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谈文革叙功和康老，也说烈士子女问题 -- 真离

成大事者，大勇是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即便是大坏蛋，没有一定的勇气，那也注定难成大器。（哈哈哈，离奇的文字）

作为毛主席的亲侄子、毛泽民的遗孤，毛远新，用一件事证明了，他不负家中长辈的雄风，具有大勇的特质。一件事，他不做，绝对是无功无过的；他做，那就是大功大过对半开的。毛远新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做！

从1974年年初开始，辽宁省的营口、海城一带，频繁发生上百次、规模不等的小震。一年过去，到1975年年初，地震越来越频繁，地震破坏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省地震办的工作人员，将地震情况和地震预测上报到省委。省委的领导干部十分重视，高度警惕大地震的到来，决定由省里的常委书记李伯秋，负责抗震工作。

1975年2月4日凌晨时分，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李伯秋和省里一把手的省委书记毛远新，立即找来人了解详细情况。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给出的预测是：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级地震。李伯秋问什么叫“破坏级地震”，地震办的回答是：起码是5到6级以上的地震。

李伯秋和毛远新商量，该怎么妥善处理此事，该怎么向营口、海城一带的群众，发出明确的地震预报。毛远新不假思索地提出最高效的方法，那就是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警消息。李伯秋带着迟疑的态度说：“如果让电台播出，全世界、全中国就都知道了。如果几天内地震不来，岂不是要闹出大笑话？这个责任不担啊。”

毛远新坚持要求公之于众，并做好万无一失的防震。为了防止人民群众存在侥幸心理，本该只需要远离不结实的房屋的要求，被毛远新强令：“营口、海城一带的各级机关单位、街道组织，及周边解放军部队，全部投入到组织人民群众，紧急疏散到空旷地带的任务。”毛远新特别要求，党员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必须以身作则，露宿在大马路上，不能带有侥幸心理。

当时辽宁的室外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露宿在外的寒冷程度可想而知。因此，这项命令颁布后不久，在基层引起不小的骚动和不满。而且，这种骚动和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多。但毛远新力排众议，坚持这样要求，强令大家在室外待上几天。

1975年2月4日晚上7点36分，大地震来了，可能有数百万人见证着它；一道道蓝色的光和红色的火球，从地下冲出，天空传出响雷；紧接着，大地狂舞，大家都站立不稳，跌倒在地，各类房屋成片倒塌。

此次地震是7.3级的强烈地震，震级和灾情都比预想的严重。万幸的是，由于毛远新的强令要求，人民群众早有准备，救灾部队迅速行动起来。毛远新也亲赴海城、营口等地，坐镇组织救灾工作。即便是这般“尽人事”了，仍有1300余人受灾死亡，10000余人受伤。倒塌的房屋达到数百万间。

据有关部门估计，如果毛远新不强令一系列措施的执行，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10万人，跟汶川地震差不多。1975年9月底，毛远新路过北京，顺便看望了毛主席，汇报了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十分赞赏毛远新的此次指挥调度，毛远新却说自己下令时，内心充满了担忧。上午警报，下午动员，晚上来地震，纯属是巧合，自己内心遭受着巨大的压力。

毛远新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2月的东北，天寒地冻，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安排大批百姓待在室外，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毛远新能下此命令，并坚持执行，并非易事，真是有大勇、大魄力。

7月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

　　“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关锋、王力听了江青的话，都说：

　　“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吧。”

　　康生说：

　　“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康生还说：

　　“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康生的这些话。陈伯达把这些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对他说：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我（师东兵）说：“这些都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既然你是支持那张大字报的，就已经表明了你的政治态度。一些细节的真假，我们都是清楚的。还有一件事情，即：1974年底，康生曾经委托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揭发，说江青是叛徒。同时，别人的文章里也说康生曾经向周恩来谈起江青是叛徒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曹轶欧镇静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听康生和我谈起过这样的事。粉碎江青等人后，中央派人向我了解这事，我是这样回答的：大约1974年和1975年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但是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确被捕过，但是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说她是左翼人士。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她放了，她并没有写过自首书。为此，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我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对康生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

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当即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一些文章里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这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说：“我不想对这些事情表态，我只想了解具体的事实。我已经说过了我的这个原则。你刚才所讲的这些正是我要掌握和了解的。”

曹轶欧闭着眼睛想了想，说：“我和康生是1927年结婚的，一些无聊的小报把我们的结婚说得乱七八糟，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内容。我在这里可一郑重其事地告诉你，由于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结合的时候都在蒋介石实行大镇压的时候，所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担负着中央机关的保密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我们受中央的决定而结合，成为合法的夫妻。我们都对父母包办的婚姻采取了抵制，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腑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完全是凭着自己的猜测和无知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样的文风实在是可恶到了极点！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逝世以后，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他的定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军、光荣的反修战士’。我认为这个定性是比较准确的。现在有人说他是阴谋家、野心家，请问：康生一辈子革命，他搞了那些阴谋和见不得人的事情？是的，从他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党内一直担负着秘密的情报工作。本来我是不想公开这些的，但是现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实在太多了，我不得不讲一些实话。”

这个曹轶欧，几乎每讲一件事情，都要批驳一下别人对她的指责。我为了听她讲下去，只好耐着性子认真地听她介绍她所愿意讲的过程，只是不段地提醒她：“不要激动，只要讲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和雄辩力的武器。你不要讲过多的东西。”

她逐步地恢复了常态，缓慢地对我讲起了康生的经历：“康生到中央工作后，多年来担任特科的反内奸和反敌特活动的领导、组织工作。他亲手处决了许多打进来的敌人和革命的叛徒。比如，1933年党中央决定处决的叛徒顾顺章一家，就是康生和周恩来率领特科的人员亲手打死的。当时康生用斧头亲自劈死了他的走狗。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亲自审讯，派人调查，挖出了许多的内奸和混进我们党内的特务和变节分子。当然，由于斗争的复杂，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好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领导的审干和清理阶级队伍，也是有很大的成就的。这些都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现在，有些人要一笔抹杀康生同志，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就连彭真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也说：‘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

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康生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守纪律和有党性的。至于康生的私生活，那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模范。他是从来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下流活动的。那还在上海搞地下党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就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任何党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嫖娼和乱搞女人。因为那时许多党的干部就是因为生活放荡而暴露了自己，被敌人逮捕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生自己制定了这一纪律并且严格地遵守。一直到建国后，他都从不乱来。毛泽东曾经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怀而不乱’。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正派无私。这样的共产党人，却被我们的一些人攻击得乱七八糟，简直是叫人不可理解。”

曹轶欧继续说：“现在还有人说康生盗窃文物和古董。这也是莫须有的罪名。不错，康生是喜欢鉴赏和收存文物的。他一生的花销没有任何的嗜好，就是爱买图书，特别是古版书和一些古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的时候，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同时他亲自到销毁市场去，花钱买或者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当时他就说：‘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就这样，他是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从这个意义上讲，康生不但无罪，还且有功。现在不分是非，把一切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是不对的。康生对书法和古画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书法本身就是珍贵的字画。但是他从来不以此谋求特殊的荣誉。康生在建国以后，还是保持着他在秘密工作时的传统。他的淡泊名利和艰苦朴素，多次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好评。这一点，江青说老实话，也是人们的榜样。江青的爱好是照相，但是她买胶卷和相机都是自己掏钱，没钱的时候才向毛泽东同志伸手要。她从来不让别人给她送礼。就是朋友给他送来的东西，她都要拒绝。这一点，是现在的那些共产党员干部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审判江青和林彪的时候，起诉书里也有康生的名字，就更叫人无法接收了。你大概知道吧？康生是和林彪死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讨论四届人大的新宪法的时候，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当黄永胜和吴发宪等人再三提出它们的主张的时候，康生质问黄永胜：‘你们军队的同志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改变我国国家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借鉴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国家

的宪法经验，经过认真地思考和一些同志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听？’当听到林彪的意见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林彪同志应该参加党的政治局会议，他不参加会议如果是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那就要考虑再增加一个或几个副主席来进行党的正常工作，不然这样下去不利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康生同志的这些意见和斗争，正是对林彪一类人的当头棒喝。同样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康生和其他同志同林彪的斗争，那文明国家现在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

我怕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就打断她的话问道：“你的评价就不要继续讲了，你谈谈康生对江青的评价如何？她认为江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曹轶欧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台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它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当时江青对我插手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很不满意，当着康生的面对我大发脾气：‘中央文革的大事你为什么能不通过我呢？办事组不能另外搞一套，今后要和我商量！’康生看到江青的霸道，也只得迁就她，对我说：‘今后你不要再插手小组的事情了，让江青自己去处理问题吧。整个运动中，江青是说了算的人物。’我对江青的许多不满，都被康生给压住了。为什么？因为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我们顾全大局嘛。我们和江青的许多活动是有区别的。江青有她自己的创造，而康生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江青和康生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康生和江青谈过：把一部中国古代史，都用儒法两家来划分，是否妥当？江青武断地说：‘这是毛主席讲的。你可一亲自去问问他。’当时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和25日的讲话里公布了毛泽东的一首诗，就是批评郭沫若，内容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我马上问：“江青传达的这首打油诗是真的吗？1976年粉碎江青、张春桥后，人们对这首诗的真伪产生了怀疑。最近听说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连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些人都说这首诗是假的。他们说，他们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诗作。”

内容

曹轶欧鼻子哼了一声：“毛泽东能把党内的重大事情和他身边的人员都说吗？笑话！我们党内有一个规矩，凡是保密的东西都说是假的，或者说不知道。江青讲的完全是实话。毛泽东的那首诗作，江青曾经给康生也看过，也给郭沫若传达过。康生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收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那首打油诗本身是个观点，不算是艺术。’这话，康生给我讲诉的时候，我们也是进行了一番讨论的。什么汪东兴、张耀祠一类人，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只负责警卫工作，并不让他们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曾经和康生讲过：‘党内的重大事情，我们决定了再告诉他们。某些人喜欢从我的身边人员里打听我的动向。我是从来不和我的身边人员讲诉大事的。这一条，应该成为我们这些最高级干部的纪律。陈伯达在这方面做得最不好。我的许多讲话他自己传给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人，甚至传给了王力这些人，我曾经严厉地批评过他。他哭过好几次了。’这些话，不但康生知道，总理和邓颍超这些人都知道。为此事，周恩来还专门给郭老作过解释。”

“你能否具体地讲些事实和情况？”我这样说，“我们还是不要抽象地谈问题，而要讲事实……”我一口气给她讲了许多的历史事件，希望听听她的介绍。”

曹轶欧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说：“你想知道从1962年下半年，我们党领导的几次大论战吗？反修的主要任务和大论战的具体提纲，就都是经过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过目。有些文章片段，却是康生亲自修改和加上的。比如反修的九篇文章，王力说是他亲自写的，胡说八道，他们搞的东西都被康生推翻了，那都是康生亲自领导的写作小组写好后经毛泽东同志过目定稿的。命题是康生等人和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康生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加上了光荣的反修战士这样的称号。你好好想想，这是容易的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对康生的攻击和陷害，早在建国前和建国后，敌人就有意识地制造反间计，企图利用我们党内同志的手把康生同志打下去。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一次一次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人对康生同志不满，那是他们怕康生同志。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活档案。他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都对我们党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前的审干，我们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主要靠象康生同志这样的人来提供资料和证据。于是，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打倒康生同志，我们不要上这些的当。还有周恩来同志等几个老同志，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党把康生当作敌人来对待，我敢说，这是干了公开的敌人所想干又不敢干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曹轶欧竟然是这样大胆地和我谈话，我对她的这些言论只能报之沉默。

“不过，我对我现在的遭遇和所受的攻击毫不在乎。康生生前这样对我说：‘现在我们党有毛主席，一切事情都好办。将来毛主席离开了我们的时候，如果赫鲁晓夫们上台，资本主义复辟，那我们的脑袋就可能落地。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就这样说过：‘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当时关锋、王力都说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康生就说：‘不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

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有些人不相信这些话，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问题不是毛泽东同志把问题看的那样地严重，而是那些人就是要把我们要置于死地。”

这些话，我从另外一些当时参与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那里得到了印证，她所说的话都是确实的。康生还在1966年7月的一次小组会议上说：“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这时，他的话无非是针对着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说的。只是他死得早，但是他的老婆曹轶欧却看到了他所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没有他所说的那么严重罢了。

法庭又投影了徐景贤于1976年10月9日凌晨亲笔写下的手令。

我当庭宣读徐景贤的这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诉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王战平：“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这是我亲笔写的。”

王战平：“徐景贤，你继续讲。”

徐景贤看着被告席上的张春桥说：“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杀头了。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这时，我看看张春桥，他面部仍然毫无表情，对于这些同党所说的事实，一派无动于衷的样子。他坐在被告席上，仍然耷拉着脑袋，不说一句话。他企图用沉默进行顽抗。

徐景贤接着说：“这里需要有一点说明。就是9日上午，我们给马天水打通了电话，马对我们撒了谎。下午我们就开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晚上在康平路学习，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我说：‘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销5位数（即31000人），保留4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尚英：‘懂了。’接着，王秀珍在学习室找廖祖康谈话，要他立即撤销设在东湖招待所的另一个指挥点。廖表面答应了，当时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后来了解到，他们那个据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等于又另设了一个市委，这个秘密据点一直设到10月13日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这个据点后来又和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结合起来，一直发展到12日晚上的大吵大闹，提出反革命口号，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我虽然没有继续参加，但这也是我们在8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继续和发展，我是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他张春桥精心策划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张春桥。在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加速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证人徐景贤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被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听计从的死党骂成“罪魁祸首”，张春桥的心中自然是不舒服，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怒气和不满。他看也不看这些揭发他的昔日余党，对于他们谈到的问题，从不表示一点态度。对于法官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不予回答。

我作为一名此案的主审法官坐在审判台上，对于张春桥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方式感到十分气愤。这正表明他反革命的罪恶之心不死，表明他对抗人民、对抗正义、对抗真理、对抗历史潮流的罪恶灵魂，他还想以此方式对人民的正义审判作最后一搏。

王洪文是洪流来袭特殊年代中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中，他年纪是最轻的，职务却是最高的，这并不是他的能力有多强，不过是江青的傀儡罢了。当这四人暴露出丑恶的野心时，也是他们被捕之时，在抓捕王洪文时，他突然猛扑叶帅，这其中有怎样的惊险经历呢？

1976年，中央政治局决定抓捕王洪文，当时由华国锋带领调查小组人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看着众人一脸严肃地站在眼前，王情绪表现得非常激动。按照抓捕程序，先要对当事人宣读隔离审查的内容，原以为他会乖乖就范，没想到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把现场弄得十分紧张。与华国锋一同前行的还有叶帅，当时叶帅就站在离王两米多远的地方。

众人都在旁边听华国锋宣读审查决定，可在刚刚读完时，王洪文大叫一声向叶帅扑了过去，把看守他的警卫员吓得瞬间楞在了那里，好在旁边警卫局的战士反应够机敏，上去制服了王洪文，并给他戴上了手铐，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王洪文是在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中，反抗最为激烈的一位，也只有他被戴上了手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