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乱弹中苏关系破裂对中国的影响 -- 慧诚

赫鲁晓夫想和美国搞缓和，固化苏美主宰世界的格局。赫秃的想法在毛主席看来肯定是过于天真，而且也和他的世界观和哲学观格格不入。

后来的太平洋足够宽容得下中美两国，现在看也天真了。汪二奶的想法肯定更务实，可能还有伺机而动的潜力。

50年解放军进藏，还能发现西藏有印度驻军和各种特权。

印度政府当年除了外交手段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外，还支援藏军军火，帮助藏军调往昌都前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印度各种报纸、新闻、广播更是反复强调，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是侵略性行为。

虽然54年中印达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我们让步很大，周恩来对尼赫鲁说：中印、中缅各有一部分边界还没有勘定，在此之前，我们愿意维持现状。

这期间印度小动作一直没停过，51年就开始北进政策了。

1951 年 2 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 100 余名印军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迁。

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 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

到 1953 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 1954 年在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 9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上建立起「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正官方地图，并将「麦克马洪线」一直标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

中印边境中段：

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 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 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 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 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中国约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的西段：

1951 年前后，印军趁中国军队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 449 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 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一直到 1959 年，中印边境争夺地区，除了西段阿克赛钦地区大部分是我国实际控制之外，其余有争议的地区都是印度实际控制。

所谓关系“好”，仅仅是因为解放军刚入藏，西藏还没土改，我们鞭长莫及，只能先单方面搁置争议。

50年代可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人家印度人有停过手吗？

毛泽东关于“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关系要害所在”的论述，出自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后，他在11月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讲话。

主席在分析中苏分歧、公开论战问题时说：

“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还把我看作是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那时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二十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人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同情的。”

估计主席当时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也包括党内的同志。用一位95后年轻人的话说，当时国内对苏联体制的崇拜已经到了宗教的程度了，而这种情形在20年后的八十年代又出现了。

50年代末还不能称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当时的基本格局还是东西两大阵营，而中国是东方阵营的老二，这有本质的区别。在世界看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还要受到苏东阵营的约束，经济上也在接受苏东阵营的援助并将属于苏东体系。

主席一直对苏联的经济模式颇有微词，对苏联与盟国的国家关系更是不能接受。

从1956-1970年的一系列操作来说，很难说主席在处理苏联关系时是无备而来。

在国内破除对苏联体制的迷信，先跳出苏东阵营，在60年代前期开始释放对西方的善意，并致力于拆散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体系，世界上出现大批新的独立国家，以及把法国、美国驱赶出东南亚印支半岛。

1964年，中法建交，在把法国赶出越南，以及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中法建交；这种先斗争再合作打出筹码再握手的路子有着鲜明的主席特色。而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此后成了推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要力量；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寻求退出印支半岛，与中国接触，此后很多美国的盟国开始与中国建交；

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中国正式成为中美苏大三角的一角，中国的国际态势豁然开朗。

在国内，主席持续地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掺沙子，打造了一个更有弹性和活力的独特的经济体制，事实上为后续的改开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至于ABCD四种结果，我认为主席想要的是A，老大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而小平同志的操作是C，小平同志可能是对苏联的外强中干认识不足。

老兄此贴水平很高，非常认真，很有深度。

第四段分析ABCD最好次好等决策，我前不久在某个很权威的专家的文章中也读过，很认同，离开中苏美当时具体国情，纯理论性地缘政治分析，应该没什么漏洞。

但是，中苏当时情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额外因数，那就是共同信仰的主义。中国或亲美或亲苏，对前苏垮台与否，有决定性关系么？我不认为如此，戈尔巴乔夫这种人上台，在当时苏联的国情下，是早晚的事。如果当时中苏没有彻底分路扬镳，有很大的可能苏联垮台会给中国带来巨大震荡，甚至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