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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是顺治二年起修，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乾隆四年定稿。

雍正和乾隆时期参修《明史》的清代经学家杨椿在《孟邻堂文钞》中写道：“《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通鉴》体仅成数帙。”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三藩之乱基本平定后，《明史》的纂修工作才正式开始。康熙诏举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成立明史编纂小组，以请购明史遗书疏，“布衣”万斯同（黄宗羲学生）、黄百家（黄宗羲儿子）、范锡同等纂修《明史》。

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徐元文曾上呈《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黄宗羲、毛奇龄等人建议放弃设置《道学传》（为什么放弃？），只立《儒林传》。康熙二十二年左右，明史稿基本完成，康熙二十三年史馆拟定《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议》六十一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二月冬熊赐履进呈《明史》稿416卷，四月八日，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

黄宗羲自己不出面，但却派了得意弟子万斯同和爱子黄百家一道去参与明史的编纂。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写道：“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辩论，史局常依之资笔削焉。”张廷玉等最终完成的明史不过是以万斯同版明史稿为基础做了些改动

杨椿又言：“《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即黄宗羲爱徒万斯同）功尤多。……”

文天祥被俘后，元朝不但让宋恭帝前去劝降，而且忽必烈本人也亲自出马游说，可谓是费尽心力，可是文天祥却选择了慷慨赴死舍生取义。而如张德辉这样的儒家大师呢？“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1252年，五十八岁的张德辉和六十三岁的元好问这么两位年高的名儒大家居然跑去跪请一个胡虏小儿作“儒家大宗师”！在忽必烈欣然答应作“儒家大宗师”后，他们马上请求减免儒户的兵赋！

张德辉还有一段对“金以儒亡”的著名辩：“（忽必烈)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日：‘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洪成畴建议清廷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淡化满汉差异，尊奉孔儒，推行绥靖招安，缓解满汉矛盾，大肆屠杀镇压忠于明室的人士。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镇，极大的牵制了后金，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王在晋在辽东经略任上曾奏言：“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

乎？…奴之畏文龙甚也！”工科给事中杨所修日：“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天启赞扬毛文龙：“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

袁崇焕要杀毛文龙首先是因为毛文龙反对议和，这在袁崇焕与王洽的通信和上书中都明写了：“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往来不一，可覆案也。又崇焕与王治书，言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胁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款。”他要杀毛文龙以推动“议和”！

其次是为了大权孤榄、一手遮天。崇桢登基，便于天启七年十一月撒回了所有的监军太监。而为了支持袁崇换五年复辽的大业，崇祯又特赐发崇焕尚方宝剑。

并将满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宝剑收回，但却没有收回毛文龙的，这样一来只有毛文龙和袁崇焕两人才有尚方宝创，也只有他两人才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监司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尚方宝剑只能斩杀监司、副将以下官员，袁崇焕根本无权斩杀总兵毛文龙，更不要说毛文龙也是尚方宝剑的持有者。

袁崇焕最终敢于实施杀害行动是由于东林党人的授意和支持。内阁首辅钱龙锡在袁崇焕赴任前，居然主动找袁崇焕“低徊私商”，才有了袁崇焕说“人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在后来的调查审理中，刘侨说钱龙锡“频以书问之崇焕”，参审的群臣也认为是钱龙锡“启其端”。钱龙锡在杀毛文龙上表现得非常积极。

崇祯登基后，毛文龙的军饷开始出现问题。一是失去了朝鲜这个供给来源；二是掌权的东林党集团对毛文龙军饷的刁难和吞扣。毛文龙不得不在岛上经商以补

充军饷，而且需要向来往商船买粮以救济东江辽民。（商船从哪里出发运什么到哪里？）袁崇焕就上书奏请改东江运道：“议仍登、莱之海禁、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运起，至觉华登舟。即津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门挂号始许往东。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相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迫近南岸。登莱冒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因。”以断绝毛文龙岛上的生活来源，结果导致毛文龙钱粮断绝，岛上辽民多饿死，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立刻就向岛中运送粮食，“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袁崇焕是为了一己之私故意饿死无数辽民，用粮食要挟毛文龙以诱杀毛文龙！

毛文龙于崇祯元年三月的时候说：“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止，臣亦何苦恋此绝岛，而招人污蔑之毁也。”

在崇祯元年五月的奏疏中说：“辽人素无定性，奴一且以计来诱，臣解衣推食而招抚之众，忍令其兽奔鸟散也耶？夫至于遗散，料言者必定更加臣一番罪案！”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矫诏杀毛文龙于皮岛，后金欣喜异常，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皇太极立刻发兵，避开宁远、锦州，绕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扑北京，这就是崇祯二年十月的皇太极率十万兵马打到北京城下的“己已之变”。

《忠义卷录》：“崇祯初，文龙言：‘山海关兵厚，敌善谋，必不轻入；喜峰口、墙子岭、一片石，宜增卒伏地雷以备之。’不报。文龙死，清兵果入喜峰口，士民皆以毛将军先见也。”

己巳之变之前，后金的叛乱范围没能越过长城，始终被控制在辽东地区。毛文龙死后，皇太极先后5次攻入长城，其中两次打到北京城，最远一次进犯到山东济南。兵部尚书王在晋指出：“‘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从此明朝不得不加大对边防的投入，辽饷越来越重的加到了贫苦百姓头上，农民军问题不断严重。

孔有德尚可喜和耿精忠都是毛文龙部属被称为山东三矿徒，他们三人的叛变是毛文龙被袁崇焕和东林党冤杀造成的恶果之一。

崇祯三年八月，御史史褷上疏：“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

但是由六十多人审理的结果却是：虽然是钱龙锡导致了毛文龙被杀的事端，但责任尽在袁崇焕，不过因为有袁崇焕与钱龙锡通书的白纸黑字的证物，所以才给钱龙锡判了个不能发奸的小小罪名。这可是众正盈朝下东林党主持的判决，极力回护包庇尚且不能将同党钱龙锡完全脱罪，可想而知钱龙锡的实际罪责该有多大。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中写道：“怀宗崇祯元年秋七月，起袁崇焕督师辽东。时朝议忧皮岛毛文龙难驭，大学士钱龙锡被命入都，过华亭征士陈继儒，继儒定策请诛文龙，龙锡颔之。至是，龙锡与崇焕言边事，崇焕答以从东江做起。龙锡曰：‘舍实地而问海道何也？’崇焕日：‘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此崇焕所优为也。’遂定计去。”这一点在杨士聪的《玉堂萃记》得到了间接证实：“后钱龙锡因文龙之事议死，其家子弟日至陈继儒家诟詈，盖因继儒献诛文龙之策而致龙锡下狱也。”身为东林党并为了美化东林党而屡屡歪曲历史的杨士聪肯定不会冤任钱龙锡，钱龙锡的家人都跑到陈家埋怨陈家的馊主意出得不好，可见钱龙锡是首谋

摧毁了明朝边境屏障的钱龙锡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了滑天大罪，可号称“东林党圣人”反对“议和”的黄道周“中夜草疏，排闼叩阍”为钱龙锡辩冤。并在奏疏中无趾地写道：“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上疏认为龙锡不宜坐死罪，将辽东大好形势毁灭的钱龙锡居然仅仅是“引疾放归”！

阮大钺曾经是东林党的干将，曾经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同乡好友。天启4年1624年，吏部都给事中出缺，按任命的顺序应该是阮大钺接任，但是作为党争需要将另一位东林党骨干魏大中提拔，将阮大钺补去排行最末的工部，由此导致阮大钺与东林党结怨，转而改走阉党门路，由于叛党被东林党视为仇敌，永不原谅，东林党“其诋排大钺不遗余力。”

顾诚先生说：“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钺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钺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钺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李香君高居秦淮八艳的榜首，这和孔尚任《桃花扇》密不可分，血溅桃花扇的描写让世人记住了李香君对爱情的忠贞和爱国情操，唾弃残酷迫害李香君和侯方域的阮大钺。孔尚任声称他的这部戏是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但是侯方域本人为他和李香君的事写了《李姬传》。根据这本书，侯和李香君之间只有赠诗赠歌，并未赠过扇子。也没有发生过被阮大钺迫害血溅扇面之事。《桃花扇》中，侯方域是大忠臣，大忠良，与李香君参破红尘，出家学道。但实际上侯在清朝顺治8年初应乡试，中式副榜。

侯方域的父亲是东林党大佬侯恂，侯洵是重要军事将领左良玉的恩主。崇祯十三年，杨嗣昌在川陕之战中命令左良玉堵截农民军。多次发文，但左良玉置之不理，导致张献忠顺利出川攻下襄阳，杨嗣昌气病交加上吊而亡。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记载：“闻贼陷洛阳，福王遇害。献贼陷襄阳，襄王遇害。督师杨嗣昌自缢死，自此天下大事益不可为。上忧懑不知所出，而廷臣以嗣昌死，欣然有得色，忘国徇私，幸财乐祸，任事者欲其成功，其可得乎？”

崇祯十五年九月崇祯下令侯恂“拒河图贼”，命令左良玉领兵与侯会合。但是左良玉畏惧李自成，迁延不至。9月开封亡。但在《桃花扇》里面把左良玉不听命令，导致失败的罪责推到别人身上说：“那李自成、张献忠几个毛贼何难剿灭？……只有俺恩帅侯公智勇兼全，尽能经理中原，不意奸人忌功，才用即休……”“水凉甚，头皮痒甚”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称赞左良玉是“誓剜心肝奉天子”，张岱用栽赃之法为左良玉开脱：“左宁南，真挚开爽人也，而为黄澍所弄。黄澍挟左帅而参士英，挟左帅而杀缇骑，挟左帅而传檄南都，挟左帅而称兵向阙。”左帅是一纯木偶？

左良玉配合东林党的假太子案，于顺治二年1645年3月23日（阴历）从武昌起兵，以救太子，清君侧为名进军南京。图谋夺取弘光政权。未几，病死于九江舟中，其子左梦庚率所部降清。他在离开武昌时大肆屠戮，对弘光朝任命的巡抚总督任意拘留。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王士祯评价左良玉“杀掠胜于流贼”。但在《明史》中却没有把左良玉列入奸臣传。

被东林党人强烈攻击的马士英也是冤枉，在陈恒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所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

刘对心学的危害就好比魔王波旬派魔子魔孙表现为出家人败坏佛法令佛落泪一样。刘的弟子黄宗羲，更是贻害数百年。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是为东林党辩护的书，为该书做序的岛田虞次早年出版有《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这是一部杰作，但是给小野和子的序言写得犹如格林斯潘，其含义读者自可体会。小野的书好在把辩护内容端出来，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地发现了东林党的问题，增加了对东林之无耻的具体认识。当然，东林人不是个个阴险，但其主导者的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和运作手段是一脉相承的。

看到另一段：

崇祯登基后，将所谓阉党一扫而光，在己巳之变之后，对东林党失望的崇祯开始重用无党派的温体仁等，但依然不肯启用东林党痛恨的逆案中人，而无党派的个别力量过于薄弱，导致东林党独大。由于政治失衡，无人可用，又采取了东林党的“杀贫济富，杀农济商”的误国政策，让明朝走上了亡国之途。

东林党中有个别清操之人，但无耻的败类才是东林党的主流，黄宗羲也不得不承认东林中亦多败类。所谓的东林党清操楷模，如刘宗周史可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顾诚先生评价刘宗周：“刘宗周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国家养士白养了，不解决问题。

史可法名为忠臣，但他是错误的连虏平寇政策的提倡者，在战场实操上毫无能力。是个有害无益的糊涂虫，可惜的是害了无数百姓有扬州十日之屠。

东林党争导致弘光的江北四镇不能用于对抗清军而是防守其他军阀，可惜可惜。

说东林党和程朱理学派是中国文明中“糟粕的代表”，可能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