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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的真正死因，很可能上不了台面

作者：忘情

其实提笔写下这个标题时，笔者内心非常纠结，因为此文极可能左右都不讨喜。

谢晋元是谁呀？那是国共都推崇的抗日英雄。老蒋赞誉其“精忠贯日”。教员也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八百壮士”是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全国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建了谢晋元墓，并将“孤军营”营房遗址所在小区命名为“晋元里”，以示对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的敬仰。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八百壮士”与 “狼牙山五壮士”等并称为“英雄群体”，被誉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2014年9月1日，谢晋元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2015年，谢晋元被民政部正式批准追授为烈士。

对于这样一位英雄人物，一些网民甚至将其奉为神明。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允许质疑神明，不允许神明有污点。关于神明那些不怎么中听的话，甭管是否属实，甭管在不在理，很多人心理上都难以接受，就更别遑论暴露其阴暗面了。如果一些负面的事情着实无从回避，难以辩驳，那么引述鲁迅1925年所著《战士和苍蝇》中的名句“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这样一顶大帽子扣过来，连消带打，几乎百试不爽。

然而，讳疾忌医，为贤者讳，这当真是研究历史、汲取前人教训时应有的态度吗？

刺杀疑云

言归正传。谢晋元逝于1941年4月24日。综合各种文史资料，其遇刺经过是这样的：24日清晨，当“孤军营”大部分官兵出操时，士兵张文卿、郝精诚手持三角刮刀，尤耀亮手握短棒，张国纯端着铁镐，4人一齐冲进谢晋元的寝室。谢晋元的勤务兵李士德闻声也冲入寝室，目睹四人正对谢晋元行凶，遂狂奔出门呼救。连长上官志标闻声第一个赶过来，正好撞见满手是血的四名凶徒杀气腾腾地从谢晋元寝室冲出。杀红了眼的凶徒遂对试图拦截他们的上官志标连捅6刀。此后，4凶徒被随后赶来的官兵们制服，但却未露惧色。四犯之一的郝精诚还冲着现场数百名官兵狂喊：“不杀掉谢某人，我们就不会有自由，你们别犯傻了。”正当愤怒的官兵们准备殴毙4凶犯时，被连长雷雄制止，称要审出凶手同党及幕后指使。此后，4凶犯被移送工部局，由租界法院审理此案。

庭审时，4凶犯一口咬定“谢晋元克扣士兵军饷，贪污社会各界捐助，中饱私囊，致使营中待遇不良，伙食不饱，生活困难，故而杀之泄愤”。谢晋元之子谢继民所著的《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中，称4凶犯在法庭上供述的杀人动机是“待遇不良，饮食不饱，外界捐款不公开”。虽然措词缓和了许多，但意思大体是一致的。

不过，当时的社会各界无视，或者说无法接受这个说法。被民众广泛接受的说法是：“日伪高官厚禄收买谢晋元不成，遂恼羞成怒，利用孤军营举行体育比赛之机，派汉奸潜入孤军营，收买张文卿、郝精诚、尤耀亮、张国纯刺杀谢晋元，并承诺事成后每人可以得到1万元赏格”。后世谈及谢晋元的文章，也多引用这种说辞。

诚然，大汉奸陈公博曾亲邀谢晋元出任伪“上海保安第三总队”总队长这一伪职，汪逆也曾“礼贤下士”，派员给谢晋元送来聘书，但均遭谢晋元严辞拒绝，这是不争的史实。谢晋元的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着实令人景仰。但谢晋元死于汪伪买凶谋杀的说法却大有令人存疑之处。

首先，谢晋元的孤军营在军事上无足轻重，但却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价值。敌我双方都围绕着孤军营大做文章。但公然杀害谢晋元，民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必是日伪所为。这对一心想利用孤军营和谢晋元争取人心、装点门面的日伪来说，无异于“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甭管是否真是日伪干的，这锅他们都得背。那么，汪伪方面是否当真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呢？

好吧，敌人总是愚蠢的，不蠢就不至于逆天而行，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疑问：如果汪伪要杀谢晋元，那么既然能派汉奸混入孤军营收买凶徒，何不直接派混入孤军营的汉奸下毒或枪击，事后趁乱溜走？这么做事败泄密的可能性要比收买孤军营士兵要小得多。因为谁也没把握做到一接触孤军营士兵就一定能收买成功，而且被收买者事到临头不反悔，事发后能做到守口如瓶。

第三点，既然4凶犯在租界法庭上坚称自己是“泄愤杀人”，而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不知所终，那么汪伪收买4凶犯杀害谢晋元这一说法的依据何在？是否有日伪档案能支持这种说法？或是负责收买4凶犯的汉奸战后受审时出具了证词？哪怕是有知情的汉奸出具的证言也行呀。但笔者遍翻史料，却没能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

第四点，也是令笔者最为疑惑的，那就是退一万步说，4凶犯真是为汪伪金钱收买，那么他们与谢晋元朝夕相处，采用投毒等不易立刻被旁人察觉的暗杀手段的机会多得是，而且容易全身而退，这样才有机会享用那每人1万元的不义之财。但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公然行凶？而且还不是半夜三更趁众人熟睡，悄悄摸进谢晋元寝室行凶，而是在大家出早操时行凶？这个时间点行凶，极易被众人发现。一旦被发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援立即现身接应，4凶犯压根就没法逃脱。众人若一旦发现谢晋元被害，甭管平时有多少矛盾，这个时候必然会一拥而上痛殴凶犯，凶犯大概率狗命不保。

那么，4凶犯是否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能预知连长雷雄会以“追查同党和幕后指使”为由，制止众人的殴凶行为？除非雷雄就是他们的同党，否则绝无这种可能性。但从1941年6月，已继任524团团长一职的雷雄在上海《正言报》上著文反驳4凶犯在租界法庭陈述杀人动机一事看，说雷雄是4凶犯同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但凡变节者，但凡能被收买者，皆为贪生怕死之徒。谢晋元若死于汪伪买凶谋杀，凶犯不可能不考虑并选择最优的作案方式、行凶时机。说凶犯智商欠费，只知蛮干，若只有1个凶犯尚有这种可能性。但“谋杀4人团”同时失智，这种概率着实太低，很难说得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故而凶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可是，即便是“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也需要有诱因。如果我们刨除情感因素，冷静审视4凶犯供述的杀人动机，那么这个动机是否具备存在的可能性呢？

涉嫌贪污

众所周知，国民党军队里贪腐成风，吃空饷、喝兵血是常态。而且层层贪腐，各层级的分成都有定例。偶尔有像郭汝瑰这样清廉的，便立即被杜聿明认定是“共党”。解放后，尤其是改开后，大陆方面谈及国民党军抗战表现，在充分肯定其中下层官兵英勇无畏抗击日寇的同时，也顺带着不提国民党军内部包括贪腐在内的各种阶级压迫问题了。实际上，抗战前后和全面抗战中的国民党军别无二致，均是一支腐朽的封建军队，其内部的种种不堪，可参阅高戈里先生所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一书。只不过在民族危亡之际，这支腐朽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奋勇御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所以大陆方面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就避而不谈其军中的阴暗面罢了。

但是，不谈其阴暗面，并不意味着其不存在。就在淞沪抗战期间，谢晋元所在的88师，师长孙元良公然贪墨了军委会拨给该师的26万元工事构筑费，倒卖了部分存在四行仓库的棉纱，并将上海民众捐献的慰问品纳入私囊。其种种劣迹，令其同僚和部下都看不过去，遂联名弹劾。老蒋虽对自己这位“天子门生”百般袒护，但毕竟众怒难犯，故不得不于1938年3月29日将孙元良撤职移交军法执行总监部看管。

有道是上行下效。身为师长的孙元良如此，要说独独其属下的524团1营“出污泥而不染”，怕也难以令人信服。

诚然，谢晋元属于那种“嫡系中的杂牌”。他虽是黄埔四期出身，但直至1934年9月他从“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后，才四处请托黄埔同学的关系，从粤军调入了中央军嫡系88师。谢晋元在黄埔生扎堆的88师里并不受重用。除短期出任过补充团少校营长外，其他时间都是充任参谋、中学生军训队队长这类闲差。淞沪会战打响后才升至中校参谋主任，却也有职无权，人微言轻。直至1937年9月中旬，88师下属的524团团附出缺后，谢晋元才续任524团团附。国民党军每团设中校团附、少校团附各一人。团附的全称是“团部附员”，是团长的助理。但在团长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却无权代行职务。因此，团附并不等于副团长。绝大多数团附的实际地位，甚至并不比营长高。因此从调入88师到奉命留守四行仓库这3年时间里，谢晋元因担任的多是闲职，并没有啥机会贪污腐化。其有没有“灰色收入”，全看主官的心情。若有“灰色收入”的话，究竟能有多少，还得看主官大方不大方，能分他多少。

但是，谢晋元被孙元良当作“弃子”，赋予其指挥524团1营留守四行仓库之责后，谢晋元就成了“八百壮士”的最高长官，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当谢晋元所部退出四行仓库，邀出武器，被困于孤军营后，国民政府仍给他们汇去军饷。虽然时有汇款不及时现象发生，但上海社会各界踊跃捐助这些抗日勇士的热情一直未减。谢晋元也组织部下在孤军营里办工务社，生产“孤军牌”袜子、肥皂、藤椅等产品在上海售卖，受到广大上海市民的追捧。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支400余人的队伍正常的生活是能得到保证的。

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孤军营内的后勤保障水平每况愈下。官兵们对谢晋元经济问题的质疑声却越来越大，而且从私下议论发展到公开发难。

1939年4月29日，有人给谢晋元写了封匿名信，信中指责谢晋元在发饷时没有一视同仁给上等兵加饷，十分不公平，扬言将聚众闹事，警告“谢某人小心脑袋”。

没过几天，又有人在澡堂里贴出指名道姓地指责从谢晋元到连排长皆层层贪腐，罔顾士兵死活的小字报。谢晋元派人查出这张小字报系党人杰、施飙、孙翰钦所写，遂将三人各痛打100军棍，以儆效尤。

此后，孤军营的伙食越来越糟糕，甚至发展到由每天开3顿饭改为开2顿饭。因为油水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必然要靠食用更多的主食来填饱肚皮。但谢晋元却出台规定，要求每人每顿饭最多只能吃三碗米饭，违者严惩。最令人无语的是，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谢晋元却多次要求大家捐出部分军饷，寄给国民政府购买战斗机。这一系列事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他心怀不满。

笔者发自内心地相信，谢晋元是出自满腔赤诚，方才在孤军营连自身生存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想着勒紧裤腰带支援抗战。但是，这个道理要事先跟大家讲清楚、讲透彻，并在自己带头捐献的情况下，对部下只作号召，不作强制要求才行。而国民党军队中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基层官兵虽有朴素的爱国热情，但在缺乏长期教育和引导的情况下，并不能指望他们的觉悟能有多高，能有多坚定，多持久。

所以，谢晋元事实上采用了“一刀切”扣款的方式搞抗战捐献，至少方式方法上存在可商榷之处。而史料中又未能找到孤军营向国民政府汇款的凭证记录，那么孤军营的士兵们会怎么想呢？如果他们中有人认为谢晋元在88师坐了几年冷板凳，无油水可捞，如今一旦有机会就开始报复性贪腐，甭管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至少逻辑上是说得通的，而且也能得到周边不少人的共鸣。

那么，孤军营内的经济到底有没有问题呢？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后世研究者无从作出直接判断，但却有间接史料可供参考。1994年，海峡对岸公布了谢晋元遇刺身亡后，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就此事呈递给老蒋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此案案发起因有三点：

第一，三年来物价高涨数倍，而士兵饷银仍各十元，且本年数月迄未汇到。职等曾转军政部各电，往往数月未得复。所赖以维持者，全仗去年终行政院奖金一万元。截至案发之日所剩只百余元。全营已濒绝粮之危。

第二，郝犯等对三年前撤退时中央汇发二万元，半数被地方协会姚惠泉扣发者，认为谢所中饱。

第三，历年各界慰劳款项约贰万元，谢以之充作工业资金。而郝犯等竟认为谢之自私。不予谅解。

从这份报告中，人们可以确认以下几点：孤军营官兵生活的确极端困难；军政部每每拖欠孤军营的军饷；有人公然截流孤军营的供给。

也就是说，造成孤军营生存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政部欠饷亦是原因之一。查姚惠泉的资料，此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在抗战期间创办仙鹤草素药厂，不仅鼎力援助过孤军营，还曾支援过新四军大批紧缺物资。朱家骅称姚惠泉“扣发”1937年年底国民党军政部汇给孤军营2万元中的一半，却未加详细说明来龙去脉，而且哪怕是光复后亦未就此事追究姚惠泉，着实令人觉得蹊跷。

那么关于朱家骅所称的第三点，既然明确了谢晋元以上海各界捐款2万元作为工业社的启动资金，以上海民众对孤军营的支持，通过购买其产品助其温饱当不成问题，何至于全营沦落到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这其中若没有隐情，谁又能相信呢？

一些人为谢晋元辩解，称谢本人并不经手经济账目，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难不成孙元良非得要亲自兼任88师经理处的头目，才能贪污那26万元工事构筑款吗？非得他本人亲自出面与商人谈判，才能卖掉四行仓库的部分棉纱中饱私囊吗？这种事，自有下面的人去办，当主官的只需坐等收钱即可。那么，是否存在贪污者另有其人，只是瞒住了谢晋元本人的可能性呢？有过社会经验的都应该清楚，这种事做一次两次可以，瞒一天两天还行，但要说能在主官眼皮子底下欺下瞒下达三年零五个月之久而不被发现，几乎不存在可能性。

实际上，当1939年4月发生匿名信事件和澡堂小字报事件时，就已经说明孤军营里怀疑谢晋元有经济问题的人并非只有一个、两个。正常情况下，谢晋元应该公开经济账目，自证清白，然后再责罚党人杰等人，方显心中坦荡，师出有名。但是，遍观史料，笔者找不到谢晋元公开经济账目的任何记述。当然，在腐朽的国民党军队中，压根就没有经济公开这么一说。任何敢胆挑战军官权威的行为都必然受到严厉惩戒。兴许成长于旧军队中的谢晋元是思维惯性使然，但客观上他拒不公开账目、只是一味弹压的行为，只会加深人们对他贪墨的怀疑。

统御失当

除了疑似有经济问题，笔者认为谢晋元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举措失当，以致于渐失军心，亦是造成他个人悲剧的重要原因。

当他率部退出四行仓库，被租界当局逛骗放下武器，被圈禁于孤军营之初，官兵们出于激愤，尚且能紧密团结在谢晋元周围，齐心协力与租界当局抗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兵们对依靠国民政府外交斡旋脱困已经不再抱任何指望，强烈要求谢晋元机断专行，带领他们另寻脱身之计时，谢晋元却坚决执行老蒋要求他“暂且忍耐，继续留在租界”的电令，故此明确拒绝了上海爱国人士决心招募志愿者趁孤军营开放之机，悄悄替换孤军营官兵出逃的建议，也严令部下不许擅自离营，甚至宣布将已经逃脱出营的班长李永成等4人除名。

站在谢晋元的角度，他坚决执行老蒋的军令，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其他官兵眼中，这种罔顾孤军营处境日渐艰难而不知变通，只知一味执行上峰命令，也不管这命令是否合理的做法，往好里说是迂腐，是固执，若是说难听些，似有不顾基层官兵死活之嫌。尤其是李永成等人逃离孤军营约一段时间后，来信说自己已经组织起了百余人的游击队，干得风声水起。此事一传开，在孤军营官兵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对谢晋元不理解，甚至埋怨的情绪迅速弥漫。就连谢晋元遇害时第一个冲上去，为此身中6刀的连长上官志标，也为此和谢晋元起了强烈冲突。据当事人回忆，事态严重到上官志标甚至打算买来毒药服下，然后再找谢晋元拼命的程度。

面对这样人心浮动的局面，谢晋元并没有耐心说服，做通部下们思想工作，而是继续采用强力弹压的策略。他不仅自己成天皮鞭不离手，动辄“不要命般地”打骂部下，还组织起了一支督察队，靠军棍维持军纪和自己的个人权威。仅1941年的头2个月，遭其军法从事的就有上至连长、下至大头兵的20余人。平均每3天就要在孤军营里施一次肉刑。

谢晋元坚持这么干的后果，是将孤军营官兵逐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曾经唯其马首是瞻的部下们，纷纷指责谢晋元变了，不再是过去的好兄弟了，和军阀没啥两样！甚至还有人认为，孤军营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根子就在谢晋元身上。他自己想当委座的好学生，想当“完人”，自己去当好了，何苦将大家都搭进去。如果不是谢晋元阻拦，大家早就获得自由了。

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上述一系列事件叠加起来，无疑让这种说法在孤军营官兵中颇有市场。郝精诚等人行凶后被众人制服时喊出的那句话，很可能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决定了谢晋元个人悲剧的发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张卿文、郝精诚等4人行凶，亦非偶然，而是积怨已久，且有直接诱因。

1941年4月，张文卿在出操时掉队，并对谢晋元要求他立即跟上队伍的命令置之不理。怒火中烧的的谢晋元立即冲上去抽了张文卿3鞭子，见对方不仅不躲不求饶，而且还公然朝地上吐痰以示轻蔑，谢晋元暴跳如雷，召来督察队轮流对张文卿施肉刑，但仍不能让其服软。

约2天后，郝精诚因腹中饥饿，冲进厨房偷吃第二天早上用来做稀饭的锅巴。谢晋元发现后不仅鞭打了他，还令郝精诚罚跪1小时。但郝精诚却从傍晚时分一直跪到吹熄灯号，任谁叫他起来都不听。最后还是连长邓英让人把已经起不了身的郝精诚强行架回了寝室。在这个过程中，郝精诚曾恶狠狠地说了一句“看谁死在谁手里！”

刺杀谢晋元案发后再回溯这些事情，张文卿和郝精诚当众受谢晋元刑罚时，极大可能已经起了杀心。其中尤以郝精诚表现得更明显。事后还有人反映，4月23日，即谢晋元遇刺的前一天，郝精诚还托人从孤军营外买来酒菜，与张文卿、尤耀亮、张国纯偷偷聚在一起喝血酒议事。可是，因为谢晋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心，所以无人将这些明显不正常的危险信号向谢晋元反映，导致谢晋元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毒手。

查阅文史资料至此，笔者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之死这一节。如果谢晋元平日里能善待士卒，内部出现矛盾时能静下心来以平等姿态与之沟通交心，并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考虑官兵们的难处，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同时，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兴许就能避免个人悲剧的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要求一个在旧式的封建军队里成长起来的旧军官，在部队管理方面向新型人民军队看齐，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谢晋元大节不亏，无愧于抗日英雄的称号，当得起后世给他的各种荣誉。但是，他的身上有着深刻的旧军队、旧军官烙印，有着无法弥补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才是他个人悲剧的根源所在，徒令后人掩卷叹息！由此，也令后人对教员三湾改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以及古田会议的伟大意义更加深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