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六：死里逃生靠什么（五） -- 孤星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现在也不算是研究的禁区。共产国际和苏共影响，王明掌权后中共中央推行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苏区一些当权者的左倾狂热思想、简单粗暴作风，再加上张国焘、夏曦等少数掌权者政治品质不好（人品问题），将肃反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借机打击报复与其存在矛盾分歧、批评或反对过自己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共同导致了中央、闽西、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陕北等苏区发生严重的“逼供信”和肃反扩大化问题，错杀了大批革命功臣，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影响。

粗略估计，被错杀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就有2万多人，其中不少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的精英，包括曾中生、许继慎、段德昌等大批高级将领。陈毅的妻子萧菊英由于他未按约定时间回家，误认为他被当作AB团抓走，情急之下投井自杀。

徐向前所著《历史的回顾》一书记述：“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夏曦不顾敌情严重，在湘鄂西苏区大搞肃反，前后杀了1万多人。他还解散党、团组织和省委，在红三军和当地苏维埃、游击队中“清党”，对所有党员进行重新登记，结果搞得只剩下三个半党员，贺龙、关向应、夏曦自己，加上卢冬生（中央派的交通员）。夏曦杀人太多，以至于“左倾”的中央都看不过去了，给予其严厉批评，勒令其坚决纠正错误。

在肃反扩大化的高压之下，很多同志提心吊胆，不想入党、不想当官。一些同志看到自己熟悉的战友被打成AB团、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为其打抱不平、喊冤申诉，反而引火烧身把自己牵连进去，有的因此丢了性命。在夏曦、张国焘、陈昌浩面前，贺龙、徐向前尽己所能保护一些手下，但更多时候束手无策。

陈昌浩要抓许继镇、周维炯两位师长，徐帅事先都不知道。甚至其妻程训宣也被抓起来杀掉。到陕北之后，他就此质问周纯全，周答曰，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你说可恨不可恨？别说徐帅了，长征途中张国焘要对胡底下毒手，欧阳毅赶紧跟朱总司令报告，可总司令当时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救不了胡底，只能去看看他，送点东西，实在没办法。

建国后贺龙回忆，夏曦有两次企图对他下手。有一次，夏曦让他写申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威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反而让夏曦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你5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把夏曦吓了一跳。关向应赶紧出来调停。另一次，夏曦把贺、关警卫员的枪都下了，还抓了两个警卫员。

夏曦下令抓段德昌，贺龙跟他拍了桌子，没用。王炳南被处决，贺龙眼睁睁得没办法。夏曦下令抓了宋盘铭，没来得及杀就与贺龙分兵，贺龙把宋盘铭带走后，就把他放了。夏曦后来与贺龙会合，看见宋盘铭还在，就下令把他杀了。

贺龙很无奈。被处决的高级将领都是上了黑名单的夏曦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只能救一些被抓的、即将被处决的职务较低的人员。这些人跟夏曦没有冲突，目标小一些。例如，谭友林少将当警卫员时跟过的红三军九师三任政治部主任都被处决，连累他差点被杀，幸好被贺龙碰上救了一命。

1961年4月20日，贺龙接见参与红二方面军战史起草的十几名同志（包括许光达大将），讲了红二军团和二方面军的整个情况。执笔的总政干部黎白大着胆子问他：“您那时是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

贺龙对此回答说，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捕杀师、团干部，贺龙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直接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气，人也就放了。

贺龙讲完，十分激动，泪流满面，悲痛不已，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薛明立刻说：老总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出门之后，一位领导同志批评黎白说：“你为什么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

张国焘、夏曦这些人这么折腾，造成这么大损失，产生这么大危害，红四方面军、红三军也没有垮。被抓、意识到自己将要被抓的党员干部，没有拿枪起来反抗的，被抓之前照常打仗、工作，被抓之后似乎也没有跑的，都表现出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党性。这种精神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往不胜的关键所在吧。

下边讲几个相对轻松的故事（成功得救）吧。

黄克诚大将有战略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刚正直率（与彭总相知最深，却也经常吵架），敢于直言，长期被认为是“右倾”，一生中被错误批判、降职十次。

1931年夏天，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肃反打AB团时，时任红三军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对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抵制，被撤职，差点被处决。彭总及时出面干预，才给他保了一条命。当时，黄克诚接受了第一次大规模打AB团的教训，意识到那种逼供、杀人的作法是胡来。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给三师交来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把他们抓起来审讯。黄克诚知道凡是抓走的人就回不来了，就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

名单中有两个平时表现很好的连政委，黄克诚让他俩暂时上山躲起来，藏了约两个星期，黄克诚每天派人上山送饭，打仗时就把他俩叫回来带兵。他俩明知要被抓，也不逃跑，打仗时依然十分勇敢。过了不久，这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了，他俩还是被抓走杀掉了。黄克诚也因此被怀疑有问题，或说他是AB团，或说他是托陈取消派，要被抓起来审查。幸好彭总得知情况后出面救了他，他直到1959年才知道当时是彭总救了他一命。

作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在文革前期风光一时。他在红一方面军长征之前，也差点被处决，被周恩来出面保了下来。

1934年6月，周恩来召见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包括炸掉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仓库，埋掉大量浮财，处理库存物资等。周恩来特别叮嘱他，要在严格保密状况下执行任务，实际上怕消息泄露出去动摇军心民心。当时，还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协助执行任务，按现在的说法，算政治监督吧。

长征前，国家政治保卫局控制了邱会作。因为他全面掌握红军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撤离前的秘密，万一他“开小差”或叛变呢？完全是莫须有的搞法。邓发他们专门开会研究，最后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

邱会作命不该绝，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他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叶季壮大吃一惊，赶快问周恩来是怎么回事。周恩来事先不知道，问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这时，邱会作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就这样，邱会作捡回来一条命。

邓发后来在七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理由很简单。杀人太多，不得人心。

1931年7月，曾洪易（后叛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派往赣东北苏区（后发展为闽浙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曾洪易到任后，排斥方志敏等人的正确领导，大搞肃反，错杀赣东北苏区创始人吴先民等一批骨干。

1934年12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也被抓了起来。“罪状”有四条，一是怀疑中央；二是围绕如何坚持闽赣根据地对领导提不同意见（关键是与省委书记钟循仁等人意见不一致）；三是主张干部家属不随军行动，不顾群众死活；四是批了一百块银元给机关、部队买盐吃，破坏苏维埃票证（票证购买力不行）。

方志纯被关起来审问，吊打了几天。最后一天晚上，审讯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知道这是要被杀了，仍然坚称自己不是AB团，不是反革命，并提出要给项英和方志敏分别发一份电报告知此事。

方志纯一夜未眠。还算运气好，天亮了，保卫局的人过来把他从梁上放下来，把他放了，让他吃早饭去。原来是项英回了一封电报，担保他是个好同志。如果项英不回电，或者晚几个小时回电，方志纯就没命了。这个时候的方志敏正率红十军团北上，离兵败怀玉山的时间不远了。部队行进途中估计也没开电台吧。

以后到延安时，项英还跟方志纯说起这件事。方志纯在回忆录中感叹到:“当时关我、审讯、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怎么至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反革命，成了敌人？”

下篇讲讲徐向前救人和陕北肃反的一些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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