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党百年随感 -- 天马行空
家园 如此尖锐对立的方向路线 问题，你看不见？
一个为人民服务， 一个为官僚资本服务
一个送子前线牺牲， 一个护子枪口对准百姓，
一个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干部子弟是一大害
一个说群众是愚民阿斗，干部子女是自家人，管理中国靠他们，
他们和他们的子女 一道管出了繁荣娼盛，黄赌毒遍地， 管出了酒精考验的共产党干部， 层层官员腐蚀糜烂，国民贫富悬殊，还分化固化， 这样的中国是富裕强大起来的国家吗？
这次疫情如果去年邓时代的先富买办们2月谋反得逞，医疗， 教育完成了邓式全面私化， 没有习近平的担当， 没有习近平这几年艰难的一点一点回归毛的军事干部路线， 中国会是怎样的悲惨？ 说比 隔壁印度还悲催， 一点不夸张， 这是你口中邓家领导路线下强大起来的国家吗？
现在的中国是继续资本买办党也就是围绕着邓家子女核心成长起来的那些旧钱新钱们的走资卖国路线， 还是回归毛泽东不崇洋媚外，扫除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恶权 ， 人民自强自力自立的中国建设路线，我认为这是中国不得不直面反思的问题， 滴滴事件是否一个现实列子？
71时，
我儿子说
一大早的回公司看党庆直播，附带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我说
看这些节目，你们这代人没有受过像样的政治教育，不懂咋看，
我们这代受的教育就要关心国际国内大事，时势，
因为 ” ，，，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参考消息每日必读， 读大报都要琢磨字里行间，明里暗里之意，，，
非一日之功，
你成长的年代，国内政治生态环境腐化，社会物化，钱化，，， 人心散失得很，
学校教育都不知道咋教书育人，，
通宝推：李根,
家园 比脱离人民更可怕的，是脱离现实 比脱离现实更可怕的，是违背人性。
新莽的“三代之治”，差不多就是古代的共产主义，结果呢？
理想主义害死人，历史还要重复多少次，才能教会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家园 能让大牙这样的挺邓派都投宝，佩服 家园 先花一个，说说TG的星辰大海 （一）从税说起
正值大家激烈讨论之际，TG又在搞事情了——金税四期如约而至。不仅小钱钱透明了，人也跟着小钱钱一起透明了起来。即便没有上市也可以享受披露资产的快感。跑到月亮上也躲不掉了哟亲。正值TG百年华诞，大家展望未来。但为何偏要说税呢？因为TG作为一个组织，就要遵循组织的行为准则。人类以往的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组织，其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提取劳动盈余（或者说劳动产生的物质盈余）。而全世界国家提取盈余的方式主要方式就是税收。
插一段古
永贞元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然太子身患风疾，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此时间皇权衰微，一个人却渐渐显露出来——王叔文。
王叔文还是很猛的，永贞元年二月，上台伊始罢黜京兆尹李实，李实为李唐宗室，深得德宗宠幸。干掉李实意在整肃京畿地区，随后王叔文便要向自己的大本营开炮了。这里有个背景，就是两税法。自杨炎开两税法以增加国帑。但实际操作怎么样呢？不怎么样！
德宗朝建中元年(780)中央两税收入为950万贯，建中三年(780)大约为1140万贯，宪宗元和二年(807)末为893.76万贯。建中三年(782)四月，由于削藩战争，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本道两税钱每贯增二百。五月，德宗命诸道加税如淮南。战事虽平然“息兵巳久，加税如初””。因此建中三年(782)后，德宗朝两税收入正常情况下应该大致为1140万贯。但元和二年(807)末两税税额仅为893.76万贯，因此可推测贞元末年两税最高为893.76万贯。贞元末年两税收入至少比建中三年(782)低246.24万贯，减少幅度为21.6%。而盐铁收入，以之中最重要的盐利收入来说，大历末由于刘晏善理财，盐利收入实钱为600万贯，永贞元年(805)虚估收入为753.01万贯，相当于实钱188.25万贯。永贞元年的收入可大致与贞元末同，因此贞元末年，盐利收入较大历末年减少411.75万贯，减少幅度约为68.63%。贞元末，两税与盐利收入较德宗初期共减少675.99万贯，减少数额可占大历末年中央总财赋的一半有余。
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形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国地分开后财政逐渐脱离中央控制，地方藩镇侵夺中央两税、盐铁收入;二是由于内库聚敛，诸道以及各财政使司为了巩固恩宠，以国家经济利益换取个人政治利益，“以常赋之费为羡余”，从而导致“天下公赋，为人君私积”，皇帝内与国家左藏正库争夺财利。
于此两税法弊端显现，中央财政必须经过地方，地方掌握征管，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的控制越来越弱。藩镇节度使、观察使以自身利益为先，借此以公赋充私利，挪用赋税发展本地军事政治力量，自古以来礼仪征伐出自天子，此纲败坏，后果难测。更有贞元以后德宗姑息藩镇，纵容地方某些势力不法，导致地方在分离主义倾向带动下，进一步侵入中央财政。
说回到王叔文，永贞元年五月王叔文下定决心，要动江南财赋之地了。（天色已晚，改日接着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土鳖扛铁牛）
家园 王叔文任用房启 王叔文任用房启，此人为刘晏属吏，精通财赋。叔文希望房启可以经略东南，拿下荆湘之地，但房启孤掌难鸣，随即王叔文又先后任命刺史方式清理东南税赋。此后杭州、湖州、睦州、衢州皆为中央所掌握，但彼时叔文已是强弩之末，对强藩毫无办法。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重申两税法令、禁止进奉、将盐铁利权收归中央、停盐铁使进献以及将进奉物收归左藏。财税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统一，但是两税法的弊端并没有清除，仅仅是廉政建设难以弥补两税的分配缺陷。永贞五年，广陵王李纯被立为太子。王叔文即将被边缘化，危机之时叔文欲通过控制神策军做殊死一搏。但是行迹被宦官察觉，而王叔文整饬盐铁打击的正式宦官对左藏的财权，彼时水火难容已不能和解。宦官俱文珍发觉叔文对神策军的意图，即令军中诸将不得交接军务，叔文败北。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进步人士被悉数贬为州司马，王叔文赐死。
家园 古说完。摆数据吧 古说完。摆数据吧
2018年全国增值税与全国土地出让金大致相当。而2019年土地出让金已是增值税收入的1.25倍。地方在全国财政的分配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央财政。不信请看，我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预算。这里暂时先不考虑社会保险预算，就说政府预算的其他三本账——2020年在全国财政收入的28.1万亿元中，中央收入占31.3%，地方收入占68.7%。 只是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这本账中，收入占比为中央45.4%、地方 54.7%；支出占比为中央14.4%、地方85.7%。政府性基金预算（以国有土地出让为主），收入占比地方为96.2%，中央只有3.8%；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收入占比中央为37.4%、地方为 62.6%。而从支出角度看2020年全国财政总支出36.6万亿元，中央本级支出仅占10.6%，地方支出89.4%。即便如此，到2019年还有地方债务余额21万亿。
这就不是一句尾大不掉可以囊括的了，换句话说这些钱吃是吃不完的。这其中城市化进程的投资需求是主要的推动力。而目前城市化的模式相当于把土地分割开来，通过滥发信用变成房产，然后房产随着滥发的信用升值。从多年吃瓜角度看就是个变相的资金池。还有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和地方政府背书。池子大到没边是迟早的事。
长期来看，土地出让金作为一种类似财产和行为的税收，必然导致缴纳相应的税赋就要获得相应的财产。也就确立了有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的社会运行规范。而获得土地的过程只要是借助于金融工具就必然以债务形式创造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溢出又再次推高资产价格。于是就形成了以下的局面——资产价格不断上涨促使土地不断兼并。土地这种公共资源的兼并又不断推高土地价格。站在今年的角度去看待08危机，彼时美国又何尝不是为避免土地兼并权衡后做出的无奈之举。
房产税就能解决一切么？答案是非但不能，很可能最终起到反效果。上边说了地方支出的主要动力和方向是投资，投资的背后是城市化，和房产税本身并无关系。地方政府并非财政枯竭需要启动房产税维持财政。而房产税本身作为一个流转税，其税赋是可以最终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的。在土地出让金仍由地方收取用于地方的情况下，开征房产税恰恰给了地方推高资产价格加速土地兼并的动力。谁成了城市房产税代征代缴的纳税主体，谁就控制了地方财政，谁控制了地方财政谁就控制了地方政治生态。大州豪郡该当如何。
而中国城市化从2019年的60%提高到80%还必将以这种模式持续下去。
回到现实，于是才有了开头的金税四期和土地出让金税务征管。但正如二王八司马的财税改革，如果仅仅是把金税四期当作能臣廉吏，以任用廉吏方式来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则只能是短期行为。因为土地仍是城市化的必然要素而随着城市化推进土地兼并也必然愈演愈烈。征管方不管是谁，都难以对抗城市化的需求，而不得不维持着这种方式继续建设社会主义。
（土鳖抗铁牛）
通宝推：唐家山,海峰,桥上,- 复 古说完。摆数据吧
家园 我们这个时代的图景 我们这个时代的图景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发展的主流方向是资源自由配置。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搬运，从地质角度看这个过程和水的搬运或者微生物搬运类似。而对人类来说，这种搬运几乎就是社会本身。历次工业革命无不是对这个过程的加强，再加强。我们不妨把这个过程看作我们所处时代的前提。
回到当下，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待我们这个时代，都可以把2020年作为本世纪的一个分界点。分界点之前是美国作为30年战争后唯一一个宗教超级大国，引领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激进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绚烂的也是模糊的，是纸醉金迷的，也是暗流涌动的。但终归是繁荣的是发展的。而2020年之后，这个世界开始的种种不确定开始渐渐明晰起来。
一、全球化的现有模式进入衰退阶段。本轮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自己充当了稳定一般等价物的核心而远离了物质搬运本身，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人类围绕一个概念将世界70%的武备和30%财富交付一个社会实体。而这个社会实体则按照规则兑现这个概念。超脱物质的精神，我认为我有理由这样形容它。而这迷幻的场景却因为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美国负担世界70%的军备后无法承担疫情的开支，从而面对全世界无力兑付它的承诺，美元帝国的根基松动了。是的，如果时间倒回到2020年去看疫情爆发的各种模型就可以明确得出，从一开始美国就无力负担全球疫情开支而不得不试图用谎言来掩盖一切。这就决定了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中美激烈脱钩的背后是美国寻求有限责任的诉求（美国优先），在新冠爆发后，更加强烈了。它希望以一个概念（美元）将搬运的方向彻底掉转朝向自己（制造业回归），但却忽视了自己早已远离了搬运本身。美国远离搬运而寄希望于制造业回归本身就是自己对美元的不信任。
恰恰美元概念的循环是靠一种名曰货币的宗教来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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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接受“一”。那么在“一”的基础上我加入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变化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在之前的变化基础上持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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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美元认知的变化将带来诸多深刻的变革。近期最显著的变化方向是世界短暂的重归多变格局。不管美国人是否愿意，这个过程是过渡到下一阶段的必然路径。不管这条路是战争的还是和平的。美国以一己之力主导世界安全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再。即在失去绝对的信仰后，又失去的绝对的武力。无法主导世界安全其结果，在美国国内的对应则是少数族群权利运动的兴起。这种兴起与其说是民权运动，不如说是对国家强力机构的一次次试探。尽管目前看上去有些杂乱无章甚至暴力相向，但这些运动不断提出的诉求，归纳起来则正是政治的本意——寻找人心的向背。最终的方向则是民族的融合，各族群正在各自诉求中寻找相像的共同体，美国也正在这场运动中艰难但实质性的摆脱宗教国家的外壳，转型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于此不同的是欧洲正处于民族运动的低潮期。各民族已经有成熟的认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壁垒般排他性。这就造成了欧洲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诉求。更多的表现为拒绝和其他民族进行融合而非国家。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即便是美国无力主导世界安全局势，欧洲也无法完成对本地区安全具面的全面接管。或者用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词——半民粹半殖民地。当外部环境呈现出如此态势时，中国又该作何打算呢？（土鳖抗铁牛）
通宝推：寒冷未必在冬天,方平,迷惑不解,菜根谭,家园 根源 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较之人类自己的那些狗屁倒灶要深刻的多。然而这些变化又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无法做出中长期预测而启动针对性的政策，我们自己正处于三体般的乱纪元。中国则如何处之？
这里还是从物质搬运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因为人类的组织形态无论如何变化都必须依附于此。内部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即房产作为土地的替代形式依托城市化兼并是无法应对未来变化局面的。根本原因人类的发展方向是搬运种类更多数量更为庞大的物质，而中国本轮的城市化使土地本身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属性而基本退出了物质搬运过程，其实中国工业能力基本上来自于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本身已经不再作为工业化配套设施的基础，而逐渐沦为兼并的中心地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人身土地依附关系。
还是上数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招拍挂”政策，大城市土地使用价格飞涨。大城市城区不可能提供廉价的工业用地，并对已有工业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退二进三”，城区进行“去工业化”。新企业根据自身的技术特点、投资规模与行业特征集中到各类工业集聚区。中国工业企业在空间上重新分布。各类工业集聚区占地一般都是农用地，级别较高的如国家和省级开发区一般位于大城市和县城郊区，距离主城区较近；而省级以下各类集聚区则距离大城市和县城较远，分布较为分散，有的乡镇开发区一区多园，甚至每个村庄都有集聚区。 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8年中国城区和镇区工业企业共有59.51万，占30.07%。 农村地域企业数111.24万，占56.71%，其中，位于镇辖村企业有91.63万家，占46.30%。可见，农村地域 是中国工业企业分布的重要空间。按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08年中国有大中型企业 51387家，从业人数5165.5万，其中，企业数的41.9%和从业人员的32.5%分布在农村；小微企业192.8 万家，就业数6667.7万人，其中，企业数的57.1%和从业人员的55.4%分布在农村地区。时隔13年工业化的迁移恐怕更为明显。当80%城市化完成的时候，留给工业化的人口只剩下20%其余80%的人口的需求只能由城市靠城市土地依附关系来解决。也就是80%的人口将不参与物质搬运本身，而依附于房产这一概念。从全国来看城市化完成时，类似阿根廷由高收入重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届时是大概率事件。更别说有力应对各种国际变化和极端气候变化。
那么城镇化有可能是一条新路么？答案是不可能，中国的城镇化或者说新村化本身依旧难以摆脱房产路径，房地产兼并将直达农村基层，从而彻底结束中国工业化过程。
中国能够选择的路径
第一种，最容易实现的路径就是把房地产进行到底。促进土地兼并，并根据土地所有比例，给与土地所有者以政治权利。国家主导权逐步让渡于新兴地主阶级。并形成人身房产依附关系。新兴地主通过房产税的代收代缴来实现对地方主税种的征管，进而财权与治权结合，社会对物质的搬运完全与房产挂钩。而房产概念的高成本相对于美元概念其实是倒退的。只要又一种廉价的一般等价物概念出现就可以轻松击溃建立在房产实物上的一般等价物概念。就如主权货币击穿白银一样。
第二种，世家治国。依靠世家在各领域的先入优势抵消地主阶级逐渐壮大的权利。作为各产业集团的代理人，然而在这个时代世家治国所需要的血统依附关系很容易形成三门官员集团，从而在逆淘汰中彻底失去和基层联系。要么沦为新兴地主的代理人。要么成为利益集团代理人而推动社会走向一定程度的固化。物质的搬运按照划分的比例完成。但是为了解决上升通道问题不断增加的中层部门最终吃掉大部分财政，而造成物质搬运体系难以为继，在国内国外都屡见不鲜。
第三种，既要打击新兴地主阶级，又要抵制世家侵袭。这就要完全依赖和相信基层组织。目标是消除中间阶层。而这样的依赖必须靠不断迭代的数字化管理来完成。但面对万亿级别的资本尤其是业已羽翼丰满的地产资本，国家级别数字管理模型可以轻易被这些集团模拟并进行反推，想要驾驭难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