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总理李强记者招待会的一点感想 -- 海中山
家园 人民选择背弃毛，拥抱包产到户 当年邓登高一呼，应者如云，可不是假的。
人民群众蠢如猪狗，大部分人连高中都读不下去，不是高中知识有多难，而是大部分人没有专注思考的能力，只能跟着感觉走。你指望人民群众觉醒，还不如指望毛主席复活呢。
哪怕是当年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觉醒的也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是随大流。要不是常凯申倒行逆施，逼着群众投共，解放战争不会那么容易结束。
家园 这个说得客观。但一共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的毅力和耐心却是有史以来 其他党派无法比拟的。
家园 老潜，反对包产的也是一堆，很多，是一开始的打压 导致83年的应者如潮了。
不认识这个过程是不行的，是华国锋、陈永贵等人的下台，邓力群的被喷导致的1983年的变化。
一开始，陈永贵顶的很厉害，这被改开话术称为陈永贵大叔阻挡历史的潮流。陈永贵真是尽可能的牺牲他认为的很多来抵抗邓的包产的。
老百姓和支持公社的官员是备受打击的，这点一定要认识清楚。当然其中也有投机分子，伪装反对，但是不算是大事。
邓推行包产还是非常用力的。
周家庄1949年就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1951年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合作社，1956年建立了由6个自然村组成的高级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
周家庄人民公社在“老坚决”雷金河的领导下，一开始就呈现出相当的优越性。1960年前后，我国农村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好多地方颗粒无收，淪于饥荒。但周家庄的粮食却做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不仅社员衣食无忧，骡马膘肥体壮，而且集体投资11万元，动工办电。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架起高压线25华里，安装了变压器，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农业、企业、小工厂都用上了电力。不少家庭买了收音机，全社生机勃勃。
这个公社党委书记雷金河及社员们，无论是回顾1951年后建社30年的历史，还是目睹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都感觉到周家庄不能分。周家庄公社到1979年底，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赢余。他们实在想不通，到1980年，全社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小孩入幼儿园、入小学、上中学，一律免费；老人到60岁，还有退休养老金。为什么非“包”不可？？？
万般无奈，雷金河只好于1982年11月30日，召开全社社员大会，在传达党中央要求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指示后，组织全体社员讨论，公决何去何从？结果除二三户之外，大家反对分田到户，坚持集体化道路，坚决反对撤消人民公社。于是，每家派代表在“不分家”协议上签上名字，全社3055户代表摁上了鲜红的手印，强烈要求保留人民公社。
雷金河压力巨大，心急如焚。但他也是老革命，早在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大家管他叫“老坚决”，真也恰如其分。投身革命就“坚决”，打鬼子很“坚决”，解放战争当游击队长更“坚决”，现在坚守人民公社成了“老坚决”。他拿着全社3055户摁上了鲜红的手印的“不分家”协议，四处奔波。据说，还进京找过当年老首长、老领导彭真、吕正操，求情帮忙，保留周家庄人民公社。只是他们也含糊其词，让雷金河“再观察一下”。
“老坚决”无可奈何，就向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长的李尔重同志正式提出保证：“今年不分包到户，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那我们就将地分了。”
李尔重《送别老友雷金河》证实：“他问了一些领导人，都不敢明确表态。不得已，他向河北省委领导正式提出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
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粮在仓库里。”金河同志说。
好在，李尔重大胆同意他“先试一年”。就这样，周家庄人民公社保存下来了。
1、周家庄完善和提高水利灌溉设施，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有收无收在于水”。周家庄前三十年修水库、打机井早就基本上解决了水利问题。改开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兴建水利设施，建成了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
2003年以来，全乡总投资160万元，共修建“防渗垄沟”10万多米。既节约耕地110亩，又每年节水100万立方米，提高灌溉效率1倍。可谓一举多得!
现在的周家庄，再也不是“靠天吃饭”了。
2、周家庄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农业机械化。
早在1954年2月，周家庄就在河北省率先建立了拖拉机站，拖拉机替代了耕牛。现在，全乡有大型收割机25台、播种机56台、旋耕机50台、秸秆破碎机36台、拖拉机100台、电动机350多台。达到了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化大大地解放和提高了生产力。现在全社10000亩小麦，8天就颗粒归仓。麦收期间，早上收割，晚上就能播上二茬种子。
3、果断调整产业结构，实行规模化种植，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农业生产。
周家庄公社原是冀中南的一个老棉区。历史上以“白金之乡”著称，一般年份，种植面积7000多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50%。1979年5,735亩,平均亩产106.4斤。棉花收入118万元,平均每人140元。周家庄棉花产量高，还在1979年全国棉花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并出席了全国劳模会议。
1997年，雷金河、雷宗奎以战略的眼光审视全乡农业，适应市场的需要，果断提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种植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生产机械化、农业科技化的生态发展思路。关闭过去所有污染企业，拒绝签约任何带有污染的新项目。大大压缩种棉面积，利用大集体土地成方成片的优势，建设农业五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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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里土地千亩成方，种植百亩一色，全部实现种植的规模化。先后建成了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3000亩红地球葡萄、2000亩鸭梨出口、2000亩蔬菜大棚、1000亩高档苗圃专业生产基地。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例如，1000亩高档苗圃基地，就是土地“千亩成方”，“筑巢引凤”，引来丰厚的回报。原来，有关林业部门本在四处寻找大面积的高档苗木生产基地，无奈别的地方，土地承包到户，个体经营，条件不行，获悉这里土地“千亩成方”，独具优势，也就如获至宝，主动求上门来，在周家庄乡建了苗圃种植基地，1000亩苗圃种植很快在这里落地。并且，林业部门还送树苗，送技术，不要任何费用。农民只须好好种植、管理，收入比种庄稼要高出几倍。包产到户的农民只能望洋兴叹。
又如，2000亩蔬菜大棚，就成了同香港欧泰记公司合作的蔬菜种植基地。这个公司一直在大陆寻找蔬菜种植基地，总嫌南方雨太多，不适宜种植蔬菜，正好周家庄农业结构调整后也想种植大棚蔬菜，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于2011年签订了有机蔬菜种植合同，成了香港欧泰记公司在我国北方设立的除北京外的第二个基地。这里水土好，气候适宜，又没有污染，有机蔬菜质量好，在香港市场很受欢迎。种植面积逐步扩大，从最初的800亩发展到2000亩，品种增加到80多个，建温室蔬菜大棚200多个。
这里生产蔬菜，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绿色蔬菜生产标准体系运作，喷用生物农药，施牛粪、鸡粪等有机肥，每一批次的蔬菜都有田间运作表可以溯源，对每一批次蔬菜的播种时间、肥料施用时间、农药施用时间、收割日期、负责人等都有详细记录，确保每一批次的蔬菜都能查到源头。保证了绿色无污染，当然价格也比较高，经济效益自然较好。
再如，鸭梨基地更是一大特色。过去周家庄乡有梨树，面积小，形不成规模，后来扩大到3000亩，为旅游业快速发展搭建了平台。1999年又嫁接改良1000亩，采取高接换头技术，嫁接了皇冠、早酥、贵妃、绿宝石、丰水、晚秋黄梨等60来个名优新特品种。改良后的梨果品质极大提高。80%出口销售，平均每年增收400万元。梨果生产基地，成为外贸出口的注册果园。
还有，3000亩“周家庄”牌红地球葡萄已荣获河北省名牌产品称号。
周家庄种植葡萄已达到3000亩，他们采取先进的管理技术，使葡萄全部达到了无公害产品要求，率先通过了河北省无公害农产品办公室的认证，“周家庄”牌红地球葡萄荣获河北省名牌产品称号，葡萄基地也为发展旅游业增加了新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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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现代农业和现代观光休闲旅游结合起来，融合一体。
周家庄进而把五个生产基地，搭建成农业现代化创新发展的大平台，巧妙地把现代农业和现代观光休闲旅游结成一体，变一产为多产，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农民致富增收的有效载体。
这就得成立和完善发展旅游观光的各项基础，“筑巢引凤”。周家庄2007年投资4000多万元，先后建成了占地1030平亩的观光园景区。包括合作社史纪念馆、观光台、观光园、观光长廊、葡萄采摘长廊、人民公社大食堂、民俗展厅、苗圃迷宫、采摘大棚、林中餐厅，以及4000平米的大型停车场及7000平米的生态停车场，乃至多座A级厕所等旅游观光场所。红色文化大型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这些观光采摘园的建成，为开展现代观光休闲旅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里土地千亩成方，种植百亩一色，全部实行规模化种植，实行统一种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管理，确保了粮、果、菜、瓜等均为无公害绿色产品。
如今周家庄，春天赏花，秋天摘果。游客到梨园采摘，每斤价格比市场高出一二倍，大家玩得开心，社里经济效益倍增。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梨花节、采摘节，吸引大批游客。
自2007年以来，年均接待游客达到30多万人次；2013年就接待游客34万人次，旅游收入1700万元，仅春季梨花节17天吸引游客多达8万人，旅游收入240万元；2017年集体旅游收入达1800多万元。
现有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为158人，全部为本社(乡)的农民。
周家庄2012年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2016年河北省四星级休闲农业园。2018年11月6日荣获农业部推介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
并不是只有一个南街村，只有一个华西村。
华西村是从农村奔向城镇化的高级典型，因为，在江南，江阴基础也好。
通宝推：偶卖糕的,死扛着,盲人摸象,桥上,家园 正好今天头条介绍，悲惨的大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少了很多，大寨也渐渐从大家的视野中淡去了。
时代变了，陈永贵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国家需要全新的发展方向，这样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大会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他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中央对大寨的批语肯定了大寨和昔阳县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而周总理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也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

对于陈永贵的批语也是如此，总体上显得非常中肯，一切都是以总结经验的角度来的。
6年之后，陈永贵因病去世，新华社的第一条消息便是：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他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如果没有陈永贵，也会有其他的人出面代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陈永贵的怀念也多了起来。
他走了，大寨需要继续向前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向市场的时代，大寨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依旧该被保留。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寨党支部就带领着广大群众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对大寨的发展历程作了深刻反思。
人们的思想不断被解放，工作也成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这一点上，曾经被作为模范的大寨丝毫没有放慢脚步。
1980年，大寨便形成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大方向开始不断确定，只是在细节上总是会出现矛盾和变化。
2年后的10月，县委书记挂帅组成工作组进驻大寨，经过了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形成了按人劳比例承包到户，至此，大寨也终于踏上了农村改革的道路。

大包干的第一年，大寨村的经济发展也终于冒尖，粮食产量轻松突破了百万斤大关，亩产也实现了1264斤，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农、工商齐头并进的格局终于在大寨开始了，麻黄沟第一座煤窑被开凿出、过去停产多年的砖厂又重新恢复了生产。
1984年，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赵素恒还专门带头购买了一辆汽车跑起了个体运输，一些农民还慢慢办起了养鸡场，大家的收入都有了显著提高。
从农民的生活水平来看，大寨有了“一多三少”的特点，分别是粗粮多、细粮少、蔬菜少、食油少。
可纵观80年代，大寨相较于全国其他地方还是属于发展缓慢的类型，村里的领导也对未来有着或多或少的担忧。
而大寨的再度转机，发生于1991年。

经过宋立英等几十名老同志的呼吁，原本被调离的老领导郭凤莲回来了，她刚一到任便当上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兼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大寨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郭凤莲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摸清了大寨的“症结”所在：要甩掉大寨的思想包袱，过去是全国学习大寨，现在是大寨学习全国。
为了能激发大家的动力弥补不足，郭凤莲还专门带着村干部从南到北，先后参观了上海、北京等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目的就是让这些干部感受到浓郁的市场经济气息。
那段时间，大家始终没有忘记过将大寨名气带到全国的陈永贵。

1988年，村支部先在虎头山上选了一块小墓地，将陈永贵的骨灰盒埋葬在这里，还在墓两侧立了虎头雕塑，由于村里的老人说虎头不好，于是便将它给拆掉了。
郭凤莲回来后，还重新修建了陈永贵墓，并将青石大碑换成了汉白玉碑，山下还立起了陈永贵的雕像，在大寨人的眼里，陈永贵是对中国农村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更是一位罕见的农民副总理，立了他的雕像，也想让他看着大寨全新腾飞。
90年代，大寨则踏上了“弯道超车”之路。
1992年，大寨与江苏省江阴市毛纺厂合办了羊毛衫厂；1993年，与香港中策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办了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1996年，大寨兴建起了森林公园……

在这些实业的加成下，大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来越强，短短10年便引进了4200多万资金，还引进了各类人才。
有了这些积累，进入21世纪后的大寨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彻底成为了名震太行的富裕村。
2000年的数据显示，大寨上交的国家税金高达300万元，放在昔阳县都是纳税第一村。
走进大寨也能发现，过去宣传农民住的大窑洞、土炕头已经彻底不见了，所有住户都搬进了二层小洋楼，户均住房面积高达168平方米。
朱镕基、李岚清等领导人也来过大寨视察指导，大寨还被授予过“山西省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21世纪的前20年，大寨先后投入了1亿元用于村庄的基础建设，当年的农村标杆也成为了中国美丽乡村的新品名片。
在2019年，大寨还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并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
“流量”时代，大寨也很机智地找到了“上车”机会。
依托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旅游收入成为大寨530口百姓的主要来源，也有一些百姓在村里的旅游公司工作。
已经70多岁的郭凤莲介绍说：“在大寨，每一户村民都在旅游公司有股份，每年每户大概能分到3000元，还能额外领取1000元福利。”
小小的村落，老百姓也都能安居乐业，村里还有幼儿园、中小学和日间照料中心，有一些大寨的年轻人在外出打工后最终又返回了大寨，在他们眼里，还是家乡带给自己的感觉最好。

互联网时代，百姓的生活更加丰富了，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寨的好。
随着2020中国百佳避暑康养金地标榜榜单的公布，我们赫然看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榜上有名。
2022年12月28日，通过昔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可以看到大寨镇2022年工作总结暨2023年工作计划，其中包括了“2022年全年化解村级债务583.64万元，化解率94.16%；新增资源性收入153.51万元”的亮眼成绩。
呵呵呵，也不知道让大寨反思啥，郭凤莲被迫离开这段也没细说。
就是这种压力下，才有的1983年的应者如云，真不是邓一提就应者如云的！！老潜，你还是上当了。
这种以移开当地村书记为措施的做法，并非人人都只是换个高一点点的地方，而是像郭凤莲一样面对政治审查的！！
郭凤莲是1991年才回到大寨的，你看看，邓用了多大的手段呢？险些史来贺，吴仁宝都被调走。
实际上吴仁宝在江阴县打的基础都被判作文革错误，这也是改开的荒谬之处啦。
家园 1983年是个特殊年份，严打啊，什么应者如云，就是瞎话啊 严打前也没闲着，在农村就搞郭凤莲他们，抓也是有的。正如资料说，各种上告材料，比如史来贺那个，嘿嘿，直到83年公开大开杀戒。
政治政治也就算了，还说什么老农民欢声迎接，这是瞎话啊。
其实，中国农民是很狡黠的，大多都是观望，根本没有他们说的欢欣鼓舞，你这也是受骗了，至于那些当时的新闻简报就和小岗村一样，就是假的。
当时是经过了猛烈的严打之后，大队书记他们害怕了，才投降分地的啊。如果按照改开的语言，说宜统宜分，自己选择，吴仁宝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头，雷金河、史来贺等又凭啥对抗要求包产的工作组，那时候他们都已经被贬职了，这还不够，还要下派工作组，其实就是要求他们停止公社，分田到户啊。
当然，他们最后是坚持下来了，但是绝大部分农村就坚持不住了，这才有了你的应者如云，农民也不傻啊，就是央视电视剧演的那个《老农民》那才叫啥，白瞎了好演员陈宝国了。
他们的确是顶不住，坚持不下去了才投降分田到户的，至于小岗村完全是万里造假的成果。说出去简直丢人啊。
改革开放后，两次大变革，他都与众不同：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持集体所有制，土地交给种田能手，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少，宜统！”吴仁宝在一次村支部会上对支部委员说明他坚持“不分”的理由时说，“我们要吃透两头，实事求是”，“凡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可行的，都应加以坚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我的体会是，中央允许搞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就是不是一种责任制，不搞一刀切，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20世纪90年代，全国很多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很多乡镇企业负责人成了民营企业老板。而华西村没有跟风，依然坚持企业的村集体所有制。吴仁宝说：“像我们华西不转(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如果华西转了，很可能会出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可能我吴仁宝也会是亿万富翁，但也可能会出现弱势农民，两手空空。所以从不足的地方来讲，我们华西还没有亿万富翁；从好处来说，华西也没有人两手空空。”
有人讲，吴仁宝是实用主义者，但更多人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智慧”的实干家。吴仁宝贯彻中央政策不走样，对社会上一些新提法新做法不跟风，吴仁宝反复强调“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他把华西成功秘诀总结成“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怎么才能不走样？他总是把上面政策与华西实际情况“配对”，能够将他已做、想做和正在做的与上面政策进行无缝对接。有人对华西村没有实行分田到户不理解，吴仁宝说：“不是我们不分田到户，我们是听中央的。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那如果你宜统的不统了，这就不对了，宜分的不分，也是不对的。”“华西实际是人多地少，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所以宜统不宜分。”华西乡镇企业为何不转制？吴仁宝说：“不是我们不转制，我们是听中央的。因为中央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是坚持巩固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二是坚持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毫不动摇。”
华西这么些年一直能将工作做好，吴仁宝总结就是“两手抓”，同“两头”保持一致，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族人民保持一致。“始终坚持两手抓，就不怕什么东西南北风，就一定能够促进农村集体事业经济的健康长寿。”
怎么样才能不抵触？吴仁宝体会是要“听话”。首先他坚持做到“三听”：听中央精神；听老百姓的话，防止自己脱离群众；听干部的话，防止自己说错话，办错事。
吴仁宝说：“我们谁的话都听，领导的也听，群众的也听；对的也听，错的也听；批评的也听，表扬的也听；有的听了马上做，有的听了以后做，有的听了防止做。”
“只有长期不断地学习，才能使思想、工作、作风不落后。”吴仁宝坚持每天看新闻识时事。学习需要结合实际创新。吴仁宝认为，学习离不开思考，思考就是要创新，形式创新、内容创新、理念创新。吴仁宝说：“为什么华西拥有这么多特色经验？为什么能够把经济一年一年地搞上去？关键是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在提高中不断完善，从而走出了一条适合华西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
吴仁宝同志为了证明自己听中央的，多么费尽心机啊！！
吴仁宝说：“像我们华西不转(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如果华西转了，很可能会出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可能我吴仁宝也会是亿万富翁，但也可能会出现弱势农民，两手空空。所以从不足的地方来讲，我们华西还没有亿万富翁；从好处来说，华西也没有人两手空空。”
走进华西，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一条醒目的标语：“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这是吴仁宝经常讲的话。吴仁宝强调，富裕起来的华西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和欠发达地区。围绕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做了两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华西村通过派干部、出资金、带技术、办项目，远赴宁夏、黑龙江援建了两个“省外华西村”，帮助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出资上千万元为中西部地区培训了万余名农村基层干部。同时积极开展帮扶合作，现在每年外援帮扶资金达到1亿多元。二是，2001年以来，以“一分五统”的方式（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就业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将周边经济薄弱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如今，大华西面积扩大到35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3.5万多人。华西村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的美好现实向世人充分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头。”也是广为流传的吴仁宝的名言。这一通俗平实的表达，体现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上世纪70年代起，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三条规矩：一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二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三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他一直拿着低于村办企业管理干部的工资，而且把上级历年批准给他的一亿五千万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村集体。华西村民住的房子是一代一代更新的别墅，而吴仁宝和他的老伴，却一直住的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旧房子。我曾经到过他家，看到的是简陋的住房、陈旧的家具和装潢，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墙上挂满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合影的照片。有人说，凭吴仁宝的能力和知名度，他完全可以成为家产亿万的富豪，但是在各种富豪榜上，找不到吴仁宝和他家人的名字。吴仁宝追求的不是自己赚多少钱，而是老百姓先富起来，实现人民幸福，共同富裕。吴仁宝从基层干部起步，曾担任过6年江阴县委书记，但他始终保留农民身份，当组织上准备调他到苏州地委担任农工部负责人时，他感谢组织上的信任，表示自己更适合于基层工作，愿意回华西做农民、当村官。经组织批准，1981年，53岁的吴仁宝回到了华西继续担任村党组织书记。他的追求不是自己做多大的官，而是志在为老百姓多做事，为国家多做贡献。
共同富裕，很多领导干部不如吴仁宝这个农民！！！！
https://m.163.com/dy/article/HJ1COBL205520O5R.html
在崖口历史上，村支书陆汉满是一个核心人物。
和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陆个性鲜明，他常年赤着双脚，一生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正是在他的主导之下，崖口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营造了一个外人眼中的“桃花源”。
村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习惯性地称他为“满叔”。他的公正和廉洁为大家所公认。而他对朴素原则的坚持，则常常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他长期住在父辈留下的一幢低矮的平房里，中间一个小厅室，两边各一个小房间。这幢房子不但低矮局促，而且老式陈旧。
陆只有小学文化，却酷爱读书。在他的书房中，四壁都摆满了书柜，从古代诗词到现代文学，他无一不读。外人到崖口参观，他也来者不拒，陆常说，“我们应该借助外面的力量，为崖口撑起一片天，让崖口走得更远。”
卸任前，在他的支持者、现在在中山做律师的谭顺宁的帮助下，崖口村汇编了两本十多斤重的历史资料，详细记录了村里这三十几年的各项重大决定是如何形成的。这位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学生说：假以时日，“满叔”一定会被记入史册的。
不过，这位已经72岁高龄的老人，却不愿过多谈及崖口的未来。他只说，37年来崖口村积累的财富有五六十亿元，“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个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陆汉满与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个性极为鲜明，一生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
他的朴素和廉洁为大家所公认。就连反对他观点的人，谈及他的为人时也不得不由衷佩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害怕被人说我占了公家便宜”。
陆汉满：“崖口仍坚持集体劳动的模式，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村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因为弱势的农民一旦进入市场，必定变得更加弱势。他们留在这个组织中，依靠自己的劳动，却可以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
问：当了一辈子的村书记，你到头来却依然一贫如洗。那这些年的执政和坚持，你究竟得到了什么？
陆汉满：“我做了58年干部，当人民代表48年，支部书记当了37年。今年退下来后，有些人还以为我很留恋这个职位，其实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些年的坚持，我觉得得到的是人生价值。我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完成的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
1978年后，崖口村临近港澳，村中很多人有港、澳关系。很多人去了香港、澳门做工，有部分去做生意、开工厂。强者离开村庄，独自创业，留在村庄的大部分人，都是弱势群体。这些没有优裕社会关系的农民，他们家底薄、学历低，又无技术，长期跟共产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已习惯了集体的的生产、生存、生活模式，一但把责任田和社会各种任务摊分到他们负担，让他们分散各自谋生，他们既承担不了这么重的社会任务，不知如何是好，歧路彷徨，确是一件难事。
在陆汉满的带领下，崖口村没有分田单干。
在七十年代中期，崖口村已办有机械工业；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三年内引进了十间外资厂，进行来料加工，有二仟多工人。在经营工业过程中，发觉，资本、设备、技术都在外，商人利用村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在这里搞生产，加工成品后运去国际市场，赚取财富也属于外商，村除了偿还商人设备投资外，剩下的加工费已很微薄。更可怕的是，工业垃圾、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密集的生产工人生活垃圾严重污染村庄中环境，污染了地下水，造成当地某些原有物种渐渐消失，草木凋零，影响生活、生存环境。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放弃了工业的发展，宁可损失部分利益，也要保护好资源和生活环境。
在这37年里，村子外的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走进市场；许多乡村分田地、办工厂。而崖口村如同桃花源，至今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对于自己这37年的回顾，满叔在写给两位曾经的老领导的信中提到，有几件事是他特别在意的。其中一件在崖口村完成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一件是在上级支持下为崖口村人围垦了土地三万多亩。“我做了，很满足，也不枉此生。现在，是时候该退让了，应该知荣辱，牢缄口，谁是谁非黯点头，诗书丛里可淹留，闲袖手，贫穷也风流。”
记者：改革开放前，崖口这样一个有着万亩良田的村庄，为什么却不富裕，甚至会吃不饱？
满叔：当年，崖口是大村，国家任务重。每每村干部还要想办法去帮断炊的村民借口粮。改革开放后，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面只留下老人、儿童，劳动力不足一半。除了要完成国家163万斤粮食任务，还要负担留下村庄中的老人、儿童的口粮分配，社会管理各项费用，这是村委会的责任。
记者：既然国家允许分田到户，任务也分解了，村委会不是正好减轻压力吗？
满叔：这样一分，只能是留在村里人去承担，但他们承担不起，也完成不了粮食任务。假如国家任务不能完成，部分耕地荒废无人耕种，责任还是在当年村支部这数个干部身上。
记者：最后决定保留集体生产，是谁拍的板，讨论多久？村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吗？
满叔：当年党支部有党员50多名，支委9名，不知怎么办好。只能把留在村庄中的劳动力，全部组织起来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才定下来的。
记者：留下来的村民们继续集体劳作，为什么不延续人民公社的“平均分配”？
满叔：我们的责任是帮助穷人，但不是直接把钱分给大家，这种办法使人不劳而获，变得懒惰，不思进取，反而会害了他们。用集体的力量才可以避免贫富太过悬殊，弱者在集体中也有一份工做，有一碗饭吃。
记者：农业投资大、回收慢，赚不了钱。村集体要维持，要帮助弱者，主要靠什么赚钱？
满叔：村里主要是出租养殖，没污染，租金高，以租养农、以租补农。
“我敬畏土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我不敢夺子孙福而已。我想，天道总有循环报应的。”
——陆汉满
37年前，上级党委找已在南朗公社工作的陆汉满谈话，要求他回崖口大队当支书。他没提待遇、没提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土地。“谈话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拨回从鸦洲山至珠海交界处的水晶坑口这片海滩，给崖口民兵围海造田。”
从当支书的第一天起，满叔就为自己制定了守护土地的角色。很快这一带海滩交回给了崖口大队，从此开始了30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围海造田。目前全村9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8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曾拥有土地近40平方公里。其中有3万多亩，是崖口村与多方合作，共同围海一点点“啃”回来的。
拒绝工业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村庄的土地需要出让，这让将自己视为土地保护人的满叔如同割肉。于是当别的村支书为引进项目、寻找投资而奔忙时，他却在思考如何保护、管理土地。2002年，崖口村完成了全部围垦。他说“如能守业，世代不愁穷。”
村里对新围垦的土地做了个计划：村集体预留、需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救灾等，尚剩余的约60%做了个分配。在籍农业户口的村民，每人分到五亩五分田，一次性界定到人。由各自然村派出代表，成立崖口村民土地股份基金会，管理这二万亩垦地的出租、收租金、每年按股份分配等。
可分到田的村民大部分人决定将手中的小部分土地出让。村支书陆汉满则是极少数的反对者。带领村庄走过30多年，这也是首次满叔的决定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固执的他，没能改变大多数村民的想法，但仍坚持自己那份“五亩五分田”一分也不出让。也因此，现在退休后的他还要自己掏钱买社保、医保。
记者：为什么你一上任就要围海造田？
满叔：珠三角的土地，大部分是南迁入粤的人世代垦出来的，珠三角土地都是向大海要回来的。
记者：但围垦造地，是一项大而艰的工程，凭一个小村怎么能做到？
满叔：1974年，我回到崖口大队后，第一时间组织民兵爆石运沙，开始了围垦工程，县委也拨了很多船艇、钢材、资金和爆破材料。但是，当年由于工具落后，效果不很明显。几年后，这些民兵青年长期参与围垦工作，熟悉水性，反而成了偷渡港澳的主要成员。围垦工程被迫停了下来，直至1987年与南朗镇凌火源书记，及在镇里支持下才又重新启动。至1994年双方合作共围垦了土地4000多亩。以后又陆续和其他方合作，采用现代机械大规模施工，8年内围出了翠亨联围、鸦洲南围、华山围、燕石围、虎池将军下围，共计面积达三万多亩。
记者：大部分村民、股民都愿意出让土地，你为什么不愿意？
满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性格。我敬畏土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历史上称为社稷，是祖祖辈辈艰苦创业积聚下来的资源；前人想让后人生活有依靠，宁愿自己受苦受难，都要把这些资源留与后人，寄望于一代一代能传承下去。我不敢夺后人福祉，为自己享受！
“我是一个做仆人的料，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千主人，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
——陆汉满
郭亮：(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土地制度研究。)
我们在村庄中发现了一个极为罕见、高度清廉、且有着超凡智慧的村社领导人。在崖口村，无论是满叔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派，他们对于满叔本人道德自律和个人能力的判断却是高度一致的。
满叔像一个宗族社会中的族长在守卫着村庄的资源，并千方百计地为村庄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考虑。如果将满叔所考虑的长远发展和村社的保障功能看作是一种村社理性的话，那么村社理性却常常与个体的经济理性相矛盾。村社理性是长远发展的，是节俭主张的，是整体本位的，而个人理性是短视的、消费主张的、权利本位的。在土地征收之后，村社内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这正是个体理性的表现。
记者：当了37年村支书，现在回首有什么特别感触吗？
满叔：我本是一介农夫。不会抱着什么意识形态、理想、信念来开展工作的。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支部书记职务是中介人物，(好像是小贩，买什么卖什么)起桥梁作用。根据上级各个时期贯彻下来的政规、政令、各种任务，只能想办法去完成，而且有工作组监督去完成，不能有半点背离。这就是职责。八十年代后期，上面逐渐放松了管理。这个期间是谋生本能驱使，几千人生存、生产、生活，都要考虑，责无旁贷。九十年代后期，资源财富积累了很多，那守业是很辛苦的，既要尽量满足村民要求，又怕不慎决策失误，更怕外来资本、各种势力来占有掠取，失去了，受人唾骂。
我是一个做仆人的料，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千主人，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有幸的是经历了十五任公社或镇的党委书记，他们中大多数是支持、包容、保护的，没有这大部分人支持，崖口村也不会有今天的政治、经济基础了。
https://illss.gdufs.edu.cn/info/1024/7728.htm
通宝推：偶卖糕的,ccceee,盲人摸象,桥上,家园 崖口在俺老家，俺一直佩服他们怎么就在资本主义的最前线坚持下来 了，那需要多大毅力————当然，也跟广东人的文化宽容有关，广东人对于不同理念不同意见，往往能给予时间，让事实说话，从而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而非党同伐异。
崖口因为坚持社会主义，虽说经济因为珠三角的发展并不落后，但是受资本侵蚀打压，总体经济成就不如华西村那样出类拔萃——但要明白，那是资本主义的孤岛。
家园 宽容 不好说，老书记是个澎湃啊！ 极为坚定，还有威望，主要是他的坚持啊。村民也相对聪明一些。
很多人被三来一补迷惑了眼睛啊。
广东集体村好几个啊，深圳南山村？佛山罗恩村？等等等，只不过不如崖口村有名。
家园 如果当年不是因为江朱推行私有化，当然他们只是台前的。。。。 那么美的，科龙，威力，榄菊之类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会催生一个现在80后不可抗拒的幸福社会。
家园 对啊，起码老有资金了啊，这对这些地方的人民不是坏事吧。 邓一向说的比唱得好听，还真有人信！！！这些文章拍得不比郭沫若肉麻多了，可今天有一些人就是不信！！？嘿嘿。
前言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李先念二位领导人按照约定，来到老战友陈云的家中，三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据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同志回忆，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6支香烟。
由此可见，谈话内容肯定涉及党和国家等重大机密问题。
除了三位老人知晓内情外，连身边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此次谈话的具体内容。
但是根据党史资料，以及那段时间党的一些重大决策，不难发现，陈云、邓小平、李先念三位领导人要商议的大事应该就是交班问题。
所谓交班问题就是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名老同志为首，主动退居二线，把舞台让给更加年轻有活力的同志。
号召其他老同志不要迷恋权力。
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二位好友商讨交班问题时，更是作出重要批示，这也体现在他日后的一系列公开谈话和实际行动当中。
那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是如何处理交班这个问题的呢？

图｜邓小平与陈云（左）、叶剑英（右）
一、着重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77年7月，受到错误对待的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回到领导岗位。
摆在他面前的是反动分子留下的一大堆烂摊子。
重新回到领导工作岗位后的邓小平，在如何率领全党、全中国人民快速步入正轨等工作倾注较大精力。
与此同时，他对培养接班人，解决好交班接班这件大事，投入了更大的精力。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五年，十年以后，老同志们或许都快走不动道了。
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要选就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性强，能团结的人。”
那或许有同学会说了：既然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领导工作，就要挑选接班人，为何他不在恢复领导岗位之前，就花大力气培养年轻干部呢？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与革命形势较为复杂，想要快速拨乱反正，还是得仰仗那些有能力有经验的老同志。
只有把国家与人民带入正轨之后，邓小平与其他领导人才会腾出手，对培养接班人的事情上倾注更大的精力。
1978年6月初，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出：“我们老同志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只有把这件事做好了，才有资格去见毛主席、周总理。”
不过，按照当时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同志只是把挑选接班人的问题列入计划，向党内老同志先打个招呼。
对于如何培养与选拔接班人，还得经过深思熟虑才行。
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交班是一个战略问题”。
他要求高级干部一定要认识到选好接班人是一个战略问题的概念，关系到我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同时，邓小平还十分明确地提出自己已经准备交班。
经过成熟的思考，1980年2月底，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组织路线方面的工作时，再次指出：“最重要的还是要选好接班人，让年轻同志走上一线，老同志多多支持他们的工作。”
往后几年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中央集体，对交班战略进行两个方面的扩充。
第一，选拔一批中青年干部；第二，选拔任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特别是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在交班和接班的问题上，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不约而同地认为它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很紧迫的战略任务。
陈云同志在全体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旨在在各级部门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
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把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选入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担当重任。
1987年10月25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图｜睿智的邓小平
在11月2日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新中央委员会中，又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
这就表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对待交班的问题上倾注大量精力，使得交班成为我党的战略问题。
1989年11月上旬，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讨论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这就意味着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班接班任务平稳顺利地完成。
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组成成员进一步年轻化。
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提出的交班战略主要特点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位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但根据党史资料以及中央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重大举措，不难发现，三位老同志此次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是围绕交班接班这个问题展开的。
陈云同志早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发言时就说过：“党的交班和接班问题是交集体的班，接集体的班。”
基于这个纲领，党的第二代核心领导成员对于交班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理性思考。
首先，中央要善于发现提拔，甚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
不要怕出错，就算犯错还能有容错率，可以进行及时更换。
其次要把中青年干部放到负责岗位上，让他们挑起重担，锻炼个三年、五年、十年，他们一定就能取得经验。
这就是陈云同志提出的“成千上万地提拔干部”的方法，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成。
另外，选拔培养接班人要拉开年龄层次，保持老中青这样的梯次不变。
关于年龄，这是保证年富力强必要条件。
首先要提拔4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锻炼几年之后他们就不年轻了。
接着再让他们支持更年轻的领导同志，这就是从低年龄到高年龄的发展，保持党的领导集体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需要。
邓小平在1981年7月一次讲话中，提出建议修订两个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
头五年选到五万左右50岁以下，40岁左右的干部，经过五年到十年培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陈云同志在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给予五年、十年计划的肯定。
他补充提到：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今后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在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时，党中央不会揠苗助长，步子肯定要稳妥。
也不只是注重年龄这一个条件，还要选拔者德才兼备，形成梯级结构。
总而言之，在党的第二代领导同志的集体推进下，重用年轻干部，妥善解决好交班接班问题，已经成了一场内部改革。
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为了实行退休制的建议，他们带头辞去职务。

图｜邓小平
虽然在改革过程中遇上阻力，但从最后结果来看，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的交班战略已经得到传承和实施。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保持蓬勃的朝气。
交班战略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中央集体，继承毛泽东主席生前极其关注的大事，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理论上进行的新创举。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包括此前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生心系国家和人民。
无论在职与否，都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
可以假设，如果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领导同志没有大力推行交班接班问题，并上升到战略问题的高度。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党内人员冗余问题肯定会非常突出。
只有老干部按照规定先退下去，年轻干部顶上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让人民与党产生更加贴合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图｜邓小平与新一任领导成员合影
1987年，在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退休的愿望。
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留任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邓老对于这种状态不满意，认为退休应该就彻彻底底。
在他老人家的号召下，许多老同志以身作则，发扬风格，主动退居二线。
这些都是出于对国家的发展考虑，这份意见给“十三”大的人事调整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最终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图丨邓小平
前言
“请问您是什么军衔？”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我军一个代表团在抵达美国后，美方接待人员询问代表团团长胥光义的一个问题。对于对方的询问，胥光义也是明白对方的意思：想要通过军衔来确定这次的招待规模！
不过这让胥光义将军很难回答，在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可是现如今，我军取消军衔制已经20余年了……
美军接待人员在知晓后，只好上报上级，最终估算胥光义的军衔为“四星上将”（和平时期美军最高军衔）。
这次代表团从美国回来后，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没有军衔，不利于国际交往！
邓小平在得知这件事后，也是颇为感慨地说：“实行新的军衔制，该提上日程了！”
毛主席：取消，搞掉那块牌牌
50年代中期，新中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外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使得我国军民激动不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正在酝酿一个大的举措。
1955年的某天，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一份文件，从而引起了全军将士的注意：《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
1955年2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毛主席正式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同时，中央军委决定，要在1955年内全部结束对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
党中央这一系列文件的发布，立即引起了军内外强烈的反响！不少战士喜上眉梢，笑着说道：“太好了！我们也可以授衔了！”

图丨毛主席给朱老总授衔
关于授衔的事，党中央酝酿已久。其实，在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的时候，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早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按照党中央的规定，授元帅和大将的名单，由军委决定；授少将至上将的名单分别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校官的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
对于授中将和上将的200多人的名单，都是罗荣桓亲自主持讨论的。对少将一级，罗荣桓委托徐立清、赖传珠等人负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议解决。
在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后，军委于9月初召开了总结会，由罗荣桓主持，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贺龙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主动提出不要授予自己大元帅，而且还提出建议，那些已经在地方上工作的军队干部也不授衔。

图丨周总理
在场的中央领导们听后深受感动，于是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原本都在元帅人选名单上的人，都摆着手说：“也不要给我们评衔了！”
朱老总要表示要推辞元帅军衔，毛主席听后笑着说：“总司令就不要推辞了，没有你，这军衔就评不下去了！”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在授衔仪式结束后，参加仪式的将帅们来到休息室内，他们将在这里稍事休息，然后去参加庆祝授衔、授勋的酒会和晚会。
晚上19时整，由周总理主持的庆祝授衔授勋的庆祝酒会正式开始，毛主席因公未出席酒会。在酒会结束后，在怀仁堂又接着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整个庄重肃穆的怀仁堂顿时欢快起来，歌声四起，充满着祥和的气氛。
就在这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全场人员纷纷起身鼓掌，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能够看见领导自己取得胜利的统帅，在座的众将帅都感到非常的幸福。

图丨毛主席
毛主席坐下后，大家的内心十分激动，久久不愿落座。毛主席又起身示意，让大家坐下后，演出才正式开始。
1955年的授衔仪式，这无疑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迈出了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的新步伐。对于军衔制度的实行，众将帅无疑是大力支持的，在他们看来：
军衔制对一支正规化的军队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军衔制有利于提高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方便部队各兵种之间的协调指挥及保障管理，从而促进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可以这么说，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对于军队实现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军衔制实行不过10年的时间，党中央便决定取消军衔制，这是为何？
在当时年代的局限下，不少将领对于军衔制还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比如说在1958年的某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少将领纷纷认为军衔制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建议取消军衔制！

图丨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对于军衔制，也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有“花”（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
对于军衔制，彭德怀元帅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对于别人叫他元帅很不喜欢，多次表示过：“我不喜欢我肩上的牌牌！”
彭老总对于军衔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无疑能够代表军中将领的想法！后来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在1964年时，党中央便决定对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薪金进行调整，避免差距过大影响团结。
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去向毛主席作汇报，毛主席听后点头答应了下来。这时，贺龙元帅又说道：“要不要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掉？”
毛主席挥手表示：“取消，搞掉那块牌牌！”

图丨陈毅和贺龙穿元帅服会见外宾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1965年2月18日，国防部正式通知：中央已批准取消军衔制度，正在办理法律手续，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
取消军衔制的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生效。这一天，全军官兵摘下了55式帽徽、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开始佩带全红五星帽徽和领章，从此结束了我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
对于取消军衔制，曾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兵，曾回忆说：
摘掉旧式领章帽徽后，领了全红的五角星帽徽和领章，还在连队唱歌小教员的指导下，学唱新歌《全军上下一片红》。
邓小平：出了问题，我承担
从1965年后，我军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无衔期”。在这20年军队发展过程中，由于取消了军衔制，这就导致领导指挥体系的诸多不便。
比如说在1979年的某次重要军事行动中，坦克兵、装甲车和运输车等队伍在道路上拥挤在一起，可是无人出来主持秩序。当时这件事被众将帅得知后，内心很是气愤，可是他们又马上意识到，一样的服装和徽章，部队之间也无隶属关系，如何指挥？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我国军事干部在进行外事访问时，对方在接待规格上缺乏相应的标准，很不利于我军进行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

图丨聂荣臻和陈毅身穿“一颗红星，一面红旗”的军装
正是在现实问题的影响下，众多将帅也意识到，恢复军衔制迫在眉睫。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然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想要恢复军衔制，也需要适当的时机。以眼下的军队情况而言，想要推行军衔制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军队整体规模大，官兵比例不合理，各级领导班子臃肿等。
尽管军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邓小平认为恢复军衔制的问题，可以和众将帅探讨探讨。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恢复军衔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恢复军衔制，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对于我军而言，便于指挥，便于作战，便于管理；第二，为了鼓励先进。因为有人会提前晋级，军衔作为外在的标志，可以发挥一定的激励作用；第三，便于国际交往。
1982年初，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就进入了倒计时。

图丨邓小平
为能够顺利地实现军衔制，党中央作为万全地准备。一方面中央军委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和领导班子大幅度调整，另一方面则成立“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直接领导。
在准备恢复军衔制的过程中，邓小平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考虑到当时绝大多数的现役军官都是从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相比较之前的将帅们，没有那么大的贡献。为此邓小平指出：“和平年代的军衔就搞的简单一点，元帅和大将就不再设立了。”
随着军队精简整编的完成，这也为军衔制的恢复作了必要的准备。
1986年8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务委员会议，研究了“恢复军衔制”问题，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比如说，制定新的军官军衔条例，不能不考虑我军实际情况而设立，应该进行调查、商讨后，设置符合我国部队发展实际的军官军衔条例。
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完成，随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1988年国庆节前实行新的军衔制。

图丨邓小平
对于军衔制的评定标准，党中央于1988年7月2日下发了相应文件，在其中明确表明了军衔评定的基本标准和原则。正是随着党中央一系列文件的下发，全军推行新军衔也正式步入正轨，各级部门每天也是忙得如火如荼。
在具体授衔之前，邓小平组织众将帅进行了一场重要的会议。在这场会议上，有的同志表示，如果恢复军衔制，是否会出现之前一样的问题？
邓小平听后解释道：“这次实行的军衔制同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在军衔等级的设置和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是借鉴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经验，而不是生搬硬套。这次所实行的新军衔制，将会更加的科学和合理。”
这次实行新的军衔制，无疑是推倒了毛主席当初取消军衔制的决定，为此不少将军忧虑重重，担心背负历史骂名。邓小平也知道大家的顾虑，为此便说道：“一定要搞新军衔制，出了问题，我来承担！”

图丨邓小平和李先念等接见第一批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将军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这次新军衔的授衔仪式。根据资料显示：
此次授衔，全军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尉官军衔40.5万人。
1988年10月1日，全新的军衔制开始实施，全体官兵脱下旧军装换上新式服装，以积极高昂的面貌出现在老百姓面前。
时隔20多年，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了军衔制，这也标志着军队正规化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毛主席逝世后，江青恬不知耻地毛遂自荐起来，表示自己可以担任中央的主席。1976年9月23日下午3点30分，江青吩咐秘书，联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她来自己这一趟。张玉凤被人接到钓鱼台的江青住处。

张玉凤试探性地问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后，我们的主席该谁来做？”江青回答：“主席还未定，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张玉凤点头说“知道”。张玉凤明白，这是江青在提醒自己，不要站错队了。
江青接着说：“主席的事，中央还要讨论，要开全会决定。”张玉凤知道江青爱听什么，便半真半假地捧了一句：“我想是你当。”江青听了之后很高兴，稳操胜券地说：“不错！斗争很复杂啊。”张玉凤很识趣地追问了一句：“怎么个复杂法？”江青回：“要同这个斗，要同那个斗，还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29日晚上9点，政治局会议召开。除刘伯承一如既往地请病假缺席外，15位委员，4位候补委员全部到场。这个会议原定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江青率先发言，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在天安门城楼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以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

讨论时，有人同意江青的想法；但更多的委员认为，应以更加庄严隆重的形式，在大会堂召开国庆27周年纪念会议。这个意见很快通过。接着，江青又扫视一眼，公开提出一个问题：“毛主席逝世了，中央的领导怎么办？该谁来？”
其实这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既然还没开全会选定，那么就该是华国锋来。理由呢？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总理兼第一副主席。“副主席”前面的“第一”两个字，是毛主席特地加上的，就是为如今这个情况准备的。江青此举，公开提出的这个问题，无疑是表示自己有异议，不认同。
说着说着，江青哭了起来：“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如今江青装糊涂一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按既定方针办”；在后来，“四人帮”发动宣传攻势，铺天盖地地宣传起“按既定方针办”，说这是毛主席的遗嘱。

江青打起了感情牌，说自己跟毛主席的关系，一同生活了40多年，对他十分了解；毛远新对毛主席生前的思想和文稿理解得很深，张春桥、王洪文和自己都要求他留下，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却遭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毛远新采取这种态度，不令人寒心吗？
坐在一旁的王洪文，听得心潮澎湃，涨红了脸，难得大声说话：“是谁反对呀？”此话一出，叶帅就接话表态：“我，是我叶剑英反对！”接着，叶帅说起自己跟毛主席工作的经历，解释起毛远新回辽宁的原因。
叶剑英的话，像是一把火，点燃起会场的气氛。说到后面，王洪文不知怎么，突然提到：“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的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不得不开口说：“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全会讨论。这次会议不讨论。”话题被立即引到毛远新回辽宁的问题上，“夺权”危机暂时解除，但并没有彻底结束。

毛主席晚年当着华国锋的面，评价江青，说：“江青有野心。我死后，她会闹事。”
真是一点没错。
拍马屁清新脱俗，骂四人帮，花样百出。
1979年汪东兴宣布辞职，为何没过多久，华老也辞职了？
“华汪组合”是当年我国领导班子中一个十分出名的组合，汪东兴和华老都是伟人相当器重的两人，但为何就在汪东兴宣布辞职不久后，华老也相继提出辞职了？
要说起汪东兴，他从抗战时代就开始陪在毛主席身边，担任其警卫处处长，因为他在工作上的尽职尽责，认真信心，也让毛主席多次称赞，更对其高度评价道：“有汪东兴在，我才习惯。”后来，汪东兴凭自己的实力是一路从被授予少将军衔晋升为中央委员。华老与汪东兴属于同一时期的人物，拥有20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华老，同样深得主席看重。在第一次与主席见面时，华老身穿一身土布衣服，衣服甚至还因多次清洗而略微泛白。这让毛主席一眼看出：“这小伙子是个能吃苦，做实事之人。”一次党的大会上，毛主席还破例邀请当时只是个地方干部的华老参加，会上，毛主席向众人介绍华老道：“这是我的父母官呐”足以看出主席对华老寄托了多大的希望。而毛主席病重之时，还对华老写下：“你办事，我放心”将华老钦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眼光没有错，汪东兴与华老两位中央大将，在粉碎四人帮等事件中，都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在国家的一个转折期，就在大家都以为“华汪组合”将继续联手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之时，汪东兴却宣布辞去自己的职位，对此，他则表示：“自己的能力已经有限了，应该让更适合的人来接受这个位置，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就在汪东兴辞去职务的一年后，华老也辞去了主席职务。这又是为何呢？就在大家都纷纷猜测时，华老作出了回应道：“我就是一个普通党员，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上，不需要的时候我就退，将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人，让他们推动国家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好高骛远，更不贪慕虚荣，汪东兴与华老两位国家元老辞职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在这样的领导人带领下的祖国，难怪会越加繁荣昌盛。
不太明白他们怎么看出来汪东兴的领导管理能力的？？？？
家园 咱们不说占多数吧，起码平分秋色是有的 一半人对于包产到户支持，或者起码不反对，这个是有的吧？
也有很多人反对包产到户，但是出发点是不确定性，或者祖宗之法不可变。真正认识到包产到户和走资路线联系的，还是少数，哪怕毛主席已经写文章讲得明明白白了。
群众读毛语录一百遍，也是无用，正如大学生看微积分课本，挂科还是一堆一堆的。
所以邓的战术是对的，只要中央支持并且推进，大势一起，大多数人只会随大流。哪怕农村干部几年内就抢提留，扒房牵牛，大家也不会反对包产到户。
家园 史来贺和刘庄 2012年4月11、12两日，走访了史来贺同志劳动一生的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刘庄。刘庄有不到2000亩地，1000多口人，300多户。300多户的住房都是一样的，每家都是地下一层，地上三层，472平米，有车库，安装了有线电视和WIFI。集体统一配备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各家的家具都是从北京订购的。当时，村委会为村民们提供了十几种不同风格、不同款式的家具样子，由村民从中选择。之后，统一从北京订购，在村民们搬进新居之前，家具就已经摆进屋中。刘庄新村社区由南京的建筑设计院设计，社区分为6个小区，6个小区的房子户型不同，村民可以从中选择。户型不同，建筑样式不同，但面积都是一样的，都是472平米，都是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我看到，在生活环境方面，刘庄社区不逊于北京的高档住宅小区。
早在1980年代，刘庄就为每户村民都建起了两层小楼。2000年开始，把两层楼的原住房全部拆掉，重新建起了新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新居。2008年，300多户村民都搬进了新房。
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史来贺精神与刘庄村之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智奎主编)一书介绍，刘庄2007年出口创汇11422万美元，上缴税金1.98亿元人民币，从2006-2010年5年间，刘庄共上缴税金5亿多元。到2010年，全村累计固定资产超过20亿元，资产负债率不足4%。刘庄为社员免费提供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教育、交通、食品、水电等方面的集体福利50余项，基本使全体居民衣食无忧。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几乎家家都至少有几十万元存款。目前，刘庄是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青霉素原料药生产能力占全国产能40%，产品销往世界几十个国家。
刘庄曾经是贫瘠土地上出名的“乞丐村”。今天能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离不开全国劳动模范史来贺这个带头人。史来贺1952年开始担任刘庄党支部书记，当时年仅21岁。2003年去世，他为刘庄的百姓操劳了半个世纪，带领刘庄百姓走上了一条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16岁下乡插队落户，当了11年的人民公社社员，挣了11年的工分。这11年的马背生涯，成为我人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一段经历。从那时迄今，已经过去了50年。根据我长达半个世纪的观察，农村干部大致有4类。第一类，既拉车，又看路，既带头苦干不松套，又动脑筋思考不盲从；第二类，只拉车，不看路，吃苦受累拼命干，不动脑筋或脑子不够用，不仅事倍功半，还可能因上级的瞎指挥而犯错误；第三类，不拉车，善看路，脑子虽然够用，但缺乏苦干精神和自律毅力，得不到群众支持；第四类，既不拉车，也不看路，浑浑噩噩混日子。史来贺同志属于第一类，既拉车，又看路。我注意到，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雷金河、陆汉满、王宏斌等实现了造福乡里夙愿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属于这一类。
1956年、1958年、1962年、1982年,4次“抗命”
刘庄取得成功，离不开史来贺的独立思考。离不开史来贺的“看路”本领。
1956年，抵制“并大社”。在合作化运动的热潮中，当时新乡县领导在自己的心目中描绘了一幅拖拉机、康拜因行驶在万亩大田之上的美好图景，要求刘庄与其他7个行政村的初级合作社合并，成立新的“夏庄高级社”，任命史来贺为新的大社的社长。为了实现“并社”，县里专门派出了工作组。考虑了8个行政村的实际情况，史来贺不同意并社。他受到工作组的批评。批评他“跟党不一条心”，批评他“对抗社会主义”。经过全村的大讨论，大家决定不与其他7个村共同成立“大社”，自己一村单独成立了“刘庄高级社”。一年多的时间中，刘庄高级社被上级领导视为“黑社”。一年后，其他7个村共同成立的大社办不下去，被迫解体，刘庄高级社才最终得到上级的认可。
1958年，拒绝“放卫星”。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作为人民公社的发源地，七里营公社要求各个大队响应上级种植深翻、密植、多施肥的“小麦卫星田”的号召。有的大队安排种植了上百亩的“卫星田”。刘庄则仅仅安排了3亩“卫星田”。对此，刘庄受到上级的批评。但是，史来贺认为，需要先试种几亩看效果。结果，尽管是深翻、密植，大量施肥，“卫星田”的产量却与期望值相去甚远。
1962年，拒绝下放核算单位。核算单位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关键问题。1961年9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邯郸约谈河北、山东的部分省、地领导人听取关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见。在9月29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说：“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册566页)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最终制定颁布了《农业60条》。其中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将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并明确提出“三十年不变”。在贯彻《六十条》的过程中，史来贺又一次面临严峻挑战。上级领导要求刘庄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将核算单位从大队下放到队，要在分配中体现出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考虑到刘庄的实际情况，史来贺又一次组织了社员的大讨论，大多数社员都不同意下放核算单位。
当时，分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正带队在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进行整社，推动将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当得知此项调整措施在刘庄遇阻后，亲自来到刘庄与当时32岁的大队书记史来贺谈话，并走访了多个社员家庭，听取社员的意见。之后，在刘庄留下了一个16人的庞大工作组进行调查。工作组详细了解了刘庄的实际情况，约谈了一百多位社员，写出了一系列的翔实的调查报告。在工资组的监督下，刘庄组织400多社员就是否下放核算单位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支持下放的只有4票，不到投票社员的1%。
工作组将调查结果向谭震林汇报以后，由于关系到贯彻落实《农业60条》，谭震林不便自己决定，向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详细地汇报了刘庄的情况。听完谭震林的汇报，刘少奇深思片刻，说：“七里营公社可以让一个刘庄不分，搞大队核算。”于是，刘庄的大队核算被保留下来。
1981年，抵制“包产到户”。1978年，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率先在宋平主政的甘肃大面积发生，也在安徽的肥西县大面积发生。其后，这种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的农民自发做法得到了邓的支持。到1981年，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降到“户”已经成为当时的中央政策，“部分先富”已经全面压倒了“共同富裕”。为了贯彻11届3中全会精神，为了“不留死角、全部分光”，新乡县召开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推动分田到户。刘庄村一些“先富”欲望强烈的农民，也主张分田单干。这次，史来贺真正面临了泰山压顶的考验。为了保住刘庄的合作化成果，为了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史来贺把相关的政策文件研读了无数遍，把其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一字不落地背诵得烂熟。分还是不分?史来贺又一次组织刘庄的社员群众展开了大讨论，他耐心的向社员们宣讲中央的相关政策。经过社员的大讨论，绝大多数社员的选择是“不分”。
刘庄拒绝“包产到户”的情况惊动了中央，又一次向刘庄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中央调查组几乎约谈了刘庄的所有社员，得出的结论很明确：“不分”并非史来贺的个人意见，而是刘庄绝大多数社员的意愿。1981年8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自来刘庄了解情况，听史来贺说明“不分”的理由。胡耀邦走访了一些社员家庭，听取了部分社员的意见。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指示将中央调查组编写的关于刘庄情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1982年1月13日出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编的《情况通报》第158期上，对于这个调查报告，胡耀邦批示说：“去年我走马观花地去(刘庄)看了一下。这个材料之所以值得一看，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只要我们的基层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真正能够坚持因地制宜实行生产责任制，真正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好生产规划，我们的农业确确实实是方兴未艾，前途非常光明。”
刘庄的集体经济能够顶住这次声势浩大的分田单干风潮，胡耀邦的亲自走访和相关批示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实际的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尚有待有心的历史研究者和乡村建设研究者去展开进一步的探究。不管如何，刘庄的集体经济得到保存，使我们今天可以在中原大地上看到这颗实现共同富裕的璀璨明星。
1964年、1966年、1980年,3次劫难
我从半个世纪人生的坎坷曲折中深深地感受到，做人难，做好人更难。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天生具有“做好人”的基因，再难，再曲折，再坎坷，仍然不能改变他们“做好人”的人生态度。史来贺同志就属于这样的人。在他的人生中，曾经历了三次大的劫难。
第一次，在1964年。那一年，声势浩大的“四清”在农村展开。在1963年5月20日颁发的开展四清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4年10月，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新乡地委四级联合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刘庄，工作组成员多达32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人，地厅级干部6人。工作组进村当晚就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工作组接管刘庄的领导权，原有干部停职反省自己的问题，准备如实交代。欢迎社员积极揭发检举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经过工作组“背对背”地扎根串联和摸底排查，逐渐形成了一批对史来贺的工作心怀不满的运动积极分子。史来贺成为头号被审查对象。刘庄的一些“问题”被揭发出来：私分棉花，贪污集体粮食，私分布匹，私藏枪支，身背命案……。“身正不怕影子斜”，工作队在刘庄驻扎了半年，经过认真调查，终于查清了运动积极分子们举报的那些“问题”，查清了史来贺是一名难得的好干部，是一位清廉的干部。
第二次，1966年。那一年，文革席卷全国，刘庄自然难以幸免。当时史来贺在担任刘庄大队书记的同时，还兼任新乡县委副书记。作为县委副书记，他是新乡县造反派的斗争对象之一。在针对当时新乡县主要领导的批斗、游斗活动中，史来贺都被作为“陪斗”对象。经过来自郑州、焦作、新乡的串联红卫兵的“点火”和鼓动，刘庄部分群众成立了三个造反组织：刘庄斗私批修战斗队，刘庄农民造反委员会，刘庄愚公移山造反团。三个造反组织的矛头所向都是支部书记史来贺。但是，绞尽脑汁，造反组织也拿不出可以打倒史来贺的罪证。由于没有罪证，他们也得不到刘庄社员们的支持。终于，史来贺度过了这一劫。
第三次，1980年。从那一年开始，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中纪委，河南省委，相继一次又一次地接到署名“河南刘庄受害人”的检举揭发信。检举揭发的内容不仅耸人听闻，而且有名有姓，貌似真实：同情“四人帮”，亲手打死共产党员、人民教师王连春，逼死刘殿坤，逼死马心安的女儿，上吊整死刘明尚，上吊整死刘风春，上吊整死王廷宜，暴打荣线，七斗王道梅，吊打赵四海，吓瘫刘铭端……。
于是，由河南省委牵头，省、地、县三级调查组进驻刘庄，就检举信中的内容一一展开调查核实。历经数月调查，查清了所有事实，于1983年4月17日完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原来，写信人是一个刘庄村民，从刘庄参军后曾在部队中担任连指导员。复员后因个人家庭原因对史来贺心怀不满，于是编织了这些子虚乌有的“罪状”，进行诬告。1983年5月14日，中共新乡地委正式下发了新乡地委(83)37号文件，转发了三级调查组对史来贺的调查报告，并派专人到刘庄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向社员们传达这份地委文件。文件肯定了史来贺是一个“作风民主、联系群众、工作深入”的好干部。文件中说，要“向该队的党员、干部讲清楚，以达伸张正义、祛除邪气之目的”。
结语
半个世纪中，刘庄没有吸独、赌博、偷窃现象。不能保证刘庄不存在以权谋私、腐败、贿选、虐待老人、夫妻失和这些现象，但与周围的四里八乡相比，这些现象在刘庄肯定要少得多。刘庄的意义不仅仅是致富，不仅仅是老百姓住上了472平米的房子，更重要的是探索着一种不同于动物的人的生活，是探索着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人的进化道路的探索，是一种对退化或蜕化(alienation，又译为“异化”)的抵抗。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annong/2017/11/385227.html
- 复 史来贺和刘庄
家园 1984年7月去刘庄看了一天 上午到了以后听史来贺讲他们的事，最后讲到干部待遇问题，他说的很简单，干部在一个集体里面不需要拿更高的工资等待遇。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集体里，你处处都被成员们高看一眼，即使你在食堂打个饭，也会给你多一点，甚至多一片肉，干部占的便宜是隐形的，所以不需要在别的方面再有，如果还要那就是严重的多吃多占。我认为这就是觉悟，而这个觉悟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因为很多人自己明明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和贡献，却偏偏强求超过自己付出的收获，这就是没觉悟的表现。
家园 这些农民，说是农民，其实思想境界已经极其高了 说实话，以他们的名誉地位，当李良宝等很轻松。
在市场大潮里，他们已经可以获得极好的机遇了，尤其是搞家族股份制。
我去过南街村，王宏斌，既市侩又思想境界高，他们已经形成了对付市场经济眼光的成熟动作了。
但是，其实他们的思想真的是听了毛主席的了！
家园 忽略种族和民族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瑕疵 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可能存在重大矛盾，很多时候是主要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马克思主义诞生将近200年，无产阶级不光没有联合起来，甚至隔阂还越来越大。其中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以为阶级矛盾一直是主要矛盾，没有想到生产力发展后，资产阶级可以让渡部分利益给本国的无产阶级，共同压迫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很长一段时间，国际上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
物质决定意识。同一种族、同一民族有共同的基因利益，承认这个共同利益才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妨碍我用这个分析工具。
教员是懂这个东西的，但是有的东西未必能够讲出口，他坚决反对国内融入苏联的部分思潮，他从来不强调争取日本无产阶级，他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信仰，放下共产党内多少人的血海深仇，接受老蒋领导的统一战线而共同抗日，说明他本人是深刻认识到种族利益、民族利益的和阶级利益的分野。
教员斯人已逝，我们替他拾遗补缺说出口，未尝不可。
通宝推：广宽,玉米菜,hwd99,乾道学派,棋人鲁大耍,落木千山,strain2,吃土的蚯蚓,扶桑,广阔天地,潜望镜,家园 也是神教的重大诉求 某族为代表的独神教派就是将一部分人性或真理无限拔高，将个别问题其不可反驳性政治化，拔高一个标准，宣扬二元论，来掩盖在其他矛盾中的利益。正所谓“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然后就可以凡百君子，各敬尔身了。一个寄生民族或者寄生阶层要依仗此法，诱导价值诉求游走于周边，避免自己的群体走进矛盾中心。西欧接受这套方法后发展出来的大多数精神“文明”都以此为基准。宗教、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所谓社会经济学理论一脉相承。某族19世纪能资助马氏搞表面上革自己命的运动，后来也一直走在左派前沿，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族群来主导价值导向，让意识形态辩论来掩饰意识形态者的利益诉求。中国人自古知道这一点，所以自教员时代就开始本土化，摆脱其以神掩人的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