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曾国藩不造反？及清末民国战斗力鄙视链 -- 狂草舞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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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换位思考，所有的学术都是利益问题 如果自己是清代江南士绅，上有朝廷文字狱，下有各省学术水平日益精进，自己的家族又想继续垄断学术地位，咋办？利用自己家的藏书和古董搜集优势呗。宋代已经雕版印刷了，程朱理学书籍家家都有，那咱就研究汉学，搞考证训诂，既安全，又能杜绝竞争。所以，江南世家往往建藏书楼，而且严格拒绝外家阅读，更不要说借书了。
但湖南这些穷书生咋办呢？古书文物是没有的，宋代以后官方大批印刷的理学书籍最便宜，咱们就搞理学。即使考上科举，偏僻穷省的人，没啥人脉出去当个小官，连个绍兴师爷都可能请不起。那咋办？不用师爷帮忙，咱自己实操。什么钱粮漕运，什么刑名法度，什么山川地理，什么器物制造，什么农时区田，通通学习。这就是湖南的经世济民理学。
如果自己是康有为，来自广东，哪有什么学问积累，但要获取高位，咋办？语不惊人死不休呗。
谭嗣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刚开始口碑很好，几千人报名，录取40人，录取率不到1%。
后来梁启超来当教习，讲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学生把笔记作业带回家了。时务学堂的家长们可都是识货的。笑嘻嘻打开孩子作业和笔记一看，这是嘛呀？既不是西方的主流学术思想，也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说白了就是包装成“伪西学”的不东不西的康有为拼凑出来的怪诞杂烩。
家长们怒了。施加压力给政府。最终时务学堂还是关门了。
通宝推：acton,凤城,
家园 弟弟泽民字润莲 泽覃字润菊。
收养的堂叔的女儿小名菊妹子（泽建）。
通宝推：狂草舞茅,家园 主席年轻的时候就懂很多事，不代表他年轻的时候就懂所有事 看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成熟过程，要先看他出身的环境。人都是从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有的人可以后来摆脱环境赋予的影响，有的人做不到。
曾左的思想当然不是完全的垃圾，甚至大部分是有益的。但是要说老毛1917年就认识到了曾左这些人的局限性和反动性，今天哪怕一个小学生，看到这段话，都会摇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还完满无缺？缺出屠城杀降，缺出老幼无余，缺出江南白地，缺出几千万人口损失，这叫无缺？这缺大了好吧🤔🤔🤔
通宝推：阴霾信仰,燕人,家园 这个肯定是劣迹。但是几个背景因素你考虑下： 1.太平天国酿成巨祸，是因为清朝官员不敢任事，谁闹谁有理，谁赖谁占便宜。几十年应该办的案件不敢办，导致社会如同大火药堆，大乱一触即发。曾国藩是反其道，残酷镇压，以猛治宽。在审案局杀了几百人。但显得湖南官员没能耐，且少了犯人贿赂，于是彻底得罪湖南官场搞得自己躲到衡阳。这和现在扫黑打恶很困难一个道理。
2.太平军核心城市都军事要塞化了，以裹挟壮丁工匠和军队人员为主，眷属多数是太平军家属，目的是便于管理且节省粮食。湘军自己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些骨干分子事实上无法安置，而且战斗力极强，信仰坚定，只能屠杀。不单独对太平军，对回军骨干也是如此。而且全国大乱几无净土，列强还伺。只要战乱一天不平息，老百姓每天数以万计饿死病死。以当时技术条件，屠一城长毛救一省百姓，整体上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但是，这种屠杀不能扩散到农村，也应区别是首恶还是吃不上饭被逼成匪。例如左宗棠的老湘营对于陕北董福成就采取了安抚策略，并非蒋介石那种残暴的屠杀政策。
3.军纪败坏，走了绿营老路。绿营比如潮勇，能把整个城市拉到二手市场卖了。湘军太平军都接受了绿营溃散人员，最后都受了绿营污染。
从战略指挥而言，曾国藩没有犯过错误。但战术他和左宗棠毛主席都差太远了。
通宝推：凤城,家园 湘军屠城是无法掩盖的恶行，比外国军队更加野蛮 湘军对本国人民的残酷，远超鸦片战争英法军队的变态，直到甲午战争，才被日本兽军打破纪录。
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二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对于湘军屠杀平民，官文这样解释：“奴才等查九江贼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出。”（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
同治三年五月，曾国荃部攻陷天京，湘军又一次大开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三十二年后，谭嗣同游南京时仍听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这些只是著名的大城被湘军屠城的例子，小城乡间连个能记录的人都不剩了。
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湘军显然是没有把外地人当中国人看待的。值得探讨的仅仅是湘军有没有把外地人当人看待。🤔🤔🤔
通宝推：阴霾信仰,家园 真是一副”何不安安做饿殍“的反动嘴脸。 曾国藩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
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讯办。
当时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面办理团练的多是为恶一方的土豪劣绅。
他们平时武断乡曲，鱼肉百姓，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无法无天，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们所纠集的乌合之众虽然打起仗来没什么战斗力，但其残忍嗜杀则过于清朝的正规军。
所以曾国藩说，“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但“以之防土匪则已有馀”。为了迅速地把各地农民的反抗活动镇压下去，曾国藩大张绅权，积极扶植这帮反动地主，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并美其名曰“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所谓“良”即“良民”，指那些积极起来维护封建秩序的土豪劣绅；“莠”即“莠民”，指那些不甘忍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
曾国藩还提倡以本乡、本族之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处治大权尽归团长、族长掌握，这样既了解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或宗族间的争斗。
开始，曾国藩与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群众捆送省城者，概交湖南首县善化县审理；后来曾国藩嫌其杀人不多不快，便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审案局，甚至已经送到善化县的人，也要强行提来杀掉。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顷已在公馆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他为了调动州县官员和土豪劣绅的积极性，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这些恶棍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对被捆送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唯以土豪劣绅们的言词和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瘐死狱中。总之，曾国藩的审案局就是阎王殿，土豪劣绅犹如无常鬼，凡是被各地团练头子捆送审案局的人，就休想活着回去。
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至咸丰三年六月止，仅四个月内，审案局就直接杀人一百三十七名，其中“立予正法”者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批令各县就地处死者和后来捕捉的串子会群众九十二名尚不在其内。他自己后来承认杀了二百多人，实际当大大超过此数。
曾国藩所以采用这种非常手段对付敢于起来进行反抗的农民群众，不外这样几个目的：首先是制造白色恐怖，使当地群众不敢接近太平军。
当他听说江西百姓纷纷欢迎太平军，并以粮食、用品相接济时，恨得咬牙切齿地说：“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他认为只有“使民畏我远过于畏贼”，才能达到孤立太平军的目的，这样，即使有一天太平军打进湖南，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就无所作为了。其次是杀一儆百，使在太平军鼓舞下革命情绪日趋高涨的广大群众重新屈服于清朝反动统治者的淫威之下，以尽快恢复被太平军和会党冲乱了的社会秩序。曾国藩认为，由于几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层积无数，加以各地农民纷纷造反，尤其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使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也抬起头来，“遂以为法律不足凭，长官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就不能打消人民企图摆脱清朝统治的念头，使一些即将起来造反的人重新回到封建秩序中来。所以他效法“武健之吏”，“不复拘守常例”，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敢于反抗的农民，惩既往而儆效尤。他还在奏折与书信中一再表示，只要能使地主士绅安居乐业，自己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第三是为土豪劣绅撑腰，以便把他们发动起来，举办团练，重新组织起地主阶级的队伍，对抗农民革命。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就已经看到，在会党活跃的湘南地区，已有一部分地主士绅向当地农民低头，虽然心里不情愿，表面上却不得不低声下气，甚或送钱送酒讨好会党，以求旦夕之安。他认为，在整个地主阶级人心惶惶、垂头丧气的情况下，如果不把农民的气势压下去，乡里的大多数地主老财便不能抬起头来，更不敢公开响应他的号召，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和当地起来造反的农民。因而他在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人心陷溺固已抵此，独严缚匪党，动与磔死，差令良善得以伸彼之气而应吾之令耳。”
当时湖南会党的势力是很强的，虽有一部分随太平军离开湖南，但潜在势力仍然很大，他们正积极活动，准备发动较大规模的起义，整个形势若箭在弦上，弯弓待发。湖南地方官明知此情却莫敢如何，深恐激成大变，引火烧身，因而相与掩饰，以求苟安一时，其情形与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广西非常相似。
曾国藩咸丰三年春在奏折中描写当时的形势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由于曾国藩的残酷镇压，致使已经发动起来的起义尽被扑灭，正在酝酿的起义销声敛迹，被冲乱的封建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地主官绅重新巩固了自己在广大城乡的统治，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一个新的革命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首要基地。但是，曾国藩如此残暴地屠杀会党群众，不仅为广大人民所切齿痛恨，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一时间“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各种诅咒传遍湖南，致使对他追随很紧的李瀚章等人都为他担起心来，不得不致书规劝。
当统治阶级用正常的法律手段无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总是采用一种非常手段。所以，曾国藩的做法虽然遭到人民的痛恨和一部分士绅、官员的反对，但却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支持。咸丰三年二月曾国藩上奏自己办理团练的政策时说，对于“教匪”、“盗匪”、“会匪”以及逃兵、溃勇、乞丐、游手等“游匪”，“尤认真查拿，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臣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妥员二人，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又说：“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他向皇帝表示：“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奏折呈上之后，咸丰皇帝立即在上面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诛净尽。”
当曾国藩在湖南官场中极为孤立的时候，得到咸丰皇帝的这个朱批，如获上方宝剑，再不怕地方官员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湖南大吏对曾国藩的这套做法虽有反感，亦不敢公开进行阻挠，只好听之任之。
这样，曾国藩就在近代史上开了最恶劣的先例，撇开一切法令条文和司法机关，不经任何法律手续，随意捕人、杀人。因而，他受到其后所有反革命刽子手的崇拜和效法，同时也受到革命人民和一切正直学者的批判。
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人指出：“就地正法之制倡于湘乡(指曾国藩)，秦、隋之暴所未有也。不经法司而可以杀人，则刑部为虚设，而民命同于草芥。淫刑已逞，惨酷已极，彼尚不肯奏改于贼平之日，而谓其不得已之苦衷可以告天地，质鬼神，其谁信之?”应该说，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
曾剃头的名号不是从他屠戮太平军的时候传开的，早在老家湖南的时候，他就因为以剿匪为由大杀特殺，制造大量冤案而获得了这项称号。还有以下著名名言：
“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寇之祸！”
“克城奕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
“屠城以泄其愤，迪庵（李续宾字）在九江亦是如此办法。”
曾剃头对满清这么忠心，有啥好下场？天津教案把他”保卫孔教“的人设砸个粉碎，搞得自己身败名裂。
文章最后的总结真是贴切：
曾剃头不在乎同胞的死活，不在乎所谓的名教，不在乎自己个人的名誉和家族的前途，只在乎大清的统治能千秋万代，只在乎满洲八旗贵族可以继续骑在漢人头上作威作福，从这点上来看，他就属于满清这200年不断驯化后的最终产物，一个彻头彻尾的奴才。
作者：迷失在一六二九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3569688/answer/2763194897
通宝推：西门飘飘,夜郎国主,燕人,empire2007,广阔天地,黑传说,李根,迷途笨狼,落木千山,家园 想起推崇曾文正公的蒋光头，看来真是传承有序，优良传统代代传啊 刀要过石,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家园 湖南的士绅特别反动，尤其嗜杀，十分变态 老毛对曾国藩再有好感，等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湖南呼应四一二的马日事变之后，也不会对湖南地主士绅有一句好话了。
何健，许克祥这些鸟人，不就是曾国藩曾国荃这些老鸟的精神续作吗？
5月19日晚，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处部队开始公开寻衅，收缴了工人纠察队10多人的枪械。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唆使伤兵向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无理取闹，并进行毒打。长沙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面对剑拔弩张的敌人，中共湖南省委（原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虽然于5月20日夜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但由于全省工农武装尚未组织起来，各县农民的自卫武装还处于零散状态，又没有掌握可靠的部队，因此无力阻止反动武装对革命政权的进攻。
5月21日，即星期日的晚上，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在长沙发生了。是晚11时许，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途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其他革命机关，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均遭叛军疯狂袭击。
至22日上午，被捣毁和袭击的革命机构达70余个。叛军在长沙整整捕杀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达100余人，被捕的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则无法计算。与此同时，在押的土豪劣绅则全部开狱释放。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奋起抵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次长沙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长沙。他们一方面改组省政府，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篡夺了湖南省的党政大权；另一方面，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声称此次事变是由省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队的枪械，军队被迫自卫引起的；与此同时通电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到处张贴“铲除暴徒”、“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等标语，大造反革命舆论。以此为掩护，在戒严的幌子下，继续在长沙进行反革命屠杀。不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于屠场，即使毫无关系的也往往身及横祸。
反动军官指挥的血腥大屠杀不仅仅发生在长沙，湖南其他各地也进行了同样的血腥屠杀。常德、溆浦、湘潭、湘乡、浏阳、衡阳等20余县，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事件。据统计，马日事变后的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1万人以上。
通宝推：阴霾信仰,
- 复 毛主席原话
家园 人的思想观念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不是扯几句少年时代的话就能说服 人。那是在阉割主席思想。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坠于水中，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通宝推：李根,
家园 江南，富庶之地，怎么会成为太平天国的基本盘？ 家园 可能是富在少数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