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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都发现了什么？ 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新鲜出炉。
今年十大发现的地域范围覆盖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时间跨度则从100万年前一直到明清，又一次用考古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那么，这十大发现都发现什么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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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坐落于汉江北岸，曲远河口西边。
这处遗址的首要发现是三具古人类头骨，发现过程也颇为神奇，第一具和第三具头骨均在5月18日同一天发现，然而时间却间隔了33年之久，第一具头骨发现在1989年，而第三具则在2022年，也可见该遗址考古工作持续时间的漫长。
三具头骨位于同一地层，测年结果均指向距今100万年，年代可能比元谋人稍晚一些，考古人员将其命名为“郧县人”。
“郧县人”所用的漂亮的石器手斧，也是一次重大发现，该发现证明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学者莫维士发明的“莫维士线”理论纯属胡说八道。
所谓“莫维士线”理论，就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欧亚大陆划了一条线，左边是先进的 “手斧文化圈”，右边是落后的“砍斫器文化圈”。中国由于此前没有发现石器手斧，自然属于落后的圈子。换言之，按照这套理论的说辞，中国人不是今天才落后，而是落后了10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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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临淄东部，南边约1公里，就是淄河。
这处遗址发现的陶片，距今约1.3万年，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也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
中国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是南方地区的江西“仙人洞”遗址，距今约2万年。
一般认为，中国早期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交流融合大约开始于1万年前。如果1.3万年前的山东临淄人，不是独立发明了制陶工艺，而是学自江西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江西人跑到了山东，那么，中国南北方的交流融合年代可能就会更早，也说明当时的原始人溜达的范围有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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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西边51公里是著名的石峁遗址。
这个遗址经发掘发现，为史前时期的一座石城，距今4200年到3700年，比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还早，属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
石城规模庞大，城内面积达75万平方米，比紫禁城占地面积还大一些。城墙防御设施也很强大，可谓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要经过两道翁城才能进入内城（见下图，东城门布局图）。
石城内还发现一把铜刀，刀很小，残长仅2厘米多点，但这是古先民告别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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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一般认为，该遗址为夏朝的都城。
此次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二里头都城的规划和布局，主要为祭祀区、宫城区、作坊区及贵族墓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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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解放前就开始考古发掘，迄今已近百年，在这里发现了甲骨文，因此可以确凿无误的判定这是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
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年年都在搞，大概也年年有发现，此次发现，似乎是搞清了商代王陵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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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头村。
《诗经》中《豳风》的豳地（豳读bīn），是周代周人的老家，据说就在今天的陕西旬邑县一带，而西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年代为商周时期，也就是周灭商之前的时期，所以，人们很自然将西头遗址与周人老家豳地联系起来。
但西头遗址一座商末周初的墓葬发现有几十具殉人，也就是活人陪葬，让这种联系打上了问号，因为周人不干这事，在周人墓葬中从不见殉人，只有商人才搞活人陪葬，地位越高，陪葬的人越多。
所以，西头遗址究竟是不是豳地还要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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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
该墓群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发展到公共大墓地。
研究墓群不同时期的陪葬品，可以进一步了解西南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同时，也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墓群在延续了1400年之后，到清代就结束了？
世代生于此，葬于此的人们，在明清之际究竟遭遇了什么，以至于他们抛弃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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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
该遗址共发现两处寺庙遗迹，一处始建于南北朝，为当时的高句丽寺庙；另一处始建于唐代，为当时的渤海国寺庙。
至于高句丽国和渤海国的关系，简单说，大概就是高句丽灭亡之后，又建了渤海国，当然了，这都是大唐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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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州桥位于今天的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以南约50米处，是北宋首都东京城御街跨越大运河的地标建筑，始建于唐代，一直用到明末崇祯十五年，才被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
大运河在东京城中的一段，又称汴河，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那条河。考古发掘发现唐宋时期，汴河宽度约为25～28米，河水深度达十几米，妥妥的一条大河，可见《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完全是实景。
但北宋灭亡，到了金代，汴河河道开始淤塞；明代之后，河道逐渐被侵占、收窄，河道之上甚至修建有房屋（下图为明代州桥复原图）；到明末，汴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
此次考古发掘第一次完整展示了唐宋至明清这段时期，汴河在开封城内从一条大河变成排水沟的兴废过程，也带来一个思考，元代将大运河改道，有没有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大运河作为一条大动脉，在元代改道之后，无疑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东移，从而使得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显现，并延续至今。
那么，有没有可能，将来有一天，开封城内的汴河还能重现唐宋的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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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城朔门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与世界古航标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
该遗址为宋元时期的温州港所在，发掘出8座不同时期的古代码头（下图为南宋时期码头复原图），并出土沉船2艘、数以10吨计的宋元瓷片以及其它古代遗物。
从元代画家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卷》中，人们已经看到了元代温州港商贾云集，舟行如织的繁荣景象，此次考古发掘，应该是实证了画家没有瞎画。
元宝推荐：铁手, 通宝推：GWA,时间的影子,菜根谭,假设,秦波仁者,铁手,方恨少,破鱼,梓童,纳米小洞儿,红军迷,Rusher,网海,桥上,广阔天地,住在乡下,南寒,青青的蓝,苏仙岭,家园 最近都在在说庆阳南佐遗址，跟良渚差不多年代，差不多大 和大地湾有明显关系，现在已经挖出了不少陶器，还有两顿稻米。据说还发现了青铜器，正在鉴定。
同时的还有河洛双槐树遗址，可见5000年前，不止长江流域有良渚，中原周边也有大的文明点。
一个无语的事情是，那个网友眼中的怪人姬英明在现场指导。。。
家园 靖边，盐湖和鄂尔多斯沙漠 姬并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像个怪迂狂诞的萨满，传唱着一些久远的歌谣。 要不是他对陇东黄土墚峁的熟悉和执念，直到这些遗址流失风化了都不一定能吸引起足够的注意。
韩建业和他既是人大的同事又是甘肃的老乡，帮他把传说一铲子一铲子的给挖出来了。
韩透露过，在靖边有一个比南佐还要恢弘的遗址。可能说的是上郡阳周故城（有说在杨桥畔镇），传说里原版的桥山黄帝陵的所在地。
要是韩所说得到确证的话， 那石峁就不是兀立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了，而是有其渊源和积淀。那一片地方，北边就是秦始皇让蒙恬夺回屯垦的“河南地”。 匈奴大夏的统万城也在靖边。说明那个地方曾经是水草丰美，物阜民丰。至于后来的沙地化，除了气候变化外，可能也和早期农业无节制地放牧垦殖有关。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谷的早期文明，包括红山文化，现在也都和沙漠相伴。
另外一个视角， 在井矿盐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池盐对于远离海岸的社会算得上是战略资源。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包括后世的二里头，郑州商城，丰镐二京和成周洛邑， 这些古代都城都是围绕着运城盐池，距离在250km以内。而不为人所熟知的是，内蒙古，宁夏和陕西三省交界处，比如盐池县，定边县和鄂尔多斯南部，也分布着盐湖群，即为唐朝的盐州。 这些盐湖群距离靖边杨桥畔镇大约150km的地方， 距离南佐220km。 所以这个地方出一个都城，挟盐卤以令诸侯，也是有足够的想象空间的。
窃以为，在这个新框架下， 往北看，毛乌素沙漠，甚至直到阴山，这片广大的被沙土湮没的鄂尔多斯高原，还是有潜力为华夏北来说和葡萄的平原溢出论做出新注脚的。
期待韩建业和其他团队的新发现！
通宝推：燕人,铁手,南门桥,家园 南佐是韩建业主持的 看微博，韩和姬安宁关系挺好的，还经常互动。但姬安宁神神叨叨的，感觉不靠谱。
南佐这个，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华夏文明，在自己的追溯里面，总是跟着黄土挂钩的。南佐所在的董志塬是整个黄土高原最大一块台塬，历史上也有不少神话传说，下边不远就是周人的老家豳，还是很有看头的。
不过这个地方开展工作比较晚，后面看能挖出啥来吧。此前没有发现青铜器，如果有，那确实是重大突破了。不过不大看好，顶多红铜吧。
家园 二里头上新了 二里头上新了，更具有王都风范了。
原来的二里头遗址北部被洛河占据，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
最近在洛河北部新发现了120万平方米的古城村遗址，并且发现了壕沟和夯土城墙。新遗址的年代和整体布局和二里头一致。如果夯土城墙能合围的话，将大幅度扩充二里头的面积，并且打破“大都无城”的假说。这个“膨胀”的二里头终于可以和后来的商代王都郑州商城(25平方公里)站在同一级别了，可能也会有内城和外城的区分。和很多考古遗址一样，数个自然村落和现代城市道路的叠压预示了未来二里头可能会带来更多惊喜。
不过，这个勘探进度实在是太慢了，挖了六十多年，隔着一条河的遗址才发现。那到底还有多少遗迹还埋在地下呢？是经费不够呢？还是想象力被限制了？
通宝推：东海后学,桥上,家园 周朝也有殉人的 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里面出土的，现在还在那里摆着呢
家园 大洋洲，无饮酒器；三星堆，无食器鼎簋等；均只是二里头礼器的部 大洋洲，无饮酒器；三星堆，无食器（鼎簋等）；均只是二里头礼器的部分类别。
器型极其类似二里头而更粗糙，且二地均有自身特色不同于二里头的青铜器。
因此有说，大洋洲、三星堆，是夏、商的属国或外夷，各受夏的部分影响。
至于夏存在不存在，商世系史书 记录那么清晰，当年洋人不承认，后来殷墟验证，连他妈的世系都基本验证史书记载正确了；夏代世系史书记录那么清晰，不存在才是有鬼呢。且商前的朝代已被考古证明（二里头），二里头早期是夏的大城，是否夏墟（都城）存在争论而已。
至于这个朝代叫夏还是叫西邑还是什么，我们延续周以来（或许更早）的称呼夏即可。
家园 大洋洲和三星堆断代只能到商吧，能和二里头直接联系上？ 而且二里头的器物少且小，精美程度也远不及大洋洲
至于三星堆，风格差的就更远了，你要说粗糙，倒算得上，但是三星堆的主打，青铜人面，精美程度还是很高的
家园 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 许宏：三星堆文化要晚于二里头文化。
有四川的学者说，三星堆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约公元前2000年），这是不可能的。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陶盉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这类陶盉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所以我们说，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但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原文化的持续影响，才使三星堆文化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但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已相当于殷墟时期。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金杖、青铜神树则显示，三星堆文化还受到中原以外的文明影响。但这些因素具体从何而来，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还无法判断。
家园 夏朝有殉人吗？ - 复 夏朝有殉人吗？
家园 不靠谱的回答 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自己缺少足够的专业知识，只能依赖网上、书上查到的资料，加上自己的猜想，给予不靠谱的回答，请指正。
先分析问题：
夏朝有殉人吗？
这里简单的六个字至少有两个问题：什么是“夏”朝，什么是殉人？
首先说夏朝，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诸如“夏”字的起源，夏朝是否真的存在，夏都在哪里，夏人是谁等等。
在这里俺只能简化一下，把这个“夏”朝理解成一个先商文明，更确凿来说，就是现在主流认为很可能是”夏“朝的“二里头”文化。这样问题就转化成：“二里头”遗址里是否有殉人？
其次，什么是”殉人“？
俺手里正好有本书，李硕的《翦商——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恰巧该书对先秦时代各种人祭现象的资料收集的比较齐全，对讨论我们的问题很有帮助。这本书有个鲜明的特点，即非常深入的讨论了殷商的人祭现象。当然该书所持观点引发的争议也很大，其所说未必全对，只能说是一种古史新思维。
例如，该书：引子-附录：上古人祭行为分类
附录：上古人祭行为分类
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他杀）的尸骨，但不一定都属 于人祭。
广义的人祭，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 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帝和上帝在商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各种自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把人奉献给神灵的原理，可能是贡献食物，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在人祭遗迹中，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所体现。
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
三，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其 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我们假定楼主问题里的“殉人”就是附录里人祭的第三种情况——“人殉”仪式中被殉葬的人类殉葬品。这样问题就进一步明确为：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里是否有作为殉葬品的人类遗骸
先给出答案，再简要分析。
目前为止，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里没有发现作为殉葬品的人类遗骸。所以答案是否定的，“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朝没有“殉人”。
证据也可以在《翦商》里找到：第三章，二里头：青铜铸造王权
有限人祭与二元制社会
在龙山时代的华北，人祭和人奠基现象比较普遍。这种风俗也延 续到了二里头，不过从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二里头的人祭行为并不 算太泛滥：
一，各期的墓葬没有发现殉葬人，也没有事后祭祀和埋入人牲的 现象。和墓地有关的遗迹，只有94H3灰沟有人祭遗存。
二，宫殿区建筑没有发现人奠基，只在D1庭院内发现了五具献 祭尸骨。
三，铸铜作坊F9有用于奠基和献祭的十多具尸骨，旁边的祭 祀坑H99也有两具。从时间上，铸铜作坊的人祭行为出现得更早 （二期），宫殿的人祭行为属于步其后尘。
二里头-夏朝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古国，且稳定地存续了近四百 年,而在其中心都邑只发现上述人祭现象，可以说数量是很少的。此外， 二里头遗址整体保存情况比较好，在夏朝覆亡之后，这里一直没出现过城市，也没有大的河流改道和人为盗掘，遗址很少遭到后期破坏。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说，二里头一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 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不比民间更多。
纵向对比，二里头的人祭规模和陶寺古国比较相似，和石卯、清凉寺、王城岗则截然不同。这说明，在华北地区不同的古国-早期文明中，人祭的繁荣程度有所区别。
从人祭地点看，二里头宫殿区的人祭行为相对较少，东北角的巨型坑中甚至只用猪祭祀。相对而言，铸铜作坊区的人祭数量较多，形式也很残酷，有肢解分食现象，而规模浩大的D1宫殿内的人牲数量尚不及铸铜区的一座厂房。这些区别可能显示了二里头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宫殿区内的居住者中，人祭文化不太流行，而从事铜器冶铸的群体比较崇尚人祭。
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这个结论仅仅是对目前已发现的“二里头”墓葬情况研究的结果。“二里头”遗址有一个特点：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集中埋葬的大规模专门墓地，也未发现高等级墓地、墓葬以及王族墓地、墓葬。这点不太符合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有专家推测很可能这些高等级的墓葬被洪水冲毁了，而殉人最可能出现在这类高等级墓葬里。所以上面的答案也只能是阶段性的，很可能会被新的考古成功推翻。
当然，目前已发掘的“二里头”遗址不是完全没有高等级墓葬，著名的例子就是出土”绿松石龙兴器“的”2002VM3墓葬：
《翦商》第二章：大禹治水真相：稻与龙
游龙的王朝
二里头的显贵墓葬经常随葬绿松石的龙形器或饰牌。其中最典型的， 是一座二期墓葬，编号2002VM3。口墓主上身放着一条绿松石镶嵌 的“龙形器”，全长约70厘米，由两千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组成，呈游动的蛇形，从墓主肩部延伸到腰部。龙头用两枚白玉珠做眼，球状绿松石做成蒜头鼻，鼻梁是三节柱状青玉和白玉。这些复杂的绿松石结构可能是粘贴在纺织物上面的，类似挂毯，覆盖在墓主上半身。出土时，有机物已经腐蚀消失，绿松石嵌片尚保持原位。这位墓主被埋 葬在当时的一座大型宫殿院内，还有其他高级随葬品，显然是王室成 员的级别。由此亦可见，绿松石龙很可能代表的是夏-二里头人的图腾。
《翦商》第三章：二里头：青铜铸造王权
最古老的“城建规划”
在二期，王室有个独特的习俗：把墓葬埋在宫殿庭院内。D5院落就发掘出多座墓葬，最著名的是出土绿松石龙形器的2002VM3 （以下简称“M3”）,属于二期的晚段,距今约3650年。这座墓穴面积不大（南 北长2.24米，东西宽1.19米），墓主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性，上半身 尸骨基本腐朽，颈下挂一条用多枚海贝串起的饰物；没有殉葬人，随葬品除了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还有多件陶器、红彩漆木器及少量小 型玉器和绿松石串珠，铜器则只有一枚青铜铃，放在绿松石龙的背上， 内有玉石质的穿孔铃舌。4这枚铜铃的造型，与陶寺晚期墓葬中的一 件红铜铃类似，但侧面多了一道扉棱。
M3墓主下葬时，陶寺和石昴古国已经终结近二百年，但它们的高端文化元素——游龙和铜铃却出现在二里头，说明某些掌握这种技术的人群可能被洛阳盆地的繁荣所吸引而加盟了新兴的二里头都邑。
那么，M3的墓主是某一位夏王吗？
这座墓的规模不算太大，但二里头迄今并未发现更大的墓葬，而 且，它属于二里头二期，彼时的夏王朝还没有达到巅峰，能拥有这些随葬品已经极为难得，特别是绿松石大型龙形器，由上千片细小的绿松石嵌片组成，每一片都要经过精心打磨和拼接，需要大量的劳动时间和精湛的技艺，而这些只有在分工程度很高的复杂社会才有可能。这么说来，它的主人也只能是复杂社会的统治者。因此，M3的墓主即使不是夏王，也应当是王族重要成员。
还有不寻常的现象。M3中没有发现任何兵器，而在此前和此后 的古国都很难发现没有随葬兵器的高级墓葬，哪怕只是村落或部落社会的男丁也常常会随葬一把石斧钺或几枚箭镶。M3被后世破坏了一角，也许有少量随葬兵器恰好在那一角？但和M3同期发掘的其他墓葬也没有发现任何兵器。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人群。
另外，关于"二里头”遗址缺少大型墓葬的情况，知乎上有一个回答（谭俊江）说的很全面，请参考：
谭俊江
夏朝王族陵墓、以及其他大型墓葬，大概率已被掘毁殆尽了。
二里头遗址不见高等级贵族及夏后氏王族墓地墓葬的情况，大概率与陶寺遗址高等级大墓均遭毁墓的情况相似，而且似乎“毁”得更彻底。
鉴于二里头遗址设有发现集中埋葬的大规模专门墓地，也未发现高等级墓地、墓葬以及王族墓地、墓葬。所以笔者认为，仅就二里头遗址所见墓葬来总结夏代葬俗或二里头文化葬俗是不妥的。
而就二里头文化中小型遗址的墓葬一般集中在较为固定的墓地内的情况看，二里头遗址更应有较为集中固定的墓地，尤其是本应聚族而葬的夏后氏王族墓地。因为葬俗与祭祀一样，都属于较为恒定的整个族群统一遵守的持久习俗。
按说，夏后氏王族墓地，有可能在今二里头村一带，更有可能在二里头村村北一带。但遗憾的是，如今，这一带已在宽逾600米的洛河河道之内。
考古资料显示，在二里头都邑创建以前的更早年代，最古的洛河河道本来就在二里头遗址北面。但在二里头都邑创建之初，伊河和洛河在上游就合流一处了——“洪水还促成了古洛河的决口和改道，古洛河的决口和改道导致洛河在二里头遗址以西注入伊河，并造成二里头遗址北侧的洛河断流，成为废弃河道”（见许宏《二里头考古六十年》335页）。
所以，二里头遗址的位置处在合流的古伊洛河北岸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但被广泛接受的一现在流经二里头遗址北部的洛河河段，就完全只是据载的汉魏时期“堰洛通槽”水利工程导致洛河故道改道而形成的结果—在二里头文化存续时期，城址北部没有河流乃至是”一马平川”的说法，则是“未必然”的。
资料显示，二里头遗址现存范围的东缘、南缘、西缘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而遗址北部遭到洛河河床的切割破坏。专家分析，二里头遗址北缘很可能位于现洛河河床内。
“喜怒无常的河水往往是不服的。"“堰洛通槽”使阳渠（谷水）成为主水道，最终冲决成了现在的洛河。这一人工改道对当时人来说也是有利有弊，虽有通航之便，但河水在泛滥时极具破坏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以后的岁月中，它不但冲毁了汉魏洛阳城的南垣，而且破坏了偃师商城西南城垣的外角。另外，它使得原洛河河道水流量减少，流速减慢，逐渐塞，以致河道最终废弃。
说到现洛河之于二里头，则更令人扼腕叹息。如果说肆虐的河水仅“刮暗”了偃师商城的一角，那么它对二里头遗址的破坏则是巨大的。600多米宽的洛河河道横扫遗址北部，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是劫后余生，推测至少有100万平方米的遗址被彻底破坏”（《洛阳日报》2014年9月30日，供参考）
"由钻探可知，遗址的北部及东北部边缘以外的堆积以黄沙士或沙土夹黄褐、红褐色黏士为主，地势逐渐降低，系改道后的洛河泛滥冲刷区，遗址在这一带遭严重破坏，其北墙部的原始边缘已无法廓清。”（《二里头1999~2006》壹，17页）
笔者以为，在被河水冲毁的遗迹遗存中，很可能就包括夏后氏王族墓地、墓葬。这里所言的“伊洛竭”，一般被认为是因汉魏时期“堰洛通槽”水利工程导致的。但早在《国语周语上》就有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那么《国语》所说的“伊洛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难不成殷人就曾经“堰洛导流”、“水攻毁墓”？
古伊洛河之所以能够改道，肯定是有适合改道的地势。不管是自然或人为引起的改道，肯定都是借用了原有的河道或天然沟槽。所以二里头遗址原本也应有两河相夹之势一这其实也为“水攻毁墓”提供了条件。
不过，既然“通槽”需要“堰洛”，说明按当时的白然地势，水流应优先流入伊洛河。
那么，
《国语·周语上》所述的“伊洛竭”，当时的伊洛之水又流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没有人为，“伊洛”是否会因自然原因而“竭”呢？当时有能引起如此万古难遇情况的天文或气象记载吗？
《国语》所谓的象征“夏亡”的“伊洛竭”，是不是殷人为毁夏后氏王族墓地而进行的“堰洛导流”、“水攻毁墓”导致的呢？令人费解，不敢妄言。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现有的所见二里头遗址墓葬，不能体现夏人的一般葬俗。
那么，上述所见的那些体现着“特殊葬俗”的二里头夏都"“市区”内墓葬的分布形态又意味着什么呢？
要想说明夏后氏“聚族而葬”的王陵的曾经存在，就似乎需要对上述在二里头“市区”普遍存在于居址院落内的墓葬情况给出合理的解释。
那些二里头出士有青铜爵的墓主人，大概率就是被夏后氏授予爵位的夏方国贵族的供事子弟。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居住在二里头都城的贵族“供事”子弟，可能会配享什么样的爵位，这样的爵位，是否能超越其所来方国之方伯所配享的“爵位”，就是可以大体推想的。
而他们所配享的青铜礼器，在整个夏代青铜礼器序列中，可能达到的“段位”，也是可以推想的。
按照周公、召公之例逆推，夏代的“公爵”，也应该归于不及“王位”的夏后兄弟；而“侯爵”、“伯爵”，则应归属于不同级别的方国“国君”。
依此类推，那么这些方国国君“居京子弟”的爵位，按理只能"等而下之”。但如果公、侯、伯为“夏爵三等之制”的话，那么，这些方国子弟只能有“等外之爵”或所谓“子”、“男”之爵了。
所以，在二里头遗址中等贵族墓葬中，基本出现于三期以后的青铜爵，或许意味着，最初的“夏爵三等之制”，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增益”。
按此逻辑，上述二里头遗址中等贵族墓葬中的主人们，其地位不可能太高一大致相当于“子”“男”之爵，是基本符合逻辑的。何况，“子”、“男”爵位之称，也恰合其方国子弟身份。
所以，在这类墓葬中，青铜爵普遍出现在三期以后的情况，绝不应该理解为二里头文化至此才出现了青铜容器即青铜礼器，而只应理解为：
时至二里头文化三期，青铜容器早已经不是“稀有之物”一其数量和种类，已经丰富到足以让“很可能只是中型墓中级别较低者”（李志鹏语）也能配享相应规格器类器型青铜器的程度了。
如果这种推测不误，那么二里头青铜文明真实的最高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是华夏民族的古老传统，夏后氏王族也不可能例外。
所以，夏后氏理应曾有其王族墓地、墓葬。
虽然没有所谓“证据”，但真实情况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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