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方平河友和一些河友的意见建议（抛砖引玉） -- sskokqdo

1988年8月30日，邓颖超同志针对近年有的党史文章就向忠发叛变一事提出怀疑的问题，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交本刊发表，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现刊载如下。

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当时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面临着安全的紧急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作了转移。向忠发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他同恩来同志和我住到一个新的地方。考虑到他外出时必将遇到危险，因此，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常委）当面告他，你千万不能出去。住了三、四天，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见陈琮英同志写跄材料）。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没见他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

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

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

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在短暂的刹那间，军警机关按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向忠发。此一情节见1988年5月22日《文摘报》上发表的《向忠发叛变前后》一文，这篇文章所说是与我所知道的情节吻合的。

1979年5月上海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五期上黄玠然（黄文容）发表的《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一文，其中“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一节内对向忠发是否叛变表示怀疑。我觉得他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是我在1983年9月约黄玠然同志面谈，将我所知道的确切情况告诉他。谈后他同意我所说的情况是可靠的。因属确切的情况，本拟将我们谈话记录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上及其他党刊上发表未果。据去年有同志去几个地方搜集材料时听到仍然有人怀疑向忠发是否叛变过。据此，现将我所知道的材料寄上，我这份证明材料请党中央核阅，如何处理向党内外澄清这一确切的历史材料，请酌。 [6]

1928年，正在读书的张纪恩同志奉命调入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和夫人张越霞一起住在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

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张纪恩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

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顾顺章当然知道）

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

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 [4]

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

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5]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此时陈并不是党员，也是有意思）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1934年10月，张纪恩出狱了。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共党员张世民接头。 [6]

（这里居然不提张越霞出狱）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