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57-Dmitry Orlov：论社会崩溃的最佳实践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SDKESt3_M&list=PL4i9YSoIJiPeWWDfOimNzy08bFl_pX8Zl&index=41

Social Collapse Best Practices | Dmitry Orlov

各位女士和先生们，晚上好！感谢大家能够横跨北美洲来到这里。尽管场合并不愉快，能见到大家还是让我感到很高兴。我今天的讨论主题是社会崩溃以及我们如何避免进一步搞砸这一过程。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要求很高，因为你们可能更愿意去吃喝玩乐。不过也许在我演讲结束后大家仍然有时间去享受生活。

我想感谢恒今基金会邀请我来这里发言。能与许多严肃的专业人士同场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说实话，我只是一名游客，我飞过来讲两句话，欣赏一下本地风景，然后再飞回波士顿重新投身日常工作。当然，我也是一名博主，还写过一本书，但是这年头似乎人人都出过至少一本书。你们可能会问，要是这样的话我凭什么会被邀请今晚在这里演讲？看起来我之所以正在享受我的高光时刻，是因为我是少数几位曾经在几年前明确预测美国将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将会走向衰亡的人之一。曾几何时，美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的想法看起来荒谬至极，但是现在似乎不那么荒谬了。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仍在两边下注——你们的对冲基金表现得怎么样？

我发觉我更喜欢保持游客的身份，因为我从别人的经历中学到了一点：从事超级大国崩溃预测并不是明智的职业选择。我通过观察那些成功预测苏联崩溃的人们的经历得出了这一结论。你们知道安德烈.阿莫尔里克/Andrei Amalrik是谁吗？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成功预测了苏联的崩溃，仅仅早了七年。他的经历让我学到了一项宝贵教训，因此我不会告诉你们美国具体会在什么时候转变成“前美国”。不过就算有人能够策划整个崩溃过程，预测国家的崩溃仍然无法成为良好的职业，因为一旦国家开始崩溃，所有人都会忙着应对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赞叹某个大师的未卜先知之能。我希望我已经让你们明白，我不是以任何专业身份在这里讲话。我把我的所作所为视为某种公益服务。如果你们不喜欢我的演讲，那也不用担心我，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不过我确实希望我的见解能在这个困难而混乱的时代带给大家一些帮助。

我这么做主要出于无私的理由，虽然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理由。当情况变得极其糟糕时——就像苏联解体时那样——很多人都会失去理智。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家庭的顶梁柱，社会的栋梁，往往在这样的时候尤其脆弱，而且失去理智的中年男性往往会成为最招人烦的存在。我希望某种程度的心理准备以及其他方面的准备可以让他们在崩溃面前不那么脆弱，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尽量避免成为其他人的负担。另一方面，女性似乎比男性更擅长应对崩溃，或许是因为她们更不倾向于将自我价值投入前途难料的事业，又或许是因为她们的个人责任感更倾向于绑定身边亲友而不是含糊其辞的宏大叙事。天塌地陷之际，女性似乎总是更擅长戴上园艺手套去做些有用的事情，而男性则往往更喜欢坐在桌边一边呻吟一遍怀念他们失去的帝国、共和国或者随便什么，并且变得非常无聊。在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面对国家崩溃的男性很可能会变成孤僻的酒鬼。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多少预防一下这样的状况。

如果说有什么主张确实是我提出来的，那就是超级大国崩溃的比较理论。目前这仍然只是一个理论，尽管眼下正在接受相当彻底的测试。该理论认为美国日后的崩溃与苏联此前的崩溃将会出于大致相同的缘故：石油——对于工业经济而言既神奇又令人上瘾的饮料——严重且长期的产能不足；严重且不断恶化的贸易逆差；失控的军费预算；不断膨胀的外债。我将这套因素称作“超级大国崩溃配方”。其他因素——比如无法为公民提供可接受的生活质量、系统性腐败的政治制度、缺乏进行政治改革的能力——当然也会推波助澜，但是仅凭它们并不足以自动导致国家崩溃，因为它们并不能将国家置于与现实迎头相撞的轨道上。当然，请不要担心，因为正如我所说，这只是一个理论，是我的一家之言。我在1995年左右开始着手开发这个理论，当时我意识到美国正在走上苏联的老路。正如通常那样，我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赶上了合适的时间与地点。解决问题有两种最重要的方法：1. 预先知道解决方案；2. 正确地猜到答案。我在工程学校的某位教授那里学到了这条道理。我并不特别擅长猜测，但有时我确实预先知道答案。

我之所以说我赶上了合适的时间与地点，因为我成长于两个世界，成长于苏联和美国之间。我在俄国长大，12岁时迁居到美国，因此我精通俄语，能够理解只有俄国本土人士才懂得的俄国历史和文化。但我又在美国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并且从事过多个行业，广泛游历全国，因此我也对美国颇有理解，见识过美国的种种特性和怪癖。我在1989年重访了俄国——那时的苏联似乎并未脱离常态——然后1990年又去了一次——此时苏联经济已经陷入了停滞，重大变革显然即将来临。接下来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次回访俄国，亲眼目睹了苏联崩溃的不同阶段。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将苏美两强争霸的局面视作某种追求世界主导地位的疾病。这种疾病最终逐渐侵蚀了母国，留下一个空壳、贫困的人口、崩溃的经济、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巨额债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称性早在那时就已经不胜枚举，并且从那时起还变得愈发明显起来。

政策专家、历史爱好者和各种怀疑论者对于超级大国的对称性或许很有兴趣，但是它们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却没有任何有用的启示。我认为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即它们之间的差异——才是最具启发意义的线索。当苏联体系消亡时，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每个人都失去了储蓄，工资和养老金被拖欠数月，其价值也被超级通货膨胀严重侵蚀。食品、汽油、药品和消费品短缺，犯罪和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尽管如此，俄国社会却并没有崩溃，俄国人以某种方式将这一切凑合着应付了过去。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事实证明，苏联体系的许多方面在面临整体崩溃时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韧性。许多机构继续运作并且安排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并未失去获取食物、住所或者交通的能力，即使没有收入依然能够生存。苏联经济体系未能实现繁荣，构建人间“工人乐园”的共产主义实验最终也宣告失败，但是这一切努力的副作用却意外地提高了全社会对于崩溃的准备水平。相比之下，美国体系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取得显然更加优越的结果，不过代价却是创造并且维持了某种极为脆弱的生活安排，根本无法在不可避免的崩溃当中存续下去。即使在经济崩溃、政府基本关门之后，俄国人仍然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俄国的经验当中提取大量有用的信息和见解，然后将其加以转化吸收，从而在美国帮助我们策划新的生存安排，更有可能帮助我们生存下来的安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我看来并不是表达此类想法的合适时机，当时美国正忙着庆祝所谓的冷战胜利，忙着通过将伊拉克轰炸回石器时代来克服越南综合征。外交政策的专家们创造了“高超级大国/Hyperpower”这个词并且喋喋不休地谈论“全方位主导”。各种笑料层出不穷。福山教授告诉我们历史已经终结，我们正在打造一个美丽新世界，其中中国人为我们生产各种塑料质地的商品，印度人在中国产品出故障时提供客户支持，而我们则通过炒房来付钱，假装这些房子值很多钱，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廉价三合板。艾伦.格林斯潘一边警告我们要警惕非理性的过度兴奋一边不断地压低利率，从而实现“三只小熊”经济，既不太热也不太冷。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更像是小仙女经济，因为过去五年左右的美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各种债务金字塔的幻觉，就像小布什总统在某一次头脑清醒的时候声称的那样，完全是一座“纸牌屋”。我们可以抱着某种奇怪的不安感回顾这段过往，或者也可以头晕目眩地展望未来。

在这一切可笑的傻事忙着发生的时候，我认为最好将我的超级大国崩溃比较理论暂且藏在肚子里。当时我的主业是观察石油行业的动向，因为我明白石油进口是美国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们预计全球石油生产的峰值会发生在世纪之交。但是随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至少将峰值的到来推迟了五年。也许你也注意到了这一特定的、反复出现的现象：试图预测重大历史变革的人们总会偏差大约五年，而失败的预测就时间而言则总是准确无误。我们所知的世界并没有在2000年1月1日的午夜精准结束。也许这其中涉及某种物理原理：信息传播的速度上限是光速，而无知则在已知宇宙的所有点上同时存在。因此请大家心里有数，假如我看上去做出了关于某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的具体预测，你们只需默默地加上五年上下的浮动即可。

无论如何，大约五年前我最终认为开口发言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证明我并没有偏差太多。2005年6月，我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名为《后美国世纪应该从后苏联时代学习哪些教训/Post-Soviet Lessons for a Post-American Century》。文章相当受欢迎，我甚至拿到了稿费。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稍后我将我的思考整理成了“崩溃鸿沟/collapse gap”这一概念，并在2006年4月于曼哈顿的一场会议上进行了展示。那次演讲的幻灯片《缩小崩溃鸿沟》被发布到互联网上，至今已被下载了数百万次。然后在2008年1月，当我意识到金融崩溃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且其他崩溃阶段即将跟进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崩溃的五个阶段》的短文，后来我将其扩展成了我在2008年10月于密歇根州的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最终在2008年底，我在博客上宣布退出预测行业。我已经做了足够多的预测，而且只要算上五年左右的误差似乎全都非常准确。在我看来，美国的崩溃已经开始了，如今的我的身份已经从预言家转变成了观察家。

但是这次演讲的主题不是做出严酷的预测然后在它们成真时表现得洋洋得意。一旦预测成真，预测只会变得毫无用处，就像回顾去年的牛股推荐，你今年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信息？在我们可能面临的奇怪而陌生的后崩溃环境当中，我们需要的是已经经受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做法。有人提议将这场演讲的标题定为《社会崩溃的最佳实践》，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尽管“最佳实践”这个词经过时间的稀释，已经几乎失去了意义。最初它指的是从过去的成功案例当中提炼出有用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新情境，从而控制风险并且增加获得积极结果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跳过大量试错、深思熟虑以及实验，直接使用有效方法。在组织当中——尤其是在大型组织当中——“最佳实践”还提供了一种避免人们在面临新问题时龇牙咧嘴地试图“跳出框框”的有效方式。如果你的同事真的擅长“跳出框框”，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都自愿坐在框框里捂暖屁股底下的椅子。如果他们真的擅长“跳出框框”，那么他们早在新问题出现之前就该想到逃脱框框的方法。所以或许能让他们再次感到快乐且富有成效的方法是给他们一个用来限制思考范围的新框框，一个更适合后崩溃环境的框框。

我的关键见解如下：你可能会认为社会崩溃时一切做法都行不通，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诚然，旧的做法不再有效，旧的假设都被推翻，传统的目标与成功标准变得无关紧要。但是另一组目标、技术以及成的标准却可以立即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先不谈这些泛泛的观点，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我们首先从一般性的内容开始，然后讨论将会迅速地变得非常具体。另一个关键见解在于几乎没有什么事物具有正面或者负面的本性，几乎一切都取决于环境。大多数在崩溃之前被视为积极正面的事物在崩溃发生后都会沦落到消极的背面，反之亦然。例如在崩溃之前企业库存太高是不好的，因为企业必须支付仓储成本，因此它们力求实现“及时库存”；崩溃之后高库存则会变得非常有用，一方面因为库存商品可以用来以物易物，另一方面也因为信贷崩溃意味着库存原材料难以补充。在崩溃之前，企业员工人数精简且组织架构高效是好的；在崩溃之后，你所需要的却是巨大且缓慢的官僚化企业，因为企业架构越臃肿，停产与裁员的速度就越慢，越容易凭着惯性拖延下去。在崩溃之前，你想要高效的零售部门与良好的售后服务；在崩溃之后你则会后悔没有建立一个不够可靠的零售部门，致使消费者从未经历过物资短缺与漫长的排队，从未被迫学会自给自足，只会站在原地等待别人来喂他们。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提到的这些事物与一般理解的经济健康毫无关联。在崩溃之前，整体宏观经济的积极表现是经济扩张；在崩溃之后，经济收缩则会成为必然，整体宏观经济的积极表现将会变成难以捉摸的概念。我们将会不得不听到很多胡言乱语：情况要么稍微好过预期，要么稍微糟糕过预期；我们距离经济复苏将会永远只差几个月或者几年；用不了多久一切就会恢复常态，因为某个电视名嘴是这么说的。但让我们从最广泛的角度来剖析一下：当前的宏观经济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听听目前华盛顿的废话，首要目标当然是增长，当然是让经济恢复活力。我们没能从上一次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当中学到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不妨再来一次。我们需要经济刺激，也就是印钞。让我们看看这次价格能涨多高，也许这次我们真能实现恶性通货膨胀。第二是稳定金融机构，确保银行贷款，因为问题在于我们的债务还不够多，还需要尽快实现更多的债务。第三是就业，我们需要创造就业岗位——当然都是低工资岗位——以替代我们数十年来一直在削减的高薪制造业工作，用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作保障或者福利的低薪服务行业工作取而代之。如今很多人都可以通过辞去工作来减缓个人以及整体经济的债务累积速度，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他们以及整体经济来说都是净损失。因此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人们更快地投入这样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船已经触礁，水位在上升，船长还在高喊“全速前进！目标阿富汗！”这种时候你应该选择听从舰桥上的魔怔人，还是应该放弃你在轮机室的岗位，去甲板上帮忙放下救生艇？如果你认为之前失控的债务扩张、全球化庞氏骗局和经济空心化很可笑，那么我想你肯定会发现接下来宏观经济学层面的病急乱投医更加可笑，尽管届时谁都笑不出来。现在崩溃的是我们的生命支持系统，所有维持我们生存的系统和机构。所以我不建议你无所事事地袖手旁观，除非你正好打算自杀。目前，华盛顿的经济刺激团队正在穿上潜水装备，潜入轮机室，试图发明一种让柴油发动机能在水下运转的方法。他们谈论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害怕变化，希望竭尽全力保持现状。可惜这个游戏很快就会结束，而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应该忘掉增长、忘掉就业、忘掉金融稳定。他们新的现实目标应该是什么？食物、住所、交通和安全。他们的任务是在没有正常经济运作、贸易停滞、几乎没有进口的情况下以应急的方式将生存必需品尽量提供给几乎一无所有的人们。如果成功，美国社会将会保持相对完整并且开始踏上缓慢而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最终发展出一套全新的、逐渐去工业化的经济。这个经济的资源消费水平显著降低，人们的生活将会极度节俭甚至陷入贫困，不过生活环境终归还算安全体面。如果不成功，美国社会将逐渐在一系列动荡当中遭到摧毁，形成一个由许多可怜的小封地组成的失能国家。鉴于美国的本土资源很已经遭到极大消耗，基础设施普遍崩溃，而且历史上的社会冲突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原本的美国将会经历一个持续退化的过程，其中将会充斥着自然和人为的灾难。

食物、住所、交通、安全。说到提供这些生存必需品，苏联的经验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教训。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在崩溃中，许多负面经济特质都变成了积极特质，反之亦然。让我们逐一考虑这些特质。苏联的农业部门历来产能低下。在许多方面这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灾难性的集体化实验，它摧毁了许多较为繁荣的农户并将人们驱赶到集体农场。集体化破坏了古老村庄的农业传统，正是这一传统使得前革命时期的俄国成为了供给充足的西欧粮仓。工业农业的引入进一步造成了严重损害，重型农机设备一方面压实撕裂了表土，另一方面用化肥浇灌减少了土壤养分，灭绝了土壤当中的微生物。最终，苏联政府不得不转向与其利益对立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粮食乃至其他食品。苏联一直面临肉类和其他高蛋白食品的持续短缺，而大部分进口的粮食都被用于饲养牲畜以试图解决此问题。尽管国营商店大抵能够维持人们的生计，但是这里提供的饮食选择相当贫乏。因此俄国人历来试图通过收集、种植、捕捞或在农贸市场上购买食品来调剂生活。家庭式菜园在苏联一直很普遍。经济崩溃之后，许多家庭开始认真地种植食物。单靠家庭菜园确实不足以果腹，但是它们确实起到了显著作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食物极为难得。我记得那个时期的一个笑话——黑色幽默一直以来是俄国人主要的心理应对机制之一：一个人走进食品店，来到肉柜台，看到柜台完全空了，于是问肉贩：“你们连鱼都没有吗？”肉贩回答：“我们这里没有的是肉，他们那边海鲜柜台没有的才是鱼。”

不过尽管困顿不堪，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分配系统却从未完全崩溃，尤其是面包的供应在最糟糕的时刻也依然得到了持续，部分原因在于面包一直是俄国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获得面包象征着人们与政府之间的协议，恰似反复传颂的革命口号所体现的那样。此外还要记住，大多数俄国人都居住在食品商店的步行范围内，而且还能利用公共交通到达通常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家庭菜园——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市往往会被这样的菜园环绕一圈。多方因素的组合造成了艰难的时光，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人确实没怎么遭受严重营养不良，更不用说饥荒了。

在美国，农业系统高度工业化，依赖于柴油、化肥、农药等等输入，此外还有或许最重要的一项输入，也就是贷款。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农民未必一定能申请到贷款。美国的农业系统确实高效，前提是化石燃料能源的成本低到近乎免费。实际上工业化农业是一种将化石燃料能源转化为食物的方式——当然也需要一点阳光的帮助——每生产一卡路里食物，就有十卡路里的化石燃料遭到消耗。食品分配系统大量使用冷藏卡车和无人机来运输食物，跨越数百英里为超市补货。这条食品输送管道既漫长又狭窄，只需中断几天，超市货架就会被一扫而空。许多美国人生活在距离超市步行距离很远的地方，家门口还没有公共交通服务。一旦无法开车，他们的食物来源就会被切断。

除了超市连锁店，美国的营养需求还通过各种快餐店和便利店得到满足。实际上，在许多没那么光鲜的城市与城镇地区，快餐和便利店的食物是唯一能够获取的食物。未来这一趋势可能会扩展到城镇和郊区的更繁荣地区。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连锁可能更有办法削减成本，因此在经济崩溃面前可能会表现得稍微更有韧性。但是它们并不能替代食品安全，因为它们也依赖于工业化农业。它们的食品输入——高果糖玉米糖浆、转基因土豆、各种豆类填充物、工厂养殖的牛肉、猪肉和鸡肉等——全都来自石油，其中三分之二依靠进口，这还不考虑由天然气制造的化肥。他们或许可以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经营，提供某种并不算真正食物的代餐，但是最终他们也会随整个供应链一起耗尽输入物料。在此之前，他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售卖并不是汉堡的汉堡，类似于苏联政府在纳粹封锁列宁格勒期间分发的代餐面包——那种面包的主料是木屑，添加了一点黑麦面粉用来调味。

我们是否能想到任何方法来避免如此悲惨的局面？俄国的例子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许多俄国家庭能够判断经济崩溃的速度，并根据这一判断决定种多少排土豆。我们是否可以效仿？美国已经有了蓬勃发展的园艺运动，能否扩大规模？关键在于为个人和家庭的非机械化种植提供小片耕地，比方说1000平方英尺。理想地点应当土质肥沃并且临近河流溪流以便灌溉，同时还要便于露营且交通便利，以便人们在生长季节进行季节性迁移，来到土地上种植食物，并在收获之后将农产品带回人口中心。古巴已经成功采取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将城市停车场和其他空地转用于种植床农业。与其不断运输蔬菜和其他食品进入城市，季节性地运输土壤、堆肥和覆盖物进出城市要容易得多。高架公路可以暂时关闭——反正交通流量不会太大——然后利用它们收集雨水作为灌溉用水。屋顶和阳台可用于温室、鸡舍以及其他各种农业用途。这种组织会有多难呢？古巴人实际上得到了政府的帮助，而俄国人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苏联官僚的阻碍。因此我们或许也能够克服美国官僚的阻碍做到这一点。政府理论上可以领导这样的努力——当然这是纯粹的假设，因为我没有看到有证据表明政府正在考虑这样的努力。对于我们无畏的国家领导人来说，这类举措太低级了；只要刺激经济并且重新让银行放贷，土豆自然会自己长出来，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继续印钱。

接下来谈谈住所。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俄国人如何渡过难关。在苏联，人们没有私人住宅的所有权。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住址，记录在这位个人的户口本上面。只要此人还在喘气，他就不可能被迫迁居。由于大多数俄国人生活在城市，因此居住地通常是公寓或者共用公寓当中的一个房间，带有公共卫浴与厨房。由于长期缺乏住房，人们常常会三世同堂。这样的公寓通常很拥挤，有时甚至有些肮脏。如果人们想要搬家，他们必须找到其他也想搬家的人进行交换。分配公寓的漫长等待名单使得孩子们往往在拥有自己的住所之前就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虽然这些看似全都是负面因素，但是反过来看，人口密集也使得这种生活安排变得相当实惠。几代人共同生意味着家人之间彼此帮助。祖父母提供托儿服务，腾出父母的时间去忙别的。公寓楼通常建在公共交通站点附近，因此人们不必依赖私家车出行。公寓建筑在供暖方面相对便宜，并且更方便当局提供市政服务与维护，因为管道和电缆不必铺设太长。也许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崩溃后人们失去了存款和工作，甚至那些依然有工作的人也常常几个月拿不到工资，拿到手的工资也会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贬值。然而没有人遭到强制止赎、没有人被赶出家门。市政服务——供热，供水，甚至有时还有热水——仍然继续得到提供。每个人都有家人陪在身边。此外因为迁移非常困难，人们通常在一个地方待上几代人，因此倾向于认识周围的所有其他住户。经济崩溃后犯罪率大幅上升，而生活在相互守望的熟人社区也变得极其有利。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转折：苏联的住房体制在九十年代带来了惊人的最终红利。所有这些公寓都被私有化，其中的住户们突然成为了极具价值的不动产的拥有者。

回到美国，近年来许多人已意识到他们的房子既不是自动提款机也不是应急资金。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无法通过出售房子来实现舒适的退休，也无法通过翻修房子赚取暴利，很多人甚至接受了房地产价格将会继续下跌的事实——问题在于下跌多少。很多人仍然认为必定存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下限。这个想法的基础在于“住房是基本需求”的观念，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住处。确实，一定程度的庇护是必需的，无论是公寓、宿舍、军营上下铺、船、露营车、野营帐篷、印第安帐篷、棚屋还是集装箱，可行的选项几乎没有尽头。但是完全没有理由认为位于郊区的单户住宅是居住的必要条件。这仅仅是一种文化偏好，而且还是极其短视的偏好。大多数郊区独栋房屋的供暖和制冷成本高昂，公共交通无法到达，接入公共设施的费用也很高，因为管道和电缆的铺设距离很长，还需要大量额外支出来维护公路、桥梁和高速公路。这些房屋往往占用了宝贵的农业用地，促进了以汽车为中心的文化，这种文化破坏了城市环境，导致了市中心的衰亡。许多住在郊区房屋的家庭已经无法负担这种居住安排，并且期望他人来救助他们。随着这种居住安排变得对所有人来说都难以负担，这些房屋也将变得无法居住。市政当局和公共事业部门将没有资金用于下水道、水、电、道路和桥梁维护等支出。一旦缺乏便宜而充足的汽油、天然气和取暖油，许多郊区住宅将变得既无法抵达又无法居住。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郊区难民朝着更易于生存、人口更密集的城镇和城市大规模迁移。幸运的人们可以找到暂时收留她们的朋友或者家人，而对其他人来说，临时解决方案将会起到雪中送炭的奇效。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将大量空置的写字楼改作住宅用途。将写字楼转变为宿舍相对简单，许多写字楼已经配备了厨房和浴室，还有足够的隔断和其他家具，缺少的只是床铺，而铺床并不难。新的自给自足经济不太可能产生大量的盈余来支撑大量的写字楼职业游民，曾经占据这些写字楼的公司不会回来，因此我们不妨为这些建筑寻找新的、更好的用途。在此类房产当中，校园也可以改变用途。美国的四年制大学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体系，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美国公立学校在12年内未能教授俄国公立学校在8年内教授完毕的内容。随着能够负担得起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少——这一点很可能会发生，因为毕业后的职业前景黯淡，还伴随着学生贷款的高昂风险——这一点也许将会成为推动公立教育系统改变的动力。一个想法是废除现有的系统，然后从小到大地最终建立起一个对接世界标准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大学校园可以完美地充当社区中心，学生宿舍可以容纳新来者，兄弟会和姐妹会可以容纳那些需要更舒适居住条件的老弱病残，宏伟的公共建筑更是用途广泛。大学校园常见的修剪整齐的草坪可以用于种植食物，或者至少可以用来种植干草与放牧牲畜。也许一些开明的管理员、受托人和教职员工愿意在招生人数与预算平稳下降至零的情况下考虑考虑这个主意。这一切都不需要政府的参与，所以也许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接下来谈谈交通。我们需要确保人们不会被困在不能生存的地方；然后我们必须为人口的季节性迁移提供便利，以便人们能够出门种植、捕获或者收集食物，然后返回足以越冬的地点，不至于冻死或者患上幽闭症。最后我们还必须具备一定量的货运能力，从而将食物运送到人口中心，还要运送足够的煤和木柴。以免剩余的可居住房屋的上下水管道在冬天冻住。所有这些都会面临一定挑战，因为这都依赖于交通燃料的供应，可是似乎在不久的将来交通燃料将会变得既昂贵又短缺。从2005年到2008年中期，全球石油供应一直保持稳定，登上了所谓的“起伏台地”，很难取得实质性的增长。2005年油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之后在2008年再创新高；然后随着金融崩溃的加速，油价及其他商品的价格也随着石油生产一起崩溃了。最近，石油市场步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起伏台地，油价维持在每桶40美元左右，看起来再也降不下去。石油生产成本似乎已上升到了不经济的程度，导致低于这个价格卖油只能亏本。

每桶40美元对美国消费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价格，但由于华盛顿的印钞盛宴，恶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40美元很可能迅速变为400美元甚至4000美元，从而将美国消费者排除在国际石油市场之外。此外，出口国也会越发不愿用日渐贬值的美元进行贸易，开始要求美国用某种有形的出口商品来付帐。而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态下很难大规模提供此类商品。国内石油生产还在持续下降，只能提供当前需求的约三分之一。诚然，这个产量仍然意味着相当多的石油，但是却很难避免广泛的石油短缺引发的连锁反应。民间将会出现广泛的油料囤积，许多汽油将会因为储存在各种油桶与临时容器当中而通风蒸发，剩下的则会进入黑市。还有许多燃料会在寻找汽油卖家的过程中遭到浪费。

人们往往需要不太多的汽油来执行某些至关重要的任务。我对此情境非常熟悉，因为我在俄国经历过汽油短缺。某次我通过口耳相传得知某个加油站开放，且每人限购十升。于是我带上了我的婶子，当时她怀孕八个月。我们试图利用她的大肚子说服加油站工作人员额外多卖给我们十升，以便在她即将临产时送她去医院。但是我们终归白费了口舌，因为工作人员说来这里排队的每个人都有怀孕八个月的女眷。因此我们只能得到十升汽油，不管我婶子的肚子有多大。面临持续的燃料短缺，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完成这些关键的低油耗任务呢？

最明显的选项是完全不使用燃料，改用自行车，尤其是三轮车。帆船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它不仅能装载大量货物，还可以在不用化石燃料的前提下航行很长距离。自然，它们的应用范围仅限于海岸线与内陆通航水道。而且不可避免的预算短缺肯定会导致疏浚不足，缺乏维护资金肯定会导致活动桥梁无法抬起，因此内陆水道很可能遭到堵塞。然而古老的航海技术与随机应变都很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所有这些手段的技术含量都很低，成本价格也很合理。当然，汽车和卡车不会完全消失，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采用合理的适应策略。比方说我提倡禁止新车销售，这一招在二战期间就曾经在美国实施过。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首先，老旧汽车的总体能效高于新车，因为制造它们时输入了大量的能源与物料，使得价值更高；其次，完全叫停一个设计、制造、营销和融资新车的行业将会节省大量能源；第三，老旧汽车需要更多的维护，以此可以振兴地方经济，同时削弱外国汽车制造商，从而减少贸易逆差；第四，这将导致汽车短缺，从而自动导致更少更短的汽车出行，并且提高每次出行的乘客数量，同时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从而节省更多能源；最后，这也意味着汽车将与塑造它的石油工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尺度内遭到淘汰，我们将会像耗尽燃油那样耗尽汽车。

一年左右后的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美国汽车工业采纳了我的建议。然而政府的行动仍让人失望。他们宁愿继续毫无意义地花钱也不愿解决问题。他们的最新主意是补贴新车销售。通过制造更高效的汽车来提高汽车的效率实在是无稽之谈。我可以将任何一辆皮卡的燃油效率提高一两千个百分点，只需违反几条法律即可。首先，把十几个人装进车斗，让他们肩并肩地像沙丁鱼那样站在一起；其次，车速不超过每小时25英里，因为再快就会浪费燃料，并且对于这么多乘客来说也不安全。这样一来运送每位乘客的燃油效率就提高了二十倍。据我所知，墨西哥人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获得了良好的结果。还有一个由古巴开创的好主意：禁止司机拒绝搭载搭便车者。只要车上还有空座，司机就必须招手即停，尽量让汽车运力与需要搭车的人相匹配。

还有一个主意：鉴于美国客运铁路服务状况堪忧，而且也不太可能找到资金来改善它，何不恢复传统的搭车制度，要求铁路货运公司为流浪汉提供几节空车皮？十几个搭车人的额外重量增加的能源成本微不足道，而且流浪汉不需要停车，因为他们可以随时上下车。每列货运火车只需挂载几节这样的车皮就行，因为流浪汉几乎不占空间，甚至在有必要时还可以爬到车顶上。

最后一个交通方面的好主意：开始大力养驴。马既娇气又昂贵，而驴不仅成本效益高，还擅长负重。我爷爷在中亚塔什干生活期间就养了一头驴。二战期间他几乎搞不到喂驴的草料，好在身为党员的他还订阅了《真理报》。显然，驴子能消化任何种类的纤维素，即便是充满共产主义宣传的纤维素。为了适应美国国情，如果我有一头驴，我会给它喂《华尔街日报》。

接下来是安全问题。苏联解体之后全社会经历了一波严重的犯罪浪潮，种族黑帮猖獗，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们开始自谋生路，发生了大量的雇佣杀人、抢劫和谋杀，几乎毫无破案的指望。总之当时那里并不安全。住在美国的俄国人听说我要回去探访时都会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问我怎么会考虑这么做。但是我竟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段经历，期间还观察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首先，一旦崩溃发生，私人也可能雇佣警察，无论是为了特殊场合还是让他们平时就跟着你到处走。只要价钱合适，你甚至可以雇佣一两个手持AK-47的士兵来帮你跑腿。这样的事情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往往是个不错的主意，尤其是当你拥有某些不想割舍的贵重物品时。

如果你负担不起他们的服务，那就应该努力和他们交朋友，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虽然他们的要求有时可能看起来有些过分，但是你仍然应当尽你所能地让他们站在你这边。举个例子，他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坚持要求你和你的家人搬到车库里去，让他们住进你的房子。一开始这个要求可能会让人不安，但是你和你的家人真的需要在一栋大房子里单独生活吗？看着那么多持枪的人在附近徘徊，也许让他们驻扎在你自己的房子里监视周边以及巡逻邻里才是更有道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