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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滴滴事件,与毛文龙被杀 -- ziyu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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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滴滴事件,与毛文龙被杀——续3——毛文龙的奏折

      毛文龙

      ——“天启三年八月 日具奏

        为海外兵民日众,内运粮饷不继等事。臣悬师绝域,接渡辽民老幼男妇三十余万口。除南兵外,挑选壮丁入伍,业计三万六千三十九名,召买骡马六千余匹,拮据支持,一切养兵饷民,买马办料,招抚赏功,备办军火器械,置造舡只等项,千头万绪,无一不资于饷,无一不取给于臣之一身。然望饷如止渴之梅,而议饷犹救薪之水,三年以来,两次解到饷银一十一万两,运米二十万石,自此以外,音耗杳然。此岂已发而阻于转运之艰,抑亦廷议未果,而稽其时日耶?

      ……

        则于万不得已之中,设有一策:比壬辰征倭事例,使南直、山东、淮胶等处,招商运米,令其自备粮石,自置舡只,到鲜之日,核其地头米价,外加水脚银两,凡船装十分,以八分米、二分货为率。米必两平籴粜,货听其市买取利,则经商者既不苦于偏枯,而嗜利者乐于计有所出。如愿输粟助边者,凡加级悉照户、工新开事例。如此设法通商,庶三十余万之辽民,得以生活。“

      关于此奏折,可以读出如下信息:

      1、与北纬兄所持的观点似有矛盾:万历朝鲜战争时,就有过鼓励海商往朝鲜运粮的先例,且没有经过登州、天津等地。

      2、南直隶,是明朝处于南方、直隶中央六部的府和直隶州的区域的总称。为明朝行政区划两京地区之一,区别于北直隶。与今江苏省、安徽省以及上海市二省一市相当。

      淮,江苏北部;胶,山东半岛东南部。

      这些地区都是后来袁崇焕即便成为督师,即便统领了登州,也管辖不到的。

      3、毛文龙奏折里没有明说的,是这些海商回程中从哪里买货?买些什么货?有历史爱好者认为含有默许这些海商可以去长崎贸易的意思,或许东江军中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倭刀,即可证明此猜想。

      以上3点可以证明北中国海商,同样具有跨洋航海能力。不太可能被“沿海水师”所禁。

      4、价格的玄机:毛文龙要求皇帝批准,东江军可以用平价购买这些海商的粮食,却没有提要求关于买粮食的银子、也就是少得可怜的东江军军饷够不够的问题。显然,如果平价,毛文龙手里的银子+他以自己和皇帝的名号,可让商人先给他米。

      5、显然,当努尔哈赤‘治理’下的辽东,一石粮的价格到了10两、80两的时候;以及八旗动手杀汉人‘无粮人’的情况下,有背景的大海商如果把粮食布匹运到朝鲜,名义上是与亲密属国合法贸易,怕是一沙船粮食就可以赚到万两白银以上。劫掠了辽东几百万汉人的满清,不缺这些买粮的金银。连带着朝鲜商人也可以大赚特赚。

      但是,毛文龙从天启皇帝那里请来了圣旨,要按平价买粮。袁崇焕和朝鲜官方都对此有“强买”的‘记录’。

      老话儿说:“劫人(商人、官商、官宦背景的人)钱财,甚于杀其父母”。从天启三年到崇祯二年,五六年的时间,毛文龙有可能“劫”了江南商人几百万两白银毛利的财路。甚至毛文龙这厮还“强抢商人财货”(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12条理由),估计就是毛文龙收拾几个倚仗背景、非要和朝鲜做“合法”粮食贸易的。如果毛文龙继续存在,那么可预期的损失会达到甚至上千万两白银。

      这是不是足够让东林党出面谋划、由袁崇焕具体操办,来杀毛文龙的动机?

      这是不是足够明亡后黄宗羲派弟子自带狗粮、到北京“协助”清朝修《明史》的动机?

      通宝推:广阔天地,柴门夜归,柴门夜归,西瓜子,海峰,mezhan,
      • 家园 即使不经过天津登州,辽海这些岛屿可躲不开

        我个人认为你提的从海路把粮食之类的大宗商品绕开登莱天津水师到辽海,再从鸭绿江逆流而上的路线技术上不太可行。

        风帆时代的限制很大,不是有水就能行船的。

        南风刮起来的时候只能往北航行,北风刮起来时候只能往南航行。

        看看从南方到辽海,去掉封冻期和台风期貌似还有好几个月行船,但一年之中因为季风,也就通航一个来回。

        风帆船又不是现代的内燃机,能全年无休反复航行。

        比如当年明朝登州天津水师,李自成打了怀庆反击战吸引了满清注意,满清顾不上去占登州而去打李自成了,这些水师才能呆在登州等到第二年转北风才能往南撤退。

        不然这些水师就要趴窝在港口被满清全歼了。

        我个人觉得晚明不用过于阴谋论,要是那么多天南地北的官僚真有能力串联起来搞阴谋的执行力,也不至于让后金打进来了。

        晚明的局势我是觉得更像《大明王朝1566》里面展现的那样,各个官僚只顾自己的小圈子,对于事不关己的事就高高挂起。最后在一堆聪明人的内斗中,局势一步一步走向不可收拾。

        • 家园 谢阴兄问难。更谢多余兄通过详细海运、漕运数据

          “阴谋论”:这是一顶近年来非常潮的帽子。从中文语言来讲,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说历史大事件是由阴谋所决定;二是散布无力感、无知感。这两个含义影响下的历史观,当然是错的。不过,这顶帽子被智识精英们惯于扣给普通大众,实际是智识精英们滥用概念:研究分析历史现实中的各种阴谋,并不等于上述两个含义。

          东林党和满清’合作‘改写《明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的确有人在搞阴谋,搞阴谋的就是东林党和乾隆。怎么能把分析揭露这些已经被认识到、以及还有待认识的历史/活动,统统扣上“阴谋论”的帽子?

          从江南到朝鲜这样一条海上贸易线,其存在是确定的。从鸭绿江畔到后金的走私贸易线,其存在也是确定无疑的。这条贸易线在后金地区粮食价格成毒品价格的时期,可以预期给海商带来的巨额利益也是可以预计的。那么,是谁从历史中删去此贸易线的存在?究竟是谁谋杀毛文龙?就应该成为研究讨论的话题。

          • 家园 明朝的史书可不止《明史》一本,这些年研究明朝的也不只看明史

            各种地方志,文人笔记,实录等资料相当多。比如顾城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就是通过各地地方志来还原农民军转战过程的。

            提到水运,如果说袁以及后台砍了毛是为了要和后金走私贸易的话,且不提技术问题,只看地图的话,干嘛不从营口走,还有三岔河直接通往辽阳沈阳。怎么看都用不着再从鸭绿江绕一圈。

            • 家园 营口的问题,已经和北纬兄讨论过,阴兄可以看看

              北中国海上贸易,和南中国海上贸易,从技术上、贸易手段上是一样的,不存在中国人在南洋‘纵横四海’、在北洋则只能‘溜边‘的技术代差。

              南海东海北海,海运都受季节、风向、潮流影响;都会有海难的风险。因此都需要在适当的地点建立货栈。货栈联系起的,不仅有正式合法的海贸线,也有走私贸易线、海盗交易线。从南直隶、淮、胶到朝鲜鸭绿江沿途的货栈,从万历援朝抗日、到毛文龙被杀前,都有合法贸易的许可:与朝鲜属国贸易。进了朝鲜货栈的粮食布匹,夏季条件允许时用船、冬季可以用雪橇爬犁来走私交易运输,相比春秋季节的骡马车辆,效率高出很多。

              辽河口则不然:一是没有合法许可,尚未看到有关宁前线有给商船发许可向觉华、锦州卖粮的记载。二是如果在敌占区可以建立贸易货栈,那就直接是资敌叛国罪。没有货栈,像冬季雪橇爬犁工具的走私线,就不存在了。最后还有东江海军在旅顺、长生岛一带的检查劫杀。毛文龙不能没收、摧毁朝鲜管辖下的货栈,但是对于建立在后金统治区域的货栈,东江军绝不会客气。

              以今天反腐(双规)的经验看,袁崇焕一案存在一个人担下罪名、基本不涉及东林党文官,更不用提江南大商人了这样的问题。过去没有经验,注意不到这个。今天就没有理由不注意这个问题。

              从贸易线角度看战争,不仅在明清交际之时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在1840年后、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的多次战争中,也存在这个问题。这段历史的“修正”“隐瞒”,也同样看起来是东南商人/13行/士大夫文人与西方“学者”共同合作修改历史。关于一鸦起源、战争过程中东南商人的卖国行为,有关研究/文章真是少而又少。可以以后另起楼讨论。

        • 家园 辽东通航大概不止一年一次

          【海运航程从上海至天津虽然比河运历程长,但相比较河运更便捷。沙船由上海至天津一般需要航行 20 天左右,如果是载重较轻且顺风而行,十数日便可到达,这与河运动辄数月甚至数年要快的多。……以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为例,第一批漕船于三月十九日全数离开上海北上,四月二十六日由天津全部回空,为时一个月;五月二十二日返回至上海,用时 27 天,往返时间加起来不足两月。据记载,一年可以运三次,盖指一年之中利于航行的季节而言,如全年航行的话,往返还不止三次。(刘璐:千帆竞渡_清代漕运的河海转型研究-2014)】

          .

          再补充点资料:

          【明代漕运】

          明初,辽东地区战事频繁,驻有大量军队,所需粮饷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其运输方式,沿元旧制,实行海运,“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以满足北伐的军事所需,每年约有六七十万石的粮米,从海上源源不断的输往辽东和北平地区。一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辽东局势渐渐趋于稳定,驻军已能自给自足以后,才停止了海运。……成祖都燕后,为保障北京漕粮的供给,明政府着手整治运河,随着大运河的全线开通,海运仅保留了辽东一线,之后明代的漕运几乎全部以运河为主。明朝规定:每年“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供边境。”……“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

          【清代漕运】

          清代,自康熙年间起,经雍正、乾隆中期,对漕运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整治和改革,使漕运得以恢复,并有了繁荣的发展以至达到鼎盛。……“自京师之东,至于通州,仓廪连百,高樯栉比,运夫相属,肩背比接。自通州至于江淮,通以运河,迢递数千里,高樯大舸相继,运船数以千计,船丁运夫以数万计,设卫所官数百以守之……县上于粮道,乃船通于运河,而后连樯续进,循闸而上,累时费月,乃达通州,搬丁二万人背置仓中,然后次第运至京师。”

          【清代漕粮海运】

          道光两次海运试验

          道光六年(1826 年),动用 1000 余只漕船,共计运粮米一百六十余万石,而所耗费用仅仅只有一百四十余万两白银,与河运所耗费用相比,远远减少。“蒋朱顺等四船断桅松舱,例应豁免 238 石 6 斗 5 升,在洋失风事故赵联盛等四船共米 2850 石” ,两者合计共 3088 石 6 斗 5 升,与实际交仓的漕例数量相比,损失不过百分之二左右,这与元代海运百分二十左右的损失率相比,是很大的进步。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因涉外事件和海盗侵扰的因素,导致抵达天津的时间延迟,并且较道光六年那次的损失要大,但是“江苏省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属,十余年来,未经报有全漕。本年苏、松、太三属改由海运,不独该三属漕额无亏,即河运之常州、镇江两属漕粮,内有丹徙等县缓缺交仓米石,亦经该省督抚于海运节省项下筹补足额,由海搭运。计共筹补米将及三十万石,较之上年河运计,今届交仓多运米五十一万一千三百余石。查验米色,始终一律千洁。”

          太平军截断漕粮,京师粮食危机

          太平军占据东南财赋重地,清政府失去了漕粮的主要供应区,“以致湖南、湖北漕船停运一年,江西江安漕粮全数截留,合计四省粮米颗粒不能抵通。”太平军占领南京要地,对清政府造成江南的“切腹之患,在北省为扼吭之忧。”太平军所采取的战略,以夺取清朝的粮仓和切断南方各有漕省份的解京漕粮运道为主要目的,十分奏效。 因此,“粮道不通,京师震动”,清朝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清廷内外官员纷纷开始送其家眷回籍,闲员学士逃散近乎多半,“京城一空,只有近京之地,由海道运粮不多,故京城米价八十余文一斤,油盐柴炭,贵不待言。”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末,北京的大米来源已经断绝了整整三个月,百姓改用小麦和其它北方产的谷类充当粮食,全城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撤离了京城。 京师陷入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之中。

          漕粮全面海运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宣布,将浙江全省以及苏、松、常、镇四府和太仓州等处“漕、白粮米,同办海运。”仿照道光初年的方法,装载海运至天津。而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则一律按每石折银一两三钱为率,改折征收解京或者就地拨充军饷,这样一来,继续征收实物漕粮的只有改行海运的江苏、浙江两省份。中国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漕运制度至是为之一变,运河漕运基本废止。

          漕运制度废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将各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宣告漕运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刘璐:千帆竞渡_清代漕运的河海转型研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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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明朝这边的记录是东江海运“俱以三月清明起,九月重阳止”

            崇祯长编里面的记载是:三月装粮,四月开船,五月抵鲜,六月空回,一年只可一次。

            还有的记录写的是从天津运粮到皮岛,空船回登州,再载粮豆去皮岛,空船回来。不过参与二运的船只不多,一般就补缺额才这么运。海运时间拖得越晚越危险。到了八月, 季风盛行, 东北沿海和黄海海域常有飓风大浪, 以致运船“必多覆没”。

            《四年鲜运事竣奏报疏》载, 天启四年(1624) 天津鲜运用官船 136 只, 招募山东滨州、乐安一带民船 91 只, 共用官、民船 227 只, 每船运 700 石, 加上兵船 6 只、关运守冻船 11 只所运, 共发181498 石, 并带运苇蓆 33310 领, 布 2 万疋, 军火、器械若干。 为足米豆 20 万石额, 又用回空船共 30 只在登州装粮作二运, 补齐所缺 2 万石。

            可以看到回程由于逆风,都是基本上空载才能回来的。

            • 家园 可能是明清航海经验有差距

              造船技术上,按照距离郑和时代的时间,清代说不定还不如明代。但是航海经验上,因为清朝一统后东北的移民开发,商业往来远超明代,肯定要比明代丰富很多。近海航行,经验应该比技术更重要吧。

              另外,明末小冰期对航海可能也有影响,封冻时间较长,海上风浪也会更大。

              .

              下面引用可以参考:

              【嘉庆年间,海商谢占士,自称“海角末商”,“自幼航海经营,亲历有年,从闽省以至奉天,常年往返”,“近年服贾天津”,“久历海滨,惟于运载成规,舵水约束,以及风波趋避,捍卫汛防,素经熟视。” 他对这段时期内上海至天津的航运情况与前朝做了比较,在《古今海运异宜》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叙述:

              “操舟航海,自古有之,而要其大旨,今胜于古,近今更胜于前。其故无他,在舟师之谙与不谙而已……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广,江南海船多至胶州贸易,不须经过登州,则登州海面,既无商贾往来,舟人伎俩无从习练。……惟我圣朝深仁厚泽,遐迩均沾。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达天津、奉天。……从此航海舟人,互相讲究,凡夫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备,山碓沙水趋避顺逆之方,愈熟愈精。是以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则一年行运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此海道安澜迅速,古今利钝悬殊,又可想而知己。然则汉唐之不行海运者,既限于地界。元明行之而不久者,又限于人力。至于我朝而筹海运,则地势人工均超千古,似未可以前代情形引为比例也。”

              这里所说的商运次数,嘉庆九年(1804 年)有人说是“一岁三、四至”;道光四年(1824 年)又有人说是“每岁四、五至”。大概在这二十年间,又有所进展。从每年航行两次进展到每年航行四五次,这是需要造船、设备和航海知识、技术的不断地改进才能达到的。由于造船和航海知识、技术的不断丰富和积累,大大缩短了航程和时间,航程的运行较之前便利。像天津地方,据说“风帆驰骤,远自闽浙,近自登辽,皆旬日可达。”自上海至天津,扬帆北上,“速则六七日,或八九日,迟亦月余”,皆可到达。“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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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只有春季安全,别的季节就听天由命了

            以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为例,第一批漕船于三月十九日全数离开上海北上,四月二十六日由天津全部回空,为时一个月;五月二十二日返回至上海,用时 27 天。

            以上为阳历,三月初出发五月中返回。按阴历算是二月初出发,四月中返回上海。为啥选这个季节,因为之后台风季就来了,古时候没卫星也没天气预报,台风移动速度又超快,基本没法躲,比如清代上海沙船,一般跑的是上海到牛庄(营口)航线,从上海运布去牛庄,返航运东北大豆:

            沙船是一种适宜航驶于近海浅水中的大型木帆船,方头平底,分房舱、货舱,因空航时需装沙压重而名。起自宋末元初,至清代,大的上下三层,长四五十米,宽六七米,四桅,载重可达3000石(约240吨)。当时,打一条四桅沙船,约需银8000两,另以2000两作置货和沿途开销之资。规模较大的船主拥有四、五十艘船,其资本不下三十至五十万两银,初有“朱、王、沈、郁”四家。别看沙船贩运得利甚厚,但小小的木船,凭仗几片帆篷,在变化无常的茫茫大海中,其凶险是非历其境者无法想象的。一船生命货物,也就是一生的命运,完全悬游于发丝之间。1855年端午节,梅家弄始祖的胞兄朱万利与女婿沈珍全分驾利泰、长茂两条四桅沙船,满载布纱驶往牛庄(今营口),当驶到今江苏盐城大河洋海面,突遭台风,顷刻之间,利泰号樯断帆裂,一阵巨浪打来,朱万利父子4人与14名水手伙计,连同满船布纱,悉没大海。

            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天后宫,主要是这帮水手建的,没办法,风险大又无法预测,只能靠迷信了。。。

            • 家园 河运也是有风险的

              【道光五年春,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如洞庭湖、鄱阳湖、长江俱称险阻,历年军船,多有漂溺情事,不独海洋为险。且海洋节岁贸易之船,何以不闻淌失?而上年台湾米船,又何以安稳抵津。虽有数船遇风,驶至吴淞口岸,并非漂没,是其明证。”】

              而且河运奇慢,时间成本巨大。

              【“江北至山东段,沿道建坝筑闸,多急流浅滩。每遇急流逆驶,一般挽曳几至二三百人;漕船过坝,更须用绞车盘拖,需时更久”……“偶逢雨泽愆期,河湖浅涸,舳舻衔尾而来,进退有期,不能缓待清流,必至借黄济运。或逢雨水过多,湖黄并涨,黄流倒灌,决坏运河,种种阻碍,在所未免。”

              因此漕船一次往返需耗时 7、8 个月,甚至一年或几年。嘉庆之后,因河道阻滞,漕船行期经常延迟多达 10 个月之久,甚至有时不得不在北方停留守冻,等到第二年春暖冰消时才能向南返程,“致延误兑漕期限”。】

              另外运河维护的费用也很可怕。

              【嘉庆十年至十五年(1805-1810 年)的五年间,“南河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工,共用银 4099 万两,而马家港大工尚未计算在内。”】

              相比之下,与其说海运有风险,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漕粮河运是一千多年的习惯,祖宗成法,脑袋里的板筋太粗,很难转过弯来。

              .

              真正安全快速的实现南粮北调,取代河运海运的是铁路。

              虽然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明清江南田赋占天下三分之一,其实从明末开始,江南转向桑棉等经济作物、商品农业以后,这三分之一的田赋基本是靠两湖平原输入,所谓的“湖广熟,天下足”。据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统计,清代江南地区大约每年由外部输入粮食1700万石。因为漕粮浮收勒折的关系,“(清代)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两者差额,除去漕粮,江南每年还要净输入300万石。

              1898年开建、1906年全线通车、1909年赎回路权的京汉铁路,让湖广粮仓和北方无缝对接,湖广粮食从此用不着再到江南绕一圈。

              从1881年唐胥铁路至1912年清朝灭亡,清末共计建成铁路9000多公里。长江以南的粤汉铁路于1900年动工、扯皮到1936年总算建成,但是因为长江阻隔,京汉、粤汉两条铁路不能互连。直到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号称南北大动脉的京广铁路才告全线贯通。

              通宝推:ziyun2015,
              • 家园 实际上,漕运的“损耗”大得惊人,也慢得惊人

                早前看高阳的小说《平步青云》,写胡雪岩的故事,描写胡与漕帮、沙船帮交往,就说到头年江南收的漕粮,第二年也未必能起运;运也未必当年能到天津,一封冻就得在某地过冬。损耗自然大得惊人,时间其实也保证不了连续。

                问题还在于:农业文明的帝国如果采用海运漕粮,为解决回程的舱载,就要许可海贸。而海贸又不能单靠两点贸易所能解决,多需要三角(多角)贸易。例如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角贸易,就是从美国运烟草、棉花到欧洲,从欧洲运些工艺品工业品武器什么的到非洲,从非洲运奴隶回美国。这个三角还充分利用海风洋流。不过,利润丰厚、 船只众多的海上贸易线很容易引起海盗,所以就需要建立水师海军,还要能在贸易线所有海域能打击打服打平海盗,这样就会像黄仁宇所论述的,引起农业文明社会/帝国一系列的变化,涉及的方方面面利益问题多,阻力就多。

                官方的海运,一直受到漕运利益相关方的阻力。但是官方不用海贸,绝不意味着民间贸易、走私贸易在技术上也不可行。

      • 家园 袁崇焕

        袁崇焕好像是千刀万剐的罪行吧!当时是什么原因要把他这样刮死,为何后来又翻案了,这里面的转变应该也暗藏机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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