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孔子生平百衲 -- 桥上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珍藏本）》的原文摘录豆瓣读书-全年犯困：

考《左传》昭公二十年，“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弔，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弔焉？”时孔子年三十，琴张盖已从游。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其收徒设教，或者亦始于是时耶？

桥：孔子似当在三十岁之前已离开季家。所谓三十而立，立者，自立成功也，《海昏侯墓衣镜文》云孔子三十行教，是孔子那时已成功收到足够的徒弟，可以养活家庭了。且作为“民”，孔子家应该也有一定收入，不知是怎样体现，也许是分拨某块田地的收成，或者每年分配一定粮食。但“民”也要承担赋的义务，在征召时得出人加入军队。孔子哥哥腿有残疾，孔子家族这一段应征的领头人就得是孔子，前几年他就应被征发过。

钱穆《孔子传》：

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至是孔子乃成为一教育家。其学既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谓学，其教亦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为教，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

桥：这三十而立，立起来的不仅是孔子自身，也立起了新的教育方向：为私家培养人才，为陪臣执国政添砖加瓦，这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

下面是布衣孔子三十而立像，图片出自李木生《孔子的青年时代》简书：

虽然，愚以为还是应该有一幅孔子执干戈像，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孔子也应是多次亲身践行过的。

桥：此年孔子独子伯鱼（孔鲤）八岁。

《论语》：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第十六》）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十七》）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第十七》）

《孔子家语》：

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唯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岂非学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礼以忠信为本失礼不立。非礼则无以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

桥：

孔鲤自身没什么建树，但他生了个好儿子，也是独子，叫孔伋，字子思。儒家经典《中庸》就出自子思。

下面是书法家孙晓云所书《中庸》之第一页，图片出自《著名书法家孙晓云书国学经典《中庸》》书法品品：

另外，《诗》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有相当大的文化意义与实用意义，孔子非常重视，可见下面几条《论语》：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第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第三》）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第八》）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第十三》）

钱穆《孔子传》：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是岁孔子年二十七，其时必已出仕，故能见异国之君。故知孔子出仕当在此前。

《昭十七年传》：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適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10170301）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10170302）

下面是战国《人物龙凤图》摹本，出自阿山的诗和远方《动态知识接力赛第二期##十一月周周记》上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p 0：

下面是大汶口文化大口尊，2018泰安市宁阳县于庄东南遗址出土。口径 32、高 62 厘米。一侧口沿下部有组合式刻划符号（或称为“图像文字”），与安徽蒙城尉迟寺尊上的刻划符号一般无二。这组符号由三部分组成：上边是一轮“太阳”，下边是一座高“山”，中间为一展翅翱翔、奔向太阳的飞鸟，将其认定为“日鸟山”文字合体。图片及解释文字出自杨阳-郭俊峰《文物中的东夷文化符号—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鸟形纹饰欣赏》收藏家杂志：

桥：愚以为孔子见郯子学古官事应是因其有了博学的名声、使郯子愿与其交流、而以私人身份进行的，不必仕于鲁公。此时大国之君的排场亦仅为“二执戈者前”（《昭元年传》（10010103）），郯子小国之君，不必不与“民”有交道。且从《左传》的叙述看，郯子同样是对相关学问感兴趣的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孔子这博学的名声，也是他两年后就能开办私学的前提吧。

《昭十二年经》：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齐。（10120008）

《昭十二年传》：

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南蒯语叔仲穆子，且告之故。（10121001）

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谓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礼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孙氏有家祸，杀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祸以毙之，则闻命矣。若不废君命，则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季孙惧，而归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谋季氏。慭告公，而遂从公如晋。南蒯惧不克，以费叛如齐。子仲还，及卫，闻乱，逃介而先。及郊，闻费叛，遂奔齐。（10121002）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000000）之《比》（000010）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彊(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10121003）

下面是《坤》之《比》示意图：

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qǐ)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yǐ)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10121004）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闻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谓小待政于朝，曰：“吾不为怨府。”（10121005）

《昭十三年经》：十有三年春，叔弓帅师围费。（10130001）

《昭十三年传》：

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10130101）

《昭十四年传》：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齐侯使鲍文子致之。（10140201）

桥：如上面《春秋经》和《左传》所载，鲁国这两年发生了南蒯的叛乱（之前鲁昭公、公子慭曾与南蒯共同密谋政变，公子慭地位且高于南蒯，但他早早就逃走，至叛乱时实际指挥者是南蒯。），这是家臣对家主的反叛，却有维护公室的背景。但孔子经过思考还是赞成了“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的观点，选择要维护旧有家族政治的框架。

《昭十四年传》：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10140701）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10140702）

桥：上面最后两条《左传》说的就是本年的事，而其中孔子的话很有点教师的味儿，不知是不是此时说的。

《论语·八佾第三》：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钱穆《孔子传》：

此事不知在何年？然亦必已出仕，故得入太庙充助祭之役。见称曰“鄹人之子”者，其时尚年少，当必在三十前。然其时孔子已以知礼知名，故或人讥之。“是礼也”,应为反问辞。孔子听或人之言，反问说：“即此便是礼吗？（桥：似应译为“这就是礼啊”，杨伯峻先生即是这样译的。）”盖其时鲁太庙中多种种不合礼之礼。如三家之以雍彻，孔子曰：“雍之歌，何取于三家之堂？”（三）此乃明斥其非礼。但在孔子初入太庙时，年尚少，位尚卑，明知太庙中种种非礼，不便明斥，遂只装像不知一般，问此陈何器？此歌何诗？其意欲人因此反省，知此器不宜在此陈列，此诗不宜在此歌颂。特其辞若缓；而其意则峻。若仅是知得许多器物歌诗，习得许多礼乐仪式，徒以供当时贵族奢僭失礼之役使，此乃孔子所谓仅志于谷之小人儒。必当明得礼意，求能矫正当时贵族之种种奢僭非礼者，乃始得为君子儒。孔子十五志学，至其始出仕，已能有此情意，达此境界，此远与当时一般人所想像之所谓知礼不同，则宜乎招来或人之讥矣。

《论语·公冶长第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家语·三恕》：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

下面是欹器示意图，出自影cec429《欹器的最早记载》百度知道：

桥：由于孔子这种“每事问”、“好学”的态度，使他在三十岁前就初步有了博学的名声。

《孔子家语》：

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桥：

亦依《孔子家语》，孔子夫人并官氏生孔鲤在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

又据杨朝明先生《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齐鲁学刊2009（02），p 010指出：

考察前人关于孔子“出妻”之说的叙述，其实都是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记载。其中说：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对此，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的解释是：“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此是从伯鱼为母亲服丧的时间，确定伯鱼母被出，即肯定孔子曾经休妻。

孔颖达这里所谓“伯鱼母出”应该就是孔子“出妻”的最早出处了。期，是古代丧服名称，指一年时间。这里的“期而犹哭”，是说伯鱼在为母亲服丧一年之后还没有除去丧服。

但是，孔颖达所说是有严重问题的。《仪礼·丧服》中说：“……期者，父在为母，妻，出妻之子为母。”这里说的是“期”的三种情况：第一，母死，父在，为母期；第二，妻子死，丈夫为妻子期；第三，出妻之子为母期。《礼记·檀弓上》说“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显然是违背了第一种情况的丧制规定：母死，父在，为母期，过期则当除服。出母，期可无哭。伯鱼丧母，期而犹哭，忘却其父孔子仍然健在。故孔子责之，伯鱼遂及时改正。孔颖达显然是由此就联想到了“出妻之子为母期”，而忽略了“父在为母”的第一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不是第三种情况？为什么不是伯鱼以“出妻之子”的身份为母亲服丧？因为《仪礼·丧服》在上述引文之后，接着还有“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的记载。所谓“出妻”，即被休之妻；所谓“出母”，乃是生身之母。如果被休的妻子去世，他们共同的儿子如果是丈夫的继承人，即使生身母亲去世，儿子也不能为之服丧一年。孔子只有伯鱼这一个儿子，伯鱼是孔子的继承人，他作为孔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如果伯鱼母亲被“出”，伯鱼之母去世时，他是不能为母亲服丧的。这就是说，《仪礼·丧服》的规定证明，伯鱼在母亲死后“期而犹哭”的事实，不仅不能说明伯鱼之母曾经被“出”，反而应当是孔子未曾“出妻”的强有力证据。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珍藏本）》的原文摘录豆瓣读书-全年犯困：

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桥：鲁昭之赐或是赐与孔子之家族甚至是遍赐各家的“民”，不必为孔子，亦不必仅为一家。

《论语·阳货第十七》：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昭十年经》：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10100003）

《昭十年传》：

秋七月，平子伐莒(jǔ)，取郠(gěng)。献俘，始用人于亳(bó)社。臧(zāng)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饗鲁祭乎！周公饗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tiāo)。’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10100301）

《昭十一年经》：大蒐于比蒲。（10110006）

《昭十一年传》：

五月，齊归薨，大蒐于比蒲，非礼也。（10110301）

桥：以上《春秋经》和《左传》记录的“伐莒”及“大蒐于比蒲”，孔子也许就在军中。

桥：孔子夫人为并官氏，或有称为幵官氏、亓官氏、乃至上官氏者，应都是讹误。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摘钞卷三·孔氏祖庭广记》读秀学术搜索：

予尝据汉、宋、元诸石刻，证圣妃（孔子夫人）当为并官氏，今检《东家杂记》及此书，并官氏屡见，无有作“幵”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宝。自明人刻《家语》，妄改为“幵”，沿讹三百余载，良可喟也！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04,第103页：

直按：丌官氏当为并官氏之误字。漢韓勑修孔廟禮器碑，及“并官武”印（見小滄浪筆談），皆作并官氏可证。

下面是《礼器碑》碑阳拓片，图片出自中国智慧工程研究院书法教育工作委员会《汉隶名碑《礼器碑》简介及高清图片》：

下面是《礼器碑》拓片局部，图片出自《礼器碑》》读秀学术搜索：

桥：依《孔子家语》，孔子娶并官氏在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珍藏本）》的原文摘录豆瓣读书-全年犯困：

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

桥：又《路史》云“（并官氏）宋微子之后”，这说明孔子与夫人并官氏出自同一个祖先，当然也同属“子”这个“姓”族，也就是说，孔子的婚姻违背了当时“同姓不婚”的习俗。不过对于孔子所属“子”这个“姓”族而言，他们早先并没有这个习俗，但后来占统治地位的“姬”那个“姓”族大力提倡这个习俗，于是成为中原地区大家都得遵守的规则。《论语》中就有孔老先生忽略了“同姓不婚”规则的记载：

《论语·述而第七》：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昭九年经》：冬，筑郎囿。（10090005）

《昭九年传》：

冬，筑郎囿(yòu)。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jí)，庶民子来。’焉用速成，其以剿(jiǎo)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10090701）

桥：以上《春秋经》和《左传》记录的此年“筑郎囿”，孔子作为“民”可能也参加了，应在婚后。

《孔子世家》：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注：索隐有本作“委吏”。按：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闲，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桥：《论语》中云：“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大概在母亲死后第三年、十七岁时成为季氏家臣，《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云云，或即指此事。钱穆先生亦认为孔子作过季家家臣。于是孔夫子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第九》）。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国学导航：

孔子先见景公，自不必为家臣以求通，《史》说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鲁昭二十年景公未尝入鲁，又引此以驳孔子为家臣，则亦进退失据。崔述亦疑孔子无为家臣事。然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此等俱难详考，不得輙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

桥：孔子是由于哥哥还在，无法成为公臣，只好去作季氏家臣。而孔子之“志于学”，让他在所从事的工作中都能脱颖而出，却无法改变他卑微的身份，这也是他后来决心要自立以授徒为生的动因之一吧。孔子这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啊。

《孔子世家》：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礼记·檀弓上第三》：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钱穆《孔子传》：

孔子母死，亦不知其年。或云：孔子二十四岁母卒，不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当是。

桥：

孔子母亲去世时也就三十出头。

《论语》记孔子之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此当与其母去世有关。其母去世后，孔子脱离颜氏族回到其兄孟皮为家长的自家家族。虽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但郑重其事“志于学”当就在此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前后。

孔子料理其母丧事，又将母亲与父合葬，必然会与其兄孟皮打交道，其后也难以再居住于颜氏族中，这也是孔子之后回归族中依兄而居的契机与理由吧。

《礼记·檀弓上第三》：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钱穆《孔子传》：

父母之丧满一年为小祥，满两年为大祥，皆有祭。此当指母卒大祥之祭。时孔子尚在少年，然已礼乐斯须不去身。此见孔子十五志学后精神。

《襄二十九年传》: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09291301）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shào)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bèi)、《鄘》(yōng)、《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bīn)，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fēng)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kuài)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nì)，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jù)，曲而不屈，迩(ěr)而不偪(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dǐ)，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xiāo)、《南籥》(yuè)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huò)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xiāo)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

《论语·八佾第三》：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桥：对比前面季札的言论与上面几条《论语》中孔子的话，可见季札观乐一事显然影响了孔子，我甚至怀疑那时八岁的孔子就在现场。当时，孔子随母住在颜氏族中，颜氏族人可能有人在季札观乐时是办事人员，才让幼年的孔子能亲身见证此一盛事，也使他对礼乐有了最初兴趣。《孔子世家》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也说明颜氏族人可能有人是负责操办公家此类事物的，还曾带着幼年的孔子前往现场，才让孔子得以模仿。

钱穆《孔子传》：

孔子生士族家庭中，其家必有俎豆礼器。其母党亦士族，在其乡党亲戚中宜尚多士族。为士者必习礼。孔子儿时，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

下面是春秋.镂孔龙纹铜俎/河南博物院藏 1977年南阳市淅川下寺楚国墓地M2出土，图片出自老猪的碎碎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的俎便是此物》百度：

下面是豆的图片，出自说史一千零一夜《最新公布！发现山西春秋墓，有青铜、金、骨、陶…她和M6是一对夫妻》搜狐：

《孔子世家》：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

《孔子家语》：

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

钱穆《孔子传》：

孔子生，其父叔梁纥即死，但不知其的岁。或云：孔子年三岁。

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12，p 008：

在礼教未严的古代，不经媒聘而自由择偶同居是允许的。古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习俗，可见至少在这样的时候是不受限制的。此种习俗为远古自由婚姻之孑遗。它不仅通行于未婚男女，也适于已婚男子。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有条件的男子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取妾。古代男女仲春合会时，往往要祭祀高禖和“祓禊”。高禖是管理人间生育的女神，“祓禊”是到河里洗濯以除不祥，其目的是为了求子得福。因此，当时男女欢会往往在河边和便于幽会的山间。其情景，《诗经》里不少诗篇都有描述。如《郑风·溱洧》写大群男女在夏历三月汛期合会于溱、洧二水之滨，互赠互戏，狂欢极乐。此种自由结合，也难免带来男女关系时即时离的随意性。在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条件下，这种随意性又会给她们造成不幸。在一些有地位的家庭中，不经媒聘而为人妾者，也往往受到歧视。如鲁大夫声伯的母亲未行媒聘之礼，生下声伯后就被赶出丈夫家，改嫁到齐国。这样的悲剧也落到颜征在的头上。她生下孔子不久，便同孔家关系破裂，带着尚在襁褓的儿子离开。二三年后，叔梁纥去世。造成这场悲剧的具体情况虽不得其详，但可以推想，叔梁纥负有重要责任。这一点深深伤害了征在的感情，以致孔子长大时，她也不愿向自己的儿子提到叔梁纥和他的墓地。《史记·孔子世家》说孔母讳其墓，《礼记·檀弓》说“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从这些记载中，不难体会到这位刚强女子的一颗受损害的心。离开孔家后，她立志不再同往事发生任何关系，坚意携子谋生，走自己的路。

桥：

因此，叔梁-纥卒年或为前550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两岁，出生以来已经过三个年头。

由于孔子是“野合”而生，且叔梁-纥之目的首先是要生儿子，故颜徵在当时应未与叔梁-纥同住。近代少数民族中就有保留类似风俗的：女子在生子后才前往夫家。颜徵在也应是生了孔子后才入住叔梁-纥家。而在叔梁-纥去世后，有种种不便，颜徵在携孔子回了娘家。

因此，孔子少时是生活在颜氏族中的。这里的佐证就是《礼记·檀弓》有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盖叔梁-纥死后母子二人未与孔子之兄孟皮同住，而与颜氏族人住到一起，孔子不知叔梁-纥葬处才合情理。

所谓五父之衢，据孔佾主编，曲阜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五父之衢考》曲阜市地名志，p 580第八编：古地名考-第二章：

《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正义》云：“五父之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太平寰宇记》载：“五父之衢在县东南二里。”因不同时代，县治的位置不同，故后人对此位置一直不可确定。据《鲁国故城》考及发掘所推，此地当在3号干道东端，距建春门不远处。3号干道西起西南门（指鲁故城门），经斗鸡台、北关、周公庙和颜子店南侧，直通东中门（建春门）。故编者判定五父之衢当在此，即今颜林的位置。孔子之母颜征在，死后殡此，其颜氏后人字墓而旁居，视以荣孝，便形成了颜子店；其后世葬此，形成颜林。

桥：

这里五父之衢位置（估计为：东经117.01，北纬35.60）应无疑，但我不很赞成“颜氏后人字墓而旁居”形成颜林的说法。颜林应意为颜氏一族墓地，不必此后“字（颜徵在）墓而旁居”才形成。且当时人居处与葬处或相距不远，推测那一带本就有颜氏族人聚居之处，该族墓地亦应在附近，所以孔子才会将其母殡于此五父之衢。

下图为鲁国故城环城道路(图中最外环道路)示意。图右侧用红色方框框住的即建春门之名称；建春门左方可见颜林居住址。图片出自杨昌鸣-李旋-李湘桔《直接展现与间接再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墙遗址展示模式的比较》中国园林2013（05），p 089：

钱穆《孔子传》：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亦有云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者。其间有一年之差。两千年来学人各从一说，未有定论。今政府规定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并推定阳历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之诞辰，今从之。

不过，据曹景年《孔子诞辰诸说源流考》一早读书：

关于孔子诞辰的观点虽多，但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是相同的，只是各家对材料的看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首先要对原始材料进行追根溯源、考辨其真伪。所谓原始材料，指汉代及以前的材料，因为汉代之后的一系列说法都是由这些原始材料衍生出来的。原始材料主要有四项，一、《公羊传》、《谷梁传》；二、《史记》；三、汉代其他相关记载；四、《世本》。

《公羊传》与《谷梁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其实是一致的，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只是今本公羊传误衍了“十有一月”四个字。

二传都在《史记》之前，应该比《史记》更为可靠。

综上所述，孔子诞辰的材料应以《公羊传》、《谷梁传》所载最为准确，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换算成今天通行的农历，即八月二十一日。不过要换算成公历，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因为公历有儒略历和格里历之分，儒略历是公元前46年开始实施，在1582年10月4日之前，西方用的都是儒略历，但由于此历法不够精确，过400年约误差一天，于是自1582年10月5日起改用新的历法，即格里历，并将这一天改为10月15日。而孔子出生时，既没有儒略历，也没有格里历，应该用哪个历法推算呢？江晓原先生主张用儒略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徐文新先生主张用格里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那么，到底用儒略历合理，还是格里历合理呢？有些人以为格里历更精确，所有的历史年代都应用格里历表述。江晓原先生认为，应以1582年格里历的实施为分界线，此后应该用格里历，公元前46年到1582这段时间应该用儒略历，因为格里历还不存在。而公元前46年之前国际历史学界和天文学界的不成文约定是用儒略历，“因为公元前46年之后开始使用儒略历，那么将这一历法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是很自然的；如果使用格里历来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就要跳过一千六百多年，这显然不合常理。”江先生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

而毕宝魁《孔子生年生日详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9（02），p 34云：

目前通行的孔子诞辰9月28日是缺乏依据的,子夏传授《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都有孔子生日的明确记载,两传所记实质也吻合,参照其他文献,再参照天文学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孔子生年生日为公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说法应该摒弃。

刘奉光《孔子生辰新考》天津师大学报1999（2），p 33亦云：因《公羊传》与《谷梁传》均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庚子日，又与该年《春秋经》所载“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干支纪日可以相合，且经现代天文学推算当日在鲁国确实发生了可见的日食。因此孔子更可能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

江晓原《孔子诞辰：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历史月刊1999（08）则云：

非常幸运的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在孔子出生这一年中都记载了日食，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天文学依据。日食是非常罕见的天象，同时又是可以精确回推计算的天象。《春秋》242年中，共记录日食37次，用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回推验证，其中大部分皆真实无误。经推算，公元前552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这年中，在曲阜确实可以见到一次食分达到0.77的大食分日偏食，而且出现此次日食的这一天，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完全吻合。而在次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没有任何日食。

为了确定这次庚戌日食的日期，我们采用不考虑月份的记时坐标，即天文学上常用的“儒略日”，这是一种以“日”为单位，单向积累的记时系统——中国古代连续不断的纪日干支系统实际上与“儒略日”异曲同工。公元前552年发生曲阜可见日食的那个庚戌日，对应的儒略日为1520037。而儒略日与公历的对应是早已明确解决了的，与1520037对应的是公元前552年8月20日。

所以结论是：

孔子于公元前552年（鲁襄公二十一年）10月9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