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研究历史的立场问题 -- 任爱杰

实际上是贵族传统或者叫精英传统，正如西方的历史观，是精英史观，这是和我们中国的人民史观最本质的区别。研究西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等，如果没有把握住这点根本前提和建立这样的思维范式，最后一定会坠入云雾里，不得其解，或者走向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

纵观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宏大叙事，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基本上都是前者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处并非指人口占比，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分化对立都是常态，而且人口占比上都是二八定律），真正开始实现平民化，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但即便如此，到了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典型如我大英帝国，而教皇在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崇高地位，也还是无可撼动，作为民主自由灯塔的米帝，虽然有了更大进步，但骨子里继承的还是传统西方的精英史观，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实际上还是被这种精英史观所掌控和主导，各种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无处不在，你提到的所谓长子通吃的传统，恰恰就是很好的例证，相对应的，我们古代也有帝王史观。如果没有建立上述人民史观的思维范式去批判性地学习，一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了。

之前哈利波特在国内带起一波热潮时，有个天津外国语学院的老师翟文喆，在当时的人人网上写了一篇《郝敏为什么不能嫁给哈利》的系列帖子，可以去看看（人人网早已没落，现在似乎倒闭了，原贴已经不可见，只能搜索），是一个非常好的剖析这种西方精英史观的素材，作为畅销全世界的儿童魔幻文学代表作，能够被广泛传播，这本身就很有意思，西方精英阶层对精英史观和文化传统的灌输，可谓从娃娃抓起，而这部作品的作者罗琳阿姨，恰巧就是马尔萨斯的老乡，我大英帝国人，生于西方精英势力这个传统大本营的平民阶层（是否属于平民这点存疑，没有考证），至于马尔萨斯先生，则当仁不让地属于传统贵族精英阶层了。

关于工业革命为何率先在我大英帝国爆发这个宏大课题，期待你的长文，但仅仅归因到这种所谓的精英传统是不够的，这个因素，我觉得勉强算是一个加分项，仅此而已。

老兄真是高论：

那么这种西方式的长子继承制就不是内卷？长子继承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家族财富流失和碎片化。中国古代其实有类似的做法。但不是长子继承，而是宗族财产共享，类似现在西方的家族基金制度。

长子继承制恰恰是卷得不能再卷的内卷，都卷到剥夺血亲的生存权利了。

这种制度有利于国家发展吗？如果从结果倒推原因，西方人自然很乐意把这个作为原因。问题是中国五千年来没有搞这个制度，不但文明没有断代，而且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比同时代的西方人生活得更好，更加富裕。国家也更为强大。

搞长子继承的，也不仅仅是英国。就亚洲来说，日本、朝鲜、泰国以前也是长子继承制度。那么为什么他们就没有爆发工业革命呢？尤其是日本，孤悬海外，基本就是英国在东亚的镜像。

至于在政府没有进项的情况下去救济穷人，就会越来越卷，大家越来越穷。真是高论。我只听说过，不论中外，如果政府不救济，穷人就会起来推翻政府的，还没听说过，均贫富了国家反而衰亡的。政府不救济穷人的，中国历代造反者早就作出了榜样。外国的革命也一样风起云涌。难道法国国王的脑袋是因为救济穷人被砍掉的？倒是他的王后据传要快饿死的贫民吃不到面包就去吃蛋糕。

相反，中国任何一次盛世的出现，都是有了均贫富为先导和基础的。外国其实也不例外，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均了贫富，法国哪里会有后面的拿破仑时代。

恭候您团年喝酒后的继续高论。

首先，一胎化政策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区别对待，根源上是由于当时的民族政策，属于另外一个话题，本质上来说，这种政策上区别对待，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因此，如果讨论人口和计划生育话题，我认为不宜过度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差别待遇，在这个论域下，我觉得只需提“一胎化”即可，而不必刻意加上“汉族”，如果讨论民族政策问题，除了基本的生育权外，还有教育权等其他各种领域的差别待遇，但这都属于另一个论域了。

其次，一直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之前的鼓励多生多育转变为少生优生，甚至于极端到“一胎化”，背后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之一，包括最近看张捷的文章，也有提及，并具体到指向到犹太金融集团势力，关于这点，可能性我觉得是越来越大了，尤其是考虑到犹太势力对于全球舆论话语权的掌控和洗脑能力，但阴谋论始终来说，既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如果站在敌我矛盾的视角，现在我是相信这一阴谋论观点的。

第三，对于国内来说，在当时条件下，执行如此的生育政策，我觉得一方面有西方阴谋颠覆及其国内带路党鼓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基于经济发展现状和对于未来前景的考量，粮食问题和就业问题，是很现实和紧迫的，既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又关系到执政党的政权稳定性，至于政策的理论来源问题，以当时的“猫论”来看，采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决策依据，其实根本不是重点，而理论背后的立场问题，自然也不会去深究了。

最后，关于改开后的生育政策，我的基本看法是，以“一胎化”为核心的少生优生优育政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至于这个锅，我觉得要由计生委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门户私计来背了，但这始终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倒是没有必要从当时政策依据的理论来源、背景和立场，反溯到执政党和当时决策层的立场问题，最多也只是有一小撮“汉奸”和西方里外勾结的敌我矛盾，不能扩大化。

顺便提一下最近河里有人提到，为何西方国家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从来不拿“一胎化”说事，一方面，这既有“一胎化”本身就是西方阴谋颠覆的原因（从这点上来说，也可以作为阴谋论的一个侧面依据），即，凡是我们做得对的，西方就大骂，凡是我们做错了的，西方就闭口不谈反过来甚至表扬，另一方面，可能也有西方国家，尤其是为首的米帝，在堕胎的问题上，本身内部争议极大，也是驴象两党的重大分歧点之一，想拿这点找中国的茬，很容易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