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沙岳麓山禹碑蝌蚪文解读 -- 张新泉
家园 【原创】四、浅析"洪范九畴" 四、浅析《尚书洪范》文中洪范九畴的内涵
一、初析
《洪范》目前已可确定是西周时文献(当然，也有一些争议)。其开篇序文讲叙背景的段落，有很高历史研究价值，信息量很大。
与《洪范》文本对应的禹碑蝌蚪文符被解读后，很有必要重新译注解读这段序文，能获取一些重要发现。
因为有了新的方向后，再研究其中那些"残缺"历史信息，就可能得出一些更具合理性的推断，补全其中的"残缺"也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可靠性。
比如，《洪范》序文中提到的"洪范九畴"，过去历代儒家学者和近现代研究者大多注疏译解为"治国理政九条大法"之类的文句。
然而，从上下文的"(尧帝)不畀(鲧)洪范九畴"、"(舜帝)锡禹洪范九畴"而论，洪范九畴应解读为:以蝌蚪文符形式记载了"代天牧民首领必须知晓的九大领域最重要纲领″的金册玉牒。
这件名称即为"洪范九畴″的传位宝器、信物凭证，意义相当于后世玉玺王印、传位诏书、王冠权杖等等的集合。
尧鲧舜禹时代，既无国，亦无法。治国、大法也就都无从谈起。
从《洪范》文本序文后面具体文章内容而论，开篇洪范五行，水木火金土，讲的是世界观，形而上哲学。
其次则是帝王敬天祭祀时应该注意的仪态，貌、视、言、听、思。
再次才是政治行政方面的内容，所谓洪范八政的"食货祀司空宾师徒"。
食，农业。货，商贸。祀，文化、知识、意识、宗教，后来士之来源。司空，公共事务管理，土木工程、治水土、冶炼等等，也是"工"之起源。
食货祀司(空)，亦即农商士工，所谓四民。
有意思的是，这其中的司空职司，为颛顼高阳氏→鲧→禹这一黄帝血脉支系世代所沿袭。
最后，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鲧筑城廓，禹治水划九州铸鼎，启建国称王，开启家天下王政时代。
夏，是搞城建冶炼土木工程起家的，四百年。
商，是搞商贸尚武军事征伐的。赫赫大商，征伐四方。帝国商队、利益在哪里，武士就去哪里。六百年。
周，是种田起家的，与天粪斗与地粪斗与人粪斗。八百年。
夏商周，颛顼"绝地天通"，把"祀"单列踢出、剥夺世俗权力争位资格。之后，是按工→商→农来顺序更替地，而并非依"食→货→司空"排序。
从更宏观角度观察，粗线条宏观上规划好山川江河，建起城廓；然后就要发展交通商贸往来，搞好外交，布置完军事防务；搞完了，也就是剩下精耕细作，种田积累了。
夏商周，恰好是循此粗线条的文明发展路径，展开了华夏文明的历史画卷。
回到《洪范》文本，后面还有天文历数、医学、社会民俗、地理气候等等。
……
总之，《洪范》文本内容包罗甚广，远非治国理政政治内容一个范畴。涉及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社会民俗、医学、地理气候、天文历数、伦理等等领域，是一篇文明文化总结性质的百科全书纲要。
所以，洪范九畴，其实就是镌刻了至今存世的禹碑上那些(或部分)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是这件特殊宝物的名称。
同时，洪范九畴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也极可能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字系统，这些文符也构成了华夏文明第一部字典、政典、百科全书纲目。
当然，与《洪范》文本中的箕子关联甚大的朝鲜《大韩平水土赞碑》，以及与殷商关联莫明紧密的赵宋皇室后裔族居地福建漳浦赵家堡《禹碑》，从这两块碑上的蝌蚪文符数目来看，似乎都在四十五个字符左右(前者四十八个，后者四十二个)。它们大体上与《洛书》点线数字之总和相同。而且这两块碑形制也与其它禹碑不同，都明确采用册页式形制。
也许，"金册玉牒"上蝌蚪文符数目，原本应该就是只有四十五个。它们按《洛书》上数列分布形状，分别镌刻于九片狭长玉牒上，再编织成册页形制镶裹于薄金片上。
这也许就是上古或颛顼"绝地天通"后至尧舜禹时，作为帝位传承信物的最早期金册玉牒原始形制形状。
二、再析
在蝌蚪文符被复制临摹刻录到汉代、宋代以来的禹碑之前，甚至在它有可能被镌刻、铸范于夏鼎之前或同时期，它就极可能是被刻在被称作"洪范九畴"的金册玉牒上了。
"洪范"标示了其内容与《洪范》文本有关，也指示了其时代背景与制作工艺。"九"则表明了其构件数目，也指明其内容涵盖九大领域。只有这个"畴″字，似乎有作进一步更仔细推敲的必要。
如果是"筹"，则可直接标示其九个构件的形状，"玉筹"也就可让人一目了然。但用的却是"畴"字，怎么理解呢？
与殷商及箕子家族似有密切联系的福建漳浦赵家堡《禹碑》、《大韩平水土赞碑》，它们的形制为方正册页形状，字符数为四十五个字符左右(前者四十二、后者四十八)。它们的字符数量、排版与其它禹碑大不相同。它们的字符数量，更符合《洪范》文本内容涉及的九大领域关键字眼数目所呈现的"一、二、……八、九"数列之总和，与《洛书》点线图形数目和也一致。
而《洛书》点线图形正是方形，布局更近乎"畴″字之示意。
综上，或可推断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上九片玉牒为长短不一的狭长玉片(甚至或有圆形玉片)，各玉牒上所镌刻的蝌蚪文字数目，分别为一个、二个……八个、九个。
九片玉牒按《洛书》点线数目布局图形陈列，整体上组成《洛书》的正方形图案，镶裹于方形黄金薄片。
这样一种组合布局形制，似乎才更贴近"畴″字之意涵。
以上推断，将《洛书》图形、《洪范》文本、蝌蚪文字金册玉牒实物三者密切联系起来，把各种信息串成一条完整线条，比较合理。
但是否属实，尚有待相关文字、文物考古新发现。
书法家谢云老先生前不久去世了，他生前自创了鸟篆体书法，别具一格，据说就有参考禹碑的蝌蚪文字等因素。
谢老先生的鸟篆或许有借鉴蝌蚪文符外形之处，但与禹碑文字其实关联不大。因为谢老之鸟篆书法，其实有自己的造型规则。其规则可以断言与禹碑蝌蚪文字造字规则完全无关。
谢老先生之鸟篆，是对现有成熟汉字给予外观上求奇求新美术化之书写方式上的变异。
用知识产权术语来套用，它并不是发明创造了某个新汉字(发明专利)，而是汉字的实用新型、外观变化(实用新型、外观专利)。
禹碑蝌蚪文字则不然，它很可能是最早期的汉字。
它是早期人类刚刚直接脱胎于象形绘画表意，初步用更抽象化的简化符号来代替象形绘画表意。它就是原始造字时代的"发明专利"。
当然，考虑金册玉牒的特定作用、意义时，也要参考后世同类器物如玉玺王印之类。它们上面篆刻的文字，对于当时常用文字而言，一般都有美术化加工，以增加仿制难度加强保密功能、强化独特性权威性。
所以，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既是汉字最早期的起源性文字，是"发明专利"版的最早汉字。同时，它们又可能还是早期常用起源文字的美术化"艺术化"加工、变体，它们也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版的最早汉字。
因为金册玉牒具有类似玉玺王印特殊性质，其持有者地位特殊、使用场合特殊。
蝌蚪文字从被创造出来开始，就是一定要有难以"辨别、模仿″的硬性规定、要求，以便具有保密特性，保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千年来、两千年来，蝌蚪文字之所以难认，也有这一"先天″因素使然。
从这个角度而论，谢云老先生在现有汉字基础上创造的鸟篆，或许借鉴了禹碑蝌蚪文字当时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技巧。但它绝对没有禹碑的造字规则内涵，也与禹碑造字规则毫无关联。
蝌蚪文字这种早期文字发明专利、外观专利二合一情形，大大增加了解析其成字造字规则难度。从这个角度而言，谢云老先生的鸟篆也是极好的提醒:想要完全解析蝌蚪文字造字成字规则，也许首先需要褪去其"外观专利"之扭曲掩饰，还其本来。
当然，《尚书洪范》文本中，对于关健字眼、句眼，也往往有扩充解释、转注、附会。
比如，第一段落的五行，关于"水、火、木、金、土"五个字，就有一大段扩充解释、转注类比附会。它既可能是讲这五个字的内涵，但也可能是解释这五个字为什么是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禹碑上的这五个蝌蚪文符的水、火、木、金、土，之所以造型古怪，与正常的字符差异较大，是因为它们还包含有这些扩充解释、转注类比附会。
《洪范》中对于"水火木金土"的解释有:
水，润下、咸；火，炎上、苦:木，曲直、酸；金，从革、辛；土，爰稼穑、甘。
对应字符来看，第一个字符里面，既有古文"水"字的形状，似乎也有润下、咸字的形象、形似。火、木、土亦然。也就是金字，从革、辛，无论是古文字还是古义，似乎都比较难以附会。
三、综论
禹碑蝌蚪文符被解读后，可以发现蝌蚪文符内容是与《尚书》尤其是与《洪范》文本直接关联。
蝌蚪文符是从大夏玉册符文摹刻到禹碑，且禹碑、蝌蚪文符、金册玉牒、禹帝、治水事功，史料中的这些信息向来是相关联的，大体上也就可以推断出蝌蚪文符的最早载体为金册玉牒。
《洪范》文本中"不畀(鲧)洪范九畴"、"锡禹洪范九畴″文句，与许多文史资料中"帝锡禹金册玉牒"等文字相对应，可以推断出"洪范九畴″就是对金册玉牒名称、蝌蚪文符内容的共同概括。它既可以是指蝌蚪文符内容，也可以是指金册玉牒这个载体。
由此，金册玉牒上的文符是简化了《洪范》文本内容概括了其纲目。而从尧帝″不畀鲧″与舜帝″锡禹"的一系列对应举措中，也可以彰显出它类似于玉玺王印、传位诏书等等象征天命所在、合法性正统性信物凭证集合特征。
那么，"洪范九畴"指的就是金册玉牒与玉牒上的字符内容吗？
这个答案其实并不令人信服、满意。
金册玉牒即便确实有类似玉玺王印的帝位传承信物特征，但在被发覆考证推断前，它与它的这个特征，自秦汉以来其实已属末知历史，仅存残缺信息。
夏商周时期，除金册玉牒外，还有另一件具有相同功能特征的类似宝物，即夏禹九鼎。
夏九鼎的传国宝鼎特征与金册玉牒相同，甚至即便宝鼎已失落二千载，其功能特征也仍为世人所共知。
而金册玉牒，至少到宋代虽然可能仍有副本、复制本"大夏玉册"，但却已无人知晓其真实由来、本质意义了。
从《洪范》文本中所记录的商周鼎革时期姬发、箕子两人对话内容看，这两件宝物，在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那里，其相同本质特征是历代相传并共同知悉、认同，也都给予了重视地。
虽然从《洪范》文本中箕子讲述的"洪范九畴"上下文来看，它既是蝌蚪文字内容的总称，也是承载蝌蚪文字的金册玉牒的名称。
而且，尧帝不畀鲧、舜帝锡禹"洪范九畴"时，还没有禹铸九鼎。
单从洪范九畴在箕子口中讲述的上下文去推断，他讲的发生在尧鲧舜禹之间关于"洪范九畴"的转让与否，那就只可能是金册玉牒，而不可能是尧舜禹相互禅让时还没有的禹九鼎。
但是，单从"洪范九畴"字面含义而论，它毫无疑问更切合直接指向范铸了蝌蚪文符的夏禹九鼎！
这也正是推断出"洪范九畴″是金册玉牒后，仍难让人信服、满意的原因:它不太合适，夏禹九鼎才更合适。
无论是洪、或是范、或是九、或是畴，无不与夏禹九鼎各种特征重合。
洪标示了时代(洪水时代)与时代主角(夏禹)，范标示了铸鼎工艺，洪范相连甚至也直接可代指夏禹鼎。
箕子与周武王问答讲解时，是没有什么《洪范》文本可据的。
传承至今的《洪范》，本来就反而是后世孔子或其它人给予箕子武王谈话记录冠上的篇目名称。孔子或后来的其它人，他们也不知道镌刻在金册玉牒上的、范铸在夏鼎上的符文，会被后世称为蝌蚪文字。
而极可能身为商王朝世代主持祭天祭社稷典礼的商王宗室家族族长箕子，他当时口中的"洪范"，甚至可以直接断定就是特指摆在商王朝社稷坛上、姬发与箕子谈话时眼前所见的范铸在夏九鼎上的符文——即后世所谓蝌蚪文。
同时，他口中的"洪范"也可同义代指镌刻、范铸了这些符文的金册玉牒、夏鼎。
九与夏鼎的个数相合，也与夏鼎代表的禹定水土后划定天下九州之数相同。甚至夏商王朝社稷坛上的九鼎，本来就是分立在代表九州土地、九块缩微地图五色土之类所组成的高坛上。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上的井字道路区域，甚至极可能就是夏禹九鼎最早的安放之地。
九畴也就是九州、是夏商王朝社稷坛上九块立有九鼎的九州缩微地图土地总称。
由此，"洪范九畴"，在武王箕子谈话特定的背景下，其实就是夏商社稷坛上的夏禹九鼎。
全面还原《洪范》序文的背景，应该如此:
武王伐纣，纣焚鹿台。姬发立纣王子武庚，大体安定了殷商遗民后，前往存放夏禹九鼎的殷商社稷坛。
他召见了世代主持殷商社稷祭祀的箕子家族当代族长箕子，两人围绕传国重宝金册玉牒、夏鼎谈到了上面符文的内容意义。这篇谈话，就是《洪范》。
解读了禹碑蝌蚪文字后，知道了蝌蚪文字与《洪范》文本之关系，再从禹碑、蝌蚪文、金册玉牒，和《洪范》文本序文中的有关信息，可推断出"洪范九畴"就是蝌蚪文金册玉牒。
这个结论虽然比较合理，但让人感觉仍然别扭，因为还有比"它"更合理的进一步推断结论:
"洪范九畴"就是当时姬发与箕子眼前的，立于殷商社稷坛上，夏商两代已传承千年的范铸了蝌蚪文字的夏九鼎(及其符文)。
在《洪范》文本中，箕子口中的"洪范九畴"只发生于尧鲧舜禹之间，似乎与那时根本没有的夏鼎无关。
那不过是因为古人记事，收入《尚书》里的文字都极其节约，一字一词往往包罗几个层面。让信息大量缺失的后人、今人读来，倍觉其"佶屈聱牙"。
在姬发、箕子及《洪范》文本记录者这些当时人看来，"洪范九畴"既指眼前社稷坛上禹铸九鼎，也指其上范铸的蝌蚪文符及其内容，还可代指镌刻同样文符的金册玉牒。
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地。
但在历史信息大量残缺，社稷坛、禹鼎、金册玉牒都早已无存，蝌蚪文字也已是两千年后宋人刻到南岳山上、已无人能辨识，汉宋明儒及现代人当然都再也无法一目了然不言而喻了。
洪范九畴既指范铸了蝌蚪文字的夏禹九鼎，甚至可还原出其立于殷商的"社稷坛″上，并由"九畴"还原出"社稷坛"大致形制，还原出武王"访箕子，作《洪范》"六个字后面的影视剧本场景。
洪范九畴还指镌刻了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甚至也可以还原出金册玉牒本来安置在殷商王朝祭天的"天坛"上。
甚至可以还原出箕子让族人秘密携带其远走东北殷商故土后，安坐于社稷坛等候武王。
他以一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姿态，引导胜利者周人的视野心神，使之完全注目聚集于仓促间无法挪移、也难以如甲骨那样及时匆匆掩埋的夏鼎上。
事后，他谦卑请求远放殷商故土(红山牛河梁祭祀地？)守护祖先灵墓，获得允准，最后被封于朝鲜。
换言之，《洪范》文本记录里，当时侃侃而谈的箕子口中，"洪范九畴″在他意识中既指蝌蚪文符之内容、更特指眼前的夏鼎，也还指已被带走的金册玉牒(所以口中才会有尧"不畀"、舜"锡"之说)。
但在姬发及当时周人意识中，"洪范九畴"就只是眼前社稷坛上禹九鼎及其符文了，不包括金册玉牒(或被箕子说作已都被焚于鹿台)了。
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况如何？已经完全难以知晓。
只能从与箕子、殷商关系渊源颇深的后世《大韩平水土赞碑》、赵家堡《禹碑》的独具一格特征，及两千年来殷商后裔孔子儒家在禹碑、洪范、蝌蚪文字相关事件上的各种诡谲表现，从蛛丝马迹中作出一点合理化推断。
四、重读禹碑，再解蝌蚪文符
把金册玉牒、夏鼎、洪范文本纳入禹碑蝌蚪文符研究视野后，尤其是失踪已久的夏鼎纳入研究范围，反过来，又再重读禹碑再解蝌蚪文，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原因很简单，夏鼎虽失踪两千多年了，但它的信息并不少。尤其是它与它象征的九州，也有详细的《尚书》相关文本信息留存至今，即《禹贡》。
在初步解读禹碑，发现禹碑与《洪范》文本关联，尤其是禹碑九行九列(左第1列只有五行)排版，正好对应《洪范》内容涉及九大范畴领域后，潜意识里就会把禹碑蝌蚪文符与《洪范》文本划等号。
本相只在此中寻，无须他处再求真。
然而，禹碑77个字符九行九列布局与《洪范》文本九大领域的对应常有错位，又让人迷惑。
尤其是排在左起第一列的洪范五行边上，第二列的九个符号，根本就不是《洪范》文本紧跟在五行内容后的五事、八政。
五事、八政(前四个)甚至是77个符号里相对最易辨认的九个符号，但却排到第三列去了。
而第二列九个符号，却又成了九列符号中，从《洪范》文本中最难找到对应关键字眼的一列。
这是解析了禹碑蝌蚪文字识读规则后，最让人迷惑之处。在不知道夏鼎《禹贡》与蝌蚪文字关联之前，第二列九个符号甚至让人束手无策，各种尝试皆难以满意。
现在一旦清楚夏鼎、禹贡与蝌蚪文符之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甚至立刻也可以找到思路。
第二列九个字符，极可能就是"冀、青、兖、豫、徐、荆、雍、扬、梁"。它们是夏鼎上禹贡九州的最早夏代文字版本。
如果此说经文字考古实物及相关文字演化研究可证实、成立，则禹碑蝌蚪文字，夏鼎、夏代文字，《禹贡》、《洪范》及《尚书》文本，夏商周历史研究，都可前进一大步。其意义、影响之重大，已无庸多言。
现在看来，似乎很大概率是成立地。
当然，此说成立后，最早的金册玉牒形制，基本上也就可以确定。
即，它上面应该只有《洪范》文本中最关键四十五个(或五十五个)字符，与《洛书》有明确对应关联。
此说成立后，禹碑、蝌蚪文符的来历也更清晰了。
它至少揉合了《洪范》文本与《禹贡》文本。按日本国内的那些所谓禹碑禹迹而论，也许还有《大禹谟》乃至《伏羲八卦》的内容。
它应该是以殷商后裔(箕子家族、孔子家族乃至赵宋家族？)秘藏秘传的金册玉牒蝌蚪文符为母本，创制形成于秦汉之后的概率更大。
由此，金册玉牒的传承秘密、禹碑《尚书》文本孔子儒家之间的种种诡异，也都可获得一些更合理解读。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订于龙江虎林
家园 【原创】五、浅谈金册玉牒 -- 有补充 五、浅谈金册玉牒——上古夏商周传国信物
一、源起
研究洪范禹碑蝌蚪文符，常会牵连到一个至今并无任何考古实物的物品，即一些文献资料中提到过的金册玉牒。
今天南岳衡山的禹碑，是明代文史资料中明确记载为宋代官方"临夏大帝玉册文变大"摹刻而成。
另外几则汉代、魏晋、南朝、隋唐宋代的文史、古代方志、古人笔记、诗词等等资料中，如《吴越春秋》等提到"金册玉牒"时，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上面有蝌蚪文符，但全都在上下文中提到大禹、禹碑、治水等等人物、事件、特定物件。
金册玉牒虽然至今未见有考古实物，但在长达两千来年的历史里，不同朝代所有文献资料中，它都是与禹帝、治水、禹碑密切相连。直至明确记载它上面有蝌蚪文符，甚至就是禹碑蝌蚪文符的直接来源。
就禹碑上蝌蚪文字符号的实际载体而论，在镌刻到禹碑、崖壁之类石质材料上之前，必然会有其它载体，以便保存、收藏、传承。
这样的载体，除了临摹放大缩小时，必然会用暂时中间过渡的纸张、布料、绢帛之类以外，显然镌刻在金册玉牒上，更适合长久保存。也更隆重其事，可以更加尊显其地位。
此外，刻有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还更适合用于祭天、封禅、典礼昭告等等特殊场合场面公开展出、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
金册玉牒是否真实存在过？
它从上古时出现到它消失，是一直为历代所相传？还是自开始制作或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就长期有母本、副本、复制件同时共存、分别存在？
它与至今仍存实物的禹碑、疑似也铭刻有《洪范》蝌蚪文符但已经消失的夏周九鼎，孰先孰后？
金册玉牒、夏鼎、禹碑，这两者、三者之间彼此转录临摹复刻具体情形如何？金册玉牒最后去了哪里？……等等等等。
二、析疑
金册玉牒进入洪范禹碑研究视野后，上述疑问自然随之而来。这些疑问有的答案已比较确定，有的则需要根据现有残缺信息进行合理化大胆推断。
从颇多不同年代不同种类文献资料对它均有明确记载来看，以及就蝌蚪文符、洪范九畴特殊地位而论，金册玉牒作为上古时代最适合载体材料，虽然至今已不见考古实物，但它必定真实存在过。比起石碑、纸布帛绢、鼎盘盝簋圭璋璧琮，它都是更合适、最优选项。
按《洪范》文本中所见有"不畀鯀洪范九畴"、"锡禹洪范九畴"等文字而论，过去将"洪范九畴"解为"治国理政九条规范"之类的译读似有不妥。
应当解读为"(大洪水时代前后所制作、或自上古传承下来刻录有蝌蚪文符)记载了九条治国理政纲要的金册玉牒"。
无论是"不畀"字、还是"锡"字，"洪范九畴"都应该不仅是其内容的概括总称，而且也是其载体实物金册玉牒的名称。
即这件在尧鲧舜禹之间曾牵连到帝位传承的金册玉牒实物，它的名称就也是洪范九畴。
换言之，依《洪范》文本所记，洪范九畴金册玉牒在尧舜禹时代已真实存在，且已成为帝位传承的关键物证。它是玉玺王印、传位诏书之类物件的最原始版本、先祖、集合。
大禹后来将很方便持有、携带、展示，用作传位标志使用的金册玉牒，转录为铭符在难以移动的青铜重器——夏鼎，其本身也是将帝位传承，由公天下时的推举禅让制度，转化为家天下世袭不易制度的最直接意志表达。
而蝌蚪文符如果诞生于禹铸夏九鼎之前，在尧舜禹时期或更早先的上古时代，镌刻保存于金册玉牒上以代代传承，甚至也是唯一合适选项。
如果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在大禹帝在位时，转录铭铸到了夏鼎，那么从那时起就有副本、复制本共存，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也极大。
禹碑上的蝌蚪文符，则显然是秦汉以后，才从金册玉牒上临摹放大转刻而成。这一情形在宋代及以后的禹碑来历上，是有明确资料记载。而宋代之前的，两汉新莽魏晋时的禹碑，也必定是类似情形。
大致上作合理化推断，金册玉牒蝌蚪文符及夏鼎、禹碑在历史中的具体情形如下:
上古某时期，蝌蚪文符诞生后，镌刻保存于金册玉牒并历代相传。在禹帝铸夏九鼎之前，金册玉牒或仅有一件，或已有副本供祭天、封禅、传位等仪典使用。甚至也可能有副本埋入三皇五帝陵寝、五岳四镇名山。
武则天封禅金简
禹帝铸夏九鼎，如果鼎上转录铭刻了金册玉牒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之副本乃至母本可能后来被葬入大禹陵。也可能被禹帝祭天、封禅、会盟时封藏于潜山天柱山、会稽某山。
禹帝在天柱山祭天时，或许据金册玉牒母本镌刻蝌蚪文符于天柱山元阳石或其它巨石，或刻石碑于天柱山某处。
上述夏鼎、禹碑从金册玉牒转录蝌蚪文符情形发生后，都仍应有母本或副本继续为夏商周历代帝王传承。
秦汉时，夏周九鼎消失。金册玉牒或与禹碑同时存在，或单独保存蝌蚪文符历代相传，直至宋代或明代彻底消失。
宋代以前，两汉新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今天南岳衡阳衡山地区，至少有一次从金册玉牒上转录蝌蚪文符镌刻石碑立于衡山情形发生。它最可能是新莽时由刘歆等人所主持。
北宋末期，"临夏大帝玉册文放大"摹刻而成现今存世各种禹碑之母碑，则已有明确史料记载。
金册玉牒无论是母本还是副本，应该一直都是由历代帝王皇家所独有、世代保管传承，享有最高安全保障等级。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乱、火灾意外等等，遭损毁乃至消失也有可能。
夏鼎铸造后，在它彻底消失前的两千多年(公元前2100年前后——公元前100年左右)里，金册玉牒即便损毁乃至灭失或被埋入王陵，也可以从夏鼎上的铭符再转录复制出来。
秦汉之后，金册玉牒往往是随着绍介禹碑时才顺便提到。
宋代之前的禹碑，极可能是在新莽时期，从金册玉牒上所转录的蝌蚪文符镌刻而来。
由此，至迟到新莽时期，金册玉牒大概率仍真实存在于皇家手中。
至北宋末年再刻禹碑时，又明确记载有实物现世，为官方持有。此后，凡涉及到蝌蚪文符的，只有禹碑，再无金册玉牒踪迹。
秦汉以来，尤其是自公元前后的新莽时期至公元千年的宋代这一千年内，金册玉牒是否仍然存在？大概率曾经灭失。
这一时期，由于焚书坑儒等等，连《尚书》文本都几度几乎灭失。而五胡乱华，尤其是洛阳武库(及历代珍宝馆)大火，更极大概率已彻底毁灭了金册玉牒。
这千年内，甚至还大概率有金册玉牒与禹碑都曾长期共同损毁乃至灭失无存的历史情形。
明代乃至清代各地复制之禹碑，传到今天虽然只有三五六百年时间，但其实就已经无一块石碑仍然完好。
这一时期，蝌蚪文符有可能是在从禹碑转录摹拓的纸布帛绢质材料上，长期辗转保存甚至已流失于民间。
宋代初年，赵宋皇家也许是以淳化阁秘贴收集民间藏品等等手段，才再次获取了蝌蚪文符。赵宋重制了金册玉牒，但形制已变，称之为"大夏玉册″了。
宋代官方给出的这个名称，本身就昭示至迟到宋代，已经彻底无人知晓蝌蚪文符与《洪范》文本之关联，已无人能准确解读蝌蚪文符了。
宋代以后，金册玉牒(或所谓大夏玉册符文)去了哪里？
其一，大夏玉册副本或复制件及纸布绢帛质本，或有赵宋封禅时封藏于名山，或有赐给西夏葬入某西夏王陵，或有流入士大夫之手散入民间。
某座西夏王陵、宋代顶级文臣或金石名家墓葬中，将来出土此类文字文物，仍然都有可能。
其二，靖康之耻时，金册玉牒或大夏玉册母本副本落入女真权贵之手。
金太祖陵以及完颜希尹等女真族中汉化程度较高的金代早期宗室贵族墓葬中，出土此类文物，也仍有概率。
其三，金册玉牒母本或某副本，也有较小概率传承到明代，被葬入好道的明宪宗或明世宗等皇陵。
三、结语
总之，金册玉牒作为蝌蚪文符的最佳保存传承载体，是真实存在过的。
先秦时代的金册玉牒，有可能副本或葬入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某帝陵某王陵，或封藏于某五岳四镇之类名山。
秦汉以来的金册玉牒，大概率只有宋代以后的"夏大帝玉册″母本副本，它们还可能埋存于名山、西夏及金国王陵贵族墓葬、明代皇陵。其它材质摹本，埋存于宋代顶级文臣、金石学者名家墓葬亦有可能。
金册玉牒的具体规格形制，因为无实物，只能从各种禹碑形制来作最粗略推定:
由九片狭长玉质牒片镶裹于薄金片上，连织成可展开可卷起之册页形状。每片玉牒上对应刻录《洪范九畴》各筹关键字眼。
目前存世的各地蝌蚪文符禹碑，只有福建漳浦赵家堡赵宋皇家后裔族居地的残缺禹碑，形制上是单独以册页形状存世。它与各地其余版本的禹碑形制差异极为明显，独一无二。
此外，韩国江原道的《大韩平水土赞碑》，只是选取了明代新泉书院版本的禹碑拓片上部分蝌蚪文符，也与国内其它禹碑版本大不相同。而《大韩平水土赞碑》，近世乜有制成块状屏风，以册页形态作商用售卖或收藏者。
这两种更具册页形制的禹碑，都明显以选取部分蝌蚪文符残缺形式呈现。或四十四字符、或四十八字符。似乎是在提示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数量，也随历史时长而在某些年代有过增改删减之可能。
如果再考虑到殷商箕子家族与朝鲜之渊源，赵宋王朝与殷商王朝诸多特殊交集(赵宋开国太祖太宗兄弟俩的父亲，名字就是赵弘殷。赵宋的继承制度中经常有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少有的兄终弟及而罕依周礼，这也与商王朝神似。其经济制度，也是其它王朝所没有的″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这两个形制独特的禹碑就更值得关注了。
这两个版本禹碑上字符数目的这种增改删减，是至迟到宋代以后，蝌蚪文符已与《洪范》文本完全失联，已无人能清楚识读时，才偶尔因个别特别因素引发？
还是蝌蚪文符数目，最迟至周秦战国之前，因为所有原本金册玉牒当时之人都有能识读者，所以，从四十五字符逐渐增加到七十七个字符，这情形也只是正常历史发展趋向，一如八卦渐渐发展成六十四卦？
或者殷商乃至西周之前，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就是四十五字？《大韩平水土赞碑》与赵家堡禹碑，这两块与殷商王朝关联渊源更复杂的禹碑，都独特地采用四十余字符册页形制，并非偶然？
上述两种选项究竟哪个更真实准确？
解决这个疑问，有赖于对禹碑蝌蚪文符进行更细致深入地研究，以寻找出七十七个字符之间可能存在的细微但明显的时代差异。
如果现存七十七字符因为经过多次转录，都已然形成统一风格再也难以区分，那也尚待可能存在的其它版本禹碑、金册玉牒、夏鼎，不同年代不同材料蝌蚪文符载体的考古新发现。
如此，方能真正最终论定。
如此，也方能打破七十七字符似乎浑然一体的现有认知。也会打破蝌蚪文符增减模仿重造似乎完全不可能，进而打破蝌蚪文符疑似并非华夏先圣先贤先祖乃至并非人类所为，来源更玄幻奇异的胡测乱想。
如此，方能找寻出蝌蚪文符的成字造字规律，甚至能使之如甲骨、金文、大小篆早期汉字形体一样，成为可供书法家们练笔猎奇、考验智商、构思揣摩的书法新玩具、更高难度新工具。
张新泉
甲辰立秋修订于龙江鸡西虎林
附:
现在存世的禹碑，母本在岳麓山。
按明代书法家丰坊《书诀》中记载，原本是北宋末年朝散郎刘跂在新党得势后，临夏大帝玉册文变大，刻石于岣嵝山。
靖康大乱后，石刻失踪。朱熹与张拭找了几年都没找到。
朱熹死后一年，南宋道士何致一衡山云密峰禹溪泉坛附近发现了石壁上的蝌蚪文符石刻。长沙官员拓印摹刻后，立碑于岳麓山。
宋元明交替时，天下纷乱。直到嘉靖时，长沙官员才重新发现岳麓山的禹碑，又重新拓印修复。
丰坊家族自北宋时的先祖丰稷起，就累世官宦，藏书万卷。
丰氏家族是世居鄞县的大族，王安石变法就是从担任鄞县县令开始起家的。
丰稷与刘跂父亲刘挚一样，都曾算是王安石的新党骨干。当然，他们后来也都与所谓的新党决裂。
刘挚早年为王安石看重、亲手一再提拔，但最终却弹劾王安石，被宋神宗下放到衡州监理盐仓。哲宗初年时他成了宰执大臣，与旧党吕大防共同执政，废弃新法。但哲宗亲政后章惇新党得势时，他就彻底被废了。
丰稷在宋哲宗时上疏有所谓"以《洪范》为元龟，祖训为宝鉴"等语。但在哲宗徽宗时期所谓变法、新党已成官场斗争工具时，他对执政的章惇、蔡京都持反对立场。他长期担任礼部职务，负责意识形态变法理论和对高丽、西夏外交事务。
丰坊虽然后来以制造伪书出名，但他在《书诀》中的这一笔记录，可信度却比较高。
从王安石、丰稷、刘挚刘跂父子的人生官场经历、人际交往相互关系，变法派对于《洪范》的重视等等来看，线索还是比较多也比较清晰地。
刘挚有衡州衡阳为官经历，也许在衡阳、长沙还留有家人分支。刘跂的诗文中，也有去衡阳、长沙、洞庭岳阳办事的相关诗句、线索。
刘挚
丰坊是嘉靖二年进士，与父亲丰熙都卷入了大议礼案。他们父子与杨廷和杨慎父子，作为父子同朝为官知名当世的典型，又都站在嘉靖为父亲议礼的对立面。丰坊、杨慎自然也就尤其受到嘉靖严厉打击。
丰坊在父亲死后立场改变，但反而内外不是人。史书也定性他是所谓"有文无行"，文才书法都是明代一流，但品行就饱受非议。
他管家理财能力很差，家里的藏书被子弟偷了十之五六，剩下的藏书也因火灾几乎全毁。
刘挚父子与丰稷在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时的经历、官场人际关系，与王安石变法、新党的复杂关联，丰氏家族世代对于金石碑铭的搜罗整理、广泛深入研究。这些都足以说明丰坊《书诀》中相关记录的可靠性。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丰坊、杨慎是卷入大议礼案俩最倒霉儿子 -- 补充帖 丰熙丰坊、杨廷和杨慎都是父子进士，知名书法家才子，也都与禹碑有关。
这俩倒霉蛋因为与嘉靖都有"身为人子"的身份，所以大议案里更受嘉靖特别关照。
嘉靖十三年后，丰坊提议给嘉靖生父上庙号称宗，嘉靖用其言而不用其人。
杨慎解读禹碑，丰坊本可为参与人，却因提前退群被官场学界忽略。晚年更心疾失常。
尚书、禹碑杀伤巨大，毁人不倦。
丰坊后人所整理《万卷楼集》里经学、子贡诗传等意义颇大，但亦多因政治因素被人证伪。
见前补充 5007615 家园 【原创】六、发现夏禹九鼎与夏代文字 六、浅谈夏禹九鼎与夏代文字
一、源起
《尚书》中的《洪范》《禹贡》等篇目与禹碑蝌蚪文符的关联对应被揭示后，很多涉及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及文字汉字起源的根本问题就都被牵引出来。
《尚书》《洪范》等，据现代考古战国简牍实证及相关学者对于文史资料的研究，已大体上可以确定为西周时代文献。但现存所有刻录洪范九畴内容的蝌蚪文禹碑实物，最早源头却只能追溯到宋代。
现在国内外所有"禹碑″的来源，都是那块北宋末年朝奉郎刘跂奉命"临大夏玉册符文变大″于衡山上临摹篆刻而成的"母碑"。明代关于这块禹碑的相关文史资料记载，有确定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细节经过，可靠性比较高。
宋代以前衡山(汉晋时或在今安徽潜山天柱山)禹碑，虽然历代文史资料记录都有一些相关踪迹信息，但终究已无实物留存。
它的实物或许仍在天柱山、衡山某处，或许已被埋入地下(如潜山市天柱山附近，很可能就有块被埋入中晚唐宰相毕諴祖墓的刻有奇特篆符文字石碑)。
文史资料中关于禹碑上蝌蚪文符最早来历记载，也只是东汉时《吴越春秋》、东晋时《湘中记》等文史资料中略有模糊记述的据说是所谓"帝授大禹"的"金册玉牒"。
宋代这个"大夏玉册符文"，又是从哪里来地？正史资料上为何无记录？
禹碑蝌蚪文字为何会失掉与《尚书》《洪范》关联，以至于近千年乃至几千年一直无人能辩别解读知晓这些符文及其内容？
这里暂且再从重读重译《尚书.洪范》着手，讨论一下金册玉牒、禹碑或相关类似上古器物以及《尚书》乃至《易经》、河图洛书等等的变化史，捋清楚其中的脉络。
三千多年前大约公元前1028年左右，周武王姬发率所谓八百诸候伐纣灭商。
纣焚鹿台，大量物品被焚毁。当然，也仍有一些甲骨被秘埋并留存至今。
也许，当时还有一些重要青铜礼器宝物、王室典籍也被掩藏，但也有些不易毁坏掩藏的更重要重宝重器，还是会被周人掠取劫收。
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或许是从伏羲女娲或炎帝黄帝或颛顼帝喾尧舜等等，或至迟是从禹帝夏代传承下来的金册玉牒符文或禹碑或其它类似器物。
当然也有很多重器也很确定是被周武王当时就掠走获得了，其中最重要最有名的，就是夏禹九鼎。
二、重读
《洪范》开篇有这么一段序文性质的记录，讲述了这篇文字的背景: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后面的文字，主体就是具体讲述洪范九畴的内容了。
在禹碑或金册玉牒蝌蚪文符与《尚书》《洪范》等文本的关联被揭示之前，历代儒家学者和现代史学家、研究人员对于这段序文的译读注解，都是从字面上逐字逐词考据训诂引证。
比如，现代有白话文译文:
周武王十三年，武王询问箕子。武王问道：“箕子，前世历代帝王庇荫安定下民，使他们和睦相处，有治国常理、规定方法。我不是很了解，你能讲讲吗？”
箕子回答道：“我听说过，从前，鲧堵塞洪水，彻底破坏了水、火、木、金、土五种世界本原物质的秩序结构。上帝震怒，不赐给鲧九大规范，治国的常理因此败坏了。
后来，鲧被流放诛杀，禹继承兴起。上帝把九种规范赐给了禹，治国的常理因此定了下来。"
这一类解读让人感觉有点似是而非，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既不完整也不畅通。
虽然《尚书》里的上古文字大多佶屈聱牙，今人释读，这种感受常见常有。
《洪范》既然已可确定是西周文献，以蝌蚪文符刻录有《洪范》关键内容的禹碑、金册玉牒或其它器物也一直真实存在且传承至今。那么，当年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其实际场景很可能就不是箕子凭借记忆干巴巴地背诵。
当年武王与箕子间的这场对话问答，更大概率乃至现在已完全可以确定，就是针对刻录有传承自夏代乃至上古蝌蚪文符的禹碑或金册玉牒或其它类似器物，从而引发。
现在人们已经知晓了禹碑或金册玉牒上蝌蚪文与《洪范》的关系，可以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给予更贴合实际的场景还原，从而重读重译《洪范》，并补全相关残缺信息。
按这种思路，就可尝试将《洪范》这一段讲叙背景由来的序文重新译读，大体如下:
周武王十三年，伐纣灭殷后，获得了传国神器(金册玉牒、夏鼎或大禹九鼎)。因为不能识别它们(尤其是九鼎)上面所镌刻的铭文符号，武王就召见了世代为历代商王守护看管神器(夏鼎尤其是大禹九鼎)的箕子家族当时族长箕子，询问神器及铭文的来历与内容。
武王姬发:这些就是(夏商以来)历代帝王的传国神器(大禹九鼎)吗？它们上面这些符文就是历代帝王们代代相传的治国理政大道规范？这上面符号都写的是些什么？我怎么一个符号也看不懂啊？箕子你们家族世代守护掌管它们，可以给我仔细讲讲它们的来历与内容吗？
箕子:这些确实就是禹帝以来夏商历代帝王的传国神器(大禹九鼎夏鼎)。比如请看这一件(元鼎)，它上面这五个符号就是水、火、木、金、土。
历代帝王先圣先贤认为它们可以概括表示世界万物，是最常见最普遍最本质最根源的东西，也称作五行。
听说千年之前，还在夏启称王建国之先，夏启王的祖父鲧，当时就有继承帝位的资格。
但他在洪水泛滥期间，出任世袭司空职位承担主持治水责任时，一味采用筑高堤坝堵水办法应对洪水。他没有研究掌握水、火、木、金、土这五种世界本原物质的特性，违背了五行运转规律，治水也因此失败。天下民众因治水失败都损失惨重，鲧也丧失了天下的信任拥护。
尧帝因此震怒，认为鲧有大罪过，已经丧失了继位权利。
尧帝也就没有将历来帝王先圣先贤们所总结、传承帝王位时应告知继位者的九条规范传授给鲧，而是将帝位转授给了更受大家拥戴尽职尽责立有大功的舜帝。
舜帝即位后，又追究鲧的罪责诛杀了他。大禹沿袭世职继续主持治水工作后，他就认真研究五行运转规律，因势利导疏通河道平息洪水。舜帝于是秉承上天意志，传授了九条纲要给大禹。禹帝即位后，就把这九大规范镌刻在这些神器(禹铸夏九鼎？)上，它们也就成为了一千多年以来夏代商代帝王们历代传国时最重要的信物、传国神器。
……
这里作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即禹铸九鼎，上面就是镌刻了蝌蚪文符的《洪范九畴》。
三、推定
这个"大胆假设″，不但直接推断了夏鼎上的铭文内容为《洪范九畴》，也隐藏着另一个推断:夏代已有较成熟较成体系系统的文字，即所谓的蝌蚪符文。
作出这个"大胆假设"，只有以下一些并非小心求证后十分可靠、经得起验证的证据:
《尚书洪范》篇虽是西周时的文献，但从书中内容来看，其传承应当更加久远。可初步断定，至少可上推到尧舜禹时期即已有相似内容。至大禹铸夏鼎，更是明确镌刻铭符《洪范》蝌蚪文字、内容。
夏鼎上的《洪范》内容在夏商两代千余年里世代传授时，或许历代传授讲解其内容时又有所增修删改。
周代建立以来，直到孔子入洛邑问道学习并"述而不作"编纂这些讲解内容，将之列入《尚书》时，可能又有一些笔则笔削则削的加工。
至于现在的《洪范》文本，更是经历过两汉新莽魏晋古文、今文、伪古文等等几派《尚书》儒家学者们的加工，以及隋唐宋明历代儒家各派学者反复考补修订。
夏鼎及刻录有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和写有更详细内容讲解的早期《洪范》口头传授文本或夏代商代其它常用文字文本，这三者在夏代商代及周代早中期的世卿世禄时代，一直是由世袭职位的祭祀或史官之类王族宗室、贵族，来负责守护保管统一整理传授。
箕子向武王讲解夏鼎及其所镌刻蝌蚪文符来历、内容，经过当时在场的周代史官整理成了内容上类似于现存《洪范》《禹贡》的周代文本。
在商汤灭夏放桀时，类似情形，可能也有商汤或伊尹等人经历过。
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室逐渐衰微，楚庄王等称霸诸候甚至敢问鼎之轻重。世代掌管周鼎及周代版本《尚书》《洪范》《禹贡》等典籍的史官老聃，或许是在传授相关知识给来洛邑求问的孔仲尼后，才骑青牛出关。他留下一部《道德经》后，便西入流沙。
至此，周(夏)鼎实物以及复制刻录传世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之类器物，与《洪范》《禹贡》讲解文本已经开始逐渐分离。三者之间的联系，大概率仅有李耳及道家、孔子及儒家中极少数最核心人员知晓。
到了战国后期，据史料记载秦武王与人竞力，举龙文赤鼎，折足而死。继位的秦昭王攻灭东周后，迁周鼎入秦。但运鼎船只在河水中失控，或被东方六国及某些殷商后裔等势力中途劫夺，周鼎最终也被辗转流散。据说其最终下落，是被没入淮水泗水河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狩天下时，曾大规模组织人员在彭城泗水(今江苏徐州地区一带)河道中找寻周鼎。汉武帝时，山西汾河入黄河的后土祠一带，有人挖出并献上了无铭文宝鼎。汉武帝还因此改年号、封禅、巡狩天下。
至此，夏鼎与蝌蚪文符金册玉牒、《尚书》《禹贡》《洪范》讲解文本三者已先后彻底分离。
根据现存《尚书》《洪范》文本内容可知，这篇内容丰富意义重大的上古先秦文明文化结晶精华性质文献，历来都被上古三皇五帝尧舜禹历代首领与夏商周三代帝王们所重视，它是一部传承有序的字典、政典、百科全书纲领。具有文明文化传承关键、传国至宝的本质属性。它极可能有对应的金册玉牒或鼎盘盝圭等等一类器物，以便保存传承。
《洪范》与夏鼎，都与治理洪水划定天下九州的华夏文明先祖夏禹帝直接有关。
它们的铸制背景同为上古部落联盟城邦文明向世袭王政时代转化的关键历史节点，都有传承文化担当文明晶华的重任，都有传国至宝的根本属性特征。
洪范九畴与夏九鼎在数目上也一致。在数字性特征出现极罕见，出现往往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上古时期，这种一致本身就值得注意。
四、周延
夏禹鼎(周九鼎)自秦代汉代从史料中被彻底"漂没"后，就再没有踪迹。至今也无考古实物出土，甚至是否真实存在过，也只能存疑。
金册玉牒则先后疑似在禹帝天柱山祭天、汉武帝巡狩封禅古南岳天柱山、晋代及南朝文人道士游历衡山发现禹碑、北宋未年摹刻今南岳衡山禹碑等等事件中，有文史、方志、笔记等等资料记录。
禹碑实物则自宋明以来保存至今。其来历，自汉晋隋唐尤其是宋代明代以来，一直都有明确时间、人物、实物、发现经过等等越来越详实可证具体记录。
与《洪范》记录文本有关的几个当事人，传授者箕子及其家族当时就被分封或流放到边远的朝鲜一带。周武王姬发，则在文本记录发生时间的两年后就死了。
继位的成王年幼少不更事，摄政之周公东征胜利后进行了制度大改革，制礼作乐，以"其命维新"姿态彻底完成了鼎革。"监于夏商二代"、创建出"郁郁乎文哉"礼乐新文明制度体系的周王朝。
他们对于夏鼎及《洪范》文本，只在乎其传国属性，对"无文少典"的夏商所珍视的文本内涵规范规则，也许其实并不看重。
当年负责记录的史官，世代传袭直至东周春秋中后期老聃。
他再传授给孔子并由后者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成录入儒家经典《尚书》的最重要篇目《洪范》，这即是传世至今的源本。
老聃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成为道家祖典后，西入流沙不知所踪。
孔子编纂的《尚书》在两千几百年传承历程中，又经历各种散失流离增删编纂疏证注解。它自秦始皇焚书以来，就成为]儒家经典中影响极大争议最多，屡掀汉宋明清各种学案、至今仍难彻底厘清定论、仍有诸多纷乱的根源。
夏鼎蝌蚪文符、《尚书洪范》文本及后来诸多版本、章句注疏正义延申文本，其历史流变复杂，随时间推移由简朴而变得愈来愈繁乱。
这种情形类似《易经》。《易经》从伏羲《八卦》，经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至周文王六十四卦《周易》，再到汉宋明清，又发展成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太极图等等诸多推演延展衍生。
《洪范》《禹贡》《尚书》、《易经》，以及先前更简洁的河图洛书，在华夏文明文化体系中的神圣地位及离奇遭寄，又颇类似《圣经》之类在犹太文明史上之地位经历。
而夏鼎、金册玉牒、禹碑及蝌蚪文符《洪范九畴》，乜颇类似圣杯、约柜、十诫石碑之类的东西。
也许，蝌蚪文符《洪范九畴》与古犹太文符《十诫》《圣经》一样，除了总结经验制定律法规范，还有制作者先圣先贤先祖们集体精神意志的灌注、寄托、外化。两者也分别成为两大文明各自宗教祭祀体系的重要依归、关键元素。
华夏文明的本土宗教道教，唐宋以来所尊奉的教祖李耳，其家族先祖即大概率与《洪范》相关。也许正是武王与箕子对话时的见证人、记录者，周代最早《洪范》文本的创作者、书写人。
道家内诸多教派的起源，多见"天书"、"神符"之类相关记载。太平道、天师道……，无不托名老子传授天书、神符。
究其根源，大约也与老聃家族世代都是《尚书》《洪范》蝌蚪文字、文本的创作者、记录人、保管人、传道人直接有关。而并非是什么《道德经》五千言才开创了道家，为道教奠下了理论基石。
汉代以来禹碑的历次现世，也大多与突然冒出来的某些道士道家人物相关。
犹太教、基督天主东正教乃至伊斯兰教，与《十诫》《旧约》之类间关联就更不用说了。
一件寻常刀剑，既是普通武器物品，也是制作者构思、心血、意图乃至精神理念意志灌注寄托所在。这种构思意图乃至精神意志往往能被使用者不知觉地体会到、感染上。所谓"手持利器，杀心自起"。
普通刀剑尚且如此具有一点极浅极微精神表达意志感染理念沟通交流功能，干将莫邪欧冶子之类神工巧匠制作的宝剑利刃，自然更甚。
至于草薙剑之类的神器，制作者或许就赋予了更多精神意志，成为特定祭祀宗教仪典上有特别功能的器物。
普通人类日常工具用具造物尚且如此，宗教祭祀类器物更甚。
而蝌蚪文符洪范夏鼎金册玉牒禹碑、古犹太文符十诫石碑约柜圣杯，其文符就都更是千百年历代先祖智慧结晶、精神意志集合、理念信仰的集大成。
它们能穿透古今时空、沟通同种族血脉神魂意志理念，不足为奇。甚至荡涤神魂，净化心灵，启智益慧，成为各自文明内原生宗教体系最重要元素、源头，也理所当然。
蝌蚪文符《洪范》不但是华夏文化体系上古至夏商治国理政理念之总结集成，亦是华夏文明本土宗教道教及东北、朝鲜等子文明系统宗教，乃至可能还是文明分支美洲印第安人祭祀宗教体系之源头要素。
五、结语
《洪范》文本与禹碑蝌蚪文符之关系被明确揭晓后，重读重译重新审视研究《洪范》当然很有必要。
以上文字仅凭现有残缺相关资料，作了若干″大胆假设"，展示了一种重新解读可能性。由于夏鼎(周九鼎)至今并无考古实物，夏代文字亦鲜少体系性质文物实物，蝌蚪文符又与商周以来所有考古文字文物的文字体系差异明显，所以，这个假设的可靠性毫无把握，只是根据现有残缺信息所作的较合理而又最大胆的推断。它需要更多的考古新成果去证实、证伪。
当然，由洪范禹碑之关联揭示，进而重读洪范，进而发现夏鼎、夏代文字。这些可视为洪范禹碑研究可延展范围的上限。作为一种较合理可能性，它也有较大价值意义。
重读《洪范》，还可"发现″洪范禹碑蝌蚪文符与道教之渊源。
但更具体细致的关联揭晓证实或证伪，也需要对蝌蚪文符精神意志理念内涵、道教体系内相关元素有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乃至体验，更全面详实比较分析后，才可能有更合理更可靠推断乃至结论。此文仅仅是挑出了一个线头而已。
老聃李耳作为史书明载的最神秘著名人物，来历神秘，来无明影，去无定踪。这在世卿世禄，文化完全为家世明确贵族阶级掌握的周代，极其罕有。
本文采用了李耳老聃家族世代为周王室史官之说。
至于李耳先祖家族是来自与周族祖先同地域的陇西，故而老聃最后出关西行其实是归乡？
还是李耳先祖家族其实为殷商贵族后裔？
箕子分封朝鲜后，周武王也极大概率会任用一批殷商文化贵族以稳定局势。
世代具体负责守护传承夏鼎的老聃先祖，因为记录武王箕子问答、知悉《洪范》内容而成为周王朝史官并从此世袭职守。
而老聃祖籍，其实为殷商故土淮泗宋楚地域？依现有残缺信息，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成立，孰真孰伪难以判定。
《道德经》中不少名句、哲思，与《洪范》文本似乎不无关联。
比如，禹碑以蝌蚪文符五行"水"字符始，以"弱″字符终。又有刚、克、柔、强等字符。《洪范》文本中有"刚克、柔克、强克"等字句。
这些字符、文句，人们很容易就能把它们和《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等文句相关联。
因为现存《洪范》文本系孔子晚年整编，而孔子又曾入洛问学于老聃。故而在《洪范》文本与《道德经》关系上，有时不免会给世人留下《道德经》先于《洪范》的错觉。
现今的《洪范》文本，或许甚至就是当年老聃讲解教授给孔子知晓过，才有了仲尼后来的述而不作笔笔削削整编。
但《洪范》文本里的内容，无疑早于《道德经》，甚至它还正是《道德经》诸多理念、思想之先源。
张新泉
2021己丑立冬武林龙湖
2024甲寅立秋龙江虎林
附:
夏禹九鼎今何处？洪范池底有福泉
1，史料中关于九鼎记载，最后踪迹大概就几条。
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迁九鼎入关中。经黄河运九鼎入关中时，发生了意外。一种说法是没入河，一种说法是被劫夺，辗转到彭城泗水殷宋故土后，被沉埋入水。
前一种说法，汉武帝时有人在风陵渡后土祠附近，挖出无字鼎。汉武帝因此改元，并巡幸天下封禅四岳。
后一种说法，秦始皇统一后巡行天下时，曾专门组织数千人到彭城泗水一带打捞。
秦皇汉武他们当年巡行天下，甚至很大因素就是为寻找夏禹九鼎。
如果当年九鼎是被劫夺，谁又是幕后主使？
秦灭东周时，韩国在洛邑附近尚未灭亡。五世相韩张氏家族作为韩国当政者，有很大概率是劫夺九鼎参与者乃至主持者。
留侯张良生活年代，既有周秦、秦汉鼎革，也有楚汉逐鹿。他既是周代礼制、战国七雄五世相韩贵族世家后裔，也是汉初三杰代表、新贵世家开创者，还是张氏家族、道家、道教创始时期关键人物。
他与金册玉牒、夏周九鼎发生诸多关联，不足为奇，没有联系才奇怪。
周鼎入秦中途没入黄河，或被劫盗至淮泗彭城殷商故土。张良就有与博浪沙大铁锥误中副车的大力士游侠们交往记录。博浪沙奋力一击与秦皇在徐州淮泗寻找打捞九鼎，时间、地点上都未必没有关联。这些大力士从何而来？张良家族平常养为门客，所为又何来？
张良长期徘徊于淮泗之地，与道家、兵家隐士黄石公之辈多有交往。
刘邦建立汉朝分封功臣功狗时，张良拒绝其他封赏而求封留县，受封地与墓葬地在地域上与微山湖、微山岛、微山、微子陵寝接近。恰是史书记载九鼎最后下落，淮泗区域内中心地带。
张良与周秦时代隐士所谓"商山四皓"关系密切。史记中，他还有往东(或东北)见沧海君(殷商遗国)记录。
这些都是张良生平经历中可摘要出来线索，甚至是独一无二线索。同时代其它历史人物身上，找不出相似关联线索。
关于张良墓，也有几点谜题。
张良墓既有微山岛，留候封地留候世家张氏祖墓、张良祠。还有百里外徐州黄河故道旁、子房山前张良墓道碑。更有千里之外，湖南大庸(今张家界)所谓水绕四门张良墓。
徐州九里山(又名九嶷山！？)下，近黄河故道之名胜除了九里山古战场，还有个白云洞。白云洞如今是佛教庙宇白云寺所在。
洞内九曲九转处，各供有一个佛陀、菩萨、天王、罗汉之类东西。这些佛家石雕前都有一大四方鼎作香炉，各种元素混搭得极其不伦不类。数目倒是刚刚好共有九个。
但这批沦为香炉的九鼎，当然与夏周九鼎无关。周秦汉代，九鼎最后下落据说就在彭城泗水一带。如今彭城徐州，刚刚好有九鼎的却也只有这里。
夏禹九鼎还在这附近，所以留有若干藕断丝续线索。还是在两千多年历次战乱中早已被熔铸了，仅存这一点回想？
现在微山湖及整个南四湖，在先秦两汉时代是洼地平原。因为两千年来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夺泗入淮，这一地区到明代中晚期才逐渐从洼地平原积水成湖定型。康熙年间郯城大地震(超8级)，也进一步造成大量地陷地裂，最终形成现在地形地貌。现在微山湖，汉代时就是留侯张良封地留县所在地。
古泗水自山东山地丘陵、泉群发源，沿东北西南走向曲折向南流向淮河。沿途也多有小型湖沼，尤其是现今南四湖地区。
可以作一大胆假设，九鼎如果是被劫夺，那么有概率应是被封埋在以微子墓为中心古泗水周边九个小湖、深潭。也就是如今微山湖绕微山岛周围九处较有深度、呈一定几何规则分布小湖盆盆底。
给出这个方向性假设后，这种地质地形状况，现代探测技术不知能否准确侦查定位？
当然，围绕微山岛周边，尤其是南岸，既有一系列小山丘，也有九里山(九嶷山？)这样的名胜，还有子房山一带隔黄河故道散布山丘。这几组小山丘也比较容易各自挑选组合出九个各具几何规则小山峰。是否九鼎被分别埋藏进了这些小山？也难说。从工程量、隐蔽难易程度及当时形势而论，就近入水比进山显然概率更高。
秦始皇出巡天下时，专门组织了大批人力在彭城泗水打捞，其事未必无因。天下一统后，焚书坑儒拷掠之下，获得一些信息线索并不难。
然而毕竟时过境迁数年、数十年，即便是疑似当年劫夺九鼎事件主持者——五世相韩张氏家族，其后来族长张良虽然长期辗转徘徊于此，求封于此，死后亦葬于此地，但他是否找到了埋藏九鼎准确地点呢？
似乎也并没有。
何况是秦始皇？
秦始皇打捞记载、张良长期留连，都指示了九鼎较大概率最后埋藏地。
当年劫走九鼎后选择自西向东顺河而下， 但又不能入齐鲁之境。
于是沿自东北向西南的泗水再辗转往南。或埋在微子墓周围，或没入附近河湖，或藏于周边山洞。
张良墓就在微子墓侧，并非没有原由。求封于留，如今就在水下，也不是没有原因地。
徐州雎宁下邳古城一带，近年来多有考古挖掘，也在附近。希望能碰巧挖出九鼎或相关线索。
2，劫夺九鼎大概是东方六国、周室残余、殷商后裔等共同行动。也许是由当时策划合纵燕国姬姓诸侯发起，但极大概率是由六国中势力最弱小而地理位置又最便利韩国来主持。五世相韩张良家族极大概率担当了劫鼎行动总指挥。
九鼎劫夺后是集中在一起，还是中间曾有分散流落？从劫夺起点风陵渡到消失地点淮泗，其行程有哪些转折？
风陵渡口也许就有一两件夏鼎没入黄河波涛。因为韩赵魏为主力，劫夺后也许曾欲运往三晋旧地沿汾河口徘徊。但终究因长平之战后三晋形势恶劣，还是顺流而下。
在从黄河转入淮泗大野泽(今东平湖)附近，因为齐楚燕赵魏五国边界交汇于此，于是九鼎被长期停留安置在今天山东洪范池附近。
这里村庄名称，至今都是赵、魏、姜、姬、张等散布聚齐一地。出土有大量东周战国时兵器、墓葬。
战国最后期，因为战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九鼎也渐次往楚国方向移动。最终下落不明，虽可大体圈划出相关区域，但准确地点线索缺失，难以确定。
劫夺时可能有一两件夏鼎没入黄河风陵渡口一带。也可能决定分散放置后，在汾河口一带埋藏一两件。
六国在洪范池附近因为争执不下九鼎最终去向，最后决定分散安置的概率会升高。
洪范池附近可能最终留有一两三件夏鼎。
由于周室余裔、张氏家族都反对九鼎落入楚人之手，剩余九鼎因战局变化不断往东南方向移动安置时，最终也没越过楚国当时这一区域军事重心彭城。
但也不排除有一件夏鼎被周室残余、吴国后裔们辗转带到了江南。
3，埋藏九鼎的几个可能具体地点
泗水源陪尾山泉林泉群地区。尤其是北区九泉一带可以作为重点。这里距离曲阜很近，在金口坝走水路往南行受阻时，从水路转向此处可以直达，这里有康熙、乾隆多次驻跸行宫。
古泗水九处大转弯处。
古泗水自东向西自北向南，从曲阜泗水一直到淮阴入淮，长近九百公里。中间当然有多处大转弯，但其中下游河段现在河道已经重大变迁，仅有南四湖以上河段数处曲折地可供参考。
古泗水九大支流入河处。
如沂水、荊河(其入河处现在已没入微山湖)等大支流。也以南四湖以上河段之大支流入河处较具考虑价值。
微山岛微子墓、张良墓周边。
徐州黄河故道九里山至子房山区域。
尤以黄河故道张良墓道碑、白云洞区域值得考虑。九里山的白云洞在秦汉时，可能在古泗水之河滨。当时的位置与现在没入地下情形也不同，毕竟两千年来黄河冲积抬高了九里山下平原。也许，白云洞下还有蹊跷？
徐州雎宁张良圯桥遗址至邳州谷山，古泗河两岸区域。
张良与黄石公的往来，剔除其宗教神秘成份后，也似乎有某些特殊指示意义。另外，"商山四皓"之名称，似乎也是地理密码？"东园、甪里、绮里季、夏黄"？
此外，古黄河大野泽交汇、转向淮泗东南吴越必经的洪范池周围，也是战国晚期齐楚赵魏燕边界交汇的不管地带。这里应该曾是九鼎长期停留之地。当时五世相韩的张氏家族可能临时担任了保管负责人，九鼎最终走向决策由其主导、参与。
如果九鼎最终是分散安置，洪范这里也可能留有一两仨件夏禹鼎，交由燕齐最后处理。
从洪范池经大野泽、淮泗河道、古鸿沟运河向东南转移时，兖州金口坝、古石门是必经之路。这里自古就是军事、交通要害，当时掌握在已灭掉鲁国、迁都寿春后在徐州驻有重兵的楚国手中。九鼎离开六国力量大体平衡的边界交汇不管地带洪范池区域，还能越过这道重要关卡沿水路向东南，却又一路顺利能完全不被楚国掌控，这难度太高，概率极低。
也许，"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几乎出现于同时期的政治谣传，所指并非楚国王室三大支系，而意涵有楚国在彭城淮泗一带最终得到三件夏禹鼎——虽然没入了泗水河湖波涛。
综上，风陵渡口、后土祠汾河口秦晋黄河交界区域有一两件，楚国彭城淮泗有三件，洪范池一带有一两仨件，泗水泉林曲阜周边有一件，而吴越遗族也许还带了一件经吴淞口福泉山最后落于周庄，成为沈万三家的所谓聚宝盆。
沈万三水冢
家园 九鼎在王子朝墓附件，箕子成了燕国的贵族 -- 有补充 河南南阳“不见冢”大幕，陪葬挖掘出了天子六架。推测是王子朝墓地。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1303654569443780&wfr=spider&for=pc
“不见冢”大幕旁边有一个“晁（chao)庄”
其一，《史记·晁错传·索隐》记载：“晁氏出南阳，今西鄂晁氏之后也。”司马迁在此明确指出了晁姓起源于西鄂。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魏文帝曹丕时“（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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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朝和晁（chao)读音相同，金文写法相似，晁本来就是是朝的异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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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分封的时候，习惯将商人贵族随同一起分封。
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文物铭文有明确的记载，封给召工7姓商人贵族，随同一起到燕地。
北京卢沟桥附近出土青铜器铭文，有燕侯赏赐亚箕侯（箕子家族）贝，亚侯做器的铭文。此青铜器，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之后，在西周中期，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大墓，出土亚箕侯（箕子家族）铭文的青铜器，甚至还有带亚箕侯的刻字甲骨。大墓出土三鼎，应该是大夫级别的墓葬。
北京顺义马坡，农民盖房的时候出土西周大墓，出土并追回多件箕侯（箕子家族）铭文的青铜器，包含一个有铭文的鼎。
箕子家族在燕国世代为贵族，常年驻守在燕国的最北部边境。保持了很长的时间。
箕子家族最类似的是南越国的赵佗，最终在燕国秦开扫胡的时候，被分封到辽东驻守。之后随着燕国的灭亡，自立为王，如南越国的赵佗。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不见冢”附近也有一条泗水 -- 补充帖 九鼎沉于泗水，大家一般以为是在山东南边的泗水。
但是其实，在“不见冢”附近也有一条泗水。名声不如山东的大。
如果“不见冢”是王子朝的墓地，那么九鼎沉于泗水的泗水，更大的可能性在南阳的这个泗水。
通宝推：张新泉,家园 概率太低了。 虽然出乎意料这种事考古上也偶有发生。
这几天去了邹城峄山，这里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东巡齐鲁挖寻周鼎时期的李斯刻石，不远处还有个上九村古村落群。
在从兖州去峄山路上，一路上经过的唐王湖公园、龙贵购物中心却让人头皮一麻。这几个名称合在一起，竟与一位同学姓名谐音。
记起来为找九鼎、张良相关踪迹、线索，第一次踏上徐州土地时，就在附近见有大幅广告牌九顶山野生动物园。当时注意力扫过野生动物园后，就自动忽略了九顶山这个信息条目。
找张良踪迹两次去雎宁，也都路过这动物园，却因为同样的自动忽略而未曾关注。
徐州雎宁的九顶山野生动物园，其地理名称并非传自久远，只是近年来开发后改了这么个名字。山东嘉祥县还有个九顶山技术学校，地理位置完全不相干。
但这个九顶山野生动物园及其周边，却极大概率有九鼎的最终。
一则，名称太明显了。其二，附近就是黄河故道，水网密布，离淮泗交汇口也不远，三省交界，古亦为边界各方势力复杂地区。
当然，第三点就是几年前下车伊始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它，却几次过其地而忽略。现在却又意外因素从潜意识中把它想起提出来。按禹碑、夏鼎这些东西一惯的造性，往往反而是这种地方有更大机率开出宝盒。
当然，以战国晚期日益恶劣的形势，劫夺迁移九鼎过程中曲折的水陆停转路线，各方势力复杂的关系，夏鼎最后分散安置的概率还是远高于集中在一起沉埋。
九顶山这里即使真有夏周九鼎，大概率也只有两三四座鼎。
秦灭周后，华夏史的周礼秦法体系，又延续了两千余年。这其中，起于淮泗的汉、宋、明，正好一共占了千年(汉406年、宋319年、明276年)。大约占了一半，这里有四座九鼎的概率比较高。
2021年经过南阳时，不见冢的考古才刚刚发布。这里如果能出土一些文字文物，那就真地是大发现。
可惜，概率也很低。
老子、孔子:我们不是吃素的！
2024.8.28山东邹城峄山
通宝推：大眼,
见前补充 5006937
家园 【原创】七、浅谈颛顼绝地天通、连山归藏 七、浅谈颛顼"绝地天通"及《连山》《归藏》
一、绝地天通
现代考古学上虽然已发现不少华夏文明范围内五六千年前的遗址遗存，大体上符合尧舜禹时代的邦国城址墓葬近年来也已都有发掘。但距离确认三皇五帝时代、尧舜禹时代的历史，为时尚早。
上古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有比较多考古实证线索的，也许是颛顼帝。古帝丘所在区域的濮阳西水坡龙虎大墓，极大概率与他及他生活的时代相关联。
与颛顼帝联系在一起，最有名也最让后人名词解释起来头疼的事件，叫做"绝地天通"。
顾名思义，从字面来看，绝地天通显然是涉及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公共宗教祭祀事务的一项大改革。
那么，什么类型、内容的改革才可以够得上"绝地天通"这样高的规格、调门呢？它是因何而发生？改革主要针对谁？后果是什么？
涉及宗教祭祀的改革，又被称作是"绝地天通″，够这个级别的只有几个类型:原始多神信仰改为一神信仰，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破除宗教迷信及无神论等。
那么，颛顼帝的"绝地天通"是哪一个呢？
华夏上古时代自炎黄部落联盟开启原始民主公天下之后，宗教祭祀就既有各族各部落自古相传的各自崇信的自然神灵多神信仰长期并存，又开始有了公共祭祀、宗教信仰。红山玉龙，濮阳颛顼墓蚌壳龙虎，都说明龙这种集合图腾已经为各族部落接受。华夏区域内，各族各部落如果能树旗立帜，大都就会至少有两个旗帜，族旗与龙旗。
但从考古发现和五千年来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宗教信仰历史事实来看，多神信仰似乎从未被禁止过，除少数边远地区，华夏中心区域一神信仰则也几乎从未被推行。宗教信仰自由几乎从古至今，无须西方那样费力标榜努力达成。华夏文明，自古至今一直就自然而然地实际奉行宗教信仰自由。
与宗教信仰自由从古至今传承四五千年相伴的，就是政教分离也几乎自古而然。
所以，"绝地通天″不是禁止多神信仰推行一神宗教，也不是四五千年就搞起了无神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教分离与宗教信仰自由。即早在四五千年前，颛顼帝就让华夏文明实现了所谓"天帝归天帝，王权归王权"，并从此再无较大反复。
华夏区域内上古时代大型宗教祭祀场所遗址遗存的考古发现，至今极为罕有。
从考古年代而论，颛顼帝"绝地天通″之前，有红山牛河梁女神庙。之后，似乎就没有了。直至尧舜禹夏商周以来，都以帝王祖宗祭祀及帝王祭祀天地为主要内容，成为历代家国例行公共事务，而非宗教信仰了。
夏商时的西南地区三星堆遗址，疑似又一个祭祀宗教中心。相同规模者，同时期再无别家。其礼器之青铜制作或在商代中晚，但早先也或有对应陶制礼器。
要点在于，这是又一个牛河梁规模等级的宗教祭祀中心，于颛顼"绝地天通″后继续存在且延续千年。牛河梁为陶制礼器且无类似改铸青铜礼器沿袭继承，三星堆则为突然出现的青铜礼器，周边文化遗址则有陶器时期类似陶制礼器。
这些考古发现，也大体实证了颛顼帝"绝地天通"就是政教分离及宗教信仰自由。
颛顼帝"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具体内容上，是削夺主持祭祀宗教中心部落邦国联盟时代公共宗教祭祀事务的祭司阶层参与世俗事务权力，将祭司阶层手里掌握的武士武装收归世俗军事机构统一掌握。将已迁到帝丘的祭司阶层主力，分置到西南地区，改单独祭祀女娲宗教信仰为增加嫘祖祭祀及三皇五帝信仰并立，并逐渐由母系神灵信仰祭祀向男权父系信仰祭祀转变。在世俗权力对于宗教祭祀事务态度上，由向各族各部落推广女娲祭祀信仰、压缩各族部落原始自然神灵多神信仰，转为祭祀宗教信仰自由。
颛顼帝"绝地天通″宗教祭祀改革的原因有二:祭司阶层权力势力扩张迅速，神权政治倾向日益凸显，严重影响干扰世俗权力运作、其它公共事务。向各族部落强推扩大一神信仰，导致宗教冲突矛盾增多。
与祭司阶层关联紧密的商人商族部落，其发展也异军突起过于迅猛。已严重影响制约、侵夺其它各族各部落发展、利益，与各族部落冲突矛盾急剧增加。
商人商族部落依附于早期牛河梁祭祀宗教中心，与祭司阶层相辅相成互利共赢不断发育。但由于远离华夏文明黄河中下游中心区域，谋获有限，发展一直比较正常乃至迟缓。给各族各部落带来商贸之利益很多，造成的彼此利益侵夺损害冲突矛盾则尚且有限。
商族部落与祭祀宗教中心祭司主力迁到帝丘后，由于交通地理条件更加便捷，两方势力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都发展极为迅猛。同时，它们与各族各部落宗教冲突、发展利益冲突也迅速剧增。为防控矛盾冲突，商人商团及祭祀武士武装还不断扩充，已逐渐成为部落联盟与各族各部落正常发展整体系统内，一颗急剧膨胀扩散的心腹之患、大癌瘤。
颛顼帝在张挥公等重臣辅助下，采取断然措施执行"绝地天通"。多管齐下，一举割除了这一癌瘤，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得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既避免了陷入神权政治主导进程的泥沼，也纠正了过早进入商业异常发展，长期动荡变迁、冲突内耗过于激烈的情况进一步发展。从两方面导正了华夏文明走上更健康、持续稳定、更和平发展的轨道。
商族部落文明过早异常发育与神权政治过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也都有本质上的封闭排它垄断特性。虽然趋势上看似可以率先加速进入奴隶制加速文明进程，但脱离了当时华夏文明特殊地理人口环境、生产力发展现实水准。既不利于华夏文明早期阶段万族万邦文明多样性发育竞争择优，也极大持续增加激烈内耗，会过度消耗文明发展元气。极大增加了华夏文明进程迟缓、中断、停滞倒退反复乃至覆亡的机率。
华夏文明发展进程的现实历史表明，颛顼帝"绝地通天"果断举措，为华夏文明循着一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轨道前进奠定了又一块极重要极关键基石，也是华夏文明持续五千年未曾断绝的一条根本性原因。
与四大古文明，其它文明发展历程相比较，颛顼帝这一重大改革意义更为明显。
其它文明发展进程中，大都因其内部商族部落文明与神权政治过早过于异常发育，纷纷在开出各种文明绚烂花朵后便因过度过早消耗元气而中断、停滞、衰亡。华夏文明却延续五千年，发展生机与文明道路多样性选择机会从未彻底丧失、断绝。
古今中外文明发展史，都一再表明一个简单的文明发展模式上的事实:
商文明、神权政治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是极普遍地，它们的异常发育也大都是能开出异常繁荣绚烂的花朵地。但同时，它们具有封闭、垄断、排它特性，过早过度发育也是要断绝其它文明发展道路探索可能性、生机地。越早异常发育于生产力早期阶段的文明，在同期文明中文明之花越是绚烂，也越是昙花一现越早凋谢。
从早期的奴隶制时代，到当今的资本主义，无不如此。
洪范八政"食、货、祀、司空"(农、商、士、工)总结标示的系统内各部分协调平衡的文明发展进程，有且只有华夏文明遵循践行且最完整展现了。
颛顼"绝地天通″大改革，功在千秋利延万代。他成为黄帝之后三皇五帝中最有功于华夏而得享盛名者，岂偶然哉！
当然，颛顼大改革，客观上也为夏族部落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为夏族率先建国称王奠定了基石。还限制削夺了商族部落的进一步发展，使华夏的商文明走上了一条神权政治长期受到有效抑制的另类发展道路。自然，它也就成为此后千多年里夏族部落夏国与商族部落国世代冲突矛盾之滥觞、原起根由。
二、东北丧朋西南得朋
《易.坤》系辞"东北丧朋，西南得朋"解读
从颛顼"绝地天通"角度来说。
宗教祭祀大改革之前，东北(牛河梁女娲庙)是公共祭祀宗教中心，也是商人族部落祖居地、母妻族所在地(坤)。
宗教祭祀大改革后，西南(三星堆)夏族部落母妻(坤)族世代居地，成为了新的公共祭祀宗教中心(一直延续到夏商，从陶制礼器到青铜时代)。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颛顼即位都于帝丘(濮阳)前后，商人族部落与祭祀宗教中心祭司主力，也迁到帝丘(也许是颛顼强制，也许是大祭司作主，也许是商族部落首领为站队表态而推动)的过程。
但这次迁移，后果却是三方始料未及地。即神权政治势力、商族部落短期内迅速膨胀，与颛顼帝及各族部落宗教、利益矛盾冲突剧增。
颛顼帝果断采取决然措施。将祭司主力再次迁移到自己及夏族母妻族所在的西南地区，与商人族部落分开。同时削夺祭司参与世俗权力解除武装，变女娲一神母系信仰为增加嫘祖及三皇五帝父系多神信仰，改强推一神信仰限制各族部落原始信仰为宗教信仰自由。
改革前，东北的祭祀宗教势力与商人族部落，与各族部落宗教、利益冲突矛盾不断增多加剧，处于所谓"东北丧朋"状态。改革后，西南的祭祀宗教势力(夏族母妻族逐渐主导，亦"坤")与中原的夏族及其它各族部落处于矛盾缓和及利益共生互利状态，即"西南得朋"状态。
从夏人族部落角度而言。
"朋"在上古就是两片展开的贝壳，颛顼时西水坡大墓中的龙虎图形就是由这些贝壳堆积塑形地。在上古直至夏商，它长期都作为货币使用过。颛顼时期西水坡墓中的大量贝壳，与后世堆积金银铜钱，现在烧冥币纸钱，意义大体相同。
换言之，"朋"字在周代以前，所指也可以说就是"利益"。得朋丧朋就是得利失利。
祭祀宗教中心在东北时，夏族利益受损(长途输送物资、被商人族部落赚去利益)。祭祀宗教中心迁到西南时，夏族利益受惠(商人族部落利益转移)。
但从商人族部落来看，情况相反。
从两方面看，坤卦的这句"东北丧朋西南得朋"，都显然是基于站在颛顼帝及夏族立场上考量的结果。
所以，这句卦辞很大概率是从《连山易》里继承来的。
如果是商代周代收录颛顼帝"绝地天通"事件入《归藏》易、《周易》卦爻辞以为附证，他们对于这一大事件的概括总结，不会是"东北丧朋西南得朋"。立场不同，结论甚至完全相反。彼之蜜糖，吾之砒霜。
简单来说，颛顼帝的"绝地天通"使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走的是夏商周平稳有序文明发展路线，而不是商文明一家独秀盛极一时榨干潜力毁灭一切昙花一现路线。中国历史先有夏，而后有商，而不是商兴盛一时然后变成其它如美洲、印度、新月地带等等文明那种停滞废土泥沼，颛顼帝"绝地天通"居功至伟。
华胥之后先有大夏，中华文明又称华夏文明历五千年而传承不绝，不是又称华商文明短暂辉煌之后大概率变废土泥沼，都与颛顼帝导正文明走向的"绝地通天"不无关系。
"东北丧朋，西南得朋"。揭示了"绝地通天"的直接后果，夏得以先兴而商受到抑限。
三、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
通过上述论证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基本推断:
《连山易》《归藏易》并非完全消失了。
《周易》卦爻辞中，有大量卦爻辞就是从《连山易》《归藏易》的原有内容传录转述而来。《周易》是将上古至夏商诸多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按《易》六十四卦特定发展规律重新进行了顺序对应排列的归纳总结集合。
或许夏代的《连山易》，就是在伏羲八卦基础上推演十六卦(每卦四爻？)，在各卦象诸爻象后，补充了夏代以前三皇五帝尧舜禹时若干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同样，商代《归藏易》则推演到三十二卦(每卦五爻？)，又补充了夏代若干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直至《文王易》，则推演成六十四卦，进一步补充了商代尤其是商周交替时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以附证明。
现代如果再把文王以来三千多年，尤其是近现当代发现的自然社会历史现象\规律，用简单二进制数学代码规律作对应解构，恐怕要推演到一百二十八卦了。
比如，在《周易》《泰卦》九三爻之变卦《损卦》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基础上推演的现代易，在"一人行，或得其友"这句之后，就可加上现代人对古今中外历史上开国建国君主领袖传位继承规则的总结:中国夏商以来四千多年历史里，几十个大小王朝开国君主，以其长子太子继承者极少。总比例低于百分之十，以更严格"承其位且有其政"标准而论，则不到百分之五，凤毛麟角。
总之，《周易》是伏羲八卦、《连山易》、《归藏易》的继承发展，而不是另起炉灶。后三者既确实是已经消失，又是融入到《周易》之中了。
此外，从《连山》的字面意思来说，它或许也是禹帝母族修己的图腾代号。禹帝母族图腾为长蛇，颛顼"绝地天通"后，她们这个氏族部落也许正是主要负责掌管祭祀宗教事务。
《归藏》，字面意义也许是《龟藏》。禹帝父鲧殛死于羽山，这在古代是商族部落文明文化区域生活范围，而非夏族区域。但禹父鲧流放东夷淮夷时，也许把伏義八卦推演之后传授给了商部落。
没道理周文王姬昌关押能推演文王易，鲧流放时就不能修订推演出《归藏》《龟藏》《鲧藏》最初版本。商部落也许正是在鲧传授的《鲧易》基础上，才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归藏》易。
禹帝的图腾为龟蛇合一，玄武，真武大帝。
禹碑上的蝌蚪文符，其最先版本，也可能是由上古(颛顼帝、仓颉)至夏代的文字，与八卦符号组合(覆盖、叠合)再"艺术″加工而成。
四、关于濮阳西水坡M45墓墓主
一些研究讨论西水坡墓墓主归属的文章，总是努力在考古年限上尽量往前凑，总是牵强附会地往考古上限上找当时最大的、最有权力的三皇五帝级始祖。
它们完全不考虑墓主明显的原始宗教身份，也不考虑墓中最多的陪葬品——蚌壳等物质的意义及年代。
这个墓的考古发掘存在多层文化堆积交织，年代贯穿仰韶文化至东周，长达几千年。既说明、证明这个地方在古代曾经的宗教、文化乃至政治中心地位(所谓帝丘、颛顼之墟)，也给确定M45墓年代带来难题。
颛顼帝时代是仰韶至东周的中间值，也是濮阳西水坡一带这个地方的辉煌顶点。
墓主生活年代定位为颛顼时代显然最合理、概率也最高。
墓主大概率是当时的部落联盟宗教首领，而不是三皇五帝级的政治领袖。与"绝地天通"的颛顼帝有密切关联，但大概率不是颛顼帝本人。
墓主、墓葬包含的文化信息，与道教张天师世家、道教中张氏高道名人的文化要素多有重合、雷同。
墓主为黄帝后裔青阳氏之氏族族长、颛顼帝重臣、张姓始祖、颛顼历制定者(以及金册玉牒蝌蚪文符创制者)、弓箭发明者、原始道教创始人或集大成者张挥公，概率极大、最高。
墓主骨架疑似有整齐切口(这是常被牵强附会为鲧、蚩尤等历史名人的缘由)，如非后来地层塌陷、考古挖掘等原因造成，而是下葬时就有，其成因既可能是当时战争军事冲突、受刑罚等原因造成，但也可能是道家所谓肉身雷劫洗炼等等原始宗教因素的结果。
三星堆里疑似宗教祭祀器物大量破坏性填埋，两者之间有无关联也需要考虑。
前一种原因，不少人发挥想象，努力寻找合适的古代大人物对号入墓。
后一种可能性，算是首创，聊备一说，且供参考。
五、尧舜禹时期若干特点
尧舜禹时期及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与商周之后情形大不同乃至迥异。
那时黄河流域的气侯特征，更温暖湿润，更接近类似于现代长江流域亚热带温暖湿润区情形。
那时黄土高原及内蒙草原，大概率都为森林覆盖。现代黄河流域更西、北的干旱半干旱沙漠沙化地域，在当时最多也就是半湿润草原区。现在黄土高原的千疮百孔沟壑纵横水土流失碎片化状况，那时甚至根本不存在。那时黄土高原没有现在的海拔(四五千年来平均海拔增高了数十百多米)，也更平整广阔，河流下切亦远无今天深度。
这是讨论尧舜禹时期及更早前历史经济文化，必须时刻牢记的最关键决定性根本性客观背景条件。
此外，尧舜禹时期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还有其特殊性，即超长期超大范围剧烈气候变化与地理环境沧桑巨变，亦即所谓大洪水时代。
这是思考探讨尧舜禹时期所有历史事件、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变迁及此时期各考古文化遗址形成、相互联系、断层断裂等等，都必须时刻需牢记首先要考虑的决定性环境要素。
举一个例子，石峁遗址。
根据考古技术年代测定，石峁遗址即为尧舜禹时代及夏早中期。考虑上述当时地理气候因素特征，这座"城堡"修筑目的显然就不是如后世长城边墙，并非中原文明为应付游牧部落而建。更它大概率是河东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的陶寺盆地文明为应对大洪水的覆亡之危，挑选的以夏后氏为主体的第二个后备基地。(第一个后备基地，应是历山原的虞舜部落。)
从颛顼到鲧到大禹，黄帝后裔这一支系都担任过部落联盟或中心邦国"司空"职务，专门负责土木工程水土治理。建仓、库，筑城等等，都是他们祖传技艺，世代职守。鲧被杀后，大禹仍继司空职守，主持治水。
石峁城址大概率是鲧主持修筑。
由于鲧在尧都陶寺盆地抗洪堵水失败(盆地外黄河汾河类似长江九八年洪峰级流量，盆地内今年夏天郑州级暴雨，筑坝堵水御水于外举措，反而令盆地变湖区彻底湮灭？)，被追责刑杀。鲧部落筑出石峁城，震惊了其它各部落？其能力及废公谋私行为，也为尧、舜两部落所忌，被舜帝追责定罪杀除？)
羽山
良渚(越)、古蜀(羌)、河西，大概都曾是颛顼→鲧→禹这一支系(华夏之夏，盖房建仓建城专业工程施工队)主要活动区。盘殷商周之前，古代部族是迁徙的而非定居的。且古人记事从略，历史书里一句话中涉及的事件，其实际时间长度常常动辄几十百年。
这种情况下，多中心交替流变，也就很正常。
这一时期搞的土木工程，且能留存至今天的，大都要优先考虑是黄帝后裔这一支系的专业队伍施工建设地。
他们家族世代就是专干这个地，别人都没他们专业。
讨论夏禹前历史/考古，任何忽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分析研究都是不负责任乃至必定错误地。夏商及之前的考古/历史，首先就要尽最大可能复原、分析当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因为这个东西决定了当时文明文化一切特性。
六、《禹贡》中的敷浅原
敷浅原一词最早见于《禹贡》，具体何所指，历来有几种看法。
其一是秦陕晋区域。
或关中平原内某地，或山西霍山周围。
安徽霍山——也是龟形
又一是大别尾闾。
即潜山原、主簿原，古南岳衡山天柱山周围濒江之平原。
再一就是指庐山。
这个意见，现在也有认为是庐山周围鄱阳湖周边的平原。
大别尾闾之说，汉魏晋时偶见。
隋唐之后，就大多采用是指庐山了。
考《禹贡》里的敷浅原三字，又离不开九江二字。
历来主要以大别尾闾、庐山而分别论证，无非也是因九江二字。
取庐山说，主要理由在于《禹贡》文中"过九江"的"过"字。
其实，"九江"二字，《禹贡》中却并非只有一处提及，至少有二处。
之前还有一句“……九江，锡大龟……"。这一句的来历因由，恐怕要勾连起《吴越春秋》或《越绝书》中关于大禹治水行程经历。
也就是要牵连到洛书、洪范、禹碑、金册玉牒、古南岳衡山天柱山……这些相关因素。
换言之，《禹贡》毕竟是根据大禹治水事功之行程经历，而随之特意标岀各地地理名词由来始终、相互关系。
脱离、不考虑大禹治水行程，恐怕不行。
而考虑大禹行程，则"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这一句，与前一句"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再前两句"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恐怕都是归结于禹帝在天柱山的一次大活动。
这一段落是用"荊山、大别、衡山、敷浅原"这几个名词来限定金册玉牒、洪范、禹碑、古南岳祭天地这桩大事。
《禹贡》中这一段话，行止皆在江北之地，方向皆自西向东。故“过"字，并非自北向南过大江，始终不及江南之地。
后人或有见文中"衡山"之名，而以为禹帝行止已有涉足江南之地，也很可能理解错了。
隋唐之前，衡山是江北的天柱山。
而山西秦陕霍山的说法，也大概正是因古之霍山，也曾有以天柱山名之。
考《禹贡》的文句上下因承，显然非是秦陕之地后来的霍山。
天柱山——皖公
但这种谬误的由来，却恰好可以反证这段文字所记录禹帝行踪的落脚点，始终都是指到了天柱山。
敷浅原既然与禹帝治水行程走向相关，系此段治水行程终点所在，又处处着落于天柱山，那这地方指的是哪里，不言而喻。
吴头楚尾第一山——天柱山(最具岣嵝两字象形)
所以，"至于敷浅原“，还是应以大别尾闾、天柱山麓、濒江高地平原这些地名为正解。
毕竟，禹帝为治水祭告天地，这件事与庐山没什么关系。
隋唐之前的古人书中偶而提及的说法，应该才是《禹贡》中“敷浅原"三字的正解。
隋唐之后，诗词中的敷浅原，确实大多就是指的庐山。但这已经是另外一码事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据说象伟人侧像
此外，如果《禹贡》中的敷浅原三字，原本为敷潜原之误，那后世就不会有此番纠葛了。
《禹贡》文字中，对于潜水(或潜山)也有提及。敷浅原这三字，究竟是否后人抄录时所误，也许尚待先秦古本之岀世再作证明。
禹贡文字中之九江，既有彭蠡泽口之代指，又有云梦口洞庭口之另称。也未必是一处。
张新泉
2021己丑立冬武林金沙龙湖
2024甲辰立秋龙江鸡西虎林
家园 【原创】八、浅谈"夏无文""商少典" 八、浅谈夏无文与商少典
一、夏无文
夏代顺承了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鲧筑城廓卫君安民→禹治水划定九州，铸鼎定王权不易之制→启称王建国征伐不服。
夏启是继承了几代先人奋斗的果实，才开创了家天下世袭王政。
依孔子之说，夏代文字文化系统不发达，所谓"夏无文"。商代则是制度典章不健全，所谓"商少典"。
什么原因呢？
先谈夏无文。
夏代无文的原因，大体上有四个方面。
首先，王政文明初创，基础终究浅薄。天下粗定，还有少康失国中兴之类反复。积累有限，发育缓慢，却万事皆须从头做起。
有闲阶级有限，底子薄、任务重、人才少、不得闲。
到夏桀时，似乎稍有些闲了，却是压迫太过换得的。结果众叛亲离，反为外敌所乘，被取而代之。
其次，夏代的先祖，世代沿袭司空职守，专职负责土木工程、城建、冶炼、平定水土。为天下文明发展初步打下框架，也积攒了更雄厚实力基础、更广阔势力范围。
夏族能在早期万族万邦林立时代率先称王建国，开启文明时代，有赖于他们长期从事这项繁难疲重事务。
功能设施更周全完善的城廓建立后，便足以傲立于万邦威慑周边，立于不败之地。
以己之不可败而坐待敌之可胜，不断扩展统治区域与势力范围。
原始时代有坚城者，可谓无敌。
稍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对坚城只会来而无功徒耗己力。而背靠城池却可在积攒了实力后，"有田一城，有众一旅"，便可等待时机乘敌之机，一举击败没有城池防卫的对手。
但夏族夏国这方面的独特优势，既严重消耗国力，也难以持久保持专有。
夏国从治水平定天下水土过程中积累了威望、扩张了势力范围，又依靠独有的擅于城建的特长形成了战略性优势。
但成于斯，亦敝于斯。
一直倾向偏重实务而轻虚文，力量有限而重心长期着力于时限长成本高收效慢基础建设，对于上层建筑、文化、教化既已无力，也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硬实力一旦丧失代差优势时，软实力又没有注意培育，也就逐渐难以抵御新的挑战者。
夏桀更是大兴土木一味扩充硬实力，以为自己凭坚城可立于不败(后世胡夏赫连勃勃之统万城亦然，西夏之都城再亦然)。以日自誉，却不知民力已尽、众叛亲离，内部已成"时日曷丧，与汝偕亡"。
商汤伊尹用利益收买，内应外合，一举而克。
第三，夏代建国之前，先后有三位杰出的首领功业显赫，为大夏王朝建立奠定强大基础。颛顼、大禹更都是位列华夏共祖的圣帝。鲧建城廓，也直接成为夏国傲视天下威慑万邦的战略优势。
三位先代首领最杰出的成就，往往被后世机械沿袭发挥发展到有大害于国地步。鲧之治城廓，到桀变成大兴土木不蓄民力。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扩大世俗权力摆脱神权桎梏，到了后嗣夏国夏代，也有类似走入歧途倾向。
夏国对祭祀宗教是打压倾向，与商周大不相同。祭司阶层地位低人数少，保存传承已有文化、文字都极艰难，遑论创造发展。
发展文字文化是要人的，搞祭祀掌握文字文化的有闲阶级地位低人太少，被打压受限制，文字文化发展也就停滞不前。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改革，当然面临挑战付出了很大代价，甚至几个子女都在激烈斗争中或早死或惨败，成为掌控舆论祭祀阶层口中各种"恶""凶"。但夏国夏族率先坚持政教分离打压祭祀阶层，又为夏国夏族扩张势力奠定坚实基础。
《易.坤》有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上古时代华夏文明与夏、商两族的世俗统治重心中心都在黄河中下游陕晋冀豫，围绕盐池散布。夏、商两族在宗教祭祀问题上有截然区别。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强化父权后，把祭祀阶层宗教职能分置迁移到母妻族的巴蜀(颛顼→鲧→禹，母妻族皆在此地)，即今天三星堆一带。
这样一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夏国主力就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影响，在早期万族万邦各有自家原始宗教祭祀受神权影响、宗教冲突斗争频繁普遍激烈环境下，独具一格。
夏族中原主力少受或不受神权影响，就能较公正更开放地执行最早的宗教祭祀信仰自由，大大减少与其它势力因宗教祭祀信仰而持续血斗的频率，也大大增强了夏族夏国协调各方事务的公信力。
同时，母妻族势力获取更多掌握宗教祭祀职权而陷入神权政治泥沼，世俗上更依赖中原夏族主力。又限于原始交通条件，往往天然形成"距离产生美"，相互辅助而不害。
两方面综合，也就是所谓"西南得朋"了。
夏族夏国从颛顼政教分离改革中获取了他方所没有的快速发展崛起机会，受益匪浅。称王建国后，自然会继续强化执行这一圣帝祖制。长期以往，就极大削弱限制了夏族夏国文字文化发展的条件。
到了夏末，夏桀试图改变旧制，积极运作引入母妻族妹喜祭祀阶层重用之。但各种具体政治操作上却低级失误频频，反而又引起内部矛盾加剧，众叛亲离。
与之相对，中原商族、后来的商国商王朝与东北母妻族祖地(红山牛河梁？)宗教祭祀势力结合更紧密。它们走了一条与夏国夏族完全不同的更强势崛起，以商业开路武力跟进征伐为主要特征，以宗教祭祀冲突、文明冲突之名积极对外侵攻的快速发展道路。
母妻族祭祀阶层在商代一直与商族商王世俗权力共掌国家，信仰坚定制度血腥残酷(人牲？)的母妻族祭祀武士宗教雇佣兵团，甚至是商王扩张势力最可靠最强大支柱力量。
名气最大、威望最著的两代商王，开国之成汤与高宗武丁，都是在母妻族名臣伊尹、悍将妇好支持下，获取了赫赫霸业。两位名臣悍将的名声功业历史地位，在商王家族祭祀中享受的待遇，丝毫不亚于商王。
末帝辛纣，也是因为更依赖、强化来自东北母妻族故地的妲己祭祀集团(从妲己在历代政治语境里长期被妖魔化，可以判断她也是当时"圣女″"神女"之类祭祀宗教首领)势力，强势掀起新一轮征伐四方攻略，在内部激化了矛盾，引发外部普遍的恐慌抱团反扑，最终走上了穷兵黩武帝国共同的末路。
搞神权政治宗教战争，必然频频引发对外冲突，古今中外无不如是。
商族商国商王朝以商兴族兴国，注定高度依赖宗教祭祀信仰神权以强化力量凝聚人心，否则早就星分云散，根本不可能聚族建国称王征伐四方。
但宗教战争注定是孤立、排它的。
过分依赖母妻族祭祀集团，虽然在原始时代，有信仰利益紧密结合的宗教武士往往所向无敌，为一代代商王打下赫赫声威，但注定是"东北丧朋″、敌人越来越多、天下皆敌地。
一旦纣王在″国际"形势、"商外"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局面下，盲目效仿祖宗征伐模式照搬宗教战争旧套路，走向失败也是注定地。
第四，与颛顼圣帝政教分离，被夏代后嗣盲目照搬，从而大大限制了夏国夏族文字文化发展类似，禹帝的主要功业，在夏王朝也被错误发挥到最终限制了文字文化创新进步。
在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面对洪水威胁，鲧把主要精力用于筑城廓(陕北神木石峁遗址？)，以保护发展夏族力量。
他对于公共事务则敷衍塞责，头疼医头急时拜天神的消极地以筑坝挡水方式应付差事。最终尧都(陶寺遗址)被洪水淹没，尧帝震怒。
鯀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夏族夏国的实力增强势力扩张，是私有制发展家天下必然取代原始民主公天下历史大趋势下的普遍反应。
在新旧时代交替时刻，他表现过于显眼。
夏族力量发展太快太突出，最终引发普遍担忧恐慌。他对于公共事务过于敷衍，造成恶果太大引发众怒。最终被舜帝以集体公议名义，流放远方，殛死于羽山。
禹帝汲取教训，身体力行，十几年几十年专注天下公务，以愚公移山精神坚持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为平定洪水立下不世之功。他也理所当然被公推为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最后一代圣帝。
治水土这类公共事务，时间长投入多收益少收效慢，甚至往往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是我家种树他族乘凉。
夏族夏国夏王朝承受禹帝功业天下拥戴之荫庇，成为天下共主。开启家天下之后，当然也仍会延续概括承包一些天下公共事务。这些公共工程大多是无法增加实力，反而大多只是为保住共主虚名而不得不消耗己力。
鲧、禹虽然都是土木工程大师，都给夏国夏族打下坚实根基。
但鲧与孙子启，是朝着私有制家天下方向努力地，颛顼与禹则是更偏向融入维护公天下旧时代旧体系地。前者更适应时代大潮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大趋势，后者则是以治水定九州奏响了旧时代最宏伟壮丽的挽歌。
人类文明、华夏文明都注定要挣脱"民主"公天下的原始时代，大步跨入能更飞速进步的私有制时代，直至彻底挣脱物质资料的桎梏，跨入自由人联合体。
新旧时代交替，既有禹、启两父子，闪烁旧时代最后的光辉，开启新时代无上的荣耀。同样也有人为之付出牺牲，鲧为进入新时代付出了惨烈代价，伯益则也为旧时代奉献了最后祭礼。
禹帝公天下时代的最后辉煌功业余荫，其实既是夏代夏国合法正统天命天下共主地位之来源，也是其不断失血流血消耗的根源。位高责重，国族力量持续消耗，自然发展文字文化受到限制。
鲧遗传的城建类工程，同样也带来巨大族力民力国力力量消耗，但更多成就了夏国夏王朝战略优势。禹帝所遗传的公天下时代残余性质的公共事务工程，则更多地只是徒耗国力族力民力。
禹帝遗留功业中的公共事务工程，还只是给夏代文字文化发展无力带来间接影响。
他的另一项遗传功业，才真正决定了夏代文字文化走入死胡同。
禹范铸蝌蚪文字于夏鼎，将公天下时代帝位转授时，方便帝王随身持有携带的玉玺王印性质信物金册玉牒，变为不易移迁的青铜重鼎。直接表达显示了从公天下公举公推帝位禅让，向家天下世袭不易转变的强烈意志。
夏禹鼎也从此成为夏商周历代帝王传国之根本，三代更迭天命所寄最重要的凭信。
但镌刻于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字，虽是字典字符集合，却是为了适应金册玉牒帝位传让特殊信物之要求，天然与上古时代有限的日常文字符号有根本区别。它是对当时日常文字作了"艺术"加工、"宗教″加持地，具有保密、神秘特征，不易辩认不易仿制不易学习不易传承。
事实上，金册玉牒与夏鼎上原本只有四十五个、五十四个字符(后者多出禹定九州之名符)。到了夏商周至宋，历三千年，仍然只有七十七个字符。创制之难，堪谓古今中外字体之唯一。
蝌蚪文字从镌刻于帝王一人独持、帝王间转让的金册玉牒，转为范铸于天下可共见能长期昭于天下的青铜宝鼎，其实就是将蝌蚪文字向天下公开半公开，由神秘走向公开。禹帝的地位权威、禹鼎的神圣，都让蝌蚪文字"神圣"起来。
于是，夏代夏国夏族的文字文化发展进入一条死胡同。
辩认学习掌握传承蝌蚪文字，成为地位受持续打压、本就数量稀少的祭司阶层唯一出路。日常文字得不到发展，日益被抛弃。
范铸蝌蚪文字于禹鼎，变相将蝌蚪文字推向普及推广之路。而蝌蚪文字之创造，根本只是为了彰显神秘、权威，保障传承，根本不利于文字之创造发展普及推广。
就象中古欧洲贵族们以掌握最难学的希腊拉丁字母为荣耀，或是在现代要在大陆普及推广繁体乃至大篆甲骨文，完全有违文字发展正常趋势，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文字文化发展。
总之，颛顼、鲧、禹前后相继，为夏族夏国打下坚实基础。夏启称王建国开创家天下王政时代，是几代先王共同努力水到渠成的结果。
但颛顼鲧禹的主要功业固然是夏族壮大夏国强盛之原由，然而也都为夏代留下各种隐患。是国力耗费、文字文化长期难以发展的重要根源。
原始时代，得祖宗制度之利而重祖制不敢擅改，忽视其弊端而坐视成大害，在文明初创时代，自然到必然，实难幸免。
夏代依坚城立国傲视万邦，在有限区域内能稳固有效统治，少有挑战，没有发展文字文化的迫切需要。颛顼、鲧、禹之遗传，又从不同层面削弱了夏代文字文化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禹鼎范铸蝌蚪文字，更是把夏代文字发展导入死胡同。
夏之无文，由来有自。
二，商少典
再来谈谈商之少典。
仲尼用字，极节约又极准确。
夏代并非完全无文。
比如《尚书》中《甘誓》等等内容，显然有文字相传。甲骨文字作为系统成熟文字，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夏代也自然有更早期甲骨文字之类，成汤伐桀后，概括承受了而己。
《洪范》文本是内容信息量极大的谈话记录，其真实场景显然是针对某件特殊载体上的文字符号给予地详细讲解。在夏商千年岁月代代传承历史中，除了特殊载体(金册玉牒、夏鼎)上的蝌蚪文字，也很可能还有常用文字专门记录这类讲解。
但夏代因各种原因，文字发展极其缓慢几乎停滞。留给今天的文字，只有金册玉牒夏鼎上转录的特殊蝌蚪文字符号，也几乎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文字篇章类"文物"。甚至传承至今不多的蝌蚪文字、内容丰富的《洪范》文本，显然也都不是夏代的，而是上古至夏一千多年数千年文化总结集成结晶。
所以，孔夫子论定夏代无文，虽有绝对化偏差之嫌，但其实是可以成立地。文字文化，在夏代真地就是稀少且停滞地。
商代少典，仲尼用了"少"字，同样简约而又精确。
商代历史长达六百多年，武丁之后势力范围极广阔，盘庚之后几百年统治也相当稳固。这种情况下，商代的典章制度，在数量上当然不可能少，也少不了。
相比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相似规模、长期存在的强盛庞大帝国，它的典章制度都不会更少，也没法少。
商王朝是青铜业、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军事王国帝国，也是宗教祭祀阶层势力庞大、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帝国。祭司们常用的甲骨文，光匆匆临时掩埋留存至今的就有十几万片，百多万字。
这样的背景下，典章制度怎么会"少"呢？
但是，商王朝的典章制度能传之于后世的，显然极少，大多与王朝及身而亡。商王朝灭亡后三千多年里，都没有什么典章制度被后世继续沿用到、改用过。
商亡之后，几百年里，少数殷商典章制度在宋国及箕子朝鲜等殷商遗民范围还有一些遗存，但也不断被周鲁制度同化。
商亡两千年后，起于殷商旧土的赵宋王朝，确实还有不少殷商典章制度的遗存"复现"，但也都只是一些随附点缀。赵宋典章制度的主体，仍然是周秦汉晋隋唐以来典章制度的继承发展。赵宋典章制度似乎确实有一些殷商旧制的影子，但细究则几乎完全不然。
比如，赵宋王朝公然"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与秦至清两千年里其它王朝重本抑末重农抑商全然不同，独具别格。
但赵宋王朝取此国策，根本不是商人商族复兴，要仿效商王朝。只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厚赐武臣勋贵田宅金银，允诺安享富贵以求君臣相安的附带举措。
再比如，宋太祖太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北宋、南宋开国、亡国，似乎都有"兄`终′弟及″。这也是殷商独有，而其它王朝也都极其罕见的继承制度。
那么，赵宋是在复活殷商旧制吗？并不是。
商王朝兄终弟及之制是常态、定制，赵宋则全是各有特殊背景因由乃至巧合。
商王朝多见兄终弟及，根本原因是王朝日常国家事务，无论是商业决策、还是例行重大祭祀、或是对外征伐，不但极为重要，而且极为频繁。
与近现代日不落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无年无月无时无日不战争相似，而与华夏历代王朝总体和平安定完全不同。
所以，国需长君成为商王朝必然要求、定制，权托幼儿之事绝不允许。
而母妻族掌控家族祭祀王国宗教事务，权威极重，又能确保体制稳定运行，不至于内斗内争到不可收拾。
这完全是商王朝各种独特性所决定的独有制度，别的王朝完全不能模仿。
周王朝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周官》《周礼》《礼仪》《周易》等等典章制度，大量地在此后三千年里被各王朝沿袭抄用、仿改。
与之相比，商王朝的典章制度，确实可以用、也只能用"少"字来概括。
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在孔子看来，大多甚至已具有放之四海可推行、传之万世能不易的终极、完美制度特征。
只要统治者能严格遵守"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套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尽可以推广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尽皆王臣"，能维持天下长期秩序稳定，让天下人从温饱至小康直至大同。
事实上，若非近代外来文明给予了华夏文明三千年未有巨变之冲击，孔子心目中周代制度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做到了"终极制度"模版。
与周朝典章制度大多延传三千年相比，商朝的典章制度可传承者，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即便与秦汉以来数十个或短命或两三百年王朝相比，如隋之科举、三省六部等，元之行省等，明之内阁等，商朝典章制度能被沿袭被传承的，相对而言也是极"少"。
为什么商代典章制度数量并不少，甚至极多，但能传承后世被沿袭者极少呢？
商人商族商部落商国商王朝，是依托上古时代东北区域华夏文明自母系母权时代就有的祭祀宗教中心，逐渐发展起来地(如同时期考古无更大规模同类遗址再发现，红山牛河梁遗址必然就是商族商王朝的起源地)。
它既具有上古中古世界上各重商部落、种族、文明体普遍一般共性，又具有华夏文明区域独特性。
古今中外的祭祀宗教中心，向来都是商人、商团商帮乃至商部落商种族直至商国商王朝的聚集地、根据地、发源地。
小到原始时代各部落交易、集市、城镇之兴起，大到近现代各种殖民地、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形成。古今中外的区域内祭祀宗教中心，莫不是长期汇聚广大区域的人流、物流、财富乃至货币流，成为商人商族商国之起源地，丝毫不足为奇。
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就起于商家兴于商家，从学徒而富豪而教首而政教合一帝国领袖。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可作为商人商团与宗教关系最集中突出的例证。
犹太教、基督教与犹太商，罗马教会与西方从中古到近现代的商业直至资本主义，佛教寺庙与古代商业、集镇、借贷钱铺银号，……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由祭祀祭司而士而儒而商，祀、士、儒、商，本源同一而千丝万缕。
区域祭祀宗教中心长期吸引大量人流、物流、为频繁交易提供各种便利，必然带来商业兴盛，支撑起商人商族部落邦国壮大繁荣。
同时，四处冒险奔走求利的商人，也大多都是最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比定聚部落中有稳定生产生活方式的其它职业分工部族，更容易自创出各种神灵以求庇护、安慰更高风险人生历程中动荡不安的心灵。他们的经商人生历程中，当然会遭逢各地各种族。而各地各族千奇百怪各种神灵，也都是他们拜祭的对象，经常甚至虔诚程度超过原住民。
古今中外，商人商族与宗教天然就是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孪生子、亲密爱人、利益同盟。
夏、商及更早的上古时代，华夏文明自黄帝始，既有万族万邦各自原始宗教祭祀，又先后形成了两大原始公天下时代共同的祭祀宗教中心。一个就是东北红山牛河梁女神庙(女娲？)，另一个则是西南巴蜀的三星堆(嫘祖？)。
两者以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为界，又分别成为了夏、商两族、国、王朝之母妻族、祖居地。
前者与世俗商部族之关联更紧密，颛顼大变革后，甚至与商人商族商部落商国合二而一。后者则是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后，分割拆迁前者并扶持夏人母妻族的产物。
夏、商之争斗更迭，文明体系上是原始、奴隶时代城市邦国文明与商业及宗教武装文明之争，宗教上则是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之争，当然也还是夏人夏族夏国与商人商族商国的国族之争。
商王朝以商王室、贵族们领导的成熟商业集团运转体系、关系紧密长期联姻的祭祀宗教文化集团、信仰坚定利益捆绑的宗教武士集团为三大支柱，又以高度发达成熟的青铜冶炼铸造使用为基石，构建成拥有庞大财力、武力能长期威慑控制四方的强大奴隶制军事神权帝国。世俗权力与商业集团以青铜冶炼交易为中心从四方获取巨利；祭司宗教集团围绕巨大的历代商王的司母鼎展开大型祭祀活动，与商王家族世代捆绑威慑民众凝聚人心维护信仰；武士集团则以工艺先进装备供应充足的青铜武装征伐四方。
商王朝商文明的上述基本特征，决定了商代典章制度的特性。商代一切典章制度必然体现三大支柱意志维护其利益，围绕商业活动为中心制定典章制度，一切典章制度都是从利益出发、为了利益而运作运转、随利益格局变化而变化。
于是，商代典章制度大多更具时效性、易变性、实用性、灵活性、不确定性，而缺乏持久性、权威性、规范性、稳定性。早中期的商文明，甚至连商王都城也因商业利益变化而屡迁无定，更遑论其他典章制度了。又由于宗教因素长期影响巨大，商代典章制度往往还有宗教信仰影响必然带来的垄断排他性、封闭性特征。
这些特征也就决定了商代典章制度多而易变，难以长久坚持，难以推广四方，难以被其他文明模仿。被它征服后的部落，只能成为其奴役对象、附庸。周边任何模仿者，往往就都直接成长为商文明的竞争对手。
商代同时期的文明，与商王朝关系越远，越能友好互利合作共赢，关系越近，就越只能征伐、奴役、附庸。
这情形可参考现今美帝。离美帝太近，就只能被征伐、奴役、附庸、不断被反复收割。与美帝有远距离产生美的，反而商业合作互利共赢机会较多，甚至能产生美国一向平等友好的错觉。
华夏先秦时代商文明这些特征，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演绎得更全面通透彻底。
孔子考察夏商千年历史，总结出夏无文商少典。他若能观察地理大发现以来五六百年全球化历史，大约也会喊出"葡西无文，英美少典″。
英美资本主义文明动辄推销所谓普世价值、西方近现代文明体制，好象它那一套对于别国而言，可学可仿可搬用套用似的。然而，世界上学、仿、搬者，无不被其奴役收割、沦为附庸。学"成功″了的，又无一不是竞争对手，直至搞出两次世界大战。
三千年前的商文明，与现代英美文明一样，在维护最主要利益集团层级(权贵巨商+宗教+军事集团)核心利益的典章制度方面，都是极端封闭、排它垄断的。
它们卖力向他国推广的那些浮于表象的诸如现代普世价值+宪政体系之类，其实与三千年前商代"敬神如神在"的宗教普世价值观一样，甚至如"人牲″祭祀制度一样，都是依靠强大商业资本侵蚀与武力威慑侵攻去强行推广维护地。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有时效性、地域性、适用性地，且都极有限。既不自古而然、可放之四海，也不能延之长久、无更优替代。
人牲祭祀制度，延续了六百年或数千年乃至更久远(牛河梁神庙、神木石峁遗址、西水坡颛顼墓，都有人牲)。以至于殷商后裔孔仲尼虽然对周代众多典章制度不无溢美，但他却仍然认为周代祭祀用人俑这东西很不符合"普世价值"。他直接嘲讽周人是在试图欺骗祖先神灵，喊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人牲″虽然似乎有点残酷，但它才符合"祭神如神在"这一已历数千年，已被广大公众认同的普世宗教价值观。
捣鼓"人俑"，那不是骗鬼吗？
"人牲″制度，长久推行后，也能在孔圣人那里变成"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之价值，能有多高大？
商文明的典章制度虽多，但大多却不能普及推广。
盘庚定都殷都后，即便奴隶制庄园经济不断发展，商王朝也从早中期随商业利益格局变化而游走不定，逐渐转化为定居文明。但它仍然难以走出旧制旧习，不能带领华夏文明迈入文明发展新阶段。
比如，一旦周文明以更先进井田农奴制快速积累壮大，更具普适推广，更符合文明演进新阶段发展趋势。商文明相对日渐衰败，封闭排它东北丧朋的弊端就日益显化。统治者如纣王也根本无意革新求变以适应新形势，相反，他退回到试图模仿武丁征伐收割四方旧套路以挽危亡，从而迅速激化内外矛盾，最终覆亡。
类似的，人类即将彻底摆脱物质资料生产力的桎梏，迈入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星空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英美那一套本质上封闭独占垄断排它典章制度，同样难以普及推广，更不是什么历史终结。它们同样难以乃至根本不会尝试更多的自我革命、创新制度走出旧体系。
在国力衰败之际，它们甚至只是倒退回老套路，嚷嚷着从实力地位出发，再次大肆收割四方以图压制新起竞争对手、挽救溃崩瓦解，最终也是盟邦惊骇乃至众叛亲离，终究难挽天倾。
三千年前，夏无文商少典，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监于二代而创新礼乐文明引领华夏进入新阶段。
五六百年来，西、葡无文，英美少典，华夏文明虽古老历经五千年，但坚持改革开放永不停滞封闭僵化，也终将闯出新路。必将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彻底摆脱物质生产力桎梏，迈入星空智能时代。
后记:
这一篇文字，以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考察夏商两代千年历史所作结论为目标箭耙，找寻各种历史残缺信息、考古成果做证据照耙射箭。虽有些牵强，证据亦多有假设、争议，但观其大略，也能大体形成逻辑合理框架。
至于类比现实，也只是从宏观角度给予粗糙比较。细细考究，是经不起推敲地。人类历史从无简单循环重复，但却有各种形式的循环往复。毕竟，太阳底下无新事。每个人都是在这星球上，以重重复复的吃喝拉撒睡为主要内容打发几十年人生。
上帝视角中，几十亿裸猿大约都是一般有趣或无聊。古今个人是如此，古今国度、文明，观其大略，也无天差地别。
三四千年前的历史，真相已很难发覆。所谓的证据，大多残缺、有争议、需假设推断补全。从近代乃至当今某些类似情形作一些对比反推，也就有其必要。捋一捋相关历史残缺信息，从各种组合尝试里，选出可连成串形成一种合理性比较强的链条，得出一些合理的"结论″，对于进一步的历史研究以及相关考古研究，也有一点参考价值。
物理学上很多宏观微观领域课题，常常陷入根本无法实验验证，有时只能纯粹用数学去步步逻辑运算推导。据说如果公式比较具有"美感"，往往最后被另外各种想办法设计的试验验证概率更高。(似乎连相对论，也都是如此)。
毕竟，凡是现实存在的，必有其"合理"。反之，凡是分析起来更具"合理″性的，现实中存在、发生过，概率往往也比较高。
张新泉
2021己丑立冬武林龙湖
2024甲辰立秋龙江虎林
通宝推：大眼,迷途笨狼,家园 语言的表达是用语音，语言传达内容 是以图像更准确信息量大。 我们今天能看到远古岩画 却不一定能看到结绳记事。中国节可以编织出很多图案 如同岩图，还有祭祀用的牲畜 刍狗，现在乡村里仍有给孩子玩的草编小动物：蜻蜓蝴蝶小羊小马。
能总结出夏历，自然依靠文字的汇总分析总结。包括玉器青铜器上的纹饰 夔龙纹、鸱鸮纹、云雷纹本身就是如同文字一样的故事传达。
摘两段文
孔子著易传，《易·系辞》中认为周易起源于上古包牺时代的结绳记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孔子十世孙孔安国 传其著有《尚书序》，其中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岛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岛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通宝推：张新泉,
家园 【原创】九、浅析商文明模式(上) 九、商文明模式浅析(上)
一、起源
原始时代生产力虽然低下，但漫长岁月里终究也在不断发展。人类种群扩大、生产工具逐渐改进、组织管理效率缓慢提升后，许多不同部族赖以维生的不同种类食物，也都渐渐有了剩余。
舜帝号称有虞氏，最主要就长期都是负责管理部落联盟的食堂、仓储等后勤事务。
洪水大灾背景下，这些事务直接关系大家伙的饱饿冷暖，乃至能直接决定各部落生死存亡。又因为他一向在总搅后勤事务上能比较公正、管理出色办事能力出众，所以也就得到了一致拥戴。
隋代粮仓遗址
有了剩余、积累，才有仓储才有相应的管理部门，也才有所谓的有虞氏。
上古时代，这些食物大都终究难以长久保存，于是，储藏以备不时之需外，互相交易以求互通有无从而互利，也就逐渐成为必然。
洪范八政"食→货→祀→司空(工程、公共事务)"排序，是上古历史自然发展一般状况的概括。
中外不同地域诸文明区域内，商人族部落的兴起，大多最早都是由食物互易而逐渐发展起来。
甚至从原始时代直至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兴起之前，乃至现代当代，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前，粮食贸易始终都是人类商业活动的中心环节、重心。
美帝至今长期都是国际粮食市场最大供应商、定价人。国际上它的话语权长期最大，与此不无关系。
商人商族部落逐渐形成、缓慢发展起来后，其生产生活方式比较其它原始分工成员部族而言，要承担更多各种盈亏风险，也更期待各种幸运机率。
他们是原始时代贫富分化发展最快最严重的群体，也天然就是各种群部族里最易自创自生宗教信仰的群体。
那些从事贸易而逐渐聚集起财富的幸运儿"成功者"，大多是早期自发宗教信仰最虔诚的信徒。他们也是支撑原始时代自发宗教信仰扩散、稳固、成熟最主要物力财力人力来源。
人间、天上之间沟通最直接频繁的神灵——中外地位都不高
甚至到了中古近现当代，也是如此。
地球上百分之八九十的神灵，无不是由商人所创造、扩散、稳固、成熟。
钱能通神不是笑话，而是对于商人商业与宗教关系的高度概括。没有商业商人族群，任何一个早期神灵宗教都发展不起来。
原始时代、古代是如此，近现代一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当然，宗教成熟发展后，又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早期原始时代，原始宗教祭祀发展、成熟后，宗教祭祀活动中心也渐渐成为区域范围内人流、物货流、财富的聚集地，成为商人族部落、商业活动的根据地。
宗教巫师祭司阶级与商人族部落逐渐形成利益命运共生体共同体，相生相伴相辅相成互助互利。
商人族部落聚集起财富后，也会逐渐与那些效率更高的部族、行业更经常往来更紧密联合起来。相互合作促进，不断改进效率，攫取更大利益。
在原始时代，先进工具、工艺、优秀人才，全都会逐渐被商人族部落渗透、联合乃至掌控。逐渐形成一种商(货)、宗教神社(祀)一体，渗透、联合、掌控文明区域内数量较少但地位重要的手工业部族(工、司空)，对数量最多、散布最广泛的农林牧渔猎(食、农)部族联合压榨掠夺局面。
这种状况，从原始时代到近现当代，都没有太大变化。
商业活动既从多方面促进原始生产力发展，也以财富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信息不对称而逐渐攫取更多利益，逐渐与其它部族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冲突。
在早期原始时代各部族重复再生产能力低下、普遍缺乏保障、剩余有限、积累艰难情况下，商人族部落商业活动的过快发育、过度掠夺侵吞，会直接降低其他部族生存机率导致大量消亡。
近现当代资本主义文明走到哪里开发到哪里，更经常是带来短暂繁荣之后，就如同蝗虫过境吃光掠尽，留下一片灾难永劫不复。
几乎不存在复原能力的原始时代，商人族部落商业活动过快繁荣昌盛后，整个文明区域都会进入发展元气迅速耗尽的快进模式。
昙花一现彻底消失。
华夏文明区域内，在颛顼帝时期，商人族部落与祭司阶层曾有迅猛发展，就造成了类似严重后果。
颛顼帝果断采取措施，多管齐下，拆分了商\祀联合体，导正了华夏文明早期发展道路。
二、制度
商王朝是以手工业青铜冶炼为基础，以商业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古代奴隶制军事王朝。商王朝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制度、国家政策，对后来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商周鼎革具体过程发生重大影响。
比如，商王朝的王权继承经常有兄终弟及。
这个制度长期运行，可能是汲取了夏王朝历史上少康复国中兴事件等等之类的先例教训。商王朝比较注意防止国无长君、幼主继承等等难以应付复杂局面、不能承担君王责任，进而失国失位的风险。
兄终弟及继承制度，往往造成继位君王王弟的子嗣嫡庶情况比较复杂。王弟之幼子(但已成年)继位，逐渐成为商代后续历史发展进程中更普遍情形。即兄王→弟王→弟王之成年诸子中较幼者，为更常见继承模式。
弟王的幼子，往往也是弟王继位后，王后正位之后之嫡子。到他继位时，通常也早已成年。而弟王的那些较年长儿子，往往是弟王王后还只是王弟妃时就已经诞育，他们反而没有嫡子身份。且他们年龄往往太大，已掌管具体事务多年，反而不宜继承王位。
这些情况，从也是兄终弟及制度的当代沙特王室王族结构、王权运行、王位继承过程，可以窥见一斑。
弟王以较幼之已成年嫡子继位，似乎对于早已成年之长子和其它年长诸子有一点不公平(其母妃、母后即便往往是同一人，但正位之前与正位之后，所生子也有嫡庶之区分)。
以商代末年的帝乙诸子为例，帝乙继承其兄王位之前，其王妃已生微子等子。帝乙继位后，其妃才正位为王后。此后所生幼子帝辛等后来子嗣，才成为其嫡子。帝乙死时，帝辛已成年，所以顺利继位。而微子等子，即便与帝辛生母是同一人，他们也丧失了继位资格。
纣王帝辛如果不是身死国灭，正常情况下，如果他不是王后最幼子，他的王位也会传给其它后来成年之嫡子王弟(他们比帝辛儿子继承权更优先)。这样就又继续开启了新一轮的兄终弟及。
商代兄终弟及制度一直稳定延续，且始终能大体上有效防止未成年幼主继位，从而造成失位失国的风险。
商代这一继承制度应该并非商汤灭夏后才确立，它稳定传承的历史也许更久远。但在商灭夏王天下后，它还又至少稳定传承延续了六百多年之久，其稳定性有效性都可谓显著。
类似地，陈桥兵变取代后周政权，为防止出现孤儿寡母继承，多有兄终及乃至养宗室成年子嗣兼祧承袭的赵宋王朝，也较稳定地延续了三百年。继承制度与皇权继承过程中，也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其它王朝常见的外戚、后宫、宦官干政，权臣篡夺现象。
三、条件
兄终弟及制度，没有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唯一排它无可替代所导致的高风险。相对而言，它显然也就能更灵活更有效应对、适应复杂状况。也能更有保障地承担王权所需担负的巨大责任，更有效发挥其一应职能。
但是，这个制度的成立与长期有效运行，也有其条件。
商王朝统治集团是由三大部分统合而成。
商王室、贵族们领导的成熟商业集团运转体系、关系紧密长期联姻的祭祀宗教文化集团、信仰坚定利益捆绑的宗教武士集团，它们是商王朝的三大支柱。
商王朝以高度发达成熟的青铜冶炼铸造使用为基石，正是依赖这三大支柱，才构建起拥有庞大财力、武力，能长期威慑控制四方的强大奴隶制军事神权帝国。
世俗权力与商业集团以青铜冶炼交易为中心从四方获取巨利；祭司宗教集团围绕巨大的历代商王母后王鼎展开大型祭祀活动，与商王家族世代捆绑，威慑民众凝聚人心维护信仰；武士集团则以工艺先进装备供应充足的青铜武装征伐四方。
商王的王权在这样的结构体系内运行，地位、份量远没有其它王朝那样重要。
与殷商王朝架构、继承制度颇多类似的赵宋王朝，它的皇权承袭了秦汉隋唐以来之高度集权体制，统治时间长达近三百年。但它始终都是历代王朝中相对而言最虚弱的，皇权长期都受相权、武勋等各种制约。
何况殷商时代之王权？
兄终弟及之后，前代商王那些享有一定继承王权资格的嫡子长子，可以担任商王室以青铜开采冶铸加工为中心整个商业体系的最主要决策者。其地位、权力、利益，并不逊色于王权太多。
赵宋王朝宗室内较有皇权继承资格者，大多是赵宋王朝实际首富。他们往往是各种史料笔记小说中，都城开封东京最高最贵地产"樊楼"等等大量产业的实际主人。
商王朝的前代王"太子"、长子，与赵宋的首富宗室们相比，拥有的财富更多，实际地位更高权力更大。他们大体上甚至是美帝的首富、联储主席、商会长的综合，其权势比起终身制总统来，也不遑多让。
拥有极大权势、位份的历代商王母妻族，还在王权继承、运转过程中，发挥独特的调和平衡维稳顾全大局功能。
这样的架构与制度，甚至在商王朝成为天下共主之前，就应该已稳定延续数百年，早已成为约定俗成不易之制。
这些商王朝特有架构、条件，都是其它王朝所没有的。赵宋王朝虽然也有若干条件与之相类似，但远远达不到支撑其长期稳定运行程度。
兄终弟及制度有效保障了从商族部落到商国商王朝，至少六百多年乃至长达近千年的内部稳定。
依靠这一制度，商王朝即便长期处在对外商业扩张、武力征伐所带来的内外紧张形势下，也始终能保持内部团结，共抗对外风险。
四、模式
人类的一切商文明都是带有掠夺特征的。它们往往需要象吸血鬼一样不断吸收文明区域内其它子文明系统的营养，要尽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
文明区域内财富集中度随时间推移，会不断加速提升。直至其它子文明系统彻底丧失生机，整个文明区域都被商文明彻底征服。
此后，这个更大规模商文明区域要么昙花一现，迅速在无法遏制的内卷中逐渐消亡。要么就得踏上更大地理范围的文明掠夺扩张征伐道路。
早期青铜时代生产力基础上，人类商业文明的发育极限，大多仅能支撑约方圆五百公里范围内的文明系统。达到边界就会陷入加速内卷模式，自行崩溃或被边界外的挑战者利用各种机会取代、消灭。《尚书》中对于五百里畿、侯、甸、伯、绥服的规划，并非凭空设计，有其长期历史经验依据。
华夏文明范围内的商周鼎革，既可以从周国角度观察，周国最大限度利用了商周政治联姻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上扩张发展机遇，与军事上的完美突袭机会。又可以从商王朝角度观察，商文明发展已到达当时生产力基础上最大极限。
商王朝从周期迁移转为定都定居，已陷入不断加速内卷。
商周鼎革，是两方面综合作用的自然结果。
根本原因是周文明发展模式更具生命力，更有利于华夏文明积累发育，更有利于稳步进入更高生产力水准新发展阶段。
商文明早期的周期性迁移，都是在较小势力范围内开启内卷崩溃模式时，通过不断扩张征伐来遏止抵消内卷崩溃趋势。直至达到当时生产力基础上的最大限度有效边界。
盘庚定都，本来就是在当时生产力基础上，已拥有华夏文明内最大限度可有效控制区域了。再继续迁移或对外征伐开拓，都已经成本代价更高，得不偿失了。
继续迁移或征伐，已经都是从最大限度势力范围内开启内卷崩溃模式，转为在越来越小势力范围内加速内卷崩溃。
不完成文明发展模式的革新，商文明只有死路一条。
商周鼎革当然也有偶然性。
商王朝虽然在加速内卷逐渐衰亡，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新兴的周国虽然已发展出了新文明道路，但毕竟实力有限。商王朝如果放弃衰败不可逆转的已有势力范围，转而征服势力范围相对更小的周国或东夷后，再迁移过去，继续在越来越小文明区域范围重新开启加速内卷崩溃，仍然又可以延续一段时间。
当然，这仍然挽救不了商文明最终崩溃灭亡，同时那还将会最终窒息华夏文明范围内所有的文明发展生机。让整个华夏文明在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准阶段，经历辉煌之后即彻底耗尽发展潜力而消亡。
商周鼎革后，周文明模式在华夏文明范围内持续了三千年之久(秦汉以后，则有两千多年升级版本周文明模式)。
华夏文明在新生产力水准上，新一轮商文明即所谓资本主义文明，始终因各种历史因素作用受到各种限制，而未能率先跃上台阶。
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中心从地中海小城邦到西葡荷小国，再到英法日德等等中等人口大国，直到美苏超级大国逐渐次递迁移，不断延伸扩展，推动西方为中心征服掠夺毁灭其它文明发展生机的所谓全球化道路。
某种意义上而言，西方文明是在新的生产力水准基础上，重走、复制了一条两三千年前华夏文明商王朝早就走过的，中心不断迁移、征服扩大势力范围、掠夺窒息其它文明发展生机的道路。
在西方资本主义新商文明以文明输出之名，大肆征服掠夺摧毁消灭其它文明的数百年里，唯有华夏文明未被彻底摧毁奴化、沦为附庸乃至海地、几内亚、苏丹、阿富汗、墨西哥、阿根廷及印度式的泥沼、废土。
周秦文明模式在三千年历史里，虽然近乎陷入发展缓慢循环乃至停滞，但仍然积累起深厚底蕴。
即便西方资本主义新商文明已经彻底席卷全球，生产力发展阶段已对华夏文明形成绝对代差优势，仍然合八国之力而终究不能一举彻底摧毁。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新商文明也很快到达内卷越来越严重、势力范围再也无法突破扩张的边界极限。
华夏文明重新完成统一、内部整合后，主动吸纳西方文明新生产力因素，短短七十年便迅速成为全球化最后一轮迁移后的新发展中心。为人类摆脱新商文明带来的无可遏制加速内卷走向全面崩溃的旧道路，重新导正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探索星空智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新模式新道路，打下了最坚实根基。
西方所谓资本主义的新商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空前的辉煌。但也几乎耗尽了现有生产力水准基础上人类文明发展的潜力。
它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局部战争、数十次全球经济危机及全球性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等，一次次将人类文明不断带入更加接近彻底毁灭的边缘。
继续沿着那条道路走，人类文明有极大概率会在最短期内陷入全面崩溃乃至毁灭。
这是由古今中外所有的商文明共同普遍特征所决定的，这一文明发展模式越纯粹越强大，崩溃毁灭就来得越迅猛越彻底越难以扭转。
人类社会生产力又将面对新阶段，进入星空智能时代已经近在眼前。但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或"新商"文明旧体系，所能够继续支撑包容的。
华夏文明数千年持续发展道路模式，在五千年里已先后三次越过了不同生产力水准阶段基础上的商文明所带来的毁灭危机，一次次导正了文明发展前进方向，最终成为唯一成功延继五千年的文明发展模式。
从颛顼"绝地天通"，到周公制礼作乐秦皇汉武大一统，再到百年来抵御资本文明之毁灭，涅槃重生崛起复兴。
华夏文明发展模式道路显示了超强的韧性、融合包容能力、延续能力和突破创新能力。对比其它已灭绝、衰亡文明，越发显示其勃勃生机强大生命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东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两大历史学者汤因比池田大作，他们已经明晓，眼前看似烈火烹油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实没有前途出路，只有毁灭灾难日益迫近。他们也正是看到了华夏文明这些特征，才坚信传承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吸纳新生产力因素后，必定能在融汇东西方、融合苏英美文明发展模式基础上，引领人类摆脱新商文明所导引的走向毁灭之路，带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新的星空智能时代。
五、结语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文明是智慧生命文明，摆脱物质的桎梏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
商文明的兴起繁盛，是每一个人类文明模式在当时生产力基础上必然会经历的自然发展历程、阶段。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进步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达到一个新高度、新阶段后，必然要在现有"新发现″基础上，穷尽"新发明、新创造"，乃至穷尽"实用新型"新"外观"。
人类生产力的每一次跃升，都是以商文明繁荣兴盛而达到顶点。
但如果生产力没有新的突破，商文明的过快发育也必然在耗尽潜力后带来文明毁灭之灾。
人类在"新发明""新外观""实用新型"上的繁荣创造，最终也会逐渐逼近"新发现"的边界上限。没有下一次更高境界"新发现"，人类文明发展前进潜力也必然耗尽。
华夏文明每一次都在当时生产力基础上超越商文明过度繁荣，扭转导正发展方向。
背景要么是人类"新发现"已有了质的飞跃，要么是必须等待"新发现"的孕育。前者，超越商文明后，能让华夏文明领先一步进入新阶段。后者，也能有效避免商文明过度消耗而昙花一现。
人类社会现在又面临"新发现"日益枯竭，越来越难跃升新境界到达新高度。而构基于现有认知发现上的"新发明创造""实用新型""新外观"及其物化，虽然正极度繁荣日新月异目不暇接，却也日益逼近边界极限，正逐渐又一次全球性质全人类范围的耗尽潜力。
资本主义新商文明，促进加速了这一进程。既是历史必然，也有伟大意义。现在也越来越让人类陷入一场难以避免的迫在眉睫的急剧内卷快速崩溃新危机。
地球上已经没有新疆域，可供资本主义新商文明开拓、征伐、掠夺、吸血完成"人牲"祭礼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洪范》八政所揭示的"食(农)→货(商)→祀(祭司、士、知识分子)→司空……(工、公共事务、公共安全)架构、模式，是四五千年前华夏文明先祖对更早几千年文明发展的最精炼总结、最简洁概括。客观上又成为大体指导了华夏文明五千年来文明发展进程的有效规划、指南。
华夏文明在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基于人类对世界当时所达到的不同"发现"境界，对于智慧文明自身发展方向也形成了一条可延续的"正确"模式道路。虽有一些缺憾，但总体上仍然可以给今天世人有益启示、参考。
即原始时代"绝地天通"抑制"祀商一体"，避免"神权政治"导致的认知世界"千年黑暗"。
封建时代从选贤任能直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偏向于对学而优则仕公共管理的过分重视乃至畸形发展，忽视乃至打压科学、技术所谓奇技淫巧，但终究仍是高扬智慧生命的根本本质，也探索了科技"新发现""新发明"长期孕育乃至停滞阶段，如何推动人类人文社会领域精神文化创新创造。
华夏文明吸纳西方科技成果后，也必将成为星空智能时代的"新发现""新发明创造"主力军，同时，更必定能在人文社会领域精神文化创新创造方面引领人类超越大概率即将到来的又一轮更长期"停滞"。
后记:
某种意义上来说，河图洛书、《洪范》《易经》都有自成体系、完整系统特征，既象是华夏文明先祖先贤的阶段总结概括，给后代们的经验规律指引。又象是纯粹的外来之物，是一个完整文明体系整个发展历程的最简化结晶展示。
也许它们来自一个认知领域上"新发现"阶段、新境界迟迟不能抵达，商业文明却又过早过度发育而潜力耗尽加剧内卷后已然自毁的文明。是其彻底崩溃自毁之前文明自我总结的留存。
也许它们来自一个未能抗御天文灾变，已被慧星、"奥陌陌"、未知黑洞超新星异变之类击毁，成为某个恒星系上所谓小行星带上原有星球的已覆亡文明。是其寿终正寝之时，发送到宇宙为太阳系地球引力捕获的类似"旅行者号"上"钛金箔"。
————它们才是上古至夏商周历代先祖奉为至宝的传国传世之秘宝，秦皇汉武们努力找寻的天命象征。
蝌蚪文符，也许只是另一个文明的文明总结，它甚至启迪了华夏文字之诞生。
人类文明也已有彻底自毁的能力，正面临认知领域新"发现″迫近边界极限。
商文明高度繁荣也让人类发展潜力过快过度消耗，有内卷加剧之危。
上世纪八六年哈雷周期近地、八七年超新星爆炸、九四年慧星击木、本世纪一六年奥陌陌(扮成陨石星体的二向箔式的恒星系级纳米机器兵团量子通信探索星舰？)，人类可能面临的天文灾变，也让人类不得不摆脱以往的"不知就是幸福"状态。
人类向太空放送的旅行者钛金箔(地球版本河图洛书？金册玉牒？)，现在也已推进到太阳系引力外围边界了。
张新泉
2021立冬浙江杭州钱塘
2024甲辰立秋龙江虎林
家园 【原创】十、浅析商文明模式(下) -- 有补充 十、商文明模式浅析(下)
一、源起
禹碑蝌蚪文字解读后，头脑中一直有个疑问难以解答。
几千年来，它与《洪范》文本乃至《尚书》《易经》的关联被掩盖、消失，究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偶然、意外因素所致，还是人为因素主观所致？
凭借各种相关残缺历史信息，以及最新考古文字、文物发现等等有限线索，循着禹碑蝌蚪文字、《洪范》文本进而金册玉牒、夏鼎进而《尚书》《易》经、先秦历代传国传世之秘宝的层层递进抽丝剥茧，现在，其中各种内在关联及背后秘密已逐渐清晰大致揭晓。
上述疑问也就有了答案:
既有历史进程中各种偶然、意外因素造成各种"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原始凭信、关键实物先后损毁埋失。
更有殷商后裔、孔氏、儒家及汉代以来帝王们的主观原因，他们不同程度地主动掩盖隐瞒了相关信息线索。
在商周鼎革后，直到魏晋(洛阳武库大火及五胡乱华)之前，殷商后裔、孔氏、儒家他们主动掩盖隐藏相关信息线索，是造成相关信息失联的最主要决定性原因。
他们掩盖隐藏的主要目的，大概率是为了最大限度私下独占传国传世之秘宝。他们试图凭借利用始终独家掌控这些所谓"天命"象征的实物信物及其内蕴的重大历史经验总结、关键性规律，去完成复兴殷商或获取其它政治利益。
这其中，孔子及其弟子门徒等殷商祭司贵族后裔主力，以"吾从周"为旗帜，以所谓述而不作、笔笔削削为主要手段，以整理上古至春秋文化典籍为名义，以《尚书》(尤其是《洪范》等篇目)、《易》经为中心关键，以《春秋》《论语》等为线索密码，进行了系统性地改造、掩盖、隐藏。
孔子及其弟子们汇编古籍、整理国故，一方面保存传承了上古至春秋以来，数千年华夏文明文化的结晶精华。也系统阐发了自己在前人成就基础上的认知总结理解体会发现创造，守正创新。
另一方面，也有基于自身晦暗立场、隐秘意图的各种诡谲算计。
最终形成了一整套表面煌煌圣言、内里另有各种玄机的系统文本经典。
两汉以来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世人渐渐只知道儒家的表面文章，以推敲其中所谓微言大义为重点，守其表面文字为道统，我注六经作各种阐述、再创造。
追根溯求也只是考据字义之本末，章句其由来。
虽然历代以来也渐渐发现其内在各种缺失、错乱、混杂，乃至自相矛盾、颠倒，脱离史实、现实，但绝难从根本上去怀疑、追究。因为他们发覆圣人微言大义时，方向上就有根本缺陷乃至南辕北辙完全错误。
这些情形，与犹太、基督教、《圣经》，都有颇多类似之处。
本意是在念念不忘复国，表象却为圣言道统。本意已渐渐消逝于历史长河之洗刷，但其表面文字反而历久弥新屡屡别开生面老树新枝。
数千年来，甚至都已自成精神文化之体系殿堂，一派博大精深冠冕堂皇气象森然。
令人望之若汇江河百川而成浩瀚之湖海，浩渺平静深邃气象万千，可浇亿万心灵之荒田、可洗亿万神魂之尘垢。
苟有试探寻底追溯者，稍有不逊，甚至难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讥嘲。
然而，这湖海之下，终究掩压着随时都或许会喷发的火山。平静表面下，错位的地底层架构随时或掀大地震。
千百年来亿万人无数文字、思想所构筑的华夏文明区域内的人类精神灵魂湖海，随时可能掀起大海啸。
徜徉在精神海洋中，不知道海底火山地震而向来只自觉平静幸福的游鱼，也或将吐沫翻肚。
当然，数千年无数人所构筑的文化精神湖海，既然已形成、扩展、延伸，也自然有它形成扩展延伸的道理。
也并不必然会因为自家湖下海底之火山地震骤变、或外来三千年未有巨变之冲击而大波动到忽然消散、荡然无存。它本身就有自动消解海啸、融汇冲击的功能。
甚至在彻底消除"内忧"、缓冲融解"外患"后，还可以用所谓"新儒家"之类面目，成真正文化精神世界的无边大洋。
这也就是所谓三重境界之类了。
远看它是山，近看它不是山，再看它又是山……如此之类了。
九华山睡美人
兹以孔子之"克己复礼"为例，略作解析。
二、举例
倘若不知《论语》中，竟然还隐藏有给《易》经卦爻辞作解说注疏用的密码，那么《论语》这本语录，就是孔夫子以"监于夏商之无文少典而吾从周″为根本旗帜，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局面下各种光怪陆离、方方面面，所发出的各种评判批判、挽救补天、总结更新。
"克己复礼"作为其纲领，自然也就是要求诸候、贵族、士大夫们克制各种"非礼"之视、言、行，克守周礼之初心正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回归周礼之完美体系。目的也是使天下秩序回归周王天下的统一安定和平，挽救礼崩乐坏内斗内乱内耗愈来愈激烈、大厦摇摇将欲倾覆的局面。
这是从《论语》文本相互关联的表面文章内在逻辑中，人人都可以一目了然的解读。
这就是"克己复礼″的第一重境界。
远看是山，浩然正气大义凛然。
但如果知道孔子及早期儒家，他们是"打着周旗反周"试图反周复殷的殷商后裔。知晓《论语》《春秋》不过是孔子笔削述作后，其实是真正准确完整解读《书》《易》的线索密码。它们内中，另有玄机。
"克己复礼"，那就不过是殷商余孽们用来迷惑姬姓诸候、贵族们的假把式了。
他们早已洞晓了造成礼崩乐坏日甚一日局面的内中奥秘、始末由来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导引姬周统治者在错误轨道、死路上继续狂奔。这本身就是"打着周旗反周"的基本套路、标准模板。
在《论语》表面文章下，还有各种政治算计、考量。它是密语、黑话、反语正说的大集合。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阴谋诡计。
这就是解读"克己复礼″的第二重境界。
近看不是山，深海潜伏，内有波澜。
然而，华夏文明区域内，周秦以来的三千年历史，具体实践却已表明，周礼→礼崩乐坏→克己复礼→复礼→……这一套循环模式，是一条完完全全能在历史现实中，系统完整充分展示其各种合理性乃至必然性的文明发展模式、道路。
甚至在经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数百年侵吞掠夺，列强凭借席卷天下的雄厚积累多次入侵，乃至以八国联合形成的绝对代差优势给予最后冲击，仍不能毁灭这一文明体系。
相反，它一旦重新完成系统更新重建，再次以统一独立之躯吸纳新生产力因素，就仅用七十多年乃至四五十年时间，便再次傲然而立，复现君临天下四海的往昔数千年荣光。
几乎一夜之间，就把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尽数平复，而还之以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把西洋成王败寇思维树立的各种所谓文明先进，几乎依旧还原成不过"奇技淫巧耳″。
以为孔家店各种伪劣破败，在先进文明的西方面前不堪一击。甚至砸完它就能救亡图存？
结果却甚至不过是两千年里反复过多少次的又一次翻新装修罢了。
这就是解读"克己复礼"的第三重境界。
山崩海啸后，山还是山。
那么，问题来了。
地理大发现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华夏文明停滞循环僵化衰朽已是不争的事实，逐渐远远落后于一日千里高歌猛进的西方文明也是公认的共识。
百年落后挨打惨痛屈辱还在眼前，就能够好了疮疤忘了疼？就能颠倒是非不分黑白了么？
周秦以来华夏文明周期循环发展模式确实存在了三千年之久，显然或许具有某些"必然性″。但它的周期循环所谓超稳定停滞，更象是个死胡同、怪圈。说它有各种"合理性″，在五六百年来中外对比如此巨大的差距、明显的差异面前，未免过于粉饰、矫造、荒谬了吧？
三、回答
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细节:周秦以来三千年文明发展模式既有整体系统上的一致统一，又有阶段性的差异乃至修正改进补充完善。
大体上周代数百年近千年的农奴采邑井田、分封、世卿世禄、周官周礼……，与秦始皇一统之后的两千余年，变为废井田小农地主、郡县、任命选拔直至科举、官僚体系、儒法道释……，两者之间的阶段区分就极为分明。
秦汉至明清，则又可以洛阳武库大火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北宋建国为界，大体划为三阶段。或也可依据其它范式标准划分若干阶段，也同样都可以区分分明。
当然，从春王正月的周王天下，到秦皇四海一，再到汉武大一统，直至满清满汉一体多民族融合，虽然有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华夏文明区域内天下的完整统一整体性，同样也是一以贯之地。
从周至满清末叶乃至现代土地革命之前，无论是农奴采邑井田还是战国以来小农地主土地，间或穿杂有五胡的化耕为牧胡化、金元满清的圈地，虽然各有不同，但根本而论，就都是以封建人身依附之锁链，束缚捆绑奴婢农奴农民于土地。
只是依附、束缚松紧程度有差异，本质是一致地，即封建土地所有制。
除此之外，还有两大根本规则，也是三千年来大体上一以贯之地:
即嫡长子继承制度为关键的宗法制度体系，重本抑未重农抑商与抑制反对兼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农本自然经济体系。
总之，周秦以来三千余年，既有明显阶段划分、递进改良，也有整体一致传承延续。
这其中，最让人奇怪的，就是三千年来除赵宋之外，诸王朝大都不约而同地奉行抑商抑末抑兼并的国策。
甚至从颛顼起算，四五千年来，华夏文明除了商、宋两王朝约千年时间不抑兼并、兴商重商，其余王朝三千多年都是抑商。
它也恰好与中国几千年来执行政教分离反对神权政治，轻视乃至反对奇技淫巧、忽视乃至压制科学技术研究创新合而为一。
华夏文明在发展最早期就已经意识到，商文明过早过快发育，是区域内其它文明的灾难，也是整个华夏文明区域"天下"范围内最大的危机。
经历了颛顼"绝地天通"大改革和武王伐纣商周鼎革，两场关系华夏文明发展模式道路选择的严重危机、关键斗争后，华夏文明整体上确立了耕(食、农)读(祀、士、儒)一体，学而优则仕，注意公共工程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司空司寇司徒司马)，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货)的发展模式。
摒弃了商(货)祀(宗教神权、士)一体、渗透联合掌控先进手工工业制造发展科技优势(工)，在文明区域内完全掌控食物生产压制剥夺奴役农耕文明，对文明区域外则武力侵掠征伐，随着商业利益格局变化而中心不断迁移的文明发展模式。
华夏文明原始上古时代的先贤虽然没有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眼光，但他们却从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天下″整体格局出发，意识到了商文明发展模式的快速繁荣昙花一现发展道路，对于"天下"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华夏文明区域内的"天下"格局，商王朝仅用六百年，就将上古至夏代几千年来万族万邦的群星闪耀多样性并存旧貌，快速推进到商末周初几个公国几十个百来个诸候伯国互相争斗的新局面。把华夏区域内"天下"百分之八九十的小文明系统一扫而光。
盘庚定都殷都，只是因为华夏文明区域内"天下"间，再也没有更大的子文明势力范围可供商文明继续侵掠征伐迁移了。
商文明只能在最大可控区域内快速内卷崩溃自毁，留下一片文明废墟废土。
这种模式绝不能再在华夏文明区域内"天下"间重现，成为周秦以后的共识。
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新商文明，从地中海罗马教廷中心区域的数万十数万人口沿海小城邦，发展到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的西、葡人口数十百万小国，再到新教荷、英、德及法国等中等数百千万人口大国，最后到日、苏、美人口过亿大国。
随着商业、资本利益格局不断变化而中心不断迁移，用无数次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十年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写下自己的光辉历程。
直至最近一两百年先后"定都"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一超独霸美利坚帝国。
这条发展道路对内教会、资本、工商联合一体压倒推毁剥夺旧农业前资本主义体系，对外侵伐掠夺殖民杀戮毁灭一切旧文明。
用近六百年时间，在新生产力基础新技术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复制了三千年前华夏文明区域的"天下"范围内商王朝所走过的道路。
资本主义新商王明从一百八十多年前以来，就一再试图将华夏文明变为新的印度式废墟废土。然而数十百年来，合八国之力以绝对代差优势依然未能奏功。
华夏文明更新重建之后，反而成了全球化最后一次迁移中心，用七十几年、四五十年就一举反超。
从根本来说，华夏文明在商王朝之后，三千年来之所以再也没有选择商文明发展模式，是由华夏文明独特的区域地位所决定的。
放眼全球，华夏文明区域从来就是相对独立、拥有完整自成体系、地理环境资源条件最适合人类文明生存发育的、地球上最大的一块文明沃土，得天独厚。
一旦华夏文明整体选择了商文明模式，一旦商文明模式在华夏文明范围内完成了全覆盖，耗尽了"天下"内的发展潜力，将其变成了"印度化"的文明废墟废土。地球上就再也没有另一块文明地域，可供华夏文明选择迁移。
往其它任何文明地域迁移，都是降低等级，都是在更小的新区域内，更快速内卷后再将之变文明废墟废土，直至将整个地球都变成废土。
近现代资本主义新商文明六百年来，中心从小城到小国到中等大国到超级大国一直是不断递次迁移。
如果华夏文明在汉代、唐代就选择商文明模式，在"天下"范围内打造出一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朋克帝国，华夏文明内卷后的对外征伐递次迁移，将是从最大文明区域不断缩水式的一路洗劫掠夺，直至将地球全部变成"印度化"全球废土泥沼。
在近现代科技革命新生产力基础诞生之前，华夏文明每一次商文明兴盛崛起，都极可能是华夏文明的灾劫，它将窒息华夏区域"天下″间其它任何文明模式探索的生机。
它还极可能是全球文明的灾劫。
一旦是它去开启席卷全球模式，那就不是近代资本主义所展示的，中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递次迁移。一路烧杀劫掠割韭菜，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血与脏东西。然后不断吸食养肥壮大越来越繁荣，直至今天才抵达巅峰。
它会是饕餮降临吃光抺尽片瓦不存，直至地球全都重归蛮荒。
如果资本主义是率先从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它将会一出道就是巅峰！周围没有任何比它更大更强盛的文明区域。它每一次对外都是征伐掠尽后，回来继续内卷，直至把地球全都还给大自然。
洪武大帝、永乐大帝父子如果不是重农抑商，而是"本朝祖制不抑兼并"，发展神机营火器科技。郑和下西洋不是朝贡体系下平衡贸易送温暖，而是殖民掠夺武装商贸。穿越者打造出的另一个位面上的大明朋克帝国，其结果更大概率并不是百年后大明日月君临七洲四洋，而是两三百年后，地球便整体回归大自然。
乾隆弘历所谓"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在过去一两百年及很多今人看来是夜郎自大无知愚蠢。
然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列强武装开道输入鸦片，大清帝国在正常商业往来中，一直就都是出超地位。
如果不是大清闭关锁国只开放一个广州口岸，从乾隆时就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会在三五十年内把欧洲一切成果都用正常商贸掠夺一空。让欧洲长期陷入通胀经济危机、社会内乱恶性循环。这是由资本世界市场规则下，大鱼通吃定理所决定的。
甚至西欧在康雍乾时代任何一个年份对华发动鸦片、瓷器战争，让中国大开国门，结果都是自取灭亡。连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甚至也有极大概率开启中断、夭折模式。
资本主义在很多国家可以走得通，在港澳台新加坡华人地区也走得甚至似乎还"好极了"。
但一旦放大到中国，却就是走不通。
甚至任何时侯那都大概率是死路一条，对中国而言是如此，对全球而言也是如此。
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都是各有其极限边界的。之所以六百年来其中心不断迁移，说到底就是由各阶段极限边界叠代所必然决定地。
所谓"普世"价值这些东西，对资本主义而言，真地都有适用范围。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只是口号而已，永无真正落实之可能。
当年的大英，如今的美帝，它们一旦内卷内乱内斗加剧，立刻就祸延全球。
一大批韭菜地变成乱泥坑，各种号称发展奇迹的明珠、小龙小虎，都变成各种落入发展陷阱的典型例证。不是停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是墨西哥化巴西化阿根廷化乃至海地化、乌克兰化、阿富汗化。
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早期阶段的商文明过早过度发育，最终结局有三、四个种型。
美洲印第安几大文明一个废土接一个废土的南迁。
古印度从摩亨左达罗、哈拉帕直至今天的永恒停滞。一次次废土涅槃，永远陪跑。
阿拉伯伊斯兰的从麦加——巴格达——伊斯坦布尔。
以及埃及——以色列犹太——巴比伦及希腊环新月地带。
都是一个个一次次早夭，无一例外。
西方资本主义六百年冒险史，不但是罪恶累累，自身所付代价也极为沉重。积累的暴戾之气、堕落之性、毁灭之质，已然深入灵魂刻进基因。
资本主义在中国，却一直是没完没了地萌芽。
华夏文明所走的这条厚积薄发乃至"坐享其成″模式道路，与西方道路相比，怎么看都更"高明″更具"合理性″一些。虽然，它更多地是由各种特殊性构造的某些历史必然性所决定地。
这就是三千年来华夏文明发展不选择狂飙突进商文明模式的理由，其中有某些历史必然性，也有各种"合理性"。
人类社会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地球如今没有整体回归大自然，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样的结果也正是华夏文明抑商模式最大的"合理性"所在。
此外，华夏文明经受了奇技淫巧代差优势所致百年屈辱，经历了三千年未有巨变之冲击，代价很大。但是，华夏文明行将再次君临天下之时，身上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六百年来每个毛孔滴血与脏东西的罪行累累劣迹斑斑磬竹难书，只有一带一路平衡贸易互利共赢，送温暖如六百年前之故事。
与二百多年皆如凶残追食腐肉烂尸的鹰酱们相比，种花家三千年都纯净得一如小白兔。
人类智慧生命文明行将迈入星空智能时代之际，华夏文明也没有各种神权政治、内滴血与脏东西的普世价值观新神话去洗头脑，并没有什么"无宗教信仰者不得救赎"可怜感受。
华夏文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几千年，最契合智慧文明彻底摆脱物质桎梏迈入新阶段。
这些日益可见现实"结果"，同样越来越显示、证明过去三千年华夏文明发展模式道路的"合理性"。
三千年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得道多助，周王率诸候伐纣，将已完成文明发展阶段使命、内卷日益加剧、要把整个华夏文明拖入"人牲"大祭祀的商文明一举摧毁。
继颛顼帝"绝地天通"之后，再次开启制度大革命，制礼作乐。开启了华夏文明三千年抑制商文明过早过度发育，深耕华夏区域文明沃土新道路。
三千年后，中华虽是五千年文明国度，始终高举改革创新之旗永不停滞封闭僵化。反观西洋资本主义新商文明，外强中干衰败日盛，沉渣泛滥流毒无穷，已日益成为地球人类文明的大癌瘤。
四、结语
人类文明发展既有多元多样性路径选择，也有分久必合后的主流趋势。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可以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过去，更科学的互相比较借鉴，对现在和未来的道路也能看得更清楚。
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没有必要。
华夏文明先祖先贤总结几千年经验教训，归纳出洪范八政，以最简练文字标示出来。他们能明确列之以食→货→祀→司空(寇、徒、马)，就说明他们对于农耕、商业、宗教、手工工业及公共工程、安全、事务、管理都有充足的经验，对于它们各自内容特点及其相互关系，都能细致理解整体思考系统把握统筹分析。
而基于这些内容，对于文明发展方向道路总结出若干规律，对未来得出思路、给出规划，也就完全具有可能性。
古今中外，在这些问题上，能清晰地系统地标出自己那些"一二三″的人，都是能写好大文章，作好大报告的。
孔夫子口宣:"克己复礼为仁″时，究竟是第一重境界，还是弹响第二重奏？
他那时候当然不知晓礼崩乐坏之后，历史真地可以、真地就会反复地复礼十几次几十次。
但是，华夏先人们从华夏区域内"天下"整体角度审察思考后所作出的选择，是有历史必然性，也是有其合理性地。
孔夫子之语，表面文字既然一向契合华夏数千年历代先祖先贤之道统，它也就当然具有"合理性"。
山仍然是山。
三千年前商周鼎革之际的情形，与今天之局面，宏观粗线条观察，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地。
殷鉴虽远，意义犹存，值得今天的地球人认真体会思考。
张新泉
2011立冬浙江杭州钱塘
2024甲辰立秋龙江虎林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有些片面且想当然。 -- 补充帖 人类文明的未来，很可能是工业农业大多数现在的所谓第三产业，全都会交给次生智能机器社会化生产体系去完成。
换言之，去工业化其实是必由之路。只不过现在美国是把它们交给世界工厂、发展中国家、殖民地附庸国家这些人形机器社会罢了。
人类文明末来只有生物医药工程、教育体系两个基本产业。而这恰好就是由文中所谓的祀、士、商阶层所主导。
美国英国现在最发达领先的，不是军工、工业甚至也不是金融、高科技，而恰恰是教育、医疗生物工程两大未来支柱。
见前补充 5007761 家园 【原创】十一、帝乙归妹考证 一、背景
上古至夏商周三代，华夏文明区域内诸邦国族都是长期共存，共同生活在盐池为中心的区域范围。
从上古到夏代，万族万邦长期共存于华夏文明区域这片得天独厚，最适宜人类文明发育之沃土。
商汤放桀亡夏，也并不是说夏人夏族从此就灭绝了。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姬周兄弟俩把殷商两代姑舅老表表侄们干掉不少，但也不是说殷人商族全杀光全变成奴隶。
在夏商周先后称王成为天下共主之前，夏族夏国、殷人商族商国、周人周族周国，就一直都长期共同生存于华夏文明传统中心地带所谓中原区域，以盐池周边为其中心。
历史上一直到满清时代的北方草原，很长时期内都是诸族各部落各据一隅共存共生。
有一段时期某个民族某个部落强盛一时，其它族其它部落臣服。过阵子，另一民族部落强大起来，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共主狼王。但原来狼王家族族群也不是全都杀光、从此消失，大多仍有分支旁系长期存在。
夏商周情形与此略相仿佛。
夏衰商兴、周革殷鼎后，夏、商也并未完全消失。夏之后杞国、殷商之后宋国都存在很久。夏之支系、旁亲如越国乃少康庶子无余之后裔，楚国也是所谓帝高阳颛顼之苗裔等，也都存在更久。
当然，华夏先民、夏商周三代王朝主要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农业区域。虽然仍有游牧渔猎遗风，但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已逐渐走向成熟。中原诸邦国族生产生活方式，与草原诸部落种族情形有巨大差异。即便生产力水准基础有相似处，也只可类比不能照搬。
夏商周时代彼此间共存共生、彼此间战争以及王朝更迭情形，与秦汉以来大一统后历代王朝顺序更替情形相比较，也完全是两码事。
按后世王朝更替模式，去想象理解夏商周三代时情形，会在根本上犯错误。
夏代之后，商、周在长期共生共存历史中，逐渐成为当时历史舞台主配角。
到了历史上殷商时代中后期，双方更是既常有相互攻防战争，又常有相互婚姻政治交易。双方关系，似乎与明末清初时，关外满清与蒙古尤其是东蒙古诸部关系，有颇多可类比处。
商王帝乙所生诸子中，微子为长子，纣王辛是幼子，他们是同母兄弟。
他们母亲生微子时尚非王后，但生纣王时则已成为王后。史料记载，帝乙本欲立微子，最终却立纣王太子。据说是接受了"立嫡不立长"劝谏。
商代继承规则，既有父子相继，更多有兄终弟及，却并无"立嫡不立长"周代礼制。
考虑到商代历来政治传统，王后妻族都是掌有国家祭祀宗教神权(直到周代诸候殷商余裔宋国，也是如此)，始终有极重政治参与权力。帝乙这位先以妾妃身份诞下微子等王子，又以王后身份生下纣王的王后，就很可能是来自祭司阶级。
微子等之所以不得立，大约是他更年长。按兄终弟及制度旧例，他们成年后一般已经主掌王国核心商业事务、外交事务。他与姬姓周族等王国主要商业对象交往较多，彼此间利益纠葛更多关系更复杂，也相对更"平等""友好"。
同时，正是在帝乙、纣王的商代未期，逐渐强盛的周人周国也依靠婚姻政治，开始渗入乃至参与了商代王室政治。
周国在开国之初，有古亶父不立正室所生长子、次子泰伯仲雍等王子，而改立侧室所生幼子季历。
季历也再立侧室所生姬昌(即文王)。
这其中的理由，史载是所谓古亶父认为季历、姬昌是更优秀、更"贤″能的继任者。
但这段历史反应的继承祖制，却与后世周礼"立嫡以贵不以长，立子以长不以贤"原则，也完全相反。
泰伯仲雍不得王位到东南断发文身后，兄弟来所建的吴国，也是搞的兄终弟及而不是父死子继。
商、周在商末周初时期，继承制度上的彼此双向奔赴，相映成趣。本身就说明两者之间婚姻政治频繁，也对两国政治运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国周族当时之所以立贤不立长嫡乃至兄终弟及，根源可能在于古亶父季历父子的正室夫人，都是来自其宗主国商王家族。而其侧室则是出自世代联姻的姜姓等部族，或与周国地位更相近的商王属国部族。
当然，也可能恰好相反。因各种意外情况，先娶的"正室"、嫡子，都是与其它部族联姻结果。商王室后来指派下嫁的王室成员反而只能是妾室侧室，但却又需要后来居上。
周国为了避免被大邑商用政治婚姻主导同化征服，不得不连续在继承制度上灵活变通。或是商王室借用政治婚姻干预操纵周国，周国只能委屈接受。
具体真实情况如何，现在已很难定论。
商周鼎革前后，双方政治婚姻的相互交往与攻防，显然会对商未周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商周鼎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诗经.大雅.大明》等篇对周代早期王室婚姻继承有明确记载。《周易》之《归妹》《姤》《大过》等卦卦爻辞，也多有提及商周政治婚姻造成的局势以及相应的应对考量。
诸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之类，其实都隐藏着大量商未周初真实政治婚姻、外交斗争内容。
如果考虑所谓文王演易，姬昌是在被囚羑里时演易，殷商后裔孔子对易经又特别重视，这些卦爻辞所隐含的意义，就更值得推敲。
泰伯"避位″而季历继承，泰伯远涉江湖迁东南创立吴国，究竟是周国在商周鼎革前后严竣复杂斗争形势下，分支迁徙保留血脉或扩张势力之举？还是商周上层达成的共识？
究竟是周国应对商王强加政治婚姻，主动应对，以避免周族被商王用政治婚姻手段同化征服？还是商王主使让周国分裂，强迫改变周国原有继承制度，让周国被迫接受幼子继位、主少国疑的弱化策略？
这段历史对周礼继承规则的确立，也必然产生重大关键影响。
泰伯东南迁，还可能反应了一个重大问题:商周时代，中原文明中心区域与东南地区有密切交往。现代所谓的良渚文明区域，在商周时代始终是王国密切关注区域，甚至是较重要组成部分、支点。
当然，它也可能是中原王朝、王国所公认皆知的主要流放场所。类似于满清的宁古塔、伊犁之类，是常见于史册文献、诏旨文书的名场所。贬谪的流放地、圈禁的安全屋、临时的疗养院、升官高速路上的中途考察站，全都有可能。
周是农耕立国的礼乐文明，整体趋向忍让保守而非进取。相反，工商立国尚武嗜杀的祭祀文明商国却是喜好征伐。
那么，为何反而是周武王主动伐纣？
恐怕当时真地被大邑商逼到了墙角。
周族周国连续三代被打压，被迫接受长子被废迁乃至直接被杀害，面临主少国疑幼子继承制度化长期化局面。
他们不可能指望连续三代继位幼子都是寿命超长贤明君主，全是德川家康天命之子天选忍者神龟角色，那种概率太低了。
虽然实际上他们家连续三代幼子季历→姬昌→姬旦，一个个确实就是那么优秀且健康长寿。
武王姬发不伐纣，恐怕最后也得被商纣王想方设法废黜弄死。从季历到姬昌，商王室要求的都是周国立"贤明"幼子，而周公姬旦显然又是一位贤明长寿的幼子。
姬发不起兵伐纣，他伯祖吴泰伯、大哥伯邑考的命运，他恐怕也难逃。
商周鼎革，源于商王室持续三代采取分化废迁杀害长君，强迫周国始终立幼子继承以图削弱周国的策略，从而把周国逼到了绝境？
商王政治婚姻控制同化周国，扶植"君夫人"子孙以主导周国政治。强令周国幼子继承弱化周国，废迁乃至杀害铲除"君夫人"嫡长子。
这两个策略似乎相互对立，但在商末周初却可能统一起来交替执行，以达到削弱对手最大效果。
商文明是人牲祭祀文化盛行的残酷文明。重大事件或间隔较长时段，都需举行重要祭祀。祭祀时，除了屠杀战俘、奴隶、老弱，也有贡献重要人物诸如勇士或宗室外戚成员、属国王室成员等情形，将他们献给祖先作为光荣祀品。这种可能性似乎也存在。
如果真地出现这种祭祀规制，周国的"君夫人"长子、次子既有被培养作为继承人的可能，也有沦为祭祀祭品的可能。
吴泰伯的逃亡避位迁徙，伯邑考被杀变成"肉羹″，一再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这就不仅是继承制度重大缺陷冲突，帝王姻亲家事导致战争，而且是祭祀文明与早期礼乐文明的冲突碰撞了。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商代祭祀制度重大缺陷，直接引发商周鼎革战争，也摧生了周代礼乐文明进步。
二、旁征
在商周鼎革时代，有所谓"帝乙归妹"的政治婚姻。它对于商周鼎革的进程结果，或许发生过决定性作用影响。
但其中具体情形却已无详细史料记载，只能依据残缺历史信息、商周鼎革进程结果以及后世类似事件，作一些合理化推测。
对于商周间这段婚姻政治，历史书写者、商周更迭战争的胜利者，周人周王朝没有什么记载，似乎在极力淡化弱化抹除相关信息。
而殷商后裔如孔子、儒家，则十分重视，颇有张扬其事、发掘其中隐私的动作。在儒家传世经典，易经、论语、诗经、春秋等文本内，都有较多隐晦总结、概括提醒。
这种情形，和历史上杨隋取代宇文北周、新莽取代西汉时等等情形，有若干可类比之处。但更让人觉得与之相类似的事件，或许是历史上另一起有名的所谓"赵氏孤儿"事件。
它是一场政治婚姻引发家族几近灭亡，最后又成功反杀的连环历史剧集。事件的关键人物女主角，同样长期都被掩盖在国族间复杂政治搏斗的幕后。
杨隋、新莽的朝代更迭剧本中，女主角杨坚女儿北周太后、王莽族姑王政君的作用影响，历史记录颇为清晰分明。它们与商周鼎革的帝乙归妹、三家分晋前赵氏孤儿故事中女主角的晦暗不明情形相比较，明显颇不相同。
后面这两事件的女主角，给当时历史书写者、后世历史阅读者一种相似的特殊印象:
虽然相关历史进程不能不牵涉到你，但你所作所为实在让人难以下笔、一言难尽。
她们也绝非杨坚女儿北周太后、王莽族姑王政君的身不由己、被动乃至"受害者"情形。
赵氏孤儿故事背后女主角很难写。
对这位女主角，三家分晋亡国后的晋国公族后人，大约也想编写一则《归妹》卦爻张扬之以为教训。甚至也要忍不住感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战国七雄赵国赵族人，对这位诞育赵氏孤儿的先祖母，大概也没法下笔。他们只好编了一个更感人故事转移视线，掩盖其人其事。
【《左传·成公五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左传·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到司马迁写《史记》时，这故事已被历史书写者赵国后人们改写成《赵世家》《韩世家》中所记载赵氏孤儿故事。
【晋景公三年，(赵)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
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後好。
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
屠岸贾者，始有宠於灵公。
及至於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
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
韩厥告赵朔趣亡。
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
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於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
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
屠岸贾闻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兒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兒竟无声。
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复索之，柰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兒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
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兒，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兒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兒。
诸将以为赵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後不遂者为祟。
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後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適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
景公问：“赵尚有後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
於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
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後。今君有命，群臣之原也。”於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後。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
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
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故事曲折凄惨壮烈感人。
以至于写"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即便知道这故事大概率是赵家人编地，也舍不得扔掉。
最终，对这起事件，太史公破天荒地在"史家之绝唱"里，竟然列两个不同版本故事于《晋世家》及《赵世家》里并存。
《晋世家》里版本，显然来自《春秋左氏传》。
于是，这故事与笔笔削削了《春秋》的孔子也就有一点关联。
孔子去世时，往下距离战国元年仅三年，离三家分晋也只有二十多年。当时，晋之公室已然名存实亡。战国七雄赵国，其开国始祖赵襄子当时已二三十岁。赵氏之兴起，同样已然人所共知。
孔夫子对于周王室之藩属支柱、春秋五霸之一晋国，对其国内赵氏之兴、晋室之衰危，当然会关注、重视。
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赵庄姬在晋衰赵兴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赵庄姬所作所为，大约也很容易让他想到商周鼎革时，另一位同样对相关历史进程起了关键作用影响的女性。
三、归妹
关于"帝乙归妹"这场商周婚姻政治的女主角，存在诸多谜题未解，甚至根本关键关系也搞不清楚。
比如她究竟是帝乙的姐妹大长公主，还是帝乙的女儿？比如她究竟是嫁给了周文王姬昌还是姬昌之父季历？
《诗经.大明》对于季历、姬昌的婚姻都有说明，即正妻都娶的是殷商王室贵族女子。
季历老婆叫挚仲氏任，又称"大任"。姬昌则是大邦(即商)帝女。
究竟这帝乙归妹，是父子俩谁娶的？娶的又是谁呢？
五百年后的殷商后裔、祭司教主孔夫子，他对这场政治婚姻的感受十分痛苦、愤怒、无奈。文笔、口头都没有什么好文好话，除了嘲讽批判就是反讽奚落。
《论语》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似乎就是针对这一婚姻。与之相连的《易》经《归妹》卦，近乎"明码呼叫"式地直接指出，这场政治婚姻对于商周鼎革关系重大、有关键影响作用。
《论语》中还有一句"假我数年，使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按密码本《论语》规则，《易》经中《大过》卦似乎也是关涉这场政治婚姻。
《大过》是老妻(巽、初六爻九二爻九三爻长女)配少夫(乾、九二爻九三爻九四爻)，但却在下位。少女(兑、少女九四爻九五爻上六，下嫁)配老夫(乾九三爻九四爻九五爻)却在上位。
孔子在《象传》中对于下位的老妻少夫这一组合，极为愤怒，直接给了"亦可丑也"恶嘲。
所以，帝乙归妹这场婚姻，大概率就是这个搭配。
与《诗经大明》对照，大约季历被文丁(帝乙之父、兄？)软禁于商都时，被嫁或娶了个商王家族宗室小姑娘给他。
她后来生下了姬昌。
姬昌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男神，行走的固态人形雄性荷尔蒙。
他比一千六百多年后的大胡子穆罕默德更男人更manlity。相貌自然天下无双，与父母一起被软禁在商都居住做人质时，一向也表现性情温和谦恭安顺。
那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不但能通杀商都里的全年龄段女性乃至同性，甚至连一切雌性生物隔八百里也都要为之发情。据说故乡歧山上的凤凰或野鸡，就叫了一晚上或好多年。
对于姬昌的妻子，《逸周书》等资料中给出了一个"太姒"，据说是夏之后裔所谓有莘国的女子。
然而，史料中这个"有莘"很奇特。
鲧之妻，是有莘。商汤之妻，也是有莘。周文王之妻，又是有莘。
夏商周三代的老祖母，都是"有莘"，但却又各自居住地域不同。
这个所谓的"有莘"，显然是望文生义。
《诗经大明》关于姬昌正妻，记载很详细明
确。
《大雅·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当时已覆国六百年的夏国，其后裔女子够不够格称为"大邦之子，伣天之妹"？
还有国力支撑"造舟为粱，不显其光"场面？
能自称是"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婚嫁大场面是"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显然，当时够得上大邦之子、伣天之妹称号，唯有商王直系女性，或姐妹或姑妈或女孙。
考虑到这女子动不动就"天"啊"命"的，应该还是商王朝祭司女性中圣女、神女之类具有崇高地位神职成员。
再考虑《泰》卦中坤居上位，话事人主爻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它近乎直白地明示后人，周革殷命，根源就在帝乙归妹这场政治婚姻。革故鼎新否极泰来，全赖帝乙归妹！
《大过》卦爻辞附证，特别标示出那一对奇特父子婚配组合。孔夫子又忍无可忍地笔则笔，特别给予这两场婚配中那对少夫老妻点评为"亦可丑也"。
上古到夏商周三代里，有哪场婚姻能让殷商后裔们如此刻骨铭心，五百年后仍痛心疾首？
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提示标明，要用两个最浅显直白卦名去明码呼叫，不断地在各个不同经书文本中反复直接点出其中各种关键线索？
对照《诗经大明》里特别标示季历、姬昌父子婚姻，难道还不一目了然吗？
季历娶的商王宗室旁系之女，成了母亲。少女(兑)配老夫而居上位。
姬昌却"嫁"了个商王姐妹，甚至可能是"大任""任麻麻"同辈份大姐大长公主！老妻长女(巽)配少夫却居下位。
为什么《归妹》要点明"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因为其君身份是媳妇，其娣身份是婆婆！
姬昌"嫁"或娶这样的正妻，身份超级符合"大邦之子，伣天之妹！"
她是商王文丁长女，帝乙大姐！姬昌母亲远房(？)大姐！姬昌远房(？)大姨妈！商王朝神庙里老圣女！纣王嫡亲老姑妈！
知道真相后，再读《诗经大明》。字里行间中，孔夫子那极度刻薄、满满恶意嘲讽，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这样就完了吗？
这位长公主，当年商周联姻时，商王文丁本是许配给吴泰伯！
然而，双方见面后，恃宠而骄的娇娇女，却看不上连圣人孔夫子都要给他发超级好人卡的"可谓至德"吴泰伯。
近之则不逊的长公主"我不嫁！我不嫁！我就是不嫁！"
古今中外，雄性荷尔蒙严重缺乏的"天下第一老好人"，天生就都是全年龄段女人蓝颜知己，注定打光棍的配角！
长公主宁可剪头发跑去神庙里修心养性侍奉女娲娘娘，也不愿意下嫁。"再逼我，我就直接用这把剪刀送自个去见女娲娘娘！"
于是，商王文丁只好在宗室侄女长公主妹妹们那里，挑送了一位"任麻麻"。把她嫁给了来接嫂子留在商都做人质的周家老三季历，总算是揭过去了这第一场闹剧。
然后，就是那位引起八百里外歧山上野鸡群半夜发情炸窝的人形雄性荷尔蒙诞生、出场了！
比一千六百年后穆罕默德与赫彻蒂更豪华剧情出现了！
"假数年"便"五十岁"方才可以确保"无大过"、四十六岁(按四舍五入及上下文，暂定这个年龄似乎最恰当)在神庙里念了二三十年经的老姨妈。枯守青灯"远之则怨"时，忽然在"茫茫人海里看了你一眼"。
于是，她瞬间就被人形荷尔蒙击败了，她发现了爱情！她当场就双腿发抖吟诗一手满面内流！
什么也拦不住她！
为世间女子姐妹们贞洁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她一定要吃光抹尽这块小鲜肉，除掉这个人间祸害！
这就完了吗？
为了这场婚姻，当年未婚夫"天下第一老好人”吴泰伯及二弟仲雍，只能放弃继承权。孔雀东南飞，远走东南吴越，断发纹身人间蒸发。
为了这场婚姻，季历、"任麻麻"也得及时蒙天宠召，侍奉女娲娘娘去。
因为它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姬昌从此一跃成为商王朝西方诸候之长，直接升级为方伯！带来的嫁妆，光是掌握在这位长公主老圣女手中商王朝黄河舰队、商船队，就足以让土包子周国人接受一切条件。
姬昌长子伯邑考，得为她生的儿子让道。
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这就完了吧？
帝乙归妹，她还没"归"呢！
她七十五岁那年，五十六岁的姬昌这个人间祸害终于被她送走了。
她也觉得人间不值得再留恋，她想回到商都神庙里去了。
但大侄子辛娶了个新圣女妲己，霸占了她住了三十年的地方，不让她回去。
于是，她又暴走了。
她八十八岁那年，终于收到娘家三侄儿纣王把主力军调去打东夷的好消息，她就打着姑妈老了要回娘家探亲旗帜，带着儿子顺流而下。
名为帝乙归妹，实则武王伐纣！
这场突袭堪称完美！商王朝那些祭司女武士们，就没有不会打仗地！
小侄子纣王直到兵临城下，才知道当年自己父王为何强压一肚子怒气，答应一切无礼要求，也非要把这位大姑姑、大表哥小姑父送走。
那真是一家子祸害呀！
你不是还想要回鹿台吗？虽然当年爷爷是为了让你修心养性侍奉女娲娘娘才特地修建，但它终究是俺们家地，就是不给你这泼出去的水！
纣王妲己自焚于鹿台。
她九十岁那年，儿子周武王也死了。孙儿还小，她还不能死。周国、殷商还都有一帮子人既怕她，也恨她，还发动了叛乱。
三年后，叛乱平定。她让大侄儿微子把娘家神庙迁到淮泗，封大侄子宋国诸候守宗庙。
几十年了，她经历了四五代商王周王，她也早就看出来殷商那一套不灵了。
三十年神庙学习生涯不白给，她修订连山、归藏易，说是姬昌当年在羑里被小侄子囚禁时所推演。
周易是所谓文王被囚所作？太离谱。
但如果是神庙三十年祭司老圣女、祭祀武士头目姜尚这些人，因甲骨秘埋传承中断，被迫推演。其背景、条件，必要性、可行性，显然都才更充足。
她又让小儿子制礼作乐，另立规矩。分封诸候时，她代姬昌又收了一大堆干儿子，让他们都改为姬姓。
她让小儿子主持修建洛邑，交待自己死后就不随姬昌、姬发葬于野鸡们乱吵吵的周原，她要葬邙山洛水清静清静。
四、结语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发掘孔子《诗经》、《论语》、《易》经等文本中众多隐伏关键线索后，结合《春秋》赵庄姬赵氏孤儿故事，参考穆罕默德、赫彻蒂的较近史实，以商周鼎革时诸般书面历史事件、经过为根据，虽然有做最极限之夸张推断嫌疑，但仍然也是求最大可能合理化的解构重构。
写完后，确实有一种发现真相、原来如此感觉！
那么，这位帝乙长姐为何又在后世书籍里变成了太姒呢？
一则，就是前文中提及的"有莘"之理解，应该不是什么"有莘"国，而应另外解读。
比如及笄、祭司圣女神女的身份、头饰等等之类。
二则，就是这位殷商王族的"子"姓长公主。姬昌死后，她升级为"太"，原本名字称呼应叫"太子"。
后世抄书人误会这个称呼是错地！
所谓"大邦之子"，就是商王家的子姓女人。子就是商王室的姓。
历史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个女人更配得上"太"字的老太太了。
女娲螺祖之下，她是第一人！
妇好只配给她当保镖，武曌只配帮她准备文件，慈禧只配给她唱小曲娱乐。
后世人眼中意义重大的商周鼎革、制礼作乐，在她眼中，不过是让儿子帮自己从娘家侄子手中拿回住了三十几年的那套老宅子。给孙儿定个规矩。
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天翻地覆生灵涂炭，在欧洲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那里，不过是:老娘一死，这帮混小子就打翻了天！
附:
《赵氏孤儿》故事史书记录上的变异，说明胜利者历史书写者们所写的历史，有时与事件真相相去万里面目全非。
尤其是涉及先祖中女性成员的历史记录，古今中外都是以隐藏为基本操作。
唐朝高宗以下的皇帝，面对武则天这位母后老祖母老太后女皇帝，历史书该怎么写？
唐代历史再长一点，也许武则天能留个名字就不错了。
商代的六百多年历史，母族妻族的作用贯穿始终。开国之君重臣是妻族陪臣、极盛时高宗武丁离不开妇好、末世又是妲己。巨大的后母鼎是留存至今的商代青铜器典范。
但史书中商王世系历历分明，但女性能留个名字的已极少，更遑论史迹了。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明明，姬昌之"昌"耳。赫赫，女祭司武士团长、圣女耳。
《泰》卦乾下坤上之象在其中矣。
明明，亦指周。赫赫，即商。
孔子、老子、庄子……这些"子″，恐怕直到春秋时代，原先都是标示殷商贵族后裔身份用的，都是这代那代商王之后裔。
到战国之后，才变成了尊称。
《诗经大明》里帝乙长姊大长公主下嫁小明同学姬昌时，豪华船队送嫁场景，让人想起电影《茜茜公主》。
只不过渭水豪华游船上"茜茜公主"，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最早的小明同学姬昌姬明明。想到他被母老虎豪横揽在怀中，微笑着频频向两岸观众挥手，那画面不要太美太辣眼晴。
再看传说中文王百岁(《尚书.无逸》等书中，说他"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与商代长寿帝王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等并列)，姜太公出场也是七八九十岁老头。就知道这女人一向有多忌讳自己年龄。古今中外女人，在这问题上表现都一样。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故事要害全在一个"愿"字上。
母老虎吃光抺尽小鲜肉，人家小明同学是自愿。——要么守身如玉而亡国灭族，要么妇唱夫随而发家致富跃上巅峰少奋斗五十年。
小明不自愿行么？
张新泉
2024甲辰立秋龙江虎林
通宝推：迷途笨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