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随想 -- 梓童

前几天在观视频看到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吴启衲教授几个批驳西方“新清史”理论的视频，本人有了一些感想不吐不快，由于本人历史知识水平不高，想法也很不系统，就以漫谈的形式说说吧，请各位大牛批评指正：

简单梳理下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化脉络：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所以著名学者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当时并非众星核心。后来经过努力最终发韧于黄河流域文明的炎黄部落占了上风，逐步整合了中原地区的部落，后来又经过战争或联合等各种方式逐步融合了夷、戎、狄、蛮等各外族。其中许多外族是甘愿放弃自身传统，努力实行汉化，主动加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典型的包括鲜卑、契丹、大金、满清甚至是军力非常强势，文化传统比较顽固的蒙元也部分吸收汉文化的精华，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逐步发展到如今的模样，中国是真正的“万国之国”！

华夏民族践行了以文化而非血统进行种族认同的理念，提倡“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认同。所以华夏民族自发展之始就不存在种族歧视的基因，就连以最难与世界其他民族融合的犹太人也能融入中国，算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历朝历代外族在天朝经商甚至做官都不是什么稀罕事，特别在大唐更是普遍，有名的军事将领如高仙芝、哥舒翰、阿史那思摩、卑路斯（波斯王子）甚至是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军区司令员级别的将领；其他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为唐玄宗做秘书，官至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到唐懿宗时期，就有白敏中、毕诚、曹确、罗邵权这4名有名有姓的外国人做宰相，以至于宰相崔慎猷惊呼“中书到处都是外国人”！这些外族人属于“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像吕超然、杨安泽、骆家辉甚至河山硕、耿冠军之流自然是“已入夷狄”，就算不说是汉奸吧，至少不可再以中国人视之了。

华夏文明与西方另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主体民族的统治者在各朝代都没有显示出自封为“上帝选民”的姿态，对于愿意融入中国的周边其他各民族都会接纳，并给予平等的帝国公民权利，比如汉朝击溃百年宿敌匈奴后，对于愿意归附的匈奴人并没有赶尽杀绝或当成奴隶对待，而是划分耕地、牧场，支援生活资料，给予了平等的生存权利，使其后代可以顺利地融入到华夏民族之中。这也是历史上各民族心甘情愿融入主体民族，最终加入中华大家庭的原因。历史上许多“消失的民族”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已经完全汉化彻底融入了华夏民族之中。

对于新加入的民族中央政府一般还会特意派官员向当地人教授先进的农耕、纺织等技术，扶持其发展。正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最著名的事件莫于土尔扈特部为摆脱沙俄压迫，离开生活了140年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历时半年，行程万里，东归中国，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史诗级的篇章：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汗之曾孙）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出发时人数有17万之众，到回归时，仅余半数。土尔扈特部的爱国壮举深深感动着中国人民，中国清代政府从陕西银库拨银300万两，同时调集大量的物资接济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20万头，米、麦41万石，茶2万余封，羊裘51万多件，棉布61万多匹，棉花59万余斤，以及大量的毡庐等。同时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为巩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这些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边疆地区扶持的强度更是空前加大）

后来这套思想推广到帝国势力边界地带，对于愿意和天朝友好的国家也进行册封承认，最终形成了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周边外族政权大都以能获得中华的认可，受到册封为荣。蕃国的朝贡品与天朝的赏赐品价值相差巨大（达10倍以上），因此各蕃国朝贡热情高涨，以至于后来历代朝廷均会严格限制蕃国朝贡的次数和规模。即便如此，进京朝贡仍成为蕃国们稳赚不赔的“买卖”。许多外蕃（比如小倭）为了获得去天朝朝贡的资格，国内各个势力不惜大打出手，甚至会杀得你死我活。而中国也不会去干涉蕃国的内部事务，耐心等这些“猴群”打出一个猴王来朝贡受封，天朝都会大方予以承认册封（我在想这个是否就是现代中国奉行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始出处呢？）。

这种朝贡体系比起欧美后来推行的对殖民地极其残酷掠夺和野蛮统治的宗主国-殖民体系，又不知高尚多少倍。现在西方学者在大力批判东亚朝贡体系，污蔑中国企图恢复旧日的朝贡体系。但其实这种实质上不公平的贸易方式，就是古代中国是不胜其扰，现代中国更是没有人有胃口重启，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完全失去可行性了。

不仅对内如此，中国在对外进行贸易时也奉行和平理念，明朝时期郑和舰队实力远大于后面几百年后欧洲殖民者的船队，也远大于东南亚、南亚的任何国家的军队实力，完全具有毁灭国家，掠夺土地，奴役人民的能力，然而他们却没有像西方殖民者那样去屠杀奴役和掠夺当地人民，而是通过公平的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世界的繁荣。

近代西方民族的发迹是走了一条依靠先进技术，欺压奴役其他民族的道路，对殖民地原住民多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如果它们当时有像郑和舰队，世界殖民时代可能会提前几百年开启。虽然殖民时代事实上推动了人类科技发展，使世界各民族可以沟通，有其先进性，但是仍然不能弥补这些白皮残酷对待其他民族而造成的伤害之万一，西方白皮本身背负巨大的原罪，我坚信这些罪恶迟早会得到正义的清算。

到了现代这些家伙虽然披上了“民主人权”之类的外衣，但其实并没有作出本质改变，比如在中东、南美的所作所为依然残忍，虽然它们还控制着世界的话语权，但是撒谎、偷盗、欺骗的本质仍然贯穿于它们的所有行为之中。即使在它们本国内部，对少数族裔的各类歧视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于社会和法律之中。如今它们还试图把自己祖先从事过的罪恶勾当通过话语霸权，使用造谣诬蔑的方式、把“种族灭绝”的指控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说到底也是他们做贼心虚的心理在作祟。相比西方的作法华夏人民绝对是人类标杆，配得上高贵二字。所以王国委列举了四个种族灭绝的例子：16世纪的北美印第安人，19世纪的非洲黑奴，20世纪的犹太人，以及至今仍在坚持抗争的澳洲原住民。对居心叵测的黑妓予以强力回击。

目前西方有一批学者出于险恶目的，鼓吹一些类似于“新清史”之类的帝国主义学说。指责蒙元和满清是侵略新疆、西藏的殖民主义国家，企图浑水摸鱼将中国人民拉低到与西方人同为殖民者的可耻地位上，指责现代中国的疆域人口也是继承了满清“对外侵略其他国家”（比如认为新疆、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成果，因此诬蔑中国现在的疆域并没有合法性，以此试图向中国泼脏水，将我们拉到和它们一样的地步，减低自身在殖民时代丧尽天良的道德罪恶感。

有个台湾学者吴启衲教授发在观网上的视频说的很好，他通过研究，主张从中国从元朝开始就逐步确定了现代中国的主要形态特点（具体可以去看其本人的论述）。吴启衲教授以清晰祥实的历史事实逐条驳斥了这些歪理邪说。否定了大家以前认为的现代中国的形成是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才逐步开始进入近代化进程，即由西方促进导致现代中国逐渐成型的理论窠臼。这一点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也应该摆脱西方叙事的束缚，加上最新的考古成果，对中国历史发展进行重新建构，开创出“以我为主”正确的华夏历史发展理论，对西方白皮的歪理邪说正本清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正确的历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