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 -- 大胖子
家园 你应该问问他，怎么看淡淡忧伤的最近的精彩表演？都2024年了 怎么还拿这些月经布当宝贝似的炫耀，我估计他是不会回答的。
就淡淡忧伤的这个表现，这得是对新中国共产党多大的恨 啊！！！
家园 这的确是中国人很有问题的地方，文字还能这么写？ 红杏之恋：郭沫若的安琳
壮爷侃历史
2019-12-07 20:47
文/壮爷
1926年，3月18日，郭沫若将安娜和孩子，托付给在上海的周全平，便同郁达夫、王独清南下至广州，担任广东大学的文科学长。安琳，就读于广东大学的预科。郭沫若是老师，安琳是学生，在校园里和各种活动中，他们两个经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交往。由于郭沫若，此时想起了自己的安娜和孩子，他们还于战火之中，辗转于各地，他不想对不起自己的安娜。
郁达夫
1926年7月，弃笔投戎的郭沫若，随着北伐大军转战武汉。10月，安琳来到他的部下工作，郭沫若此时已是中将，一个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学生，他们自然会被对方吸引和崇拜。对于安琳来说，郭沫若即是长官，又是文豪，对郭沫若来说，安琳又是刚刚盛开的莲花，含苞待放……
莲花
此时的安琳，在上海的窦安乐租了房子，与日本居民混住在一起，自己的丈夫刚刚给自己写过一封家书，表达对孩子及自己的思念。安娜不可能想到，随时性命不保的丈夫，此时还有红杏之心。看来安娜，确实是过于信任他深爱的丈夫了。
远方的微风拂来，队伍接到敌人靠近的情报，匆忙的集合出发，行走在田间地头。虽然危险近在咫尺，但是，在诗人郭沫若的眼里，微风是舒适的，田间的杂草野花是有着别样情趣的。就在这时，一段悠扬的歌声传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一位女同志，从郭沫若的身边走过，留着短发，中分头型，面部白皙，美丽而又不失优雅。此时，正沉浸在自己的诗兴之中的郭沫若，一下子被这位新时代的女性吸引了，一种美妙极了的情愫从自己的内心升腾而出。郭沫若暗暗地说道：安琳哟！你将深深的入我心啊！
此后的他们风雨同行，在休息期间，两人进行了一次敞开心扉的谈话。安琳又给郭沫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安琳问到了他的家庭，两人的谈话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南昌起义后，队伍转战汕头，南方的天气本就多雨酷热，郭沫若这个书生，感染了赤痢。安琳自然是十分上心，到处为郭沫若找药、熬药。
雨一直下
郭沫若，虚弱地躺在床上，窗外的屋檐下，雨下个不停，熬药的瓦罐上冒着白烟，安琳用蒲扇，卖力地扇着火苗。她白嫩的面颊，在火焰前烧得晕红。熬好，安琳满意地笑着，将药服侍郭沫若吃下，看着安琳鬓红的两颊，郭沫若内心的情愫再次升腾，深情的看着安琳，对一旁的同志说道：这一路都靠了安琳的照顾啊！
“叭！——叭！——”
不远处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队伍再次紧急转移，很快就到了晚上。队伍在黑暗中，静悄悄的前进着，这时后方传来了紧张的枪声。大家四散开来，有几个年轻的战士，迅速转向后方的枪声，趴下还击，掩护战友撤退，郭沫若也跟着大家一样掩蔽起来。他忽然发现，安琳不见了，内心焦急起来，此刻，在郭沫若的内心中，安琳的安危是远远超过他的安危的。等枪声消失，同志们都出撤退了，郭沫若四下察看，只有他还在原地，向前方疾走，本来就十分紧张，而安琳的安危又挂在心头，他的内心在此刻真是无助极了。
在黑漆漆的夜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前方走过来一个黑影，心里害怕极了。忽地，他又惊喜起来，是安琳在呼唤他的声音。原来，是安琳发现他没有跟上队伍，独自一人折回来找他。郭沫若是感动万分，在漆黑的夜空下，紧紧地握起了安琳那纤嫩的手，对安琳诉说着深情的话语。风雨同行，共患难，使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浪漫主义诗人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掉队的他们，辗转各地，没能再跟上队伍，便决定，经由海路到香港，然后潜回上海。经由当地居民带领，他们先到盐酸寮，再经过百余里的步行，来到海边的神泉，准备乘坐货船至香港。由于，货船前往香港，需要等东南风才能出航，村民就安排他们在附近的小楼上住下，这一等就是十天。
危楼临海立，相伴有红妆。
久盼风不至，回首陡伤神。
神泉
安琳，无疑就是郭沫若的红妆。等风的他们，是有时间倾心长谈的，他们谈革命事业，谈文学，也谈到了未来。安琳自语道：“散了，也就算了吗？”郭沫若，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深情地看着面向大海的安琳。他们的内心，是渴望、愿意永久在一起的！但是他们眼下急切的任务是，借道香港，回到上海。
上海多伦路（原窦安乐路）
风等来了，两人风雨同舟，相伴回到上海的时候，已是1927年11月。窦安路一户小房子里，安娜和四个孩子租住在这里，看着从战火之中辗转回到身边的丈夫，安娜自然是惊定两行泪。但是，现实不容他们多逗留，此时的郭沫若正在被蒋通缉。他们计划全家人去往苏联避难，出发的当天，郭沫若突然头痛欲裂，面部发肿，高烧不退，诊断为斑疹伤寒。他们只能前往一家由日本人开的诊所，诊所的主人石井勇，是郭沫若在日本求学时的同学。安娜噙着两眼泪，央求着石井勇一定要把郭沫若治好。
多伦路
刚住院的两周，郭沫若几乎失去了知觉，经常把伺候他的安娜，大骂一通。安娜，每天安顿好孩子后，就会急匆匆地赶往医院，照顾郭沫若。每次来，安娜都会带来水果和鲜花，那苹果溢着清香，那鲜花透着朝露，它们都是安娜对郭沫若的爱啊！然而，郭沫若的病情日益恶化，痛苦的祈求者安娜，能给他一把利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突然，有一天，石井勇医生，告诉安娜，让她准备好后事。安娜心痛万分的不愿意相信，求着医生救救他，救救她的丈夫。
郭沫若，自由有着健朗的身体，靠着极强的抵抗力，扛过来了，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医院调养半月后，安娜就接着他深爱的丈夫回家了。第二天早晨，郭沫若早早地醒来，望着疲惫的安娜，两人相拥而吻。郭沫若，后悔了，他自责自己跟安琳的感情，安娜才是他的挚爱。
郭沫若
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
我的生命是她就起了的。
恢复过来的郭沫若，一连写了好几首诗，表达对妻子安娜，深深的感激之情。苏联自然是去不成了，无奈他们只能回日本避难。在出发前一天，成仿吾、等好友为郭沫若送行，在上海的安琳自然也来了。
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席间，由于安娜在，安琳并没有表现的跟郭沫若过于亲近，相反，两人都过于拘谨。当然，这里不是在他们等风的楼上，不是他们同舟共济的货船上，自然会十分的尴尬。为了化解空气中尴尬的气氛，主动给安琳夹菜，安琳两颊立马像熟透了的苹果，显得更为不好意思。安娜注视着安琳，久久，没有说话。回到家里，安娜问道郭沫若：
“你跟安琳女士是什么关系？”
郭沫若把跟安琳故事的大概，讲给安娜听。安娜追问道：
“你爱她吗？”
郭沫若向安娜承认：他爱着安娜。安娜指着睡着的四个孩子，自语道：如果不是这许多孩子，我是愿意成全你们的，但是孩子们不能没有父爱。郭沫若无法作答，心中想着自己安琳，在黑夜里睡去，第二天同安娜带着孩子，开始了日本的流亡生活……
作为一代文豪，浪漫主义的大诗人，新社会的文学泰斗，郭沫若自然也是浪漫成性。在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原因跟妻儿聚少离多，自己又有着大把才华，自然是深得年轻女性的追逐，安琳就是其中之一。当年轻的安琳，携带着爱慕袭来，纵使郭沫若内心想着安娜，也是不能抵挡的。而安娜对郭沫若一直是无怨无悔的深爱着，他的丈夫一天天成为一代大文学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怎么能不爱！看着他的丈夫从烽火连天的战场回来，从病魔的手掌之中死里逃生，面对丈夫的“红杏出墙”，安娜自然也是选择了原谅，毕竟在她心里，丈夫已经悔改了。
这个文字乐死我了，事事往郭沫若和19岁小姑娘搞对象上靠，简直可笑。
胡公冕夫人彭猗兰逝世
发布时间：2010-07-01 16:53:02 编辑：戴益洪 字体：大 中 小
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夫人彭猗兰，6月28日发病，6月29日凌晨零时10分逝世。
彭猗兰，1908年10月30日生，安徽芜湖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离休干部。彭猗兰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中学，1925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文理学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与胡公冕结婚。
婚后曾随胡公冕回到我县五尺，未过半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后要逮捕他们，因事先得到秘密通知而及时离开，回到上海隐蔽在租界里。
1929年生下长子胡宣华后流亡到新加坡教书。
2005年李敖清华演讲# 李敖
https://v.douyin.com/i6ahhW68/
1936年，一个外国记者进入四川，目睹了大灾下人吃人的惨状
稗史候说
2024-04-24 12:27
广西
1936年春，美国记者戴维在四川目睹了大旱和战争引发的大灾，导致人吃人的惨状。灾情严重，大量人口饿死，县城人口减少三分之一。饥饿导致食人之风盛行，甚至有人卖人肉。尽管灾情严重，但川军仍出兵百万抗日，展现出伟大精神。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1936年的春天我进入了四川，目睹了大灾下人吃人的惨状。”——戴维
1936年的春天，美国记者戴维到巴蜀大地上采访，此时的天府之国已成灾难之地。大旱和战争导致大灾爆发，灾情如火蔓延焚烧着四川省。虽然他们心里有所准备，但接下来的情况还是令人震撼不已。以下是他的真实见闻：
饥肠辘辘的老人
中午时分，“国际社”的汽车停在了剑门关下，沿途所见皆是赤地，连昔日植被茂盛的山坡也变成了荒地。全县村村受灾，以草皮树根和白泥为食者不下18万人。
旷野赤地中，幼童提着竹篮，爬到树上摘来枯枝，煮熟后用来充饥。灾民如蟊密集，树叶早被灾民捋光。半大的孩子饿死荒野，抛尸田地树林和沟壑之间，干瘪瘦弱的野狗出没尸体旁，以饿死者的躯体为食。
汽车继续往前，进入了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的灾民都是衣衫褴褛，瘦弱得皮紧紧贴着骨头，好像活着的骷髅骨架一样。灾民们见到我们，递出破烂肮脏的碗来要吃的，他们真的是太饿了。
摘树叶子吃的孩子
在遂宁县停留吃饭休息时，中国领队告诉了我们更惨痛的事情：涪陵县的灾民挖白泥来当食物吃，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入北岩华厂坡，挖空的山体崩塌下来，当场压死灾民50余，后来因争吃白泥发生了相互械斗厮杀的事情。
抢到白泥为食的人，也躲不过饿死的命运。白泥吃多了人大便拉不出来，腹肿胀得难以忍受，有不少人被活活撑死，尸体顶着鼓鼓的肚子，横躺在田间地头。还有那未死的灾民，极力挪动着没有力气的双脚，人还在慢慢地走着，转眼间就倒地死了。
当局的报告里说，四川省共有148个县，受灾的县多达125个，受灾人数多达3700万人以上。大量人口饿死，导致县城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万源县城灾前有10来万人，大灾后只有寥寥数千人存活。
城中的饥民
食人本是不人道的行为，只有野兽才会相互吞食。可是在大灾难下，食人之风盛行。
饿死的人倒下后，大腿和臀部等有肉的地方，都被后面的人用刀割下来食用。在去万源县城的途中，我们下车询问了正在逃难的饥民，他们向我们描述了令人吃惊的事情：
县城某地有人卖人肉，每斤人肉500文钱，这还是死人肉的价格，如果是活人肉可以卖到1200文甚至更多。很难想象在文明社会的今天，竟然把人肉当成猪肉卖。
饥饿的一家人
乡下没钱买肉的人，则只能吃死掉的亲人。在万源县某村，有三名妇人为活命吃掉了一条人腿，人腿也是倒毙不久的亲人身上割下来的。
在通江麻柳坪有一妇人，带着两个小女孩逃荒，路途中妇人饿毙路旁，两个女孩饿得无法坚持下去，无奈吃掉了其母身上的肉充饥。救护队的人赶到时，两个女孩已经浑身污血，双眼血红如野兽。
桐木洞村有妇人饿得难以忍受，杀死3岁小女儿食肉，但也仅延续了几天时间，妇人也被饿死了。涪陵饥民、丰都饥民易子而食，在山中用火烹烧人肉而食等等，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饥民们讲完了这些事情后，我们的车进入了万源县城中。城中已有人拉来粮食赈灾，专门负责赈灾的刘姓署长在一间瓦房里接待了我们。
他拿出了很多关于灾情的材料，并现场读给我们听，希望我们能把这些材料报道出去。这些材料都是各种关于吃人的事情，这些材料上记录的事情比饥民说的更恐怖、更令人难以置信：
例如，在一份关于吃人成瘾的报告中，他说在鱼池湾村，有杨姓村民杀吃了孙女，此人吃过人肉后上了瘾，每日每夜想着吃人；有个姓康的村民，吃掉了亲人身上的肉，也是上了瘾。后来袭击体弱的老年人吃肉，最后被人发现打死。
南江县有个叫孙光的屠夫，大灾之年其家牛肉摊上从不缺货，后来查实是他袭击路人杀肉，再当成牛肉卖出赚钱。孙光一家以此肉度过饥荒，并挣了不义之财。孙光每日必吃肉，就如吃饭一样。孙光后来被人逮获，被饥民拷毙于石柱上。
四川大灾下的百姓
至于滥杀无辜充作粮食的报告，在所有的报告中是最多的。靖化县有姓王的兄弟姐妹四人，为充饥骗三个姐弟骗二妹用绳子套在脖子上，其余三人狠心将二妹勒死。勒毙无辜后，又将其肉煮在铁锅里。
兄妹三人杀人食肉后，不出几日后饥饿难耐，于是又将邻居的4个孩子骗到家中，用棍子将他们残忍杀害食肉。连续吃掉5人后，邻居才察觉其恶，便扭送至县府问罪。
县府以兄妹三人罪大恶极，判处枪决之刑。后来念及大灾之年这样的惨剧太多，兄妹杀人而食实属无奈，最终只判处10年监禁。但王家兄妹三人关入牢中后没多久，纷纷暴毙身亡。尸检结果是食人中毒，导致暴毙身死。
饿死野外的人
另有一刘姓农民饥饿难耐，去20里外的县城换粮食来吃。回家时已是三天之后，家中三个娃娃已不见踪影，寻找之下竟然在邻居家的箩筐里发现了人骨和人头。农民正想与邻居理论，只见邻居手持斧头追杀而来，农民吓得跑出了邻居家。
刘姓农民跑回县里报案，县府派兵擒拿了作恶邻居，从其家中搜出孩子头骨41个，大人头骨22个。这60多人已成其口中之食，其杀人食肉已经多日，也是为充饥而滥杀无辜。县府兵丁将邻居擒拿归案，公审后将其枪决在县府附近的冷水塘边。
凡此种种惨剧连篇累牍，我们听后已经惊讶得说不出话了。没想到在天府之国，竟能出现此种人间惨剧。刘署长的报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将这些事情写成报道，拍摄了文中的相关照片呈给了成都，并递送给了南京……
这样的文章太少了！！！嘿嘿嘿！！！
@淡淡忧伤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94889
家园 李尚福这么位高权重的向谁行贿？更大的老虎是谁 李尚福这么位高权重的向谁行贿？更大的老虎是谁——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审查调查中还发现李尚福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有些事绝非一日之功——
“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李尚福上位国防部长时间比较短，明摆着凑大老虎人头的
未来几年所属团团伙伙倒霉的肯定一大串
家园 不能让老百姓吃饱、享受物质丰富，不能使中国强大—是最大的腐败 不能让老百姓吃饱、享受物质丰富，不能使中国强大——是最大的腐败。
文革、毛时代、计划经济不能让中国强大（我指的是有望世界第一的强大）。
家园 老农民卖血供儿子读书 老农民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他是为自己的儿子、家族打基础。
文革、毛时代、计划经济不能让中国强大。
计划经济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基础，为了打这个基础，那一代人吃了好几代人的苦，日子确实不好过。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打基础还要过好日子，一个家庭做不到，一个国家也做不到。
最恨那些坐在大树下乘凉的人，喋喋不休的抱怨曾经组织他爷爷辛辛苦苦种树的人，没有良心。
当时他爷爷都不抱怨，结果乘凉的孙子在抱怨。
家园 老农民60年吃儿子的肉。照片血腥，就不发了。 在我进行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中，接触到的各地饥民吃人肉事件档案材料和知情人所说，非常普遍，杀害亲人吃肉案件也有不少。澧县也有饥民饿不过，悄悄搞死人肉吃的。但是，像刘家远这样“杀子食子”案件破案后，在其杀子尚未来得及吃食情况下，公社书记喝令刘家远“当场吃给我看”，以“夯实”罪名，并指示将其和死尸即物证在全公社游乡示众；抓到县城后，县委又将其和死尸即物证游街示众者，组织万人大会宣判，枪毙后死刑布告在全县各地张贴的情况，广泛的社会影响，是我发现的唯一特例，在大饥荒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我所接触到的案件中，其它地方案件上报后，县委和公安部门一般马上将案犯抓进监狱，将案件改头换面，以“破坏尸体”罪判决。如信阳惨案揭露后，路宪文在“民主革命补课”的“集训队”里，因揭发他亲自将“吃人肉”罪，改为“破坏尸体”罪，以“掩盖罪行”时，他交待说：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想到“在自己的领导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党抹黑，怕造成恶劣影响”，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所以才指示该罪名。商城县委书记张念仲，交待将“吃人肉”罪，改为“破坏尸体”罪时说，“在我的领导下，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案件，怕影响不好，怕上级知道后无法交待，也怕后人评说。”“以掩盖人吃人的事实。”
我问原澧县人委会的一位长辈：“其它地方都在掩盖人吃人，为什么澧县把刘家远案，用这么大规模的形式，搞得惊天动地人人皆知呢？”
这位长者告诉我，恐怕公社书记是要“破大案”，逼着刘家远吃几口，才能造成把罪名搞大点、破大案、立大功的落案事实。而县委书记马玉书，南下干部，大老粗，霸道蛮狠。他脑袋里，怕也和MZD一样，想不到“人相食，要上书”的！他只想到要拿这个案子，来威懗其他饥饿中的老百姓罢了。想不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来写这件事，将它写进历史！
县委调查材料称：刘家远将煮好的孩子，“吃了几块”。知情人告诉我：刘家远把儿子吃了一餐，在审讯时还说，好几年以来，他是那天第一次吃了一餐肉。
我在2011年的再次调查中得知，刘家远把儿子吃了几块，是干部刻意人为的事件。刘家远杀儿子后，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人发现报案。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报案。
据澧县公安局的审讯材料：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2011年4月，我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刘家远的侄儿、该案的报案人之一刘生涛，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其所述事实，与官方文件及公社干部和其他知情人所说情况有所出入。
刘生涛说：我叔叔其实最喜欢小伢，对我们这些侄子喜欢得不得了，平常出门都带起走的。当时没得吃的，婶子还带了个小女儿，一家四口，一餐两小钵水发饭，没吃的，实在过不去了，婶子天天吵架，过后就带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把女娃丢在家，自己到湖北公安那边去了。 叔叔自己带个一岁多的小伢，没得吃的，没办法，只好带小伢往外跑找吃的、找婶婶。先是跑到湖北那边，那男人看人家屋里来找，婶婶也烦不过，回段家湾去了。父子俩也没捞到吃的，又到段家湾找婶子。到了那里，又多了两张嘴吃饭，婶子也是在娘家吃她姊妹脸色的饭，哪么搞得拢来？不管他怎么讲，反正婶子要离婚。腊月二十三他回来了，俺姆妈问他怎么回来了？他说她不要我了，离婚了。婶子能干也没得用，都共产归集体了。那时候吃食堂，没饭吃，饿得都没得办法。俺屋里大哥当兵，剩五姊妹（方言，兄弟姐妹），加父母亲，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俺几姊妹就出去搞点菜、野根子回来，姆妈放在锅里一和，大家再吃。60年我九岁，天天出去挖野菜、寻草根。家里人饿得个个喊头昏，病病痨痨的。叔叔两个人，一小钵水发饭，给伢儿吃都不够。记得天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个伢儿，坐在边上看。俺也没得吃，也给他吃不了。天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都没得法。 他屋里长期没吃的。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也是饿的得浮肿病，走路都歪搞起。那个伢儿也是饿得皮包骨，只剩一低低（方言，发di dia音，点点）。
没吃的不说，他那个屋子也四处见风，也是真可怜。你问怎么回事？他屋是土墙瓦顶木板壁。干部瞎指挥，喊“一年要插四季稻”，十冬腊月田里就要下谷种。田里结冰，干部就把各家的板壁拆了，竖在田堪四周挡风。刘家远到外头跑了几个月，回来只剩下个屋壳子。一床破被絮，父子两个盖了上身露下身，屋里头冰冷的。看到好伤心。他回来十天，腊月二十三回来，正月初三就出了这么个事。是我姆妈和我发现报案的。
当时“大干水利”，队里人都上堤修工程去了，湾里只有我姆妈带湾里的十多个小伢。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方言，发dia音，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他的门是用剩下的大柜一挡，俺就使劲推。推开进去，他就把个伢儿往被窝里一蒙，屋里几块砖垒的灶上，甊锅里在煮东西。俺姆妈怕他煮的是鸡子，上去把被窝一把拉开，滚下个没脑壳的伢儿。脑壳煮在甊锅里。俺快懗死去，腿肚子都抽筋。俺姆妈也懗得不得了，就往外头退。
刘生涛回忆说：当时俺姆妈看他连自己的小伢都杀了吃，生怕他把屋里带的十几个小伢也弄了吃，赶紧去报案。那天正好队里陈克建吃食堂死了，队里从堤上派了8个人给他出坟，正在挖坟坑（我丈量过，就在刘家远家二十多米处——引者）。听到姆妈喊“杀伢儿啦！”给出坟的杨祖万一讲，他就带几个人来。冲进屋里的时候，他还在灶门口烧火。就这么一会儿，刘家远已经把伢儿杀成几大块，放在甊锅里煮起了。
杨祖万问他：刘家远，你在搞么得？！他说：哎呦，我把一个死猪仔弄来吃的。几个人用绳子把他反捆起，用抬屍的杠子从背后一串，一边抬起到公社，一边就去报告。甊锅是一个剃头匠拿起走的。
我问他：材料上说，他把小伢吃了几口，是怎么回事：
刘生涛非常沉重地摇摇头，答：不是那么回事，是公社领导祸害的。人捉到公社后，公社领导先审的。当时伢儿还没吃，公社书记张先其问他：你把伢儿杀了准备干什么？
他答：饿了，想弄来吃；
张先其一拍桌子，喝道：那你吃给我看！刘家远起身扯了小伢吃了几口。讲起来真的过不得！然后在全公社各公社游街示众。公安局的人带了好多民兵来现场，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瓦罐坛子里有半升谷头子（不到半斤）。公安局的喝问他：“有谷子吃怎么还要啥伢儿吃？”刘家远答：“两父子，全部家当就是这么点谷头子，哪个都吃不得。”
公安局的枪毙他，我去了，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阴裆的用枪捣了十几下。
陈世培是当时押刘家远游街示众者之一。采访中，老人家的表现很有意思。他小女儿是低我一年级的同学，女婿是我的好朋友。原来他讲好要说的，结果我才北京赶到澧县，怎么动员，他都推脱“年纪大了，记不得那些事了”。
女婿揭发他“昨天还讲得蛮清楚的”，逼急了，老人家就喊：“那是M主席政策搞的事，我哪么讲得的！”他屋里专门有一间房，供毛泽东塑像，常年不断香火。
后来听女婿说。他孙子要考研究生，还要我帮忙，老人家马上改口，把看押刘家远游街示众的事说了出来。还说他四女儿看了那个甊锅里煮的伢儿脑壳、胡萝卜，从此一辈子不吃胡萝卜。
陈世培还说：那时候死人多了，也没人把死人当回事。大搞积肥运动的时候，澧县澧西、如东、澧南几个公社，还把死人挖出来，用大锅炖起来“熬化肥”。城关镇边上就有死人“熬化肥”的锅灶！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生涛说：公安局枪毙他，我去了，那天从车上拉下来，上午在牛张小学那个操坪里开的宣判会。会一开完，几个当兵的把他押到坎边，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裆用枪捣了十几下。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据老人说：“当时布告一贴出来，家家户户、大人小伢，都讲吃小伢案！
刘家远案报案人刘生涛（左）与二哥刘生清在接受采访后现场照
通宝推：迷途笨狼,家园 第一，这个刘是不是吃，不一定/大家有时间分析姜萍不如分析这块 -- 有补充 第二，这个事情网上一堆分析的，大家可以看看。第三，这个人有病，文章也是承认的。
所以这个事情和三年灾害没毛关系，问题在于，你贴这个是什么心理？你在哪里？是国内吗？
或者你是副将么？
几十年了，一点不看反面意见，你觉得你正常么？今年是2024年了，你贴这个心理感到快感吗？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12/311371.html
https://www2.zhihu.com/question/397966683
又如余习广所写的《刘家远食子案》，一面说着刘家远做梦都在想着吃肉，一面又记下刘家远杀了儿子后却去地里偷回红罗卜和着人肉一起煮，一点也不急着吃肉。没有挨过饿的余习广根本就不懂得饿极了的人的心理，有肉在锅里搁着，哪里还会想去费时费力地偷红罗卜煮肉呢。还有，刘家远把儿子的头和身体放在锅里煮了半晚，可是，“拍”出来的头像照片，五官、面部皮肤、头上毫发，竟然都完好无损，哪有这种可能呢。
“京客(余习广的网名)先生，既然那本书是你的原创，那就回答我50楼的问题吧，别和我说在查阅“澧县公安局的档案材料”时只翻拍了两张照片相机就没电了，封面没拍，文字部分一点也没拍....呵呵。楼主如果不解释那就说明你是造假能手、骗子。自己承认原创的，怪不得别人了。从此以后骗子就不要再出面了。”
京客当年回应质疑文字：
“你算什么?有什么资格和我说上(拍)封面、上(拍)文字?我按照自己的风格引用材料不行吗?你们这帮家伙，自己不学无术，没有功力不说，又不能扎扎实实地去下功夫发掘材料，以证明没有大饥荒、没有饿死人、没有食子案的时代!免费告诉一个进入史学的基本常识：你要推翻人家的结论，必须拿出自己的证伪材料来证明你自己的观点!你要推翻我的观点，必须要你自己来下功夫对我的材料进行证伪，这是你起码该做到的，懂吗?真是个无脑的笨蛋!我一直在说：毛毛虫们为了捍卫他们的尊神，泯灭人性，满嘴高调谎言。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去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下真功夫、找可靠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的。而耍嘴皮子嘛，又缺少严谨的逻辑、扎实的功底、感人的文采、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字功夫和魅力。即使在毛毛虫时代，现在的这些耄粪家伙，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一帮百无一用的废物。”
一、刘家远儿子的半岁照
先说被害人的半岁照。据“习文”所述，刘家远于1958年初结婚。“年初”这个概念至少可以表示一年的元月这段时间。我们假定刘家远在元月15日结婚。他的儿子出生最早也要到当年的11月15日(早产除外)，长到半岁是1959年5月15日以后的事。
可是，按照余习广所述，这时候正是澧县如东公社大刮共产风吃公共食堂的时候。“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据说是被打伤的)的钱也没有。”
那么，照像要不要钱呢?这个问题就很有一说的必要了。那时照像不但要钱，而且找个照像的门店也很难。那时可不像现在，自己拿起相机、手机，咔嚓咔嚓的只管照就是了。六十年代末，我老家的区镇就一家照相馆，全区就这么一家!六十年代初，区镇有没有照相馆?我的记忆中怎么着也找不到这样的印象。但是，可以肯定一点，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在我老家的乡下，照像这个单词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我的直系血亲，从祖辈、父辈到我这一辈，三代共十七个人，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留有一张那时候的照片。只有我照过两张，1963年高中毕业时用于毕业证上的一张大一寸照，还有一张是全班的合影留念照。
至于小孩子出生后的什么三朝、百日照，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一套!这个情况很好说清。年轻人可以问问自己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长辈，看哪位的父母给他留下了纪念照。
当然，也有可能澧县(湖南)的现代文明比我们湘潭来得早。可是，从余习广的笔下来看，刘家远的家乡比我们那里还要糟!大饥荒都饿得快要人吃人了，还拍小孩子的半岁纪念照!
最简单的检验方法是，如果余习广出生在当时农村的普通社员家里，那就请他出示一张自己的三朝、百日或是半岁纪念照!
二、刘家远的长袍胶鞋照
再说刘家远的照片。刘家远身着长袍，就从他的长袍说起。解放初期，我们乡下还有人穿这种长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穿。毕竟这种袍子很费布料，做衣服要多花钱。很多穷人连过冬的夹裤都做不起，自然就不要说做长袍了。当时我们乡下最“时髦”的打扮是系围裙。一块靛青粉煮成黑色的布料，自己缝上一串边，在上方的两端各钉一根布带。往腰间一系，就把身子的下半截围住了。冬天可以保暖，做事时可以防脏。制作简单，清洗方便。如果要下水田，将钉布带的这条边象卷画卷一样卷几圈，卷到可以遮住挽起来的裤管为止，也可以起到保护裤子的作用。长袍就没有这些好处，而且劳作的时候很碍事。所以，一般经济稍宽裕的人做一件袍子，也多是作为礼服出门会客穿的。当然，冬天穿上防寒保暖也是挺好的。
不过，没过多久这种服装就在我们那儿淘汰了。具体什么时间淘汰的确实记不起来，但到五十年代末，我的记忆中已经没有这种服装了。我自己虽然穿过右侧开衩的上衣，但记忆中是没穿过袍子的。穿第一件学生装的记忆非常清楚，是一九五六年。估计长袍和开右襟的服装消失也是在这个时候。
所以，刘家远1960年犯罪的时候还穿着长袍，从时间上分析，以我家乡的情况来衡量推测，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澧县那时还兴这种服装，我的怀疑就是多余的了。
即使澧县那时还兴这种服装，但我以为刘家远不会穿这种服装。因为他是当过兵的人，穿惯了短装。三十来岁的他复员回来以后，应该不会追求这种正在“退潮”的老式装。再说，从经济力量看，孤身一人(余文没提到他有父母)的他，好像也做不起这种“富贵装”。
这块我也感到疑惑，我的疑问是当时为何穿这种衣服？保暖吗？
因为，肯定不方便农活 啊，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己感觉最后一顿吧，所以我只能说他精神有问题。呵呵呵。
三、被害人的尸体照
再看被肢解的刘家远儿子那个完整的端端正正的摆在一块非常方正的像石碑一样的石头上的头部图片：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头发，完好无损，看上去栩栩如生。可是，我们再看余习广的文字，就发觉不对劲了。《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再调查》中说：
“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
“屋里几块砖垒的灶上，甊锅里在煮东西。俺姆妈怕他煮的是鸡子，上去把被窝一把拉开，滚下个没脑壳的伢儿。脑壳煮在甊锅里。
“还说他四女儿看了那个甊锅里煮的伢儿脑壳、胡萝卜，从此一辈子不吃胡萝卜。”
文中三次提到孩子的头在锅里煮。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了。煮了多久呢?我们还是从余习广的文章中找答案：
“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就把儿子杀死了，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报案。”
这段话把刘家远杀子的时间和邻居发现的时间交待非常的清楚。如果刘家远将儿子的头一直煮过不停，至少也煮了整整一个晚上，煮到第二天邻居发现时，他儿子的头骨恐怕都熬成膏了。虽然熬这么久没有必要，但是，既然打起了要吃的主意，起码也得熬烂煮熟吧。哪有可能还留下一颗完好的头颅给公安拍照呢!
这块倒好解释，公安局为了体会案情故意摆放的。
但是总让人感到描述和孩子的情况不符合。
四、一张人为摆设的展览照
整个图片是一张将犯人、已经肢解的被害人和鼎锅组合在一块的组合照。可以肯定，这不是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图片。哪有公安部门会如此拍摄犯罪现场的?为了侦破案件的需要，为了更好地保存现场证据，他们绝对不会吝啬一张两张胶卷，该分开拍的一定会分开拍，不可能把鼎锅里煮的人头安放到石块上与肢体组合在一块拍。架在两块砖头上的鼎锅煮头颅现场也一定会单独拍。掀开锅盖的锅内情节也一定会单独拍，而绝对不会人为的将鼎锅靠墙侧放再将锅盖搁在锅侧上方进行拍摄。很明显，这样的图片不是为办案需要拍摄的，而是为了让读者观看而拍的展览照，目的就是为了搞展览。
这块质疑合理，必定应该是原位比较合理，也就是警察不会重新摆放，那么这个到底是谁摆放的就不好说了。
余习广先生说：
“县委调查材料称：刘家远将煮好的孩子，“吃了几块”。知情人告诉我：刘家远把儿子吃了一餐，在审讯时还说，好几年以来，他是那天第一次吃了一餐肉。
我在2011年的再次调查中得知，刘家远把儿子吃了几块，是干部刻意人为的事件。刘家远杀儿子后，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人发现报案。”
他家瓦罐子里还有半升谷子呢。在饿到要杀子充饥的情况下，民兵的这个发现
这块也是矛盾之一。还有煮着孩子去挖萝卜。
余习广的：
2011年4月，我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刘家远的侄儿、该案的报案人之一刘生涛，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其所述事实，与官方文件及公社干部和其他知情人所说情况有所出入。
……他回来十天，腊月二十三回来，正月初三就出了这么个事。是我姆妈和我发现报案的。……(我们)冲进屋里的时候，他还在灶门口烧火。就这么一会儿，刘家远已经把伢儿杀成几大块，放在甊锅里煮起了。
杨祖万问他：刘家远，你在搞么得?!他说：哎呦，我把一个死猪仔弄来吃的。
……几个人用绳子把他反捆起，用抬屍的杠子从背后一串，一边抬起到公社，一边就去报告。甊锅是一个剃头匠拿起走的。
我(余习广)问他：材料上说，他把小伢吃了几口，是怎么回事?
刘生涛非常沉重地摇摇头，答：不是那么回事，是公社领导祸害的。
人捉到公社后，公社领导先审的。当时伢儿还没吃，公社书记张先其问他：你把伢儿杀了准备干什么?他答：饿了，想弄来吃;张先其一拍桌子，喝道：那你吃给我看!刘家远起身扯了小伢吃了几口。讲起来真的过不得!然后在全公社各公社游街示众。
据他侄子刘生涛说：“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究竟是抱个伢儿动不了身还是懒得动身?我以为应该是一个懒字在作怪。岁多点的孩子也不过十几斤重罢，用背带捆缚在背上，未必连野菜也挖不成!
余习广第一次调查时获得的县委“材料”中对此却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这个解释显然也不能令人信服。刘家远胆小怕事，鼎锅里那些红罗卜是谁帮他偷的呢?
除了这个懒的毛病，刘家远在当地应该还有一个“小偷小摸”的名声。余习广的文中对此也有所表述。抛开“反偷风”干部逼他交待的那一次以外，杀儿子这晚上去偷红罗卜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刘生涛说的下面这件事是个更有力的说明：
“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别人一丢东西就会将小偷怀疑到某人的身上，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相信不用我向大家多说。特别是嫂子家里丢鸡马上就联想到了小叔子刘家远的身上，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反偷风”干部逼刘家远交待偷东西的事。我经历过那个时代，也参加过一次大队召开的斗争小偷会(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天晚上全大队就斗了一个，是我们生产队一位小有“名气”的姓彭的人。刘家远所在的如东公社即使比我们家乡抓得紧，应该也有一些摸排到的重点对象，而不可能人人过关个个审查的。
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余习广第二次调查时刘生涛是这样说的：
那时候吃食堂，没饭吃，饿得都没得办法。俺屋里大哥当兵，剩五姊妹(方言，兄弟姐妹)，加父母亲，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俺几姊妹就出去搞点菜、野根子回来，姆妈放在锅里一和，大家再吃。60年我九岁，天天出去挖野菜、寻草根。家里人饿得个个喊头昏，病病痨痨的。
叔叔两个人，一小钵水发饭，给伢儿吃都不够。记得天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个伢儿，坐在边上看。俺也没得吃，也给他吃不了。天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都没得法。
他屋里长期没吃的。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也是饿的得浮肿病，走路都歪搞起。那个伢儿也是饿得皮包骨，只剩一低低
这两次调查材料，都把刘家远杀子的原因归咎于饥饿。但是，我依据这两份材料仔细进行一番分析，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
1、这时还在办公共食堂。无论是澧县上报材料中提到的“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还是刘生涛说的“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都不可能少了刘家远父子这两份，别人有吃他们也有吃。
2、从明处看，刘家远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去挖湖藕、找野菜，但是，与别人比，他有更易寻食的方法，这就是偷。杀子的这晚，即正月初二的晚上，他还去偷了红罗卜!谁能肯定他初一晚上没有去偷、三十晚上没有去偷!……
所以，他们父子与别人的饥饿程度应该是一样的。而据刘生涛所说“湾里只有我姆妈带湾里的十多个小伢”，这个生产队应该还有十几个小孩子，为何别人都没有因为饿而要杀孩子，只有刘家远饿得没办法要杀儿子呢?
这就必须从刘家远身上寻找特殊原因了。与众不同的情况是，他的妻子出走了，而别人都有一个完整的家。
澧县上报材料中有这样一段：“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
岁多一点的孩子，刚刚离开母亲不能适应没有妈妈的生活，吵闹特别厉害、“围着他要妈妈”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即使不饿也会如此的。孩子无休止的吵闹对于正处于失妻之痛中的刘家远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使他的生活陷入了度日如年的煎熬中。
“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就是刘家远这段日子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说明他的心理已经出现了异常状态。
晚上是孩子吵闹最厉害的时候，所以，对于他来说，晚上的时间更难熬。据刘生涛说：“天天(每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饭)，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每晚来看人家吃饭不可能是因为饿的原因，因为看人家吃是看不饱肚子的，反而会增加饥饿感。刘家远为何每晚到刘生涛家来串门，其实是在无奈之中到哥嫂家中来消磨难挨的时间!
(1)、“1958年初，刘家远取了个“拖油瓶”老婆，是津市段家湾人，带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当时没得吃的，婶子还带了个小女儿，一家四口，一餐两小钵水发饭，没吃的，实在过不去了，婶子天天吵架，过后就带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
“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儿子杀死了，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
“他屋是土墙瓦顶木板壁。干部瞎指挥，喊“一年要插四季稻”，十冬腊月田里就要下谷种。田里结冰，干部就把各家的板壁拆了，竖在田堪四周挡风。刘家远到外头跑了几个月，回来只剩下个屋壳子。”
“他的门是用剩下的大柜一挡（于斯大概是最后一餐），俺就使劲推。推开进去……”
在这篇文章中也把真实的那个时代告诉我们大家了。
(1)、“这下终于了结了‘延续香火’的心愿，他着实开心了好些日子，乡亲们还记得他为儿子办“百天”，请了几个亲戚吃酒的事。”（这段很重要，百日照必须存在、对比）
刘家远于1958年初结婚，满打满算，他儿子满半岁最早也是1959年5月间的事了。我们十分欣慰的看到，正在经历着“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的澧县如东人民公社，孩子出生的喜庆方式-做百日酒的传统习俗还在!人们的正常亲情友情还在!
(2)、刘生涛说：“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方言，发dia音，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可想而知，刘生涛家里应该喂了很多只鸡!原来，那个年代，即使是吃公共食堂时，也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至少可以喂鸡!
(3)、“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去找”。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的时代，如东人民公社的正常社会基础——家庭，并没有受到破坏。刘生涛父亲与弟弟刘家远还是作为两个独立的家庭存在!
(4)、刘家远寻老婆从湖南澧县到湖北公安县再到湖南津县再回到自己的老家澧县，历时好几个月，一路畅通无阻。原来，那个时候的农村社员，也是可以自由外出的!“身无分文”的刘家远，也可以带着一个孩子，在外面待上好几个月。
通宝推：翼德,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看了网上一堆照片，确实像胶鞋，另外我对孩子百日照感到奇怪 -- 补充帖 为何百日在地上，而且感觉乱七八糟的地方照相？余习广是确认和提出了是百日照的。
那不应该是比较欢乐状态下的干净的照片。我的猜测是制造这个照片的本意是想强调这个孩子就是死孩子的照片，所以乱七八糟的，于是就和砍头照片矛盾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其实我觉得被抓的背后的墙也挺奇怪的，感觉质量很好。
家园 60年饿死多少人，是否有人吃人，建议你找迷途笨狼去辩。 家园 第一，笨狼是个傻子，第二，你怎么不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吃人了？ 有没有吃人，不好说，不确认，但是这个例子肯定不是，这是常识，你傻逼，你上来叫板啊？
第三，饿死人我承认有，但是多少必须说清楚，你们上下嘴唇一动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你是傻逼吗？
说饿死人多有快感吗？
几百万饿死，几百万半饿死？几百万濒临饿死？你会算数吗？
你要是理直气壮，你不回应刘志远案？我写了回复之后，你们几个傻逼畜牲一言不发，就完事了？你们挟死人时的兴奋度呢？你们的能色呢？傻逼了？
是人得做人，你们配做人吗？今天是1937年77事变纪念日，你给我说新中国饿死人？你是真傻逼吗？
你不觉得自己是个畜牲么？
60年饿死多少人，是否有人吃人，建议你找迷途笨狼去辩。
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卧槽，看把你得意的，本狼是你爹啊，你觉得他就代表你了。他笨狼凭啥计算他的结果？他算个啥？他有啥资格定义新中国饿死人？他的那些数据和傻逼一样，你也认啊？你是不是狗？
你这么舔笨狼的屁眼，他同意了么？
借地问询一下笨狼啊，请问你这个数据啥意思，怎么来的，怎么算的
饿死人是你算出来的吗，你这个帖子我一直点花，但是没通过，但是实在没看懂你啥意思。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95994
我早叫板了，他回应了吗？
@迷途笨狼
家园 《墓碑》如果弄虚作假，作者早被千刀万剐或更狠的收拾再公开批判 大饥荒时期淄博有人吃人，一个院子邻居诱杀小女孩
那些流窜的，估计部分可能吃人或被吃掉，能跑到新疆的寥寥无几，查查之前和之后地图册新疆人口说明说明就清楚
《墓碑》如果弄虚作假，作者早被千刀万剐或更狠的收拾再公开批判了
各地流窜人口不好统计，但也会在几年后全国总人口里面，没有的那些，扣除跑到境外的大致数，多半是饿死了，也可能被吃掉了，人吃、狼吃都有可能
饿死和因战乱死亡还有外逃总数，我按照年死亡率超出千分之11.5部分大致估算，千分之11.5之内加速死亡的另说，另外看看总人数和出生死亡累计后差额可以全算饿死的。觉得笨狼这个办法不合理尽管批驳——
1965年 72538万 38‰ 2678万 9.5‰ 669万
1964年 70499万 39.34‰ 2721万 11.56‰ 799万
1963年 69172万 43.6‰ 2934万 10.1‰ 679万
1962年 67296万 37.22‰ 2451万 10.08‰ 663万
1961年 65859万 18.13‰ 1200万 14.33‰ 948万
1960年 66207万 20.86‰ 1401万 25.43‰ 1709万
1959年 67207万 24.78‰ 1635万 14.59‰ 962万
1958年 65994万 29.22‰ 1889万 11.98‰ 774万
1957年 64653万 34.03‰ 2138万 10.8‰ 678万
1956年 62828万 31.9‰ 1960万 11.4‰ 700万
按我算法，不算因饥荒加速死亡的千分之11.5以内部分，饿死和外逃和战乱死亡，3000万只多不少，就是板子该谁挨的问题，不管土共还是伪共这点绕不过去
90年代中期中学教材是非正常死亡2000万明显有埋伏
曲桑你嘴巴习惯性这么臭是遗传还是同伙传染——
“讨论】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 -- 大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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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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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60年饿死多少人，是否有人吃人，建议你找迷途笨狼去辩。
2024-07-06 21:03:59
⭐真离 从七品上💠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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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笨狼是个傻子，第二，你怎么不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吃人了？
有没有吃人，不好说，不确认，但是这个例子肯定不是，这是常识，你傻逼，你上来叫板啊？
第三，饿死人我承认有，但是多少必须说清楚，你们上下嘴唇一动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你是傻逼吗？
说饿死人多有快感吗？
几百万饿死，几百万半饿死？几百万濒临饿死？你会算数吗？
你要是理直气壮，你不回应刘志远案？我写了回复之后，你们几个傻逼畜牲一言不发，就完事了？你们挟死人时的兴奋度呢？你们的能色呢？傻逼了？
是人得做人，你们配做人吗？今天是1937年77事变纪念日，你给我说新中国饿死人？你是真傻逼吗？
你不觉得自己是个畜牲么？
60年饿死多少人，是否有人吃人，建议你找迷途笨狼去辩。
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卧槽，看把你得意的，本狼是你爹啊，你觉得他就代表你了。他笨狼凭啥计算他的结果？他算个啥？他有啥资格定义新中国饿死人？他的那些数据和傻逼一样，你也认啊？你是不是狗？
你这么舔笨狼的屁眼，他同意了么？
借地问询一下笨狼啊，请问你这个数据啥意思，怎么来的，怎么算的
饿死人是你算出来的吗，你这个帖子我一直点花，但是没通过，但是实在没看懂你啥意思。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95994
我早叫板了，他回应了吗？
@迷途笨狼
跟：帖1 ”
靠团团伙伙卡人家回帖再耀武扬威，星宿派真威武啊。还不如吐丝口惨败靠友军战绩自吹自擂王江纵如何。
通宝推：凤兮凤兮,家园 《墓碑》作者杨继绳被开除出了公知队伍 -- 有补充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后来又写了一本书：《文革史》。
在文革史里，杨继绳把文革和三年灾害的责任，主要归到了后来的改开派手里。
强烈推荐大家看杨继绳的《文革史》；越是信奉《墓碑》的自由派，越需要看《文革史》。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我是《墓碑》作者杨继绳这样的右派 -- 补充帖 左派：《墓碑》就是造谣，抹黑中共；
傻右：《墓碑》就是真相，毛派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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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这样的右派，《墓碑》后面，还有《文革史》，求你们接着看完。
家园 劝告你别学杨继绳那老狗，就其饿死三千万一文作为，人品极为低劣 数学上无知 人格上无赖--评杨继绳在“饿死三千万”问题上的系列表现
首发华夏网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1090.html
所谓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传言或许很多人都不陌生，在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该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流传甚广。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源于宣传此历史观的人欲借此否定毛泽东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并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多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一直存在交锋，但近两年，“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数学家孙经先经过扎扎实实的研究证明所谓“饿死三千万”只是谣言，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就连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也为孙经先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
今年7月5日—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我国和若干西方学者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因此所谓“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历史是非问题难以回避，会议特别邀请了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就该话题进行讨论，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原因不明)，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由此，孙经先教授得以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进行对话。
会后，参与讨论的“宪天”发表题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文章叙述了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该问题的情形，澄清了一些杨继绳先生在会上单方面的不实信息(后杨继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文章认为，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经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没有做出回应，因此可认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已告破产。
之后，杨继绳也发表声明[附1]，声称【会上没有倾向性的结论】，【孙经先和巩献田的报道完全是虚构】，【孙经先多次发表文章对我进行诽谤，我曾经两次著文驳斥，这次在武汉会议上的发言是第三次驳斥】。然而，杨继绳的声明未就宪天文中提出的要害问题和真相作任何回应，全文“避实就虚”。
事实上，从杨继绳与会发言稿中(见文后参考)可看到，杨继绳所谈观点全部是孙经先用详实证据批驳的内容，他本人并未提出新观点，只是简单重复了此前观点。杨继绳一再声称孙经先“诽谤”，称孙经先“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但事实上，对于孙经先的有力质疑，杨继绳未能以学术态度回应，而是摆出“我就是没错”的姿态，声明最后更以【没有必要再回应】，【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竖起免战牌，拒绝学术对话。
我们且看孙经先和杨继绳的交锋。
一、杨继绳和孙经先谁在秉承学术态度？
（1）“数据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
孙教授是数学家，严谨求实是其恪守的基本准则，为澄清这一历史重大问题，他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呆了一两个月，仔细阅读和查证全国各地的县志和其他人口资料，并辗转于各地调研。孙教授对杨继绳的批驳中，处处引用原文，并以数学家的逻辑加以分析。整个过程中孙完全出于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感，就此一点来说孙经先的研究值得认真对待。
杨继绳在会议上说【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并称【饿死3600万”的结论“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他说，【孙先生企图从否定我书中某些地方的某些数据入手，从而断定饿死3600万是重大谣言，这是文不对题。即使我在写12个省中的数字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
首先，“我不是人口学家”实际上是杨继绳为自己推卸责任的说辞，意思是我不是人口学家，因此有错在所难免，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直气壮自以为正确的资格，更不能厚着脸皮谈“学术问题”。其次，如果证明3600万的数据纯属谬误，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否形同无赖?再者，杨先生“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就得出权威结论，实在是“高深莫测”。
面对孙经先严谨的指证，杨继绳不得不承认，有些地区的数字问题有错误，但不认为自己是“伪造”、“篡改”，“只是疏忽”。在数据问题上，杨继绳也曾发文自辩，但十分苍白。此处仅举一例，孙经先指出【《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继绳则反驳的理由是，【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很显然，孙经先的说法是严谨的，事实就是没有记载。但杨继绳把自己用一套方法计算（且数学能力让人生疑）的数据来源直接写成地方史志所载，为自己增添“权威性”，若没有孙经先这样查阅资料的读者，岂不就蒙混过关。此外，杨继绳更把一处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写为“全县死绝8404户”。这让人不解为何不能叫做“伪造”“篡改”是什么。因为作为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无论哪一个有基本学术原则的人都会严谨求实，至少会写“根据《常熟市志》数据计算而来”，更负责任的应该还要写上自己的计算方法，更何况在孙经先的仔细求证下，杨继绳的很多计算方法根本是在发挥文学联想。
孙经先在“《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一文中说【《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
而【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
无怪乎孙经先会说：【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遗憾的是，杨继绳的数据错误不止一两处，孙经先认真查阅指出了数十处重大错误，而这些数据都是关键性的“饿死人”证据。
但即便如此，杨继绳还在驳孙经先文章中如此写道【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仅凭我一人之力难免出错。看到有人对我的书“反复阅读”、“逐一查证”，指出其中错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错误，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谢。孙先生虽然没有指出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如果他出于学者的严谨态度，对他的质疑我也表示赞赏。】
短短几句，杨继绳“大度”“胸怀”跃然纸上，自己“没有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可笑可叹。
（２）谁在将问题政治化？
杨继绳说【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谩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但观察孙经先的文章，他恰恰很想跟杨继绳就学术来辩论，作为数学家，其使用辞藻的能力与杨继绳相比实在是相距生远，孙经先断然写不出肆意发挥、洋洋洒洒的《墓碑》。我们且看杨继绳是如何“学术”的。
杨继绳在武汉会议讲话稿中先给孙经先来了个“文革式”批判，说【投靠、借助政权的力量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历来为学界所不耻。】【人们从他的文章中会看到，孙先生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这让人联想起“恶人先告状”，自己在谩骂和恐吓，却先把对方扣上谩骂和恐吓的帽子，
杨继绳说【孙先生大概也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发表声明，要求公安部门保护他的安全。这是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我奉劝广大读者对孙先生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的事。】这不知算不算恐吓，但有理解能力的读者应该能读出其中深意。其实，孙经先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学者杨松林为此出了《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一书，各类学术会议也不断，网友支持如潮，杨继绳自己也说“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不但如此，孙经先还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９３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杨继绳说，孙经先引起“广大读者的愤慨”，在他的“善意奉劝”下这些读者才“宽容”，才“不做出过头的事”，杨继绳所说的支持自己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杨继绳自己不断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万一险遭不测，这本书也算是我自己的墓碑。为这本书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诽谤？！】，以“视死如归”来“力证气节”，但杨继绳会遭遇什么样的不测？有什么政治风险？似乎都没有。反而，按他自己的话说【孙经先对我的大量诽谤对我毫发无损，还帮了我的大忙。】，【孙经先的批判文章发表以后，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既然如此，杨继绳非但有什么风险，反而是名利双收。因此杨继绳的所做作为只能说是在用言政治和言死博取同情、掩盖学术谬误。倒是在孙经先教授还需要杨继绳先生高抬贵手，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的事”。可惜，孙经先是数学家，舞文弄墨确不及杨继绳，对于众多杨继绳支持者的谩骂、攻击、人身威胁，孙经先只能发表《严正声明》【对于“追随共和”和其他人侵犯我的名誉权的行为，我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
杨继绳说：【经孙先生等大张旗鼓的批判，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本书，还千方百计地找这本书。】这心态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被网友赐名“谣翻中国”的秦火火。在面临质疑时，用耍无赖的方式“我自岿然不动”，此种“学术风范”无人能及。
二、杨继绳和孙经先谁的历史研究基于历史和逻辑？
这里仅讨论杨继绳武汉会议上所谈的两个关键问题。
（1）杨继绳推翻“孙经先公式”？很明显，杨继绳的数学水平不如小学生。
人口非正常变化计算公式是双方争论的关键点，因此，杨继绳在武汉会议上着重谈及。他在华中科技大学会议上发言稿第4、5部分进行了主要阐述。他列出了孙经先公式：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a+b-(c-m)+d]-a-[b-(c-m)]
即仍为d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孙经先的公式虽然是简单的加减法，但揭示的问题很重要，即死亡漏报m不会对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因为m除了影响人口增长数的统计数值，同样会影响年末人口的统计数值，如果为理想状况，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由d引起。这是问题的核心。
孙经先曾在文章中指出，所有“饿死三千万”说法的依据都来源于统计局的户籍人口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我国人口(实质上是户籍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
但是孙经先发现了“国家统计局户籍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矛盾”，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这个数在本文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非正常减少(按照统计局的人口户籍统计数据，1959年人口非正常增加534万，1960年非正常减少695万)。”
孙经先认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
所谓迁徙漏报、重报、虚报，是指如下这些状况：“假定王×1963年从某市迁出并注销户口，返回农村原籍;他没有立即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是直到1970年才办理这一手续。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63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1970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假定张×在原籍有户籍，1957年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原籍没有注销户口的情况下又在迁移后的地方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即他在两个地方同时都有户籍)。到1960年，这两个户籍之一被注销。这种情况称为迁移重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57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1960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
孙经先指出，“通过计算可知，这一年(1960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695万人，这一部分数字是由户籍迁移登记中的原因产生的，另一部分(-305万人)则是由户籍的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
由此，孙经先彻底粉碎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孙经先的逻辑是这样的：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本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本年底实际人口数为a1，当年实际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户籍统计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实际死亡人口数为c，当年户籍统计死亡人口数为C，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即(A-a)-(B-C)，即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假定上一年无漏报迁徙等情况则为实际人口)，当年户籍出生人口B等于b，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C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则年末户籍人口数A等于a1+m+d，即实际人口数加上死亡漏报加上虚拟人口迁徙。很显然，不管统计方式如何，死亡漏报m即会影响死亡人口户籍数，也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但迁徙虚拟人口d只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A-a)-(B-C)=a1+m+d-a-b+c-m=a1-a-b+c+d即死亡漏报m不影响人口非正常变化数。
很明显，年初实际人口a加上本年实际出生人口b减去本年实际死亡人口c应该等于年末实际人口a1，即a1=a+b-c，即a1-a-b+c=0因此，A-a-[B-C]=d】
这就是孙经先的核心逻辑。无论户口统计方式如何，都是这个结果。
为“推翻”孙经先上述关键公式，虽然不是数学家，杨继绳还是按照孙经先的思路也写了个公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的说法不成立。】
写出这个公式后，杨继绳洋洋自得称【以上我从数学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运算也能算作“数学”的话)推翻了孙先生的“死亡漏报不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影响”的论断。】
首先，杨继绳最后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公式有错误。按照杨继绳的公式，人口非正常变化=总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数=【(A-a)-[b-(c-m)]】，但杨继绳却加了一个d。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杨继绳没有明白d的含义，实际上d本身会影响A，因此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不用再加。
我们再从基本的数学角度来看杨继绳的公式。杨继绳定义的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亦即户籍年末总人口为A。杨继绳否认A与a、b、c、m、d存在换算关系，认为A是年末生产队上报统计独立获得。
首先，我们需明确公式中参数的含义。公式中，b，c应为实际人口，为考察人口变化受那些因素影响，孙经先引入了死亡漏报人数m和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我们知道，户籍出生人数为B，户籍死亡人数为C。在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的前提下，B=b+0=b，C=c-m。同理，年末实际人口数a1。那么，A=a1+m+d。B和C都应是统计所得。
若无m和d的影响，很容易可得，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
按杨继绳所说，A不能和m换算，那么同理，C也不能和m换算，这样，不论是引入m、和d，都不会影响改变人口非正常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死亡漏报m不在公式中体现。但是，这样的公式并未说明什么问题，既不能说明死亡漏报m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也未证明d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换言之，坚持都不换算，杨继绳的公式毫无意义。
那么杨继绳的公式中为什么多出来个m?核心问题在于杨继绳允许C换算，却不允许A换算，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两者在同一个公式中相加减，犯了很低级的数学错误。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引入m，d后，我们应将实际人口数按统一逻辑规则换算成户籍人口数，这样才能相加减。
亦即，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a1+m+d-a)-[(b+0)-(c-m)]=a1-a-b+c+d
从算式中可清晰看出，m不在算式中出现。如果稍动脑筋，不难看出，年末实际人口a1与实际人口a、b、c是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均以实际人口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为0，
亦即：0=(a1-a)-(b-c)，也就是a1=a+(b-c)=a+b-c
也就是说，从数学角度，哪怕杨继绳所认为的A的统计方法是正确的，其若能按照正确的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应该是
人口非正常变化=a1-a-b+c+d=a+b-c-a-b+c+d=d
只剩下d，这个结论完全跟孙经先的结论相吻合。
为什么杨继绳最后的公式出现了A，又出现了m，根本原因是杨继绳压根没有看懂孙经先公式中各字母的所指，也压根没搞明白户籍人口数和实际人口数在公式中的对应关系。他一方面“别出心裁”说“A与其他字母不存在换算关系”，一方面又将C和(c-m)进行换算，从而“不明不白”在算式中多出了m，并由此推翻孙经先的结论，其实他自己可能都未必知道m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只是小学数学未学懂而产生的错误而已。
从数学书证明了杨继绳武汉会议证据的谬误后，我们再来看历史实践。杨继绳说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并称【孙经先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
孙经先指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
【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作为学术问题，谁更符合中国实际并不能以个人好恶、随意推断或者是某些人的“印象”来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杨继绳显然没有给出证据，只是再一次单方面“自我肯定”，并自我宣布胜利，无异于掩耳盗铃。
退一步说，若杨继绳真心出于学术态度，应对孙经先的研究十分重视，并且知错就改（何况杨继绳自己声称并非人口学家，数学水平更是有限，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就是这样的人在反对数学家孙经先，硬是认定饿死三千万），这样他本人也能得到进步。但固执地坚守由自己不严谨而得出的结论，且大力宣传，这就超出了学术问题的范围，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在宣传某种“政治谣言”。杨继绳应当反思自己是否有对读者负责，是否有对自己的人格负责。
（2）研究历史应基于历史事实
在孙经先公式和杨继绳公式见分晓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几千万人口的两次迁移会不会造成不报或漏报户口。孙经先认为，这恰是当时的国家背景下发生的事实，这样才能解释人口统计误差。而杨继绳反驳的理由是【几千万人口在两次迁移中可以不报或漏报户口吗?】
为此，杨继绳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认为“执行户口登记的公安系统是强力部门，这个部门有足够的权威、完善的网络和充足的人力。所以，户口登记条例是能严格执行的。户口登记条例证明，孙经先假定的上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显然杨继绳只是设想了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即户口登记无缝可钻，以证明漏报不存在。然而，严谨的学者应实事求是，将其与当时的历史事实相互印证，遗憾的是，杨继绳并未做此项工作。
孙经先指出【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说“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才在法律意义上建立起来。1958年的文件，到1959年下半年以后才实施，即1959年下半年以前用的还是1955年的文件。也就是说，你在迁入户口的时候，可以不缴验迁移证。】
此外，孙经先还列举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中记叙的历史对户籍漏报的结论予以证实。
如果要解释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变化，就必须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杨继绳断言“上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杨继绳又说，【退一步，即使孙先生的不报或漏报户口的假设成立，那么，这些没有户口的人吃什么?】【我怀疑他当年是生活在中国。】，【这是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和从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很可惜，杨继绳未能给出历史证明，似乎只是一些刻板印象。
当然，如果谈论学术问题，我们应提倡少一些杨继绳先生这样的辩论语言，正确尚好，但若谬误，就贻笑大方了。若让人信服，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是不好的，这不是自信的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读者自会辨别。
那么历史究竟如何?
孙经先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孙经先说【我在北京做过好几次报告，一些来听讲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都是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他们说当时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用后来70年代的事情去解释50年代、60年代的现象，这是不行的，是违反历史的。】
孙经先说，我国当时户籍管理的重点是在市镇，是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市镇，而在农村地区户籍对人们的影响则远远小于市镇。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漏报户籍的农村人口，并不存在没有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证实。
孙经先指出【漏报户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他们就有可能又回到城市，所以宁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当时有一个说法，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口袋户口”。这些人害怕以后再回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二是他们户籍登记的观念薄弱。】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秉承历史事实，而不是靠臆想和猜测，靠“春秋笔法”，从杨继绳和孙经先的对话来看，孙经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实践上，均为研究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的非正常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杨继绳却是在历史真实之外，用不严谨的公式和数据得出了“饿死三千万”的结论。
(3)杨继绳的“独创”：饿死人公式
孙经先说【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
孙经先指出【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孙经先用杨继绳的“独创公式”计算了一些地区的饿死人数【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孙经先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孙经先称，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三、历史研究应谢绝杨继绳式“纪实”
（1）用片面事实演绎“悲情”
杨继绳在武汉会议上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如果属实，这给人的印象确实是“缺席审判”，能在学术观点之外迅速博取公众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杨继绳与孙经先这次是当面交锋，因此使杨继绳的片面事实得以揭穿。孙经先对杨继绳的言论予以了澄清【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1.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2)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3.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会上，对孙经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杨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那么，杨继绳为何片面公布事实博取公众同情？这只能解释为打“悲情牌”，在自己所谓学术争论之外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这也从另外的侧面证明了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脆弱。
这也说明，杨继绳所谓的“纪实”，是怎样一种纪实。现实中不说，杨继绳以“纪实”之名写出了墓碑，为“论证”“饿死三千万”，他的关键论据多次运用杨继绳式“纪实”，让人惊呼，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造！
（2）自编自导历史当事人的对话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孙经先说【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