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基辛格依靠阻挠1968年的巴黎和谈而帮助尼克松入主白宫。在此后四年间，他积极参与乃至主导了美国在中南半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对当地平民造成惨重的杀伤：

“据美国参议院难民小组委员会估计，在这四年时间里，有超过300万平民被杀死、伤害或导致无家可归。

同样在这四年间，美国向中南半岛空投了近4,500,000吨烈性炸药。（五角大楼估计整个二战期间的空投总量为2,044,000吨。）这一总数不包括大量喷洒的化学落叶剂和杀虫剂。

在尼克松—基辛格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半时间里，中情局的反游击队‘凤凰行动’杀害或绑架了35,708名越南平民，… 真正超高的死亡人数全部都发生在亨利·基辛格的任期内；他知道并理解这一点；他向国会、新闻界和公众隐瞒了这些死亡人数；在受到质疑时，他下令对质疑者进行政治和官僚报复。这也是华盛顿某项甚至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不知道的秘密非法程序的结果，亨利·基辛格是这项程序的主要受益者。”

“亨利不仅仔细筛选了空袭目标，他还阅读了原始情报，并摆弄起任务模式和轰炸路线。除了主持关键的四十委员会（负责规划和监督所有国外秘密行动）之外，他还主持了应对突发危机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WSAG）、负责军备控制的核查小组（Verification Panel）、监督战争日常行动的越南特别研究小组（Vietnam Special Studies Group），以及监督国防部预算的国防项目审查委员会（Defense Program Review Committee）等。”

【译文】

尽管我们必须专注于残酷的现实，但也绝不能忽视亨利·基辛格周围的超现实元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年轻的亨利造访了越南，当时许多身为技术官僚的机会主义者仍然相信这场战争值得打，也能够打赢，但亨利对第一点持保留意见，而对第二点产生了相当大的疑虑。他甚至主动行动，与河内直接进行了私人接触。他和两个法国人交上了朋友，这两位都和北越首都的共产党领导人有直接联系。其中一个是胡志明的朋友、法国公务员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另一个是法国微生物学家赫伯特·马科维奇（Herbert Marcovich），他俩在北越进行了一系列旅行，归来后在巴黎对基辛格做了汇报。他随后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在华盛顿的高层对话中进行豪赌，向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转达了范文同（Pham Van Dong）和其他共产党政治家实际或潜在的谈判立场。（结果是对北越的无情轰炸使得任何“桥梁建设”都行不通。特别是美国对保罗·杜默尔大桥（Paul Doumer Bridge）的破坏激怒了越南方面，而这一点现在已经被遗忘了。）

这种并无份量的中间地位最终帮助基辛格在1968年完成了他的双簧表演：他借洛克菲勒州长之口发声，通过间接方式提议美国在将来与其主要对手缓和紧张关系。1968年，洛克菲勒作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首次发表重要讲话，干脆地谈到“在与共产主义中国和苏联的微妙的三角关系中，我们最终可以改善与这两国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考验了双方的和平意愿”。（斜体是作者加的）

这种做法预示了基辛格后来的战略，或许有先见之明的人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洛克菲勒州长和汉弗莱副总统一样，没有理由认为他这位野心勃勃的幕僚会投奔尼克松阵营，冒险推迟同样的缓和局势的条款，以便在未来靠它已遭贬值的幻象邀功。

从道义上讲，基辛格处理超级大国和解的概念和他处理协商解决越南问题概念的方式一样：视自己的需要而定。有时他假装支持它，有时则谴责它意志薄弱，背信弃义，有时则通过它获得赞誉。某些在中南半岛“服从命令”的人可能会用那些出了名的脆弱的辩护词为自己辩护；有些发布命令的人现在则会告诉我们他们当时的行为是真诚的。但基辛格无法利用这一托辞。他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开始了第二轮旷日持久的战争，并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协助摧毁了一个他始终知道可行的替代方案。这加剧了对他的指控的严重性，也让我们准备好了应对他对这种指责脱口而出的总结式的辩护词：即他的巨大破坏最终导致了“和平”。当他在1972年10月宣布“和平即将到来”时，他作出的是个炫耀性的虚假论断，而这个论断本可以在1968年实现的。当他宣布与超级大国的后续接触是他的功劳时，他宣布的是腐败的秘密外交的结果，而在最初提议中，这种外交是开放和民主的。同时，他还非法窃听和跟踪了美国公民和公务员，这些人对战争和违宪权力感到担忧，但他们的担忧比起奥布拉克先生和马科维奇先生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在确立律师所谓的“犯罪意图”时，我们可以说，就基辛格而言，他对自己的行为完全知情，并完全负责。

基辛格于1969 年冬在理查德·尼克松的内阁上任后，他的任务就是在两个方面做得更加极端。他必须理性证明在已经被摧毁的越南战场上的惩罚行动的“可信度”，还必须支持主子的愿望，即在尼克松政府和国务院之间筑起半道“墙”。“双轨制”这个词后来变得司空见惯。而基辛格在双轨上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在海外滥用暴力，在国内则采取明目张胆的非法行为。他似乎对两方面的承诺都不缺乏兴趣；人们隐约希望这不是“春药”的第一次阵痛。

以任何标准衡量，约翰逊总统的“停止轰炸”都没有持续多久，哪怕还有人记得，其最初的和解目的已经被卑鄙地削弱了。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曾是林登·约翰逊在巴黎的首席谈判代表。他后来在国会作证，1968年10月和11月，北越已经从南越北部的两个省份撤出了90% 的军队，这与“停止轰炸”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一致的。然而在新的背景下，这种撤出就会被解释为软弱的标志，甚至是“隧道尽头的一盏灯”。

关于中南半岛战争的历史记录浩如烟海，引发的争议也不亚于此。但这并不妨碍事件进程的一致性。战争一旦被不自然、不民主地拖延下去，就需要更夸张的方法来进行作战，需要编造更荒谬的借口来为战争辩护。我们将提出四个相互关联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平民均遭受了蓄意的无差别致命袭击，战争和中立的习惯法均遭到违反，为了掩盖这些事实和其他事实，有人故意撒了谎。

如果1968年的巴黎和谈没有遭到破坏，越南本可以幸免于难：第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1968年12月，在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之间的“过渡期”，美军司令部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基础设施”采取了克赖顿·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Abrams）将军所谓的“全面战争”，其主要行动是对建和省（Kien Hoa）为期六个月的清除行动，这次清理行动的代号是“快车（Speedy Express）”。

在某些理论领域，可以认为这种做法符合自卫主权的国际法和章程。但没有一个有能力采取如下文所述的压倒性、毁灭性的军力的国家会处于守势，而且它绝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处于守势。因此，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并不是在为生存而战——除了在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上之外。这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再次在赫尔德曼死后出版的明确的证词中体现出来。他在尼克松身边写下的记录里描述了1970年12月15日一个基辛格式的时刻：

人们几乎不能指望这些意思能表达得比这更明确了。（此外还有尼克松的一个主要党人说明了这一点：他不想败坏竞选连任的名声。）但事实上，基辛格在他的第一部回忆录《白宫岁月》（The White House Years）中几乎也完全承认了这一点。事件背景是与戴高乐将军的一次会面，这位老兵要求知道尼克松政府有什么权利让中南半岛遭受毁灭性的轰炸。基辛格在自己的陈述中回答说“突然撤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信任问题”。（当被问及“在哪？”时，基辛格模糊地指出在中东。）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位未来跪舔勃列日涅夫（Brezhnev）和毛泽东的人没有任何真正的立场来宣称他在中南半岛进行战争是为了挫败任何一方。他当然不敢在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面前企图使用这种幼稚的借口。事实上，这位支持与中国进行秘密交易的人甚至没有很强的立场来宣称他是在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不，这一切都要归结为“信任度”和面子问题。众所周知，从尼克松和基辛格上台那一天到1973年他们撤出美国军队并接受1968年的条款之前，有20,763名美国军人、109,230名南越军人和496,260名北越军人在中南半岛丧生。这些受害者的家属难道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面临危险的主要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面子”吗？

因此，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在选举获胜后继续对北越进行的所谓“圣诞节轰炸”都必须被视为战争罪行。这次轰炸不是出于任何可以称之为“军事原因”的目的，而是出于双重政治原因。首先是国内原因：向国会中的极端分子现实力量，并借此让民主党处于守势。其次是说服南越领导人，比如总统阮文绍——基辛格从一开始就鼓励他的不妥协态度——他们对美国撤军的反对是太过紧张了。这又是1968年秘密预支的抵押贷款。

1975年4月和5月，柬埔寨和越南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崩溃，所付出的代价远高于在七年前崩溃。这些蝗虫年代的结局和它们的开始一样，充满了虚张声势和欺瞒哄骗。1975年5月12日，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柬埔寨炮艇立即扣押了一艘名为“玛雅古号（Mayague）”的美国商船。这艘船在柬埔寨声称自己拥有主权的国际水域被拦截，随后被带到了被带到柬埔寨的通岛（Koh Tang）。尽管有报道称船员已被释放，基辛格还是要求立即进行保全面子和提高“信任度”的攻击。他说服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派出了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福特是被罢免的前总统的继任者，没有经过考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派出的11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中，有18人死亡，50人受伤。还有23名空军士兵在一次坠机中丧生。美国对该岛上投下了一枚15,000吨重的炸弹，这是美国拥有的最强的非核装置。没有人知道柬埔寨的死亡人数。这些伤亡毫无意义，因为玛雅古号的船员根本不在通岛上，他们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被释放了。随后的国会调查发现，基辛格可能已经通过收听柬埔寨广播或者通过关注某正在进行谈判归还船员和船只协议的第三方政府了解到了这一点。到1975年的这个时候，并没有任何柬埔寨人还会怀疑美国政府使用致命武力的意愿。

在华盛顿特区，有一座著名的、神圣的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它被称为“越战老兵纪念碑”，但这个名字有些误导。我于1982年参加了它异常感人的揭幕仪式，注意到墙上镌刻的近60,000个名字不是按字母顺序、而是按日期排列的。最前面的几个名字对应1959年，最后几个则是1975年。有历史意识的游客有时会说，他们不知道美国这么早就参与了越战，或者不知道它一直打到那么晚。公众本不应该知道。最前面的几个名字是秘密特工，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上校未经国会批准就将他们派过去以去支持法国殖民主义。最后的几个名字则是那些在玛雅古号惨败中被抛弃的士兵。亨利·基辛格确保了这场他协助延长的残暴战争最终以和开始时一样偷偷摸摸、极端可耻的方式结束。

有些陈述对于日常的、两厢情愿的对话来说太呆板了。在全国性的“辩论”中，通常是从水流中收集更平滑的鹅卵石直接抛出去。它们甚至打中了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但有些时候，一句尖锐的话也会造成锯齿状的深深伤口，十分难看，必须立即烧灼。1971年1月，纽伦堡审判美国首席检察官特尔福特·泰勒（Telford Taylor）将军发表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声明。泰勒回顾了这些听证的法律和道德基础，也包括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和对昭和天皇麾下的首席军国主义者山下奉文（Yamashita Tomoyuki）将军的马尼拉审判，他表示，如果纽伦堡和马尼拉审判的标准被公平应用，并应用于设计了越战的美国政治家和官僚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得到（和山下）同样的结果”。并不是每天都有一位高级美国军官兼法学家发表意见说，他的国家大部分政治阶层很可能应该被罩上头罩，蒙上眼睛，套上绳套，从活板门里掉下去。

泰勒将军在他的《纽伦堡和越南》（Nuremberg and Vietnam）一书中也预料到了这一法律和道德结论可能遭到的一种反对意见。他说，辩方可能会争辩说，那些遭到指责的人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换句话说，他们出于最高尚、最无辜的动机，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有人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南半岛是无知的军队某些黑暗之心的“泥潭”，目的就是让这样一个含义不明的说法显得似乎合情合理。泰勒并不容忍这种观点。他写道：美国的军事、情报、经济和政治团队都在越南待了太长时间，不可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归咎于“缺乏信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之前，士兵和外交官也许还能假装无辜，但在那之后，尤其是在1968年3月16日的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之后——服役的老兵向上级官员报告了重大暴行——没人可以再合情合理地称自己毫不知情，而那些可以这么说的人里，最不可信的就是那些远离混乱的战场，埋头于阅读、讨论和批准送到华盛顿的全景报告的人。

在泰勒将军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南半岛战争中许多最应受谴责的事件仍在发生或即将发生。比如说，他并不知道对老挝和柬埔寨的轰炸强度和范围。但对这场战争行动本身，以及存在的法律和刑事责任背景，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并因而得出了一些无可辩驳的结论。第一条涉及到美国的特殊义务，即了解并尊重纽伦堡原则：

泰勒将军本人直面并思考了这些后果，他与另一位美国军官威廉·科尔森（William Corson）上校意见相左，后者写道：

泰勒对此回应道：

泰勒将军将这个问题延伸到战场上的指挥系统，并进一步指出，高级军官团

泰勒将军也没有忽略军事指挥与其政治领导之间的关键联系，同样，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比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直接，比如说，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和亨利·基辛格之间的定期接触就清楚地表明：

在这个比喻未经宣战、没有通知国会，也没有警告平民撤离就扩展到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新国家之前，汤森·霍普斯（Townsend Hoopes，泰勒将军的一个政治对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宣战，没有通知国会，也没有警告平民撤离。但泰勒回忆起了日本政治家广田弘毅（Koki Hirota）的审判，它在许多方面都预示了对基辛格的审判。

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内担任国防部长的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对柬埔寨早期遭受的轰炸十分不安，并对美国干预的合法性和谨慎性十分怀疑，以至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询问道：“是否在持续采取措施，以尽可能降低攻击柬埔寨平民和建筑的可能性？如果是，是什么措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吗？”没有证据表明，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曾寻求过哪怕是最低程度的保证。相反，有许多证据表明他欺骗了国会：这种保证的真实程度是故意捏造出来的。其他相关人士——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等——此后纷纷道歉、忏悔，或至少做出过解释。而亨利·基辛格从来没有。泰勒将军认为对涉嫌“窝藏”越南游击队的小村庄实施空袭的做法“公然违反日内瓦保护平民公约，该公约禁止‘集体惩罚’和对受保护人员的报复，同样也违反了陆战规则”。他写下这些的时候，这个残暴的先例还没有扩展到对两个国家——老挝和柬埔寨——全国的报复性袭击，仿佛这两个国家俨然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小村庄。

亨利·基辛格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战争制造者的自吹自擂，他需要承担特定程度的责任。他不仅有充分的理由知道战地指挥官夸大了胜利，声称所有尸体都是敌军士兵——这是1968年春天后的常见言论——而且他还知道，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在他成为国家安全顾问之前，战争问题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他肯定知道，任何一方每一次额外的伤亡不仅是一个人的死，而且是可以避免的死亡。他基于这种认识，以及对国内和个人政治利益的强烈意识，反而敦促战争扩大到两个中立国家——这违反了国际法——同时还坚持在越南本土进行超高水平的消耗战争。

我从数量众多的可用案例里选择了直接涉及基辛格，而且我自己亲身采访过幸存证人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如前所述，是“快车”行动：

我的朋友兼同事凯文·巴克利（Kevin Buckley）当时是一位广受尊敬的记者，《新闻周刊》（Newsweek）西贡分社社长，他对被冠以活泼代号的“平定”运动产生了兴趣。它是在约翰逊—汉弗莱政府的最后几天被设计出来的，在1969年前六个月得以全面实施，当时亨利·基辛格在战争指挥方面拥有极大权力。行动的目的是由美国代表阮文绍政府对建和省动荡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进行惩罚。

1968 年1月22日，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告诉参议院，在三角洲地区“没有部署正规的北越部队”，也没有任何军事情报文件能削弱他的这一说法，因此，对该地区的清洗不能被理解为“抵制河内不眠不休的征服欲望”这一普遍观点的一部分。实际上，第九师宣布的扫荡目的是为了将成千上万的村民从民族解放阵线（NFL，或称越共（VC））的政治控制中解救出来。巴克利发现，正如他的《新闻周刊》杂志在1972年6月19日部分披露的那样：

巴克利和他的朋友兼合作者亚历克斯·希姆金（Alex Shimkin，国际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者，后来在战争中丧生）从医院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了同样的证据。1969年3月，槟椥市（Ben Tre）医院报告有343名伤员被“友军”所伤，25名伤员被“敌军”所伤，在一场被怀疑是越共成员就意味着死亡的游击战争中，对一个政府机构而言，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据。巴克利自己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则引用称，在这一轮清缴中，平民的死亡人数‘可能多达5000人’——这是一位美国军官告诉他的数据，几乎肯定是有意低估了，这位官员实际上说的是‘至少有5000名’死者‘是我们所说的非战斗人员’——我们已经看出，这一区别并不太严格，而且当时已经被完全理解了。[斜体是作者加的]”

完全理解，也就是说，不仅是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理解了，而且那些指挥战争的人也理解了。正如一位美国军官对巴克利所说的：

在早些时候惠勒—瓦尔拉瓦（Wheeler Wallawa）行动期间扫荡美莱村的行动中，当时也将所有尸体都算作了敌方士兵的尸体，包括村里的平民，他们都被随意列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10,000人的总数当中。

对这个证据，巴克利和希姆金在纽约《新闻周刊》总部的电报中放弃了懒惰的传统说法，用了一种更生动、更谨慎的提法取而代之。问题不在于“无差别使用火力”，而在于“指控他们相当有差别地使用武力——作为一项政策，专门在平民居住区使用”。哪怕前一项指控也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后一项则直指纽伦堡或海牙的被告席了。

由于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公开赞扬过第九师的工作，并随时随地提请人们注意“快车”行动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可以肯定，华盛顿的政治领导层对此并非不知情。事实上，基辛格回忆录中显示的微观管理程度让人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重大事件是在他不知情或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中没有什么比他本人参与了轰炸和入侵中立的柬埔寨和老挝更真实的了。基辛格痴迷认为越南人的不妥协态度可以追溯到其盟友或越南自身的外部资源，或者可以通过大规模杀伤性战术加以征服，他一度考虑使用热核武器来摧毁从北越到中国的铁路通道，在另一个阶段则考虑轰炸北越灌溉系统的大坝，让整个越南洪水滔天。这两项举措（分别记载于泰德·肖尔茨（Tad Szulc）记录尼克松时代外交史的《和平的幻觉》（The Illusion of Peace）一书和基辛格的前助手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的记录中）都没有得以实施，这让我们的起诉书中除去了一些可能的战争罪行，但也表明了统治者的心态。还剩下柬埔寨和老挝，据说它们藏匿或保护了北越的补给线。

正如泰尔福德·泰勒将军所设想的审判有那样，被告既犯有侵略战争罪，也犯有战争罪。在战后时期，或者说在联合国宪章及其相关公约和合并公约统辖的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领导下的美国甚至剥夺了其最亲密的盟友入侵其他国家的权利——据称这些国家为盟友的敌国提供庇护。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956年10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施加了高级别的经济和外交压力，结束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入侵。（英国认为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无权控制“他们的”苏伊士运河，法国认为纳赛尔是他们的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灵感和根源，以色列声称他在煽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中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美国则坚持认为，哪怕这些宣传幻想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反过来认为入侵埃及是合法的。）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声称自己有权对邻国突尼斯的一个城镇进行攻击，因为它救助了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但美国否认了这一权利；1964年，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大使在联合国谴责英国袭击了也门的一个城镇，据称该城镇为在当时的殖民地亚丁的叛乱活动提供了后防警卫。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边境上大肆宣扬“紧追不舍”的概念时，所有这些法律和先例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比如说，正如威廉·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在他1979年的著作《穿插表演》（Sideshow）中所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上台后不久，甚至还在美国实际入侵柬埔寨之前，以及，一项对该国实施猛烈轰炸的计划就已经在秘密准备和执行了。有些人可能会略带厌恶地称之为轰炸“菜单”，因为突袭的代号分别是“早餐”、“午餐”、“小吃”、“晚餐”和“甜点”。这些空袭是由B-52轰炸机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轰炸机的飞行高度太高，不可能从地面观察到，并携带大量烈性炸药；它们不会发出接近警告，也无法进行精确或差别打击。在1969年3月至1970年5月间，共有3,630次这样的空袭飞越了柬埔寨边境。轰炸行动开始的方式和它之后的进行一模一样——基辛格先生完全清楚知道轰炸对平民的影响，并在这方面明目张胆地进行欺骗。

也就是说，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给国防部和白宫的一份备忘录清楚地写明：“柬埔寨的某些伤亡在这次行动中将持续下去”、“突袭的效果可能会增加伤亡”。备忘录解释说，“早餐”（353号基地）的目标地区约有1,640名柬埔寨平民居住，“午餐”（609号基地）有198人居住，“小吃”（351号基地）有383人居住，“晚餐”（352号基地）有770人居住，“甜点”（350号基地）则有约120名柬埔寨农民居住。这些准确到奇怪的数字本身就足以证明，当基辛格后来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选定轰炸的柬埔寨地区“人烟稀少”时，他一定是在撒谎。

由于轰炸行动的扩大和加强，官方估计老挝有多达35万平民、柬埔寨有60万平民丧生。（这不是估计最高数字。）难民人数是这些数字的几倍。此外，有毒化学脱叶剂的广泛使用造成了巨大的健康危机，自然，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儿童、哺乳妇女、老人和病人。这一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

虽然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及其骇人听闻的后果可以并且应该被视为美国政府——至少是五位美国总统——和美国社会的一场道德和政治危机，但在这个最残暴、最无差别的阶段，确定个人责任几乎没有任何困难。作为总司令的理查德·尼克松承担着最终责任，他只是勉强逃过了国会将他在中南半岛的罪行和欺骗纳入弹劾条款的举措，这一条款的颁布最终迫使他辞职。但就中南半岛问题而言，他的副手和最亲密的顾问亨利·基辛格有时被迫、有时迫使自己担任了实际上的共同总统。

比如，在1970年准备入侵柬埔寨时，基辛格的幕僚意见分成了两派：其中有几位在开始入侵时辞职以示抗议，而另一边，他又要取悦总统。他的总统听得更多的是他的两位共犯——约翰·米切尔和贝贝·雷博佐（Bebe Rebozo）——的意见，而不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威廉·罗杰斯和梅尔文·莱尔德的话，后两位都对扩大战争持高度怀疑态度。在一个特别有趣的场合里，尼克松醉醺醺地打电话给基辛格讨论入侵计划，然后他让贝贝·雷博佐接过了电话：“总统想让你知道，要是这行不通，亨利，你就完了。”“是这样吗，贝贝？”实际长官如是含糊答道。（这段对话是由基辛格手下即将辞职的工作人员威廉·瓦茨（William Watts）监听并记录下来的。）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尽管如此，他还是站在支持入侵的一方，根据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的回忆录，他实际上为入侵进行了游说。

前参谋长赫尔德曼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更为严峻的一幕。1970年12月22日，他这样写道：

【译注：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Meigs "Al" Haig Jr.），时任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助理。托马斯·穆勒（Thomas Hinman Moorer），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岁月》中称自己篡夺了通常的指挥链，战地指挥官接受的——或相信他们接受的——是总统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命令。他吹嘘说，他与赫尔德曼、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和雷·西顿（Ray Sitton）上校一起制定了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军事和外交进度表”。1969年2月24日，在布鲁塞尔机场停机坪上的空军一号上，他写道：“我们制定了轰炸敌人庇护所的指导方针。”几周后，赫尔德曼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的日记：

成果只会更加丰硕。1970年4月22日，赫尔德曼记录说，尼克松跟着基辛格走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柬埔寨的会议时，“笑容满面地回到我身旁说：‘K[基辛格]今天玩得很开心，他在扮演俾斯麦呢。’”

这是对“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侮辱。当基辛格最终被国会和媒体上曝光进行未经授权的轰炸时，他软弱无力地辩称，这些袭击并不完全是秘密，真的，因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王子（Prince Sihanouk）知道它们。人们必须提醒他，一位外国王子是不能批准一位美国官僚违反美国宪法的。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会批准一位美国官僚大量屠杀他“自己的”平民。我们很难想象俾斯麦会畏缩在这样一个卑鄙的借口后面。（值得记住的是，西哈努克王子后来成了红色高棉一个可怜的傀儡。）

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B-52战术权威专家西顿上校开始注意到，到1969年底，他的团队在选择目标的问题上的意见经常被否决。“亨利不仅仔细筛选了空袭目标，”西顿说，“他还阅读了原始情报”，并摆弄起任务模式和轰炸路线。在华盛顿内部的其他部门，也有人注意到基辛格正在成为斯达汉诺夫运动 分子。除了主持关键的四十委员会（负责规划和监督所有国外秘密行动）之外，他还主持了应对突发危机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WSAG）、负责军备控制的核查小组（Verification Panel）、监督战争日常行动的越南特别研究小组（Vietnam Special Studies Group），以及监督国防部预算的国防项目审查委员会（Defense Program Review Committee）等。

【译注：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苏联1935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所展开的提供劳动生产力的运动，在这里讽刺基辛格在这项工作中发挥出的主动性和效率。】

因此，他不可能声称自己不清楚柬埔寨和老挝轰炸的后果；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它们，了解的细节也更充分。他也没有被束缚在服从的文化里导致别无选择或缺少对立论证。他自己手下的几位高级职员——特别是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和罗杰·莫里斯——因入侵柬埔寨而辞职，超过200名国务院雇员签署了一份抗议书寄给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事实上，罗杰斯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都反对秘密轰炸政策，基辛格本人在回忆录中也有些厌恶地记录了这一点。国会（一旦同意得知情况）也反对延长轰炸时间，但即使在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国会山承诺不会加强空袭之后，1973年7月和8月对柬埔寨的轰炸还是增加了21%。目标地区的空军地图显示，这些地区当时——或曾经——人口稠密。

必须承认，西顿上校确实记得基辛格曾要求轰炸中避免平民伤亡。他提出这一要求的明确动机是为了避免或阻止西哈努克王子政府的投诉。但它本身只能证明基辛格意识到了平民死亡的可能性罢了。既然他足够了解这种可能性，又是造成这种可能性的政策的始作俑者，而且既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防范措施，又没有惩罚任何违规者，那么对他的指控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完整的。

（未完待续）

【导读】

基辛格在尼克松上台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卑鄙的角色。当时尼克松的竞选策略，是破坏民主党约翰逊政府倡议的，在巴黎举行的越南和平谈判。尼克松私下向南越的军事统治者保证，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权会给他们提供比民主党政权更好的条件。这样，他们既削弱了谈判本身，也削弱了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选举策略。南越军政府随后在选举前夕退出了谈判，从而破坏了民主党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和平倡议。四年以后，尼克松政府企图以四年前在巴黎提出过的同样的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在这四年间，有约2万美国人和难以计数的越南人、柬埔寨人、老挝人失去了生命。这四年对中南半岛社会和美国民主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基辛格在尼克松竞选期间，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外交政策顾问，并为美国政府提供外交政策的咨询建议。他因此能够接触到越南南北方会谈的核心机密。他通过将这些机密泄露给尼克松，使得尼克松能够及时地掌握政府动态，并通过向南越政府提供虚假的承诺，达到破坏巴黎和谈的目的。“基辛格在一边泄密，陈香梅和约翰·米切尔在另一边执行私人外交政策，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这使尼克松避免了被卷入停止轰炸的争论，同时这让他可以进一步提出，是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玩弄政治手腕。”

饶有趣味的是，基辛格在示好尼克松的同时，又将洛克菲勒家族掌握的尼克松的资料，提交给了尼克松的竞争对手，当时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而当汉弗莱的团队邀请基辛格加入时，他又表示时机尚未成熟。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助理，进入权力中心。他随即发表了自己对越南谈判的评价。在每个实质性问题上，他都赞同约翰逊—汉弗莱的谈判代表在巴黎所采取的路线。

“这就是提拔亨利·基辛格所造成的结果：把他从一个平庸的机会主义学者提升为一位国际巨头。从就职典礼那一刻开始，他标志性的特征就一直在：阿谀奉承和口是心非；权力崇拜和无所顾忌；用旧日的假朋友换新的假朋友的空洞交易。其独特的结果也已经初现：不计其数可以牺牲的尸体；在费用上官方和非官方的谎言；被问到不受欢迎的问题时做出浮夸的假装义愤。基辛格全球事业的肇始与其日后的经历并无两样。它破坏了美国的共和和民主，并给更弱小、更脆弱的诸多社会造成了可怕的伤亡。”

1973年，基辛格因为斡旋越南停战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译文】

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阶层中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太过重大，太过可怕，不可言说。尽管学术史学家、资深记者、前内阁成员和前外交官都知道它，但它从未在任何时间地点被完全概述出来。其原因乍看起来是荒谬的：这个公开的秘密掌握在两个主要政党手中，直接涉及至少三位前总统的治国之道，将它充分披露出来不符合任何特定派别的利益。因此，它的真实性保证了人们对它讳莫如深，它就像爱伦坡写到的那封“失窃的信” 一样，跨过这条通道就会标志着两党间的合作。【译注：《失窃的信》是爱伦坡的杜邦系列推理小说之一，故事中所谓“失窃的信”始终就藏在房间里一个显眼的地方，但除了杜邦之外，所有搜查的人都对它视而不见。】

这个秘密简单说来就是这样：1968年秋天，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几位特使和下属开始破坏在巴黎的越南和平谈判。他们选择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私下向南越的军事统治者保证，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权会给他们提供比民主党政权更好的条件。这样，他们既削弱了谈判本身，也削弱了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选举策略。这种做法“奏效了”，南越军政府在选举前夕退出了谈判，从而破坏了民主党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和平倡议。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奏效”，因为四年后，尼克松政府企图以四年前在巴黎提出过的同样的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人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像死一般沉默，是因为在其间这几年里，有约2万美国人和难以计数的越南人、柬埔寨人、老挝人失去了生命。也就是说，比那些作战到底的人更毫无意义地失去了生命。这四年对中南半岛社会和美国民主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这次秘密行动及随后的大屠杀的主要受益者则是亨利·基辛格。

我已经听到舆论卫士们已经在挥动秃笔，驳斥这是“阴谋论”了，我高兴接受这一挑战。让我们先来看看1994年5月出版的赫尔德曼（H. R. Haldeman）日记，他是一位著名的阴谋家，同时也是阴谋论者。我之所以选择由它们开始有两个原因。首先，根据“对本人利益不利的证据”逻辑推断，已经过世的赫尔德曼先生记的是如果不是事实，就是在为他所知的某桩犯罪的情况提供证据。其次，因为可以从其他文档来源中追溯到他的每篇日记的来源。

1973年1月，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两条战线上疲于奔命——赫尔德曼对此作了详细记录。在巴黎，亨利·基辛格又开始了努力与越南进行“光荣的和平”谈判。在华盛顿特区，针对水门窃听的证据网正开始收紧。1973年1月8日，赫尔德曼记录道：

“约翰·迪恩打电话报告了水门事件的审判，说如果我们能以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竞选】飞机在1968年被窃听了，他认为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将迫使国会回去调查1968年和1972年，并且结束它们。”

三天后，也就是1973年1月11日，赫尔德曼收到了尼克松的来信（《日记》称他为“P”）：

“在水门事件的问题上，他想让我跟[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谈谈，让他去找[联邦调查局的迪克·]德·洛奇打听打听，1968年窃听我们那个家伙是不是还在联邦调查局，然后[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应该就能拿测谎仪指控他，把事情搞定了，这样就能给我们提供需要的证据。他还认为我应该与乔治·克里斯蒂安合作[约翰逊总统的前新闻秘书，当时与民主党一起为尼克松工作]，让LBJ（林登·约翰逊）利用他的影响力，让卡利法诺、休伯特等人停止国会调查。当天晚些时候，他又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让我别这么做了，幸运的是我还没做。”

同一天，赫尔德曼记录道，亨利·基辛格激动地从巴黎打来电话，说“他会在巴黎而不是在河内签字，这才是关键”。他还说到让南越的阮文绍总统“服从”。次日：

“P今天又回到了水门事件上，他说我应该和康纳利谈谈约翰逊的窃听程序，好知道他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判断。他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安德烈斯介入去吓唬休伯特。接近林登·约翰逊的问题在于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需要从[迪克·]德·洛奇那里找出到底是谁干的，然后对他进行测谎。我和米切尔就这个问题通了电话，他说德·洛奇告诉他，他有这件事的最新进展，因为他接到了德州打来的一个电话。上星期，《星报》的一个记者进行了质询，林登·约翰逊非常生气，打电话给迪克，告诉他尼克松的人要是想这么玩，他就会公布[…出于国家安全而被删除的材料]，他说我们方面要求做某些事情。至于我们这边，我想他指的是尼克松的竞选组织。德·洛奇认为这是约翰逊的直接威胁……据他回忆，在飞机上有人要求窃听，但被拒绝了，他们只是检查了电话，窃听了龙夫人[陈香梅夫人]。”

这篇官僚主义的文章可能很难读懂，但解读它并不需要密码。尼克松在水门大楼遭到窃听的巨大压力下，指示他的幕僚长赫尔德曼和他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人迪克·德·洛奇揭露他自己的竞选团队在1968年遭到窃听的事实。他还通过高级民主党人士，如前德州州长约翰·康纳利等，来试探前总统约翰逊，以此来评估他对这一揭露的反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每个人都这么做”。（另一个两党的悖论在于，在华盛顿，“他们都这么做”这句话通常是辩方说的，而不像人们可能希望的那样，是控方的口号。）

但这样就立刻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揭露1968年遭到窃听的事实又不暴露被窃听的内容。所以他又有了第二个想法（“这不是个好主意……”）。在《赫尔德曼日记》的精彩前言中，尼克松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教授把1973年对林登·约翰逊的方式描述为“潜在勒索”，目的是施加幕后压力，以便结束国会质询。但他也暗示说，约翰逊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打败的对手，他手中也有一些勒索武器。安布罗斯教授表示，这些日记经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上面引用的方括号中的删除部分是“本书中唯一一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删除的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的例子”。“八天后，尼克松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安布罗斯继续写道，“十天后，约翰逊死于心脏病发作。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约翰逊有什么对付尼克松的办法了。”

教授的结论可以说是太不确定了。有个广为人知的原则叫做“相互保证毁灭”，即双方都有足够的材料来毁灭对方。对于约翰逊政府“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尼克松的问题，回答起来很容易，都写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题为《给总统的建议》（Counsel to the President）的书里了。书的作者是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典型的华盛顿内部高层人士，他在前助理国务卿、现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的协助下写了这本书。1968年时，克拉克·克利福德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而理查德·霍布鲁克是在巴黎举行的越南和平会谈中美国谈判团队的成员。

由于克利福德在五角大楼的职位，他可以读到西贡的阮文绍总统与尼克松竞选团队之间交换并记录的情报，他称之为他们的“私人秘密通道”。美国方面的主要对话者是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他当时是尼克松的竞选经理，后来成了总检察长（再后来是麦克斯韦—甘特空军基地集中营的第24171—157号囚犯）。积极协助他的是被称为“龙夫人”的陈香梅夫人，她是一个激进的台湾游说家，经验丰富，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右翼阴谋家，她在当时的华盛顿是一股社会和政治力量，日后还会对她自己的传记评价甚高。

克利福德描述了他和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及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参加的一次私人会议。由于他们都是鹰派人物，便将副总统汉弗莱排除在外了。但是，尽管他们都是鹰派，还是对尼克松背叛的证据感到震惊。不过他们还是决定不公开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克利福德称这是因为这一消息的披露会彻底毁掉巴黎会谈。他本可以补充说这也会造成对美国机构的信任危机。有些事不能让选民知道。而且哪怕窃听是合法的，看起来恐怕也不像是公平竞争。（《洛根法案》（The Logan Act）明确禁止任何美国人与外国势力进行私人外交。）结果阮文绍还是退出了谈判，在选举开始前三天毁掉了他们。克利福德对他这么做是因为得到了什么忠告没有丝毫怀疑：

“尼克松团队的活动远远超出了正当的政治斗争的范围。它包括直接干涉行政部门的活动和总统的职责，而后者才是唯一有权代表国家进行谈判的人。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涉及个人对国家安全事务的严重干涉，很可能是违法的。”

或许克利福德意识到自己律师般的措辞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也许他为自己将回忆录当做秘密而未与选民分享感到有些羞愧，他还补充了一条脚注：

“应该记住，当时还是在水门事件听证会和1975年参议院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的时代，公众在这些问题上要无知得多。”

或许当时公众确实更加无知，但那也是因为像克利福德这样的特权阶层律师作为局内人始终保持了沉默，他们认为有些事太过亵渎，不能公开。他现在宣称，他希望要么私下用这一信息与尼克松对质，逼迫他停手，要么就公开这一信息。或许这确实是他的观点。

一个更加机智的调查报道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关于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的最新消息。理查德·尼克松本人极端谨慎的回忆录也是如此。共和党破坏巴黎和谈稳定需要的“秘密通道”不止一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尼克松与南越之间存在着秘密通讯。但在时任政府的阵营中肯定也有一个线人，他是线索和情报的来源，也是官方意图的早期预警。这个线人就是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自己的叙述——《RN：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中，这位声名狼藉的政界元老告诉我们，在1968年9月中旬，他收到了计划停止轰炸的私人消息。换句话说，为了谈判，约翰逊政府会考虑暂停对北越的空中轰炸。尼克松告诉我们，这条最有用的高级情报是“通过一个极不寻常的渠道”获得的。实际上，这甚至比他所承认的还要不寻常。在此之前，基辛格一直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忠实拥趸，后者是富可敌国的自由共和主义王子，从不掩饰对理查德·尼克松本人及其政策的蔑视。事实上，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为首的约翰逊总统巴黎谈判代表几乎认为基辛格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洛克菲勒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他十分有用，向法国调解人提供了他们在河内的联系人。“亨利是唯一一个经我们授权允许讨论谈判的非政府人士。”理查德·霍布鲁克告诉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我们信任他。如果说尼克松竞选团队在美国谈判团队中有个秘密的消息源，并不是夸大事实。”

因此，尼克松写道，停止轰炸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并不真正意外”。他还补充写道：“我告诉赫尔德曼，米切尔应该继续与基辛格保持联络，我们应该尊重他期望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完全保密的愿望。”尼克松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竞选经理在与外国势力勾结中扮演的同样的角色。这样就在国内开始了一场有效的隐蔽行动：同时阻挠会谈并影响休伯特·汉弗莱的竞选活动。

就像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记录的那样，当月晚些时候，确切地说，是在9月26日，“基辛格又打来电话，说他刚从巴黎回来，他在那儿听说有关越南的某个重大事件正在进行中。他建议，如果我在接下来的一周需要谈到越南问题的话，我应该避免提出任何新的想法或提议。”同一天，尼克松拒绝了汉弗莱提出的直接辩论的要求。10月12日，基辛格再次联系他，暗示最早可能在10月23日宣布停止轰炸。当时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每次北越方面接近达成协议时，南越方面就会增加要求。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为什么，以及这个战略的两部分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了。早在七月间，尼克松就在纽约与南越大使裴琰（Bui Diem）进行了秘密会晤。这次会面是由陈香梅安排的。窃听南越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和监控“龙夫人”表明了形势是如何恶化的。在10月23日这个命定的日子里，一份从裴琰发给阮文绍总统的电报被截获，电报中说：“许多共和党的朋友联系了我，鼓励我们坚定立场。他们被新闻报道吓坏了，以为你的立场已经软化了。”窃听指令发给了一位卡萨·德·洛奇，也就是他的同事们所熟知的“迪克”，他是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联邦调查局驻白宫联络官。你或许还记得，我们在赫尔德曼的日记里见过他。

1999 年，作家安东尼·萨默斯（Anthony Summers）终于能够接触到联邦调查局就尼克松竞选活动截获情报的秘密档案，并将其发表在了他于2000年出版的《权力的傲慢：理查德·尼克松的秘密世界》（The Arrogance of Power: The Secret World of Richard Nixon）一书中。他还采访到了陈香梅。这两项突破为他提供了1968年阴谋的“确凿证据”。到1968年10月底，约翰·米切尔对官方监控已经变得十分紧张，以至于不再接听陈夫人的电话。而约翰逊总统在与三位竞选人尼克松、汉弗莱和华莱士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据说是向他们简要介绍停止轰炸的情况）强烈暗示他知道他的对越外交遭到秘密阻挠的事。这次电话会议在尼克松核心集团内部几乎引起了恐慌，使得米切尔给住在喜来登花园酒店的陈香梅打了电话，让她用一条更安全的线路给他回电。“安娜，”他告诉她，“我是代表尼克松先生讲话。我们的越南朋友理解我们共和党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向他们表明这一点。……你认为他们真的决定不去巴黎了吗？”

复制的联邦调查局原始文件揭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1968年11月2日，联邦调查局报告称：

“陈香梅夫人联系了越南驻越南大使裴琰，告诉他自己从上司那里收到了一条信息（没有进一步确认），上司要她亲自把信息转达给大使。她说这条信息是大使要“坚持住，我们会赢的”，而她上司还说“坚持住，他完全理解这一切”。她重复表示这是唯一的信息。“他说请转告你的老板坚持住。”她说她的老板刚从新墨西哥州打来了电话。”

当天，尼克松的竞选搭档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一直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参加竞选活动。随后的情报分析显示，他和另一名幕僚（主要负责处理越南问题）确实与陈香梅阵营有接触。

基辛格在一边泄密，陈香梅和约翰·米切尔在另一边执行私人外交政策，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这使尼克松避免了被卷入停止轰炸的争论，同时这让他可以进一步提出，是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玩弄政治手腕。10月25日，他在纽约使用了久经考验的策略：一边传播谣言一边对此表示否认。他谈到林登·约翰逊的巴黎外交时表示：“我还被告知，这种活动的爆发是约翰逊总统为了挽救汉弗莱先生的候选人资格而进行的损人利己、孤注一掷的最后尝试。我并不相信这一点。”

基辛格本人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能力：能同时左右两方对抗中间派。1968年夏末，他在玛莎葡萄园岛将纳尔逊·洛克菲勒关于尼克松的档案提供给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后者是休伯特·汉弗莱的密切顾问。 但当亨廷顿的同事、朋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试图让他兑现承诺时，基辛格却变得害羞起来。“我恨尼克松已经很多年了。”他这样告诉布热津斯基，但转投的时机还不成熟。实际上，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最终胜负就在几十万张选票的差异之间。而许多强硬派观察人士认为，最终胜负正是由于约翰逊在10月31日下令停止轰炸，而两天后南越人便抵制和平谈判，让他看起来像个傻瓜所决定的。当然，如果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基辛格也几乎肯定会在汉弗莱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内容曾出现在赫尔德曼的作品和克利福德的回忆录中，重点略有不同。在约翰逊总统的自传《优势点》（The Vantage Point）和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战争设计者之一）一篇标题相当老套的中南半岛长篇回忆文章《纠结的网络》（The Tangled Web）中也部分提到了此事。新闻团队的资深成员也都对这一糟糕的事件给出了几乎一致的叙述，如儒勒·维特盖（Jules Witcover）在他的1968年历史叙述、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基辛格研究，以及《时代》杂志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其充满敬意但依旧审慎的传记中等。以任何文学或历史标准衡量，唯一一个完全错误的提法出现在亨利·基辛格本人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尼克松的几位密使——其中某些是自封的——打电话给我咨询。我的立场是，我会回答有关外交政策的具体问题，但不会提供一般性或自愿性的建议。这和我对汉弗莱团队的人的询问做出的回答是一样的。”

这甚至与尼克松自私的回忆录中的叙述相抵触，而尼克松在采用这些卑鄙手段赢得了1968年的大选后，首次任命亨利·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人们或许并不想对他俩之间的谎言之争做出裁决，但当理查德·尼克松做出这一选择时，他与亨利·基辛格只见过一面，时间很短，气氛尴尬。他清楚地从比这次见面更有说服力的经验中估计出了这个人的能力。“最让我确信基辛格的可信度的一个因素，”尼克松后来用自己美妙的语句写道，“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愿意做到何种地步。”

那个可怕的秘密现在已经被泄露了。在1969年1月的政府机构喉舌《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刚被任命为尼克松的得力助手几天的亨利·基辛格发表了自己对越南谈判的评价。在每个实质性问题上，他都赞同约翰逊—汉弗莱的谈判代表在巴黎所采取的路线。人们不得不停下来思考片刻以理解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基辛格帮助了一个人的当选，而这个人对南越军政府做出了可疑的承诺，给了他们一个比从民主党那里能得到的更好的协议。西贡当局随后采取了行动——邦迪沮丧地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他们确实达成了协议。这意味着——用尼克松后来的一句口号来说——“又是四年”。但这是一场无法获胜、未经宣战、伤亡遍地的战争的四年，战争在燃尽之前四处蔓延，而最终结束时的停战条款和条件与1968年秋天谈判桌上提出的条款一模一样。

这就是提拔亨利·基辛格所造成的结果：把他从一个平庸的机会主义学者提升为一位国际巨头。从就职典礼那一刻开始，他标志性的特征就一直在：阿谀奉承和口是心非；权力崇拜和无所顾忌；用旧日的假朋友换新的假朋友的空洞交易。其独特的结果也已经初现：不计其数可以牺牲的尸体；在费用上官方和非官方的谎言；被问到不受欢迎的问题时做出浮夸的假装义愤。基辛格全球事业的肇始与其日后的经历并无两样。它破坏了美国的共和和民主，并给更弱小、更脆弱的诸多社会造成了可怕的伤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