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井冈山上教员和老总意见相左，谁对谁错？ -- 忘情

作者：忘情

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如今提及却有“敏感”之嫌。

不过，中国共产党是讲求“实事求是”的。在那个共产党人从反革命屠杀的血泊中爬起来，组织武装斗争，走上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初期，是没有任何适合中国国情的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以教员、老总为首的老一辈阶级革命家，在早期探索过程中，观点有不同，意见有分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分岐并不是洪水猛兽，依组织原则开会讨论，集体决策就是了。就算经过实践，证明决策有误，及时改正也就是了。纵观中国革命史，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就是在无数次挫折中不断奋起，一次次总结经验教训，最终找到了一条领导人民求解放的正确道路。所以说，伟人与伟人之间的分岐，并不应该为尊者讳。毕竟正确思想和主张，既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也不是在伟人脑海里凭空产生的。

言归正传，井冈山时期的朱毛分岐，首先就体现在如何定位井冈山根据地。

秋收起义军余部实施三湾改编时，教员结合一路上率秋收起义余部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第一次提出了今后的武装斗争必须和革命根据地相结合的思想。他对部下形象地说：“根据地就好比人的屁股。人要没有屁股，那就坐不下来，一直站着哪能吃得消呢？”在他看来，井冈山是个比较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一则井冈山地处湘赣交界处，可影响两个省。二则湘军、赣军有矛盾，对防区结合部的军事行动容易引发扯皮，这为当时尚弱小的革命武装所利用，有利于生存。三则当地地势险要，易守则攻。四则井冈山地区在大革命时期深受我党影响，有一定群众基础，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当地党组织还保存下来一些武装力量。在这样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显然比在毫无基础的陌生区域一切从零开始要好得多。

而老总其实早在1927年12月，就因为陈毅追赶一度脱离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耿凯率领的1个连，误打误撞地与隐蔽在湘南桂东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3营取得了联系，从而自张子清、伍中豪口中，获悉教员率秋收起义军余部在井冈山获得了落脚点。

不过，当时老总虽派毛泽覃上井冈联络教员，但并不打算立即率部上井冈与教员兵合一处。这一则是因为湘南特委要求他率部去湘南组织年关暴动。二则他认为湘南群众基础更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更薄弱。三则他所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中，湘南籍指战员不少，对当地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

1928年1月，老总和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湘南发动年关暴动，当时形势一派大好，但到了3月份，由于湘南特委推行“左倾”倾错误政策，提出“以赤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的口号，结果失去了民心和社会同情，动摇了起义军在湘南立足的基础。在湘军、粤军7个师南北夹击、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老总所部才在教员带兵接应下向井冈山转移。说是被追兵撵上井冈山的，也不为过。

不过，站稳脚跟后，朱德却并不认为经营井冈山根据地是长久之计，而只打算将其作为一个临时落脚点，待重整旗鼓后，再另寻更为合适的发展区域。在老总看来，井冈山离东面的赣江、西面的湘江，均不过百公里的路程，回旋余地实在有限，且当地地形并不适于部队机动，没有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条件。如果国民党派重兵团团围住井冈山，红4军很可能在敌人的围困中束手待毙。

更为重要的是，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贫穷落后的区域。尤其是井冈山上土地贫瘠，物产匮乏，“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山上农民常年靠红薯、南瓜果腹，是一个典型的穷乡僻壤。而井冈山周围各县，亦非鱼米之乡，养活少量军队尚且可以，大批军队就远远供应不起了。

老总曾算过一笔经济账，随他上井冈山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湘南农军和众多家属总计人数过万，每月需要消耗40多万斤大米。蔬菜、食用油、盐的需求量也很可观。这么大的物资供需缺口，短期内可靠打土豪缓解，但断然难以为继。因此从会师那天算起，老总“另寻他处发展”的念头就没断过。

对老总的顾虑，教员也表示理解，但他认为可以通过先巩固井冈山，再向北赤化永新县，然后再波浪式地向外拓展根据地的办法，来开拓红4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队人马走府过县，认为还不等红军在陌生地域建立起根据地，部队就会因为无根据地依托而垮掉。至于井冈山的经济问题，教员认为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发行红军货币，鼓励商贸，打破国民党军经济封锁，是一个办法。攻占井冈附近相对较富裕的县，也是个办法。将上山的湘南农军中没有武装、没有多大战斗力的部分，以及老弱家属遣回湘南，也是办法之一。但他坚决反对红4军分兵发展，认为那样只能让本就弱小的红军变得更容易被优势敌人各个击破。

事实上，经过集体讨论和组织决议，教员的建议都一一被采纳了，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那些依组织决定返回湘南的农军及家属，因为组织不力及缺少战斗力，后来都损失掉了，着实让人痛心。尤其是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过，并将他们带上井冈山的老总为此曾自责不已。

1928年7月，在反湘军、赣军第1次“会剿”时，红4军前委讨论通过的战略方针，是由老总率红28、29团及军部特务营、机枪连奔袭湘军老巢茶陵、酃县，教员率红31团尾追湘军，力争不让该敌和赣军会合。红32团则留守井冈山，保住全军最后的立足点。教员是这么谋划的：待湘军发现自己的后路被抄时，必然回兵救援。届时红4军再回师江西，争取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占据永新的赣军。这其实是半个月前红4军打破敌第4次“进剿”，取得龙源口大捷的计划翻版。

这一次，计划的前半部分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湘南农军改编而成的红29团的士兵委员会在7月12日攻克酃县的当晚，就开会作出了全团返回湘南老家的决议。由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红28团则要求前往相对富裕的赣东南地区寻求发展。老总和陈毅苦口婆心地相劝，好说歹说，好不容易与29团士兵委员会达成折中意见：先回师井冈解围，事成之后再返回湘南。

因为军心已经动摇，老总率这2个团返回井冈时，1天只走了30里路。迫不得已，老总于7月15日在酃县沔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意图统一思想。可惜的是，在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的鼓动下，这个极端民主化的会议开到最后，居然举手表决通过了开往湘南的决议，老总和陈毅最终也不得不顺应大多数人的要求，投了赞成票。

这个事态最终酿成了“八月失败”。思归心切的红29团溃散，只收容到百余人。红28团2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虽然被他裹挟的部队最终还是回到了革命队伍中，但红4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王尔琢却因此牺牲。而教员率领的红31团、红32团因为力弱，又迟迟得不到红4军主力的回援，无力对抗多达11个团的敌军，从而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大部分区域沦陷敌手，革命力量受到空前损失。

“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充分说明了极端民主化、狭隘的家乡观念、迁就大多数人的落后思想及分兵举措是错误的，是要招致失败，付出惨重代价的。

不过，在这种时候，教员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广阔胸襟和临危不乱、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本色。他亲率红31团3营前往湘南桂东迎回老总率领的红4军主力，路上还反复叮嘱大家绝对不能讽刺受挫的红28团，也绝口不要提违抗命令之事。要多关心，多鼓励他们。因此两支部队二次会师后，红31团3营的嘘寒问暖，着实让此前心高气傲的红28团指战员倍感温馨和惭愧。

红4军主力于当年9月26日回到井冈山上。老总在10月14至16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承担了“八月失败”的责任。但是，鉴于井冈山地区已经被国民党军蹂躏得元气大伤，因此他仍然保留红4军主力应向赣南发展的意见。而教员鉴于红军主力脱离根据地导致“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认为向远处游击要慎之又慎。

1928年年底，国民党方面集中了18个团共3万多人的兵力，由何键指挥，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3次“进剿”。这次，何键吸取了以往“进剿”、“会剿”失败教训，采取了围困战术，绝不贪功冒进、不给红4军各个击破机会的战术，企图活活困死红4军。

冰天雪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红4军又一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1929年1月4日，红军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了会议，传达“六大”文件精神，并决定红4军下一步战略方向。老总在这次会议上坚决主张向赣南出击，并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而教员一开始主张固守井冈山，伺机寻找敌军薄弱点突击。眼见大多数人坚持下山另寻出路，他便不再固执，但仍坚持认为红4军不宜再分兵，要走就应该全军一起走。最后会议决定，留下刚上山不久的彭德怀、滕代远的红5军（一度改称红4军第30团），以及袁文才、王佐的红32团固守井冈山核心区域。

1929年1月14日，教员和老总率领红4军主力共3600余人，从井冈山茨坪出发，顺着一条山间小路突围下山，向赣南东征。

事实证明，教员和老总各自的顾虑都是对的，俩人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双方的分岐本质上只是时机拿捏问题。留下的红5军和红32团当真没能守住井冈山。如果红4军主力仍留在山上，给养问题将更困难，最多不过多坚持几天，但仍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而脱离根据地后的红4军主力，仿佛龙困浅滩、虎落平阳，伤病员无从安置，行军难找向导，更难以获悉敌军情报，几乎变成了聋子、瞎子，被尾追的国民党军及沿途靖卫团一次次袭击，5战5败，损兵折将。若不是大柏地一战绝地反击成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红4军主力可能很难避免覆没的命运。即便是取得了大柏地一战胜利后，红4军也寻得东固根据地，在此休整后，才有能力继续出击赣南、闽西。

但也正因为红4军主力走出了地狭民贫的井冈山，才得以在敌统治力量薄弱，且经济条件比井冈山好得多的赣南、闽西广大地域纵横驰骋，开拓了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经过一次次磨合，教员和老总彼此肝胆相照，成了不可分的“朱毛”。老总后来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教员的眼光的确超过我们所有人。他的许多主张事后证明都是对的，是有先见之明的。也正因为以教员、老总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黑暗中不断探索、总结，才最终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出了教员、老总这样不世出的伟人，是革命幸甚！百姓幸甚！中华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