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201：海上余绪 -- 本嘉明
家园 薛理勇老师祖籍福建 １９４７年生人，不知是第几代移民。钻研于上海地方史研究，是个脚踏实地的学者。
我看他谈上海地方史，联想到福建与移民城市上海的文化融合。大而化之，中华民族也是这样逐渐演化形成的。
家园 补充几张图片 -- 补充帖 
上图：薛理勇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上图：《同治上海县志》里关于艾可久的部分
上图：浦东艾镇的地理位置
通宝推：尚儒,夏侯,- 复 补充几张图片
家园 本大是上海人，不改变自己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就永远活在殖人思想 -- 有补充 上海人拍的《爱情神话》，广受上海人好评，恰恰说明上海相当一部分人，即使不是主流，还活在殖民地历史里，丝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上海的海派文化的“海”，应该是上海的海，而不是舶来的殖民地文化的那个海。上海和香港，应该同步进行去殖民地意识，时间会冲刷干净上海的殖民地意识。
通宝推：从来,任爱杰,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见前补充 4704994 - 复 补充几张图片
家园 上海宁真是喜欢西方 上海人真是喜欢西洋文化。中国人建立新国家后开始大规模搞工业化（通过苏联也是学西方文化）或多或少都要点崇洋，但上海人明显是高一个量级。
不久前在国内的上海追了一个上海的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里面有个个上海的老克拉，据创作者的用意，他肯定是被当作老派精致品味的化身的。那个单身老人住在家里留下的老洋房里面，至死念念不忘年轻上海在上海滩认识的犹太菇凉。
上海人缅怀租界的洋气，差不多到了缅怀半版殖民时代的程度。给你的感觉就是，现在美欧要有机会在上海划租界，会受到相当多上海宁的欢迎。看现在他们缅怀犹太人，给人家塑像建纪念馆吾的，算不算是热脸愣往冷屁股上贴啊！本来应该是被拯救的人向恩主表示感谢吧，甚至花钱建纪念碑或纪念馆啥的。但上海宁都给搞拧巴了。
- 复 补充几张图片
家园 送花并支持 来论坛上就是想多看看，涨涨见识。一写东西就是“夹带私货”，“媚外”，那我看只有文革那种每句话引用一下语录才可以了。
历史很复杂，横看成岭侧成峰。老本又不是历史学家，能找到一个角度文字写的很吸引人就可以了。都是成年人，他想给你洗脑你就被洗了?
如果把偏右的网友都骂走了，接下来就是偏中间的，最后就只能是歌颂毛主席的，都得拔高到主席文章古今第一了。这又有什么意思。
家园 茗谈201-2 （三）
明帝国史，尤其是后半部，非常有值得挖掘的深度。徐光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信外教/交际洋人，还能凭个人工作能力，从平民上升到副国级的技术官僚。能信任他/容忍他的大明，又是何等特出的一个皇朝。我觉得中国拿那么多电脑特效资源，去拍《流浪地球》，不如去认真拍一部借鉴《角斗士》风格的《徐光启传》。
清康熙年，帝国开始取缔天主教活动。雍正二年（1724年）全面禁洋教，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被迫“开教禁”，这百余年间，所有洋教士被驱逐出境。上海的教众，只能在三家私人小教堂（陆、艾、施）偷偷开展活动。
陆家在近代出了海上闻人陆伯鸿（实业家），他是艾可久下传的第十一代------艾恒镇的女婿。
上图：艾恒镇同族同辈------艾恒锦的贡卷，上推十一世就是艾可久
艾恒镇下传的四代孙艾祖章（也就是艾可久下传的第十五代），是徐家汇伊纳爵堂（徐家汇大教堂）本堂神父，天主教上海教区副主教，于2012年8月去世。
施家在小刀会起义中被毁，小教堂也一并消失了。
法国人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ere，1866—1937)所著《江南传教史》（1914年上海出版了法文版，国内现有中文译本）中记载，1844年上海已经是大型城市，但城内仅剩近百名天主教徒，只能不公开地在这三所小教堂集会。1842年偷渡来沪的外籍教士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就藏身艾家，随后转赴佘山张扑桥------今天上海天主教区最重要最宏大的两座大教堂，就是徐家汇天主堂和佘山圣母堂。
据后人考证，在1846年恢复合法地位前，整个上海地区（包括乡间）也就只有二百余天主教教徒。
这里我们回去说说一个前辈传教士，意大利人潘国光（Frarcuis Brancati，1607～1671）。历来在中国活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论中外籍，其实分两部分：耶稣会会士，和正统（法国）系天主教。上海解放时的大主教龚品梅，是正统系，为人方正，教廷承认而新中国不承认；其后的金鲁贤是耶稣会系，难得是两边都承认。这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了，落实宗教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耶稣会系在教理上比较“叛逆”，处事圆融，愿意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
潘国光1624年入耶稣会，崇祯十年（1637年）来上海。他才30岁，会讲汉语，也尊重乡亲，深得上海本土人士欢迎，是第一个常驻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崇祯十二年有1124人经他受洗；十三年有1240人。崇祯十三年，因原有教堂太小，潘国光筹划另建新堂,得到徐光启第四孙女(圣名玛尔弟)帮助，购买潘氏世春堂旧址改建“敬一堂”（所在地址，今属南市区），世称“老天主堂”，当时为上海天主教的活动中心。此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本属于豫园的一部分，豫园原主人是明朝四川布政使潘允端家族，后家道逐步中落，徐光启的这位“第四孙女”，就嫁入了潘家。
崇祯十七年国事动荡，一年里有3000人经潘国光施洗入教。
清军南下后，1665年康熙禁教，潘国光曾藏身艾家，后来避居广州，到羊城不久病逝，临终惦念上海，艾家又冒险把遗骨迁回上海，葬于城南，以了却他的遗愿。某种意义上说，艾家是把潘国光视作家族一员了。
清初我们中国人里还有一位奇人，吴历（1630--1717），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擅长山水画，与恽寿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合称“清六家”。
大约1681年，51岁的吴历，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到澳门，入教后随洋船游历罗马，58岁时被教廷派回上海任神父，时常住在艾宅。他是名画家，但画作留世很少，据说艾家至今还有收藏，就是他客居时所作，为艾家太夫人祝寿。
上图：吴历墓碑，可以看出他是耶稣会会士
按天主教教制，神父只能在主教座堂主持大弥撒礼。为了感谢陆、艾两家在教禁期间冒着灭族风险所作的贡献，梵蒂冈教廷特敕教区神父在重大宗教节日，可以在这两个私家教堂主持大弥撒礼。为答谢艾家，天主教江南教区特颁，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Université l'Aurore）每年为艾家提供两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我们具体说说震旦。1903年2月27日，法国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震旦学院，由耶稣会奖学基金提供财政支持，马相伯神父为创始校长。1905年，马相伯率众中国教员辞职，另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到1915年，震旦升格为大学，改为六年制，分设博物医学、法政文学、算术工程3科（后来的医、法、理工3个学院），教学用法语，校长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1937年美国圣心会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创设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现向明中学），名义上属震旦大学，但实际财政、行政、教学完全独立，教学语言则为英语。1951年2月开始，传教士退出震旦的学政管理，天主教会停止拨给震旦大学经费。1952年撤校，原震旦大学仅保留了医学院，随后接收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的师资器材，于震旦原校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现重庆南路227号和280号，被重庆南路隔开，有两个校区），即今天的交通大学医学院。
（四）
前文所提的艾祖章副主教，是艾可久的第十五代孙。早他一辈，他的族叔，艾可久的第十四代孙艾振麟，震旦大学毕业后，于1924年赴法国巴黎（今巴黎政治大学）攻读法科博士，毕业回国后与法国律师普莱梅在法租界朱葆三路（现溪口路）26号荻百客大楼里，合伙开办律师楼。
上图:左侧为26号大楼
由于艾家在上海天主教界的人脉地位，艾振麟大律师帮本地委托人在法庭上打赢了不少重要官司，有“法租界外国大律师”的外号，就是专门打外国人的大律师。
巴黎政治大学建立于1871年，其法学院强调接地气地研究法学，根据学校档案，民国期间前来求学的有顾守熙、沈家诒、徐传保、艾振麟、王自新、方镇中等多人。
这里摘录革命前辈薛耕莘的一些回忆片段。薛老在1930年代供职于法租界巡捕房，同情革命。据他亲历，三十年代，自法国本土派到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如法捕房总监法伯迩(Fabre)、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Etienne Maret)、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P. Gelin)、马龙(P. Maron)等等。比如席能，他本是巴黎面包工人出身，在法国也受阶级压迫。由于法租界很多法籍人士的政治面貌比起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同僚要偏左，更由于有一些比较正直的法籍高级警官，所以上海市民的左翼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法租界成为左派的重要阵地，如《生活》、《新生》等进步刊物，得以在法租界内出版，并在法捕房对国民党当局的敷衍周旋下而生存。作为华籍警官的薛老，则在既是法国上司、又是法国友人的庇护支持下，实实在在为左翼做了一些其他华籍和外籍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情。
上图：法租界中央捕房，在今日建国中路上
1935年初，法捕房拘捕来一位女子，带着一个小女孩，该女子疑为共产党重要人物，必须转给南京当局。当时薛耕莘只知道女子姓方，毕业于北京大学，小孩名叫方小宝，时年五岁。席能班长审讯后，方女士用英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请求把方小宝暂时寄养在法捕房里。方女士向席能提出了两点顾虑：第一她绝不信任国民党方面的人员；第二她害怕丈夫来捕房领取女儿而遭不测，所以暂时不会有人来认领。
席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人道主义，允予考虑，并报告上司，后指定由薛代为抚养这个小女孩。薛也笃信天主教，欣然接受了任务，把方小宝暗中寄养在上海南市天主教会办的新普育堂内，夫妇俩常去探望。一年多后，西安事变落幕，国共和解，方女士自南京被释放，来上海接走了孩子，临走席能和薛还凑了200元赠为路费。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政府收回了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薛被调入军统工作，由于内部倾轧，被旧案重提，因收养孩子而引申为通共，常凯申亲笔批捕。薛被捕后，案件移送上海高等法院。辩护律师费席珍、艾振麟与刘槐商议，鼓动刘槐以中统上海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庭为薛辩护，三人甚至伪造了一份中统档案，“证明”薛非但不通共，且于1934-1936年间，在法捕房协助中统逮捕共产党数十人。中统出来砸军统的场子，律师又一通运作，最后轻判三年，旋被保释。
艾家在南市区老城厢，有三处老宅。
上图：1884年地图中的艾家弄
上图：《嘉庆上海县志》中关于艾家弄的记载
上图：1918年地图中的艾家弄
第一处是虹桥街54弄+艾家弄22号及后续多号，占地约3亩。第二处是艾家弄66--68号，应该是清末光绪年间添建的。第三处在董家渡，赖义码头街（解放前原名“烂泥码头街”），是艾振麟大律师功成名就后从老宅迁出自建，占地颇大，解放后国家征用了一部分院子，就这么一划拉，足够盖一座纺织厂，直到1980年代末，多层厂房里还在日夜运作。现在经老城改造，整个片区已动迁拆毁，被新貌覆盖。松江艾氏的子裔，在沪港和海外，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回到帖头，徐峥拍上海咸话电影。上海人确实有一种上海人的特色。那么到底什么人是上海人，能用一个具体的人来指代吗？胡歌？OMG
就像萨拉热窝不能用一个瓦尔特来代表一样，上海也不能用任何一个人来代表，甚至不能用狭义的“阿拉上海人”来代表。展开来说，潘国光不是上海人吗？席能不是上海人吗？周恩来不是上海人吗？
他们都是。
通宝推：夏侯,海外俗人,燕人,桥上,- 复 茗谈201-2
家园 清朝禁教可不是禁东西交流 禁教的起因是礼仪之争。不单单是教皇自认高于清朝皇帝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的问题。天主教会粗暴的把这些统统归于偶像崇拜，下令禁止，直到1939年才松动，1965年才正式解禁。
罗马教廷这种搞法，清朝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清朝禁教可不是禁东西交流。事实上，法国派出的传教士一直在清朝宫廷受到礼遇。为何？法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数学和科学，远比耶稣会那些半吊子强的多。例如洪若翰，在来华之前已经在大学教授数学、天文学达8 年，并多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著述及科学实验报告。洪若翰等人还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规格之高，空前绝后。
不要把清朝的禁教和所谓的“闭关锁国”等同起来。事实上，清朝从来都没搞过类似日本的锁国政策。例如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实际上清朝以前一直是“五口通商”。到乾隆时期才改为广州“一口通商”。归根到底的原因是乾隆通过一口通商来垄断贸易，搜刮财富。即使“一口通商”之后，中外交流也从没有中断过。
家园 “不要把清朝的禁教和所谓的“闭关锁国”等同起来” “不要把清朝的禁教和所谓的“闭关锁国”等同起来”，说的好啊。任同学提纲挈领，凭空立个靶子，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
如何看待清国“闭关锁国”是个立场问题。
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清国妨碍自由贸易，就是闭关锁国。
从皇清中国立场上看，我皇天子包容大度，“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准许尔等一口通商，尔等夷人尚喋喋不休，简直不知好歹😁。
家园 清朝禁教根本原因是为了国家安全，跟闭关锁国无关 明清之际来往中国传教的是耶稣会教士。
耶稣会是欧洲最反动最保守的军事化天主教组织。
利玛窦等人来华的目的是传教而非传播科学，他们利用自身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识来取悦统治者，达到便利传教的目的。
他们反对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古典科学体系，鼓吹上帝中心论的神学体系。
反对笛卡尔等实验思维，鼓吹经院哲学。
在18世纪的欧洲耶稣会遭到了封禁。
他们采取的儒化传教方式导致徐光启等大批明朝高官受洗信教，甚至到了南明，永历帝全家受洗，并向罗马教皇称臣求援的地步。
幸好清朝取代明朝后对于西方传教士始终保持警惕性。否则像明朝末年那样从皇帝到大臣纷纷受洗，将中国变成一个保守反动的天主教国家，恐怕中国就像拉丁天主教诸国一样永世不得翻身了。
看看永历帝给罗马教皇的国书，就知道清朝禁教该不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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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帝国的唯一继承人，上帝在东方的代言人，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中原大皇帝的太子，朝鲜、乌斯藏、撒里维吾儿的保护者，东亚诸王国的护卫者，察哈尔部林丹汗的朋友，蒙古草原的天可汗，欧洲诸国心中东方幻想乡的王子。在此向教宗因诺曾爵十世阁下致以问候，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您，在我们尊崇天主教为国教的伟大国度，明帝国，在鞑靼人南侵、农民暴动、军事贵族叛乱和荷兰人进攻的联合打击之下，目前的帝国已经要四分五裂了，不信上帝的野蛮鞑靼人正在帝国的各地屠杀主的羔羊。这些东方的异教徒还在源源不断的传播他们的异端信仰，试图让主的羊群进入魔鬼的怀抱，所以请求教宗因诺曾爵十世阁下，组建十字军东征，发动一场圣战，让上帝的荣光重新照耀东方，愿天主保佑大明中兴太平。皇太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皇太后玛利亚(Maria)中宫皇后海伦娜(Helena)敬上
通宝推：从来,家园 这两者当然不是一回事 康熙禁教只是禁了天主教。并没有禁止贸易。事实上，海禁政策是明朝开始实行的。清朝搞的禁海迁界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氏。收复台湾后，康熙就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把禁教和闭关等同起来是根本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
乾隆年间的所谓“一口通商”主要是针对西洋商人。 通过十三行垄断直接获取贸易利润。其他海关并没有关闭。只是不准西洋人直接前往罢了。事实上，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从南洋吕宋到厦门贸易。
至于自由贸易在西方更是个笑话。当时清朝是坐地商，茶叶、丝绸、瓷器、纺织品大量出口西方。年年贸易出超。西方各国反而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高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句话，你卖给我的东西要抽重税，我卖给你的东西最好没税。
英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未达到所谓自由贸易的水平：1700—1799年是27%；1800—1845年是40%，其中1800—1809年间增长高达36%，1810—1819年间则增长到44%，1820—1829年间达到顶峰55%，而1830—1839年间则为38%，到1840年时征税种类多达1146项。 而同期清朝的关税只有5% 。
广东粤海关出口货正税平均税率约在2%左右，实征税费率约在10%左右；进口货正税平均税率约在6％左右，实征税费率平均约在12%左右（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英国贩毒，中国禁毒。中国禁毒之后进一步禁止英国贸易。但并没有禁止和其他西方国家贸易。这实际上就是现在国际通用的经济制裁。请问，西方现在天天在用的经济制裁，我大清反而用不得？
鸦片战争，就是一个贩毒国家被大清经济制裁后恼羞成怒，明火执仗得来抢劫并抢劫成功了。从本质上讲就是强盗。根本无关自由贸易，也无关所谓的“闭关锁国”。
清朝对英国进行经济制裁是行使国家主权。很多人（例如很多年前的河殇派，又例如海峡对面的柏杨）却以为鸦片战争是清朝“闭关锁国”所致，是中国不肯搞自由贸易。这恰恰是个立场问题。从洋人的角度出发，自然就会认可这种强盗逻辑。其实就是自卑心理的表现。
通宝推：烤面包的胖大叔,袁大头,落木千山,盲人摸象,真理,北纬4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