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腐国开店笔记（0）——前言 -- 素问

乔迪是我们的送餐司机，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却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可爱女儿。为了养家，乔迪白天要在一个配件商店打工，晚上下班就去做送餐司机。由于晚上回家还得照料孩子，经常睡眠不足，本来很精神的小伙儿，现在却时常显得萎靡不振。

每次有付款的送餐，我们还得提前给乔迪准备好零钱，因为他的所有收入都要上交给自家媳妇，除了银行卡，兜里分文皆无，看来妻管严并非我天朝的特有。家中有老人帮助照料孩子的日子，他家小媳妇儿时常坐在副驾位置相陪，看得出俩人还是很恩爱的。他们来自西南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小俩口的肤色较黑，但人长得都很漂亮，看模样应该是印非混血。

由于毛里求斯曾先后成为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乔迪能够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他有不少乡亲和朋友住在附近，包括同一文化背景的塞舌尔人、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人，被我戏称为“东非兄弟帮”。楼上住的梅丽莎也是那儿的人，她最喜欢吃我们店的椒盐鸡翅。

兄弟帮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伴着动感强烈旋律欢快的音乐，或随声欢唱，或摇摆舞动，夏日，他们喜欢聚在小草坪那儿，冬天，躲在炸鱼薯条店的后门避风处，下雨时，则换到了彩票店门口。兄弟帮的老大应该是体型壮硕的老约瑟夫，他每次都带着一个老式的录音机，给大家放音乐。如果最近兄弟帮没啥动静了，那一定是约瑟夫回塞舌尔老家了。

兄弟帮的几个成员最常点的是姜葱炒肉，无论是猪肉还是牛肉，都是他们的挚爱，几乎每次必点，再配上酸辣汤、鸡球，便是他们聚会的佐餐佳品。取餐的时候，每次都要额外多要几个餐叉，因为他们总乐于一起分享食物。有时候，他们玩忘了，如果不忙，我就多走几步，给他们送去，一来二去，便成为他们的“Brother”。

父母刚来的时候，带他们散步，街旁的窗户忽然有人大声和我打招呼，抬头一看，原来是兄弟帮的乔治。我一边挥手回应，一边和父母介绍，他在机场做地勤，最近才搬过来。他家门口的两株玫瑰，长得真漂亮。

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每隔一段时间，我必须得去医院做检查，或者接受后续治疗。在各大医院里，时常能看见身配乌克兰蓝黄国旗标志的乌克兰男护工，他们的英语不太好，大多只能做一些无需太多沟通的体力工作。

两年前，当俄乌战火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本镇各处都能看见高高飘扬的乌克兰国旗，甚至连闺女的学校也升起了蓝黄色旗帜。对乌克兰的支持似乎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一天，一位英语不太好的顾客前来点餐，等给他做好了以后，他道了声谢，拎起食物，就匆匆出门。但没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我忙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说没有公共汽车了，他没法回去，想让我帮他找辆出租车。我询问了一下他的住处，恰巧是我正要出门送餐的那个区。打的过去，最便宜也需要十英镑，于是说干脆我捎他回去，就收他五英镑。他很高兴，欣然同意。

我一边开车，一边和他聊天，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得知他是乌克兰人后，我们的话题不由自主就扯到了正在进行的战争。对于俄罗斯，他怀着深深的恨意，“FXXK”不断，这也许是他唯一能表达自己愤怒的英文单词。问到我的看法，自己因为读过大量的苏俄小说，又是俄罗斯古典音乐和歌曲的死忠粉，对俄乌两国都有一定的好感。我想了想，说这是一场兄弟之争，对俄乌双方都是悲剧，而倒霉的则是两国的普通老百姓。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自己是在战争前来的，除了一对年迈的父母，亲戚都先后在英国落脚，而固执的父亲不愿意离开祖国。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一套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寓。我将他放下，赶紧去送餐。

来我们店点餐的有一位身材娇小、容貌秀丽的姑娘，她一般在网上点好，然后自己过来取餐。看她的姓名，应该是斯拉夫人。几周，她又来了，因为我们还没做好，我只能抱歉地让她稍等一会儿。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问她是哪儿人。没成想，这是一位乌克兰姑娘。一年前，她以难民身份来到英国。她的英文说的相当不错，在附近的小公司找了份工作，孤身一人住在本社区的廉租公寓。她喜欢吃中餐，隔上几周，就点一次餐，犒劳一下自己。

取餐的时候，乌克兰姑娘问我对乌克兰的看法。我说，那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地，有绵长的第聂伯河，还有美丽的姑娘，她莞尔一笑，告辞而去。

月中，晚上生意很淡，顾客寥寥，为节约水电，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关门落锁。

正打扫着卫生，华仔在外面敲门，原来他是过来归还上次借走的鸡肉。华仔是一位广东老板，和我家LD一起在餐馆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不但厨艺了得，而且为人精明能干，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两年前也开了自己的外卖店。平常，为了应急，我们两家时常相互借货，或者代买货物。

寒暄几句之后，华仔说起了一件事情。前阵子，有位英国流浪汉到他的店里讨吃的，他好心免费送了对方一份餐点，结果其他流浪汉闻讯接踵而至，让他不胜烦恼，问我们是否也碰到过相同的情况。

我回答说：“当然有啊。”

英国的福利制度虽然相对不错，但也因此滋生了不少社会问题，一些人四肢健全，但却五体不勤，宁愿吃救济拿福利，也不愿意工作，以至于连普通如教师、护士这类职位都出现大量缺口。根据自己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外来移民反而是勤劳肯干，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去做，而诸多的英国土生土长的人，却一天天沉沦在毒品、酒精和性中。

本镇流浪人士大多集中在镇中心，那儿餐馆超市集中，靠每日各家处理的食品，足够过活。较大的超市，如Tesco、Sainsbury，都设有食品捐助区，任人随意取用。近几年，经济不好，若干商店倒闭，门口的空地就被流浪者占据。偶尔，也会在各个社区的商业点看见流浪者。

由于前台是我的岗位，时常也会碰见来讨要的流浪者。我的方法是对来讨饭的就送一份大米饭，管饱。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恕不接受，皮球可以踢到去“度假的Manager”身上。

某晚，某人买了几份餐，也就十英镑左右，非要刷卡，但他的卡显然有问题，怎么也刷不过。请他去旁边的取款机取钱，他又推说取款机坏了。我说免费送他一份米饭，他说不加份菜不容易下肚，正纠缠间，他的一位酒友过来，替他支付了餐费。这位是对面酒吧的常客，估计救济金大多被他换了啤酒。

一次，去大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Croyden）办事，需要经过一个过街地下通道，还没走进去，老远就传来能将人熏一个跟头的尿骚气。进去一看，通道一侧睡着几个流浪者，简单的就一床被，奢华的还配有床垫。

办完事，再次经过时，看见一位流浪者已经起床，这是一位穿着睡衣的中年女士，正用拖把打扫自己的周边，旁边是她的小狗，正在撒欢。

《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写过一部自传体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记录了自己在英国和法国流浪的一番经历。相比之下，时代还是在进步的。

由于人手不足，我时常要在后厨帮忙，前台经常处于无人状态，好总体而言，本地算是民风淳朴，从未出现过类似零元购的事件。

后厨有监控视频，可以看到前面的状况，但偶尔也有照顾不到，让客人久等的情况。英国人一般比较腼腆，不好意思大声嚷嚷，大多默默地等待。为方便客人，领导特意从旧货店淘来一个铜制铃铛，如果有店内客人需要点餐，或者取餐，就会摇动铃铛。

这一天，店内进来几个嬉皮笑脸的十三、四岁的倒霉孩子。这几个家伙就住在附近，看着他们从小学生慢慢长大，如今都读了中学。他们平时倒还安分，但一到放假时期，就喜欢生点是非，特别是一个小姑娘，非常顽劣，比如在房顶窜来跳去玩跑酷，或者站在二楼露台往各家的摄像头扔东西，甚至故意往人身上扔。一次，隔壁炸鱼薯条店店主，被惹急了，拿出餐刀，追骂他们。而老格雷甚至被他们堵住车，不让他动弹，气得他报了警。

英国法律对青少年过于保护，警察基本不管事。我撞见过好几次，好言劝解他们不要这样做，基本无效。而他们都是本地社区的歪毛淘气，还真不能彻底得罪，否则今天砸你一块玻璃，明天堵你家的锁眼，就足够让你闹心了。

今天，这几位要做点什么？我一边招呼着别的客人，一边盯着他们。原来他们看上了铃铛，想玩几下。我说，可以，在店里摇几下就可以了，别带出去，这是给客人用的。他们倒也没有造次，晃了晃铃铛，打个招呼，就离开了。

晚上将近十点，有一个订单比较大，我在后厨忙活着，忽然听见外面有铃铛响，可监控摄像头显示，店内没人啊。我急忙走到前台，原来这几个家伙在门外，手里拿着正是店内的铃铛，正在那晃呢。看见我出来，撒腿就跑。

我没有追出去，反正监控已经拍下了一切，既然已经升级到入室盗窃，那咱就报警吧。

他们也没跑远，就在拐角处，晃动铃铛。

接电话的警员一通官话，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任何身体伤害，就没必要麻烦他们。那我就往严重点说，说他们进来偷窃，可能还有别的损失，我正在清点，另外，他们就在不远处，继续向我挑衅，我正考虑是否应该冲出去，给他们一顿皮带大餐云云。警员说立马就派人过来，让我少安毋躁。

十分钟后，过来一男一女两位警察。那几个少年看见有警车过来，知道事情闹大了，干脆消失在黑夜中。

我和警察一起查看了监控录像，确认是那个女孩进来偷走了铃铛。虽然将帽衫的帽子罩着，但和前一次进来的影像一对照，很容易就能辨别出。警察拷贝了视频，做完笔录，说会调查。

虽是如此，但一直就没有下文。领导很生气，我劝解道，这之后，这几个少年再未来捣过蛋，如果说一个铃铛就能起到这等效果，其实也不亏，更何况，他们已经在警察那儿挂了号。

暑假之后，一天，女孩子陪着姐姐进来点餐。我笑着对她说：“铃铛小姐，你啥时候把铃铛给还回来呢？”姐姐问她怎么回事。她一脸惊慌，连忙矢口否认。我说：“警察那儿有视频拷贝。”她只好说，自己弄丢了。好吧。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下午，店里来了一位女警察。她说这个偷铃铛的女孩最近要上少年法庭，希望我们就她盗窃铃铛一事出庭作证。闻听此言，我有些吃惊，难道就为一个铃铛？应该不仅仅于此吧。我问女警，她是否还卷入别的案件。女警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委婉地说：“我不能说她没有。”

我和领导商量了一下，作出了自己的决定，然后对女警说，临近圣诞和新年了，我们希望大家都开心，尤其是这个女孩，我们看着她一点点长大，她和我们家闺女几乎一般大，甚至她们还一起在游乐场玩过。另外，自打偷窃铃铛之后，她再也没过来捣过蛋。因此，我们希望能给她一个机会，放弃就铃铛一事对她的指控。女警对我们表示感谢，说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不过，此事会被记录在案。

格雷每次见到阿晨就喊“Scooterman”（踏板车人），阿晨也欣然受之。每天，他身背双肩包，头戴滑雪风镜，脚踏电动踏板车，穿梭往来，若论精气神，配着满头的黑发，没人能看出他已近六旬。

阿晨来自福建，和他的许多同乡一样，他也是通过“非法”途径来到腐国。不过，和那些惨死在集装箱里的偷渡客不同，他是大大方方坐着飞机登陆英伦三岛。先是在餐馆打工，熬到身份之后，就自己开外卖店，然后将老婆和两个儿子全部接到英国，同时还资助两个女儿登陆美国，而两个女儿也先后嫁给了同乡，开办了自己的餐馆，生活过得比他还优越。

阿晨最后来到了本镇，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个外卖店，经营几年之后，将店卖掉。因为有一个患病的儿子，他们一家住上了政府分配的福利房，每个月还有各种福利可以拿，自己打打零工，再加上以前的积蓄，足够家用。他每年在大西洋两边各待半年，和老婆轮流照顾在英国的儿子，或者给女儿们帮忙。阿晨的大女儿很有主见，自家的生意经营得相当不错，对父母和弟弟也非常照顾，准备将他们全部接到美国。不过，阿晨说自己更喜欢英国，觉得这边社会治安更好，福利也远胜于美国。

在阿晨的家乡，人生的线路图几乎都一模一样，通过各种途径，登陆欧美，然后在餐馆打工，还掉欠帐并获得身份之后，再自己开店，接着将家人接来。在同乡的眼中，阿晨应该是属于成功人士。可在我看来，觉得怪怪的。同样是福州地区，福州城内和郊县，完全是生活的两极，两个世界。

虽然是果农出身，但在英国的厨房待了这么多年，阿晨的手脚非常利落，做餐速度奇快，本店的单日最高营业记录就是他和小潘两人在时创造的。平时在厨房做饭，也常常让人惊艳，尤其是鱼。记得他曾经和来自大连的老马打擂台，说对方是“山里人”，做菜水平根本不能与“海边人”相比，让老马气得七窍生烟，坚决不肯吃他做的饭菜。

阿晨心直口快，有时也是好心，但说的话经常的让人无法接受，颇得罪人。他与本镇的几个开外卖店的同乡处的不是很好，而与其他厨师关系也常常闹僵，以至于阿星说，只要阿晨在，他就坚决不来。我家领导私下给他下了严令，少说话，多做事。无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只能劝解道，大家都是凡人，肯定都有一身缺点毛病，只要用其所长就成了。

六月中，老张从马来西亚回来了，阿晨只在周五、周六过来帮忙。没多久，他和老婆交班，飞往美国，临行前，让我们替他买了很多大米和冰冻海鲜，囤在家中，作为妻儿的储备。

在美国，女儿先带着他去了趟黄石公园，接着又是加勒比邮轮游，阿晨拍了很多照片，发在朋友圈，酷酷的帅老头模样。

为免于路上折腾，从镇上喊了辆出租车，司机是巴基斯坦裔，非常健谈，他有四个女儿，为了养活一家人，整日操劳。

阿易回国省亲，得秋天才能回来。外卖店暂时歇业，宿舍里就我们一家三口。六月的天气，很不错，阳光温煦，微风和暖，从住处的窗户，可以望见南边的山丘，绿意盎然，天上总有海鸥和鸽子，四处溜达着。

父亲的签证终于办下来了，十天后，老俩口就可以过来。虽然没能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抵达，但得知我手术顺利，二老还是很高兴的。

领导的闺蜜＋竞争对手阿珍打来电话，询问我们为何关门，让她的店这些天生意暴涨，累得够呛。关门歇业，意味着客户的流失。而生意的突然起落，对我们和他们都并非好事。可是，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老张还得两周之后，才能从马来西亚回来，而我显然无法上工。领导决定还是按计划开门，阿晨改为全职，和我家领导得咬牙支撑住这两周。阿晨毕竟是老厨房，手脚很快，信心十足。他每天中午得回一趟家给患病的儿子做好饭，虽然距离不是很远，但每日奔波往返，还是很辛苦的。

不过，说实话，鉴于上次的事情，我还是心存一丝芥蒂。

虽然已是六月，冷，出奇的冷，重新开门之后，生意果然断崖式下降。但，这也是好事，意味着工作量的减少，尤其是在这种仅有两人维持的情况。

我白天在楼上宿舍休息，做简单的拉伸训练，隔一小会儿就得上休息一阵。这时候，我就开始背诵诗词。以前老听得《古诗十九首》的大名，文字质朴无华，且各种篇幅都有，很适合拿来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另外，我发现自己的基本记忆基本保存完好，包括以前学过的那些庞杂繁复的公式和定律。看来，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左手基本正常，右手的感觉却很迟钝，就像是个大肉块儿，特别是小指和无名指。我打开笔记本，做数独题，即使是最简单一级的，也需要千秒左右，用时为平时水平的十倍以上，说明空间判断感和对数字的敏感度依旧存在问题。想起了《杀死比尔》中受过脑外伤的女主从昏迷中醒来的那幕场景，这妞儿那么重的伤，还昏迷那么久，怎么可能恢复得如此迅速？

拿着从家里找来的两个石球，用右手不停滚动，锻炼手指的灵活力。

晚上，我下到厨房，但被领导和阿晨轰走。也是，右手暂时废掉，也没法接单。

阿晨做工非常努力，并用事实证明我曾经的担心完全是多余。周五、周六生意也不好，闺女下楼帮忙，在我的坚持下，在最忙的那个时段，我待了一会儿，可以用键盘了！虽然慢点儿。

周日盘点，营业额下降到历史低点，领导很丧气。

我安慰她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啥意思？”“为庆祝老哥我出院，和咱们重新开业，咱们去下个馆子！”

上次燕人河友在家里急发脑出血失去意识（？），最终也是有惊无险。楼主也该是如此吧。

站着不腰疼地说一句，以后别那么拼了，或者让领导多拼一点😜

总的来说，人过45都该年年体检了。

@燕人

早七点，一位男护士就来通知我，早九点手术。领导过来路上得花至少一个半小时，而此时段又是上班高峰期，算了，不通知她了。

将自己洗刷干净，穿上一件只有绳扣的褂子，薄布下面，已经不着寸缕。

第一次进手术室，和影视片里见的不一样，有点乱糟糟。周匝的大夫、护士磨刀霍霍，我就是那案板上的一块肉，双眼一闭，随便招呼吧……

不知过了多久，醒过来了。面前是领导关切的脸庞，我挤出一丝笑容，问了句“你是谁家的闺女，这么俊！”“你个臭坏蛋！”

领导中午赶来，一直在手术室外守候，手术中大出血，紧急输血两次，但病灶大部分已被切除，除了紧贴脑干的一点残余，应该说是非常成功。此时已是晚上七点，仲夏时节，窗外的天还很亮，我抓着领导的手，直到病房催促家属们离去。

我所在的是特护病区，有护士24小时轮班看护。她们非常耐心，照顾的很周到，我确实有些感动了，也有点不好意思。

白天，胖乎乎的主治大夫带着助手前来探视病房，看我恢复很好，也很高兴。领导说，查询了网络才发现，大胖子是英国脑外科的权威专家，看来，我的运气够好的。

特护病区待了两天，相邻的病友换了好几个，大多病情比我严重，只有一位红色脸膛、满头白发的英国老爷子除外，说起话来像打雷，活力十足，一点不像刚动过手术的模样。

转到普通病区以后，除了医院提供的免费饮食，领导每天都做点好吃的，用保温饭盒带来，这一趟行程，来回常常得四个小时。虽然明知让她备受折腾，但每天那还是期盼着能见着她。闺女的期中假期结束，每天放学，自己热饭吃。至于学习，她从来没让我们操心过。家中老人，得知一切顺利，也都放下心来。而父亲的签证，经过领导的亲自过问，也有了眉目，可能是签证材料的转运环节出现了耽搁。

远在澳洲的同学，突然给我发来消息，问候我的近况。由于手术的影响，我的手指没法正常活动，只能用语音答复。原来，她正在听许巍的专辑，有感而发，想起了我。

我可以下床活动了，虽然活动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病房外面有露台，种植着花草，可以眺望伦敦的楼群。

视力暂时出现了问题，带到病房的书没法看，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会慢慢恢复。那就多听听音频，反正我的手机里存有大量的音频书。

七天之后，医院通知，我可以出院了。

戴着领导送来的鸭舌帽，在她的搀扶下，我走出了圣乔治医院。

当晚，就被拉去做了一次核磁共振（MRI）。接着，在住院区用帘子隔出一个单间，我给领导做了汇报，这些天有阿晨来帮忙，店里的事情，我不用担心。简单洗漱之后，我倒头就睡。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检查，诸如测量血压、温度、血糖、心跳等指标，至于饮食，可以简单选择，营养没有问题，至于味道，腐国料理，天下驰名。

两天之后，一位医生来看我。说核磁检查确认，我的左脑靠近颅骨部分有一个脑膜瘤，是旧伤引发，已经长到4厘米，因为严重压迫脑部神经，引起晕眩、失去控制力。待更高级别专家组确认之后，有可能要实施脑部手术。

闻听此言，我感觉像是被人用大锤抡了一下。我这小时候调个皮捣个蛋，也不是太过分嘛，顶多就是小学时课间玩耍不小心撞过一次墙角，至于遭此劫难嘛？！！！

但很快，我就定下心神，坦然接受现实。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但从此之后，我必须每天早晚服用一种控制癫痫的药物，且因为驾照被取消，无法再开车了。

领导将我接回店，从此我们一家三口只能暂时住在店内的宿舍。

我继续在店里干活，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二周，阿晨突然发难，要求涨工资。按说，想对于同行，我们支付的薪水已经很高了，更何况，由于他们一家语言不好，又有个患病的老儿子，我们经常出于朋友的角度，出手相助，光报警找人的事情，我就做过两次。

领导心中不平，坚决不肯让步，阿晨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临走之时，我说了句“买卖不成，仁义在。有事情，我还会相助！这是本分。”

月底，又是周末，每个月最忙的时候，只有我们夫妻二人，和阿易，闺女周五一下校车，随便扒拉几口饭，就打包。

我对领导说，且放下心，只要挺过这两天，阿晨肯定会回来。他不是傻子，无论是按照性价比，还是工作环境，我们这儿是他的最优选择。

二月，挺过去了。

周一，阿晨果然发来消息，求和解。既然如此，那就当啥都没发生。

司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见自己再无异常，也放松了警惕。这天又是周五，只有格雷一个司机，我时不时骑自行车去送个餐。

格雷去送北部的三个餐，要半个小时才能回来，而南部的一个老客人的餐，不能再拖了，我再次骑上车。去时，一路下坡，诸事顺利。回来，一路上坡，虽然有变速齿轮，但也颇为吃力。突然，我发现自己的手在失去知觉，又开始了。我赶紧下车，推车上坡。三、四百米的路，格外艰难。总算到了店，我坐在板凳上，看着大家忙碌着，啥都做不了，因为空间感的丧失，手指已经无法敲击键盘，连接单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无法完成。更令人焦躁的是，我没法站稳身体，走路会一路碰撞。

阿易和阿晨将我扶进楼上的宿舍，我只能倒在床上，半个小时之后，才恢复正常。

从此后，自行车也不能骑了。偶尔去近处送餐，只能走路，还不敢太快。所幸的是，格雷的儿子格兰特及时出手相助，只要是忙的时候，他一定扔下自己的活，跑来帮助，直至我们终于找到了第二个司机。除了周末，阿晨平时也是随叫随到，领导能抽空处理很多以前由我负责的杂务，至于买货事宜，则尽可能从供货商那儿采购，贵点也无所谓了。

三月，在领导的陪同下，前往伦敦城内的圣乔治医院，这是全英最顶尖的脑外科医院。主治大夫是一位身材肥硕的胖子，助手则是一位马来西亚华裔大夫，他们向我展示了核磁共振的图片结果，并详细陈述了病情，好消息是肿瘤为良性的，暂时无致命危险，坏消息是，因为肿瘤靠近脑干，手术时有一定风险（也就是，有GAME OVER的可能），但建议我尽快进行手术。

虽然心里早有答案，但我并没有当场给出回答，说请给我两天考虑一下。

回去的路上，我对领导说，专业的事情，就听专业人士的意见，手术肯定是要做的，咱们得安排一下后续事宜。

当晚（国内清晨），先通知老弟，告知详情，让他准备好独立照顾二老的心理准备，老弟义不容辞。

第二天，通过视频，向父母坦诚一切，母亲神色凝重，父亲的眼圈红了。另外，我向父母发出邀请，让他们来英国，说是陪一下我，但心里是觉得这对他们而言是最佳方案，免得留下遗憾。

岳父也建议，尽早手术。

当晚，我给医院发去邮件，接受手术，希望将时间安排在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医院很快给出答复，五月下旬手术。

我开始给父母准备办理签证所需材料，同时将重要信息一一记录，以应对最糟糕的结局。

自己的心境出奇的镇定，看来，这么多年的历练没有白费。不过，看着领导耳鬓边日益增加的白发，心里愈发愧疚。

四月底，母亲的签证就下来了，可父亲的签证却悬而未决。

五月底，父亲的签证还没有消息，母亲想先过来，我说别着急，要来一起来。

闺女学校组织去法国出游，送闺女出门前，我抱着她亲了一下。这些天，因为心情不佳，也有病情的原因，对她有些简单粗暴。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我这个爹当得实在不合格。

领导将我送进住院部，医院的规矩是不能陪床。家里的水电煤气以及自己的各种用户名、帐号、密码，已经全部上交，小金库暂时被领导接管。一旦最坏情况出现，卖店，卖房子，再加上多年来的积蓄，应该足够供孩子和她生活。

晚上八点半以后，家属必须离院。来，让老哥我再抱一下下，如果是明早手术，这应该也许大概可能不是我们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