求其他人遵守的崇高标准所套牢。但目前的假死状态不能持续下去了。如果这个国家的法院和律师不履行职责，我们将看到这个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以他们自己的有尊严和艰苦的方式，自费追求正义和辩护，而我们会因此蒙羞。

（全文完）

【导读】

基辛格有一种将政治个人化的倾向。他的政策直接蓄意导致了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死亡，但也会直接对付某些不听话的个人：施奈德将军，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正如我们不止一次瞥见的那样，基辛格对地区化复仇情有独钟。这两种倾向似乎在一桩案件中达成了一致：绑架并谋杀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一位反对希腊独裁军政府的流亡记者。

【译文】

【译注：“湿活”即wet job，间谍/特工谋杀或暗杀的委婉说法，暗示有流血之嫌。】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基辛格有一种将政治个人化的倾向。他的政策直接蓄意导致了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死亡，但也会直接对付某些不听话的个人：施奈德将军，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正如我们不止一次瞥见的那样，基辛格对地区化复仇情有独钟。

这两种倾向似乎在一桩案件中达成了一致：绑架并谋杀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一位杰出的希腊记者，在1967至1974年间，他在反对破坏家园的独裁统治方面做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那些年间，他在华盛顿特区安了家，在一家广受尊敬的华尔街公司做顾问维持生计。不计其数的参议员、国会议员、国会工作人员、外交官和记者都证实，他一个人开展了非凡的巡回游说和信息运动，强烈反对篡夺雅典政权的军事暴徒。由于该军政府得到了华盛顿强大利益集团的同情，德梅特拉科普洛斯被迫双线作战，并树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敌人。

1974年希腊独裁政权垮台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看到了雅典秘密警察的档案，证实了他长期以来的怀疑：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绑架和消灭他的尝试。希腊中央情报局（KYP）掌握的文件显示，当时的独裁者乔治斯·帕帕佐普洛斯（Georgios Papadopoulos）和安全部副部长迈克尔·鲁福加利斯（Michael Roufougalis）多次联系驻华盛顿的希腊军事代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邮件上盖有“COSMIC：绝密”（希腊最高安全级别）字样的通信涉及大量阴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看到德梅特拉科波洛斯被从华盛顿抓住，遣返回国。在华盛顿进行暗杀行动或许有些不妥；此外，在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处死之前似乎有必要对他进行审讯。一个建议是用希腊民航客机偷运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另一个是把他送上一架希腊军用飞机；还有一个建议是把他送上海军潜艇。如果不是现有记录证实了军政府领导人的不理智和疯狂，人们可能会认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计划是幻想，根本不值得一看。

在这些COSMIC电报中，有一句话尤其引人注目：

为了找出这种“合作”指的是什么，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于1976年聘用了一名律师——华盛顿的多布罗弗尔、奥克斯、杰布哈特和司考尔律师事务所的威廉·多布罗弗尔（William A. Dobrovir），并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和《隐私法案》提起了诉讼。他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司法部和五角大楼获得了数百份文件。其中一部分表明其副本已提交给当时归亨利·基辛格管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从这一来源索取文件的请求并未奏效。正如前面提到的，基辛格离任时把自己的文件当成了人质——他把它们复印，归类为“私人文件”，送到了国会图书馆，条件是必须秘密保管。因此，无论德梅特拉科普洛斯试图利用法律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任何东西，他都撞上了石墙。但在1977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对不断提出的法律倡议作出了反应，它们公布了存放这些有关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文件的主要“计算机索引”。他浏览这些索引时，注意力极其自然地被以下内容所吸引了：

“唔，你不是每天都能在政府文件里读到自己的死讯的。”我采访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时，他这样说道。他的律师肯定会同意——他给基辛格写了许多信，要索引所提到的文件副本。而基辛格几年来一直拒绝回复德梅特拉科波洛斯的律师。当他最终作出答复时，只是由他自己的律师写道：

当然，“已经努力”是一种模糊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最敷衍了事的查询。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基辛格是否知道、是否赞同、是否参与了外国独裁者进行绑架、折磨和处决的计划所依赖的“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合作”？

我们从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为什么像基辛格这样有地位的人会知道或者关心一个孤单的持不同政见的记者的存在？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记录显示，基辛格非常清楚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谁，而且恨他。实际上，1956年，当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布列塔尼大酒店为这位客座教授举办午宴时，他们在雅典见过面。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所有警告和抵制军事干预希腊政治的人当中，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一直是个中翘楚。中情局通常赞成这种干预，并和计划进行干预的人保持密切联系。1963年11月，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签署了一份内部文件，要求提供“任何可用于拒绝[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之后入境美国的实质性负面数据”。当时还没有这种负面消息，因此政变发生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得以到华盛顿特区定居，并开始了他的流亡运动。

他的运动开端可真是吉星高照——他提供了1968年尼克松和阿格纽（Agnew）竞选活动的负面消息。这场竞选运动本已经严重被越南和平谈判的泄密玷污，结果它还接受了来自希腊军事独裁政权的非法捐赠。这笔钱来自 KYP 的迈克尔·鲁福加利斯，由极端保守的希腊裔美国商人托马斯·帕帕斯（Thomas Pappas）以现金形式交给了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涉及金额为549,000美元，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一笔可观的数额。收受这一捐赠的行为是双重非法的：一方面，外国政府（和通常情况下的外国人）禁止提供竞选捐款，另一方面，考虑到KYP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补贴，存在着进一步的危险：即美国情报资金回流到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这直接违反了中情局自己的章程。

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里·奥布赖恩（Larry O'Brien）提交了他的调查结果，奥布赖恩呼吁对帕帕斯的活动以及尼克松—阿格纽竞选团队与雅典军政府之间打得火热的关系进行调查。许多历史学家推测，尼克松和米切尔派出的窃贼在夜色掩护下进入奥布赖恩的水门办公室时，或许就是在寻找这一具有巨大破坏潜力的“希腊联系”的有关证据。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支持：尼克松政府为窃贼寻找“封口费”时，它求助的是托马斯·帕帕斯。

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对这个罪恶的秘密的危险知识，以及他不断在国会山和媒体上进行游说，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在雅典的附庸政权，引起了负面的关注。他后来起诉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功这样做的人——并得到两个机构的书面承认，它们拥有他的“非负面消息”。在诉讼过程中，他还得到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的承认：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以下日期间受到了“范围相当广泛的”监视：1967年11月9日至1969年10月2日；1971年8月25日至1973年3月14日；1974年2月19日至10月24日。

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本人并不知道这种监视的确切范围，但他不止一次发现自己被政府的巨手掠过。1971年9月7日，他在华盛顿最时髦的赛马俱乐部与尼克松的头号心腹默里·乔蒂纳（Murray Chotiner）共进午餐，后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放过帕帕斯。你可能会有麻烦，可能会被驱逐出境。这种政治不明智。你知道汤姆·帕帕斯是总统的朋友。”下个月，也就是1971年10月27日，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在无忧宫共进午餐，帕帕斯本人直接从邻桌走过来威胁他，帕帕斯告诉他和诺瓦克，自己可以给任何想调查他的人制造麻烦。在此前的7月12日，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曾在由纽约州国会议员本杰明·罗森塔尔（Benjamin Rosenthal）主持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小组委员会上，就帕帕斯对美国外交政策与雅典独裁政权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证。在他的口头证词被打印出来之前，一名司法部律师就来到了小组委员会办公室，要求提供一份证词副本。因此，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于9月17日就帕帕斯的活动向同一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书面证词最后写道：“最后，我已向小组委员会单独提交了我认为有用的书面证据。”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在他们的联合专栏中写道，这份证词“在尼克松政府里引起了极度紧张”。

随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收到了路易丝·戈尔（Louise Gore）的一封信。戈尔女士此后作为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表姐和华盛顿（阿尔·戈尔就是在华盛顿长大的）费尔法克斯酒店（Fairfax Hotel）的所有者而愈加闻名于世。但当时她完全靠自己就已经非常有名：她既是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又是将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介绍给理查德·尼克松的女人。她是司法部长米切尔的密友，并曾被任命为尼克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就住在她的酒店的一间公寓里，邻居中有许多国会议员及政界人士。他自1959年来就一直是她的朋友。1972年1月24日，她写信给他：

参加午宴的包括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George Bush）和其他许多外交官。司法部长在这种场合、而且在和传奇女主人珀尔·梅斯塔同坐一桌的情况下缺乏克制和圆滑，显然表明他相当愤怒，甚至达到了暴怒。

我提到这一背景，是为了表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受到了监视，他掌握的情报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一位重要客户造成了极大损害，而且他的身份对华盛顿和雅典的当权者来说都是众所周知的。时任美国驻雅典大使亨利·塔斯卡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密友，对独裁政权持非常宽容的态度。（他后来在国会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作证说，他提前就知道1968年希腊秘密警察向尼克松竞选团队支付报酬的事。）1971年7月，就在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罗森塔尔国会议员的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后不久，塔斯卡从雅典发来了一份长达四页的秘密电报。开头是这样的：

这无疑对待德梅特拉科普洛斯非常认真。最后几段也是如此：

这份电报是按照大使惯例发给了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但它也发给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这是极不寻常的。正如我们所见，米切尔是唯一一位在亨利·基辛格的四十委员会任职的司法部长。

国务院适时敦促司法部针对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尽一切可能，看能否制造一个外国特工案件，或在此事上制造一个任何类型的案件”。当然，正如后来承认的那样，这些调查毫无结果，因为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影响力并非来自任何邪恶的来源或关系。当他说希腊独裁政权践踏了他的社会，使用了审查制度和酷刑，威胁了塞浦路斯，并在华盛顿买到了政治影响力时，他说的是强有力的事实。尼克松本人在1973年5月23日水门事件后的一盘白宫录音带中证实了军政府与帕帕斯和塔斯卡之间的联系。当时他正在和他著名的机要秘书罗斯·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谈话：

这个独裁政权在1970年6月取消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希腊国籍，所以他是个无国籍人士，只有一份薄薄的文件给予他离境后重新进入美国的许可。当他失明的父亲于1970年12月在雅典孤独地死于肺炎时，这一事实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企图获准通过安全通行证或自由通行证回家，并得到了许多国会朋友的支持。其中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莫斯（Frank E. Moss）、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昆廷·伯迪克（Quentin N. Burdick）和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韦尔（Mike Gravel）都在一封12月11日写给希腊政府和塔斯卡大使的信上签了名。参议员肯尼迪和富尔布赖特也对此表达了个人关注。

雅典政权和塔斯卡都没有做出直接回复，但是在12月20日，也就是老人没见到独生儿子便过世的四天之后，参议员莫斯、伯迪克和格拉韦尔收到了一份希腊驻华盛顿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应该亲自向大使馆提出申请——对于一个护照和公民身份刚刚被独裁政权取消的人来说，这真是个奇怪的要求。与此同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家中接到了肯尼迪参议员的电话，建议他即便收到希腊方面提供的安全通行方案，也都不要接受。根据我们现在已知的为他的“失踪”准备的计划之一，如果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出现在军政府的大使馆，很可能已经被拘留和绑架了。当然，如果没有美国情报官员的某种“合作”，这样的计划是极难实施的。

驻雅典的塔斯卡大使和在国务院的基辛格副手约瑟夫·西斯科（Joseph Sisco）之间的往来电报解密显示，肯尼迪参议员的疑虑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一份日期为1970年12月14日由西斯科发给塔斯卡的电报中，大使被告知：

塔斯卡同意这一特别声明，并补充表示格拉韦尔参议员有可能参加老伊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葬礼，大使这样写道：

这种说法有荒谬的一面——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从没有过任何宣传或实施暴力的记录——也有邪恶的一面。这里只是在暗示某种借口：军政府可能需要一个陷阱或者掩盖一次“失踪”。整个通信都散发着大使馆和国务院的“优先事项”的恶臭，反映了他们对当选的美国参议员的蔑视、对异议的厌恶，以及满足一群希腊匪徒的需要——这群匪徒现在正在服无期徒刑。

现在再看看经过多年诉讼之后才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里吐出来的计算机索引吧。该文件的日期是1970年12月18日，似乎是要通知莫斯、伯迪克和格拉韦尔参议员，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雅典的一所监狱里结束了生命。这是个应急计划吗？还是个掩饰计划？只要基辛格博士继续顽固地保持沉默，并保持对他的“私人”国家文件的控制，我们就不可能确定。

1970年，德梅特拉科普洛斯避开了为他所设的陷阱，继续进行他的一连串旨在诋毁希腊军政府和让其美国朋友难堪的泄密和披露行为。他还警告人们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独立问题上的企图以及美国对这一政策的漠不关心——或是共谋。他就这么成了亨利·基辛格的烦恼之源。在1974年10月提交给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一份简报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关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我们档案中的负面消息”、关于他的“负面的盲目备忘录 ”，以及关于他的“长篇基辛格备忘录”。同样，尽管律师们不断要求，基辛格仍然拒绝回答任何有关这些文件下落的问题，也拒绝透露文件的任何内容。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却要求联邦调查局搜集任何可以用来抹黑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信息，根据已解密的文件，在1972年至1974年间，联邦调查局向基辛格提供了诽谤性的虚假材料，称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与一名现已过世的妇女有浪漫关系，并称他与一位他从没遇见过的男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之间同样有浪漫关系。

这似乎并不重要，但我们看到了希腊军政府驻华盛顿特区大使康斯坦丁·帕纳约塔科斯（Constantine Panayotakos）的回忆录，该大使于1974年2月到任，他后来在名为《防御一线》（In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的回忆录写道：

帕纳约塔科斯大使后来在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在我手里）中详细写道，他直接了解一个从华盛顿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他的证词得到了一份由哈拉兰博斯·帕帕多普洛斯（Charalambos Papadopoulos）签名的宣誓书的证实（这份宣誓书也在我手里）。在1974年5月底或6月初，帕帕多普洛斯先生是希腊大使馆的政治参赞——是大使馆的第三人物，他受到帕纳约塔科斯大使和武官助理索迪里斯·尤尼斯（Sotiris Yiounis）陆军中校的邀请，在附近的赛马俱乐部用午餐。午餐时，尤尼斯提出了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问题——要在弗吉尼亚的一个港口将他偷运上一条希腊北约潜艇。

时任希腊驻巴基斯坦大使帕帕多普洛斯在宣誓书中表示，他当时得到保证，亨利·基辛格完全知道这一计划中的行动。此时，由于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犯下的累累罪行，距离它的垮台只有几个星期了。自从独裁政权垮台以来，已经发现了更多有关这一军政府暗杀计划的证据——哪怕只是雅典方面的阴谋证据。但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华盛顿的“理解”是无法执行的。人们也试图挖掘出更多华盛顿方面的细节。1975年，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和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唐·爱德华兹众议员（Don Edwards）支持下，要求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参议员将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阴谋纳入他著名的美国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中。但基辛格亲自出面干预了丘奇的工作——这一点先由《纽约时报》进行报道，然后由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证实，基辛格以严重但并未具体说明的国家安全问题为由终止了这方面的调查。

这看起来或许有点荒诞不经，但我们确实知道，基辛格正在对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以及亨利·塔斯卡大使）进行报复；我们确实知道，基辛格参与了与希腊军政府的高层勾结，而且事先知道暗杀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阴谋；我们也确实知道，他利用美国驻智利大使馆走私武器以雇凶杀害勒内·施奈德将军。那个案子的托辞也是说雇佣杀手“只是”企图绑架他。

因此，第一次在这里得以完整讲述的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故事作为初步证据，表明亨利·基辛格至少知道一个要在华盛顿特区绑架、审问、几乎确定要杀害一位平民、一位记者的计划。为了洗清这一嫌疑，为了解释在自己的档案中提到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之死的神秘信息，基辛格只需让人最终得以查阅这些档案——或者需要法院传票即可查阅。

（未完待续）

【导读】

当巴基斯坦于1971年在孟加拉进行大屠杀时，基辛格出于通过巴基斯坦与中国接触的需要，而无视了这场大屠杀。在这场屠杀里，巴基斯坦军队蓄意采用的镇压和恐吓手段包括强奸、谋杀、肢解和杀害儿童。在前三天里就有至少10,000名平民遭到屠杀。最终的平民死亡人数估计从未低于50万，最多则高达300万。1971年4月下旬，在大屠杀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基辛格给叶海亚·汗将军发了一条消息，感谢他的“敏锐和机智”。

1975年12月7日，印尼入侵了东帝汶。这场入侵导致了20万帝汶人被杀害。基辛格和福特总统在东帝汶遭到入侵的前一天还在印度尼西亚。他们与印尼总统苏哈托讨论了即将对帝汶进行的侵略，一起代表美国同意了印尼侵略东帝汶。美国还向印尼政府提供了武器。如果没有美国持续提供的强力军事支持，印尼人可能不会成功。

【译文】

在安抚中国的明显需求远远超过了对其他地方的人命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关心这一点上，塞浦路斯并不是第一个例子。1971年4月6日，位于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中的孟加拉派，不安分的民族主义者称之为孟加拉国）的美国领事馆发出了一份抗议电报。电报的高级签署者是美国驻达卡总领事阿切尔·布拉德（Archer Blood），实际上，这份电报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称为《血腥电报》（Blood Telegram）。它直接发往华盛顿，目的很简单，就是谴责美国政府参与了种族灭绝。其主要部分如下：

电报由二十名美国驻孟加拉国的外交官员联合签署，在它送达美国国务院后，又有九名南亚分部的高级官员签署。这是有记载以来，由国务院公务员向国务院提出的最为公开、措辞最为强硬的行动。

当时的情况完全有理由提出抗议。1970年12月，巴基斯坦军方精英批准了在该国举行十年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选举。在选举中获胜的是孟加拉人民联盟的领导人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该联盟在计划的国民议会中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仅在东部就赢得了169个席位中的167个。）这意味着对西方派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的挑战。国民议会原定于1971年3月3日召开。3月1日，应当即将下台的军事政权的领导人叶海亚·汗将军推迟了议会的召开，导致了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抗议和公民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

1971年3月25日，巴基斯坦军队袭击了孟加拉人的首都达卡，逮捕并绑架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将他带到西巴基斯坦，随后便开始屠杀他的支持者。外国媒体已经被先一步驱逐出了这座城市，但关于当时情况的许多直接证据都是通过美国领事馆操作的一部电台提供的。阿切尔·布拉德本人直接向国务院和亨利·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叙述了其中一个事件：巴基斯坦正规军队在准备好伏击之后，放火烧了大学的女生宿舍，然后用机关枪将企图逃跑的女生们击倒在地。（枪支和其他武器都是此前由美国的军事援助项目提供的。）

勇敢的记者安东尼·马斯卡雷尼亚斯（Anthony Mascarenhas）向《伦敦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提供了其他报道，它们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并迅速传遍了为之惊骇不已的世界。军队蓄意采用的镇压和恐吓手段包括强奸、谋杀、肢解和杀害儿童。在前三天里就有至少10,000名平民遭到屠杀。最终的平民死亡人数估计从未低于50万，最多则高达300万。由于按照巴基斯坦军队沙文主义的定义，几乎所有的印度教公民都面临危险（并不是说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教友就可以幸免于难），因此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可能多达1000万——开始穿越印度边境。总而言之，当时第一，直接否定了民主选举；第二，放纵了种族灭绝政策；第三，制造了一场非常危险的国际危机。没过多久，驻新德里的美国高级外交官肯尼思·基廷（Kenneth Keating）大使就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他告诉华盛顿，当时采取有原则的立场，反对这种侵略和暴行，是最有实际意义的。基廷曾是来自纽约的参议员，他在1971年3月29日的电报中用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短语，呼吁政府“迅速、公开、重点谴责这一暴行”。“现在最重要的是采取这些行动，”他警告说，“在可怕的真相不可避免地即将暴露之前。”

尼克松和基辛格迅速行动了起来。也就是说，阿切尔·布拉德（Archer Blood）被迅速召回，基廷大使被总统带着轻蔑的口吻形容为“被印度人洗了脑”。1971年4月下旬，在大屠杀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基辛格给叶海亚·汗将军发了一条消息，感谢他的“敏锐和机智”。

这位将军为什么在自己——和幕后老板——犯下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时还能受到如此宠爱，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一个原因。1971年4月，一支美国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到了前往北京参赛的邀请，并接受了它，当月月底，中国政府利用巴基斯坦大使作为中间人转发了一封信，邀请尼克松派遣一名特使访华。因此，一个可耻的现实政治动机在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要去访问在对孟加拉人实施种族灭绝过程中扮演了帮凶的国家。

但那些喜欢用现实政治当借口的人或许应该考虑进一步的情况。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秘密通道”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它通过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的罗马尼亚传达——不是个太美妙的选择，但在那个阶段也并非绝对犯罪。对于像周恩来这样严肃的人来说，没有理由把接触方式局限在“敏锐和机智”的叶海亚·汗这样一个满身鲜血（后来也被证明是短命的）的暴君提供的狭窄通道里。换句话说，周恩来要么想要接触，要么他不想。正如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学家劳伦斯·利夫舒尔茨（Lawrence Lifschultz）所言：

其次，对这种秘密外交及其相关特权的了解显然使巴基斯坦将军摆脱了本来可能压制住他的束缚。他告诉他最亲密的助手——包括通讯部长乔杜里（G. W. Choudhury）——他与华盛顿和北京的私人关系将会保护他。乔杜里后来写道：“如果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给他虚假的希望，他会更现实一些。”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与他的勾结更让他们成了大屠杀的直接帮凶。

只有借助传票的力量，重开国会调查，才能确定：除了已经由重复出现的可靠证词证明的一贯治国方略中不言自明的部分之外，在1971年的种族灭绝秘密外交与1975年的破坏稳定秘密外交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与此同时，否认这种联系的任务就落在了那些相信一切都是意外的人身上。

亨利•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很小但意义重大的领域被忽略了——被完全忽略了。由于东帝汶在第三卷、暨最后一卷（《复兴岁月》）中完全没有被提及，它甚至不能像塞浦路斯那样指望在日后进行仓促校订。一言以蔽之，它已经被修饰过了。

印度尼西亚入侵这个毗邻小国的日期——1975年12月7日——非常重要。那一天，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刚结束了对雅加达的正式访问，抵达了夏威夷。由于他们刚刚与印度尼西亚军政府进行了会晤，而且美国是印度尼西亚军事装备的主要供应国（北约盟国葡萄牙此时已经与印度尼西亚断绝了关系），向两位领导人询问他们是否给入侵者留下了相当于“开绿灯”的印象，似乎是个合理的问题。但总统的回答闪烁其词：

这一官方发言中字面上的不协调——和平解决使用暴力问题——或许具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希望压倒性的力量能迅速取得胜利。基辛格本人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发表了一篇更为坦率的评论，让这种怀疑进一步成为了现实。他在雅加达对新闻界表示，美国不承认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宣布成立的共和国，“美国理解印度尼西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接下来关于大规模屠杀、强奸和蓄意饿死人的报道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报道者已经不再惯用白描手法。几名目睹了印度尼西亚暴行的澳大利亚记者被杀害，首都帝力遭到摧毁，军事力量远远落后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农村地区的顽强抵抗：这一切使得东帝汶成了雅加达新秩序的尴尬，而不是宣传。基辛格一般会试图避免讨论有关他参与灭绝东帝汶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持续参与，因为正是他授权秘密运送武器给那些进行人类灭绝的人——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了他的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有力支持，后者后来在回忆录《危险之处》（A Dangerous Place）中透露，在东帝汶问题上，最初的侵略造成的死亡“几乎相当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伤亡比例”。莫伊尼汉继续写道：

“美国”和“国务院”这两个词在这里完全被这位所谓的散文大师糟蹋了，因为它们被用作了亨利·基辛格的同义词。

二十年后的1995年7月11日，基辛格面临着有关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他当时在纽约中央公园酒店学习交流中心主办的一场活动上宣传推广他当时的新书《外交》（Diplomacy），或许并没有预料到会场上会出现来自一线的质疑（他在书里和演讲中都完全忽略了帝汶）。康斯坦西奥·平托（Constancio Pinto）曾是东帝汶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被捕并遭受了酷刑，之后逃到了美国，他是这样开场的：

“平托：我是帝汶人，我叫康斯坦西奥·平托。我听了你今天的演讲，非常有趣。但有件事我知道你没有提到，就是在1975年被印度尼西亚入侵的这个地方，它在东南亚。入侵导致20万帝汶人被杀害了。据我所知，基辛格博士在东帝汶遭到入侵的前一天还在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问题上，美国实际上支持印度尼西亚。所以我想知道你当时在做什么。

基辛格：我当时在做什么？整个时间还是只是关于帝汶？……大多数跟政府打交道的人都不明白，身居高位是多么忙碌的一种经历。任何时期的问题总是比你能处理的要多。当你要处理全球政策时，作为一个大国，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当时安哥拉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我们刚刚被赶出越南。我们正在中东进行谈判，而黎巴嫩内战已经爆发了。我们正要去中国。遗憾的是，或许我们从未考虑过帝汶。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我们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原因其实非常偶然。我们原本打算去中国——我们指的是福特总统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原本打算去中国访问五天，但这段时间毛泽东病得很重，中国发生了巨变。……所以我们缩短了中国之行。……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期间，他们从未与我们讨论过帝汶问题。我们离开机场时，印度尼西亚人告诉我们，他们要占领葡萄牙的殖民地帝汶。对我们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因为印度十年前就占领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Goa），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另一个去殖民化的进程。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意见。如果有人问我们的意见，我也不知道我们会说什么。……

此后，帝汶发生了可怕的人类悲剧。东帝汶的人民进行了抵抗，我不知道伤亡数字是否正确。我确实不知道，但数字确实非常大，这也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悲剧。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据我们在1975年所知，这在雷达屏幕上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印度人占领果阿之后，再也没有人再听说过它了。……而对我们来说，看看地图，帝汶只是一个巨大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一半人口是葡萄牙人。我们没有理由说葡萄牙人应该留在那里。……

艾伦·奈恩（Allan Nairn）：基辛格先生，我叫艾伦·奈恩，是一名美国记者。我是从1991年11月12日的东帝汶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美国人之一。在那场屠杀中，装备有美国M-16机枪的印度尼西亚军队在圣克鲁斯天主教公墓（Santa Cruz Catholic cemetery）前枪杀了至少271名东帝汶平民，当时他们正在举行和平的哀悼和抗议活动。你刚刚说过，你们在1975年12月6号下午和苏哈托会面时没有讨论过帝汶，在你们到达机场之前也没有讨论过。但是我这里有你和福特总统与印度尼西亚独裁者苏哈托将军谈话的国务院官方文字记录稿。它根据《信息自由法案》编辑过，所以文本并不全。但从已有的这一部分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上你们确实与苏哈托讨论过即将对帝汶进行的侵略，福特总统本人在我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事实。福特总统告诉我，实际上是你与苏哈托讨论了即将对帝汶进行的侵略，而且你代表美国……

基辛格：谁？我还是他？

奈恩：你和福特总统一起代表美国同意侵略东帝汶。这儿还有一份国务院的内部备忘录……这是1975年12月18日在国务院举行的一次会议的备忘录，就是在你那次出访后即刻举行的会议，你斥责工作人员把国务院法律顾问雷（Leigh）先生的调查结果付诸文件，他的调查表明，印尼对东帝汶的侵略是违法的，它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因为使用美国武器而违反了与美国的条约，从这份文字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欢迎听众中的任何人仔细阅读它——你对他们生气，首先是因为你害怕备忘录会泄露，其次是因为你支持印尼侵略东帝汶。……看看公开行动吧，在你结束与苏哈托的会谈16个小时后，印尼军队开始在东帝汶首都帝力上空跳伞。他们降落后立即开始大屠杀，最终导致了三分之一的东帝汶人口[被杀害]。而你当时宣布立即加倍提供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援助。……

基辛格：听着，我想我们都明白了……

奈恩：我的问题，基辛格先生，我的问题，基辛格博士，有两个方面：首先，你是否愿意根据《隐私法案》弃权，以支持对这份备忘录的完全解密，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你和福特总统对苏哈托说了什么？第二，你是否支持就东帝汶问题召开一个由联合国监督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你是否同意遵守法庭对你本人行为的裁决？

基辛格：我的意思是，呃，真的，这种评论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政策几乎无法实施的原因之一。这个家伙有个执念……他收集了一堆文件，但你不知道这些文件里写了什么……

奈恩：我欢迎你的读者来读它们。”

我们注意到了基辛格通常高效到机械的语法在最后的回答中变得语无伦次，这非常有趣。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有一次看到他的否认机制的运作。如果说基辛格和他的老板尼克松有什么核心信仰的话，那就是美国永远不应该——甚至不应该显得像一个“可怜又无助的巨人”。基辛格自己的著作和演讲里充斥着关于“可信性”的修辞，以及需要用美国的决断精神给敌友留下深刻印象云云。但在回应任何可能牵涉他的犯罪和惨败的质询时，他都会慌不择路地羞辱祖国和她的职业公务员，暗示他们知之甚少，漠不关心，信息贫乏，并且很容易被事件的发展速度搞得手足无措。他还会诉诸孤立主义以蛊惑人心。这无异于宣称美国会臣服于任何有雄心壮志或追求民族统一的小国。

这种几近脱口而出的颠倒修辞也导致了歇斯底里和即兴撒谎。（回想一下他对中国人宣称是苏联煽动了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说法。）认为印度尼西亚吞并帝汶可以与印度占领果阿相提并论的想法太过荒谬，在此前或此后的任何辩解中都没有提到过。在这一比较中，基辛格喜欢的似乎是果阿被遗忘的速度如此之快。但他忽略的是，它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第一，没有发生像帝汶那样规模的大屠杀，第二，它完成了印度的去殖民化。而帝汶象征着印度尼西亚殖民的巩固。非常清楚：在基辛格离开雅加达机场的停机坪几小时后，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就开始了，这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的，而且在他抵达几天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计划会被任何一个大使馆武官所获悉，自然也会被任何来访的国务卿所获悉。事实上，我们有前中央情报局驻印度尼西亚行动官员菲利普·利奇提（C. Philip Liechty）的证词：

如果我们宅心仁厚，那么企图显得作壁上观的态度或许部分源自这个事实：即便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Adam Malik）也公开承认，在印尼征服战争的前十八个月里，帝汶平民的死亡人数在5万到8万之间。换句话说，这正是在基辛格目睹之下，用他歪曲美国法律以提供给凶手的武器制造的杀戮。现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恢复了某种形式的民主，而它在后独裁统治时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放弃吞并东帝汶，并从该领土撤军——在其帮凶进行了最后一次血腥屠杀之后，因此我们现在或许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当时准种族灭绝的程度。

基辛格在1975年的傲慢并没有解决两个合法性的问题，而它们都属于国务院的管辖范围。第一个是印度尼西亚违反国际法的问题，这一案件的管辖权显然属于葡萄牙和北约政府，而基辛格并不赞成它们（部分由于其对“去殖民化”的支持）。第二是违反美国法律的问题，法律规定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武器只能用于自卫。而国务院的公务员同样受法律约束，只能得出结论：必须切断美国给雅加达将军们的援助。他们在备忘录中总结了这一案件，引发了如下的巨大内部争论，现摘录如下：

日期：1975年12月18日

主题：国务院政策

国务卿（基辛格）：我想就我不在时国务院的行为提出一点见鬼的意见。直到上星期，我还以为我们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小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分崩离析了。请看这条关于帝汶的电报。你们知道我的态度，任何像你们一样了解我的立场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么做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把自己记录在案。这样对待国务卿是一种耻辱。……

对此有什么可能的解释？我告诉过你们要悄悄停下来的。菲尔，在你的地盘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这让人无法理解。……

哈比布：我们的评估是，如果会有麻烦，那么在你回来之前就会出现。他们告诉我，他们决定最好继续发这份电报。

国务卿：胡说。我说的是这样做几个星期，然后再重新开始。

哈比布：电报不会被泄露的。

国务卿：不，它会，也会提交给国会，然后我们会就此事举行听证会。

哈比布：我当时不在。是电报告诉我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国务卿：那就是说有两份电报！这意味着已经有二十个人看过它了。

哈比布：不会，我是从秘密渠道收到的——只是一段含糊其辞的话，还加了密，但我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我得知雷认为有法律要求这样做。

雷：不，我说的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在法律上这样做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西斯科：我们被告知，你决定我们必须停下来。

国务卿：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都知道我对此的看法。……没有人抱怨过这是侵略行为。

雷：印尼人违反了和我们的协议。

国务卿：以色列人进入黎巴嫩时——我们上次抗议这事是什么时候？

雷：那情况不同。

莫：那是自卫。

国务卿：我们不能把印尼中部的共产党政府行为解释为自卫吗？

雷：呃……

国务卿：那你是说那些武器不能用于自卫？

哈比布：不，它们可以用于印度尼西亚的自卫。

国务卿：现在来看一下安哥拉问题的基本主题。这些傻逼把这些东西都泄露给[《纽约时报》记者]莱斯·吉尔伯（Les Gelb）了。

西斯科：我可以告诉你是谁泄露的。

国务卿：谁？

西斯科：[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威廉·海兰德（William Hyland）告诉他的。

国务卿：等一下……海兰德说……

西斯科：他说他给吉尔伯做了简报。

国务卿：我想让这些人知道，我们在安哥拉的利益不是经济财富或者海军基地，而是关乎苏联在离家8000英里的地方行动，而周围的国家都在寻求我们的帮助。这会影响到欧洲、苏联和中国。

至于帝汶岛的事，三个月之后就会泄露出去，人们会发现基辛格否决了他那些淳朴的官员的意见，违反了法律。（在法律顾问办公室）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雷：三个。

哈比布：我办公室至少有两个。

国务卿：加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所以你说的是不少于15或20人。

你们有责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里，落在纸面上的一切都会被用来对付我。

哈比布：我们一直有这种认识，一直会考虑到这一点。……

国务卿：国务院里每天都会有几个傻逼在谈论安哥拉，但没有人捍卫安哥拉。请给我在吉尔伯的文章里找一句捍卫我们的安哥拉政策的话。

哈比布：我认为泄密和异议是你必须承担的重担。……

国务卿：……这不是什么小联盟的问题。我们会输得很惨。总统告诉中国人，我们在安哥拉问题上立场坚定，两周后就会撤出安哥拉。我去参加一个北约会议的同时，国务院透露说我们担心某个海军基地，还说这是基辛格的夸大或歪曲。我不在乎石油或者海军基地，但是我确实在乎非洲看到苏联成功了而我们什么也没做时的反应。……中国人会说，我们这个国家在印度支那半岛被5万人赶了出去，现在在安哥拉又被不到5千万美元赶了出去。……

国务卿：我们与印度尼西亚的协议不可能说这些武器只是用于国内目的的。我认为你们会发现它说的是它们可以合法地用于自卫。

有两个问题。一是你们有责任向我提出这个案子的是非曲直。二是如何把这些给我。但是在明知这栋楼里的电报是怎么处理的情况下，还在我即将回来前30个小时把它写在电报里，这就确保了这会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超越了[副法律顾问]乔治·奥尔德里奇（George Aldrich）狂热的头脑中能想到的一切。

我接手了管理问题，命令卡莱尔[·莫]不得再进行任何新的销售。

六个星期后情况会如何好转？

哈比布：他们到时候可能就清理干净了。

国务卿：国务院正在分崩离析，已经到了不服从明确命令的地步。

哈比布：我们发电报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它需要你的关注。这是十天前的事了。

国务卿：胡说。我什么时候收到电报的，杰里？

布雷默：不是在周末前。我想可能在星期天吧。

国务卿：你们肯定清楚我对此的看法。过去两年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我对帝汶的看法。

哈比布：好吧，我们看看——和雷谈谈。还有一些法律要求。我不懂，既然法律上没有要求，为什么还要把它发出去。

国务卿：印尼人要是听到这个消息就要完蛋了，我这样假设是不是错了？

哈比布：呃，比全面断供要好，可以降低供货数。

国务卿：在国会重开之前，我们还有四个星期。时间足够了。

雷：解决行政管理截止点的的方法是“我们正在研究情况”。

国务卿：36小时会是个大问题吗？

雷：我们之前在西斯科的办公室开了个会，决定发这条消息。

国务卿：我知道法律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是放弃安哥拉，公然打击印尼人的话，怎么可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呢？一旦落到纸面上，就会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外交官在开放论坛上对此大写特写，哪怕最后证明我是正确的。

哈比布：电报泄漏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

国务卿：不，这是个经验事实。

伊格尔伯格：菲尔，这是事实。你不能说任何NODIS[“不可分发（No Distribution）”：最高限制级别]电报都会泄漏，但你不能指望三到六个月后国会就有人要它。如果它是书面记录的一部分，早晚会被拖出来的。

国务卿：你们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我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把设备卖给了印度尼西亚。我从中什么也得不到。我没有拿任何回扣。但你们有义务弄清楚如何为你的国家服务。外交服务不是为自己服务，“服务”代表着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为外交部服务。

哈比布：我理解这封电报就是这么用的。

国务卿：你一把它输入系统，就不可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解决它。

雷：只有一个问题。有人问我们的话，我们要对国会说什么？

国务卿：我们在研究时把它切断了，打算在一月份重新开始。【原注：在经过一小段如他们所说的误导国会的时间之后，确实在一月份恢复了重型武器运输，这些武器被用于民用目标。】

必须指出的是，没有人能彻底从这次会议中全身而退；国务卿的公务员们绝不“淳朴”。但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与基辛格的公开声明完全不同的是，他（1）尽一切可能避免提及果阿；（2）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问题长期持有的观点，斥责下属如此愚蠢，连这也不知道；（3）对东帝汶事件毫不吃惊；（4）承认他违反了法律；（5）认为有必要否认他本人可以从武器运输中获利，而并没有人要求他否认这一点。

一份记录基辛格本人、苏哈托将军和福特总统在1975年7月5日举行的戴维营会议的NODIS备忘录表明，基辛格明白葡萄牙在东帝汶继续享有法律主权。经过官方编辑，备忘录的几乎每一行都遭到了删除，除了美国政府急于向印尼军政府提供陆海空三军装备之外，大部分的讨论都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有一处，就在基辛格即将露面之前，福特总统问他的客人：“葡萄牙人是否已经确定了允许帝汶人民做出选择的日期？”整个回答都被删掉了，但我们永远不能说基辛格的国务院不知道葡萄牙有权——实际上是得到了授权——来为东帝汶人举行自由选举。苏哈托在被删除的回答中不太可能向主人们保证在这样的公开选举中，支持被印尼吞并的候选人将会获胜。

1979 年11月9日，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的辛迪加专栏发表了一篇对前总统福特有关东帝汶问题的采访，同时发表的还有几份与1975年侵略有关的美国机密情报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描述了印度尼西亚的将军们如何迫使苏哈托“授权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另一份文件则告知福特和基辛格，苏哈托将在他们1975年12月的会谈中提出东帝汶问题，并会“企图诱出同情态度”。相对坦白的福特很高兴地告诉安德森，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站在印尼一边”。这样的话，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这一点福特或许意识到了，或许没有。

（未完待续）

【导读】

当基辛格在1973年就任国务卿时，专门费心保留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职位，这让他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担任四十委员会主席的国务卿，而四十委员会当然会考虑并批准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同时，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每一项重要的情报计划都要经过他的办公桌。基辛格的双重职务，加上尼克松被削弱的地位，让基辛格成为“不亚于负责国家安全的实际国家元首”。

基辛格在获悉塞浦路斯国内即将发生由希腊军政府支持的、针对民选总统的政变时，在明知政变会引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入侵的情况下，他利用秘密渠道，阻碍了自己国家的民主程序，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政治暗杀计划的沉默的帮凶，这一计划的失败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将近20万难民被暴力驱逐，塞浦路斯被不公正、不稳定地分裂了，对之后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在此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会晤中，基辛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又说了一连串诡异的谎言：基辛格首先否认了中国公开声称的他协助策划了马卡里奥斯下台的事实。随后为了利用中国的反苏本能，他惊人地宣称“我们知道是苏联人告诉土耳其人入侵的”。——这将使得这次侵略成为第一次由苏联主导、由北约军队发动，并由美国援助的入侵。

【译文】

在亨利·基辛格回忆录三部曲的第二部《动乱年代》（Years of Upheaval）里，他发现1974年的塞浦路斯大灾难这一主题太过尴尬，决定推迟讨论它：

他无疑对此感到紧张，哪怕原因只是因为在越南、柬埔寨、中东、安哥拉、智利、中国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都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更妄谈当时的遗留问题。（至于这些问题“延伸到了福特总统的任期”实际上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除了时光确实流过了这段苍白的过渡时期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基辛格写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们推测，在他给客户的大部分演讲中也是一样），他都给人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此人在世界中游刃有余，一切尽在掌握。但有时他也会故意扮演一个类似“老实人”的角色，天真幼稚，准备不足，容易被事件挫败。这种姿态无疑让他丧失了一些自尊。此外，他经常会精确选择时机摆出这种姿态，特别是在记录显示他其实了解某些情况，而这些了解或先见之明同时会让他面临责任或共谋指控的时候。

1974年的塞浦路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基辛格如今在其回忆录第三卷《复兴岁月》（Years of Renewal）中表示，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总统的任期结束让他分心，阻碍了他及时对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重要三角关系表现出明智的兴趣。这是个诡计的免责声明，“北约东翼”这个词是当时的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老生常谈，而塞浦路斯临近中东。中东这一因素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从未缺失。国内政策完全没有理由阻止他关注这一地区。此外，基辛格所谓他对此心不在焉的一个理由，即尼克松政权的内爆，事实上赋予了他超凡的权力。我们再重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基辛格在1973年就任国务卿时，他专门费心保留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我们现在称之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这让他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担任四十委员会主席的国务卿，而四十委员会当然会考虑并批准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同时，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每一项重要的情报计划都要经过他的办公桌。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他的助手的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说，基辛格的双重职务，加上尼克松被削弱的地位，让基辛格“不亚于负责国家安全的实际国家元首”，这几乎甚或完全没有夸大其词。

基辛格在《动乱年代》和《复兴岁月》中各说了一句将来可能会引起麻烦的话。在前者中，他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下一次塞浦路斯危机会导致土耳其的干预”——换句话说，北约内部至少存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而这肯定会导致塞浦路斯岛的分裂。任何对塞浦路斯事务略知一二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完全是常识。在后者中，基辛格最终接受了在第一卷中曾含蓄拒绝的挑战，他反复质问读者：为什么有人（比如深受水门事件困扰的他自己）会寻求“两个北约盟国间的东地中海危机”。

这两段言不由衷的言论需要借助第三段加以限定，后者出现在《复兴岁月》第199页。基辛格在这里毫不掩饰地称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Makarios）是“造成塞浦路斯大部分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马卡里奥斯是一个实际上几乎没有军队的共和国的民选领导人，该国当时与欧共体签有联系协议，还是联合国和英联邦的成员。但他的统治遭到了雅典的军事独裁政权和高度军事化的土耳其政府的挑战，塞浦路斯的独立受到了威胁，雅典和土耳其政权都资助岛上的右翼黑帮组织，并且都计划吞并塞浦路斯岛或大或小的一部分。哪怕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七十年代，塞浦路斯国内的“部族间”暴力一直在减少。事实上，大多数屠杀都是希腊和土耳其的民主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遭到其民族主义敌人和威权主义敌人的“内部”屠杀。希腊狂热分子和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中的狂热分子曾几次企图杀害马卡里奥斯总统本人。将他本人描述为大部分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是一个极其反常的道德判断。

而正是这种反常的判断为揭开基辛格这一篇章的核心谎言提供了钥匙。如果民选政府领导人（以及希腊东正教社区的精神领袖）是造成紧张局势的“直接原因”，那么将他清除掉自然就可以消弭紧张局势。如果我们能证明存在这样一个清除计划，而且基辛格事先知道这个计划，那么逻辑上就自然可以证明：他并不像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寻找一场危机——他自怜地请求我们不要相信这一点——而是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他得到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对塞浦路斯及该地区而言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平衡或消除三段论。清除马卡里奥斯的阴谋——“解决方案”所依赖的的计划——实际上失败了。但那些计划了相应手段以期达到目的的人不能因为现实与他们的计划不符就得以免除罪责。

根据基辛格自己的记录和回忆，以及随后的官方调查，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他确实事先就知道废黜和刺杀马卡里奥斯的计划。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注意到，希腊独裁者、秘密警察的负责人迪米特里奥斯·约阿尼德斯（Dimitrios Ioannides），决心在塞浦路斯发动一场政变，将该岛彻底置于雅典的控制之下。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同样众所周知的还有更为尴尬的事实：约阿尼德斯准将依赖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同情。他统治下的警察国家早已被欧洲委员会所开除【译注：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是由爱尔兰、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卢森堡、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英国通过1949年5月5日在伦敦签订《欧洲委员会法规》所成立，具有国际法地位、并且为联合国观察员身份的国际组织，是欧洲整合进程中最早成立的机构。】，并被禁止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他之所以能继续掌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同意让美国第六舰队以希腊作为船籍港，并在国内建立了一系列美国空军和情报基地。这种怀柔政策在美国国会和媒体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围绕它的争论早在水门事件之前就已经成了基辛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美国附庸的希腊独裁政权不仅希望看到马卡里奥斯被推翻，而且已经尝试杀害他或派人杀死他。（顺便说一句，推翻和暗杀在这一问题上实际几乎是一回事，不可能让这样一个极富魅力的领袖活下来，想要废黜他的人必然想要他死。）这一点也特别得到了共识。最明显的证据是：1974年5月，即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发生政变的两个月前（基辛格后来宣称这一事件让他震惊），基辛格收到了国务院塞浦路斯办公室主任托马斯·博雅特（Thomas Boyatt）发来的备忘录。博雅特总结了积累至今、极富说服力的理由，认为希腊军政府即将对塞浦路斯和马卡里奥斯发动攻击。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不对雅典采取行动，警告独裁者们停止行动，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美国对此无动于衷。他还补充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让这一政变发生，则无疑会导致土耳其的入侵。

每次危机过后，华盛顿总会出现无数有先见之明的备忘录；为了提高（或保护）某些官僚机构的声誉，它们往往不是危机后才第一次被人读到，就是被泄露给了新闻界或国会。但基辛格现在承认，他是在往返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飞机上实时看到这份文件的（两国距离塞浦路斯的飞行时间都不超过半小时）。但他并没有向希腊军政府签发任何签有他的名字或具有他的权力的行动方针。

不久的1974年6月7日，《国家情报日报》（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它是所有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局官员的早餐读物）引用了一份日期为6月3日的美国实地报告，其中陈述了雅典独裁者的观点：

这份报告及其内容后来由当时在雅典服役的中情局工作人员向国会做了确认。约阿尼德斯准将在报告里显得浮夸、充满妄想——他确实如此，这一事实应该强调了显而易见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大约在同一时间，基辛格接到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尔布莱特（J. William Fulbright）的电话。富尔布莱特参议员在华盛顿听取了持不同政见的希腊资深记者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Elias P. Demetracopoulos）关于即将发生的政变的简报。富尔布赖特告诉基辛格，根据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说法，应该采取措施，阻止希腊按计划行动，他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这么做将修复美国对军政府的纵容所造成的一些精神伤害；其次，这么做将阻止希腊和土耳其在地中海地区的对抗；第三，这将提高美国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威望。基辛格拒绝了富尔布莱特的建议，理由很奇怪：尼克松政权正在抵挡来自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的压力，后者企图将美苏贸易与俄罗斯犹太人自由移民联系起来，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干涉希腊的“内政”。不管这种说法有多么奇怪，这仍然让基辛格不可能像现在依然宣称的那样，声称自己对政变没有得到任何警告。

因此，美国高层依旧没有向雅典方面表示关切。这种难产有时被认为是程序或礼节问题，就好像基辛格的日常习惯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行似的。约阿尼德斯是事实上的政权首脑，但技术上他只是秘密警察局长。对美国大使亨利·塔斯卡（Henry Tasca）来说，与一个他称之为“警察”的人进行外交接触是件很尴尬的事。但我要再次提醒读者们，亨利·基辛格除了在外交上的正式地位之外，还是四十委员会的首脑，因此也是美国秘密行动的负责人，他私下里一直在和雅典政权打交道，而该政权与中情局始终保持着长期联系。后来，1976年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报告中相当巧妙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托马斯·博雅特的备忘录准确地预警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反映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个中层官员的观点），但该备忘录被列为机密，至今仍从未公开。他被要求在上述听证会上作证，但起初基辛格禁止他出现在国会，最终被允许作证也只是为了避免基辛格因藐视法庭遭到传讯。他最终在国会非公开会议上做了证，听证室里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记者和访客。

事情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1974年7月1日，希腊外交部的三位高级官员公开提出辞呈，他们三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都持温和态度。7月3日，马卡里奥斯总统向希腊军政府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直接指控外国干涉和颠覆：

他要求对此负有责任的希腊军官撤出塞浦路斯。

政变最终于1974年7月15日发生，几天之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质疑基辛格显然未能预见或避免这场政变，而他回答说“信息并非唾手可得”。而实际上，信息几乎唾手可得，它们一直在经由外交渠道和情报渠道持续不断地提供给他。因此，他决定什么也不做就等于直接决定做了什么——或者说让什么情况发生。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次政变有两点显而易见。第一，它是由雅典煽动、在希腊正规军队的协助下进行的，因此是一个国家直接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第二，它违反了涉及塞浦路斯岛状况的所有现行条约。军政府随后选择了臭名昭著的沙文主义枪手尼科斯·桑普森（Nikos Sampson）作为其代理“总统”，更是骇人听闻地加强了这种明显不得人心的违法行为。四十委员会主席一定早就熟知桑普森奇人，因为他一直从中央情报局接受财政支持，他主办的尼科西亚狂热派报纸《马克利报》（意为“战斗”）还从某位亲军政府的雅典中情局代理人处接受资金，这位代理人萨瓦斯·康斯坦托普洛斯（Savvas Constantopoulos）先生是亲军政府喉舌《自由世界》的出版人。桑普森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九天，发动了一场针对希腊民主反对派的谋杀运动，在此期间，所有欧洲政府都把他当做一个贱民而已。但基辛格要求美国驻尼科西亚特使以对待外交部长的礼节接见桑普森的“外交部长”，从而使美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予其事实上承认的政府。（我们需要强调，此时马卡里奥斯总统下落不明。他的宫殿遭到猛烈炮击，军政府电台宣布了他的死讯。但事实上他逃走了，并在几天之后将事实公之于众——这让某些有地位的人大为光火。）

在华盛顿，基辛格的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断然否认这场后来被马卡里奥斯在联合国讲坛称为“侵略”的政变牵涉外国干预。“不。”他对有关问题直接回答道，“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外部干预。”基辛格在会见塞浦路斯大使时并没有反驳这种超现实的立场，他也没有按照惯例对其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从他那里得知的所有不快的“直接原因”——去世的消息表示哀悼。当被问及他是否还承认当选的马卡里奥斯政府为合法政府时，基辛格令人震惊地坚决拒绝回答。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正在转向承认桑普森政权时，他的发言人拒绝予以否认。当富尔布赖特参议员帮助逃亡的马卡里奥斯访问华盛顿时，美国国务院被问及他会以哪种身份会见基辛格——“普通公民、大主教还是塞浦路斯总统”？答案？“（基辛格）将于周一会见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除了正在迅速土崩瓦解中的希腊独裁政权之外，世界上其他所有政府都承认马卡里奥斯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领袖。基辛格在这一点上的单边主义是没有外交先例的，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与少数持同样想法的武装分子的勾结和惺惺相惜。

值得强调的是，马卡里奥斯是以塞浦路斯民选合法总统的身份，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威廉·富尔布莱特参议员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的邀请访问华盛顿的。他们的邀请要归功于之前提到的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他是富尔布赖特的朋友，早就预警过政变的发生。正是他向正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的马卡里奥斯转达了邀请。这位游击记者只手发动的这一举措使得一系列反军政府活动达到了高峰，而他也因此深深地激怒了基辛格，成为了他特别怨恨的对象。在最后一刻，基辛格不得不极为勉强宣布，马卡里奥斯将以总统而不是主教的身份与他会见。

既然基辛格本人告诉我们，他一直知道或认定塞浦路斯再次爆发暴力事件将引发土耳其的军事干预，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当这种干预出现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他似乎也没有感到非常不安。由于希腊军政府仍然掌权，他的努力主要是保护它免遭报复。他反对让马卡里奥斯返回塞浦路斯岛，并强烈反对土耳其或英国使用武力推翻希腊政变（英国是保证条约（Treaty of Guarantee 的缔结国之一，对塞浦路斯负有条约义务，还有军队驻在塞浦路斯【译注：《保证条约》是1960年颁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希腊、土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的条约。该条约禁止塞浦路斯参与任何与其他国家的政治联盟或经济联盟，要求其他各方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保留保证人采取行动恢复塞浦路斯现状的权利，还允许英国在两个军事基地保留主权。】）。基辛格自己的回忆录和其他所有人的回忆录充分证实了这种惰性或不作为的主张——后来演变成了同样严格的啰嗦：反对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土耳其入侵。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未来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时任首席政治顾问汤姆·麦克纳利爵士（Tom McNally）后来透露，基辛格至少“否决”了一次英国准备提前阻止土耳其登陆的军事行动。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国务院和国防部长期以来一再表达的对塞浦路斯分治的支持，使得这一行动显得并没有那么严重。塞浦路斯岛上的人口组成（82%希腊人，18%土耳其人）使得希腊的分治显得更符合逻辑。但其次的办法就是由土耳其强制实施分治。在土耳其进行了两次凶狠的侵略，占领了塞浦路斯近40%的领土之后，基辛格确实全力以赴，保护土耳其不会因为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和非法滥用美国武器的行径受到任何美国国会的报复。事实上，他变得如此亲土耳其，仿佛从未听说过希腊上校们的名字（尽管他对归来的希腊民主派领导人表达的厌恶之情偶尔会提醒我们，他还是听说过的）。

并不是说这种分裂主义政策全部都应该归咎于基辛格个人；他继承了希腊军政府和官方对马卡里奥斯的厌恶。但即便是在他本人的回忆录那些晦涩难懂的字里行间，他也承认了可以从独立资料源中得出的不同结论。他利用秘密渠道，阻碍了自己国家的民主程序，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政治暗杀计划的沉默的帮凶，这一计划的失败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亡，将近20万难民被暴力驱逐，塞浦路斯被不公正、不稳定地分裂了，对之后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1976年7月10日，欧洲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由十八位杰出的法学家在福西特教授（J.E.S. Fawcett）担任主席领导下，用一年时间研究土耳其侵略的后果后写成的。报告发现，土耳其军队蓄意杀害平民，处决囚犯，对被拘押者施加酷刑和虐待，随意对平民实行集体惩罚和大规模拘留，以及系统性地进行不受惩罚的强奸、酷刑和抢劫行为。许多“失踪”人员，包括战俘和平民，在这一时期仍然“失踪”，其中包括十几个持有美国护照的人，这本身就证明依赖美国援助和物资的军队所采取的战略对不同的人并不加区分。

也许是因为基辛格不愿承担自己对这些暴行的责任，也不愿承担对最初的桑普森政变的责任，因此他对他的新朋友——中国人——说了一连串诡异的谎言。1974年10月2日，基辛格在纽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举行了高级别会晤。这是自邓小平访问 以来中美之间的首次实质性会晤【译注：指的应该是邓小平1974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而第一个话题就是塞浦路斯。这次会晤的备忘录被标注为“绝密/敏感/排他性浏览”，基辛格在其中首先否认了中国公开声称的他协助策划了马卡里奥斯下台的事实。“我们没有。我们不反对马卡里奥斯。”（他自己的回忆录否认了这一声明）他说，“政变发生时我在莫斯科。”——但他不在。他说：“我的人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关于一场即将发生的政变的）情报报告。”——尽管他们认真对待了。他说马卡里奥斯也没有认真对待它们——尽管马卡里奥斯曾公开谴责希腊军政府的政变计划。随后他惊人地宣称“我们知道是苏联人告诉土耳其人入侵的”，这将使得这次侵略成为第一次由苏联主导、由北约军队发动，并由美国援助的入侵。

一个好骗子必须有好的记忆力，而基辛格正是个记忆力超群的大骗子。因此，或许这种歇斯底里的谎言一部分可以从谈话背景得到解释：他需要动用中国的反苏本能。但这种彻头彻尾的虚假令人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它暗示出了其他一些东西：更类似于否认或妄想，甚至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忏悔。

（未完待续）

【导读】

基辛格策划谋杀了支持民主的智利军队总司令勒内·施奈德将军之后，接着通过中央情报局，进行针对智利的合法民选政府的秘密行动，这最终导致了对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和谋杀。基辛格也对政变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暴行了如指掌，这包括皮诺切特统治的前19天的情况——在此期间的处决总数为320人。此后在拉美国家蔓延的“秃鹰行动”则在各个层面都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共谋。“秃鹰”是一个跨境进行暗杀、绑架、折磨和恐吓的组织，由皮诺切特的智利、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的巴拉圭、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的阿根廷三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元首麾下的秘密警察部队协调行动。美国情报部门还向“秃鹰”中人承诺负责监视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的拉丁美洲难民。敢死队原则的国际化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和两届美国政府的政治领导人的理解和认可。两届政府中负责此事的高级官员都是亨利·基辛格。所以说基辛格杀死了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并不为过。

【译文】

2000年12月20日，正当本文第一部分即将发表时，我们联系了亨利·基辛格的办公室，约定了我们感兴趣的领域，并要求采访。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直接回复，因此再次去信，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他通常发表声明所收取的苏丹一般的高昂费用。这只让我们收到了他一位雇员华而不实的回信，我们只好假定有些问题是基辛格不愿讨论的，哪怕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钱。

无论犯罪者本人是否愿意对此做出评论，第一部分中所讨论的罪行——中南半岛平民遭受的浩劫和对智利民主的非法颠覆——事实上确实发生了，这些罪行奠定了他剩余任职期间的基调。在智利和整个南半球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暴行很快就使他对勒内·施奈德将军犯下的谋杀罪行黯然失色。在之后的几年里，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手又同样出现在塞浦路斯和希腊、孟加拉和东帝汶。这些罪行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地缘政治力量的结果，没有人应该为之负责。亨利·基辛格应该为这些罪行负责，它们活生生地坚持要求他对此负责。

1970年11月9日，亨利·基辛格起草了第93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备忘录，回顾了萨尔瓦多·阿连德就任总统后对智利的政策，（根据尼克松“让经济尖叫”的指示）提出了各种常规的经济骚扰措施，并切断了对智利的援助和投资。更重要的是，基辛格主张与邻国的军事领导人保持“密切关系”，以促进协调对智利施加压力，并在其国内酝酿反对派。概括地说，这预示了此后披露的“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秃鹰行动”是一项让南半球的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秘密勾结的行动，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知情和宽容。

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政府在一场血腥政变中被推翻，而基辛格正在通过他自己的参议院确认程序就任国务卿。他错误地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美国政府没有参与这次政变。但扎实的消息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要看到这些信息，人们可以选择美国海军随员帕特里克·瑞安（Patrick J. Ryan）编写的美国军事集团海军部门在智利的第2号情况报告。瑞安先生描述了他与参与推翻智利政府的官员间的密切关系，欢呼1973年9月11日是“我们的诺曼底登陆日”，并满意地注意到“智利的政变接近完美”。人们还可以细读“FUBELT计划”的解密文件——在这个代号下，中情局与基辛格和四十委员会频繁联系，进行针对智利的合法民选政府的秘密行动。

令人震惊的是，基辛格对政变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暴行了如指掌，这更明确地说明了他本人犯下的反人类罪。11月1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杰克·库比奇（Jack B. Kubisch）发布了一份关于智利军政府处决政策的详细报告，在其中为新任国务卿特别注明“是你在东京通过电报要求的”。这份备忘录继续以各种方式让基辛格了解了皮诺切特统治的前19天的情况。我们得知，在此期间的处决总数为320人。（与公开宣布的100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该数据基于“一份为军政府准备的内部秘密报告”，美国官员对此显然知情。）至于光明面，

库比奇随后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两名美国公民——弗兰克·特鲁吉（Frank Teruggi）和查尔斯·霍曼（Charles Horman）被智利军政府谋杀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他们的家人仍在寻找他们遭遇的细节。搜寻时间如此之长，原因可以从1974年2月11日的一封电报中推断出来，该电报记录了在与智利军政府外交部长的一次会晤中，库比奇提出了失踪美国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合作变得更加困难，需要在我们的关系中谨慎保留相对不重要的问题”。

跑题之后说回到“秃鹰行动”：“秃鹰”是一个跨境进行暗杀、绑架、折磨和恐吓的组织，由皮诺切特的智利、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的巴拉圭、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的阿根廷三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元首麾下的秘密警察部队协调行动。现在已知应有这一国际行刑队负责的事件包括：持不同政见的智利将军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及其妻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杀、玻利维亚将军胡安·何塞·托雷斯（Juan Jose Torres）在阿根廷被杀、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参议员贝尔纳多·莱顿（Bernardo Leighton）在意大利遭残害，等等，而这只是最主要的几个受害者。1976年9月，一个“秃鹰”小组还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智利前外交部长奥兰多·莱特列尔（Orlando Letelier）和他的助手罗尼·墨菲特（Ronni Moffitt）。在这个网络的各个层面都发现了美国政府的共谋。比如，已经证实联邦调查局协助皮诺切特抓获了豪尔赫·伊萨克·富恩特斯·德阿拉松（Jorge Isaac Fuentes de Alarchon），他在巴拉圭被拘留并遭受酷刑，然后被交给智利秘密警察，就此“失踪”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情报部门还向“秃鹰”中人承诺负责监视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的拉丁美洲难民。

斯特罗斯纳已被推翻；魏地拉被关进了监狱；皮诺切特和他的追随者正在或已经在智利被绳之以法。那么基辛格呢？上述所有罪行及其他更多罪行都是在他担任国务卿“监督”期间犯下的。所有这些罪行，根据当地法律或国际法或两者，都应在过去和现在受到惩罚。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辩护者，都很难辩称他对真实情况毫不关心或并不知情。1999年，一份被解密的秘密备忘录极其详细地披露了1976年6月8日基辛格与皮诺切特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次私人谈话的内容。会晤是在基辛格预定在美洲国家组织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举行的，主题是人权。基辛格煞费苦心地向皮诺切特解释说，他将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几个徒具形式的言论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我的朋友彼得·科恩布鲁（Peter Kornbluh）做了一项工作：将“备忘录”（《会谈备忘录》）与基辛格本人在回忆录第三卷《复兴岁月》中对会谈进行的叙述做了比较：

皮诺切特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两次提到了流亡的智利反对派领导人奥兰多·莱特列尔，指责他误导了美国国会。而基辛格的回应是为国会道歉，并暗示这位独裁者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后就会有更好的日子。（这是他1968年对越南战争的巴黎策略的小小重演。）三个月后，华盛顿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莱特利尔在袭击中丧生。这是外国特工在美国首都犯下的唯一一起此类暴行（而基辛格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事件）。负责安排此次犯罪的智利秘密警察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Manuel Contreras）将军在一份宣誓书中表示，如果没有皮诺切特本人下达的具体命令，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他现在还关在监狱里，无疑很想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信任上级。

“我希望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得到改善。”基辛格告诉皮诺切特（但并没有这样告诉他回忆录的读者），“我们想帮助你们，而不是破坏你们。”基辛格帮助这位谋杀犯和暴君建立了统治，如今，他建议他不要理会自己为了讨好国会即将发表的言论，这是对两国民主的侮辱。他还为进一步的跨国和国内恐怖主义开了最畅通无阻的绿灯——而他对两者都了如指掌。（他在回忆录中确实提到了他所说的皮诺切特的“反恐情报机构”。）他与皮诺切特进一步勾结起来反对美国国会——后者正在考虑通过肯尼迪修正案停止向侵犯人权者出售武器，基辛格谄媚地表示：

这段话值得记住，它是一把解读基辛格拙劣的回忆录中事实与谎言之间常见关系的钥匙。（也是对他在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和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Weidenfeld & Nicolson）两家出版社的编辑的重大责备。）它还应该作为一项对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的紧急敦促，敦促他们重新开展对这一时期的各种罪行进行的尚未完成或遭到阻挠的调查，并阻挠对这一时期各种罪行的调查。最后，鉴于智利已经恢复民主，智利法院也决心追求真相和正义，它驳斥了基辛格对有尊严、有人性的人民“不负责任”的、居高临下的侮辱，这些人民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他的口头侮辱。

华盛顿的一条经验法则认为，官方的任何最新披露都会包含比最愤世嫉俗的人所怀疑的东西还要糟糕的情况。而在2000年9月，中央情报局根据该财年情报授权法案的辛奇修正案的要求，公布了一项关于智利的内部调查的结果，令最强硬的批评家和调查人员都惊讶不已：

这再一次重复了那个由来已久的所谓的“区分绑架与谋杀”的谣言，并再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旦中情局绑架了施奈德将军，将如何处置他呢？ （还要注意，报告刻意地被动表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情报显示阴谋者或中情局的计划是要杀死将军”。要怎么做才能满足这个诡异的标准呢？）但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所谓不守规矩的组织实际上严肃对待了他们得到的指示：

“人道主义原因”，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解释的创造性。按照1970年的价格计算，35,000美元在智利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不太可能由地方站长自己就能决定支付。我们想知道，四十委员会及其警惕的主席亨利·基辛格是如何做出了这个决定：脱离一个被认为是我行我素的犯罪团伙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这个团伙犯下冷血谋杀罪之后，向其支付一小笔现金。

同样的问题也以一种更为尖锐的形式出现在在中央情报局在同一份报告中披露的另一个信息里。这一信息的标题是“与孔特雷拉斯的关系”。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是皮诺切特的秘密军事警察头目，任职期间导致了无数智利人遭到死亡、酷刑和“失踪”，并造成了在远至华盛顿特区使用轰炸和暗杀手段。中央情报局在文件中承认，他们

这种明确区分“外部目标”和更为混乱的内部专制原则的直截表述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外部威胁？除阿根廷之外，智利没有任何敌对国家——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对比格尔海峡（Beagle Channel）的某些海上航线权利有争议。（结果是智利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帮助了撒切尔夫人。）而我们知道，在阿根廷，中央情报局同样致力于帮助军事政权生存下去。不，智利没有外部敌人，但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有很多很多外部仇敌——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诸多智利人。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的任务就是追捕他们。正如报告所写的：

在几段来来回回地讨论（警方战术中的“外部”和“内部”之间）并无区别的区别之后，中情局的报告坦白指出

这无需太多解析。在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是“阻碍实行合理人权政策的主要障碍”之后，他不仅得到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还在华盛顿得到了高级别的接待。中情局的备忘录谨慎指出，存疑的时候，“美国政府的政策部门”和“某机构间委员会”就让存疑者闭了嘴。它还企图暗示（而并没有意识到此间的幽默感），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外国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一不留神就误得到了一大笔贿赂。我们想知道有没有人因为这个错误受到批评，以及它是如何通过四十委员会的审查的。

这份报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面说孔特雷拉斯的海外活动不透明，一面又说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敢死队原则的国际化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和两届美国政府的政治领导人的理解和认可。两届政府中负责此事的高级官员都是亨利·基辛格。不管“机构间委员会”实际指的是什么，不管它是四十委员会还是智利问题机构间委员会，我们都回到了同一个来源。

在离开国务院时，基辛格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交易：他把自己的文件送给了国会图书馆（虽然先是仓促地用卡车把它们运到了纽约州波坎蒂科山（Pocantico Hills）的洛克菲勒庄园保管），唯一的条件是这些文件在他过世五年后才能解封。但基辛格的朋友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犯了个错误，他在1976年杀死奥兰多·莱特列尔的华盛顿汽车炸弹事件中同时杀害了一名美国公民罗尼·卡尔彭·墨菲特。到2000年底，联邦调查局终于申请并获得了检查国会图书馆文件的传票，而基辛格只能通过他的律师处理这一传票。这是个开始，但与智利、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真相与正义委员会”的努力相比依旧是可悲的，后者已经摆脱了多年来与基辛格狼狈为奸的独裁统治，并寻求对这段历史的全面记述。我们期待美国国会也启动一个类似的程序，并最终检查所有被藏匿的文件，它们掩盖了以我们的名义犯下的未被惩罚的罪行。

（未完待续）

【导读】

1970年9月，智利的左派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取得了竞选的胜利。但阿连德这个名字本身对智利极右派、在智利和美国做生意的某些大公司（特别是ITT公司、百事可乐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中情局来说就十分讨厌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讨好其金主，百事可乐总裁唐纳德·肯德尔和大通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决定阻止阿连德就职。

基辛格认真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成立了一个小组，其明确目的是对智利实行一种“双轨制”政策，一种是表面上的外交政策，另一种则是美国国务院或美国驻智利大使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所不知道的政策——该政策旨在挑起军事政变，破坏稳定，制造绑架和暗杀。

酝酿这种干预，存在着长期和短期的障碍。长期障碍是智利军方不参与政治的传统，这使得智利与其邻国区分开来。这样的军事文化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取堕落的。短期障碍则在于一个人：勒内·施奈德（Rene Schneider）将军。作为智利军队总司令，他坚决反对任何军方干预选举进程的行为。因此，在1970年9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施奈德将军必须死。

基辛格领导的“第二轨道”小组直接参与了对施耐德将军的谋杀：“一名非经选举产生的美国官员在国会不知情且未授权的情况下与其他人会面，计划在一个与美国没有与其交战并与美国保持友好外交关系的民主国家绑架一名持宪法思想的高级军官。…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次‘打击’——一次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亨利·基辛格同时想要两样东西：他想通过任何手段、使用任何代理人除掉施奈德将军。…同时，万一尝试失败或被发现，他又希望自己置身事外。”

【译文】

基辛格在一次著名的蔑视民主的演讲中曾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允许某个国家“因为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这个国家是智利，在他发表这番言论时，智利被公认为南美洲最发达的多元化民主国家。在冷战时期，这种多元主义可以从选民的选票中看出来：三分之一是保守派，三分之一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三分之一是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和中间派。这样相对容易地就能阻止马克思主义者主导政府，而且自1962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基本上满足于为可靠分子提供资金——正如它在意大利和其他类似国家做的那样。但是在1970年9月的总统选举中，左派候选人实际上获得了36.2%的轻微多数票。右派的分歧以及一些较小的激进派和基督教政党对左派的支持，使得智利国会在传统的60天交接期后确认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博士为下一任总统成为了道义上的必然。但阿连德这个名字本身对智利极右派、在智利和美国做生意的某些大公司（特别是ITT公司、百事可乐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中情局来说就十分讨厌了。

这种厌恶很快就传到了尼克松总统的耳朵里。他个人受过百事可乐总裁唐纳德·肯德尔（Donald Kendall）的恩惠，当尼克松作为一名失败的政客加入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时，是肯德尔给了他第一个国际账户。在阿连德赢得选举胜利后的11天内，华盛顿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从根本上决定了智利民主的命运。在与肯德尔、大通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讨论后，基辛格和赫尔姆斯一起去了椭圆形办公室。赫尔姆斯的会议记录显示，尼克松毫不费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阿连德不能就职。“不考虑风险。大使馆不参与。1000万美元，需要的话还有更多。我们最好的全职人员……让经济尖叫吧。48小时内制定行动计划”。

解密的文件显示，基辛格认真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此前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智利，直言不讳地将智利称为“插在南极洲心脏上的一把匕首”。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成立了一个小组，其明确目的是对智利实行一种“双轨制”政策，一种是表面上的外交政策，另一种则是美国国务院或美国驻智利大使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所不知道的政策——该政策旨在挑起军事政变，破坏稳定，制造绑架和暗杀。

酝酿这种干预，存在着长期和短期的障碍，特别是在阿连德即将宣誓就职前的短暂时间内。长期障碍是智利军方不参与政治的传统，这使得智利与其邻国区分开来。这样的军事文化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取堕落的。短期障碍则在于一个人：勒内·施奈德（Rene Schneider）将军。作为智利军队总司令，他坚决反对任何军方干预选举进程的行为。因此，在1970年9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施奈德将军必须死。

西摩·赫什和其他人详细记录了这个计划：让他被极端派军官绑架，弄得看起来好像是左派和亲阿连德分子策划了这一阴谋。他们希望由此产生的混乱会引起智利国会的恐慌，从而拒绝阿连德担任总统。他们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附近出价5万美元招募任何有胆量承担这项任务的军官。理查德·赫尔姆斯和他的秘密行动主管托马斯·卡拉梅西尼斯（Thomas Karamessines）告诉基辛格，他们并不乐观。军界犹豫不决，四分五裂，要么就是对施奈德将军和智利宪法保持忠诚。正如赫尔姆斯在后来追述谈话时说的：“我们试图让基辛格明白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小。”基辛格则坚定地告诉赫尔姆斯和卡拉梅西尼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下来重述一遍。一名非经选举产生的美国官员在国会不知情且未授权的情况下与其他人会面，计划在一个与美国没有与其交战并与美国保持友好外交关系的民主国家绑架一名持宪法思想的高级军官。会议记录看起来可能像是官方记录（尽管它们被隐藏了足够长的时间不见天日），但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次“打击”——一次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爱德华·科里大使作证说，他告诉使馆工作人员，不要与一个自称“家园与自由”（Patria y Libertad）的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家园与自由是一个准法西斯主义组织，意在无视选举结果。他给华盛顿发了两份电报，警告他的上级也不要与他们有任何瓜葛。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武官已经被告知要与该团体联系，并对他隐瞒这一事实。当即将离任的智利总统、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宣布，他反对美国的任何干预，并将投票确认合法当选的阿连德时，基辛格正是转向了家园与自由这个帮派。1970年9月15日，基辛格听说一位名叫罗伯托·维奥克斯（Roberto Viaux）将军的极端右翼军官与家园与自由组织有联系，他愿意接受美国的秘密任务，除掉施奈德将军这枚棋子。到这时为止，他们还在用“绑架”一词，而且经常在用，但基辛格的“第二轨道”小组授权向维奥克斯的人提供了机关枪和催泪弹，而且似乎从未问过他们一旦绑架得手要怎么办。

我们让文件来讲述这个故事。1970年10月18日，中情局从圣地亚哥给基辛格的“第二轨道”小组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出于“安全”目的，永远深思熟虑的编辑服务还是把名字都涂黑了以掩盖身份，我将其写在了方括号里）：

回复标题为“立即圣地亚哥”（只读[删除]），日期为10月18日，内容如下：

一起发出的一封同样写给“圣地亚哥562”的消息是这样写的：

如果没有看过10月16日早些时候的一条信息，我们是无法理解这些电报的全部美妙之处的。（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智利国会将于当月24日举行会议，确认阿连德为总统。）

最后，有必要读一下白宫1970年10月15日的“谈话备忘录”，上面引用的电报直接提到了这份备忘录，它是一份更诚实的总结。根据标题记录，出席“美国政府高层”会议的有：“基辛格博士、卡拉梅西尼斯先生、黑格将军。”他们的讨论的第一段已经完全被涂掉了，编辑服务导致页边空白处连一个潦草的字迹都没有。（考虑到此后已被承认的事实，这篇16行的删节一定很值得一读。）我们从第二段中读起：

所以“轨道二”自己又包含两条轨道。“轨道二之一”是罗伯托·维奥克斯将军和他的助手阿图罗·马歇尔（Arturo Marshal）上尉领导的一群极端分子。这些人在1969年就曾企图发动一场反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政变；如今已被革职，甚至军官团中的保守派也不喜欢他们。“轨道二之二”则是一个表面上更“值得尊敬”的派别，由首都驻军首领卡米洛·巴伦苏埃拉（Camilo Valenzuela）将军领导，他的名字也出现在上述的电报中，其身份则被某些删除部分所掩盖了。在智利的几名中情局特工认为维奥克斯太疯狂了，不值得信任。科里大使的反复警告也产生了效果。正如上文引用的10月15日的备忘录所示，基辛格和卡拉梅西尼斯在最后一刻对维奥克斯有了疑心，而后者直到10月13日还从中情局得到了2万美元现金，并被承诺提供价值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这一提议是白宫直接批准的。但在距离阿连德就职只有几天时间时，尼克松又重申：“阿连德先生当选总统一事绝对必须受到阻挠。”这使巴伦苏埃拉集团的压力剧增。作为其直接的结果——特别是在得到了热情的鼓励之后，罗伯托·维奥克斯将军觉得自己有义务向那些怀疑他的人做出证明和反驳。

1970 年10月19日晚上，巴伦苏埃拉集团配备了中情局送来的催泪弹，在维奥克斯团伙中一些人的帮助下，企图在施奈德将军离开一场正式晚宴时抓住他。这次尝试失败了，因为施奈德乘坐的是一辆私家车，而不是预期中的官方用车。这一失败导致华盛顿的中情局总部向当地情报站发出了一份极其重要的电报，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因为“总部必须在10月20日上午答复高层的询问。随后，他们授权向巴伦苏埃拉及其主要助理每人支付5万美元，条件是他们再次做出尝试。10月20日晚上，他们再次尝试，但又失败了。10月22日，上面提到的“无法追踪”的机关枪被交给巴伦苏埃拉小组，再次进行尝试。当天晚些时候，罗伯托·维奥克斯将军的团伙最终谋杀了勒内·施奈德将军。

根据智利军事法院后来的判决，这起暴行涉及了“轨道二”中两条轨道的人员。换句话说，巴伦苏埃拉本人并不在现场，在现场的是维奥克斯领导的暗杀小队，其中包括了参与前两次行动的人。维奥克斯被判犯有绑架罪和阴谋策划政变罪。巴伦苏埃拉被判犯有阴谋策划政变罪。因此，以后任何企图将这两起阴谋分开的尝试，除了在程度上之外，都是一种没有区别的尝试。

无论施奈德是因为绑架计划失败而被杀（刺客们说他有勇气反抗），还是因为暗杀他本来就是受邀目标，这都无关紧要。智利军队的警方报告实际上描述的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根据每一个受法律约束的国家（包括美国）的法律，为了实施绑架而犯下的罪行都要加重，而不是减轻。如果你脚边躺着一具尸体，你不会说 “我只是想绑架他”。至少，如果你想诉减轻情节的话，你不会这么说。

但某种版本的“情有可原的情况”已经成为了一个用薄纸包裹的故事，基辛格用它来保护自己，在绑架和谋杀事件发生前后都未被指控为同谋。这种令人遗憾的委婉说法甚至在文字记录中找到了容身之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调查此事时得出结论认为，由于提供给巴伦苏埃拉的机关枪实际上并未用于杀人，而且由于中央情报局在谋杀案发生前几天正式阻止了维奥克斯将军的行动，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杀害施奈德的计划，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官员特别预计到了施奈德会在绑架期间遭到枪杀”。

沃尔特·艾萨克森在他的基辛格传记中提到了一份备忘录，但只看到了它的表面意义：基辛格在10月15日与卡拉梅西尼斯会面后，给尼克松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其中向总统报告了维奥克斯的阴谋，称自己已经“关掉了它”。他还表示维奥克斯的成功暗杀是未经授权的，这也只看到了其表面意义。这些借口和道歉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道德上则是可鄙的。亨利·基辛格对施奈德谋杀案负有直接责任，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1）布鲁斯·麦克马斯特（Bruce MacMaster），上述电报中提到的“假旗”特工之一，中央情报局职业人士，身怀一张伪造的哥伦比亚护照，声称代表美国在智利的商业利益，他告诉我们在暗杀之后、可能牵连中情局之前，他努力给被监禁的维奥克斯集团成员取得“封口费”。

2）保罗·维摩特（Paul M. Wimert）上校是圣地亚哥的一名武官，中情局与巴伦苏埃拉派系的首席联络员，他作证说，施奈德谋杀案发生后，他匆忙取回了付给巴伦苏埃拉及其伙伴的两笔5万美元的款项，以及3挺“无法追踪”的机关枪。他随后迅速驱车前往智利海滨小镇比尼亚德尔马（Vina del Mar），将枪支投进了大海。他在这次行动中的同谋、中情局情报站长亨利·赫克舍（Henry Hecksher）就在几天前还向华盛顿保证，维奥克斯或巴伦苏埃拉之一将能够消灭施奈德，从而引发一场政变。

3）再看看10月15日的白宫/基辛格备忘录，看看它被按部就班地照搬到智利的方式。在任何意义上，它都没有“关掉”维奥克斯。如果说起到了什么作用，就是促使他——一个众所周知热爱自吹自擂的狂热分子——加倍努力。“保护你的资产。我们会保持联系。当你和其他所有朋友能大展身手时，时机就会到来。我们将继续支持你。”这可不是让他靠边站的措辞。电报的其余部分则清楚地表明了意图：“阻止他单独行动”、“继续鼓励他扩大计划”，并“鼓励他与其他政变策划者联合起来，以便他们在10月24日之前或之后采取一致行动”。[斜体是作者加的]最后三条完全准确地描述了维奥克斯实际上的所作所为，简直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

4）再看一下亨利·赫克舍于10月20日收到的电报里提到的在第一波攻击施奈德失败后“来自高层”的焦虑质询。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发给另一名驻圣地亚哥的中情局特工的一份类似电文中同样的用词质询托马斯·卡拉梅西尼斯提问时，他作证自己确信“高层”一词直接指的是基辛格。从我们以上的一瞥中也能看出，之前从华盛顿发出的所有通讯确实如此。这本身就足以推翻基辛格所谓在10月15日“关闭了”“轨道二”（及其内部两条轨道）的说法。

5）爱德华·科里大使后来明确指出，基辛格试图在维奥克斯集团失败的情况下编造一份不在场证明：“他关心的不是智利，而是谁应该为什么受到谴责。他想让我成为承担责任的人。亨利不想与失败联系在一起，他着手建立一份记录，以批评国务院。他把我带到总统面前，因为他想让我谈我对维奥克斯的看法，他想让我成为那个软弱分子。”

1970 年，“推诿”的概念在华盛顿还没有像之后那样被理解得如此透彻。但很明显，亨利·基辛格同时想要两样东西：他想通过任何手段、使用任何代理人除掉施奈德将军。（华盛顿方面从未指示过确保施奈德安然无恙；他们通过外交邮袋送来了致命武器，精心挑选的暴力分子接收了它们。）同时，万一尝试失败或被发现，他又希望自己置身事外。这些都是任何鼓动或怂恿谋杀的人的正常动机。但基辛格需要的犯罪比他需要——或有能力设计——的推诿要多一点。不必等到他的许多秘密文件被公布或被法庭传唤，我们就可以确信：在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他直接共谋谋杀一位宪法官员，显而易见是有罪的。

在基辛格与中南半岛和智利持续不断的残忍交锋中，我们注意到两种明显的独立统一的风格：第一种风格是宏观的，在他身上充斥着夸张的歌剧效果，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巨大而可怕的后果；第二种风格是微观的，包括对小势力执迷不悟、几乎是吹毛求疵的操纵。这两种做法实际上是相当一致的，而且第一种做法粗暴彻底的暴力与第二种做法私密的残忍之间也有着明显的联系。

在中南半岛，如此大规模的大屠杀也需要许多个人的谄媚、无数秘密委员会不知疲倦的奉承，以及几个同伙微笑着的背叛。在智利，讽刺的是，微观上的秘密暗杀是以某种程度的宏观性来构想的，其目的在于破坏整个政府的稳定，并最终向整个南美次大陆传授严厉的教学课程。

在三月的《哈泼斯杂志》中，我们将再次遭遇这两个对比鲜明但十分对称的譬喻。在智利，一个经济体、一位总统和一部宪法被摧毁，随后是“敢死队”制度在整个南美洲的扩张。换句话说，对施奈德和阿连德的仇杀演变进了现实政治。在孟加拉，他淡定地认定数百万孟加拉人的生命是可以牺牲的：他们是他在北京光荣合影的代价，是回报一位军事独裁者的恩惠的代价，是基辛格的老板偿还个人恩怨的代价。由于受害者无法得到宽恕，这种怨恨后来愈演愈烈，到了暗杀和更糟糕的程度。在塞浦路斯，一个经由民选但不识相的领导人一两次假想的怠慢足以使设计的谋杀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不稳定”机制再次叮当作响：一次被当做是对权力的冒犯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和持续的悲剧。在东帝汶，尸横遍野，让亨利·基辛格得以有荣与一个古怪的暴君秘密非法握手。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孤独的记者目击并冒犯了世界上最冷酷的目光，几乎为此失去了自由和生命。

最后——也是极端致命与微不足道之间的肮脏联系最卑鄙的例证——我们发现，亨利·基辛格作为个人，明确地从他作为公众人物犯下的罪行中获利。“旋转门”的陈腐形象不足以描绘巨大的磨坊和极具影响力的磨石，它们会在一个角落制造痛苦和谋杀，并在另一个角落获得个人利益。既然这两个角落都能加以说明，那么总结对这个人的法律指控就变得既可能又必要了，这个案件包括了粗暴地违反广泛的国际法和蓄意的、日积月累的、可确定的违反地方和国家法律的行为，这一点毫不奇怪。

这是美国在两个方面、两个维度上应该承担的责任。

（未完待续）

也不知是谁们的朋友。成都唱红歌那会儿，就看到这只已经一把年纪的苍蝇闻着腥味凑到成都“寻找机会”，当时想，这种犹大混子如果能善终，是对所有善良人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