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军阀 -- 妥协

五

　　陈树藩　陕西是位于中国华北与西北之间的一个省份。历史上称为关中之地，秦、汉、唐等王朝都以陕西为统治中心。在中国近代军阀史上，陕西同样是各派势力争夺的要地。在本章五、六节中，我们要介绍曾经先后控制陕西数年之久的军阀陈树藩和刘镇华。

　　陈树藩，字柏森（柏生），陕西安康人，1885年生于一个贩绸商人家庭。父亲陈声德，四十岁出头才得他这根独苗，从小教他练习儒家经典，望他考取科举，踏上仕途。陈树藩十八岁时，光绪帝突然下诏废科举，陈声德的愿望落空。1905年，陕西成立陆军小学，陈声德灵机一动，将陈树藩送到该校学习。第二年，北京陆军部成立保定陆军速成学堂，陕西陆军小学决定保送三十名优材生前往深造，陈树藩也得到保送，与同学经张钫等，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1910年，陈树藩毕业返陕西，被分配到陕西陆军混成协炮兵营当排长，不久又调任军械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陕西，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井岳秀、张凤翙 、钱鼎、张钫联合洪门帮会首领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等密谋发动西安起义。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将军文瑞等极度恐慌，为了防止西安新军起义，他们收缴了新军的子弹，同时派出侦骑四处捕捉革命党人，西安城内空气紧张。由于张树藩是军械官，西安起义前夕，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约陈树藩密谈，劝其加入革命阵营。此时，陈树藩已意识到清王朝气数已尽，加入同盟会对自己会有好处，于是，同意加入同盟会。

　　10月22日上午，西安起义爆发，陈树藩领着起义新军及时冲进军装局弹药库，取出急需的子弹和炸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两千旗籍骑兵被歼，将军文瑞投井自杀；六营巡防兵缴械投降，护理巡抚钱能训被俘，西安光复。

　　西安光复后，同盟会和洪门帮会为领导权问题而意见分歧。为稳定局势，防止内部火并，西安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同盟会员、原新军管带张凤翙于10月25日召集各界重要人物到军装局开会，陈树藩也参加，经过一番争议，最后，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协议：以张凤翙 为大统领，万炳南、钱鼎为副大统领，组成了秦陇复汉军革命军政府，其他人员也有一定职务，如张钫任东路军大都督，张云山任兵马大都督，马玉贵任粮饷大都督，刘世杰任军令大都督。张钫提出任陈树藩为张云山的参谋长，但遭到万炳南、张云山的反对，张凤翙、钱鼎也不表态。结果，自认为立了大功的陈树藩捞不到一官半职，一怒之下，跑到渭北投左井勿幕，帮助井勿幕组织民军。不久，山西革命党人电请张凤 派兵援晋，张凤翙才任命陈树藩为河东节度使，指挥陈树发、严飞龙、王飞虎三个标，渡过黄河，占领了山西运城。

　　陈树藩占领运城后，正盘算着如何扩大势力，突然接到张凤翙 紧急命令，回师陕州增援与清军作战的张钫部。陈树藩派陈树发等率部增援，自己坐镇运城。陈树发也盯着运城这块肥肉，按兵不动。结果，误了战机，使张钫战败，丢失了灵宝、阌乡、潼关。陈树藩十分恐慌，只得向张钫请罪。最后，靠着“刀客”出身的严飞龙，陈树藩攻克礼泉，击退新任陕西巡抚升允率领的西路甘军，陕局平定。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将陕军编为两个师（师长张云山、张钫）和四个独立旅，陈树藩所部被编为独立混成第四旅，陈树藩任旅长。

　　民国成立后，张凤翙任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张钫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控制陕西很不甘心。1914年春，袁世凯命令张凤翙、张钫等率部镇压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同时，又派心腹爪牙陆建章率北洋陆军精锐第六师入陕。不久，袁世凯调张凤翙、张钫入京任职。6月，袁世凯任命陆建章为陕西都督。 陆建章，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895年加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历任帮统、协统、总兵、镇守使等。民国成立后，任袁世凯的执法处、警卫军统领，是袁世凯的亲信心腹。陆建章心狠手毒，杀人如麻，有“陆屠户”之称。陆建章督陕，首先是要改编和吞并陕军，面对这种形势，陈树藩即见风驶舵，给陆建章及其子陆承武送去一批上等烟土和古玩珠宝，还和陆承武结拜为兄弟。这样，陕西两个师三个旅先后被裁减吞并，唯独陈树藩的第四旅得以保存。

　　陈树藩依附陆建章，引起陕西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和指责，陈树藩一面为自己辩护，一面秘密收留一些被裁下来的民党官兵，掩护一些被陆建章追捕的民党人士，渐渐得到民党人士的谅解。但是，这样一来，陈树藩又受到陆建章的猜疑，陆建章密令陈树藩逮捕军中的反陆分子，陈树藩权衡得失，将王飞虎、郭坚等军官暗中放跑，然后谎报王等已潜逃，陆建章虽怀疑和不满，一时也无可奈何。

　　1915年，陆建章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伯爵，陕西人民对他十分痛恨。1916年5月初陕西模范监狱犯人越狱，陆建章派军警沿途搜捕逃犯，就地正法，许多行人、乞丐亦被误杀，西安城内尸横街头，血水四流，惨不妒忌睹。陕西人民怒不可遏，发起了一场“反袁逐陆”运动。尤其是渭北各县，声势浩大。

　　陈树藩当时任旅长兼陕南镇守使，陆建章命陈树藩率部由同州、蒲城向西，陆承武率“中坚团”由西安往北，两下夹攻，围剿渭北郭坚、曹世英等反陆“股匪”。陈树藩感到陆建章已失尽民心，倒台是迟早的事，因此，暗中也参与反陆运动。陈树藩还未出发，忽接到部下胡景翼的密报，说陆承武率“中坚团”已进驻富平，他们准备乘对方立足未稳之时发动夜袭，活捉陆承武。对此，陈树藩感到左右为难，“中坚团”是陆建章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有一旅之众，而胡景翼只率游击营三百余人，阻止已来不及，增援又怕战败而连累自己，因此，陈树藩只派亲信崔式卿率便衣百余人，子弹数万发，到富平观战。不料，胡景翼夜袭成功，“中坚团”缴械投降，陆承武被活捉。陈树藩又惊又喜，即奔赴富平。有了陆承武这个人质，他敢于公开反陆建章。在胡景翼、郭坚等人的拥戴下，陈树藩于5月9日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他任命胡景翼为左翼支队长，向西安以东地区挺进；委任郭坚为右翼支队长，向西安以西地区挺进；他则指挥其余部队向西安附近集中，对西安实行大包围。

　　与此同时，陈树藩派人见陆建章，软硬兼施，陆建章见大势已去，只好答应和平解决，最后达成两项交易：陆建章向北京政府保荐陈树藩取代他出任陕西督军；陈树藩则负责释放陆承武，保护陆家生命财产安全，送出潼关。随后，陈树藩亲自护送陆承武回西安，又亲自护送陆家老少出潼关，但他等不及北京政府的委任，便于5月18日自任陕西督军，通电全国。不久，北京政府也发表陈树藩督理陕西军务的命令。这样，陈树藩初步掌握了陕西的军政大权。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6月7日，陈树藩即通电全国，取消陕西独立，吹捧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陈树藩的行为，即遭到于右任等陕西革命人士的斥责。然而，袁世凯的继任者段祺瑞对陈树藩却大加赞赏。6月10日，段祺瑞发出命令，委任陈树藩为将军府汉武将军，7月，正式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自此，陈树藩完全背叛了革命，投靠段祺瑞，成为北洋军阀皖系军阀的得力干将。 1916年7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削弱内阁总理段祺瑞的军事势力，提出各省“军民分治”，任命老同盟会员、云南腾越人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段祺瑞暗中授意陈树藩发动陕人反对李根源赴会。先是指使旅京陕西同乡会中的陕南老乡请愿，反对李根源任省长；接着又操纵陕西省议会致函黎元洪，不欢迎李根源来陕。但两计不成，李根源还是入陕就任省长。之后，陈树藩处处与李根源作对，并派亲信监视李根源的行动。1917年5月，“府院之争”的结果，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陈树藩作为段祺瑞皖系的干将，当即通电宣布陕西独立，脱离中央。6月，陈树藩将李根源赶出陕西。7月，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再造共和”，重新组阁，陈树藩兼任陕西省省长，集陕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陈树藩当上陕督之后，便积极扶植个人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他把同学、老乡刘世珑、曾继贤、张宝麟、张飞生、张丹屏等提升为团长、旅长，而反袁逐陆立了大功的民党人士胡景翼仅委以团长，高峻为副团长，曹世英部连正规军也没编上。刀客出身的郭坚，因所部缺乏政治头脑，易为利用，所以编为游击营，后又改为警备军，负责监视李根源。但警备军统领郭坚受李根源感召，诚心拥戴李根源领导，使陈树藩恼羞成怒，借讨伐张勋为名，命郭坚率部出征。郭坚刚过黄河，陈树藩即电请山西督军阎锡山出兵堵剿，又命胡景翼、王飞虎截断郭坚归路。王飞虎部下杨虎城深明大义，网开一面，使郭坚逃回陕西咸阳。陈树藩将警卫军副统领耿直提升为统领，令其率部围歼郭坚。耿直与郭坚是患难之交，暗中夜入咸阳，面见郭坚，经过计议，决定郭坚败走凤翔 ，耿直回城后，再派人与渭北的高峻等联系，协同行动，举义反陈。

　　1917年12月，陕西国民党人士响应孙中山护法反皖的号召，高峻首先在渭北白水宣布独立，通电讨陈。陈树藩大为震惊，急令胡景翼、王飞虎等率部前往围攻。警备军统领耿直趁西安城空虚，准备举事。后耿直听取骑兵连长刘锡麟的建议，派出排长连安儿行刺陈树藩，但行动稍有疏忽，被陈树藩逃脱。接着，耿直率六百人与陈军三千之众激战一昼夜，然后退出西宁，与郭坚所部会师雩县一带，并当即召开军事会议，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率军围攻西安，拉开了陕西驱陈运动的序幕。为解燃眉之急，陈树藩以陕西省省长为饵，引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入陕，西安之围方解除。但是，陕西靖国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胡景翼也在三原起兵反陈。1918年8月，三原籍人士、老同盟会员于右任抵达三原，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为了增强实力，扩充军队，打击靖国军，保住督军的地位，陈树藩决定在陕西大种鸦片以征款。1918年春开始，陈树藩通过各县县长明令农民公开种烟，强令各县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交纳烟款。开放烟禁后，陈树藩从中捞到了巨额款项，但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损失则无法估算。陕西的粮田逐年减少，从产粮区变成缺粮区，陕西吸食鸦片烟的人数达二、三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陕西人民对陈树藩恨之入骨，驱陈运动持续深入地发展。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几天之间，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陈树藩失去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王占元门下，改投直奉军阀。同时，为了讨好靖国军，陈树藩将1918年9月诱捕囚禁的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释放回三原。但是，陕西人民驱陈的呼声高涨，教育界首先行动。9月，西安各校教职工为抗议陈树藩克扣经费，摧残教育，联合发动陕西教育界第一次索薪罢教风潮，受到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广泛支持。11月6日，为此再次罢教，各省立学校校长亦联名总辞职。 与此同时，陕西各县商民代表也于9月间汇集西安，抗议陈树藩强派捐款两百万两，印发纸币五百万元并强换现金的暴敛行为。代表们在西安湖广会馆召开驱陈大会，成立陕西各界驱陈联合会，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撤免陈树藩职务，否则停止纳税。

　　在此期间，陕西旅京学生也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驱陈大会，遥相声援。10月旅京陕西学生同学会和三秦公民救陕会分别上书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撤免陈树藩职务。11月，两会再在关中会馆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再次上书，召集同乡大会开展大规模驱陈运动，并致电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请予支持。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年底，陈树藩提出陕人治陕的自治主张，企图拉拢民心，但遭到陕西各县各界人士的相继抵制。 1921年3月，陈树藩为改变困境，率部袭击靖国军，但遭到失败，驱陈斗争更趋高涨。陕西旅京、旅沪学生纷纷集会，决心铲队陕西祸根陈树藩。4月，陕西靖军各路将领通电北京，痛斥陈树藩祸陕罪行，呼吁各界“共剪凶顽”。在这种形势之下，把持北京政权的直、奉军阀也无法再保陈树藩。5月25日，北京政府宣布免去陈树藩职务，由直系将领、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出任陕西督军。

　　对于北京政府的任免令，陈树藩拒不接受。曹锟、吴佩孚被激怒，决定调阎相文第二十师和吴新田第七师入陕。当时，陈树藩手下有三个师，刘镇华的镇嵩军也有三个师，此外，还有地方军，兵力有十几万，陈树藩认为足以抵挡入陕的直军。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和他称兄道弟的省长刘镇华，早已暗中投靠了曹锟、吴佩孚。当直军一进潼关，刘镇华便引导直军直逼西安，陈树藩如梦初醒，由于刘镇华部下张治公网开一面，才能仓皇逃出西安到了眉县。7月5日，直军进入西安。陈树藩还想指挥部队反扑，然而，驻守咸阳的刘世珑师和驻守兴平的张金印师很快战败投降，陈树藩只得率卫队骑兵连逃奔汉中，到陕南镇守使张宝麟处，仍以陕西督军名义对汉中各县发号施令。然而，他同样做梦也想不到，张宝麟也暗中投靠了曹锟。

　　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派第十一、第七师由宝鸡、安康两路夹攻汉中府，陈树藩仓皇逃往四川，在四川各地流窜。最后，陈树藩撇下残部，经万县到汉口，再转上海。 此后，陈树藩凭借着陕西时侵吞的钱财，在津、沪、杭等地当寓公。抗日战争开始后，拒绝当汗奸，避走四川。抗战胜利后回杭州居住，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11月2日，陈树藩在杭州病逝。

六

　　刘镇华　陕西军阀陈树藩督陕五年，最终下台，当然主要是陕西人民驱陈运动的结果，但是，与省长刘镇华的背叛出卖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刘镇华在潼关引导直军直逼西安，陈树藩可能还会坚持一段日子。

　　刘镇华，字雷亚，河南巩县人，1883年生于一个小商家庭。刘镇华幼年时，家道中落；由父亲教授《四书》、《五经》，考中秀才。后又就读保定北洋优级师范学堂和直隶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后在开封中州公学任庶务长。1908年，刘镇华加入了同盟会，开始在豫西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刘镇华到嵩县羊山，动员那里由王天纵率领的一支“刀客”武装参加反清斗争。这支武装后来在了他发迹的资本。

　　1911年11月，王天纵率众随刘镇华下羊山打洛阳，但遭到挫折。12月，刘镇华动员王天纵转战陕西。于是，这支武装西出潼关，投入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张钫部。参与反清战争。张钫任王天纵为东征先锋官，张治公、柴云　、憨玉崑 为标统，刘镇华被任为书记官，后提升参议。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实行裁军，张钫部亦要裁员四五千。河南都督张镇芳因豫西一带社会动荡不安，且鞭长莫及，经与陕西军政府张凤 翙 、张钫协商，王天纵这部分军队开回豫西，分驻河南府、陕州、汝州等二十二个县，帮助当地维持社会治安。因这一带靠近嵩山，故这支军队称为“镇嵩军”。由于王天纵被袁世凯调往北京，任京畿一带稽查长，经张钫举荐，袁世凯任命刘镇华为镇嵩军协统兼豫西观察使及豫西剿匪总司令，统领三标一营：第一标分统柴云 ，第二标分统张治公，第三标分统憨玉崑，炮兵营长武衍周。就这样，刘镇华掌握了镇嵩军，又有豫西一块地盘，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镇嵩军官兵多为“刀客”出身，且与豫西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镇嵩军备受豫督张镇芳以及其他派系将领的歧视和打击。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刘镇华决心整顿军纪，下狠心进行剿匪，张治公、憨玉崑、柴云　等都“大义灭亲”，很快把伊川、洛宁、嵩县、宜阳一带的匪患剿平，镇嵩军内部因株连也被杀二三千人。这样，镇嵩军总算得到张镇芳的赞赏，在豫西站住了脚根。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首领黄兴派代表携密信由南京到豫陕，联络刘镇华、张凤翙、张钫反袁。刘镇华不但不敢反袁，反而趁机巴结奉承袁世凯。他先收到黄兴的信后，即派人在赴陕的路上将信使杀害，把黄兴给张凤翙、张钫的信密告袁世凯，从而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同一年，河南宝丰县农民白朗领导了规模颇大的农民起义，活跃在豫西，与袁军作战，刘镇华也奉命率镇嵩军前往镇压。1914年8月，白朗在宝丰鲁山作战阵亡。刘镇华得知白朗的埋葬处后，即派人割下白朗的头，并捏造“击毙白朗的经过”，向袁世凯“报捷”，得赏银十万元，被袁世凯授予陆军中将，获勋五位奖章。此后数年，刘镇华更加靠拢袁世凯，苦心经营镇嵩军，势力不断壮大。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刘镇华很快投靠了皖系段祺瑞。1917年冬，陕西革命党人郭坚、耿直、高峻等响应孙中山护法反皖号召，率靖国军围攻西安，讨伐投靠皖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陈树藩兵力单薄，急电刘镇华求援。刘镇华正苦于粮饷不足，有这个可以向陕西发展的机会，当然喜出望外，即率部赴陕。但是，刘镇华抵达潼关时，又停止行军，派人往见陈树藩，说明自己“在陕西没有什么名义，不便深入”。陈树藩知道他的心意，为解燃眉之急，便许以省长之职。这样，刘镇华才率军前进，击退靖国军，解西安之围。1918年3月，刘镇华由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陕西省省长。

　　刘镇华进入陕西以后，表面上和陈树藩合作，如开放烟禁区，贩卖鸦片等，但暗中，刘镇华也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围剿靖国军之机，将郭坚部收编为省长的直属部队，还相机兼并了关中西部诸县。刘镇华初到陕西时，兵不过三路，枪不过两千，两年多时间，便发展到几万人。由于陕西人民掀起了持续不断的驱陈斗争，陈树藩的处境艰难，作为客居陕西的刘镇华，很明白自己与陈树藩同坐一条船，也不希望陈树藩倒台，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不能不为自己打算。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几天之内，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这样，属于皖系的陈树藩、刘镇华失去了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们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王占元等直奉将领门下，暂时还能维持住对陕西的统治。但是，陕西人民痛恨陈树藩，掀起了持续的驱陈运动，陕、京、沪等地遥相响应，陈树藩已经失尽民心，下台只是迟早的事。1921年5月，直、奉军阀决定，以阎相文取代陈树藩出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知道，陈树藩倒台，自己也完蛋，为了保存自己，他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在陈树藩面前，他故作慷慨激昂，表示愿与陈树藩共进退，另一方面，他暗中指使心腹楚子襄、马莲樵与直系勾结，投靠曹锟、吴佩孚。在刘镇华的煽动下，陈树藩拒不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免令，曹锟、吴佩孚以此为由，加上有刘镇华作内应，于是调阎相文、吴新田两师人马入陕驱逐陈树藩。

　　在此之前，陈树藩为消灭陕西靖国军，请北洋政府调来了张锡元第四混成旅和王锡三第十五混成旅，现在，张旅驻华阴、华县，王旅驻宝鸡、凤翔。刘镇华向陈树藩“献策”说，直军进犯，张、王二旅必为内应，不可不除。陈树藩深以为然，派刘镇华去监视张锡元旅。刘镇华正中下怀，很快将部队调往临潼、渭南布防。这样，他的部队既脱离了陈树藩的控制，又与张锡元旅连成一线。刘镇华还把陈树藩的作战计划密电驻洛阳的吴佩孚。

　　1921年7月初，直军攻陕，刘镇华电令驻紫荆关的憨玉崑 不作抵抗。憨玉崑 十分气恼，连夜赶回西安，斥责刘镇华不应背叛陈树藩，但刘镇华并不听从。直军到达潼关，刘镇华即伙同张锡元为内应，引导直军畅通无阻，直逼西安，企图活捉陈树藩。张治公不忍心，向陈树藩露了底，陈树藩才如梦初梧，连忙携带眷属逃离西安。7月5日，直军进入西安。

　　由于刘镇华背叛陈树藩，投靠直系，取得吴佩孚的信任，不仅稳住了省长的宝座，而且兼并了陈树藩的残部，扩充了镇嵩军。阎相文任陕西督军后，刘镇华极力靠拢阎相文，并对其部属请客送礼，称兄道弟，很快与直军密切了关系。8月23日，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直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本人士兵出身，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治军严谨。刘镇结根据冯玉祥的特点，投其所好，脱掉长袍马褂，换上灰布军装，扎上裹腿，与部队一起操练。每当冯玉祥举行讲演会或向部队训话时，刘镇华总是恭敬地跟随在侧。冯玉祥信仰基督教，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刘镇华也经常到教学去做礼拜，并把基督教牧师请到镇嵩军里来，布道传教。由于这些所为，刘镇华很快取得了冯玉祥的好感，与冯结拜为弟兄。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率部东进河南与赵倜作战，让刘镇华代理陕西督军。不久，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保荐刘镇华任陕西督军。7月，北京政府授刘镇华为将军府阜威将军。刘镇华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利用一切机会，大力扩充兵员，先后收编了绿林马河清、王振、万选才、孙殿英等部，使镇嵩军进入极盛时期，兵力扩充到十万之众，被吴佩孚视为“西北长城”。与此同时，刘镇华继承陈树藩的治陕政策，勒民种烟，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摧残教育，使陕西人民痛苦不堪。陕西人民发动驱陈运动，赶走陈树藩后，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不断的驱刘运动。

　　在1921年底，陕西旅京进步青年就在创办的《共进》半月刊连载文章，系统揭露刘氏祸陕罪行，指出，“挽救陕西人的唯一出路是驱逐刘镇华”。1922年3月，陕西教育界因刘镇华克扣教育经费，发起驱刘运动，派代表赴京控告，受到旅京学生的大力支持。6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起而反对刘镇华兼任陕西督军、省长两职，上书北京政府，列举刘镇在陕西勒民种烟、勾结土匪、纵兵殃民、摧残教育、滥发纸币等五大罪行，要求罢免其本兼各职，饬令镇嵩军即速离陕。8月，陕西各界团体在西安召开公民大会，推举代表五人赴京，联合旅京陕西议员、商民、学生向北京政府控告刘镇华，要求罢免其职。11月，陕西各界人士共3875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陈述刘镇华祸陕罪行，再次要求罢免其职。1923年1月，镇安县人民不堪镇嵩军肆虐，聚众数千，解除了驻军武装，但很快遭到刘镇华的残酷镇压。2月，陕西旅京学生一百三十余人聚集宣外大街关中会馆，召开驱刘大会，抗议刘镇华包办会议会选举，向各地发出六道驱刘通电，并决定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查办。11月，渭南东西塬和渭北固市一带数万农民，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发起大规模“交农”运动（手持各种农具向反动当局示威抗议和一种激烈斗争方式），赶走地方武装，打死恶霸劣绅，包围县城，迫使当局豁免捐税。由于上述斗争都出于自发，且多取合法途径，而刘镇华掌握有强大的镇嵩军，又有直系军阀的支持，所以均未能动摇他的统治地位。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派张治公师前往山海关助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政府垮台，段祺瑞被推为执政。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成立国民军。胡景翼原为陕军将领，出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1925年1月，率国民二军进入河南，击败吴佩孚军，占据开封。刘镇华看局势已变，亦急忙摇身一变，通电拥护段祺瑞，即命令驻守豫西的镇嵩军大将憨玉 崑迅速向河南扩充地盘。憨玉崑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率部袭击洛阳，逼吴佩孚逃往郑州。

　　为争夺河南的军政大权，胡景翼与憨玉崑 矛盾激化，只有付诸武力，1925年2月底，胡憨之战便爆发。刘镇华认为这是一个夺了河南，使豫陕连成一片的好机会，决定孤注一掷，把军政职务交给吴新田，以出巡为名，率领陕境的镇嵩军赴豫援憨，在洛阳亲自督战。镇嵩军与国民二军在黑石关、虎牢关等地展开激战，结果，镇嵩军一败再败。憨玉崑 逃回嵩县，羞愤交加，于4月2日服毒自杀。

　　刘镇华兵败后，段祺瑞仍企图使刘继续督陕，但遭到陕西各地人民愤怒抗议，京、沪、汉各地陕西同乡会、学生会亦同声谴责。原胡景翼部将领冯子明、田玉洁等部在华阴、华县起义倒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派军袭击潼关断刘归路；杨虎城等部则把守韩城、　阳、朝邑一带黄河渡口阻刘入陕。刘镇华无奈，只得率残部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结束了他在陕西长达八年的统治。

　　1925年秋，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刘镇华看到时机已到，即赶往天津会晤张作霖，后又往岳阳会见吴佩孚，重新投靠直奉军阀，被任为豫陕剿匪总司令。他召集镇嵩军旧部及民间武装，得数万人，沿陇海线西段东进，攻击国民二军岳维峻、李虎臣部。1926年初，刘镇华在陕州、灵宝一带，联合直、奉、阎部，将国民二军击败。刘镇华乘胜率七万大军，迅速通过潼关，于4月15日进抵西安东郊，准备入城，重温旧梦。守卫西安的陕西军务督办、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师长卫定一等部，兵力不过三四千人，士气萎靡，处境危殆，西安城中一些士绅已准备迎刘入城。4月16日，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率所部主力驰援西安，击退刘军前锋，与李、卫等部共约一万人，守卫西安。4月17日，刘镇华下令包围西安。到5月15日，刘军攻占城西三桥，完成四面包围，西安攻防战接连出现激战，尤其在东关地区，双方鏖战惨烈，常常短兵相接，白刃拼杀，反复搏斗。8月以后，城内弹缺粮尽，已陷危境，但陕军仍在坚守。8月下旬开始，刘镇华也指挥镇嵩军围攻渭北三原，亦遭陕军奋力抗击。9月，冯玉祥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在绥远之五原誓师，随即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部经宁、甘进军陕西。10月中旬，首解三原之围，冯军随即向咸阳和西安外围展开总攻。11月，冯军攻击西安以东的十里铺刘镇华大本营。西安城内守军也乘机出击。在内外夹攻之下，刘镇华仓惶逃到豫西陕州。11月28日，西安解围。一场经历了八个月，军民死伤近五万人的西安围城战遂告结束。

　　刘镇华西安败阵，重新统治陕西的美梦破灭，当时吴佩孚已垮台，阎锡山在摇摆之中，是投靠冯玉祥还是投靠张作霖，镇嵩军内争论不休。刘镇华认为，奉系势力遥远，而冯玉祥就在身边，不投冯就会被消灭，于是决定投冯。1927年夏，刘镇华经张钫疏通，前往开封向冯玉祥请罪，取得冯的谅解。但是，其部属柴云 、王振等不愿投冯，与刘镇华脱离关系，率部往济南投张宗昌。张治公则率其部投靠奉系，盘踞洛阳。这样，建立了十五年之久的镇嵩军解体，刘镇华率余部归附冯玉祥，被改编为第八方面军，辖刘茂恩（刘镇华五弟）和万选才两个军。1928年二次北伐结束后，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路军，所辖两军压缩为两师，归阎锡山节制。

　　1929年，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反蒋，刘镇华不想附和，苦劝阎锡山无效，于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中原大战）爆发后，以考察为名，前往日本、德国游历。临走时，刘镇华把第十一路军指挥权交给刘茂恩，引起万选才的不满。万选才投靠冯阎，当上了河南省省长。刘茂恩对此极为不满，将万选才诱捕，率部投靠蒋介石，被委为第十五军军长，不久，万选才在南京被蒋介石枪毙。

　　1930年秋，冯阎败局已定，刘镇华回国，即到南京谒拜蒋介石，被任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驻新乡。1932年，调任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移驻南阳。1933年5月，经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推荐，刘镇华出任安徽省主席。其基本部队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也移调安徽，参与进攻江西红军。1936年10月，杨永泰在武汉被刺身亡，刘镇华听到这消息异常惊骇，从此神经失常。1937年5月被免去省长之职，从此脱离政治舞台。

　　抗日战争时期，刘镇华居住陕西城固；抗战胜利后，移居开封。1948年7月，迁居上海。1949年，刘镇华去台湾，1956年11月18日在台北家中病逝。 刘镇华之弟刘茂恩，1898年生，早年起随兄在镇嵩军任职，历任营长、团长、师长等。1927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第十五军军长、第十三军团军团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等。1949年底到台湾，曾作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等。1981年4月在台北病逝。

七

　　盛世才　新疆是我国西北最边远的一个省份，由于远离中央政府，加上交通不便等原因，在民国时期，历届北京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都未能对新疆实行有效的控制，新疆同样是大小军阀争夺的战场。盛世才原是国民党军参谋部一个小小的作战科长，他不甘屈就此职，转而进入新疆图谋升迁，经过几年施展权谋，夺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称霸新疆达十二年之久。

　　在介绍盛世才之前，还得先谈谈民国以后新疆的政治概况，以及杨增新、樊耀南、金树仁等人。1911年底，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组织新军和会党发难，响应武昌起义。迪化的起义遭到清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利用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和卸任将军广福的矛盾，取得了胜利，于1912年1月10日成立了伊犁都督府，然后整编军队，进攻迪化。不久，南北议和，双方停战。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

　　杨增新，字子周，又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65年生。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任职。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后，对革命党人进行分化和屠杀，开始了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1914年6月任新疆将军，同月被授予将军府威武将军。1916年7月改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代成功，全国统一已成大势所趋，7月1日，杨增新通电承认南京政府，即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

　　杨增新承认南京政府，继续统治新疆，引起新疆外交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的不满，欲取而代之。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1879年生。清末为禀生，190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新疆、湖北、北京等地任职。1917年1月起又回新疆任职。在樊耀南准备发难之时，另一人物金树仁也在蠢蠢欲动。

　　金树仁，字德庵，甘肃河州人，1883年生。清末为贡生，1911年到新疆，从知县升任民政厅长。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身为外义署长的樊耀南主持毕业典礼，特邀省主席杨增新参加。毕业典礼之后举行宴会，樊耀南设伏兵将杨增新刺杀，即往省署准备宣布执政。但民政厅长金树仁突然率省府卫队包围了省署，在混战之中击毙了樊耀南。新疆“七·七政变”，是新疆统治者内部争夺权力的一场斗争。结果，杨、樊皆死，金树仁坐收渔人之利。政变之后，金树仁被推为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11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其为省主席，新疆进入了金树仁统治时期。盛世才正是在金树仁上台后不久来到新疆的。

　　盛世才，原名振甲，字晋庸、德三，奉天开原人，1892年生。青年时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5年毕业。1917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后决定弃学从戎,不久考入广东韶头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毕业后，随郭松龄到奉军，在其部第八旅任排长，后升任连副、连长、中校参谋。郭松龄还把义女邱毓芳许配盛茂才，不久又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命回国，在郭部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盛世才逃亡日本，得孙传芳、冯玉祥资助，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

　　1927年，盛世才回国，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等。但盛世才并不甘心久屈一小小科长职位，他窥伺时机向外发展。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认为是个好机会，决定应聘。这年秋天，他辞去参谋本部科长职务，携眷西行，于年底到新疆。

　　盛世才到新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怀有戒心，只委他为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世才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委曲求全，对金树仁惟命是从，终于渐渐博得金的好感。经过一段时间，盛世才被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他利用这一接触军队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极力拉拢学生，并以此为基础，培植自己的势力。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利用维民暴动，乘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卫护王权的武装暴动——“哈密事变”。并引甘肃马仲英率部入疆。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以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部将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两度将马世明及和加尼牙孜打败。1933年1月，马世明又率部进犯乌鲁木齐，盛世才奉命北上解围，又将马军打败。由于盛世才屡战屡胜，被誉为“常胜将军”，在军队中的威望日增。

　　由于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的统治权后，对新疆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他大量作用甘肃河州同乡和亲信党羽，他们强占民地，强娶民女，横行新疆，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于是，在省城的一批怀有野心的军政官员密谋政变，夺取政权。

　　1933年4月12日，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取得因抗日失败而取道苏联入疆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率众包围省政府，发动了新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惶逃离省城，命令盛世才等率部火速回城平乱。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进至乌鲁木齐城东，即按兵观望，政变军队很快把省军打败。4月14日，政变各方召开了临时维持委员会，商选新的领导。由于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此时手中握有相当于兵力，又近在省城，加上几年来他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于是，各方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临时省主席。

　　盛世才虽然当上新疆临时督办，但是他知道，政变的主要发动者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是不会甘心把政变所得的果实白白地交给他的，要做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机将他们除掉。此外，南京政府也没有承认盛世才的职务，并于6月10日派参谋次长黄慕松飞抵乌鲁木齐，名为宣慰，实则想夺权，而陈中等人企图联合黄慕松，取盛而代之。对此，盛世才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借在督办公署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设伏兵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枪杀，并宣布其“谋叛罪”。随后，黄慕松遭到软禁，到7月中旬才悄然内返。这就是盛世才发动的新疆六二六政变。

　　南京政府对盛世才亦无可奈何，遂于8月1日发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省主席。由于刘文龙与盛世才政见不合，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交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 为省主席。朱瑞 墀 于次年3月即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上台之初，力量还比较单薄，他知道如果不拉拢地方民族中的头领，新疆的局势就难以稳定；不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政纲，就不足以吸引和取得民心。因此，他上台后，即表示要铲除金树仁统治时的种种弊端，创建新局面。不久，他宣布了施政纲领——八大宣言。其总纲为：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林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政策。他又提出了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以后又增加民族平等、清廉、亲苏三项，合为六大政策。盛世才这一套施政纳颁布之后，果然获得乌鲁木齐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盛世才也深知邻近的苏联和新疆的关系，他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终于得到了苏联的谅解。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能站稳脚跟。

　　盛世才虽然利用“四·一二政变”之机执政新疆，但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马步芳的堂弟，当时拥有兵力一万余。张培元也拥有八千，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企图取盛世才而代之。盛世才不得不分头对付这两股强敌。1933年4月至6月，马仲英率部进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省军、东北军及归化军迎击，挫败马仲英，马部退往吐鲁番。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乌鲁木齐，盛世才请苏联红军助战，将张培元击败，张培元自杀，残部转入南疆与马仲英会合。1934年1月，马仲英又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这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退往吐鲁番，又退往喀什，最后转和平，以皮山为前线与盛军对峙。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至于入疆的东北军，盛世才曾利用来打马仲英，但盛世才认为这支队伍自己终难控制，更害怕其日后肇事生乱，危及自己的统治，便于1933年10月间，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军将领郑润成等人全部收监后绞死。东北军被遣散或改编。

　　盛世才在消灭张培元、马仲英等敌对势力之后，便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以巩固其独裁统治。他先从恢复农牧业抓起，使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又着手整理财政，首先稳定公教人员的生活和情绪，其次是裁汰冗员，再次是财政改革，成立财政委员会，建立统一预决算制度。此外，盛世才还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各地小学一律官费，政府还资送各民族青年到苏联等国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盛世才的这些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以为盛政府是个开明进步的政府。

　　然而，盛世才是个阴鸷且多疑的人，他靠“四·一二政变”之机被推举上台，之后，又逐一消灭异己，巩固了地位。由于他对别人常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别人背地做出不利于自己事，因此，他时时在提防和惩处他认为的危险分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阴谋暴动案”，杀戮了数万人的性命。

　　1936年，新疆省银行行长宫振翰及盛世才的老友赵铁鸣，因平时对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多有议论，盛世才便在非议省政罪名，将宫逮捕，将赵软禁。 1937年秋，盛世才感到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及省府委员蒙古汗王满楚克扎布等人有碍他的政权及所定政策的执行，便制造了一起“阴谋暴动案”，将和加尼牙孜、满楚克扎布等几百人逮捕，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又制造了一起称之为“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将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逮捕，由此牵连达数千人。杜重远于1943年10月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狱中。被捕的一大批人，有的被毒打致死，有的被毒死、绞死，有的被枪杀，有的遭长期监禁，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惨案之一。

　　1942年3月，盛世才又炮制了一起所谓“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案”。盛世才四弟盛世骐，时为新疆机械化旅旅长，曾留学苏联，有才能且人缘关系较好，与盛世才有些政见不同。盛世才深恐其弟对自己构成威胁，于1942年3月19日派人将他暗杀，然后嫁祸于人，将财政厅长臧登峰、教育厅长李一欧、民政厅长周彬、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行政长卢毓麟、喀什行政长陈方伯、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焉耆行政长于德一、塔城行政长赵剑峰、哈密行政长刘西屏、编译委员会长孟一鸣、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王齐勋、军官学校参谋长郭德祺、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团长赵景棠等逮捕，并于4、5月间全部杀害。接着，盛世才又利用盛世骐被暗杀案，栽赃为共产党所为，开始了反苏活动，并于9月17日将中共中央驻乌鲁木齐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逮捕，后于1943年9月杀害。其余被的捕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及家属一直到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获得释放。

　　盛世才在新疆大力开展反共反苏活动，公开表示归顺蒋介石，深得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等。8月31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飞抵新疆，对盛世才的归顺表示抚慰。为此，盛世才组织了新疆历史上空前的欢迎集会。不久，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到新疆，与盛世才正式达成协议，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他同意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是想借国民党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想到国民党势力迅速占据新疆，严重地动摇自己的统治，使他感到投靠国民党竟成了“引狼入室”，于是，他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

　　1944年4月，他又以“阴谋暴动案”为名，开始逮捕国民党分子。6月间，又进行第二次逮捕。到了8月，盛世才开始大规模逮捕国民党人员，包括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等。蒋介石获得消息，即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飞往新疆查明情况。盛世才诡称是共产党混到国民党内搞阴谋暴动。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知道抗命于己不利，只好表示接受。

　　8月30日，新疆报纸公布了盛世才调任的消息，乌鲁木齐全市立即沸腾，人民欢呼雀跃进。盛世才临走，仍不忘把在押的数万人员全部烧死，命令部下马英奇等执行，但后来马英奇未敢执行他的命令。9月11日，盛世才用三架飞机及汽车把他在新疆搜刮到的金银物运往重庆。9月18日，盛世才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但是，1945年7月，深受盛世才迫害的新疆人民发起了讨盛运动，向国民政府控告盛世才的罪行。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将他撤职查办，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任武汉行营高参等闲职。1949年飞往台湾。

　　盛世才到台湾后，曾出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后一度经商。晚年主要从事著述，写了一系列的书。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病逝。

在前十四章里，我们把中国近代主要的军阀派系分别作了介绍，除这些主要的军阀派之外，在当时中国的各省区，还存在大大小小的一些地方军阀武装，他们时而依附甲派，时而又投靠乙系；当人多势众时，又另立山头，独霸一方。由于这类的地方军阀数不胜数，无法一一介绍，在这一章，我们选取七位有代表性的地方军阀逐一简介，作为对前十四章内容的补充。

一

　　张宗昌　张宗昌是山东军阀，人称“狗肉将军”，又称“混世魔王”，足见其人劣迹斑斑，罪恶满盈。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1881年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其母亲祝氏，年轻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生得体躯高大，健壮结实，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自此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代，张宗昌即在母亲祝巫婆的默许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到十六岁那年，帝俄侵略东北，正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得母亲大力支持，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铁路不修了，张宗昌又回到家乡一带，继续当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张宗昌已三十岁，趁着辛亥革命的浪潮，拉队伍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但张宗昌想法拢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 ，自兼省主席。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不过，1925年，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

　　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中有联系，于是，决定杀毕庶澄。由于毕庶澄手握军权，张宗昌不便明杀，更不愿自己下手，便指使时任直隶军务督办的部将褚玉璞，于4月4日在济南将毕庶澄诱捕杀害。张宗昌既借刀杀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战败的罪责，把失利原因推到毕庶澄通敌之上。

　　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势力在北伐军的打击之下，已被消灭瓦解，剩下奉系军阀还想负隅顽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象孙传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6月4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后，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令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鱼船，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汗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张宗昌回国后，则想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然而，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哪里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张宗昌认识了韩复榘。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陪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两天后，韩复榘由济南返回北平。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

　　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原来，韩复榘邀张宗昌到济南时，即已计划由省议员郑继成在张宗昌离开时将其枪杀，郑继成为报仇（叔父，过继为子），也乐于担当此任。

　　9月4日后，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经冯玉祥等奔走帮助，一个月后，郑继成被国民政府特赦。郑继成无罪释放，说明“狗肉将军”张宗昌的确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二

　　韩复榘　“狗肉将军”张宗昌是被韩复榘诱杀的。韩复榘是继张宗昌之后的山东的“土皇帝”。韩复榘作为一个国民党杂牌军阀，能够统治山东达七年之久，这在中国近代军阀中也是少见的。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1890年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幼时入私塾，1900年韩复榘十岁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因其叔接触过洋人，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而斩首，韩家宅院被焚烧，从此家境沦落，被迫辍学。十四岁时，父母为他娶妻高艺珍。成家后，韩复榘不务正业，嗜赌如命，常常使得债主临门。1909年他十九岁那年，为了躲债，出走东北，想投奔早年到东北谋生的大哥。结果大哥找不到，盘缠花光，只得在新民府入清军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为兵。该营管带是冯玉祥，见韩复榘外表斯文，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颇为喜爱，就叫他当了司书生。从引，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韩复榘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之后，出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4年11月国直战争，韩复榘因功晋升第一师师长。1926年，韩复榘先后出任第八军司令官、第六军司令官，参与抗击北洋军阀各派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南口大战后，国民军遭到很大挫折，当时冯玉祥已被迫出洋，韩复榘不服代总司令张之江的指挥，联合石友三一起投靠了晋军，被阎锡山委任为晋军第十三师师长。同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重召旧部，整军誓师五原，韩复榘和石友三脱离晋军复投冯玉祥。1927年4月，韩复榘随冯玉祥入潼关，7月抵郑州，出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10月，韩复榘率部参加了对抗进鲁联军的第一次兰封大战。11月，又参加了第二次兰封战。1928年4月，韩复榘率部参加了国民党的二次北伐，一路过关斩将，于6月6日首先进抵北京南苑，被称誉为“飞将军”。这时，蒋介石已决定将平津地盘委于阎锡山，电令韩部不得入城，分驻南苑、通州一带。接着，晋军入城，将奉军留驻北京的鲍毓麟旅换出。鲍旅是应各国公使的请求并征得南京政府同意留驻北京的，担保日后和平退回奉天。但当鲍旅行至南苑时，被韩复榘包围缴械，引起各国外交使团的指责，惹起一场外交纠纷，这事，史称“鲍旅事件”。不久，韩部被南京政府缩编为第二十师，开赴河南漯河驻防。

　　韩复榘到漯河后，心情很不舒畅，二次北伐后，冯部将领宋哲元、孙良诚、刘郁芬、邓哲熙都当了省主席，鹿钟麟到南京当了部长，而韩复榘反而降职师长，驻防漯河，所以他认为是冯玉祥对己不公。在漯河，他终日沉缅酒色，遇漯河名伶纪甘青，于是纳为大妾，成为他的“外交夫人”。同年12月，冯玉祥为安抚韩复榘，委他为河南省主席，但同时又撤去他第二十师师长职，派与他素来不和的石敬亭接任师长。

　　韩复榘虽然当上了河南省主席，但冯玉祥仍然对河南省政发号施令，石敬亭又不断撤换他在部队中的亲信，使得韩复榘十分苦恼，只有抛开政务，终日吃喝嫖赌。不料，冯玉祥于1929年2月视察河南省，又把韩复榘训斥一顿。3月，蒋桂战争爆发，韩复榘重任第二十师师长，并出任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统率七个师南下，冯玉祥并没有明确指令他是援蒋还是援桂，其实是想坐收渔利。当韩部行至湖北孝感，蒋桂战争已告结束，蒋介石派人前往慰劳，又邀韩复榘到汉口会晤，蒋介石、宋美龄亲自设宴招待韩复榘和纪甘青，极力拉拢，使韩复榘受宠若惊，已有投蒋之意。5月，冯玉祥策划反蒋，在华阳会议上决定将部队先行西撤，然后寻机反击。韩复榘不肯西撤，遭到冯玉祥的斥责。于是，韩复榘联合石友三、马鸿逵叛冯投蒋，率第二十师等由甘棠步行东进。

　　韩复榘通电拥蒋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第三路讨逆总指挥、西北军总指挥，仍任河南省主席。蒋介石又是送钱，又是送军火，还先后派宋子文、宋美龄到韩部慰劳。 韩复榘虽然投靠蒋介石，但也并非死心塌地为蒋效力。同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他极力避免与冯玉祥交战。12月，蒋唐战争爆发，他开始拥唐反蒋。所以，1930的3月，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将韩复榘调往山东，出任冀鲁豫剿匪总指挥，使他远离冯、阎及石友三，而韩复榘也乐得往山东发展，避免夹在蒋、冯、阎之间，于是，即率部进驻济宁、泰安、济南、青州等地。中原大战爆发后，韩复榘奉命率部在山东与晋军展开连场恶战，牵制了晋军的主力，使蒋军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为使韩部更加卖力作战，9月5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从此，韩复榘登上了山东“土皇帝”的宝座。

　　韩复榘主政山东以后，立刻密锣紧鼓地实行他的治鲁方针，他趁蒋、冯、阎还陷于中原混战之机，迅速将山东的军、政、法大权集于一身。他大力发展军事实力，治鲁之初，他的第三路军仅剩下两万来人，韩复榘通过征兵拉夫和收编土匪，很快就将三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又一个旅，这五个师即孙桐萱 第二十师、谷良民第二十二师、曹福林第二十九师、李汉章第七十四师和展书堂第八十一师。此外，韩复榘还在山东建立了五支地方民团武装，自任总指挥。由于他不断扩军，到抗战爆发前夕，他已拥兵十万，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 韩复榘当山东省主席时，胶东地区实为刘珍年所控制。刘珍年，直隶南宫人，1898年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先后在李景林、褚玉璞、张宗昌部任职。1928年投蒋介石，被委任为第十七军军长兼山东省政府委员，在胶东统连十八个县市，自成系统。韩复榘为称霸全山东，于1932年8月挥师东进，向刘珍年部发动进攻，爆发了韩刘之战。9月，双方在昌邑、掖县一带展开激战，死伤惨重。刘珍年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电令韩复榘停止军事行动，但韩复榘并不执行。蒋当即调集两路大军援刘攻韩，后在张学良、丁惟汾等的干预和调解下，韩刘双方达成协议，刘珍年部移防浙江，胶东的税收由南京方面派员征收，至此，胶东战事告平息。

　　韩复榘在驱逐刘珍年的同时，诱杀了企图重返山东谋求东山再起的前山东军阀张宗昌（详见上一小节）。此外，华北悍匪刘桂棠（刘黑七）率匪众两万人进入山东，攻城掠地，韩复榘出动大部队进剿，将刘匪赶出山东。在剿匪的同时，韩复榘也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枪杀了邓恩铭、刘谦和、郭隆真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韩复榘治鲁七年，多少还是有点政绩。但是，他在治鲁期间，自订法律，随意断狱，草菅人命，则招至怨声载道。他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干预司法，亲自坐堂审案，随心所欲地判决。有时，他又微服私访，遇有讼狱，即升堂审断，如同儿戏，人称“青天草包”。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期把山东地盘交给韩复榘，是迫不得已。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已在山东站稳了脚跟，蒋介石也无可奈，但是他千方百计要破坏韩复榘的统治，派出亲信张苇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监视韩复榘的行动。对此，韩复榘也有办法应付。1932年元旦，张苇村被刺杀，经侦查，杀人凶器竟在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谌峻岑家搜出，谌被捕，不久又暴死狱中，于是，“张案”就此了结。蒋介石安设在山东的这个情报机关被铲除，蒋介石气得牙疼病复发，却又无可奈何。1936年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韩复榘居然致电张、杨表示支持，蒋介石更加痛恨在心。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韩复榘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津浦路北段和山东省的防务。在抗战前，韩复榘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为求自保，他采取了两面政策。抗战爆发后，韩复榘的态度有了改变，表示对日“决绝”，积极进行抗战，他的部队编为三个军五个师又一个旅。他以孙桐萱、李汉章两师担任济南以北黄河防务，以谷良民师担任胶东烟台及周村以北黄河防务；曹福林、展书堂两师在鲁北驻防；手枪旅警戒济南。此外，以东北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和沈鸿烈的青岛守备队与第三舰队在青岛担任海上防卫。韩复榘还组成以何思源为团长的“战时工作团”，分设宣传、情报、经济、救护、慰劳等小组，赴黄河以北铁路沿线及其东西各县开展工作。

　　9月，蒋介石命韩复榘拨出两师归华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韩复榘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勉强派曹福林第二十九师和展书堂第八十一师开往华北。10月，在冀、鲁战场正处于紧要关头时，蒋介石却以加强淞沪战场为名，将辅助山东防守的一个重炮旅撤走。韩复榘得知后大怒，急令展书堂连夜回撤，致使第六战区的形势由胜转败，德州、宁津等地相继失守，冯玉祥愤怒地向南京告韩复榘的状。

　　11月中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韩部官兵义愤填膺，一再要求出战，韩复榘被迫亲自率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渡河迎战，与日军进行连日激战，伤亡惨重。当时，韩复榘派人给妻子高艺珍送去一信，说“生死存亡难以预料”，请高艺珍照顾好孩子，使高艺珍读后大哭。其后，韩复榘拼死从济阳突围而出，下令撤退河北防线，拆毁黄河大铁桥，改在黄河南岸设防。日军很快就逼进到黄河北岸，但并未渡河，只是隔岸与韩军对峙。韩复榘也不出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三催促亦无济于事，结果，日军在攻下南京后，对济南发起攻击。日军仅有千余人渡过黄河，而韩复榘有四个军十几万人，为保存实力，竟放弃济南，向南退却，使日军长驱直进。

　　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1938年1月1日，日军占领泰安。4日，占领曲阜、兖州。8日，占领济宁。韩复榘退到鲁西曹县一带，方才安下阵脚。

　　由于韩复榘对日军抵抗不力，十天之内，山东大半即沦入敌手。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会商后，决定诱捕韩复榘。蒋介石假借1月11日于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电召韩复榘与孙桐萱参加。韩复榘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在会议上，蒋介石怒斥韩复榘丢失山东，韩复榘不服而反驳，气氛紧张。这时，刘峙拉着韩复榘的手，假意劝他到会场外，上了汽车，两位宪兵用枪对着他，韩复榘方知上当。 韩复榘被押往火车站，上了专列，由戴笠押送到武汉。1月19日，国民政府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为审判官。1月22日，审讯正式开始，简单审问即判处死刑。1月24日晚，韩复榘在禁闭室被特务及宪兵枪杀，身中七弹，当场毙命，死时四十八岁。这位地方军阀、山东土皇帝就此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三

　　石友三　近代军阀尤其是实力较弱小的地方军阀，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之中，为求自保，总是见风驶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张宗昌、韩复榘便是如此。然而，因倒戈频繁而获得“倒戈将军”绰号的，则是他们的结拜兄弟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石友三幼时家贫，曾在长春城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毕家少年毕广垣，得以入东关龙王庙小学读书，与该校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石友三辍学从军，入陆军第三镇吴佩孚营，随营移驻河北廊坊。不久，第三镇发生兵变，石友三离队流落北京。1912年再次投军，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于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被调去充任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擢升，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所部改称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八混成旅旅长，后升任第六师师长、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四面受敌，石友三奉冯玉祥命令进攻晋军，攻占左云、岱岳，但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且又得不到冯玉祥接济，为保存实力，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双方达成休战协议。后冯玉祥离开部队赴苏联，国民军由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代理指挥，经南口大战失败，沿京绥线向西溃败。晋军乘机夹击，国民军各部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一路上未受阻拦，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第六师增编为三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张之江等决定再向西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趁张之江等无法制约自己，便联络韩复榘，投降阎锡山。这是石友三第一次叛背冯玉祥。 这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决定于五原誓师，响应北伐，电召石友三到五原开会。石友三开始有顾虑，后经冯玉祥派人规劝，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又脱离晋军，回归冯玉祥。他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石友三回归冯玉祥后，被任为第五路司令，1927年参与对奉军的作战；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石友三虽然立有战功，但毕竟背叛过冯玉祥，冯玉祥及其亲近将领张自忠、高敬亭等对他都有戒心。二次北伐结束后，在冯玉祥论功行赏时，石友三什么实惠也没有捞到，反而在其后的编遣中，所部被缩编为陆军第二十四师，他降为师长，移驻河南信阳。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蒋、桂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而冯玉祥则想坐收渔利，命石友三率部向襄樊推进。桂军全线溃败，冯玉祥通电拥蒋，又命石友三和韩复榘向武汉进军。蒋介石急电石、韩停止进发，同时以劳军为名，派人携巨款收买石、韩。石、韩在蒋介石的利诱下，又生反叛之心。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反部改称护党救国军，石友三被任为第三路总指挥，统率自己的第二十四师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九师、总兵力五万余人。冯玉祥命令各部暂往西撤。韩复榘首先反对这一命令，发表通电拥蒋，擅自率部进入洛阳。当时石友三在南阳，也决定叛冯附蒋。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到许昌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劳军，设盛宴款待石部军官，交给石友三五百万元犒赏费，并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为表示感激，在第二天的阅兵仪式上，石友三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此举引起不少下属军官的不满，其后，几个军官暗中串联，密谋杀死石友三，重归冯玉祥，但事泄未成，石友三于是撤换了许多军官。

　　石友三投蒋后，被派驻山东德州。这年秋天，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因反蒋解职，石友三被任为安徽省主席，率部往安徽就任。但是，石友三刚到蚌埠，蒋介石又命令石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并许诺事成后委其为广东省主席。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这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讨蒋。石友三同意，被委任为“护国救国军”第五路总指挥。12月1日，唐生智领衔通电讨蒋。2日晚，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造成南京城极大的混乱。

　　石友三反蒋后，自知实力薄弱，即撤往安徽，再撤往河南商丘、新乡一带，与韩复榘、马鸿逵连通一气。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为求自保，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蒋介石见石友三归阎指挥，也暂时不追究他炮轰南京的反叛行为。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四方面军司令之职。石友三权衡利害，决定与冯、阎联合，这样，他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率第四方面军十万之众，从河南进攻山东，8月，又转入陇海线作战。随着战争的发展，石友三见自己一点实惠也没有捞到，不禁消极观望起来。这时，冯、阎军已呈败势，又听说张学良要出兵助蒋，石友三又在盘算自己的退路。9月18日，张学良率大军入关，石友三即通电响应，投靠张学良，这是石友三第三次背叛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由于投机取巧，兵力基本没有受到损失，成了北方军阀中势力比较完整的一个。他率部进据豫北冀南三十余县，自任县长，就地筹饷，占据了一块地盘。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负责收拾华北残局，1931年春节，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东北同乡的关系，尽量向张学良输诚。张学良也有意收容石部，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得知石友三到了沈阳，密电张学良将他扣押。石友三得知，急忙辞行，但张学良挽留了他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与蒋介石往来电商，替其开脱，石友三不解其意，反而对张产生怨恨。石友三回到归德（邢台）后，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第十三路军，石友三为总指挥，辖六师又五个团以及一个铁甲车大队，拥有兵力六万四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六十万元。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积极备战，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特派李汉魂见石友三，委他为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接受此任命。这时，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与张学良素有积怨，从北平到归德，告之张学良病重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正宜举事。石友三派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毕广垣（即石友三幼时当学徒的毕家粮坊的少爷）力劝他不要反张，石友三不听劝告，差点将毕广垣杀害。6月，石友三加紧备战，为防备泄露真情，他下令将张学良派到部队的秘书长张云责活埋。随后，石友三将部队扩编为九个军，以孙光前、米文和、程希贤、沈克、张学成、梁方起、王心斋、唐帮植为军长。

　　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准备一取石家庄，二占保定，三进平津。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以刘峙、张作相为总司令组成南、北两路集团军，以及晋军商震等部，联合讨伐石友三，讨石之战爆发。石友三进占石家庄，再往北推进时，即受到南北夹击，双方激战三昼夜，石部伤亡惨重。7月31日，石友三下令转路退回山东。时逢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石部在渡滹沱河时人马淹死无数，七万之众，大部被歼，余部被俘，军长孙光前被俘后遭枪决，石友三仅率少数随员逃往德州，归附韩复榘。

　　石友三起兵讨代张学良失败，把多年来各累起来的老本一下子蚀光了，只好依附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1932年秋，石友三帮助韩复榘诱杀了张宗昌。但是，石友三不甘过蛰伏的日子，总想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不久，他和日本特务机关勾搭上，避开韩复榘，扮成日本人，在日本特务凑开一的保护下，从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他借助日本势力，勾结失意的军人政客，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蒋介石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为己用，任冀北保安司令，不久，石友三掌握了三个旅的兵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改编为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八一师，石友三任师长。年底，石友三又被任为第六十九军军长，高树勋的新六师划归该军建制。1938年，石友三部受命在山东和北南敌后抗战，石友三明白，这是蒋介石拿他作挡箭牌使用，为求自保，他积极和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并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团、营、连充当政工人员，这年底，石友三兼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辖第六十九军和高树勋第八军。 由于石友三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战，蒋介石极不放心，1939年4月，把亲信臧伯风以及石友三族弟石友信、毕广垣等派往第六十九军，并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即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反共，大力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以臧伯风为政治部主任，强迫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见石友三积极反共，大加嘉奖，除补充弹药、饷银外，还加委他为冀察战区副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主席。石友三见蒋介石对自己如此器重，受宠若惊，更加卖力反共。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石友三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时人称为“石阎王”。

　　1940年3、4月，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激战三昼夜，所部损失惨重，最后突围撤往山东曹县一带。石友三在反共失败后，又在为自己谋划退路：与八路军已经闹翻，蒋介石只是利用自己反共，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他派石友信往见伪军的日本顾问松室孝良和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在开封签订了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为内容的“共同防共协定”，石部暂不改换伪军名义，先联合打走八路军，再谈投降问题。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乘机再发展自己的势力。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后，其部属十分不满，师长米文和、张雨亭等不愿当汗奸，准备伺机除去石友三。受石友三节制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这样，石、高之间的矛盾日深。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利用这些矛盾，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商谈投降条件，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大骂高树勋不讲信义，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于岸边。随即，高树勋等人又设计杀掉了石友信，掌握了石友三的部队。

　　纵观石友三的一生，曾三度叛冯，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堪称“倒戈将军“。当他最后想彻底当汗奸时，却倒而未成，反做了河畔孤鬼，遗臭万年。

四

　　孙殿英　石友三因反复无常，四处投机，被称为“倒戈将军”。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军阀同样是多次倒戈，与石友三不相上下，不过，他更是因盗墓而出名，被人骂作“盗墓将军”、“东陵大盗”，此人就是孙殿英。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孙殿英父亲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后因与人斗殴，将人打死入狱，死于狱中。孙殿英从小受母亲溺爱和娇惯，也养成顽劣好斗的性格。七岁入私塾，常与同学斗殴，有一次受老师责罚而不服气，竟放火烧了学屋，被赶出校门。后母亲带他回娘家，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不久，孙殿英染上天花，留下满脸麻坑，被人唤作“孙大麻子”。年长一些，孙殿英结识了一些流氓、赌棍，出入赌窟、钱庄，渐成为赌场高手，以赌为业，发了不少财。

　　1914年孙殿英二十五岁那年，投到河西悍匪张平手下，初当伙夫，后当勤务，以后又干起鸦片买卖，甚至自己动手制造鸦片，印上“殿鹰”商标，销往各地，赚了大钱。1916年，豫西地方纷纷组织各种封建公道门，这些公道门在民众中颇有影响，一旦有事，便可纠集百千人进行活动，孙殿英觉得大有可为，便加入了豫西公道门之一的庙会道。凭着他装神弄鬼的手段，不久，他便当上了庙会道的头目，收了不少徒子徒孙。

　　1922年，吴佩孚驻防洛阳，严令禁毒，逮捕制毒犯，孙殿英逃往陕州，不久，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在丁香玲保护下依然贩运和制造鸦片，并从副官升任机关枪连连长。有了一点兵权。孙殿英趁机收容豫西土匪、流氓、赌棍及庙会道会徒，掌握了一支亦兵亦匪的武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利用这个机会，孙殿英率领机关枪连及丁香玲部一个骑兵连在陕州哗变，东窜洛阳，到处抢掠并招兵买马，队伍扩大至数千人。

　　1925年春，镇嵩军将领、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憨玉崑 与国民军胡景翼部爆发大战，孙殿英部被憨玉崑 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孙殿英任旅长，驻防密县。不久，憨玉崑 战败，孙殿英又改投国民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任旅长，不久升任师长。随后，国民三军由河南开赴陕西，孙殿英不肯离开自己有影响力的地头，中途脱离国民三军率部窜入伏牛山，继续招收土匪、道徒入伙，扩大队伍。

　　孙殿英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但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不投靠大军阀就难以生存。孙殿英知道当时的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可以说气味相投，于是派人请求张宗昌收编，张宗昌也欣然应允。1925年秋，孙殿英率部开始了大流窜，由豫西窜往山东，沿途所经之地，大肆奸淫掳掠，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孙殿英窜往山东济宁后，被张宗昌委为第五师师长，下辖两下旅共五六千人。

　　1926年春，孙殿英率部在河北沧县一带参加了张宗昌与李景林联合向国民军反攻的战斗，孙殿英袭击了国民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战功。事后，张宗昌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不久又扩编为第十四军，孙殿英任军长。1927年春，孙殿英在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的指挥下，在南京附近参加了孙传芳对北伐军的战争。不久，又调往直隶大名，兼任大名镇守使。这年秋天，孙殿英又被张宗昌派往豫北，与冯玉祥部交战。不久，奉军与直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向北溃退。孙殿英率残部退往天津，后又退往蓟县、马兰峪一带。这时，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策动孙殿英投降。孙殿英见走投无路，只得接受改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就这样，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数年之内，四易其主，最终成了“国军”的一部分。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朝的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打跨了马匪后，借口防匪护陵，又声称“举行军事演习”，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这个大土匪军长便指挥部下挖坟盗墓，干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丑恶事件。

　　6月下旬，孙殿英命令工兵执行挖墓的任务，先挖开慈禧的坟墓，再挖开乾隆的坟墓，盗出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稀世珍宝一大批。挖开这两座坟墓整整用了三夜的时间，宝物满满地装了五只大皮箱。孙殿英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送往蓟县的司令部。

　　不久，马兰峪的满族人民发现慈禧、乾隆坟墓被人挖掘，即报地方当局查办，这样，孙殿英盗挖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揭载，要求严办孙殿英。孙殿英拿出宝物中的一部分送给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因而得到保护，可以逍遥法外。虽然国民政府命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以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数年之内，孙殿英或送或卖，使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失散殆尽。

　　孙殿英盗墓之后，率部移驻延关、南口一带。不久，全世界军队缩编，各军缩编为旅，孙殿英任四十二旅旅长。1929年初，孙殿英又率部开往胶东，蒋介石命其开赴皖北，他拒绝执行，反而与张宗昌、褚玉璞勾结在一起。蒋介石为拉拢孙殿英，并未责怪于他，还把孙部扩编为新编第十师，将防地改为河南商丘，这样，孙殿英又率部移驻河南。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期间，孙殿英看到冯、阎势力较大，便有意依附于冯、阎。冯、阎也希望将孙殿英争取过来，于是，委任他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这样，孙殿英叛蒋而改投冯、阎，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在此期间，孙殿英常与冯、阎部重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徐永昌、徐源泉、石友三等大赌麻将，还故意输钱讨好。不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八九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阎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至7月，亳州才被解围，历时九十余日。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不久，所部被蒋军击溃，狼狈逃往黄河。中原大战结束时，孙殿英看到冯、阎败局已定，为求出路，派人赴沈阳见张学良，表示输诚。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四十师，孙殿英任师长。这样，孙殿英又投到张学良麾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孙殿英热河抗战，可算得是他一生中唯一光彩的一页。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中共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中共党、团员和左派青年到部队。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军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接壤，冯玉社派人与孙殿英接洽谈，争取他加入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也派人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唆使他攻打同盟军。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双方也不表态。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发表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边远的青海，准备在中途将其部解决。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都不愿孙殿英染指西北，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孙殿英久攻宁夏城而不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阵前倒戈，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又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发表他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过是空衔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倒地便拜，称蒋为“再生父母”。1939年，孙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县一带，所部改为新编第五军，以刑肇棠、康祥为副军长，归庞炳勋指挥。孙殿英尽力讨好庞炳勋，亲自为他熬制用海洛英和鸦片混合的烟膏，他利用庞炳勋的保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直接冲突；利用刑肇棠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八路军处解决一些服装、弹药。同时，他又和日本人暗中来往，为日后投敌作准备。在他的新五军军部附近，他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可谓“狡兔三窟”。

　　1943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孙殿英率部公开投敌，当了汗奸。之后，日军将他送到新乡，在新乡设伪新五军司令部。随后，日军要孙殿英诱降庞炳勋。孙殿英知道庞炳勋抽惯了自己特制的烟膏，必然会派人到镇上购买烟土，因此而将庞炳勋诱捕，庞炳勋投敌。日军给他们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庞任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均驻在新乡。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孙殿英又向蒋介石输诚，而蒋介石也需要利用汉奸部队，于是，将孙部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调动京汉线新乡至安阳间牵制八路军。这段时间，孙殿英勾结国民党控制运输飞机的要员，大做黄金买卖，发了一笔财。全面内战开始后，孙殿英部改编为第三纵队，驻防汤阴。孙殿英抓民夫，拆民房，构筑工事，积极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力。1947年春，解放军围儿汤阴，孙殿英据险顽抗，竟誓不投降，以为蒋介石会派兵替他解围。5月1日，解放军攻占汤阴，孙殿英束手就擒。

　　在刚被俘的日子里，孙殿英经常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蒋介石不仁不义。孙殿英一生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可以说是罪恶满盈，但共产党还是会念及他抗战时期曾有过好的表现，对他非常宽待，生活上给予照顾，不计前嫌。由于孙殿英感到彻底失败，精神沮丧，整日抑郁寡欢，加上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求医治病。这种人道精神和宽大为怀的行动，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这年秋天，孙殿英病重死去，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涯。

谈马家军阀，就应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清同治二年即1863年，甘肃河州（今临夏县）人阿訇马占鳌会合马悟真等回民首领，举行了反清的河州暴动，攻破河州，势力在甘肃迅速扩大。河州白藏乡人马海晏也参加了这场暴动。马海晏早年贫穷，靠在河州、兰州之间“驮脚”（畜力运输）为生，尚武，广交游。参加河州起义后，马海晏作战勇敢，不久即成为马占鳌的左右手。

　　1872年，左宗棠率湘军入甘肃镇压，在太子寺战役中，马占鳌先诱敌深入，后以“黑虎掏心”战术，一举打败了清军三十个营。在太子寺战役之后，起义群众要求乘胜攻取清军统帅左宗棠设在安定（今定西县）的大营时，马占鳌却主张投降清军，说：“打了胜仗，比打败了投降好得多。”马海晏亦力赞其议，但很多起义群众表示反对。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河州韩家集阳洼山村人马千龄出来说话，支持马占鳌降清。马占鳌是马千龄的同族侄女婿，看到有马海晏及马千龄等支持，便决计降清受抚。结果，左宗棠改编马占鳌部为马队三旗，委任马占鳌为三旗督帮，以马占鳌之子马安良（原名马七五，左宗棠赐名“安良”）为中旗正旗官，马海晏为中旗副旗官。此外，清廷又授马安良、马海晏七品军功顶戴。马千龄因劝降有功，被左宗棠称赞为“良回”，也受到重赏。就这样，马占鳌、马海晏、马千龄等用起义人民的鲜血给自己换取了“红顶子”和清廷的赏赐，从此成为了清廷的鹰犬，这也是“河州三马”的子孙们得以发迹的因由。

　　马占鳌降清以后，过了十余年即1886年死去，其职务由儿子马安良继任。马海晏有两个儿子：一名马麒，1869年生；一名马麟，1873年生。两兄弟自幼随父军中，熟习军旅生活。后来，马安良、马海晏这支马队并入董福祥的甘军。

　　再说马千龄，亦有两个儿子十分出众：次子马福禄，生于1853年，在1880年中武举人、武进士，使马千龄家更增添光彩；四子马福祥，生于1873年，从小随父兄习武学文，已显露出不凡的气度。

　　1895年，河湟地区（今甘肃临夏及青海东部黄河、湟水流域）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清起义。马海晏父子随清军参与了镇压。而马千龄父子也在家乡组织了民团“安宁军”，对抗起义军，曾解救被围清军总兵汤彦和。愤怒的群众将马千龄家宅院付之一炬，并到处“捉拿马进士家的人”，马千龄避走藏区，其子马福禄、马福祥则率安宁军辗转到兰州，被陕甘总督陶模收编为步骑两营，加入进攻河州之清军，不久，也归入了董福祥的甘军，马福禄任督带统领，马福祥任帮统。

　　1897年，清政府整治军队，编建精锐军，分中、前、左、右、后五军，由荣禄、聂士成、马玉昆、袁世凯、董福祥五人分别率领。不久，董福祥之后军奉调北京附近驻防，马海晏父子及马福禄、马福祥兄弟也随军前往。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马海晏、马福禄等曾参加廊坊之战，重创敌寇。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马海晏、马福禄等率河湟子弟守卫正阳门（今前门），与攻城之侵略军展开多日血战。8月13日晚，马福禄乘雨夜率敢死队袭击敌军，在激战中身亡。同时战死者还有其族弟马福贵、马福全等百余人。

　　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马海晏父子及马安良、马福祥等率众护驾。行至宣化，马海晏病死。马麒由哨官提升接任了其父的旗官职务。在晋南风陵渡过黄河时，马安良、马麒亲自掌舵，护驾过河，搏得了慈禧的赏识。在马安良、马麒、马福祥等的护卫下，慈禧和光绪总算平安逃到了西安。

　　由于护驾有功，不久，马麒升任花翎顶戴副将衔循化营参将，驻兵甘肃扎巴镇。其弟马麟也升任管带、都司等职。而马福祥，则升任甘肃靖远协副将，1904年又升任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1910年率所部昭武军移防宁夏。

　　辛亥革命爆发，陕西革命党人举行起义，陕西巡抚升允逃往兰州，与陕甘总督长庚组织“东征军”讨伐，并妄图迎銮西来，把西北作为重振清室的基地。当时，马安良出任精锐西军总统，马麒任帮统，马安良之子马廷勷 任分统。他们组织了一支有步兵五千、骑兵一千共二十四个营旗的队伍，镇压革命。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这支精锐西军也发生了分化，马安良父子及马麒、马麟兄弟都转而依附北洋军阀袁世凯，马安良出任甘肃提督，而马麒，则攫取了西宁镇总兵一职，从此，马麒兄弟抛开了依靠多年的马安良，另树一帜。

　　马安良父子也是马家军阀的一支，由于后来这支武装退出西北，在此，我们只作简略介绍。民国成立后，马安良出任甘肃提督。后来，马安良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中国国民党甘肃支部长。1920年，马安良病逝，终年65岁。马安良之子马廷勷 ，贡生出身，1913年8月任甘凉观察使。1914年后，任北京大总统府侍从武官。1918年后，历任凉州镇总兵、凉州镇守使，1924年7月，授北京政府将军府勖威将军。1926年，马廷勷 举兵反对冯玉祥，1928年10月在甘肃河州战败，逃往西宁。1929年赴南京投蒋介石，蒋介石任其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令其召集旧部未成，后被撤职，又去投靠冯玉祥，结果被冯玉祥杀于郑州（一说焦作）。马安良四子、马廷勷之弟马廷贤，1896年生，青年从军曾任西北军营长、团长、旅长，1928年11月与其兄马廷勷退往青海藏区，联合马仲英杀害许多无辜藏民。不久随马廷勷投蒋介石，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第一路纵队司令。1930年利用中原大战之机，率部回西北，攻下天水县城，自称西北回民联军总司令，屠杀县民数千人。1931年3月，其部接受改编，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陇南绥靖指挥。1932年1月与川军作战失败后逃往天津。抗日战争期间，马廷贤被日军委为“西北长官”，后一度去包头，又化装回天津，改名换姓藏匿于民间。1941年回甘肃河州。新中国成立后，马廷贤被人民政府逮捕，后获释出狱。1958年再次被捕。1959年10月病死。

　　再说马麒，于1912年8月出任西宁镇总兵后，着手创建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又多方罗致汉族官绅知识分子，组成自己的智囊团，开始了家庭割据事业。1915年，北洋政府裁撤青海办事长官，改设甘边宁海镇守使，统辖宁、海地区军政，马麒又当上了宁海镇守使，几年时间，马麒组织了一支有三十六个营的家庭武装，号称“宁海军”。宁海军由马麒及亲属马麟、马宝（堂弟）等指挥，他的儿子马步青（1898年生）和马步芳（1903年生）虽然尚还年青，但已在军中担任营长之职。

　　辛亥革命爆发后，马福祥在宁夏、内蒙一带镇压反清义军，后因大势所趋，也宣布“赞成共和”，民国成立后，出任宁夏护军使。这时，马福祥的左右手，是其侄马鸿宾及其子马鸿逵。

　　马鸿宾是马福祥之兄马福禄之子，生于1884年。马福禄在北京阵亡时，马鸿宾年仅十六岁，还在家乡练武习文。马福祥比先兄马福禄整整小二十岁，全由马福禄一手提携而发迹于军政界，为报答先兄之恩情，他一意栽培侄子马鸿宾，而马鸿宾亦少年老成，对叔父马福祥十分孝敬和尊重，马福祥更是喜欢。1905年，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成立西宁矿务马队，交由马鸿宾率领，这支小队伍以后发展成了马鸿宾的基本武装力量。1910年，马鸿宾随马福祥的昭武军到宁夏，任骑兵营营长，后任甘肃新军司令，授陆军少将衔。1921年初，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马鸿宾出任宁夏护军使（后改镇守使）兼新军司令，晋升陆军中将衔。

　　马鸿逵为马福祥之子，生于1892年。马鸿逵八岁时在西安行营中得见慈禧、光绪等人。十二岁由其父以一千两纹银捐得一“蓝翎知县”的虚缺。1909年，马鸿逵结束在家塾的中学学习，考入兰州陆军小学堂。1912年毕业后在其父部下任营长，后升任宁夏亲军统领。马福祥为了进一步依附袁世凯，于1914年将马鸿逵送到北京，担任袁世凯的侍从军官。袁世凯死后，马鸿逵又担任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7年7月，马鸿逵潜离北京，跑到天津，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年仅25岁的马鸿逵，当了讨逆军的中将参谋。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使其回宁夏扩编宁夏新军。1919年马鸿逵升任宁夏第五混成旅旅长。

二

　　在上一节，我们将马麒、马麟以及马福祥两大河州马姓家庭的发迹史作了介绍，并引出了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等后来威震西北地区的马家军阀。由于他们有各自的派别，难以合在一起来写，所以二、三、四小节，我们分别重点讲述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支马家军的发展情况。

　　1921年7月，马鸿宾出任宁夏镇守使，开始了对宁夏的统治。此时，马鸿宾的势力已比较壮大，所部除原有步骑十二营和使署卫兵马队一个营外，又新扩编了步兵三个团共七个营。当时，宁夏属甘肃管辖，甘肃共分八个镇，镇守使中汉人、回人各半，即陇东张兆钾，陇南孔繁锦，肃州吴桐仁，河州裴逮淮，宁夏马鸿宾，西宁马麒，凉州马廷勷 ，甘州马璘 （非马麒弟之马麟）。前四人为汉族军人，后四人为回族军人。甘肃督军，则是江苏人陆洪涛。马鸿宾凭着自己的势力，加上得到担任绥远都统的叔父马福祥的照应，能够统治宁夏数年。1923年12月，被北京政府授予将军府锐威将军。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有意联合西北回军势力，遂以马福祥为会办。马福祥慑于冯玉祥人多势众，只得表示依附，还将绥远都统一职让出。这样，马鸿宾也就成了冯玉祥隶下的宁夏镇守使。1925年9月，冯玉祥派部将刘郁芬代理其甘肃军务督办职务。1926年初，直、奉军阀联合攻打国民军，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乘机通电声讨刘郁芬，并联合陇南孔繁锦与刘郁芬开战。马鸿宾担心张兆钾取胜会危及自己利益，企图通电调解消弭战乱，想在平番召集各方会议。但由于张兆钾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会议无法开成，使马鸿宾十分尴尬，最后还是冯玉祥派孙良诚、梁冠英、吉鸿昌等打败了张兆钾。

　　1927年4月，冯玉祥取销宁夏镇守使建制，改马鸿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兼甘边剿匪司令。9月，冯玉祥又将马鸿宾第二十二师与郑大章骑兵师合建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由马鸿宾任军长，但郑大章师远在河南，马鸿宾实际上只掌握一个师而已。

　　1928年春，蒋介石复职后，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北上进攻奉系张作霖。马福祥预感到蒋介石的势力会不断壮大，所以设法靠拢蒋介石，希望将来在国民党内捞取更大资本。他趁蒋、冯率部北上之机，秘密离开冯玉祥，到徐州晋见蒋介石，陈述其“统一安定北方”大计，搏得蒋介石的好感。不久，即被蒋介石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等职。1929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这时，马福祥已站到蒋介石一边，他暗中策动了冯玉祥部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倒冯投蒋。而马福祥自己，也在马鸿宾的巧妙安排下，脱离了冯玉祥的控制，由陕西到达南京。7月，马福祥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青岛特别市市长，不久，又升任安徽省主席。

　　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倒冯投蒋，马鸿宾仍留在冯玉祥部。对马鸿宾，冯玉祥既使用又戒备。宁夏于1928年设省，冯部将领门致中、吉鸿昌先后任省主席。1930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冯玉祥要调吉鸿昌部到河南前线，派马鸿宾继任宁夏省主席，但只准带五个营及手枪队等约两千人回宁夏。马鸿宾回到宁夏后，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对众多的地方杂牌部队进行安抚和打击，暂时稳定住宁夏的局势。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战败，当时，马福祥已升任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鸿宾因马福祥的关系，不仅为蒋介石所谅解，而且立即被委任为暂编第七师师长兼甘凉肃边防司令，接着又命代理甘肃省主席。1931年1月15日，马鸿宾赶到兰州就职。

　　马鸿宾为了巩固宁夏的地盘，只带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手枪营赴兰州，中途又让步兵团驻扎靖远，只以约两营兵力进入兰州。驻守兰州的西北军暂编第二旅旅长雷中田，表面归附蒋介石，实际上还秘密受冯玉祥的指使，有电台与冯保持联系。马鸿宾到兰州以后，由于不善理财和处理各方关系，渐渐与甘肃的地方大绅以及省保安司令马麟等发生矛盾，以致政令不出省城，陷于孤立地位。冯玉祥密令雷中田，准备发动政变，在兰州夺权，一举而推翻马福祥在甘、宁两省的势力。8月初，马鸿宾正式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省主席。这时，由蒋介石派往甘肃视察国民党党务的视察员马文车，富有政治野心，和雷中田相勾结，企图取马鸿宾而代之。8月25日，雷中田、马文车发动政变，率部队封锁城门，扣押了马鸿宾，并组织了甘肃临时政府，马文车为主席，雷中田为保安司令。此事，史称“雷马事变”。

　　雷马事变发生后，马福祥即在南京积极活动解救马鸿宾。这时，蒋介石也电令雷中田、马文车释放马鸿宾。这时，马麟已回到青海省任主席，也出面调停。临时省政府成立后，雷中田实力有限，难以左右局势。正当他骑虎难下之时，原北洋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由四川突然到兰州活动，力劝雷中田释放马鸿宾，以捞取政治资本。雷中田、马文车见有台阶可下，同意放人，条件是马鸿宾率部回宁夏。11月9日，由吴佩孚出面宴请兰州各界要人，特邀马鸿宾参加，既宣布已获释，又表示饯行。蒋介石深恐吴佩孚利用甘肃政局东山再起，遂令军队进攻兰州，雷中田、马文车、吴佩孚仓惶出逃。1932年，蒋介石任邵力子当甘肃省主度，渐渐控制了甘肃。

　　马鸿宾获释回到宁夏后，集中精力整顿部队，扩充兵力，企图再主政宁夏，但蒋介石不允许。后来，蒋介石发表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而马鸿宾则前往河南任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借故仍留在宁夏。1932年8月，马福祥在涿州琉璃河旅途中病逝。马福祥病逝后，马鸿宾、马鸿逵在国民党中央失去了靠山，而蒋介石也深恐“诸马”在西北坐大，想法让他们与地方军阀火并而相互消灭。1933年冬，蒋介石命令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部前往柴达木屯垦。孙殿英数万之众西进，使西北诸马感到威胁。蒋介石派往西北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也从自身利益着想，暗中指示三马合兵堵截，阻止孙部进入西北。1934年春，马鸿宾、马鸿逵与马步芳、马步青联合起来和孙殿英在宁夏打了一场大仗，史称“四马拒孙”战役，双方损失惨重。三个月之后，孙殿英退归太原，所部三万余人由胡宗南、阎锡山整编。

　　1935年和1936年，马鸿宾奉蒋介石的命令，率第三十五师移防陇东，参加堵截和追击北上陕西的红军。马鸿宾指挥部队先后与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团及红军西征军进行了多次交锋，但都损兵折将，屡次被红军打得大败。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家军也参加了抗日战争。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为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第八十一军下辖马腾蛟第三十五师、马献文独立第三十五旅及马培清骑兵团。1938年5月，马鸿宾兼任绥西防守司令，率部在狼山、乌拉山一带与敌军激战。1939年至1941年，马鸿宾部驻防在伊克昭盟北部达拉特旗、黄河南岸滩地及沙窝地带、新民堡等地，与日寇进行大大小小无数战斗，给日寇及伪蒙军沉重的打击。1942年，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马鸿宾被任为副总司令，驻防在包头之南。1943年，马鸿宾率部撤回宁夏休整。

三

　　马鸿逵是马福祥之子，1912年马鸿逵二十岁时，已在其父部下任营长，继升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马福祥为了讨好袁世凯、黎元洪，将马鸿逵送到北京先后当袁、黎的侍从武官。由于有这一段经历，马鸿逵对统治阶级最高层官场的活动颇多了解，渐渐养成了奸谋善变的性格。1917年7月，马鸿逵跑到天津投靠段祺瑞，参加马厂誓师。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使其回宁夏扩编宁夏新军。1919年，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

　　马鸿逵虽然投靠皖系段祺瑞，获得了一定的权势，但是，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马福祥、马鸿逵一直保持中立，直系获胜后即倒向直系，想攫取甘肃督军一职，但未成功。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都想拉拢马福祥父子，但马氏父子模棱两可，待直系取胜，即通电讨伐张作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权衡利害，也尾随冯玉祥撤退，把部队带到北京。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父子迫于冯军势力，对冯玉祥表示顺从。马福祥还将绥远都统一职交给冯玉祥手下大将李鸣钟，自己只担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冯玉祥为安慰马氏父子，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任总司令，率部进军甘、陕，参加了西安解围战。1927年初，马鸿逵部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马鸿逵任军长。5月，冯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马鸿逵部亦参加了战斗，他的骑兵由龙门以南登封通过京广线，迂回到开封以东，破坏陇海铁路，切断奉军后援，使冯玉祥部占领郑州、开封。此后，马鸿逵部又被调往山东一线作战。

　　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很深，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开始酝酿。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开始既怕冒犯冯玉祥，又不敢贸然投靠蒋介石。但是，随着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恶化，马氏父子决定向有英、美作后盾的蒋介石输诚，表示“决不参加背叛中央之任何军事行动”。5月，冯玉祥决定反蒋，命所部由山东、河南向郑州、洛阳集中。马福祥策动马鸿逵，从山东回到开封后，即与韩复榘密议反冯投蒋之事。然后，两部兵马集中洛阳，联合石友三、庞炳勋等通电拥护“中央”，维持和平。韩、马、石、庞的倒戈，打乱了冯玉祥的作战计划。

　　马鸿逵公开投靠蒋以后，为摆脱冯玉祥的围追，率部东走郑州，沿途炸毁桥梁，使冯军无法追击。马鸿逵控制了郑州，获得了大批军火、粮草。冯玉祥见追击无效，则屡电马鸿逵，好言劝慰，望其回心转意。蒋介石闻讯，即派出钱大钧、贺耀祖、邵力子等前往郑州宣慰，给马鸿逵带去百万元重赏。其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召见马鸿逵，款待的宴会十分隆重，宋美龄及各院、部长均出席。之后，蒋介石又拨款几十万元补充马鸿逵的部队，至此，马鸿逵便铁了心投靠蒋介石。不久，马鸿逵部奉蒋介石之命调驻徐州。同年12月，唐生智联合韩复榘反蒋，韩复榘争取马鸿逵支持。马鸿逵表面应诺韩的要求，暗中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一切。蒋介石一面设法分化唐、韩的联系，一面急调大军进攻唐生智并将其击败。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担心冯玉祥旧部马鸿逵、韩复榘会被冯玉祥重新拉过去，所以尽力拢络马、韩。他将马鸿逵部正式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又发表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最后，马鸿逵等协助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蒋介石论功行赏，马鸿逵增加了两个旅的编制。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许晶、漯河一带，参与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行动迟缓，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后来，马鸿逵部又丢失了鸡公山，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大为震怒，派兵包围了马鸿逵设在信阳的总指挥部。后经马福祥出面斡旋，刘峙才撤兵罢休。

　　1932年8月，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在涿州琉璃河旅途中病逝。马鸿逵失去了靠山，刘峙乘机压迫他，要将他逼离河南。于是，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河南的部队基本不动，由马鸿宾接带，马鸿宾在宁夏的部队则交马鸿逵，双方互换番号。马鸿逵借蒋介石允许他可带直属部队返宁夏为理由，连夜选拔精壮，密藏优良武器，乘寒冷冬日，将部队运往包头，再由包头步行，星夜兼程进程宁夏。留在河南的士兵，仅剩一些老弱病残而已。马鸿宾知道这个情况，也托词不去河南而留在宁夏。二马的关系原来就不好，马鸿逵一向不满父亲悉习栽培堂兄马鸿宾而忽视自己。马福祥在世时，还可以调和兄弟俩的关系，但马福祥去世后，尤其是二马同处宁夏，彼此之间为地盘和军饷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后，马鸿宾部仅驻在甘肃固海一带。

　　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宁夏可以说是马福祥家庭的“领地”，民国成立后，马福祥就出任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继任宁夏镇守使和宁夏省主席，现在，又由马鸿逵主政宁夏。马鸿逵上任之后，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而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无非是“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一万二千，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的部壮大至数万之众。为了独自控制地方政权，马鸿逵处处安插亲信，他以军管政，以政管党，俨然成为“宁夏王”。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 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4年初，孙殿英在蒋介石诱使下，移兵西来，声言借宁夏前往就任其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之职。马鸿逵深恐孙殿英到来夺取了自己的地盘，于是联合马鸿宾及青海马步青、马步芳兄弟，全力阻止孙殿英西进，爆发了四马拒孙之战。四马一方面说动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请求蒋介石收回成命，另一方面调集大军，严阵以待。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收回成命，拒孙之战全面展开。马鸿逵以重金收买了几个孙军将领，孙殿英部队全线动摇，孙殿英不得不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这时，阎锡山出兵截击孙军后路，何应钦指挥五省兵力进剿。孙殿英只得宣布离开部队，余部三万余人被阎锡山、胡宗南收编。马鸿逵借拒孙之战，增编了三个团级警备大队，以及收编了孙殿英之杨干卿旅，实力大增。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使蒋介石很满意，决定亲自飞往宁夏，布置防务。马鸿逵即赶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在省城中山公园内专修“怀远楼”，以宣扬蒋介石“关怀”边陲省份。蒋介石到宁夏后，马鸿逵亲自担任守卫，竭尽忠诚。蒋介石走后，马鸿逵立即划分全省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但很快被红军逐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逵、马鸿宾两部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出任第八战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然而，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马鸿逵将宁夏省政府和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合在一起办公，其属下每天早上依次向他问安、汇报请示，马鸿逵则高坐在太师椅上，他的办公桌旁不另设椅凳，召入者只能站着说话。马鸿逵因事外出，军政事务则由其次子马敦静代行。抗战八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过了八年土皇帝的生活。

四

　　如果说宁夏是马福祥父子的“领地”，那么，青海就是马麒父子的“独立王国”。马鸿逵被称为“宁夏王”，马步芳也被称为“青海王”。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离京西遁，马海晏、马麒父子参与护驾。途中，马海晏病逝，马麒接任父亲的旗官职务。由于护驾有功，马麒、马麟兄弟受到清廷的赏识，率部回甘肃驻扎。民国成立后，马麒、马麟兄弟投靠北洋军阀，马麒攫取了西宁镇总兵一职，1915年，又改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建立了一支号称“宁海军”的家庭武装。

　　马麒之子马步青，1898年生，自幼随父入军旅，马麒建立宁海军后，十七、八岁的马步青出任马队管带。马麒另一儿子马步芳，1903年生，自幼在家中成长，九岁时被送到西宁东关清真寺当“满拉”（学习经文的小学生）。年纪稍大些，马步芳看到兄长马步青挎枪佩剑，前呼后拥，何等威风，与自己在清真寺的孤单生活形成强烈对照，他当然不安心于在寺院学经，一再请求父亲安排军职。终于，1917年，马麒让十四岁的马步芳给马步青当了帮带，不久，升任步兵第十五营管带。1920年，17岁的马步芳转任骑兵营长。

　　马步芳进入军中以后，很快便表露出他的军事才能以及政治手腕，虽然年纪轻轻，但已深得马麒的信任。马麒为了巩固势力，把老巢河州与西宁联成一气，令马步芳驻兵河州与西宁之间的重镇化隆。马步芳到化隆后，招兵买马，仿照新式方法训练部队，练成了一支自己的“孩儿军”。他利用民族、宗教关系，使用“以教治回”、“以回制汉”、“以藏制藏”等统治手段，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渐渐，马步芳在他的兄弟之中已取得领导地位，连马步青也要让他三分，别的兄弟只有受他的指使。例外的是他有个堂弟叫马步英（1909年生），也是个年少有为的军官，后因与马步芳闹矛盾，一怒之下离队出走，另立门户，甚至把名字也改为马仲英。

　　1925年3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麒父子也不得不依附冯玉祥，以保住西宁镇守使的职位。1925年9月，冯玉祥派部队刘郁芬代理其甘肃军务督办职务。1926年初，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联合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乘直、奉军阀攻打国民军之际，起兵攻打刘郁芬，马麒父子没有参与起事。1927年6月，年仅十八岁的马仲英成立黑虎吸冯军，自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同年冬，刘郁芬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再次入甘。1928年5月，马仲英在凉州马廷勷 、甘州马璘 等地方军阀的支持下，发动了河州事变，率军围攻河州，与刘郁芬展开大战。这时，马麒已被冯玉祥任为国民军暂编第二十六师师长，仍驻防西宁，对马仲英发动河州事变，马麒父子也没有支持。刘郁芬从陕西调来孙连仲部参战，将马仲英击败。11月，马仲英率部退出甘肃，转入青海。河州事变后告一阶落。河州事变后，甘肃自民国初年来八镇割据的局面结束了。

　　马麒父子虽然没有参与河州事变，然而，冯玉祥却以追击马仲英为由，命令孙连仲部挺进西宁，马麒父子极不情愿，但亦无可奈何。孙连仲到达西宁后，马麒迫于形势，交出大权，西宁政局遂由国民军控制。同年12月，国民政府决定宁夏、青海分别建省，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马麒只能省个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对此，马麒父子采取忍耐的态度，马步芳极力拉拢孙连仲部将高树勋，很快得以从团长升任旅长，并允许扩编宁海军。1929年，马步芳在化隆、循化大肆招兵，组编了三个团，两个独立营，实力大增。

　　1929年10月，冯玉祥调孙连仲部东移，准备参加中原大战。孙连仲、高树勋离开青海前，将马步芳调入西宁，并让马麒代理青海省主席一职。1930年1月，马麒被正式任命为青海省主席，实现了马麟父子要控制青海全省的愿望。马麒出任省主席后，马麟则任甘肃省保安总司令，马步青任旅长，而马步芳则出任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

　　中原大战中，马麒虽派出马步青一旅随冯玉祥部参战，然而，他也在暗中与蒋介石联系，为自己铺设后路。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反蒋失败，马麒父子立即通电拥蒋，又请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终因青海鞭长莫及，也很快承认了马麒父子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马麒父子投靠蒋介石后，积极为蒋介石效劳，马步芳以他在西宁所组编的青海暂编第一师，向国民军的余部进攻。1931年4月，马步芳又率部众，追剿马仲英部。马仲英节节溃败，最后走避新疆。

　　1931年8月5日，马麒在西安病逝。青海省地方官员黎丹等人推举马麟继任省主席，但马步芳虽只有二十八岁，也谋图其父的地位。不料，南京方面传来消息，蒋介石打算接受于右任建议，准备让青海民政厅长王玉堂暂代省主席。在此时刻，马步芳权衡利害，不想先辈创立的基业拱手让人，于是与青海官员以联名推荐形式，举马麟继任。终于，蒋介石任命马麟继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任新编第九师师长。

　　马麟虽然当上了省主席，但青海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马步芳、马步青之手。马步芳一边扩充军力，一边与叔父争权。马麟深知其侄儿心狠手辣，难以与之争锋，只有处处回避。1932年初，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胡宗南深感马步芳势力日增，决心剪除。马步芳为了阻止蒋介石、胡宗南进占青海，利用玉树藏僧和青海商人因货物价格问题发生纠纷之机，故意扩大事态，迫使藏僧转请昌都藏军于6月进入玉树地区，爆发了青藏战争。由于马步芳大造舆论，故意造成紧张局势，蒋介石只得命令马步芳出兵反击藏军。双方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至10月初，藏军全线溃败，马军逼进昌都，并与四川刘文辉部联合出击，进军昌都，藏方被迫要求停战。1933年4月10日，藏方与南京政府签订了《青藏和约》。青藏战争不仅使马步芳渡过难关，而且还巩固了他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青藏战争刚结束，马步芳又遇到孙殿英率部前来“开发”青海柴达木的威胁。青海是马步芳兄弟的一统天下，当然容不得孙殿英来占去一部分地盘。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以及甘肃省主席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都担心孙殿英到来会惹起事端。于是，四马联合朱绍良发起拒孙之战，于1934年3月将孙殿英打败。拒孙之战后，马步芳又派人到何应钦、朱绍良等处活动，使其新编第九师扩编为新编第二军，下辖一师两骑兵旅，兵力增至二万五千余人。

　　1935年下半年，红军长征到达川、康时，蒋介石急令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阻击红军，马步芳为了保存实力，守住青海，采取了消极敷衍的态度。但是，到了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时，马步芳唯恐青海有失，倾其所部对西路军围追堵截。在这场河西战役中，西路军与马步芳部进行了连场血战，伤亡惨重。1937年4月，二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七百多人，从安西星星峡进入新疆。马步芳杀害了数不清的西路军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西路军俘虏三千二百多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河西战役期间，马步芳趁机扩充实力。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马步芳，1937年夏将其部扩编为第八十二军，下辖一00师和三个骑兵旅。同时，也将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扩编为骑兵第五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马步芳、马步青的叔父马麟虽然担任省主席，但却是有名无实。1936年，马麟干脆跑到上海、南京访问，并远赴阿拉伯之麦加朝圣，其省主席一职由马步芳代理，到1937年才归国。终于，1938年3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马麟只挂了个国民政府委员的空衔。1941年后，马麟干脆卸职作了寓公，1945年1月26日病逝。

　　抗日战争期间，马步芳对抗日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却集中精力巩固和发展自己在青海的统治力量。抗战初期，蒋介石令马步芳派出一个骑兵师上前线，马步芳不动用自己的队伍，却从马步青骑五军中要一旅又一团人马，再补充一些民团，组成一个八千人的骑兵师派往前线应付。1943年7月，第八十二军与骑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马步青分任正副总司令。1944年春，马步芳把八十二军军长一职交给儿子马继援接任，乘机劝说马步青把骑五军军长一职交给处甥马呈祥。马步青不知是计，表示同意。但马步青交权后，逐渐受到马步芳的冷落，成了个光杆副司令。最后，马步青只好以养军鸽为消遣，不久，带了一营老弱残兵去察汉乌苏开垦，转而到重庆向蒋介石投状“控诉”马步芳，但已无被于事，只挂了个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的空衔。这样，马步芳实际吞并了马步青的骑五军。1945年，马步芳派马呈祥率骑五军进入新疆，向新疆发展。

五

　　在二、三、四这几小节中，我们分别介绍了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这三支马家军阀武装的形成、发展过程。从前四小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而发家的，他们先后依附和效忠清政府、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他极力拉拢西北三马为打内战而效命，先后任命马鸿逵、马鸿宾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为张治中），对马步芳，他拨给了一个整师的美式装备。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三十四个旅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三马亦奉命派兵参与行动，其中马鸿宾部一个团在环东县的将台被西北野战军围俘；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部攻下了合水等地。同年7、8月，蒋介石计划成立陕甘宁边区剿总司令部，以马鸿宾为总司令，马鸿逵、马步芳为副总司令，希望促成三马合作进攻陕北的局面，但是，三马矛盾重重，互不相服，这事终无结果。

　　随着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军事上的失败，西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此时，三马亦开始了分化。马鸿宾于1948年7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第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惇靖接任。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惇 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是，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成了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二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座，虽然在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之际，二马仍不放过这一机会。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时兼代理军政长官职务。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理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当然，黄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马步芳的实力胜于马鸿逵，这也是李、阎任用马步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比马步芳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的实力终逊一筹，只得让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君子协定”：马鸿逵保举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并且将宁夏兵团开赴陇东，与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兵联合作战，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以保住甘宁青。于是双方各怀鬼胎分了手，马鸿逵回到兰州后，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保举了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一面电令宁夏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出兵陇东，与青海兵团组成宁夏联合兵团合力进攻陕西。

　　5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明令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不久又实任）。马步芳率领自己的一套班底从西宁赶到兰州上任，原长官公署的要员几乎全部撤换，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完全把马鸿逵撂到一边。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夏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结果，很快丢失了长武、泾川、平凉等重镇。

　　面对这种局势，李宗仁、阎锡山经商议认为，西北只有二马还有点力量，不笼络住马鸿逵，马步芳的势力更孤立，于是决定让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得知这消息十分高兴，即去电次子、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敦静，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马鸿宾之子）以及一二八军军长、宁青兵团副指挥官卢忠良，要他们死守住宁夏的门户固原和瓦亭，为自己争回面子。然而，就在8月1日马鸿逵正式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当天，宁夏兵团及各部阵地相继被解放军摧毁，卢忠良下令全军后撤，向宁夏溃逃。解放军乘势向西挺进，直压兰州地区。

　　李宗仁、阎锡山为消除二马之间的对立情绪，挽救西北危局，电召马步芳到广州，在爱群酒店安排与马鸿逵见面，又请出马全钦（马占鳌孙、马安良之子）从中说合调解，二马因解放军大兵压境，处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归于好，甚至还抱上古兰经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次日一起乘飞机回兰州。然而，到晚上，马鸿逵即后悔，担心跟马步芳去了兰州，会被当作人质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顾马全钦的劝阻，坐飞机直飞回宁夏。随后，马步芳亦飞回兰州。

　　马步芳回到兰州后，积极部署兵力，将全部精锐部队四、五万人马，凭借兰州南北二山上的国防工事固守。8月20日，解放军在兰州城外会合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发动了兰州战役。马步芳请求胡宗南部从汉中来援，尤其派出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后。这时，马鸿逵故意刁难，讨价还价，马骥知事不谐，迳自飞往重庆逃命。不过，马鸿逵还是命令马全良率领一支刚刚拼凑起来的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再携眷逃往重庆，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升任西北军政副长官）指挥。2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26日，兰州即告解放，马步芳四、五万人马被歼灭，马继援率少数亲信逃往西宁。9月5日，西宁亦解放，马步青、马继援亦逃往重庆。马步芳进入新疆的骑五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决意死守宁夏。然而，9月1日，蒋介石电召马鸿逵到重庆。马鸿逵将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马敦静，匆忙飞到重庆。原来，蒋介石打算把宁夏部队调往四川，马鸿逵当然不愿意。但不几天，马鸿逵长子、骑兵第十师师长马敦厚携眷从宁夏飞到重庆，告之宁夏败局已定。9月19日，马敦静也逃到重庆。就在这一天，宁夏的马鸿逵部队在马全良、卢忠良率领下宣布起义。同一天，马鸿宾及其子马惇靖、马惇信率第八十一军与解放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独立第二军，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至此，西北马家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

　　还须交待西北三马的最后踪迹。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60年10月20日，马鸿宾在兰州病逝。

　　1949年9月底，马鸿逵及其妻妾儿子飞到了台湾，马鸿逵即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台湾当局发表给予他“撤职查办”的处分。马鸿逵心灰意冷，决定出走。他先把四姨太刘慕侠送到香港“治病”，不久报称病危，马鸿逵以此请假离台赴港，接着“赴美就医”，以后长期居留美国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在洛杉矶病逝。

　　1949年9月下旬，马步芳及马步青、马继援等飞到了台湾（后马呈祥也到了台湾）。到台之前，马步芳已因“擅离职守”受到“撤职议处”的处分。到台后他预料会有不利，于是以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几位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移居沙特阿拉伯。1957年，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川系军阀是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其来源可追溯到清末编练的四川第十七镇新军。1901年，清朝政府废除绿营制度，建立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后来的师）。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制康藏地区，决定编练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三个镇。四川不仅负担三个镇的全部经费，每年还要定额接济邻省：西藏一百万两，云南五十万两，贵州四十万两，甘肃、青海各三十万两。为了培养军事人材，四川先后派遣周道刚、徐孝刚、胡景伊、张毅、刘鸿逵、徐海清六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同时，四川相继设立了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官弁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培养中下级军官。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四川计划编练的三镇新军的任务并未完成，仅编成了第十七镇。

　　1911年武昌起义前，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四川人民是这场运动的主角。1911年5月，清政府假借铁路国有名义，将民办的川汉、粤汉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了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反对，四川尤为激烈。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当场成立保路同志会，推选立宪党人蒲殿俊（四川广安人）、罗伦（四川西充人）为正副会长，各县保路同志会亦先后成立，很快发展至数十万人。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至8月下旬，保路运动发展为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同盟会会员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然而，当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四川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加下革命党人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及会党众多，斗争分散，未能迅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革命政权。直到11月22日，重庆地区同盟会首领杨庶堪（四川巴县人）、张培爵（四川隆昌人）、谢持（四川富顺人）联络新军军官夏之时、林绍泉、朱之洪等起义成功，才建立起蜀军政府。杨庶堪谦让都督，仅负顾问名义，由张培爵出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川南、川北、川东相继发起起义。革命党人发动民军包围省会成都，因赵尔丰指挥清军顽抗，成都未能攻下。这时，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伦等决定同赵尔丰以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谈判结果：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以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以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浙江山阴人）为副都督并统领军队。11月27日，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然而，革命党人对蒲、赵妥协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甚为不满，重庆蜀军政府商议组织西征。而在成都，蒲殿俊和朱庆澜实际上也无力控制局面，新政权极其软弱无能。12月8日，蒲殿俊和朱庆澜在东校场阅兵，突然军队哗变，蒲殿俑和朱庆澜仓惶逃离成都，成都城中秩序大乱。这时，军政部长尹昌衡急脱身出城，驰往凤凰山找第六十三标标统周骏和营长宋学杲。周、宋即率部入城平乱。平乱后，由军官和士绅共推尹昌衡为都督，罗伦为副都督。

　　尹昌衡，字硕权，四川彭县人，1884年生。1902年入四川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任广西陆军小学堂监督。1910年返回四川，历任军事编译局总办、督练处会力、代理陆军小学堂总办等。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出任军政部长。尹昌衡因平乱有功，被推为都督后，立即着手组织军政府，由周骏任军政部长，其他各部门首脑由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分子分任之。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原第十七镇为第一师，宋学杲为师长；整编同志军为第二师，彭光烈为师长；整编原巡防军为第三师，以孙兆鸾为师长。这时，赵尔丰仍盘踞旧督署，擅发告示，并暗中召边军入省，妄图夺权。尹昌衡遂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逮捕赵尔丰。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包围旧督署，将赵尔丰抓获，拉到明远楼下宣布其罪状，枭首示众。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四川就出现了成、渝两个军政府并存。尹昌衡曾打算武力统一，蜀军政府也曾邀滇军入川帮助统一，后经各方调解协商，尹昌衡放弃武力统一，滇军也退出四川，双方于1912年1月派代表会商，于2月2日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这样，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4月，尹昌衡即改编川军为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周骏，第二师师长彭光烈，第三师师长孙兆鸾，第四师师长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这里要简介刘存厚、熊克武两人。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1885年生。早年就读四川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归回后，任云南讲武堂战术教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援川滇军总参谋，率两梯团进驻叙府、泸州和自贡盐场。滇军回师，四川军政府成立，所部改编为川军第四师，驻叙、泸一带。熊克武、字绵帆，四川井研人，1884年生。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年12月回国，在四川各地密谋武装起义。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在上海任蜀军北伐军总司令。1912年3月返川，任蜀军第一师师长。4月，所部改编为川军第五师，驻重庆地区。

　　对新改编的川军五个师，尹昌衡交给胡景伊统辖，让他出任川军军团长。胡景伊，字文澜，四川巴县人，1878的生。1901年官费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1903年毕业回国，任四川武备学堂教官。1907年调任云南新军督练处参议官兼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及云南讲武堂总办。1909年，云南布政使沈秉堃 调任广西巡抚，胡景伊亦随调广西任新军协统，1911年广西起义时潜回四川，受重庆蜀军政府聘为顾问，并委为代表与滇军谈判。后经往成都，投靠尹昌衡，受到重用。四川统一后，胡景伊被委为军团长，统辖各师。不久，重庆镇抚总长夏之时辞职出国留学，胡景伊兼任镇抚总长。

　　尹昌衡、胡景伊以及除熊克武外的四个师长，都是四川武备学堂的教官或毕业生。四川武备学堂是四川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堂，其毕业生分配到四川新军，渐渐成为川军中、上级军官。尹昌衡、胡景伊掌握了军政大权后，更进一步安置和重用武备生，以至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开始形成了武备系。武备系是当时川军中唯一的派系。军中设有武备同学会以相联系，首脑人物为尹昌衡和胡景伊等。

　　1912年夏，因西藏发生暴乱，危及四川，都督尹昌衡电告北京政府，自请督师西征。袁世凯准如所请，委尹昌衡为征藏军总司令，由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尹昌衡亲征藏边，平息了边境骚乱，驻扎在川西。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孙中山决定领导国民党人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由于尹昌衡加入了国民党，袁世凯担心他也加入讨袁行列，便蓄意扶植共和党籍的胡景伊，而胡景伊也趁机投靠袁世凯。1913年6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解除了尹昌衡的川督职务，任为川边经略使。

　　四川革命党人对此事十分愤恨，派出吕超等赴安雅安见尹昌衡，密邀他返省复政讨袁。尹昌衡于7月3日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觉寺。但是尹昌衡不敢复政反袁，在袁世凯的严令催促下，于7月底又返回川西。二次革命后，尹昌衡还是遭到袁世凯构陷下狱，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出狱，一度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归隐成都，以著书自娱，1952年病逝。

二

　　1913年6月，胡景伊被袁世凯任为四川都督。其时，正处在二次革命酝酿和爆发之际，胡景伊秉承袁世凯的旨意，镇压四川的革命党人。首先，他企图编遣由革命党人组成的驻重庆的熊克武第五师。第五师是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由川籍军校学生组建的蜀军演变而来，革命性较强。熊克武面临胡景伊的压迫，是否起兵反袁还犹豫不定，但重庆革命党人和第五师的旅团官兵群情忿怒，要求起兵，熊克武才最后下了起兵的决心。由于当时江西、南京、上海等地的讨袁战争败局已定，重庆革命党人决定西上讨胡。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重庆是二次革命最后宣布独立的重要地区。

　　熊克武成立重庆讨袁军总司令部，下设民政部、军政部。熊克武任总司令，杨庶堪任民政部长，刘植藩任军政部长兼参谋长，但懋辛任副参谋长兼督中路之师。讨袁军由原蜀军两个团，川军第五师两个旅共九千人合编为四个支队，一个川江水师，一个炸弹队。龙光、吕超、李树勋、刘植藩分任四个支队司令，余际唐任川江水师司令，曾子玉、颜德基分任炸弹队队长。讨袁军计划兵分三路，由第一支队取中路经永川、荣昌、隆昌，进取泸州；由第二支队扼守合川，防御北路；第三、第四支队防御南路，分拒滇、黔军。

　　与此同时，胡景伊令驻泸州的第一师师长周骏发兵进攻重庆，由王陵基模范团及川军第二、第三师编组为一支队，由北路南下，由第四师师长刘存厚编组一支队沿江东下。8月12日，袁世凯又命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翙 、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派兵合攻重庆。四都督遵令拨队援川。

　　战争开始后，两军在隆昌、泸州一线展开血战。开始讨袁军节节胜利，几乎攻下泸州，但终因兵力不足，伤亡严重。9月后，刘存厚部攻克资中、内江，王陵基部占领南充、定远、合川。与此同时，黔军黄毓成部占领綦江，逼近重庆，滇军叶荃部进至宜宾，陕军张钫部后临夔州。大本营重庆告急，吕超、余际唐率部还救，但熊克武等已于9月11日被迫撤退。9月12日，黔军占领重庆。川军等杀戒大开，讨袁军或被杀，或逃亡，很快瓦解。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同时，整个二次革命战争也完全沉寂。

　　胡景伊投靠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重庆起义，本以为可以稳坐川督的宝座。然而，其后，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考虑到滇、黔两省会反对，特派自己的亲信陈宦于1915年3月以会办四川军务、四川巡按使的身份赴四川坐镇。而胡景伊则被调到北京，任参政院参政，授以将军府毅武将军，从此失势。抗日战争期间，胡景伊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解放后病逝。

　　陈宦是湖北安陆人，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及日本士官学校。清末曾任武卫前军管带，四川新军协统、云南新军协统、云南讲武堂堂长、奉天督练公所总参议、新军第二十镇统制等。民国成立后，任参谋次长，授以将军府成武将军，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5年5月底，陈宦受袁世凯派遣，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以会办四川军务、四川巡按使的身份到达成都，后出任四川将军（都督改称将军）。

　　陈宦到达四川以后，控制了全部川军及全省政务。8月，帝制运动开始后，陈宦多次通电恳请袁世凯“迅择吉辰，举行大典”，是袁世凯称帝的积极支持者。同年底，蔡锷逃离北京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1月，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中路主力军经贵州毕节入川，进攻纳溪、泸州。陈宦急令川南镇守使伍祥祯等部抗击护国军，同时急电袁世凯派兵增援。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由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统一指挥入川的北洋军。

　　护国军入川以后，连战皆捷，1月21日击败伍祥祯旅，占领叙州，并向泸州进逼。由于护国战争声势浩大，护国军在四川节节取胜，使得部分川军将领也决定倒戈反袁。1月31日，刘存厚在纳溪宣布加入护国军，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3月间，滇、川护国军与张敬尧、曹锟、陈宦的北洋军在泸州、纳溪一线展开连场血战。泸纳之战在上一章中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在战争的过程中，四川人纷纷组织起来，支援护国军，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国民党籍的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等组织四川义军，配合护国军作战。到3月中下旬，护国军攻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在这种形势之下，四川将军陈宦不得不求蔡锷停战议和，以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5月22日，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和袁世凯断绝关系。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陈宦为川军及四川人民所迫，无法留任，只得率部出川，蔡锷出任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长。不久，蔡锷因病赴日本治疗，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这样，四川落入滇、黔军阀的控制之中。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的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4月24日，罗佩金战败退出成都，北京政府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由戴戡暂代。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刘存厚与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1917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为四川督军。

　　周道刚，字莑 池，四川双流人，1877年生。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3年回国后，历任四川武备学堂教习、四川新军管带、标统、代理协统、四川陆军小学堂监督等。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咨议、川军第一师师长等，是继尹昌衡、胡景伊之后，川军武备系首脑之一。周道刚出任四川督军不久，云南军阀唐继尧借护法之名；发动了靖国战争，率滇黔联军进攻四川。12月3日，周道刚与四川查办使吴光新战败撤出重庆，周道刚率残部败走永川、资中，从此脱离军界。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在成都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1918年2月20日，川滇黔靖国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2月25日，唐继尧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3月，孙中山正式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

　　熊克武虽然出任督军之职务，但是，当时四川已在唐继尧的控制之下，滇黔军将领占据了重要职位和地区，如赵又新任四川军务会办，王文华任重庆镇守使，顾品珍任叙泸镇守使，叶荃任夔万镇守使等，熊克武实权不多。唐继尧为了牢固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于1918年9月以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到重庆召开了联军会议，并抛出一份《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对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感到难以接受，拒绝在上面签字。唐继尧暂也无奈，只得于10月8日离开重庆返昆明。上述刘罗之战、刘戴之战以及靖国战争等，均在前两章中详述过，此处只作扼要勾勒。

三

　　川军武备系首脑人物前期为尹昌衡、胡景伊等，后期主要为周道刚、刘存厚等。自从靖国之役周道、刘存厚相继被逐出四川，武备系已日渐没落。在1918年及1919年间，主政四川的，是以熊克武、杨庶堪为首的国民党势力。然而，四川国民党势力却又分裂为“九人团”和“实业团”两个派别。两派不断磨擦斗争，终于爆发了倒熊之战，实业团失败被逐出四川。

　　九人团是指四川国民党内以熊克武为首的派别。成员有熊克武、但懋辛、李蔚如、喻培棣、余际唐、张冲、吴秉均、刘光烈、龙光等九人。九人在早年均留学日本东京，因都是同学、同乡，过往甚密，遂被大家称为九人团，久而久之，形成派别。1917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和1918年任四川督军时，任李蔚如为参谋长，但懋辛为第一师师长，喻培棣为第一旅旅长，余际唐为全川江防司令兼重庆镇守使，张冲为督军署警卫团长及第二混成旅旅长，吴秉均为兵工厂兼造币厂厂长，刘光烈为政务厅长，以此掌握四川的军、民、财大权。九人团在发展中，竭力排挤四川国民党另一派别——实业团，激起尖锐争斗。

　　实业团是指四川国民党内以谢持为首的派别。谢持是四川富顺人，字慧生，1876年生。1906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赴成都，成为四川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11月，与熊克武密谋发动武装起义，事泄逃往广东。1909年，谢持等到陕西组织一牧场，计划以实业为根据，容纳更多同志，待机而动，遂成立四川同盟会内第一个小团体实业团，设机关于成都。实业团成员主要来自同盟会中四川高等学堂和通省师范学校学生以及四川教育界同盟会党人。骨干人物有谢持、张培爵、夏之时、颜德基、黄复生、卢师谛等。辛亥革命后，这批人投身军政界，成为长衫子军人，占据要津，渐与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九人团发生矛盾。

　　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后，利用整编军队之机，对实业团石青阳、吕超、卢师谛、颜德基、黄复生等部军民多所排挤，双方矛盾激化。另外，熊克武对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长亦心感不满，熊、杨之间亦矛盾重重。实业团遂与杨庶堪联合，拥杨倒熊。其时，谢持在广州大元帅府任内务部长、秘书长等职，对此亦有表示支持。1920年春，实业团与杨庶堪联合滇黔军发动了倒熊之战。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下旬，吕超、石青阳等率部从绵阳、中江攻成都；滇军顾品珍、赵又新部从川南攻成都；黔军王文华部与实业团黄复生部在重庆、綦江一带攻熊系余际唐部。熊克武得刘湘等部的支持，与滇黔军及吕超等部展开连场激战，开始声势颇振，取得不少胜利。但到7月，熊部遭到全面反击，难以抵挡，熊克武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于7月10日率部离开成都，退往川北阆中进行整编。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实业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熊克武退往阆中后，将部队进行整编，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刘湘向熊克武建议，把刘存厚在汉中请回四川，合作驱逐滇黔军及吕超等部。熊克武表示同意，与刘存厚联络，刘亦应允。双方商定：在战事未决胜负之前，熊克武、刘存厚均不作四川督军，以刘湘为四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率田颂尧、唐廷牧、张印本、赖心辉等部返川，熊、刘联合发动靖川之战。

　　8月下旬，刘湘指挥各部由阆中向三台地区战略开进：刘存厚部及但懋辛的第一军为右方面军，经绵阳、罗江、沈阳、广汉向成都进攻；第二军为左方面军，经中江、金堂与右方面军会合，然后合攻成都。9月8日，川军攻占成都，熊克武、刘存厚两司令部相继入城。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决战。川军集结兵力八十一营，滇军及吕超部共六十三营，双方激战十二昼夜。9月21日，滇军战败。随即，川军发起追击战，昼夜强行军，连克简阳、资阳、隆昌等县。10月3日，川军咬住溃败的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赵又新被击毙，顾品珍和熊克武商定，准其回滇倒唐，滇军全部退出四川。10月上旬，刘湘指挥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的黔军。黔军抵抗，节节失败。10月15日，川军攻占重庆，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仓皇乘轮船只身逃往上海，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回贵州。

　　熊、刘联合发动的靖川之战，将滇、黔军全部赶出四川，结束了滇、黔军阀控制四川的局面。同时，实业团的势力亦遭到严重的挫败，战后，所有实业团高级军官一律被逐出四川，杨庶堪亦辞去省长职离川赴广州。

　　熊克武、刘存厚联合发动靖川之战胜利后，熊、刘之间的矛盾立即产生并尖锐，驱刘之战随之展开。1920年9月10日，刘存厚在成都设立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10月30日，熊克武在重庆设立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熊、刘势不两立。这时，川军实力派刘湘等便成了关键人物。结果刘湘拥熊反刘，使熊克武在军力上压倒刘存厚。11月5日，但懋辛、刘湘会同各军将领商定了解决川局善后的六项办法，主张川人治川，实行地方自治。12月10日，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二十余位川军将领在熊克武授意下，联名分别致电刘存厚、熊克武，正式提出自治主张，请两人在五日内作出决定。12月16日，熊克武通电拥护，并于29日通电自解四川督军职。刘存厚依仗北洋军阀，反对自治。12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1921年1月，熊克武、但懋辛、刘湘等通电反对。2月28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依附北洋军阀，违反民意，反对自治，应予驱逐。随即，熊克武命令但懋辛率第一军，刘湘率第二军，刘成勋率第三军，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分三路夹击成都，发动了驱刘之战。战争开始后，刘存厚部即节节败退，赖心辉部前线倒戈，邓锡侯、田颂尧 、刘斌、唐廷牧四部离心，刘存厚自知无法抵抗，于3月20日通电下野，率护卫营离开成都，间道离川逃往陕南宁羌。刘湘、但懋辛督军追击刘存厚部在四川的残敌。这时，第一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通电勒兵停战。前线各部通电响应，驱刘之战停息。刘存厚遗留在四川的部队被各军收编。

　　从上述几场四川军阀大战中，我们注意到刘湘的崛起，这里要介绍刘湘其人及以他为首的川军速成系。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1889年生。1906年入四川陆军弁目队。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保送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在川军中任职。1916年在护国战争中，因阻击护国军有功，得袁世凯嘉奖，升任团长、旅长、授以陆军少将衔。1918年升任川军第二师师长。1920年在倒熊之战中站到熊克武一方，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其后在靖川之战和驱刘之战中，地位拉高，实力膨胀。

　　速成系则是指川军中主要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其首脑人物便是刘湘。速成系的骨干人物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张斯可、徐孝刚、王陵基、乔毅夫、傅常、鲜英等。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四川陆军弁目队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称为老速成；一是四川军官速成学堂的学生，称为新速成。此外，还包括与他们有师生关系的军人。速成系形成于1918年6月，当时熊克武整编川军为七个师，刘湘任第二师师长，大量吸收速成系同学以代替其他学堂毕业生担任中、下级军官，并在合川开办军官传习所，以为羽翼，提出了“统一四川，问鼎中原”的远景目标。这样，速成系势力形成并不断膨胀。当时，武备系已经随刘存厚被逐出川趋于没落，第三军军长刘成勋虽是武备生，但却不用武备系而用第三军名义相号召。保定系和军官系（均在后面介绍）尚未形成强大势力，能与速成系抗衡的，只有熊克武的九人团。

　　驱逐刘存厚之后，1921年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湘被推举为四川各军总司令。6月24日，刘湘又被四川省议会和川军各将领选为四川省省长。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职，第二军军长由杨森代理。此时的第二军，下辖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旅，实力与熊克武不相上下。

四

　　刘湘出任四川各军总司令和四川省省长不久，原鄂军总司令李书诚和鄂西总司令潘政道特致电川湘两省当局，请求出兵支援，协力驱逐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以使湖北实行自治。湘督赵恒惕有机可乘，决定出兵。刘湘亦考虑若进占宜昌，即可获取一处问鼎中原的前哨要塞，于是决定出兵，川鄂战争爆发。8月中旬，刘湘自任援鄂军总司令，出动两师四混成旅，兵分两路攻鄂。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由长江北岸东进；但懋辛为第二路总指挥，由长江南岸东进。北京政府免去王占元本兼各职，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另派肖耀南为湖北督军，对付川湘军。8月19日，川军攻占巴东，随即夺取姊归，进逼宜昌。9月初，川军两次猛攻宜昌，不克。吴佩孚攻下湖南岳州后，即回师西援，于9月14日赶赴宜昌，发起反攻，于9月22日解宜昌之危，随后收复鄂西。11月下旬，刘湘又调集大军三路攻鄂。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双方代表订立川鄂停战分防条约，吴佩孚部孙传芳第二师驻宜昌。12月下旬，川军陆续撤出鄂境。1922年3月7日，川鄂和约正式签订，共七条。主要内容有：川鄂两军，各退回原来驻地，川鄂两军会同派军剿灭川鄂边境匪患。川盐运销楚岸，川鄂两省平均分配盐税收入。至此，川鄂战争结束。

　　在川鄂战争中，川军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但刘湘却与孙传芳勾结上，结拜为盟兄弟，订立攻守同盟的密约。同时，刘湘还与肖耀南拉上关系，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派乔毅夫为驻汉口代表。熊克武虽于1920年12月30日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但仍控制第一军，一直企图东山再起，总揽四川军政大权。对刘湘实力的大增，熊克武深感威胁。早在驱刘之战后，熊克武、但懋辛就暗中支持刘湘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陈能芳背叛刘湘，但陈能芳事泄被刘湘扣押。此时，熊克武获知刘湘与孙传芳结盟后，深感于己不利，便煽动川军各部联合与刘湘为敌。刘湘鉴于川军各部多已站在熊克武一方，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于1922年5月14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由王陵基代理总司令，向楚代理省长，而暗中，却在调兵遣将，准备与第一军作战。6月，刘湘电令汉口的乔毅夫速往宜昌与孙传达室芳密谈，请孙传芳即时派兵入川支援。但是，在刘湘尚未部署妥当，孙传芳也未派兵的情况下，7月初，第二军军长杨森突然提前进攻驻忠县和万县的第一军一主力。于是，四川一、二军之战爆发。

　　7月12日，成都各军组织省联军，推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四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推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为正、副指挥，决定进攻重庆，支援第一军。战争初期，第一军实行有计划撤退，接连让出梁山、开县、绥定、渠县等。然后在渠县、蓬安县交界处集结精锐，与杨森决战，双方激战六日。8月1日，刘伯承率军冲破杨森部中央阵地，全军乘势猛攻，杨森大败，溃不成军。8月9日，省联军攻破重庆，杨森率残部退往夔府。败兵如惊弓之鸟，在黑夜中，一万多士兵竟被二百名追兵缴械。8月20日，杨森再退到湖北利川、宜昌，依附吴佩孚。此时，刘湘以在野之身，避居重庆王家沱义新纱厂。他通过大邑同乡刘成勋及第九师师长刘文辉等出面疏解，取得各方面同意，被允许率领随身卫队，由刘文辉派兵护送回到大邑县安仁镇老家暂作栖隐。

　　一、二军之战后，第三军军长、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主持四川军政。刘成勋，字禹九，四川大邑人，1883年生。早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在云南新军中任队官、管带等。辛亥革命后回四川，历任川军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熊克武任督军后，被委为第四师师长。1920年在倒熊之战中通电拥熊，后被熊克武任为第三军军长。1922年一、二军之战中，刘成勋被川军各部推为总司令兼省长，支援第一军击败了第二军。

　　1922年10月，刘成勋在成都主持召开善后会议。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七师师长陈国栋自恃有功，要求升任军长。刘成勋、但懋辛及四川边防军军长赖心辉为巩固既有势力，不愿他人提升军长，与己抗衡，在会上提出废军长制和分期裁兵方案。邓锡侯、陈国栋及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竭力反对，因第一、三、边军人多，遂获通过，这样双方结下仇怨。1923年1月5日，刘成勋以川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全军裁兵。1月29日，刘成勋借口陈国栋擅自收编何金鳌部，电令解除陈国栋第七师师长职，派兵武力解决陈部。邓锡侯与陈国栋同为保定军校同学，又一起反对废军长制，唇亡齿寒，于是起兵援陈。2月10日，刘成勋下令讨伐陈、邓，但懋辛、赖心辉举兵响应，形成一、三、边军与三、七师之战。2月，邓锡侯、陈国栋挥师西上，围刘成勋于成都。后赖心辉边防军开到，邓、陈解围而退。一、三、边军推赖心辉为总指挥，率兵追击。邓、陈退至德阳，田颂尧率第二十一师支援。于是，形成一、三、边军与三、七、二十一师之战。邓、陈、田退至潼关，得到老长官刘存厚奉吴佩孚令，带来大批军火补充，士气转旺，在黑虎寨坚守七天七夜，赖心辉久攻不下，师疲而退。邓、陈、田乘机追击，至绵江、中江一带双方呈胶着状。3月下旬，邓锡侯突发奇兵，间道偷袭成都，围熊克武、刘成勋于孤立无援的空城。这时，第九师师长刘文辉率兵抵成都，双方协商，刘成勋等让成都与刘文辉，刘文辉网开一面，让刘成勋等部出城。3月30日，刘成勋通电辞职停战，率部撤离成都。4月2日，刘文辉入成都。4月5日，邓、陈、田部也开入成都。至此，这场四川军阀大混战宣告结束。

　　然而，这场大混战刚一结束，另一场更大的战争——四川讨贼之战随即爆发。而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些不同，这是吴佩孚支持的杨森、刘湘等川军及五省北军与孙中山任命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等西南军队之战，是南北在四川的最大一次战争。

　　就在四川一、三、边军与三、七、二十一师混战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为武力统一中国，乘机动员直、豫、鄂、陕、甘五省兵力，组成援川军，以赵荣华任总司令，拥杨森回川，兵分鄂、陕、甘、黔四路入川。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刘存厚等川军呼应，拥护刘湘出山，并推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1923年4月，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兴师讨贼。孙中山说服熊克武，与四川国民党实业团联合讨贼，双方表示同意。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统率一、三、边军与石青阳、吕超、颜德基等部。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亦派兵入川助熊讨贼，形成南北大战。

　　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杨森率部沿长江入川，4月6日攻占重庆，继续率大军沿成渝大道直取成都。其他北军亦分别从陕、甘、黔入川。5月，杨森主力在资中县被讨贼军主力击溃，退回重庆。9月，讨贼军会集重庆，昼夜围攻，达一个多月，死伤惨重。10月16日，讨贼军攻克重庆，杨森退往万县。第二阶段战役开始后，讨贼军内部矛盾显露，追击不力。而吴佩孚调整部署，撤赵荣华职，任命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为援川军总司令，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吴佩孚又补充北军大量弹药，士气复振。11月，援川军攻梁山、垫江、长寿，讨贼军溃败，总指挥赖心辉差点被俘虏。12月14日，援川军又攻下重庆。1924年1月27日，杨森出奇兵直扑三台县熊克武总指挥部，熊克武缒 城逃脱。2月2日，熊克武通电辞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职。同日，杨森、刘湘围攻成都。2月8日，刘成勋通电辞去四川省长职。2月9日，成都被攻破，刘成勋率残部退往川南及康定地区。刘湘、袁祖铭率部紧追熊克武残部。3月，熊克武率四川讨贼军残部离川入贵州，辗转赴广州。从此，第一军在四川势力瓦解。孙中山发动的四川讨贼之战亦告失败。

　　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五

　　讨贼之战后，杨森被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相当督军），大权在握。杨森，号子惠，四川广安人，1884年生。1908年加入四川陆军弁目队，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第十七镇任职，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王陵基部任营长。二次革命时，私下跑到熊克武部参加讨袁，兵败后被滇军俘虏，得滇将黄毓成赏识，后在滇军中任靖国二军参谋长、混成团团长等。1920年在靖川之战中转投川军，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靖川军第二军总敌总指挥，杨森在速成系中崭露头角。1922年，刘湘将第二军军长一职交给杨森，杨森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李树勋、王兆奎、王缵绪、郭汝栋、范绍曾等都是他的部将。于是，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在一、二军之战中，杨森部惨败，退往湖北投靠吴佩孚。在讨贼之战中，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卷土重回，击败了熊克武的讨贼军，掌握了四川的大权。

　　对于杨森的后来居上，刘湘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并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而杨森入据成都后，正踌躇满志，对此产并不觉察。他把持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独占自贡盐税，并趁机扩充部队，准备以武力称霸全川。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曹锟、吴佩孚倒台，段祺瑞重新执政。刘湘等即决定投靠段祺瑞，派张斯可、乔毅夫到京，通过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曾任四川都督府副官长）向段祺瑞要求，撤免杨森，还川政予刘湘。段祺瑞知道刘湘已归心，决意扶刘抑杨。1925年2月7日，段祺瑞参照刘湘的建议调整四川军政首脑，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全川部队，委任杨森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免去邓锡侯省长之职，由赖心辉继任；免去田颂尧帮办之职，由刘文辉继任；又任命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这样，刘湘策划的“三刘一赖”联盟隐然形成。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杨森决定发动统一之战，以武力统一四川。

　　4月12日，杨森下达对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讨伐令，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以及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等部进攻，连战告捷，很快就占领了七十二个县，其军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段祺瑞见杨森咄咄逼人，于5月明令免去他在四川的职务，调往北京署理参谋总长。杨森不肯离川，只在成都遥领参谋总长职。

　　被击败的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邓锡侯任前敌总指挥，刘湘只任后勤总司令，居幕后操纵。7月1日，联军下达作战令。7月8日，杨森亦下达作战令，向联军进攻。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开始，杨森获胜。后来，他急于寻找联军主力决战，因大意而使王兆奎师被邓锡侯部击溃。7月21日，联军全线发起进攻，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正当杨森调集兵力，准备反攻之际，7月31日，早已被刘湘收买去的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背叛杨森投靠刘湘，通电停战，使杨军全线震动。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军溃败，逃往乐山。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杨森派人与联军谈判停战。联军一定要他交出全部兵权，只留一个营护送其至奉节。9月4日，杨森被迫通电将所部交由刘湘节制，自率残兵到宜宾。9月9日，杨森将曾逼他交出兵权的第三军军长李树勋伏杀，再逃往横江、万县。11月1日，杨森自奉节乘船往汉口，再投吴佩孚。

　　刘湘联合黔军袁祖铭将杨森击败后，于9月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但在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迅速恶化。当时，重庆由刘湘、袁祖铭合驻。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而袁祖铭亦有两师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战争一触即发。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军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川军将领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但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驻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师何金鳌部哗变投袁，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领驻渝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部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的主力部队全部逐出了重庆。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为驱袁战争的导火线。

　　刘湘主力被袁祖铭逐出重庆以后，刘湘决定驱逐袁祖铭出川。但是，当时刘湘的部队被分别隔于上、下川东，无法集结，被迫又向在统一之战中战败赴汉投靠吴佩孚的杨森谋求合作。杨森亦想乘机再起，加上川军将领邓锡侯、田颂尧等因与刘湘分赃失和，亦欢迎他回川。于是，刘、杨在武汉签订了“丙寅公约”。公约规定：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与刘湘合作收复重庆后，下川东则为他统治范围。

　　3月1日，杨森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很快得八万余众。4月20日，由刘湘部师长兰文彬发出讨袁通电，接着，刘湘、杨森、赖心辉部师、旅长联名通电响应。5月5日，川军兵分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5月21日，川军进占重庆。袁祖铭于5月下旬和6月上旬率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驱袁之战后，杨森控制了下川东各县，势力与刘湘不相上下，彼此都寻找吃掉对方，进而独统全川。然而，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迫使川军将领要作出何去保从的抉择。1926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兵锋直指武汉，川省震动。慑于北伐军威力，四川军阀亦投机革命，派代表与北伐军联系。8月13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联名发出讨伐吴佩孚的通电。尽管如此，川军各部仍首鼠两端，坐观时变。当时，北伐军为了防止川军援助吴佩孚，派出了四川籍共产党员朱德、陈毅到杨森部做工作。9月初，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之一，原川军将领刘伯承领导泸顺起义，以武力迫使川军易帜。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声威大震，四川军阀见大势所趋，亦表示服从国民政府。11月，广东国民政府分别委任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12月，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至此，川军全部易帜（刘存厚于1929年7月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十五师师长），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川军虽然易帜，但其内部派别之争依然如故。除了刘湘的速成系，当时又已经形成了保定系和军官系。

　　保定系是由川军中四川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预备学校和这三校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人结成的派系。1921年熊克武发起驱逐刘存厚之战，邓锡侯、田颂尧、刘斌三个师战败退保宁，因三人为保定军校同学，又同为刘存厚部下，加上当时同处困境，利害一致，初步形成保定系。1925年在驱逐杨森之战中，保定生刘文辉崭露头角，跻身保定系首脑之列。之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同驻成都，形成保定系三首脑。川军易帜后，刘、邓、田三军在成都设立三军统率办事处，后改名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文辉为处长，邓锡侯、田颂尧为副处长，实行省城之军政、民政、财政三统一，与驻重庆的刘湘速成系相对抗。

　　军官系是川军中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出身的军人结成的派系。由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毕业生比起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待遇明显差，使得四川军官学堂的毕业生以同学相号召，互相联系，彼此照应，初步形成军官系。军官系实际形成并具有相当实力是在1926年间。当时，军官生李家钰由川军第一师师长升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他与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等在成都组织群益社，以联络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及蜀军将弁学堂速成队的同学，不断接收来自各方面的军官学堂同学，两人成为军官系的首脑。李家钰驻遂宁，罗泽洲驻南充，并与驻万县的杨森合作，与成都的保定系、重庆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六

　　川军易帜后，内战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还更激烈，在此后的数年间，又爆发了连场大战。

　　先说杨森，在易帜之前，即已进行投机，出兵配合吴佩孚部作战，进攻鄂西，夺取了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等县，还想往东推进，结果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狼狈逃回万县。易帜之后，杨森感到四川各地已难插足，念念不忘再往鄂西发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被任命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私下对杨森许诺，攻下武汉后，汉阳兵工厂归杨森管辖。杨森见有机可图，自然积极卖命。

　　5月5日，杨森率四万五千人自万县东下，以范绍曾部为先锋。驻宜昌的夏斗寅部背叛武汉国民政府，乘机顺流而下，为杨军开路。5月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已赴河南作战，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杨军大败而逃至潜江，立足未稳，又遭到追击。仙桃镇之战，杨森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武汉国民政府又调动鄂北一带的部队截击西逃的杨军。杨森唯恐归路被截断，于6月24日率范绍曾、白驹等抢先上了福川轮，逃回四川。不及上船的残部或逃散或被歼，向成杰一师被湘军程潜部收编。

　　正当杨森准备退回万县时，发现刘湘已派兵进驻万县，将他拒于夔门之外。刘湘虽然接受蒋介石之命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但出兵攻打武汉国民政府的，却是杨森的部队，他自己没有受到损失。及至杨森溃败，他又企图占有杨森的驻地。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11月，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1928年1月，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但又不便出面，于是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组织“四部倒杨”。2月，借范绍曾为父亲做六十大寿之机，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刘湘以为大功告成，即电告蒋介石邀功。但5月18日，倒杨联军在开江任市铺附近与杨森部决战，却惨遭败北。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也坐收渔利，得到了范绍曾师的全部武装和江北一线的防地。

　　刘湘自易帜后，对外积极投靠蒋介石，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后，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得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了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了“二刘”天下。这里，需要简介刘文辉其人。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份却是刘湘的嫡堂叔。刘文辉幼年念私塾。十四岁后，先后就读四川陆军小学、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毕业回四川，在川军中历任参谋、营长、团长、混成旅旅长、第九师师长等，在四川军阀混战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并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1928年9月，刘文辉与刘湘在资中举行会议，刘文辉被推举为四川省政府主席。10月，南京政府正式发布此任命。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后，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在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然而，刘文辉想统一四川又谈何容易！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还有，1929年后，蒋介石又与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打得不亦乐乎，也加速了刘湘与刘文辉关系的恶化。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还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成为蒋介石必欲除去的眼中钉。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部，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军官系从此衰落。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川中仅乘下刘湘、刘文辉两强了。

七

　　北道之战后，四川呈现二刘对峙的局面。俗语说：“一山难藏二虎”，虽然二刘都在大唱“统一川政”，但又互不相让。1931年夏，二刘谈判合作，但毫无结果。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一方主掌大权，一方为副手；二是一方向外发展，一方坐镇四川；三是兵戎相见，胜者为王。谈判的结果，唯有第三条路可走，双方都在厉兵秣马，调兵遣将，准备在战场上见高低。

　　1932年春夏间，刘湘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拟定了攻打刘文辉的“安川”计划。与此同时，刘湘尽力拉拢和收买川军将领，壮大自己的阵营。刘湘还利用刘文辉与田颂尧的矛盾，拉拢田颂尧反对刘文辉。继而又加紧与邓锡侯联络，致使田颂尧、邓锡侯都愿意站到刘湘一边，保定系分裂。当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刘湘已下决心向刘文辉开战。而刘文辉也别无选择，唯有积极应战。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爆发。这是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军阀混战，战线绵亘千余里，川北、川西、川南战火纷飞达一年多，四川大小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均卷入其中。双方投入兵力约三十万人，死亡达六万余人，耗资五千万元，四川人民的惨状可想而知。由于二刘大战经历的时间很长，其间又分成若干个大战役，所以需要从头细说。

　　1932年10月初，刘湘唆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罗泽洲，首先从南充下游李渡场向刘文辉部林云根部开火，但遭到第二十四军的反击，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10月12日，以刘湘部师长唐式遵为首的全川九十四名师旅长通电讨伐刘文辉，并向刘文辉驻防的顺庆、隆昌、泸州等进进攻，二刘大战正式爆发。

　　战争开始，田颂尧在刘湘的支持下，乘势力胁迫刘文辉撤出成都，刘文辉决定解决田颂尧，免除后顾之忧，再集中力量对付刘湘，于是，集结兵力于东大街、春熙路和少城一带备战，刘、田双方爆发了省门之战（又称刘田成都巷战）。11月16日，两军打响，战斗在市内进行，自西到东，无街不战，无巷不争。经历了煤山争夺战、东郊之战、北门簸箕街决战几个阶段，田颂尧部被困于城内西北一隅。这时，邓锡侯玩弄“中立”手段，出面调停，刘文辉急于结束战争，也同意邓的调停。11月22日，刘、田双方达成休战协议：三军重新合作；刘军让出北道交通线；田军向新都撤退；城内两军恢复原状，由邓军执行中立任务。11月25日，省门之战结束。这场成都浩劫，刘军死五千余人，田军死四千余人，双方伤者一万余人，因战祸受灾的成都难民则达二万七千余人。

　　在省门之战结束后，刘文辉急将大部分兵员东调，刘湘与刘文辉又在沱江流域打了一场大混战。刘湘以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缵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兵分三路攻打永川、江津、潼南、大足等县。刘文辉则退守隆昌、泸州一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县城为主要据点，企图扼沱江之险以抵挡刘湘之师。10月28日，刘湘出动飞机、军舰轰击泸州。11月18日，刘湘越过沱江，王缵绪攻打内江、唐式遵攻打富顺，潘文华攻打自流井。11月31日，唐式遵、王缵绪联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三部沿沱江进攻泸州。刘文辉之师长夏首勋率第二、第三师主力阻击，刘湘久攻不下，只好放弃围攻泸州重镇，集中主力攻打富顺、内江。两军对峙，战线长达四十余里。在刘湘的强攻之下，刘文辉终将资中、富顺、内江等地丢失。刘湘秘密买通泸州守军，加紧进行炮击轰炸。12月23日，泸州守军军心动摇，被迫接受刘湘收编。12月26日，刘湘进驻泸州并溯江而上，直取宜宾，刘文辉败退荣县、威远，沱江大战结束。

　　沱江大战之后，刘文辉以夏首勋为一路，张清平为二路，林云根为三路，陈鸿文为四路，冷寅东为第一预备总指挥，唐英为第二预备总指挥，集中主力于乐山、井研、仁寿、荣县、威远一带，以荣、威为重点，设总指挥部于眉山。刘湘以一路总指挥唐式遵在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三路总指挥王缵绪、范绍曾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迎战。12月4日，荣威之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全面战斗展开，刘文辉投入七万兵力，刘湘出动五万人马，双方展开连场血战，伤亡惨重。由于刘文辉部顽强抵抗，刘湘部节节后退，转攻为守。这时，刘湘见战局对自己不利，于是派人向刘文辉议和。刘文辉打算乘胜进击，消灭刘湘，但12月19日，刘文辉旅长陈鸣谦突然在资中倒戈叛变，所部被刘湘改编为师。邓锡侯、田颂尧又背叛成都协议，出师援助刘湘，袭击刘文辉后路。杨森、李家钰也有进攻之动向。刘文辉权衡利害，不得不于12月21日令冷寅东在老君台与刘湘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驻乐山之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余部队仍屯原地，军部仍回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之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形成隔岷江而峙的胶着状态。

　　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内部军心涣散，将领不和。1933年春，刘文辉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刘文辉及不少将领都认为，在省门大战和荣威之战中，邓锡侯都在暗中作祟，应该加以讨伐，但这意见遭到保定系军官的反对，认为保定系互相残杀，实属不明智之举。刘文辉一意孤行，于4月间以川西平原为中心，重新布置兵力，与邓锡侯展开了毗河之战。5月6日，刘文辉开始发动进攻。邓锡侯沿毗河布防，并主动放弃温江。邓锡侯部师长黄隐为阻止刘军进攻，将都江堰调剂流量的杩槎砍去，毗河水顿时猛涨，两岸泛滥成灾。刘军数次强渡未成，两军对峙一个多月。鏖战之际，邓锡侯决定依附刘湘，其部由刘湘指挥。6月25日，刘湘、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六人联名通电，准备武力制止刘、邓纷争。刘、邓两军内保定系同学已无心再战，于新都三河场开会，签订和约，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并打算脱离刘文辉。7月2日，刘湘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3日，刘文辉放弃井研，自知无法取胜，遂由冷寅东出面于同日致电刘湘，称“二十四军退出成都，拥戴其促进川事的统一”。7月8日，刘文辉率部撤出成都，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7月14日，邓锡侯返回成都。7月21日，刘湘率部进入成都。

　　刘湘进入成都以后，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进击入川红军。刘湘为彻底消灭刘文辉，乘势力提出“先安川后剿赤”的口号，联合全川大小军阀在成都成立了安川军，分东、南、北三路，共一百一十个团，开赴岷江东岸与刘文辉对峙，岷江大战（又称安川大战）爆发。8月1日，刘文辉退集岷江右岸，发起反攻，但徒劳无功。双方隔江炮战，均无进展。刘文辉派参谋长刘吉甫到成都请刘湘息兵，要求政治解决争端，但谈判未成功。8月13日，刘湘下令总攻。邓锡侯派人收买了刘文辉河防部队营长叶青莲投诚，岷江防线开了一个缺口，邓军主即抢渡过江，刘军守江部队惊惶溃败。此时，旅长彭韩又倒戈，刘军全线军心动摇，土崩瓦解。8月16日，刘文辉退至雅安。师长陈鸿文、旅长石肇武在邛崃被俘，石肇武被枪决。8月17日，刘文辉又撤离雅安，其所部夏首勋、林云根、张清平、冷寅东等被刘湘改编。刘湘见大局已定，也顾念叔侄之情分，不忍置刘文辉于绝路，便令各军停止追击。9月，两军媾和，刘湘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给刘文辉，刘文辉总算能偏安西康一隅，有个立足之地。而刘湘，则占有川东、川南、川西地区八十余县，军队扩展至十余万人，登上了四川霸主宝座，为全川归于统一奠定了根基。至此，二刘大战宣告结束，而长达十七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亦告结束。

八

　　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即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先后对付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10月，刘湘将川中各军编为六路，分别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出任一至六路总指挥，对红军各方面军展开围攻，然而，却遭到失败，刘湘先后将刘存厚、王陵基撤职查办。

　　1934年间，刘湘又在南充设立四川“剿匪”总部前方军事委员会，推出“神仙”军师刘从云为委员长。刘从云原是乡间测字算命先生，曾创立了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有道徒一万多人，刘湘等川军将领也入了道，营以上军官有百分之九十也是道徒，皆尊刘从云为军师。故此，时人讽刺刘湘拥有陆、海、空、神四大兵种。这次，刘从云用“神术”指挥“剿共”军事，结果被红军击溃二十多个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自江西突围，开始长征。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派出中央军十个师到四川“援助”刘湘，电邀刘湘到南京面商机宜。刘湘到汉口时，即与从上海约来的邓汉祥密商，决定无论如何，要阻蒋介石派兵入川。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经过反复磋商努力，取消了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议，达成了三项决定：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12月10日，刘湘返加四川。1935年间，刘湘在蒋介石派去的参谋团的监督之下，积极参与了对红军的堵截和围追。

　　这里要谈谈参谋团的情况。蒋介石早想控制四川和西南，在派中央军入川“援助”刘湘“剿共”的提议遭到刘湘抵制后，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简称参谋团）的名义派其亲信进驻四川，1935年1月20日开始在重庆办公。参谋团以贺国光为主任，杨吉辉为副主任，下设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处和总监处等机构。参谋团率康泽的别动队入川，指导监督四川的反共军务，实际控制了全川军队。它规定川军中师长以上军官要定期向参谋团汇报军事；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必须分报参谋团；参谋团向四川各路派员督察，实行监军；参谋团政训处派员到川军各军师设立政训处，还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调训川军中营以上干部，进行分化和拉拢。参谋团别动队深入川康各地，进行“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活动。参谋团入川后对川军恩威并施，监督“围剿”入川红军，但遭到失败。1935年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6月，参谋团着手整顿川军，规定各军、师一律按现额缩减三分之一，军费减发三分之一。8月，参谋团又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核实名额。11月1日，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改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参谋团即行撤销。参谋团在四川近一年的活动，为蒋介石控制四川打下了基础。

　　面对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军，刘湘深以为虑，不得不想办法对抗。首先，他在改组省政府时，尽量任用自己的亲信，如省府秘书长邓汉祥、财政厅长刘航琛、民政厅长甘绩镛、总参议钟体乾、川军参谋长傅常等，都是他的亲信幕僚。另外，刘湘还宣布废除近二十年的防区制，原防区内一切政权交给省府。在军队方面，刘湘仿效蒋介石组织黄埔同学会的方法，健全原先已有的松散组织武德学友会，作为团结、考核、控制军队的工具。同时，着手联络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共同抵制蒋介石。冯玉祥系统的汪导予、李荫枫、高兴亚，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黄子谷、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其后，刘湘在武德学友会的基础上，又组织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自任会长。武德励进会对外保密，会员全为实职营长以上亲信军官。武德励进会在川军中每团设有小组，起着团结、监视、控制部队，防范蒋介石收买部队将领等作用。在川军缩编点验中，刘湘的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军共九十六个团，缩编为六十个团，但刘湘将其余部队又纳入于省府保安部队，改成二十四个保安团，实力削弱甚微。

　　1937年日寇正策动大举侵华，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菜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认为，一致对外，可以转移蒋介石对准自己的矛头，决定改变拥蒋反共的方针，联共结友，参与抗战。这年春天，他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旨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此时的刘湘，激于民族义愤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不满，积极准备抗战，要让川中子弟为民族、为国家争光。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通电全国，吁请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回成都后，按南京政府部署，刘湘组编了两个纵队，分两路徒步出川抗日。他以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为第一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六个师；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为第二纵队司令、副司令，下辖五个师，两个独立旅。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部队组编虽然没有变，但两集团军却被蒋介石调往各处。11月12日，刘湘抵达南京，设长官部于赤壁路，由参谋长傅常主持事务，刘湘则急于和出种部队取得联系。11月中旬，日军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分两路向南京进攻。刘湘当即向蒋介石请求将川军两个集团军调集起来，保卫南京，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刘湘本来是抱病出征，此时，旧疾突发，生命垂危。不久，被送往芜湖，再送往汉口万国医院就医。

　　刘湘在病中，不忘抗战，稍有好转，即与来访者畅谈抗日大计。1938年元旦，刘湘特发表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的元旦论文，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1月7日，刘湘在挥毫遣兴时，写下两句古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在某一天，他又在一张纸上写上杜甫《蜀相》诗中的最后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又写下遗嘱，勉励出征川军英勇杀敌，“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1月13日，刘湘先后和冯玉祥、何应钦谈过话，不久吐血半痰盂，从此昏迷不醒。1月20日，刘湘逝世，终年四十八岁。

　　刘湘逝世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陆军一级上将，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举行国葬典礼。刘湘是四川的大军阀，有反人民反共的罪恶，但是他能结束四川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应算一件功绩，尤其是他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光彩的一笔。

　　由于刘湘力主抗战，且“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极大地激励了川中子弟。在国民党军队中，川军是抗战最英勇的部队，无数川军将士战死在抗日的疆场。我们前面提到的川军军官系首领李家钰（四川蒲江人），在抗战开始后历任第四十七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21日在豫湘桂战役中英勇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在成都南郊修建李将军陵寝。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四川资阳人），1937年11月30日在安徽广德保卫战中，举枪自戕，以死报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后在成都中山公园内铸铜像一座，并竖立“饶上将国华纪念碑”。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代军长王铭章中将（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17日在山东滕县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滕县保卫战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将军遗体安葬于新都家乡的国葬墓园。成都少城公园铸竖了王将军的骑姿铜像一座。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四川成都人），1943年11月3日在常德会战中，身负重伤，举伤自戕，以身报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此外，川军中的很多将领都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如邓锡侯，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曾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曾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潘文华，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曾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曾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范绍曾，曾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黄隐，曾任第九十五军军长；陈书农，曾任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七军军长；罗泽洲，曾任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等。

九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预感到首都南京难保。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杨森乘海军舰艇从南京沿长江西上，政府和党部各机关也陆续出发。11月26日，杨森一行抵达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虽迁到了重庆，但自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实际上却在武汉。武汉失守后，其军政重心一度又迁移至长沙、衡山。直到1938年底，蒋介石及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才迁抵重庆。

　　抗战开始后，刘湘抱病出征，川政交由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处理。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病故之后，王缵绪就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并积极进行活动。蒋介石打算以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接任四川军政，但又担心四川的留守军人不满。后来，蒋介石听取了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的建议，让其实并不孚众望的王缵绪接任，以便随时可取代。3月，王缵绪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为了进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蒋介石又于同年2月委任邓锡侯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邓锡侯从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

　　王缵绪，字治易，四川西充人，1885年生。1908年，王缵绪考入四川弁目学堂，与刘湘、杨森等同学，后成为速成系重要将领，为刘湘统一全川立下了汗马功劳。王缵绪志大才疏，威望不高，当上省主席不久，逼走了省政府高等顾问张澜。他借整顿吏治和财政，任用亲信，排斥异己，使得不仅刘文辉、邓锡侯的保定系军人反对，就连刘湘速成系的军人也对他不满。面对这种形势，王缵绪只有进一步投靠蒋介石，以保住自己的地位。1938年7月，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成都一云南省主席龙云秘密签订了一个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期相互支持，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缵绪全盘向蒋介石密电报告，使邓、潘、刘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策动川康军人反对王缵绪。1939年8月10日，邓锡侯等指使川康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杨晒轩、刘元瑭七师长倒王，发出通电，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进逼省城。蒋介石乘此机会，以平息事态为由，劝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日，自兼四川省主席。到了1940年，蒋介石则把省主席职务交给了张群（兼成都行辕主任）。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889年生。1907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年底赴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同学，并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及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主政四川，意味着四川的政务完全由蒋介石中央所控制。留在四川而拥有一定实权的川军将领，则只有邓锡侯了。

　　邓锡侯，字晋康，四川营山人，1889年生。1909年入四川陆军小学，后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1年回川入川军。1912年入刘存厚部，逐升至旅长。1918年依附熊克武，升任第三师师长。1922年参与倒熊。后历任四川省省长、四川清乡督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是川军保定系第二号人物。1932年至1933年，参与反对刘文辉的战争。刘文辉败走西康，刘湘病逝汉口后，邓锡侯便成了川中军界第一号人物，被蒋介石任命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邓锡侯从抗日前线回川任职后，除了策动川康七师长驱逐王缵绪外，对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都能以他所说的“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因而威信大大提高。为了抗日大局，他还要常常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区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动员四川军民支援抗战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援助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从重庆还都南京。邓锡侯仍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48的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打内战。邓锡侯对蒋介石苛刻征调不满，担心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于是婉言拒绝。蒋介石很恼怒，加上邓锡侯处理学运不力，便强迫邓锡侯辞职“养病”。4月，蒋介石任其亲信另一川军将领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字方舟，四川乐山人，1886年生。四川武备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四川陆军学堂副官、队官等。民国成立后，王陵基历任团长、师长、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第五路剿匪总指挥、四川保安司令等。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六两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第七绥靖区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着手实施所谓“安川应变”计划。他自恃有蒋介石为靠山，一上任就着手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赃的办法，独揽省政大权。接着，他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职权，以主要精力整顿、扩充保安团。后来，他将保安团扩充到近二十个团。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但王陵基仍然叫嚣反共到底，誓不投降，并且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在各县、市成立“自卫总队”。

　　与王陵基一样死心为蒋介石卖命的川军将领，还有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重庆绥靖副主任兼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以及王缵绪、唐式遵等。1949年春，蒋介石在三大战役和西北战场都遭到惨败，人民解放军又发起渡江战役后，为确保四川，特命胡宗南集团扼守川东北，宋希濂、罗广文兵团扼守鄂西北，孙元良兵团扼守川东大门，何绍周兵团扼守川南贵州，组成一道可谓坚固的西南防线。王陵基亦与驻重庆的杨森，驻万县的孙震组成一条成、渝、万防线，妄图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为了拉拢川军将领，他先后发表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王缵绪、唐式遵为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并无什么实权，他们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他们与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都接到中共周恩来等的电报，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率部起义。此外，民革、民盟及原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钟体乾、鲜英等人士都在四川召集旧部，做策反工作。刘、邓、潘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们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两个月的时间，蒋介石的西南防线便彻底崩溃。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惶逃往成都。为了作最后的顽抗，蒋介石派张群对刘、邓、潘进行安抚和拉拢，刘文辉等只作搪塞应付。12月7日，蒋介石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邓、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蒋介石又派王缵绪从成都赶往龙桥，劝刘、邓、潘回心转意，但遭到严辞拒绝，王缵绪无功而返。为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刘、邓、潘又率部转移至彭县。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冷寅东亦宣布起义。

　　除了上述人员，原川军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余际唐、鲜英、钟体乾、罗泽洲、陈国栋、郭汝栋、邓国璋、陈家农以及尹昌衡、胡景伊等，1949年后都留居大陆。其中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鲜英、钟体乾以及刘文辉、邓锡侯、范绍曾等，都担任了人民政府以及民革、民盟等的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邓锡侯曾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1964年逝世。熊克武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到1970年才病逝。刘文辉，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1976年才病逝。八十年代以前，这批人物已先后作古了。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迫于形势，也于12月14日率部在成都起义。但王缵绪本人于起义后，以“年老”为词，拒绝参加人民政府安排的工作。1957年王缵绪潜赴深圳企图越境，被逮捕关押，1960年病死于监狱，是川军起义将领中最不光彩的一人。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剿匪总司令唐式遵，率部与解放军顽抗，后退往西康。1950年2月在西昌被台湾当局任为四川省主席。3月28日，在流窜至西康越崔县境内时被解放军击毙。

　　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负隅顽抗失败后，于12月25日化装成军医只身外逃，经乐山、宜宾，走到江安时被捕，成为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被押战犯（上将省主席）。1964年12月28日获人民政府特赦。1967年3月17日在北京病逝。

　　能够逃往台湾的川军高级将领，只有刘存厚、杨森、孙震等。三人均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等闲职。刘存厚于1960年6月病逝。杨森于1977年5月17日病逝。孙震于1985年9月9日病逝。

　　还想加上一句：曾在川军中担任过团长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以及参与过四川军阀混战的滇军将领朱德（四川仪陇人），还有在杨森部工作过的陈毅（四川乐至人），1927年后都成了共产党红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川系军阀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要谈滇系军阀，不妨先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谈及新军第十九镇谈起。

　　1907年8月，云南创办了一所新式的军事学校，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但是，到了1908年3月，讲武堂又告停办。1909年，当时的云南总督锡良重办，延聘李根源、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庚恩旸等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字印泉，又字雪生，云南腾越人，1879年出生。1904年，李根源入日本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升入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镇，即被聘任此职。云南讲武堂的规模较大，开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二十人，来源于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督队官、队管、排长等。乙班学员第一期为一百人，来源于巡防营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等三十岁以下，文理通顺者。丙班学员第一期为二百人，来源于贡生、禀生、中学学生，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二岁之间，学成后用来补充下级军官。以后，又从丙班学员中挑选成绩优秀者一百名，特授学术，为特别班。由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多为同盟会员和激进分子，云南讲武堂实际上成了培养民主革命战士的新式军事学校。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甲、乙、丙三班毕业，特别班也提前毕业一百人，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各营担任下级军官或见习军官，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云南新军从1902年开始编练，到1909年暂编成陆军第十九镇，共有步、马、炮等二十一营。第十九镇统制为钟麟同，总参议为靳云鹏，兵备处总办为王振畿，都是清廷的鹰犬。但是，第十九镇却也聚集一大批革命党人，充当各级军官。如镇参谋官殷承瓛 、统带罗佩金、管带李鸿祥、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韩凤楼、李凤楼等。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同盟会员。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被调入云南担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82年出生。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追随梁启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任军职，做过广西新军混成协统领。蔡锷在政治上虽然追随梁启超，但他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理想。到云南后，蔡锷同李根源等革命党人相处很融洽，同情他们的革命主张。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奋，决心起义响应。蔡锷等人频频在唐继尧或刘存厚家里举行密谈，商量起义计划。大家公推蔡锷任总指挥，决定旧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新历10月30日）发动。云南都督李经羲（李鸿章之侄）以及钟麟同、靳云鹏、王振畿等有所觉察，想将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等革命党人调职或撤职，但九月初九夜，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史称“重九起义”），次日上午攻占了督署，中午控制了昆明全城。与起义军顽抗的钟麟同、王振畿被俘后处死，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出城外；李经羲以下很多官员被俘。蔡锷、李根源等与李经羲有旧谊，馈送川资护送出境。云南其他地方也先后发动起义，云南全省很快被革命党人控制。

　　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殷承 瓛 为参谋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张惟聪为省议会议长。不久，李根源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军政部长。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立即着手整编军队，改革弊政，清理财务，平定匪乱，使全省政局很快趋于稳定。云南与四川历来关系密切，不但地理上互相邻接，而且云南的财政要靠四川协济。而此时，四川的局面仍在混乱之中，云南军政府决定以援助四川独立的名义，于11中旬组成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入川，并以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

　　云南军政府原来并无援黔计划，但在已经宣布独立，组织了军政府的贵州省，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与革命党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了打击革命党人，请求蔡锷派兵入黔。蔡锷命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贵州两党争斗。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人，1882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毕业于士官学校。1909年回云南后，初在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后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唐继尧在云南重九起义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起义后，他出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参谋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陆军干部学校校长等。唐继尧颇善计谋，具有野心，这次能带兵入黔，他当然想乘机谋取个人的发展。1912年2月，唐继尧以“代平黔乱”为名率军进逼贵阳。3月，在贵州立宪派的支持和配合下，唐继尧指挥滇军推翻了贵州革命政府，夺取政权，随即被贵州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举为贵州临时都督。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就这样，滇军以武力在贵州建立了军事统治，唐继尧因此也跨进入军阀的行列。

　　蔡锷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出任云南都督，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追随老师梁启超，变成了拥袁派。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6、7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世凯“保障西南”。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给予袁世凯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1913年3、4月，“宋教仁被刺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论，为袁世凯多方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

　　当然，蔡锷的拥袁与其他的军阀、政客的拥袁有不同，蔡锷的拥袁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前提，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为了改良政治。尽管蔡锷属于拥袁派，但仍然受到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于1913年10月将蔡锷调往北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实则将蔡锷监视起来。而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开始了以他为首的旧滇军阀对云南的统治。

二

　　唐继尧出任云南总督后，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然是老同盟会员，但是，此时，他和革命党人已经不是一条心，他限制和阻止革命党人进入云南，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往云南的革命党人。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方，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当1915年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前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暗中与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敌反袁方略，联络滇军中各级军官和士兵，使滇军上下统一了思想和行为。8月间，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云南，云南舆论公开反对，尤其是《觉报》，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帝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这时，争取唐继尧反袁，成为滇军将领的首要任务。

　　唐继尧出任云南都督后，袁世凯又授他为将军府开武将军，极力拉拢，而唐继尧也无反袁之心。当滇军将领派出原旅长黄毓成、团长邓泰中、杨蓁为代表向他进言时，唐继尧仍以不了解在京的蔡锷的意向和各省各方的真相，以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且财力匮乏等原因而不肯公开宣布反袁。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滇军将领的强烈不满。10月间，他们开会决议：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他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查暗访，发现如不再表示反袁的立场，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另外，他也了解到蔡锷也转向反袁，因此，他迅速改变态度，要把反袁的领导权抓到手，以巩固自己在云南的统治。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辛，回到了云南昆明。

　　蔡锷自1913年10月奉调入京后，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在筹安会发生前，蔡锷还没有公开反袁，而是力图通过拥戴袁世凯以维护共和政体。1915年8月，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野心昭然若揭，蔡锷感到失望，从此追随老师梁启超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之后，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准备发动军事讨袁。为了麻痹袁世凯，他依约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对所任各职，他比以前更为主动和积极；在生活上，他故意表现出沉迷酒色，与京中名妓小凤仙时有往来。

　　尽管如此，袁世凯对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的消息已有所闻。10月14日，袁世凯派军警突然借故搜查蔡锷住宅，虽未查出证据，但蔡锷已深感北京不可久留，经和梁启超等密商，决定尽快逃出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11月初，蔡锷以喉疾为由，要求赴天津就医，袁世凯没有怀疑，准假七天，这样，蔡锷名正言顺地到了天津。之后，蔡锷避过了袁世凯派来的耳目，于11月18日乘船再往日本“治病”，12月初抵达东京。袁世凯无奈，只得准假两月，并促他“早日回国销假任事”。随后蔡锷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途中挫败了袁世凯几次行刺阴谋，终于在12月19日到达昆明。

　　抵滇当日，蔡锷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2月21日，唐继尧在其寓所召集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顾品珍、熊克武、黄毓成、殷承瓛 、由云龙、籍忠寓、刘云峰、杨蓁、唐继虞、李曰垓、戴戡、孙永安、龚振鹏、戢翼翘、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宾、瘐恩旸 等云南省内外重要人士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梁启超起草的讨袁通电，决定成立“护国军”讨袁。至于都督人选，唐张尧和蔡锷推让不止，最后只好公决由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官，率部出征；并推李烈钧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兼筹饷局总办。其出兵总方略是，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正式发出反帝制通电，限袁世凯25日10时以前答复。12月25日，未见袁世凯答复，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遂联名发出二次通电，宣布云南即日起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的重要战役有四川泸纳之战、湘西之战、滇桂边之战等，其中湘西之战已在上一章谈及，这里主要介绍泸纳之战和滇桂边之战。

　　云南宣布独立次日，即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比节入川，取纳溪、泸州。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组织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于1月21日攻下叙州。2月2日，川军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2月28日，护国军发起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3月17日，护国军再次发起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鉴于大势已去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李烈钧，参谋总长为何国钧，张开儒、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之兄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龙军右翼军司令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

　　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西南护国各省，还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

三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对于蔡锷入主四川，唐继尧并非很高兴。早在护国战争之初，蔡锷率军入川作战时，唐继尧就唯恐蔡锷部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鉴于蔡锷的声望，唐继尧难以反对。对入川的滇军，他更无法进行遥控。

　　然而，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最后实在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三十四岁。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的军政界人物，尤其是他策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这功绩是永垂史册的。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罗佩金是云南澄江人，1878年出生。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6月毕业回国后，曾任广西武备学堂监督、新军标统兼南宁讲武堂总办、滇军督练处参谋兼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第七十四标标统等。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云南民政长、护国军第一军总参谋长等。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川军刘存厚与黔军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刘戴之战详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使唐继尧十分恼怒和失望。1917年7月，针对张勋复辟，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靖国战争。

　　唐继尧将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部驻在贵州毕节，然后挥军入川。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突袭重庆。12月3日，北京政府派入四川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入湘鄂边境，周道刚则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向川南进击，于12月14日占领泸州。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在成都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阳等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举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推举唐继尧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国各军将领在重庆开会，决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东路由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统领；中路由黔军袁祖铭、王天培统领；北路由川军第五师但懋辛统领。2月20日，三省联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

　　唐继尧控制了滇、黔、川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3、4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会议除了川、滇、黔军主要将领外，还有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黎天才、河南靖国军总司令王天纵等。

　　9月10日，唐继尧以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故意逗留一周之久，以显示“联帅”的威风。9月17日，他才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唐继尧在二十一响礼炮和盛大的仪仗伴随下，乘坐八抬绿呢大桥入城，然后乘其黄骠坐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一份早已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早已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这份同盟计划书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药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则全归滇黔军所有；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四川全省厘税，包括盐税、并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则是作滇黔军的军饷；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所有；上述各项由联军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对于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拒绝签字。唐继尧无奈，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会议草草收场。唐继尧也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

四

　　唐继尧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以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使他的声威达到顶峰。这时，北洋直系军阀为对付皖系段祺瑞，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立即响应。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直系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进一步加紧。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这样，唐继尧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距离愈来愈远。

　　由于熊克武拒绝在《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上签字，唐继尧完全控制四川的野心未能实现。唐继尧深感熊克武是他企图控制四川的最大障碍，他想法分化拉拢熊克武的部属，胁迫其就范。1919年6月22日，在唐继尧的授意下，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川滇黔俱进会。参加该会的，有黔军将领袁祖铭等；熊克武的得力部将但懋辛、余际唐、吕超；与熊克武有矛盾的民军首领黄复生、卢师谛等。公推顾品珍、余际唐、袁祖铭为会长，并发表了通电和成立宣言，主张维护西南护法政府，加强三省密切合作，促进共同利益的发展。其实该会的真正目的是为分化熊部并最终倒熊。

　　1920年春，川军将领吕超、石青阳等策划倒熊克武，反动了倒熊之战，唐继尧乘机鼓动支持。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下旬，川军吕超、石青阳等率部从绵阳、中江攻成都；滇军顾品珍、赵又新部从川南攻成都；黔军王文华部与川军黄复生部在重庆、綦江一带攻熊系余际唐部。熊克武见局势于己不利，遂宣告辞去四川督军职。后得旧川军将领支持，发起反击，但失利。7月10日，熊克武离开成都，退往川北保宁一带。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兼任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

　　川军吕超部虽然进入成都，然而，滇黔军却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与四川兵工厂、造币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但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同样深感事关重大，未予同意。

　　唐继尧及滇黔军对四川的侵入和压迫，激起了川军将领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熊克武、刘存厚等联合起来，决定以武力驱逐滇黔军，发动靖川之战。1920年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委任田颂尧为第一路司令，唐廷牧为第二路司令，张印本为第三路司令。熊克武部亦进行了整编，委任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熊、刘共推刘湘为前敌总指挥，两军分道出发，夹击成都。川军各部，亦相机通电响应。9月8日，川军攻入成都，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会战。川军集结兵力八十一营，滇军及依附滇军的川军吕超部集结兵力六十三营，双方激战十二昼夜。9月21日，滇军战败。随即，川军发起追击战，昼夜强行军，连克简阳、资阳、隆昌等县。10月3日，川军咬住溃败的滇军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击毙了军长赵又新，顾品珍无心再战，率军回滇。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的黔军，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逃往上海，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回贵州。靖川之战，滇黔军完全退出川境。

　　入川滇军将领顾品珍，云南昆明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1911年参加重九起义，后历任滇军第一师师长、云南讲武堂监督、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长、第五师师长、靖国联军参谋长兼第一军总司令等。顾品珍原来就不满意唐继尧强驱滇军入川混战，更不同意倒熊之战。这次率部离川返滇，决定乘机联合第八军军长叶荃发动倒唐，与熊克武达成默契，并得其资助。1920年12月，先回滇的叶荃计划袭取昆明。不料唐继尧已得知叶荃部下告密，调集重兵迎击，叶军连遭败绩，几乎全军覆没。后叶军退往玉溪方向，而唐军尾随追击。顾品珍乘唐军兵力分散，远离省城之机，于1921年2月初突然进军昆明。唐继尧措手不及，无力抵抗，于2月7日旧历除夕仓皇逃至蒙自，企图收集部队反攻。2月8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顾品珍一面派民意代表“劝”唐继尧出国游历，一面派兵进逼。唐继尧不得已委任李友勋为第二卫戍区司令，龙云为近卫团长，同驻蒙自地区，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力量，然后率少量亲信护卫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顾品珍即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军民政务。倒唐之战的结果，使顾品珍取代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顾品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起用了一些滇军旧将。如罗佩金，在1917年刘罗之战失败后回滇闲居，顾品珍委任他为迤南巡阅使。但是，顾品珍也与某些将领不和，如叶荃（云南云州人），后来出走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中，任参军长。又如杨蓁（云南昆明人），原任第三卫戍司令，也与顾意见不合，被逐入粤。对唐继尧旧部亲信，顾品珍更是处处防范并加以打击。

　　唐继尧到达香港后，积极筹划，准备返回云南夺权，返滇之战随即打响。1921年秋，唐继尧亲信李友勋、龙云等部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名义，进兵广西，攻下柳州。这时，唐继尧即令所有在两广的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与李友勋、龙云部汇合。1922年2月，唐继尧将集中在柳州的四千余人编为第一、二、三、四军。李友勋任第一军军长、龙云任第一军的前敌司令，率部返滇攻打顾品珍部。在回滇途中，李友勋被广西自治军击毙，龙云即代理第一军军长，继续向顾品珍部进攻。顾品珍率部在滇东抵抗。3月，顾品珍战死于路南天生关鹅毛寨，余部溃散。第八旅旅长范石生、第一梯团长杨希闵部到广东投孙中山。罗佩金则逃亡迤西，5月3日，被土匪普小洪捕杀于苴却。

　　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1922年，在贵州军阀内讧中，刘显世下台，流亡昆明，贵州实际已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这年底，唐继尧已经在云南重新站稳了脚跟，他组织了滇、贵联军，自任总司令，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兄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贵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退入四川。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贵州省省长职。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手中。

　　唐继尧虽然控制了贵州，但是，其主力也被牵制在贵州这个贫瘠的省份，难以向外扩张。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唐继尧只得和黔军袁祖铭妥协。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于10月份派出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与袁祖铭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到12月间，双方达成了《滇黔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不久，唐继尧即为占领两广而发动了第一次滇桂战争。

　　当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时，为了争取唐继尧，曾推举他任副元帅职，但唐继尧拒不就任。1925年初，唐继尧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机，忽然通电就任副元帅，派出两路大军，假道广西，声称前往广州视事。1月下旬，龙云率一路三万余人由云南广南府进发，占领广西百色县，沿各江直趋南宁。唐继虞率一路二万五千余人由贵州榕江县进入广西，占领三江县、融县、直趋柳州。当时，桂军李宗仁、黄绍竑 部正在追击沈鸿英，力量单薄，主动退出南宁。龙云部即入驻南宁。桂军以部分兵力牵制住南宁方面的滇军，然而集中兵力，联合半援的驻粤滇军范石生部（总指挥杨蓁于6月在广西遇刺身亡），先后在沙浦、庆远、孙远等地击败滇军。柳州之唐继虞部只好退回云南。南宁之龙云部也由于势单力孤，被迫于7月上旬撤出南宁，退回云南。

五

　　滇军从广西退回云南后，云南各界反唐继尧的呼声日高。当时，全国革命的激流汹涌澎湃，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横扫两湖和浙赣，北洋军阀的统治已近末日。云南人民对唐继尧穷兵黩武，勾结北洋军阀的行为十分愤恨。此外，自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乘机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宠信亲族，排斥异己，也引起了不省滇军将领强烈的不满。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共同发动了云南二·六政变（也称云南四镇守使倒唐事件）。

　　2月6日，四镇守使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肖小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同时，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即向昆明进发。2月10日，胡若愚、龙云等在宜良开会后，又以四镇守使的名义发出通电，提出立即改组省政府，确立会议制度，提前成立军事机构，统一军权，清发欠饷，惩办贪污，与广州方面合作等要求。声称各项要求如唐氏不采纳，势必以兵戎相见。唐继尧在各军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了这些要求，令唐继虞等人出走，同意改组省政府。2月中旬，胡、张两军先后到达昆明。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决定废除省长制，采取合议制，于3月初由各法团联合会拟定组织大纲。根据组织大纲，推唐继尧为云南省政府总裁，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九人为省和委员会委员。在省务委员会之下，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个厅。3月8日，新政府成立，总裁及省务委员宣布就职。在第一次省务委员会议上，公推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

　　云南二·六四镇守使倒唐事件，名曰“兵谏”，实质政变，唐继尧成了有名无实的“总裁”，他对云南十四年之久的统治亦宣告结束。四镇守使尤其是胡若愚、龙云，都是唐继尧一手提拔的部将，这次倒戈相向，令他气愤交加。两月后，即5月23日，唐继尧病死，享年不过四十四岁。唐继尧死后，旧滇系军阀亦告结束。

　　二·六政变之后，蒋介石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纵在胡若愚、龙云之手。张汝骥倒向胡若愚一边；而李选廷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只求自保，不敢参与相争。唐继尧死后，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各怀野心，为争夺云南的统治权，矛盾日益尖锐，不久即发生了六·一四政变，龙云被囚禁。

　　在此，有必要先简介龙云及其发迹史。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1884年11月9日，龙云诞生于云南昭通炎山。龙云幼年时，父亲病逝，家境沦落，流浪于昭通和四川凉山等地，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云南起义时，龙云已二十七岁，与卢汉、邹若衡等投永善人魏焕章率领的义军，不久加入滇军谢汝骥梯团，随部入川。回滇后，龙云被保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14年秋，有一法国拳师在讲武堂摆擂三天，头两天，均无敌手，到了第三天，龙云上台，击败法国拳师，轰动了昆明，也引起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注意。1915年底，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入川，要调唐继尧身边的随从副官邹若衡为副官。邹若衡便推荐龙云为唐继尧的副官。唐继尧想起龙云打败法国拳师的情景，即表示同意。从此，龙云在唐继尧手下，历任侍从副官、警卫军（称为佽飞军）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近卫军团长、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昆明镇守使等。1926年2月6日，龙云参与了二·六政变，并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务委员会委员兼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校长。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及第三十八军军部。一颗小型炮弹在龙云住宅的花园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一只眼睛被玻璃片砸伤，顿时鲜血淋漓，束手就擒，被胡若愚并在铁笼子里。龙云的眼睛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成为终生残疾。这就云南六·一四政变。

　　在六·一四政变生时，龙云部主要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文人等趁混乱之机逃到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领先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在祥云、禄丰等地展开激战，击溃胡若愚军，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7月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怕第三十八军追击，于是便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造云南省政府。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不遵守“板桥协议”，命卢汉、朱旭等部将胡若愚、张汝骥部包围于曲靖，准备加以消灭。但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虞趁昆明城防空虚，发兵进逼昆明，昆明危在旦夕。龙云一面指挥部队固守，一面派代表向胡、张疏通，表示不再为难，维护“板桥协议”。说成后，即将朱旭部调回昆明，将唐继开部击退。

　　胡若愚、张汝骥被解围后，也不执行“板桥协议”，却与贵州周西成相勾结，联合黔军向昆明反击。龙云任命胡瑛为第三十八军前敌总指挥，双方在曲靖、宣威一带反复混战，龙云部将周西成之黔军击退，进而将胡、张部赶至川、滇、黔边境。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从而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

　　1929年初，龙云为报周西成黔军进犯滇东之仇，乃以胡瑛代理省主席，自率朱旭、张凤春等师进军贵州，发动了滇黔战争。与此同时，黔军将领李燊 也在蒋介石及龙云的支持下，由湖北宜昌率部回黔倒周西成。在龙云和李燊 的联合攻击之下 ，周西成节节溃败，4月间，周西成部在镇宁一带被击溃，周西成也被击毙。

　　滇黔战争爆发后，胡若愚、张汝骥认为有机可乘，联合龙部叛将孟坤，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合攻昆明，龙胡之战又爆发。龙云急调入黔之滇军，星夜赶回昆明增援，与胡、张部激战于昆明碧鸡关。龙云采用参谋长孙渡所献之反间计，由胡瑛寄信给孟坤，却故意将信送往胡若愚、张汝骥处，信中暗示与孟坤已部署当合击胡、张，使胡、张对孟坤大为怀疑。当龙云部发动反击时，胡、张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几乎全这覆灭。待胡、张知道上当时，后悔已晚，只有退往滇西。龙云挥师追击，胡、张节节败退，由华坪、宁蒗退入四川盐源、木里一带。1930年春，张汝骥在盐源战败被俘，押到云南下关枪毙；孟坤在渡江进，翻船淹死；只有胡若愚只身逃脱，后率残部并入桂军。

　　从1927年六·一四政变算起，这场龙胡之战经历了近三年。龙云最后消灭了对手，统一了云南，确立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当上了“云南王”，云南从此也进入新滇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六

　　旧滇系以清末陆军第十九镇为基础发展而成，其首领是唐继尧；新滇系则由旧滇系演化而来，其首领是龙云，已属于国民党新军阀之列。新滇系的主要将领有卢汉、孙渡、朱旭、张凤春、张冲、刘政富、安恩溥、龙雨巷、龚顺壁等。其中卢汉，也是彝族人，是龙云的同乡（昭通炎山人），与龙云的家仅有一山之隔。卢汉原名卢邦汉，字永衡，1895年出生。辛亥革命时，卢汉刚十六岁，跟随龙云投身滇军，以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成为新滇系军阀中仅次于龙云的实权人物。

　　龙云掌握云南军政大权以后，即依附蒋介石，参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张发奎率部北上入湘，企图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蒋介石命令龙云发兵讨桂，并许诺如攻下南宁，则委派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龙云欣然受命，挑起了第二次滇桂战争。5月，龙云令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三个师共十五个团二万余人进入广西，抄袭李宗仁的后路。滇军先攻占百色，7月，包围南宁。南宁守军韦云淞部凭城固守，而滇军则因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疾病流行，致使军心怠惰，士气沮丧，攻打南宁城三月而未下。9月底，桂张军从湖南撤回，白崇禧率部回援南宁。经过两周激战，至10月中旬，滇军失败，退出广西。1931年2月，滇军撤回昆明，经过整编，仅剩下六个团，损失大半。

　　这时，龙云借整编部队之机，削弱异己力量，提出“废师改旅”的整军方案，而他可以越过旅长直接指挥团长。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个师长不服，于1931年3月10日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倒龙，演出了“四师长倒龙”一幕。龙云为了避免“二·六政变”时唐继尧的下场，以“扫墓”为名，离开昆明回昭通，实际只到寻甸羊街躲避风险。龙云离开昆明后，四个师长由谁来当主席，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最后，卢汉、张冲只好把龙云请回来当省主席。龙云重返昆明后，宣布四个师长以下犯上之罪，下令全部扣押起来，立即撤销各师番号，实行废师改旅。不久，他又将卢汉、朱旭、张冲释放，另行安排工作。未获释的张观春不服，说话激怒了龙云，当场被打了两耳光，一直关押到抗战初期。

　　这之后数年，龙云全力加强云南的统治，并建立起忠于自己的滇军系统，成立军官学校，直接向法、德、比、捷等国购买军火，武装滇军。此外，在1935年及1936年间，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对长征路过滇黔边境的中央红军进行防堵追剿，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龙云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他在云南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全国抗战，并编成三万人的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开赴抗日前线。之后，又新编成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与第六十军合组成第三十军团。之后，第三十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和第一方面军。滇军在抗日战争中，参与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出身于滇军的第三军中将军长唐淮源、第三军第十二师（追赠）中将师长寸性奇、第七十九军（追赠）中将军长王甲本、第四十八军第一七一师少将副师长周元等，都是为抗战而牺牲的烈士。1942年5月，日寇从缅甸入侵滇西，龙云领导云南军民奋起抗战，于1945年1月收复滇西。由于滇西抗战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等部乘势进入云南，打破了由滇系军阀统治的云南这个独立王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任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为中国战区越南方面受降主官，令其率第一方面军开往越南。当滇军开拔后，蒋介石即坐镇西昌，亲自指挥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于10月3日凌晨突然占领昆明市各要害地区，包围龙云的住宅。龙云在仓皇中逃上五华山。清晨，杜聿明派人给龙云送去蒋介石的命令，免去他军委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任命他为军委会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由杜聿明接收云南地方部队。龙云拒绝离开昆明去重庆任职。蒋介石先后派何应钦、宋子文来劝驾，又以武力相威逼。龙云无奈，只得于10月6日乘飞机到重庆任职。蒋介石这次“小偷式政变”（龙云语），从此结束了龙云在云南的十年统治。

　　此后，龙云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闲职，实质遭到蒋介石软禁。1948年秋，龙云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劫持他到台湾，因而决心出走。在行政院救济部署空运大队队长、美国人陈纳德的帮助下，12月8日，龙云乘飞机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转广州，于9月乘轮船到达香港。龙云到香港后，即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加入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

　　再说卢汉，于是1945年9月20日率领总部人员直飞河内，9月28日在河内总部主持了日军受降仪式。当几乎全部滇军进入越南以后，蒋介石发动了10月3日“小偷式政变”，以武力解除龙云职务，改组云南省政府。10月4日，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飞往河内，名为视察，实则监视卢汉行动。接着，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往河内，向卢汉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接任前，由亲蒋的新任民政厅长李宗黄（云南鹤庆人）代理。对此事变，卢汉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原想以李宗黄取代卢汉，但李宗黄与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遭到云南各界的强烈不满。就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殴打、杀害爱国请愿的师生）的当天，卢汉回到昆明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但蒋介石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此时受到控制，被迫同意。他将滇军两个军即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和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交由孙渡指挥，合编为第六兵团，孙渡任兵团司令，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孙渡还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但是，不到两月，即5月31日，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就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在海城起义。到1948年10月，第六十军二万余人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在长春起义。而第九十三军则被东北解放军消灭于锦州，军长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虏，派到东北的滇军就这样瓦解了。

　　由于滇军被调往东北打内战，卢汉在统治云南的几年间，为了掌握自己的武装，不断建立和扩充新型的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滇军。到1949年，已扩编有十七个保安团，组成了以余建勋为军长的第七十四军和以龙泽汇为军长的第九十三军。6月，迫于形势，蒋介石撤销了由国民党中央接近指挥的设在昆明的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正式合法地总揽了全省的军政大权。

七

　　龙云从南京逃到香港以后，积极参与反蒋民主活动，成为民革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他多次派人回云南与卢汉联系，策动云南起义。卢汉也看到人民解放军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崩溃在即，也不愿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暗中也在作起义的准备。他一面与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联络，一面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的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因而，他在云南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新闻限制，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长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龙云与黄绍竑 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这事，史称“香港起义”。同一天，香港报纸登出“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获悉后，主张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恐怕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飞往重庆，连续发电报召卢汉赴渝。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俞济时到昆明催促，卢汉无奈，只好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往。但蒋介石一定要卢汉亲自去面商，同时派出中央军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李弥第八军、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分路向云南进逼，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另外，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多次来电催促，表示愿意担保安全。卢汉迫于形势，不得已于9月6日飞往重庆。临行前，卢汉对安恩溥、龙泽汇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就插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他指定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

　　卢汉到重庆后，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当时，蒋介石要利用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需要稳住这块大后方的秩序，因而他不仅没有扣留卢汉，反而表示交给卢汉全权处理云南问题，并拨军费银元一百万元以及武器、弹药装备补充云南两个军，但是，要卢汉逮捕黑名单上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卢汉表面上同意，于9月8日下午即飞回昆明，立即通知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共产党员迅速转移。

　　9月9日下午，云南的特务在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的率领下进行大搜捕，共逮捕近五百人之多。这就是“九·九整肃”事件。经过残酷的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一百多人，其余的也大多判了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将处理人员的名单送交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采取复审拖延的办法，直到11月初，李宗仁逃往香港路过昆明，经卢汉请求，李宗仁同意从宽处理这批人员，卢汉即下令一律释放。

　　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云南，卢汉将其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调往昆明及其附近地区，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卢汉准备起义这一情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已经掌握，他电告毛人凤，请求指示。由于时局紧张，怕杀了卢汉会导致云南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毛人凤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只命令沈醉严密地监视卢汉。12月6日，深醉亲自去见卢汉，对他进行试探，提出要在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和大破坏，但卢汉摇摇头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混乱。”以此来应付沈醉。同一天，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飞到昆明，监视卢汉，要把云南建成反共的基地。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等开会。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离开昆明的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于12月9日夜举行起义。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突然派兵把张群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九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结果，当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依时到达后，亦遭到软禁。晚上十时正，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命令。同时向全国发出起义的通电，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人民临时军事委员会，作为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

　　12月10日，卢汉迫使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发布手令，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及军统特务停止一切的活动，服从卢汉的指挥。但是，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并没有执行手令，从12月16日起，三面包围昆明，全面发起攻势。卢汉指挥昆明军民，开始了艰苦的昆明保卫战。由于战况危急，卢汉不得已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释放。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但是，他们归队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一度进占昆明飞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但仍被昆明人民和起义部队击退。到12月21日，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抵昆明，纷纷撤退，坚持了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不久，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

　　云南起义，标志着滇系军阀的最终结束。新滇系军阀的首领龙云和卢汉，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1950年1月3日，龙云离开了避居一年的香港回大陆，于1月18日到达北京。在新中国期间，龙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等。1957年，龙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6月27日，龙云在北京病逝。1980年7月，中共中央给予他彻底平反。

　　在新中国期间，卢汉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1974年5月13日，卢汉在北京因肺癌逝世。

　　而担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孙渡，兵败后逃匿隐藏，1952年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被关押改造，1963年获特赦，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67年逝世。

　　还想加一段：曾任滇军团长、少将旅长的朱德，1922年因厌倦军阀混战，为寻求救国真理，弃官离职，赴德国留学，认识周恩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成了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建国后，成了共和国元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贵州省简称黔，位于桂、湘、川、滇四省包围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由于贵州是一个贫瘠、弱小的省份，经济基础薄弱，因而它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两个突出的特点。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依附邻省如滇系军阀等大势力；所谓掠夺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常指向四季、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

　　黔系军阀的鼻祖叫刘显世。刘显世，贵州兴义县人，字如周（如舟），1870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堂兄刘显潜，字如渊，1865年生，也是黔系军阀的重要首领。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后又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由他一言而决，刘家俨然成为地方小朝廷。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正营管带。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亲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刘氏父子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这副对联足见兴义人民对刘氏父子的义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巡抚沈瑜庆万分恐慌，急电刘显世速集团防军入省城，协同镇压革命。刘显世即招募队伍，向省城进发。但刘显世尚在途中时，贵州同盟会领袖张百麟（祖籍湖南长沙，生于贵阳）、贵州立宪派首领任可澄（贵州安顺人）以及杨昌铭、周培艺、黄泽霖、谭西庚等人，于11月4日逼使沈瑜庆承认贵州独立。各派经会议，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行政总长。

　　但是，革命党人张百麟等人掌握政权以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反而对立宪派及旧官僚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态度，如将奉沈瑜庆令率部入省城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委为枢密院军事股长要职，同时，又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任可澄、刘显世及旧官僚郭重光等大肆破坏革命秩序、打击革命力量。他们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迫使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1912年2月初，他们还把掌握省城治安巡防大权的贵州同盟会首领之一的黄泽霖杀害。当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遭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

　　革命力量虽然已大大被削弱，但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仍感到力量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经郭重光献策，他们决定派戴戡（贵州贵定人）到云南找云南都督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和革命党人，请蔡锷派兵入黔“代定黔乱”。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政。唐继尧是滇军的一名中级军官，野心颇大，想趁入黔之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贵州同盟会领袖之一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得知消息后，即亲见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锷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即改令唐继尧取道四川入湖北，但唐继尧已得到贵州反动势力推其为都督的许诺，向蔡锷报称前队已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张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1912年3月初，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屠杀和迫害革命党人，贵州政权落入唐继尧及立宪党人、旧官僚的手中。

　　1912年3月4日，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这样就形成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唐继尧创办了贵州陆军讲武堂，由滇军将领韩凤楼兼任堂长。讲武堂的队长、大队长均由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充任，学员则从滇黔军中各部队抽调连长以下军官进行轮训。唐继尧统治贵州后，为把贵州变为他的独立王国，严禁外地进步思想传入，积极扶持地方势力，建立御用组织贵州统一党。贵州统一党的骨干分子是刘显世、任可澄、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人。唐继尧以贵州统一党来阻止国民党在贵州省的发展，并为他的统治服务。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由于贵州省小，袁世凯撤消都督一职而设护军使，由刘显世出任，这样，刘显世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陆军中将。1915年，刘显世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刘显世首鼠两端，后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戴戡调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由于刘显世兄弟是贵州兴义县人，以刘显世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又由于兴义系中有“旧派”和“新派”之分，所以，以刘显世为首、以刘显治、刘显潜等刘氏兄弟为骨干，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为“四大台柱”的黔系军阀集团称为旧兴义系。熊范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襄办学务，是刘显治的长子刘公亮的岳父，又是刘显世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何麟书是清末贵州立宪派骨干，又是刘显治的次子刘君卓的岳父，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张协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主办学务，曾任刘显世的财政厅长；郭重光是清末旧官僚、贵州耆老会头目、刘显世的顾问。这帮人资历较深，思想守旧，行动保守，被称为“旧派”、“元老派”，亦叫“文派”或“刘派”。清末贵州立宪派是“旧派”的主心骨，它的三巨头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无论在省在外都是刘显世政治经济的积极支持者。在中央，刘显世则通过其驻京代表刘显和及贵州籍国会议员蹇念益、陈国祥、姚华等人与北洋军阀及各政党交往；在地方，以刘显潜及其入居要津的子侄辈掌握全省地方游击军，控制老巢黔西南，左右地方各级政权。旧兴义系的主要成员，不是刘氏宗族姻亲，就是门生故旧，它是贵州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和旧官僚“三合一”的组合体，代表了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旧兴义系对内实行封建军阀统治，对外则依附滇系向外扩张，首先，就是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和湖南。

二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讨袁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加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械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庆。在四川的袁世凯北洋军，以綦江为重心，集中五、六个团，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组成一道弧形防线。2月中下旬，两军在綦江一线展开激战。由于兵微力弱，黔军进取重庆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綦江之战后，黔军退守川黔边境松坎一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湘西成了护国军与袁军的必争之地。护国军制定了由贵州出湘西，欲直捣武汉的战略计划，遂组织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二、三团挺进湘西。袁世凯则调北洋军经湘西欲进夺贵州，攻取云南。1916年2月2日，两军在湖南晃州接火，拉开了湘西之战的序幕。2月间，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攻占黔阳、沅州、麻阳等八座县城。3月间4月初，袁世凯急调大军反攻黔军；收复沅州、麻阳。这时，程潜发动和领导湘西护国军加入护国讨袁行列，二十余县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的桂军亦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袁军被迫收缩战线，未敢深入黔境。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1916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黔军将领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督军则由滇军将领罗佩金暂署。罗、戴二人在护国战争期间率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罗、戴入主四川，双方的矛盾也立即暴露。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不得不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川军刘存厚曾参加护国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护国战争后，四川大权却落入罗佩金、戴戡这些滇、黔外籍军人手中，这正是段祺瑞分化瓦解西南地方军阀的阴谋手法。果然刘存厚对此安排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罗佩金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17年4月召开了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引起了川军将领刘存厚等的强烈不满。戴戡则煽风点，挑动刘存厚与罗佩金的矛盾激化。戴戡还与刘存厚暗中约定，若刘存厚驱逐罗佩金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的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双方以大炮、地雷等攻击，巷战达七昼夜。4月24日，罗佩金战败，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坐收渔利，一下子手执省长、督军、军务会办三颗大印，令刘显世十分高兴。

　　按刘戴事先约定，击败罗佩金后，由刘存厚任军务会办。戴戡借口刘存厚在查办期间，拒不交出。刘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职查办，刘戴矛盾加深。张勋复辟，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闻讯，乘机发难。刘存厚也欺入川，黔军不过七千余人，决定武力驱戴。7月5日，刘戴之战爆发，川军围黔军于成都皇城，双方巷战达十余日。戴戡曾电请滇军罗佩金支援，罗佩金恨戴戡在刘罗之战中坐收渔利，以怨报怨，迟迟不予支援。戴戡被围不支，向刘存厚交涉，愿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印，撤兵回黔。刘存厚假意允许。7月17日，戴戡率部从成都南门撤出。7月21日，行至仁寿县时却遭到川军伏击，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厅长黄大暹被击毙，旅长熊其勋被捕杀。载戡目睹情势险恶，难以逃生，亦自杀身亡（一说被击毙）。自此，入川黔军瓦解。同年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入川黔军被逐，戴戡身亡，令刘显世十分伤心，但黔系军阀所处的政治、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只能继续向外扩张。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刘显世追随唐继尧，加入靖国联军，出任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脚之地。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如1917年8月，黔军就由重庆提取现款二十八万元回省费。其后，黔军又与川军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十八万元。黔军主力就是这样，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兵力近二万人。为了发展兴义系势力，1917年8月，刘显世指派刘显潜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由刘桂初出任校长。学校开设以战术、步兵操练、射击、野外实习、精神讲话等课程，采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学员主要来自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其中多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刘显世从此为其旧兴义系不断补充军事骨干。

　　就在旧兴义系企图进一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并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是刘显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六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六个团，并兼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一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

三

　　1919年，新兴义系与上海华侨振兴实业公司签订了从重庆经贵阳至柳州修筑铁路的条约和借款条约，但未获得贵州省议会的通过，于是新派与旧派的斗争因“渝柳铁路借款安全”愈演愈烈。新派从揭露贵州财政厅贪污舞弊着手，向旧派发起进攻。同时，又发动数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索要欠饷和恤金。伤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闯入财政厅长张协陆住宅吵闹。王文华等人还借《勤报》刊出广告，扬言要刊登《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何应钦、谷正伦等还组织暗杀团，专门对付反对借款诸人。11月，政务厅长陈廷策遇刺负伤。张协陆要求辞职未获批准，于12月3日服毒自杀。当时留下遗书六封，劝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双方息争，以地方为重，并劝刘显世引退辞职。接着，省议会议长张彭年逃往上海，其他人物也纷纷避走。这次事件实际是新派向旧派夺权的一次预演。因这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年，故称“民八事变”。

　　民八事变以后，兴义系中的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刘显世、王文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时，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黔军占领四川重庆等地，滇军赵又新、顾品珍等部占据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以及川军各部驱逐入川的滇黔军，爆发了靖川之战（又称川滇黔之战）。8月6日，川军夹击成都，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将滇军逐出四川。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黔军，展开重庆合围战。10月15日，川军刘伯承部率先破城，击毙黔军一旅长，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携带勒索得来的巨款，搭轮东下逃往上海。黔军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往贵州。

　　王文华因黔军在川战中失利，知道别无出路，决定黔军全部回黔，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政权。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布置行动计划。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参与这次夺权，而避往上海。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在贵阳的何应钦行动。10月下旬，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11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11月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谷正伦、卢焘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九年，故称“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是新兴义系军阀集团的首领王文华，如果在民九事变后，王文华能够及时回到贵州，收拾局面，则贵局也不至陷入混乱。但是，王文华在尚未返省时，已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王文华的，是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1889年生。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1911年初任兴义县团防局附设将弁学堂教练。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刘显世进省城，任右队队官。1913年后，历任黔军营长、团长，入川黔军纵队长、黔军第二师师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黔军前敌总指挥等。因与王文华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民九事变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旨在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因王文华是新兴义系的首领，袁祖铭与原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于1921年3月16日派人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王文华曾于1917年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民九事变后，又被孙中山委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王文华被刺杀后，黔军内部发生混乱，代总司令卢焘无力控制贵州，王文华所部五旅互相争斗，都想夺取贵州的统治权。袁祖铭见时机已到，于1921年4月，由北洋政府拨款二十万购买枪械，在湖北武昌小街正式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袁祖铭任总指挥，张彭年任总参议。袁祖铭将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调拨给的北洋军组成一个纵队，准备开赴贵州，但因川滇黔和旅居外省黔人反对甚烈，川湘两省不准假道，贵州又无内应，该军到5月份被解散，袁祖铭只得再等待时机。

　　这时，在贵州，贵州督军兼黔军总司令卢焘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参与讨伐陆荣廷。卢焘，广西思恩人，壮族，1882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起义。1912年随滇军入黔。1914年起，历任黔军营长、团长、旅长、代总司令、总司令。1921年5月，为响应孙中山伐桂号召，减轻贵州粮饷开支，缓和黔军内部五旅的磨擦，卢焘应谷正伦、胡瑛之请，派其率军入桂。6月，黔军分两路入桂。7月，孙中山任命谷正伦为援桂第四路司令、胡瑛为第五路司令，分别向柳州、百色进发。第四路彭汉章、王天培两梯团，会同滇、赣、粤各军攻下柳州。第五路援桂军进抵百色，因虐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土匪袭击，损失惨重。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召集各路援桂军筹商北伐大讲，谷正伦、王天培到会。1922年1月，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黔军隶属于李烈钧第一路军，拟北伐时攻击赣南、鄂东。后由于黔军内部纷争，谷正伦、王天培、彭汉章、胡瑛先后回黔。至此，黔军援桂之役结束。

　　1922年初，新兴义系内部火拼更趋激烈，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也因内讧被逐出省。黔军将领王华裔在湘西洪江电请袁祖铭到洪江指挥队伍入黔。袁祖铭已在汉口重组定黔军，自任总指挥，3月5日，袁祖铭赶到洪江。同一天，谷正伦所部参谋长刘其贤、旅长王天培、彭汉章等公开发出通电，欢迎袁祖铭回黔，定黔战争爆发。

　　定黔战争在贵州东南部、西南和西北部、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东南部是定黔战争的主战场。3月下旬，袁祖铭进驻镇远，发布了《定黔军誓师词》、《定黔军讨逆檄文》等文告，随后会同西北两路攻贵阳。谷正伦因实力所限，退往遵义，卢焘通电退职，避往安顺，职务由张春圃代理。张春圃与孙勤梁、窦居仁等联合抵御定黔军，但因战略上失误，使王天培、彭汉章于4月10日乘虚占领贵阳。张春圃、卢焘、谷正伦在遵义组织行署抵抗，但无从可救，败逃四川。袁祖铭于4月19日进驻贵阳，取得定黔战争的基本胜利。其后，在西南、西北、东北各战场，定黔军也取得胜利，定黔战争于6月全部结束。

　　定黔战争的结果，是袁祖铭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新兴义系瓦解。新兴义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等，都先后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四

　　袁祖铭发动定黔战争，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1922年8月，袁祖铭就任贵州省长。但是，贵州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平静，因为滇系军阀这时又在凯觎贵州省。

　　云南督军唐继尧，于1920年6月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出兵四川。8月，滇军在靖川之战中被遂，滇军将领顾品珍班师回滇驱唐，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出走香港。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扩编所部滇军为“建国军”，自任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此外，唐继尧还组织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流亡云南的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弟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不敌滇军，退入四川，宣布参加“武力统一”四川之战。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省长名衔。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控制。

　　滇系军阀虽然控制了贵州，但其兵力也受到牵制，难以向外扩张。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为解除后顾之忧，唐继尧与时任川黔边防督办的袁祖铭实行妥协。滇军方面派出与袁、唐双方均有故旧或亲戚关系的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于1924年10月开始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同年12月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桂，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2月25日，袁祖铭公开通电表示尊戴唐继尧和派彭汉章回黔自治。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1月23日，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接收军民两政。刘显世恢复贵州省长名义一年多，这时也随之下台，归家隐居。1927年10月病逝。其兄刘显潜，在民九事变后赴云南投靠唐继尧。1922年任滇黔边防督办。1923年任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重返贵州后曾代理贵州省省长。滇军离黔时，任唐继尧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入桂进攻柳州，失败后回黔，后所部被彭汉章缴械，归家隐居，1938年病逝。

　　1925年1月，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主持黔政。2月，彭汉章出任贵州全省清乡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彭汉章并非贵州人，而是四川潼川人。1890年出生。1902年在云南入伍当兵，后进云南讲武堂学习。1912年初随唐继尧入黔。唐继尧返滇后，彭汉章留黔隶属袁祖铭所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6月，支持袁祖铭定黔有功，升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3年3月，随袁祖铭离黔，参加川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黔军第一师师长，后改任第二师师长。1924年1月，被授予将军府志威将军。由于彭汉章出身于滇系，又在黔军中长期任职，所以他接收黔政，对唐继尧和袁祖铭来说，均认为合适。

　　袁祖铭指派彭汉章率部分黔军回黔主政，而他自己仍率黔军主力参与川战，与川军刘湘部组成川黔联军，合驻重庆。1925年12月，川黔联军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为争夺四川兵工厂、防区等，刘湘与袁祖铭交恶。当时，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袁祖铭有二师及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一时全市人心惶惶。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后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刘湘部驻重庆将领潘文华、王陵基、兰文彬等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部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防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何金鳌部哗变附己，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据刘湘的川康边务督办公署，接收川军各驻重庆的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势力全部遂出重庆。刘湘各部且战且退，分别退至壁山、垫江一带。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了其后驱袁之战的导火线。

　　刘湘势力被遂出重庆之后，刘湘与袁祖铭公开决裂。刘湘自度势单力薄，决定联合在“统一”之战中兵败奔赴汉口投靠吴佩孚的川军将领杨森，共同驱袁。杨森也想趁此机会东山再起，于1926年3月1日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渐达八万余众。4月20日，刘湘部师长兰文彬发出讨袁通电，刘湘、杨森、赖心辉部师、旅长联名通电响应，驱袁之战爆发。5月5日，川军兵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川军另一将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面对川军联合进攻，袁祖铭自度无法抵抗，于5月19日、20日将黔军全部退出重庆，移驻南岸。5月21日，川军占领重庆。5月24日，袁祖铭向川军请求，准许黔军于5月25日全部从南岸退出，取道回黔，希望川军五日内不加攻击。川军允许。5月28日，黔军全部退出南岸。6月上旬，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当袁祖铭被逐离川返黔时，贵州的军政大权已被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所控制。袁祖铭已无立足之地。周西成，贵州桐梓人，1893年出生。早年加入清军。辛亥革命后，随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之北伐黔军援鄂。1913年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分入黔军，历任哨官、连长、营长等。1922年1月，周西成乘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窦居仁离职赴沪之机，逼走参谋长徐朝光，自称旅长。同年6月，率部入川，任四川讨贼第三混成旅旅长，并加入国民党。1923年11月，周西成被孙中山委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1925年2月，周西成被北京政府委任为贵州军务会办兼第二十五军军长。1926年6月，周西成出任贵州军务督办兼省长，原省长彭汉章下台。周西成是黔系军阀桐梓系首领，周西成主黔，标志着兴义系的最后结束。

　　袁祖铭回黔后，已无力与周西成争斗。当时，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袁祖铭亦乘机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被任为左翼军总指挥。但袁祖铭当时仍拥有两个军四个师，号称十万之众，一方面表示愿意靠拢革命政府，支持北伐，另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中勾结，企图占据湘西，进袭长沙。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其部进攻宜昌、沙市，但袁祖铭借故不行。后查获吴佩孚委任袁祖铭为靖国军总司令并允许他组编十个师的秘密文件。国民政府令唐生智先剿灭袁祖铭，再图北伐。1927年1月，唐生智命令教导师师长周斓，趁农历年关请吃年饭之机，设宴诱杀了袁祖铭。其部属经过两昼夜激战，亦被唐生智消灭。

　　袁祖铭部将彭汉章，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参加北伐。1927年8月12日，亦在汉口被唐生智枪决。另一部将王天培（贵州天柱人），原被任命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任南京政府军委会委员、东征中路江左军第二纵队指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8月在徐州战役后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囚禁，9月2日，被蒋介石秘密处死于杭州。

五

　　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桐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贵州桐梓县人周西成任黔军第一旅第十团第二营营长时，就将同乡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人升为连长，为桐梓系集团形成打下了基础。随后，他们利用西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活跃在贵州、四川等地，抓住同乡和亲戚关系，逐渐发展。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又纠集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几年时间，周西成由营长升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担任了贵州省省长，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桐梓系集团高级文武官员，非桐梓人不用，时人有“无官不桐梓”之说。周西成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他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刘其贤任校长，彭鸿业任教育长，严余春、钟山瑛等任教官，陈仲英、黄集成等任大队长，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对外，周西成联合两广，对抗蒋介石。蒋介石对周西成这股割据势力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但未能达到倒周西成的目的。1928年秋，蒋介石终于找到机会，指使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 回黔倒周。

　　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1889年出生。早年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投黔军袁祖铭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所部被改编为第十六军，后又改为第四十三军，李燊 仍任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蒋介石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 一个军。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的危险。周西在对李燊 部不仅不容，而且为了削弱李燊 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共赴时难，进行了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了《周李协定》。该协定规定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三军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据协定，两军在宜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毁。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李燊 决定率这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周李之战（也称黔东之战）爆发。周李两军开始在四川酉阳、秀山及黔东之松桃、铜仁带激战，李军战败，又在贵定石门坎遭到周军伏击，李燊 负伤，遂向西退入云南，求援于云南军阀龙云。1929年4月，李 燊 在龙云的支持下，陈兵黔边，伺机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击，自领一路从安顺出发，亲赴前线指挥。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 率部到达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子。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之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廖怀中，联合向李燊 发起反攻，逼使李燊 随滇军退出贵阳，西走云南。李燊 将残部交与龙云，只身去香港，不久在香港病死。

　　李燊退出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蒋介石不得不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桐梓系第一继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矛盾则更为加深。毛光翔虽然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始终若即若离；对王家烈，毛光翔更是担心他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想夺取王家烈的兵权。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另外，蒋介石又资助王家烈各类新式武器，扩充部队，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增加了几个团。对蒋介石的“关怀”，王家烈也投桃报李，几度奉蒋介石之命出兵湘西，“围剿”红军。因他“剿共很有成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

　　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当时，毛部不少师、旅长主张对王开战，但受到毛光翔之母力阻。毛光翔权衡利害，也只得遵从母命，交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生于1893年，1914年8月起入黔军当兵，后入桐梓同乡周西成部，连年征战，由排长逐级提升至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大权在握之后，他不禁飘飘然，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贵州铜仁县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机会即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之辈，却喜读兵书，能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其实是出自万氏之手。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万淑芬又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作参谋。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并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饰着一双小脚，外人还不知她是女流。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她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动。她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她到广东会见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她又到南京访问蒋介石，争取补助；到香港访问胡汉民，分担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承担的任务。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她又在《贵州日报》增设副刊，亲自撰稿提倡礼义廉耻。她还插手军队，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其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其兄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旅长蒋德铭、军械处长黄集成都是侗仁人。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铜仁人掌权集团。时称这个集团为“铜仁派”。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不久，“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暗示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为不满和恐惧。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璠 策动政变。政变虽然未遂，但一场更大的战争——王犹之战在两个月后即爆发了。

六

　　毛光翔被迫让出贵州军政大权给王家烈后，退避遵义，既受冷遇，又受限制，加上以万淑芬为首的铜仁派不断抢权夺势，使他及其桐梓系将领十分恼怒。这时，黔西的犹国材和黔北的蒋在珍正在策划倒王，于是，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聚集遵义密谋，拟邀请王家烈前往桐梓参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借机达到目的。但王家烈恐生意外，托词未往。毛、犹、蒋遂以王家烈“背叛长官，破坏团体，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建立二十五军新系统”等罪名，通电讨王。蒋在珍首先在遵义宣布独立，随即派兵封锁乌江和鸭池河。王家烈也以“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为由，派简文波、犹禹九两个旅对蒋在珍进行戡乱，并急令驻湘西洪江的参谋长何知重率部回援。蒋在珍战败，退守遵义老城。毛光翔电促犹国材出兵支援。犹国材原先与王家烈的关系还不错，但此时见蒋在珍已成了瓮中之鳖，深恐一旦蒋在珍被歼之后，自身也难积极，故在“奉毛总指挥转中央电令，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迅速平定贵州内乱，以安地方”的招牌下，于1932年11月5日，由安顺起兵进攻贵阳，王犹战争正式爆发。

　　犹国材部以强行军及汽车短途接运，快速进至距贵阳三十多里的狗场附近。王家烈没有想到犹国材会反对自己，直到前两天，还接济犹国材部三万元，因此，对犹国材毫无戒备。双方经过激战，王家烈无力对抗，即率残部取道平越、八寨、三合退至榕江。11月24日，犹军进占贵阳。12月5日，毛光翔亦从遵义返回贵阳。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犹国材接任第二十五军军长，为此，毛光翔、犹国材、车鸣翼等在贵阳大肆庆贺，并议决组织联军全力进攻榕江，彻底歼灭王家烈势力或迫其就编。接着，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分兵两路进逼榕江。王家烈亦在榕江整顿部队，与何知重的部队合兵反攻。联军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战失利，被迫回救贵阳。在龙里观音山一仗，联军又遭败绩。王家烈随即全力围攻贵阳。1月17日，王家烈攻破贵阳东门，毛光翔、犹国材等向北败走，王家烈进占贵阳，重新恢复其统治，并派兵分头追击联军残部，双方又混战了一年。1934年1月，王家烈收复铜仁。

　　王家烈由于连年作战，部队亟需休整，同时，又恐怕犹国材等狗急跳墙，勾结邻省军阀入黔；而犹国材等也多次战败，已无力与王家烈对抗，遂提出划地罢战。王家烈接受犹国材等要求，至此，历时两年多的王犹之战结束。 王犹之战后，毛光翔便隐退赤水，1947年11月在赤水病逝。不过，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但王家烈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的防区仅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

　　1934年10月以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地，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单薄，难以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很清楚，因曾与陈济常、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被蒋介石所获，担心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采取对策，以求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而蒋介石，早由余汉谋告密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蒋介石已视王家烈为眼中钉，这次趁追击红军之机派出薛岳率八个师尾随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侯之担部四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两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十五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12月中旬，中央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率八个师尾随。王家烈觉察到红军的进军意图似不是夺取贵州，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与犹国材率军部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

　　1935年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红军打垮，遵义被红军占领。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也经盘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何成浚到贵阳，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迫于无奈，只好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其亲信吴忠信接任，同时，任命王家烈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让王家烈为他追剿红军卖力。王家烈在贵阳又难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辉章两师收复遵义作为安身之所。红军为了调动敌人，主动撤离遵义，何、柏两师得以进驻遵义。 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师东下的红军，王家烈只好离开贵阳到了遵义。红军回师渡赤水，再入贵州，并于2月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攻占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师。28日上午，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遇到滇军将领孙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请孙渡转达给龙云，求龙云暂划出云南几个县作为他安身之所。

　　当王安烈败逃黔西时，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贵阳，并改编了侯之担师。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了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尚有二万之众，杀了王家烈，恐会使其部属不服，所以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第一步先以军饷卡他，使他的第二十五军无饷可发；第二步就是煽动第二十五军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无法维持，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然后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蒋介石改编。至此，桐梓系在贵州的十几年统治宣告结束，同时，黔系军阀的历史亦最后终结。

　　黔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阀势力，到此虽已终结，但黔军的余脉仍存在一段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黔籍子弟兵在各个战场上，在随时会被其他军事集团并吞的情况下，仍英勇抗战，为国家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仍要书写一笔。

　　第25军第2师，1935年5月在贵州威宁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第102师。改编后的建制为两旅四团，共9000余人，首任师长柏辉章。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在当时的几个中将级师长里，可算是资历较深的一个。后曾任该师师长的还有贵州六枝人的陈伟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师调往淞沪，参加了淞沪会战，将士英勇抗击日寇，部队伤亡惨重。1938年5月，102师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况同样惨烈，师长柏辉章之胞弟、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304团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发生激战，团长陈蕴瑜阵亡。后国民政府予以表彰，柏宪章追赠上校；陈蕴瑜追赠少将。陈团长阵亡后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李宗仁题词“不以履险而却，不以临危而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壮烈牺牲，足以泣鬼神动天地”。冯玉祥题词“成功成仁”。何应钦题词“毅魄英姿”。此后，102师又参加了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抗战结束前，该师归入粤军薛岳部，真正结束了其身为黔军的历史。柏辉章被任为赣南师管区司令、江西军管区当参议、第88军副军长等职，未几辞职闲居于上海。1946年通过何应钦的关系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1950年1月在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任内率部起义。1952年因镇反丧命。

　　第25军第1师，1935年5月奉令改编为第103师，首任师长何知重。何知重，字良权，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军校毕业后服务于黔军，毛光祥主政贵州时任25军军部副官长。王家烈主政后升任25军第1师师长。是逼王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王家烈下台后何知重改投何应钦，所部被改编为103师后出任该师的首任师长。

　　1937年8月，103师参加了淞沪抗战。部队亦伤亡惨重，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罗熠斌是贵州台江人，在何知重部下征战多年，为何之亲信。在突围至江阴县城以西约十华里的一个公路桥时，遭到日军一个中队的袭击，罗熠斌在率部反击时不幸阵亡。罗是103师在抗战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军官。12月，103师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黄梅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后又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

　　1938年7月，何知重调任86军军长，103师师长改由何绍周接任。何绍周，贵州兴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炮兵科毕业。是何应钦的侄子，参加过淞沪会战。对于这次调职，不难看出，何应钦正逐渐将103师改编为他的嫡系部队，103师从此脱离老黔军的系统。

　　第86军军长何知重在军部被裁撤后调任军委会中将高参。何知重在脱离王家烈投靠何应钦后，希望在巩固地位后进一步发展，而何应钦也确实将两个黔军改编的师合编为一个军，委任何知重为军长，这着实让何知重高兴了一阵子，但是这个军长的位子未及一年就丢了。而且中央也乘此时将何的实权削去，虚委一个军委会高参的职务给何。因此何知重愤而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建国后何知重被捕入狱，释放后被聘为贵州政协资料室的顾问，攥写过“围剿”红军的回忆。1976年病逝于贵阳。

　　黔军中原犹国材部被改编为121师，师长先后是吴剑平、牟廷芳、戴之奇和朱敬民。 吴剑平，贵州绥阳人，号吴谟。毕业于贵州讲武堂。牟廷芳，贵州绥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又留学日本步兵学校。戴之奇，贵州兴义人，又名子奇。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朱敬民，贵州平坝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121师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役，也涌现了不少抗战英雄，如361团团长霍世才等。霍世才，贵州贞丰人，号敏文，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21师任连长，因功累升至363团副团长，1941年升任为361团团长。不幸在湖南武岗地区遭日机扫射身负重伤，于5月16日伤重而亡。霍世才是121师在抗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死后被追赠为陆军少将。同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刊登了霍世才的英勇事迹。

　　原25军第3师，改编为新编第8师，师长先后为蒋在珍、陈牧农、马叔明、胡栋成。蒋在珍，贵州桐梓人，号丕绪。贵州讲武堂毕业。军校毕业后从事于军事教育。1926年后担任团长、旅长。1932年王家烈任命蒋为25军第3师师长。1939年1939年12月师长蒋在珍调升93军副军长，军长刘戡以其亲近的补训处长陈牧农接任新8师师长。

　　蒋在珍是第一个被夺取实际军权的老黔军将领，这支黔军也落入刘勘手中。新8师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陕晋战役、晋南战役、长治战役等。1939年，22团团长彭镇璞在晋南战役中牺牲，被追赠陆军少将。

　　原25军教导师，改编为第140师。原师长为25军副军长侯之担兼任，但很快被刘湘以“勦共不力”为由撤职，但蒋介石将该师拨归薛岳，因而薛岳亲信沈久成任师长。后何应钦趁沈久成调任、安插其姻亲、王文华之弟王文彦继任。此后的师长为宋思一、李棠、毛定松。140师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也为抗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此外，黔军还改编为82师和85师。82师师长先后为罗启疆、欧百川、吴剑平、王伯勋；85师师长先后为谢彬、陈铁、陈弦秋、谷嘉、张际鹏、王连庆、王景渊、谭本良等，两师都参与了抗日战争，在其后的军事活动中或分化或被并吞。

　　在此，还须提及王家烈以后的去向和归宿。1935年11月，蒋介石让王家烈免试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期间，王家烈曾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未及两月）、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王家烈退役回遵义闲居，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1949年7月，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委任他以绥靖公署副主任，但王家烈尚未上任，贵阳即告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

桂、粤以北便是湖南，古有“三湘八泽”之称。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历来是南北军阀争夺的军事重地。在中国近代史中，湖南是发生战乱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一章，我们就来谈谈湘系军阀。

　　先从辛亥武昌起义谈起。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湖北武昌起义。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最先起来响应的，便是邻近的湖南省。武昌起义以前，两湖革命党人已相约：若湖南首义，湖北立即响应；若湖北率先发动，湖南即日跟上。可是，武昌炮响，湖南巡抚余诚格当天就得到消息。为防止新军起义，余诚格收缴了新军的子弹，并将其调离长沙，另调受革命影响较少的巡防营入防。湖南革命党人三天后才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故未能及时发难，后经过多次组织发动，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才于10月22日领导起义成功，光复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焦达峰、陈作新出任正副都督。

　　但是，湖南革命党人缺乏政治经验，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镇压反革命的措施，反而组织了纯然由旧官僚和立宪派参加的参议院，使之掌握了军政府的实权。10月31日，参议院议长、立宪派首领谭延闿策动新军中的反动军人梅馨等举行军事政变，谋杀了焦达峰和陈作新，谭延闿自任湖南军政府都督。 谭延闿 是个什么人？如何当上立宪派首领和参议院议长？这里还须作个交待。

　　谭延闿，字组庵（后改左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1876年出生。其父谭咏麟曾任清朝总督、巡抚，是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谭延 闿 自幼从安化名儒黄凤岐为师，熟习诗赋文章，且还善于骑射之术。1904年，谭延闿进京参加会试，得中会元，被委为翰林院编修。后回湖南长沙办“新学堂”，1909年，积极参与“立宪”运动，不久便以他的才学、名望、门第而被推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辛亥革命湖南军政府成立后，谭延闿又被推为参议院议长。但是，他并不甘心只当一个实权不大的议长，于是，他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策动军事政变，使焦达峰、陈作新遭叛军杀害，革命军政府被颠覆，湖南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局面。然后，他唆使党羽发起各种请愿活动，造成唯有他出任都督收拾残局不可的假象。这位后来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正是踏着革命党人的鲜血走上民国的军政舞台的。

　　谭延闿毕竟是个文人，当上都督以后，手下的将领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私下称他“谭婆婆”。为了显示一下自己“文武兼资”的本领，谭延闿 故意搞了一次校场骑射的表演，他跃马横枪，十发十中，使众将惊骇。当然，仅靠这些走马骑射的小技是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谭延 闿 施展出各种本领。

　　首先，他知道革命党人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狡兔三窟，他于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了湖南国民党的支部长。国民党首领黄兴（湖南善化人）回湘时，他为黄兴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俨然与革命党人站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和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共和党”、“进步党”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熊希龄（湖南凤凰人）以结好袁世凯。此外，他与湖北黎元洪、广西陆荣廷交结，以求自保。对于省内的一些下野军人、政客，他也尽量收容，大都给以名义。正是依靠这种八面玲珑的本事，谭延闿 在湖南维持了两年的统治。

　　1913年3月，国民党首领宋教仁（湖南桃源人）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孙中山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7月，革命党人李烈钧、黄兴、柏文蔚、胡汉民等相继在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起兵讨袁。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谭延闿也不得已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派大军镇压南方的革命，当北洋军大兵压境时，谭延闿慌忙宣布取消独立，通电下野。北洋军进入湖南后，谭延闿 跑到北京向袁世凯负荆请罪，因有黎元洪等求情，谭延闿免受责罚。 湖南取消独立，谭延 闿 通电下野后，袁世凯任命海军中将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汤芗铭，字铸新，湖北蕲水人，1885年出生。其兄汤化龙是湖北省立宪派首领，后曾任民主党干事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汤芗铭1903年中举人，1904年留学法、英学习海军。1905年在欧洲加入同盟会，但因偷割孙中山皮包盗取志愿书，被开除会籍。1909年回国后，出任镜清舰机长、南琛舰副舰长。1911年武昌起义时，随海军统制萨镇冰至鄂镇压起义。其兄汤化龙密函劝其归顺民军，适逢萨镇冰离职东下，汤芗铭在海容舰组织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次长兼海军北代司令。袁世凯上台后，汤芗铭即委身投靠，成为袁世凯的心腹，授海军中将衔。二次革命爆发，汤芗铭受命率北洋军入湘镇压讨袁军。谭延闿下野离湘，1913年10月，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南查办使、湖南都督兼民政长，独掌湖南的军政大权。

　　汤芗铭入主湖南后，成为袁世凯在湖南的忠实代理人。他治湘三载，横征暴敛，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据他自己呈报上中央的，所杀已达一万一千余人，因而，有“汤屠户”之称。他处处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办事，尤其在支持袁世凯称帝方面，各省地方长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他所办的报纸《大中报》，当时的人就这样揭露：“日日排二号大字，鼓吹君宪不遗余力。‘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皇气郁葱’、‘圣德汪洋’等各种奴婢口吻，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而掐名劝进，制造民意，亦无所不用其极”。正因如此，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袁世凯的“屠户干儿”。由于他对袁世凯竭尽忠诚，所以也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1914年被授予将军府靖武将军，袁世凯称帝时又受封一等侯。

　　但是，袁世凯恢复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派进步党人掌握了反袁运动的领导权。1915年12月初，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湖南邵阳人）在昆明联合各派反袁力量，发动了护国战争。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其后，贵州、广东、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独立。袁世凯派兵镇压无效，帝国主义这时也表示不支持称帝，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但仍想继续当大总统，又遭到各言反对，护国运动仍在进行。

　　作为袁世凯的亲信的湖南将军汤芗铭（当时都督改称将军），其时正陷于窘境，邻省黔、桂、粤已宣布独立，湖南省内各县亦独立纷起，计有五十余县之多，汤芗铭所能控制的仅有二十余县。此外，在湘南靖县还有以程潜为总司令的护国湘军，与西面的护国黔军和南面的护国桂军互为声援。汤芗铭的统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级官吏恐慌万状，纷纷潜逃。进入5月份，同属袁世凯亲信的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也不得不宣布“独立”。在此形势下，汤芗铭自知大势所趋，如再不宣布独立，就会地位不保。于是，他通过跻身护国行列的长兄、进步党人汤化龙，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得知革命党同意在他宣布独立后仍承认他的都督地位时，他才于5月29日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亲信陈树藩、陈宦尤其汤芗铭宣布独立的消息，重病之中更遭到沉重的精神打击，6月6日便病死了。故时人有“催命二陈汤”之说。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的实权，以恢复旧约法和召集国会等为条件与南方所国军务院达成和议。汤芗铭还想依仗黎元洪、段祺瑞继续当湖南都督，但程潜统率的护国湘军向长沙进逼，杀人如麻的“汤屠户”惊恐万状，便于7月4日晚逃出长沙，结束了他在湖南的三年统治。汤芗铭其后投靠直系，直系兵败亦下野。抗日战争中曾附敌。晚年研究佛学，直至1975年初才在北京病逝。

二

　　将汤芗铭逼离湖南的，是湖南护国军，其总司令是程潜。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882年出生。1900年，程潜入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入湖南将弁学堂，1906年保送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同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程潜毕业回国，任陆军第六镇正参谋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程潜赴汉阳协助黄兴作战。湖南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谋部长、都督府军务司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程潜逃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1914年参加李根源、李烈钧等组织的欧事研究会。1915年10月回到上海，护国战争爆发后，被护国军总司令部任命为湖南招抚使。1916年4月，率部从贵州进入湖南，攻克靖县，就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7月，程潜率部进逼长沙，驱逐汤芗铭。 段祺瑞执政心后，即调整各省军政长官，以稳定北洋派，瓦解西南护国阵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实现北洋政权下的“统一”。对于湖南这样重要的省份，段祺瑞当然要加以控制。7月6日公布的各省军政长官的名单中，湖南督军兼省长就是前四川将军陈宦（湖北安陆人）。而梁启超则希望由黔军将领戴戟（贵州贵定人）出任湖南省长（戴发表任贵州省长），虽经奔走，但段祺瑞并不理会。不过，对袁世凯走狗陈宦的任命，立即遭到湖南军民的强烈反对。7月6日，程潜率军进入长沙后，与曾继梧、赵恒惕等湘军将领及各界代表协议，于7日举刘人熙为湖南临时都督。刘人熙，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道台，与陆荣廷有交，程潜等想通过他取得桂系的援助。而陆荣廷也从广西的安全考虑，表示支持湖南抵制陈宦督湘。这时，黄兴刚从日本回国，程潜等认为黄兴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7月14日，程潜等联名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任命黄兴为湘督，但黄兴力辞不就，推荐谭延闿 或蔡锷出任此职。7月20日，蔡锷表示愿意回家乡湖南任职。段祺瑞当然不希望由护国军首领蔡锷出任湘督，于是，他选中文人出身，且当时在湘军中尚无很大实力的谭延闿。

　　由于上述的原因，谭延闿再度回湘主政，出任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吸取过去手下无兵的教训，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抓军权，通过整编军队，他将赵恒惕等亲信给以重任，而对湖南境内其他军事力量如程潜的湖南护国军宣布解散，程潜被迫离开湖南前往上海。通过党同伐异，谭延闿在湖南省内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开始由政客变成了军阀。

　　当时，段祺瑞准备武力统一中国，一直打算大兵南下，解决西南地方军阀，只因“府院之争”，还无暇实施。谭延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时时结好总统黎元洪，望他在朝中为自己撑腰；另外，他联络广西陆荣廷，结成湘桂攻守同盟。在省内，他多次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以收取民心。

　　1917年7月，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重新掌权。8月，段祺瑞决定武力讨伐西南军阀，因湖南必定是南北军阀争夺的主要战场，所以段祺瑞急于将湖南控制。8月6日，段祺瑞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以代替倾向桂、粤的谭延闿。傅良佐虽是湖南乾城人，但他与段祺瑞有姻亲关系，更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这时，谭延闿仅剩下一省长名义，他一面向桂系陆荣廷求救，一面想组织力量与北洋军决战，但赵恒惕“丁扰”在籍不在军中，其他将领反对用兵，而陆荣廷的桂军一时也无法开到，所以谭延闿只得放弃抵抗，被迫离任。

　　1917年9月，孙中山南下广东，联合滇、桂军阀，成立护法军政府，并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准备发动护法战争，讨伐北洋军阀；而段祺瑞也调动大军，急欲消灭护法军政府，于是，湖南便是南北争夺的主要战场。

　　9月13日，湘督傅良佐撤去谭延闿 任命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9月18日，刘建藩和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联衔宣布湖南自主，与护法军政府一致行动。不久，湖南第一区守备司令吴剑学、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铁道守备司令林仲麟、第五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等相继宣布自主响应。对此，孙中山专门致电刘建藩、林修梅等，表示祝贺，并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湖南临醴人）为湖南劳军使，前往湘南慰劳举义部队。湖南自主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

　　9月底，北京政府调北洋第八、第二十师入湘，冯国璋、段祺瑞分别发布讨伐令。10月3日，两广援湘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会上决定：出兵援湘，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两广共出军队八十营，组成五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第一至第五军司令。接着，谭浩明率军入湘，与湘南的护法军会同作战。护法战争正式拉开战幕。

　　桂系大举援湘，段祺瑞也即下讨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兵分三路夹攻湘南：正面攻衡山，右翼攻宝庆，左翼攻攸县。湘南护法军集结在衡阳地区，计有四十营兵一万五千人。这时，程潜受孙中山的派遣，也从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湖南护法军各路将领在衡阳开会，决定组织“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于是，南北两军在湘南地区展开了厮杀，其大战役计有衡山之战、宝庆之战和攸县之战。

　　就在南北双方在湘南鏖战之际，北军王汝贤和范国璋于11月14日突然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原来王、范均是直系将领，皖系头子段祺瑞一直要直系军人打头阵，为其“武力统一”服务。而直系首领冯国璋则主张“和平混一”，为保存实力，他授意王、范通电议和，并自行停战，撤军回长沙。湘督傅良佐遭此突变，不知所措，慌忙于14日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

　　王、范两军擅自停战求和，犹如晴天霹雳，给段祺瑞当头一棒，且“直系四督”亦通电响应，段祺瑞亦无可奈何，只得电令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维持长沙地方治安。但湖南护法军趁北军后撤，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州，直趋长沙。王、范被迫逃往岳阳。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11月21日，程潜也赶到长沙。次日，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11月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但谭浩明立即电令程潜“勿得擅自建立，致涉纷歧”。于是，程潜于12月8日解除省长职务。12月12日，谭浩明到达长沙。12月18日，谭浩明宣布“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这样，谭浩明把湖南划入了桂系的势力范围，充分暴露了桂系军阀“援湘”的目的。再说湖南前省长谭延闿，这时也出来争取复职并兼署督军，无奈势单力孤，最后只好出走上海。

　　湘粤桂护法联军占领长沙以后，由于桂系想保住已得的地盘，所以按兵不动，并没有向北推进，引起了湘军和护法军政府的不满。桂系军阀迫于无奈，只得同意调兵北上，进攻湘北军事重镇岳州。1918年1月16日，谭浩明、程潜、赵恒惕分路进兵岳州。程潜对部队慷慨激昂地指出：“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敌。”湘军为解放故乡，士气大振。1月23日，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经过数天的激战，击败了北军王金镜等部，于1月27日攻占岳州。

　　联军攻克岳州后，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与湖北黎天才护法军会师。但桂系军阀从自己打算，又按兵不动，断送了大好时机。

　　南军夺取岳州，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迫使冯国璋再向西南下讨伐令，进行第二次攻湘之战。1月30日，冯国璋令曹琨、张怀芝进兵湘鄂，以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并以杜锡珪 的海军由水路策应进攻。护法联军方面，以湘军赵恒惕部守岳阳，刘建藩部守平江，而桂军马济、韦荣昌、陆裕光等部在岳阳至羊楼洞之间。桂系这种部署，其目的明显在于胜则居功，败则先退，并不打算与北军力战。

　　2月26日，北军吴佩孚部抵达蒲圻，兵分两路进攻岳阳，双方展开连日激战。由于桂军没有作积极的配合，反而先往南撤，至3月18日，北军占领岳阳。以张敬尧第七师为主的北军，于3月11日分三路进攻长沙东北的重镇平江，经过十天激战，张敬尧于3月22日占领平江。张敬尧纵容部下“三日不封刀”，大肆烧抢淫掠，惨状前所未有。平江失守，谭浩明于3月25日弃长沙南逃。26日晚，吴佩孚部也随后赶到。3月27日，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

　　4月下旬，谭浩明将大部分军队撤回广东，湘军也被迫往后撤。4月22日，吴佩孚不战而占领衡阳，不久，又攻下宝庆、安仁、攸县、耒阳等。这时，吴佩孚没有再往南推进，他是直系将领，南征的功劳最大，对段祺瑞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系嫡系张敬尧十分不满，意识到再战下去，徒为皖系扩大地盘，所以有意停战。陆荣廷也想保住两广的地盘，也希望和吴佩孚讲和，于是，5月25日，双方代表在耒阳谈判。6月15日签订停战协定。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直系将领纷纷响应，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湖南战事暂停息。

三

　　南北战争的结果，使湖南落入了北洋军阀的手中。张敬尧的第七师驻扎长沙地区，吴佩孚的第三师驻扎在衡阳一带。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安徽霍立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清末曾任清军管带、统带。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陆军团长、旅长、南昌卫戍司令、第三混成旅旅长、第七师师长等。张敬尧出任督军兼省长后，对湖南人民进行残暴的镇压，他的第七师号称有七万之众，军纪极坏，奸淫抢掠无所不为，湖南人民恨之入骨，称之为“披着军衣的活强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湖南人民乘着这股民主爱国的浪潮，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于张敬尧的统治极不得人心，所以湖南各界也参加了驱张运动。直系将领吴佩孚与张敬尧矛盾很深，对此坐视不理，何况当时他是“爱国将军”的面孔出现，并且正酝酿着一个非常的行动。 谭延闿 这时也从上海回到湖南。他利用湖南人民的驱张情绪，以及吴佩孚与张敬尧的矛盾，周旋于直、桂军阀及省内实力派之间。在桂系的支持下，他在永州重任督军兼湘军总司令，他积极拉拢各路湘军，取得赵恒惕等将领的支持。

　　1919年后，由于直皖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吴佩孚决定率部北撤，夺取北京政权。为防止撤防时遭到皖军的袭击，他需要和西南军阀取得进一步的联合。8月下旬，吴佩孚起草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通过湘军总司令谭延闿 转致西南各派军阀首领。经过三个月密谈，11月下旬，西南各派军阀与吴佩孚在草约的修改稿上签了字，双方缔结了军事同盟。草约签订以后，吴佩孚更加了北撤的决心。1920年5月25日，吴佩孚率所部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混成旅一齐撤出湘南防地，其防地按协定由湘军进驻。段祺瑞令张敬尧等于沿途堵截并消灭吴军，但吴军顺利闯过多道险关，抵达武汉。

　　吴佩孚一走，湘军在赵恒惕的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步步紧跟，抢先接防。5月间占领祁阳、耒阳。6月7日，进占衡山，并由湘潭、湘乡直逼长沙。张敬尧部军纪腐败不堪，毫无抵抗能力，不战自溃。6月11日晚，张敬尧从长沙逃往岳州。次日，赵恒惕率部进占省城。后乘胜追击，于6月26日攻下岳州，张敬尧率第七师残部退往湖北，由王占元接管改编。至此，湘军完全控制了湖南全境。6月17日，谭延闿 回到长沙，第三次主政湖南，出任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的职务。

　　湘军在驱张战争胜利后，实力大增，当时境内湘军大致分为谭延闿 、程潜、赵恒惕三派。谭延闿 挂名湘军总司令，其实并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程潜掌握一部分军队，但他受到谭延闿 的排挤，无法在湖南立足，后来他南下广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部次长等，他的军队也是支持孙中山政权的。赵恒惕是驱张战争的主要功臣，他的部队也在此役中得到发展，所以赵恒惕是三派中实力最强大的。

　　谭延闿回湘主政后，将其党羽一个个都委以高官，这就与赵恒惕为代表的军人发生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更加激化。最后，赵恒惕唆使中、下级军人进行“兵谏”，逼谭延闿下台。1920年11月，谭延闿 主政湖南仅五个月后，不得不自动下台。年底，他悄然离湘赴沪，以后投靠孙中山，走上了另一条发迹的道路。

　　将谭延闿逼走的赵恒惕，是湖南衡山人，1880年出生。早年入湖北方言学堂，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04年与黄兴等在东京组织革命同志会。1905年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在广西陆军干部学校任职。武昌起义后被黎元洪任为左翼军司令。二次革命时因反袁被捕，叛刑十年，1915年获得释放。1916年6月后，历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长、第二师师长、湖南水陆军总司令等。1920年11月，赵恒惕逼谭延闿下台，广东护法军政府任命他为湖南总司令，任命林友宇为省长。林友宇，湖南武陵人，曾任湖南省警察厅长，只做了半年的省长，便被赵恒惕取代。1921年4月，赵恒惕兼任湖南省长。 为保住湖南的地盘，防止北洋军阀的进犯，赵恒惕宣布成立湖南制宪筹备处，发表“联省自治”的主张。这时，在邻省湖北，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贪污成性，克扣军饷，激起兵变多起，尤以宜昌兵变和武昌兵变为烈。1921年5、6月，湖北人蒋作宾、孔庚等纷纷集中长沙，要求赵恒惕以武力援鄂自治。赵恒惕认为，这是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援鄂自治，无形中也为湖南建筑起一道屏障。于是，6月20日，赵恒惕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举行援鄂誓师大会，以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兵分三路：左路以唐荣阳为指挥，由澧县攻湖北公安、石首；中路以夏斗寅为先锋司令官，由岳州攻湖北蒲折、咸宁；右路以叶开鑫为指挥，由平江攻湖北崇阳、通城。7月22日，在长沙还成立了湖北自治政府，蒋作宾为临时省总监，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7月30日，湘军全线猛攻。31日占领湖北赵李桥。8月5日，攻克通城。王占元派兵抵抗，同时急电曹锟、吴佩孚援鄂。曹、吴决定援鄂不援王，派靳云鹏第八混成旅、萧耀南第二十五师进驻汉口。王占元见大势已去，遂于8月6日辞职。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8月12日，吴佩孚抵达武汉，将五万余兵力分三路反攻湘军。8月17日，两军各下达总攻击令。吴佩孚命令海军在金口决堤以淹湘军，直军乘水势攻占金口、　州、嘉鱼、新堤，8月22日经过激战夺回汀泗桥，8月28日占领湘北重镇岳州，并水陆夹攻蒲圻湘军。湘军全线动摇。9月1日，经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居间调停，吴佩孚、赵恒惕签订了岳州休战条约共九条。至此，湘鄂战争结束。

　　赵恒惕援鄂不成，反引狼入室，丢失了湘北重镇岳州。在吴佩孚的虎视之下，赵恒惕也只得依附直系军阀，保住自己的地盘。在省内，他还是号称“自治”，1922年1月，还正式公布了湖南省宪法，主要内容有：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议员民选；省长由议会选举，有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法官和行政官员等大权。宪法也规定了人民的一些权利，但赵恒惕实行的是军阀统治，省宪仅仅是一种形式，并未对湖南的政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倒是他在当年9月当选为湖南省长，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他在湖南的军政地位。

　　再说谭延闿，虽是1912年国民党刚成立就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湖南支部支部长，但实际上他和国民党并没有多少联系，与孙中山更在政见上有分歧。1920年底他被赵恒惕逼迫下台后到了上海，与孙中山见了面，便决定利用孙中山的名望，来发展他的事业。1922年，他经孙中山介绍，在上海重新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回广州联合滇桂军队驱逐了叛将陈炯明，再度成立革命政府，任命谭延闿 为内政部长。当时有人劝孙中山，说谭延闿为人圆滑，不可大用，孙中山不以为然。不久，陈炯明部反攻广州，孙中山携谭延闿赴石龙前线指挥作战。谭延闿一时也不离孙中山的左右，躬冒矢石，十分镇静，这更加深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但是，谭延闿 身在广东，心却在湖南，他觉得自己在孙中山身边，充其量只是一位高级幕僚，没有自己的军队，就难以有真正的地位，相反，程潜早年即追随孙中山，曾任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陈炯明叛变时，又被孙中山委为讨逆军总司令。而此时，正担任大元帅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手中握有军权。如此一对比，谭延闿 更感到掌握军队的重要。也就在这时，湖南方面传来消息，为谭延 闿 入湘讨赵，重掌军权提供了机会。

四

　　湘鄂战争后，赵恒惕北附直系军阀，反对南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引起了一些湘军将领尤其是谭延闿系统的将领的不满，他们准备反叛赵恒惕。谭延闿闻讯，决定抓这个机会，回湘讨赵。

　　1923年6月，谭延闿指令其旧部、湘西镇守使蔡巨猷等在湘西宣布独立。7月，蔡巨猷等组成讨赵军，从湘西分三路讨伐赵恒惕。7月16日，孙中山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入湘讨赵。8月11日，赵恒惕组织护宪军与讨赵军相对抗。当时，谭延闿 的主力是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以及张辉瓒 、陈嘉佑等部。赵恒惕的主力则是贺耀祖第一旅、唐生智第二旅、叶开鑫第一混成旅。而湘军第一师宋鹤庚、第二师鲁涤平，原为谭延闿旧部，此时名中立，实则倾向谭延闿。8月25日，双方开始在衡山一带接战，赵军初有所胜。8月31日，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突然引谭军自湘潭乘虚袭攻长沙，赵恒惕仓皇逃离长沙，远走醴陵。贺耀祖、唐生智、叶开鑫等亦退至衡山以下至湘阳、湘江东岸一线。9月13日，赵恒惕在吴佩孚的援助下，又攻入长沙。中立军鲁涤平见状，建议谭赵双方议和，以图抵制直军入湘。之后，谭赵两军夹湘江两岸相持四十余日。此时，吴佩孚又令马济等率大军入湘，于岳州组织两岸司令部，吴自任总司令，湖北督军萧耀南任副司令。10月中旬，赵恒惕在直军后援下，大举反攻。正在战争重起的时候，盘踞广东东江的陈炯明叛军又进犯广州，形势危急，孙中山急电谭延闿 回师救粤。于是，谭延闿即将自己的旧将宋鹤庚、鲁涤平、蔡巨猷、吴剑学、谢国光、陈嘉佑及一万多湘军带入广东，谭赵之战，因而结束。 此役，谭延闿虽然没有在湖南立住脚，但总算也带出了一支军队。有了军队就有了政治资本，凭借着这支湘军，他被孙中山委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入粤湘军在讨伐陈炯明等叛军以及拱卫广州革命政府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7月1日，在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驻粤各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谭延闿的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岳森任参谋长，共产党人李富春（湖南长沙人）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军辖张辉瓒、谭道源、戴岳、陈嘉佑四个师。而程潜，则任第六军军长。1926年两军都参加了北代战争。

　　再说赵恒惕依附直系军阀，对湖南实行独裁统治，遭到湖南各界人民的反对。1925年后，湖南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人民希望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北洋军阀，但遭到赵恒惕的阻挠和镇压。赵恒惕的省长任期到1926年双十节时将届满，根据省宪法，省长由议会选举，赵恒惕自知已失尽民心，难以再当选，但他又不想息影下台，于是修改了省宪法，规定省长可以连选连任，还想进一步把兵权、财权都抓到手中。赵恒惕的所为不仅激起湖南人民的愤慨，其部下唐生智等也加入反赵行列。

　　1926年3月2日，长沙各界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省政府出兵讨伐吴佩孚，并公推共产党人谢觉哉（湖南宁乡人）等四人向省政府请愿。3月8日，唐生智令所部从宜章、郴州向衡山集结，并请赵恒惕到衡州检阅，实际上是向赵示威。3月9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了各群众团体参加的三万人大会，并组成了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组织全省人民起来驱赵。3月10日，唐生智兵分三路向北推进，迫进长沙。在民愤鼎沸和唐军进逼的双重攻击之下，赵恒惕被迫任命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并代行省长职权。3月12日，赵恒惕离开了长沙，结束了他在湖南的五年统治。赵恒惕后来依附张作霖和蒋介石，1949年去台湾，1971年在台北病逝。

　　将赵恒惕驱逐下台，是湖南军民的胜利，当然，唐生智的作用最大。唐生智，字孟潇，湖南安东人，1889年出生。早年就读湖南陆军小学、湖南陆军中学。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入湘军，历任第二师第二旅旅长、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等。赵恒惕被驱逐后，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职务。此时，广州国民政府即派陈铭枢、白崇禧与唐生智联系，唐生智表示拥护三大政策，参加北伐。

　　然而，湘军其他将领未必都肯追随唐生智服从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第一师师长贺耀祖（湖南宁乡人）、第三师师长叶开鑫（湖南宁乡人）就不服唐生智的指挥，唐生智不得不采取非常的行动。3月25日，就在唐生智正式宣布接任代理省长的当晚，唐生智举行军事会议，以促使湘改统一为由，扣留了第二师、第三师的主要将领，并下令解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等人的职务。在这一形势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决定起兵驱唐。他直接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拟任湖南省长）以合作驱唐，把湖南完全纳入其势力范围。于是，叶军开赴汩罗与唐军隔江对峙。4月27日，唐生智起兵讨伐叶军，唐叶之战爆发。4月28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并取道洪罗庙直趋衡州。同时，向常德、桃源移动，使唐军陷开四面受敌的地位。5月1日，唐军退出长沙。次日，叶军进入长沙。

　　面对这种形势，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提前北伐，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第一旅进入湖南增援，揭开了北代战争的序幕。6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把唐生智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任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湖南省长。7月上旬，北伐军到达湘境，唐军分兵三路反攻湘乡、宁乡、湘潭，沿途农民配合作战，北洋军不战而退，叶军也无心恋战。7月9日，唐军占领湘潭，次日占领长沙。随后，唐军追至岳阳，迫使贺耀祖部接受改编。叶开金部败退至汩罗江北岸据守待援。7月14日，唐生智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湖南假自治的局面告终。唐叶之战为北伐军大举北伐，进占两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赵恒惕被逐，唐生智崛起，使湘系又形成了谭延闿 、程潜、唐生智三大派，谭、程、唐三部分别被广州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八军，出师北伐。而谭、程、唐三人更在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担了重要的角色。

　　谭延闿追随孙中山之后，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建国粤军北伐代总司令、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被迫出国，谭延闿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北伐战争时，第二军由副军长鲁涤平代行军长职务参加北伐，谭延闿留守广州。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谭延闿仍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程潜，1926年7月率第六军参加北伐战争。第六军参谋长为唐蟒（湖南自主军首领唐才常之子），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林伯渠，辖第十七、十八、十九三个师。第六军为北伐总预备队，随第四军后向北进发，很快攻至湘、鄂，然后进入赣境，11月占领南昌。1927年1月，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六两军以及贺耀祖独立第二师沿长江南岸东进，击败直鲁联军及湘军叶开鑫等部，于3月23日攻占南京。

　　唐生智，1926年8月任北伐军中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军和叶挺独立团等部直趋湖北，很快攻克平江、岳阳等地，进入湖北，经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战役，直抵武汉。唐生智与李宗仁、陈可钰等策定攻城计划，于9月7日先攻克汉阳和汉口，然后包围武昌城。10月10日，唐生智命所部发起总攻，一举攻下武昌。唐生智乘势将第八军扩编为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二、第十七军，分别以李品仙、何健、刘兴、叶琪、周斓为军长，成立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控制了两湖的军事大权。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北伐军继续分三路进军，唐生智任西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入河南。

　　然而，正当北伐顺利进行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极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北伐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也使湘系三派卷入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之中。

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早在政变前，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已经显露，3月10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坚持国共合作和将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3月23日，程潜率部攻下南京，同时，也收到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 派人送来的写在一块绸料上的密令，要他逮捕蒋介石。程潜觉得事关重大，且力不胜任，不便贸然行事。3月25日，蒋介石乘兵舰抵达南京下关，程潜等登舰欢迎，蒋介石却不登陆，而直趋上海。3月27日，程潜赴沪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会议，察觉蒋介石将会叛变，便找借口急赴汉口报告。不料程潜离开后，负责南京卫戍的贺耀祖被蒋介石收买，蒋介石由上海到了南京。

　　由于第二军、第六军是谭延闿 、程潜的部队，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限令两军于4月6日前全部渡江北上作战。二、六两军急电汉口请求程潜，程潜复电不许渡江，待他回南京处理。不料，程潜的复电被蒋介石扣留，待程潜回到南京，两军已被调往江北，而程潜已察知蒋介石即将叛变，情势危急，仓促易服携亲信随从四五人乘小火轮逃离南京。几天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程潜逃离南京后，蒋介石借口扬州失陷，须保卫南京为名，又将程潜的第六军调回南岸，包围监视起来。到4月28日，又借口驱逐共产党，解除了第六军的武装，然后遣散改编。但不久，程潜在汉口重组第六军，在林伯渠等协助下，整顿训练，该军很快又成为一支劲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出现了宁汉分裂局面。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任命唐生智为总指挥，继续北伐。唐生智指挥其第四集团军进攻河南的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唐生智部于6月1日与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4日占领开封。在唐生智率部北伐的同时，被蒋介石收买的夏斗寅师和杨森部乘虚进攻武汉，叶挺率第二十四师奋力反击，将夏斗寅部击溃。唐生智也急调第八军在仙桃镇将杨森部围歼。而在湖南，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亦指使驻长沙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5月21日），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农会等一切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 孙科三位主席派周斓去湖南代理省主席，处理善后事宜。这个时候，武汉国民政府仍未公开反共。但是，到了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 、唐生智、孙科、徐谦等人在郑州同冯玉祥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会后，唐生智率部返回武汉。6月26日，唐生智到达长沙，以许克祥擅自行动，要严惩之。许克祥闻讯，率部南逃，投靠了蒋介石。

　　7月15日，汪精卫与谭延闿 、唐生智联合，公开反共，在武汉地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公开反共，但宁、汉之间矛盾仍然尖锐。8月初，武汉国民政府下令东征讨蒋，程潜受命任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率部东进，当推进到芜湖、宣城一带时，8月12日，蒋介石在桂系的逼迫下被迫宣布下野。于是，8月20日，宁汉双方在庐山谈判，于是宁汉合流。9月16日，宁汉沪三方在南京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谭延闿 任成立大会主席，程潜、唐生智都被推为特别委员。

　　但是，汪精卫、唐生智等因未能取得特委会的实权，心怀不满，乃于9月21日返回武汉，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与南京特委会对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谭延闿、程潜共谋讨唐。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由湘桂联军组成西征军，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别为三、四、五路军总指挥。此外，樊钟秀、方振武、鲁涤平、方鼎英、李福林、范石生等部也从四方合攻湘鄂。11月11日，唐生智只得准备下野，他召集李品仙、何健、刘举等将领开会，布置撤军湖南事宜，并将暗中联系程潜的第八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处决。当晚，唐生智乘日本军舰前往日本。11月14日，西征军占领武汉，组织湘鄂临时政委会，由程潜任主席，主持湖北政务。

　　1928年1月，程潜、白崇禧兵分三路，进攻湖南。1月17日，击溃刘兴第三十六军，进占岳阳。1月21日，西征军强渡汩罗江，击溃南岸守军，直逼长沙。此时，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受蒋、唐指使，中途倒戈,会同李品仙部袭击程潜第六军，第六军损失惨重。程潜急调部队包围叶部，激战两天，将叶部解决。之后，西征军继续进攻唐军，1月25日进占长沙。2月，连克衡阳、宝庆、津市、澧县等，何健、叶琪、李品仙、刘兴等相继通电，接受程潜、白崇禧改编。至此，西征军入湘作战即告结束。 这场战役，表面上是湘桂联军合攻唐生智，但实际上是桂系李宗仁为了打通与广西的联系，夺取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和两湖而发动的一场战役，谭延闿、程潜的湘军不过是桂系利用的反唐势力而已，所以，史称“李唐之战”是准确的。当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被瓦解，两湖地区夺到手之后，桂系又联合蒋介石向程潜开刀。1928年3月，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李宗仁为主席，程潜只挂一委员的虚名。李宗仁还多次开会密议，要将程潜扣留撤职。5月是旬，李宗仁在汉口召集会议，程潜不顾左右反对由长沙前往参加。5月21日，李宗仁以所谓“专横跋扈，把持湘政”的罪名为借口，拘禁程潜，宣布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与此同时，程潜的第六军迅速被分化，剩下的两师七个团由第十八师师长张轸率领撤往江西。蒋介石密令朱培德、金汉鼎、王均等部进行围歼。结果第六军仅剩一营突围至福建，为卢兴邦收编。至此，程潜十余年艰辛组创的第六军彻底被消灭。此后，程潜虽然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再度被起用，但已没有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队了。

　　至于谭延 闿 ，由于他不似程潜、唐生智那样直接统领重兵，再加上他为人圆滑善变，所以在唐、程倒台后他仍稳坐钓鱼船。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早在1921年，谭延 在上海投靠孙中山，就通过孙中山认识了宋氏家庭，并保持友好关系。谭的次女谭祥还认宋美龄为义母，谭延闿与宋美龄则兄妹相称。因此，蒋、宋联姻，使蒋、谭关系也无形中密切起来。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谭延闿 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1928年7月，国民党“二次北伐”成功，蒋介石统一了全国（其后东北易帜），谭延闿 感到自己再占着国民政府主席的高位势必遭到蒋介石的猜疑，对己不利，所以自请辞职。同年10月，蒋介石委任谭延闿为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同样是个极重要的职位，但蒋介石知道谭延闿此时只会唯唯诺诺，感到十分放心。而谭延闿的确也是一切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恭顺地充当蒋介石的“护印官”和传声筒。他抱定“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每次行政院开会，他都闭目养神，对讨论的问题从来不置可否。在行政院“混”了两年之后，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患脑溢血在南京逝世，时年五十五岁。

　　蒋介石对谭延闿的死很难过，因为象谭延闿这样听话的行政院长确实难以寻找。谭延闿的葬礼办得极为隆重，陵墓也仅次于中山陵。谭延闿的次女由宋美龄作主，不久嫁给了蒋介石的亲信将领陈诚。不过，国人对谭延闿的评价则不高，认为他有五代冯道之滑，有明代严嵩之奸，送他一句话：“写一笔严嵩字，做一世冯道官”。

六

　　湘系军阀三巨头之一的谭延闿于1930年9月22日去世了，而程潜、唐生智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此外，其后又冒起的何健，所以，湘系军阀的历史还须往下写。

　　先说程潜。1928年5月21日，程潜被李宗仁拘禁免职。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决议停止程潜的职权。直至他的第六军被消灭之后，国民党中央才于11月28日解除了对他的监视。此后，程潜寓居上海，过着忧愤的生活。直至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程潜才能重登政界，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12月，程潜出任参谋总长，授二级陆军上将衔，重新成为军界要人，并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再说唐生智。1927年11月11日，唐生智在李唐之战中下野赴日。1928年冬，唐生智回到上海寓居。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请唐生智到唐山接收白崇禧所指挥的由唐军改编的部队。唐生智到了天津，白崇禧即乘船逃走。唐生智将旧部李品仙、刘兴等部接收，蒋介石任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桂系失败后，蒋介石又于6月1日任命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到南京任职，实质是对他存有戒心，剥夺了他的军权。10月，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又派他率旧部与冯军作战，11月，将冯玉祥击败。唐生智深知蒋介石对自己存有戒心，又要加以利用，十分不满。11月底，唐生智与冯玉祥达成谅解，并与阎锡山、石友三、杨虎城、刘文辉、夏斗寅、何健等策划联合反蒋，由阎锡山领衔通电。但石友三先在浦口起事，炮击南京。唐生智害怕被人抢了头功，于12月1日也迫不及待由自己领衔在郑州通电反蒋，于是，蒋唐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面派刘峙等主力部队讨唐，一面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离间阎、唐、石的联合。不久，阎锡山、石友三均背弃前约，投靠蒋介石，出兵讨唐。刘文辉、夏斗寅、何健则按兵不动。12月30日，蒋军在平汉线发动总攻。1930年1月，阎锡山更亲赴郑州督部南下夹击唐军。杨虎城也被蒋介石收买，率部由南阳突然袭击唐生智的总司令部，占领了驻马店，把唐军拦腰中断。1月9日，唐生智再次被迫通电下野，化装逃往天津，然后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唐军残部被蒋介石、阎锡山改编。1931年，唐生智回国参加了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宁粤合作后，唐生智到南京。1932年初，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后又兼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等。1935年4月，授一级陆军上将衔。

　　程、唐二人，几经曲折，虽然嫡系部队已丧失，也还身负要职，不过已离开湖南。至于湖南本土，又谁来统治？

　　这里要说到何健。何健，字云樵，湖南醴陵人，1887年出生。早年入湖南崇古学堂和湖南公立政法学堂、湖南将校养成所。后相继在南京入伍生队、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在湘军任少尉排长。1918年3月北洋军入湘，何健回家乡组织游击队。1919年接受收编，任营长。后所部扩大为骑兵团，任团长。1923年11月升任唐生智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何健升任第二师师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春，第二师扩编为第三十五军，何健升任军长。同年11月，唐生智兵败下野，何健率部回湖南。1928年春，程潜率西征军入湘，何健利用与程潜的同乡关系，与桂系将领叶琪、夏威的同事、姻谊关系，取得程潜和桂系的谅解和保护，他的三十五军没有被编遣，他也保住军长的宝座，还兼任清乡会办。三十五军留驻湖南，直接归程潜指挥，而李品仙、刘兴两军则被调往参加“二次北伐”。

　　1928年5月，程潜被桂系扣押撤职，何健即急电李宗仁、白崇禧，表示绝对服从桂系指挥。程潜被扣押后，谭延闿 的嫡系将领、第二军军长兼十八师师长鲁涤平被委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继续当清乡会办，掌握地方武装。鲁涤平，字泳安，湖南宁乡人，1887年出生。湖南兵目学堂毕业，在湘军中历任连长、营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军长兼代军长，是谭延 闿 的嫡系将领，无疑与何健合不来。不久，鲁涤平即将清乡督办公署撤销，将何健打发到江西“围剿”红军。

　　何健当然不甘心受排挤，他积极靠拢桂系，与桂系将领密切来往，取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当时桂系与蒋介石矛盾十分尖锐，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桂系认为湖南是战略要地，也希望由何健取代亲蒋的鲁涤平。于是，1929年2月19日，桂系把持的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撤免了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十八师师长职务，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主席，并调李明瑞、杨腾辉两旅开赴长沙，逼鲁涤平去职。鲁涤平仓皇退出湖南，桂系势力控制了湖南。这事，史称“湘案”。又称“鲁案”、“湘变”，是蒋桂战争的导火线。2月27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 何健上台后，并没有完全倒向桂系一方，3月初，他派人到南京见蒋介石和谭延闿，希望蒋、谭谅解并表示拥护中央。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并拨发给养七十万元，参与讨伐桂系。但是，何健并没有通电任职，直到蒋介石讨伐桂军战争节节胜利，桂系失败已定，他才于4月初发电任职。4月11日，何健赴汉口面见蒋介石。同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此后，何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方，4月底，何健奉蒋介石之命，出兵入桂讨伐桂军，直到桂军被打败，何健才于7月中旬率部退回湖南。9月底，何健又参加围堵反蒋入湘回桂的张发奎部，双方在石门、武冈、宝庆等地激战，伤亡惨重。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配合冯玉祥、阎锡山作战，决定放弃广西，北上中原与冯、阎会师。桂张军入湘作战，何健部节节败退。5月28日，衡州、宝庆被桂张军攻下。6月2日，湘军又大败于醴陵、渌江。6月4日，何健率领文武官员放弃长沙逃往岳阳。当晚，桂张军占领长沙。6月8日，桂张军攻克平江。这时，何健奉蒋介石命令集中于湘西，桂张军又占领岳阳。正当桂张军准备乘胜直下武汉时，蒋介石命令粤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师于6月9日进逼衡山、醴陵，桂张军被拦腰截断，李宗仁、白崇禧急忙回师进攻粤军。6月11日，何健也自常德督军三路，反攻长沙。6月18日，何健率省文武官员回到长沙。7月2日，湘军与桂张军激战熊黑岭，湘军大获全胜，缴枪五千支，俘虏约七千人。7月4日，何健攻占永州，桂张军全部退回广西。

　　何健队了投靠蒋介石，为蒋介石消灭地方势力而效劳之外，还坚持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在湖南进行“清乡铲共”，并多次率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早在1927年，何健便指使其部下、第三十三团团许克祥、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第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武装袭击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长沙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党农讲所等革命组织和机关，抢夺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支，劫掠了武汉国民政府采办的军米和购米巨款，释放了在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这是何健反共反革命面目的初次暴露。1928年4月，何健任湖南省清乡督办署会办后，继续进行“清乡铲共”，他将全少划为十一个“清剿区”，每区派一个师的兵力“清剿”，后又将十一区制改为五区制，各区各县建立地方武装清乡队。在清乡中，何健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方针，采取“血洗火烧”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何健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屠杀之下，湖南全省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1929年元旦后，何健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纠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会剿”，曾占领井冈山，受到蒋介石的嘉奖。1930年7、8月，何健与红军为争夺长沙展开了两个月的激战。同年10月，何健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又参加了第二次“围剿”。1933年5月，何健出任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何健任“追剿”红军总司令，率五路“追剿军”，企图堵截和消灭红军于湖南。但中央红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35年初，蒋介石委任何健为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进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第二、六军团。后红军第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何健命李觉纵队随后追击至贵州普定。

七

　　抗日战争爆发后，湘系将领和湘军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不过，程潜、唐生智、何健等的各自遭遇又有所不同。

　　还是先说何健。还在1936年，粤桂军阀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何健为自身打算，曾与粤桂军阀暗中联系。但蒋介石大兵压境时，他又急忙倒向蒋介石一边，他的两面派手法，结果是把双方都得罪，尤其是蒋介石，对他失去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准备委任何健为东战场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实际是要把湘军推上第一线。何健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于是，提出一个人事安排和兵部署等计划，故意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配备到第一线正面，而把自己第四路军的主力作为第二线的预备兵团。蒋介石见此计划后，很气愤地抛在一边。1937年11月，蒋介石把何健调任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健统治湖南九年的历史。1939年春，蒋介石又撤消了何健的内政部长职务，调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何健深居简出，不问政事。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健因病辞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此后长期在衡山南岳休养。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健迁居香港，1950年夏去台湾，被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4月25日，何健因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再说唐生智，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积极参与抗战的军事策划。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乘胜西进，直扑南京。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主张放弃南京，而唐生智则主张死守。11月20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组织卫戍司令部和调整防卫部署。唐生智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部署十万大军守卫南京。11月25日，日军以八师团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唐生智指挥中国守军与敌军展开激战，阵地屡失屡得，彼此伤亡惨重。中国守军坚守了半个多月，到12月12日，南京终于陷落，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约三十万人。唐生智于12日晚上九时渡江，经滁州转到汉口见蒋介石，自请处分。不久，他回到湖南东安，后又居住重庆，蒋介石派了宪兵加以“保护”，实则被软禁起来。

　　而程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命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率领有限的兵力，与敌对阵相持达三月之久。1938年1月17日，程潜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辖三十多个师，数十万大军，驻节郑州。2月上旬，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统一军政。程潜指挥部队，参与了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消灭了大量日军。1938年11月28日，程潜改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北战场的抗战。1940年5月，程潜调任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并继李济深之后接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后又一度代理参谋总长之职，直至抗战胜利。

　　其他一些湘军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也出任了要职，如刘建绪（湖南醴陵人），曾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福建省主席等；李觉（湖南长沙人），曾任七十军军长、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陶广（湖南醴陵人），曾任第二十二军团军团长、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苏浙皖边区挺进军副总司令等；刘兴（湖南祁阳人），曾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江防总司令、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军委会点验委员会副主任等；周斓（湖南祁东人），曾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湖南省民政厅长、湖南行署主任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湘系军阀也被蒋介石卷入了内战的旋涡。1946年5月，程潜改任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9月，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程潜仍任主席。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程潜在部属、同僚的劝说下，决定竞选副总统。后因蒋介石在幕后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支持李宗仁击败了孙科。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总部设在武汉。武汉行辕随之撤消，程潜于1948年7月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8月10日，他在省政府宣誓就职。

　　程潜一回到湖南，就抓紧扩充军队，编训新兵，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就扩充编组了两个军共五个国防师，又将保字部队扩编为三个旅共九个团，掌握了近十万部队。同时，程潜又将长沙绥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集于一身。但此时，程潜与蒋介石及桂系的矛盾也日渐加深。蒋介石企图利用程潜牵制桂系，在他身边安插了一批亲信以作监视。白崇禧拥重兵在武汉，则常常对程潜施加压力。程潜处境艰难，何去何从，举棋不定。随着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程潜及其部属都意识到，湖南以及湘军必须寻找自己的出路，否则会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1949年1月，桂系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此时，李宗仁、白崇禧仍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隔江而治。但程潜已决意走和平道路，他派族弟程星龄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为了加强湖南的军事实力，他派刘斐（湖南醴陵人）到汉口说服白崇禧，将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湖南醴陵人）部调到湖南。2月，陈明仁率第二十九军和第七十一军开回湖南，陈兼任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是程潜同乡，又曾当过程潜的学生，与蒋介石有矛盾，经程潜开导，也同意走和平道路。

　　沉寂了多年的唐生智，这时也积极谋划湖南的和平起义。抗战胜利后，唐生智回到湖南东安老家办学。1948年秋，他拒绝了蒋介石给他的衡州绥靖主任的任命，1949年2月，又拒绝了李宗仁、何应钦请他到南京任职的邀请，他公开呼吁“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并会晤旧部刘兴、周斓等人，告诫他们要走和平自救的道路。1949年4月底，他应程潜邀请到长沙共商和平解放大计，并出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弟唐生明也积极协助程、陈筹划起义。

　　1949年5月，武汉解放，白崇禧率部退往长沙。白崇禧加紧对程潜的控制，将程潜扩编的五个师与陈明仁的两个军合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并借机消灭了程潜一个嫡系师，引起了程潜及陈明仁的不满与不安。7月14日，李宗仁又派人到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程潜断然拒绝。白崇禧想以武力强行裹胁程潜去广州。程潜派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湖南新化人）找白崇禧设法开脱，白崇禧同意程潜和长沙绥署移驻邵阳。程潜于7月21日到邵阳后，暗中加紧与中共联络，筹备起义。7月26日，陈明仁通知程潜速回长沙。程潜回长沙后，即与陈明仁会晤，接着又和陈明仁同解放军代表团代表李明灏（原国民党将领、湖南醴陵人）会面，商讨和平起义事宜。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对长沙形成包围之势，白崇禧率桂系军队退守衡宝、湘桂一线，正是宣布起义的好时机。

　　8月4日，湖南三十八名高级将领，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前面提到过的湘军高级将领刘兴、周斓、李觉等都参加了起义行列。同时，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的响应通电。次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和平解放。至此，湘系军阀的历史也告结束。

　　原湘系军阀的两大首领程潜、唐生智，在1949年都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投入人民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政府主席、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1968年4月5日，在北京逝世。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1970年4月6日，在长沙逝世。

绍粤系军阀，似应从胡汉民谈起。胡汉民并非军阀，只因他是辛亥革命后广东第一任都督，所以从他谈起会方便些。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县人（祖籍江西吉安卢陵县），1879年12月9日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足的官宦之家。七岁入私塾，十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胡汉民一边教书为生，一边自学，与史坚如（广东番禺人）等结识并交往，了解到孙中山的为人和他从事的革命活动，1898年，胡汉民出任《岭海报》记者，逐渐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思想。1900年10月，史坚如在广州参加反清活动被捕杀，给胡汉民很大的震动，激发了出洋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念头。1902年，胡汉民终于得机会东渡日本留学，但不久即因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请愿活动失败，愤而退学回国，在梧州、香山等地教书。1904年，胡汉民再度赴日留学，与留日同学兼番禺同乡汪精卫、朱执信、古应芬、胡毅生（胡汉民堂弟）等结成一个小团体，开始倾向于革命。1905年9月，胡汉民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不久担任书记部长，受到孙中山的倚重。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汉民又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1907年3月，胡汉民随孙中山离开东京前往南洋，此后在中国南部发动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尤其是镇南关起义，他抱病参战，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热情。1908年，胡汉民出任同盟会南洋支部支部长，1909年到香港，出任同盟会南方支部支部长，与黄兴等策划了广州新军起义和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响应。胡汉民当时尚在西贡，闻讯后即返香港，派出朱执信、胡毅生等潜回广东，策动民军起义，运动清军反正。广东各地民军蜂起，纷纷进逼省城。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也向同盟会输诚，通电反正。清两广总督张鸣岐见大势已去，只好召集广东各界代表讨论广东独立问题。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各界代表原推张鸣岐为广东都督，推第二十五镇统制兼警卫军副司令龙济光为副都督，但张、龙二人均不肯就任，于是各界代表重新推举胡汉民为都督，后又增被陈炯明为副都督。11月10日，胡汉民从香港返抵广州，就任广东都督，组成了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广东军政府。

　　胡汉民出任都督后，即命财政部正、副部长李煜堂、廖仲恺着手解决财政困难；命胡毅生、李文范成立全省军务处，管理旧军队，将最不稳定的龙济光所部“济军”调往钦廉剿匪，解除军政府的心腹大患；又命朱执信、胡毅生、何克夫、黄世仲等对各路民军进行整顿和编练。胡汉民还领导军政府粉碎了原清新军标统黄士龙篡夺军权的阴谋，回击了英国军舰对军政府的挑衅行为，建立了临时省议会。

　　待广东局面稍为安定，胡汉民又以姚雨平为总司令、马锦春为副司令，黄慕松为参谋长、邹鲁为兵站总监，组织了一支八千余人的广东北伐军，北上与清军作战，该军后来在宿州、固镇、徐州战役中大破清军张勋部，为捍卫南京立下了赫赫战功。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欧洲返国途经香港，胡汉民与廖仲恺同往香港迎接。胡汉民拟留孙中山在广东，但孙中山则以建立中央政府为当务之急，说服了胡汉民。胡汉民当即决定随孙中山北上，将广东都督一职交由陈炯明代理。

　　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县人，1878年出生于海丰县城一个绅商之家。陈炯明从小接受封建教育，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8年毕业。1909年，陈炯明在海丰县一些官绅的支持下，当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成为立宪派积极分子。同年，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联合会，陈炯明是广东代表之一，在上海期间，陈炯明与革命党人有了联系，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陈炯明亦参加了这一战役，但他贪生怕死，中途单独逃跑出城，事后受到黄兴等的严厉谴责。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炯明和邓铿（字仲元，广东梅县人）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往东江组织民军起义。他们组织了一支民军到“循军”（取惠州为古循州之义），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于11月1日在惠州附近起义，联合王和顺组织的“惠军”及清巡防营洪兆麟部，于11月9日光复惠州。陈炯明因有此功，故被推为广东副都督。 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代理都督一职，独揽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斥异己，残杀同志，镇压民军。他以“裁减”民军以解决财政困难为由，用武力镇压和强行解散了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各路民军（只有李福林等部保留下来）；先后杀害了对革命有功的同志和民军首领黄世仲、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石锦泉、温阿拱等人。为辛亥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广东北伐军，在“南北议各”达成协议后，本拟调回广东，但陈炯明不予接收，致使该军被迫解散。而对“反正”的清将清军，陈炯明委任潮梅绥靖督办；龙济光则被委任副绥靖经略，还让他把“济军”带到广西梧州。

　　陈炯明的所作所为，是他军阀面目的初次暴露，激起了广东人民及同盟会员的极大愤慨，当时便有“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的歌谣出现。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了“南北议和”的协议，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4月1日，孙中山离开南京，偕胡汉民等经上海、武汉、福州，于4月25日返抵广州。陈炯明隔天即避居香港。胡汉民曾有意留学欧美，但孙中山所止，在孙中山的敦促下，胡汉民于4月27日复任广东都督，后兼民政长及同盟会广东支部长。而陈炯明则由朱执信等劝返广州，兼任广东总绥靖经略。陈炯明由此对孙中山产生不满，认为孙中山信任胡汉民而不信任自己。

　　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后，按照孙中山“造成一模范省”的指示，积极建设广东。在军事上，他主要依靠陈炯明、朱执信、邓铿等同盟会骨干，积极整顿民军和肃清盗匪。陈炯明出任总绥靖经略，后经略处改为全省绥靖总处，陈炯明改任督办，又将全省分为广阳、肇罗、南韶连、琼崖四区，设置绥靖处。陈炯明由于和孙中山、胡汉民已产生矛盾，他尽量利用副都督兼全省绥靖督办的身份总揽军权，扩大自己的势力，很快，他拥有两师一旅的正规军，还有警卫军和地方部队，成了广东的实力派人物。

二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车站，举国惊骇。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访问，闻讯即赶回上海，与黄兴等人商议起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并密电广东陈炯明做好出兵准备。但陈炯明回电以“内部不一致，实力不薄弱”为借口，拒不执行孙中山的指示。

　　袁世凯深知陈炯明与都督胡汉民不和，便用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手段来阻止广东的讨袁运动。6月14日，袁世凯撤销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同时命陈炯明继任都督。面对袁世凯这一明显的分化手段，孙中山和黄兴决定乘机让陈炯明就任都督，然后起兵讨袁。孙中山随即到澳门，约见陈炯明，敦促他接任都督职并宣布独立讨袁，但陈炯明犹豫不决。黄兴也在上海一连给他三封电报，促他“就职讨袁”。这时，袁世凯则通过他的亲信、国务院秘书长梁士诒（广东三水人）转告陈炯明，三天内再不接任都督，过一星期中央即改派龙济光接任。至此，陈炯明知道不能拖延，才于7月8日就任广东都督，但仍不愿宣布独立起兵讨袁。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在湖口宣布独立讨袁，接着，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黄兴、陈其美也分别在安徽、南京、上海举兵讨袁，陈炯明也被迫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袁世凯见状，即另任龙济光为广东都督，令其率济军由广西梧州向广东进攻。同时，又派梁士诒等收买了陈炯明手下的主要将领第一师师长钟鼎基、第二师师长苏慎初、独立旅旅长张我权、都督府参谋长覃鎏钦、副官长谢超、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等。

　　陈炯明对龙济光的进攻并没有认真地部署抵抗，7月30日，龙济光的三千军队一出梧州，陈炯明在西江的防线即不战自溃，驻肇庆的肇军统领李耀汉（广东新兴人）投降，宣布脱离陈炯明，而就任袁世凯任命的罗肇阳镇守使。8月4日，陈炯明的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炮轰都督府，自立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一听到炮声，即仓皇偕同副官黄强，携带巨款避居于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在法国神父的庇护下，乘坐法国炮艇逃往香港，然后转赴新加坡。苏慎初只做了三天都督，就被部下推翻，由独立旅旅长张我权继任都督。张我权只做了二、三天，也下了台。8月11日，龙济光部在毫元抵抗的情况下进占广州。孙中山事后在总结广东“讨袁”失败时说：“是自败也，非袁败也。”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在陈炯明的身上。

　　“二次革命”失败后，开始了龙济光统治广东的时期。龙济光何许人也？他并非广东籍，也不是袁世凯的嫡系，他是云南蒙自人，1867年生，彝族土司出身，后成为清军将领。1903年任广西右江道尹，镇压会党起义。1907年12月任龙州兵备道时，配合陆荣廷部，镇压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黄明堂等举行的镇南关起义，被擢升为广西提督。1908年，率南宁防营，镇压革命党人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事毕，岑春煊奏准清政府将其部编为巡防营三十营，称为济军。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任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独立后，都督胡汉民为防止济军生事，将龙济光调任高廉雷琼宣抚使。其后，陈炯明又将济军调往梧州，使这支专事镇压革命的军队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二次革命时，龙济光率济军进攻广东，占领广州，出任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并授为陆军上将，后又授为将军府振武上将军，所部亦改称振武军。

　　龙济光治粤期间，充当袁世凯的爪牙，大肆镇压革命党人和残酷统治广东人民，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当时的报纸揭露“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汤芗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龙济光处处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亦积极支持袁世凯的称帝活动。袁世凯称帝后，龙济被封为一等公加郡王衔。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率先在云南起义，护国战争爆发，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讨袁。龙济光的老上司岑春煊以及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这滇、贵、桂三督，纷纷致电龙济光，以维持都督地位为条件，促其自动宣布独立。对龙济光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广东内部各派讨袁驱龙民军的进攻。当时的广东护国军分五大支：一支是任鹤年领导的护国军（实际是打着护国军旗号的奉孙中山为大元帅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一支是以陈炯明（自称广东大都督）、林虎等为首的“十路十八支队”的共和军，活动于惠州、博罗、增城等地。再一支是以进步党人徐勤和会党领袖王和顺为首的护国军（徐勤自称广东全省护国军总司令），专力夺取省城广州。此外，还有活动于顺德一带的魏邦平部，在潮州反正的莫擎宇部等。除了护国军之外，还有朱执信、邓铿、叶夏声、古应芬等人领导的中华革命军，活动于南海、新会、江门等地，也是讨袁驱龙的主要力量。 在护国战争之初，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派出其兄龙觐光（袁世凯任命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第一师假道广西，赴云南镇压护国军，在桂滇边界与护国军发生激战，攻占广南等地。3月14日，龙觐光部被陆荣廷缴械，给龙济光沉重打击。在这内外压迫的情况之下，广东都督龙济光以及巡按使张鸣岐被迫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

　　在护国战争期间，旧官僚岑春煊、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和国民党政学系首领李根源等，联合西南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等，准备成立护国军务院，以加强各派反袁力量和统一军事，广东宣布独立为军务院的组织提供了条件。4月8日，陆荣廷、梁启超应龙济光及讨袁民军各方之请，由南宁启程赴粤，帮助广东内部的调停和统一。但是，他们行抵梧州时，广州便发生了4月12日海珠惨案。以陆荣廷、梁启超代表身份先期抵粤的汤觉顿及粤方陆军少将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徐勤部中路司令吕仲铭等，在徐勤召集的海珠联席会议上竟遭到龙济光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人的袭击，上述四人皆中弹身亡。

　　龙济光的所为引起了广东各派尤其是护国民军的极大义愤，陆荣廷也急令莫荣新率桂军入粤。但是，陆荣廷与龙济光是旧日同僚，且又是儿女姻亲，并不想双方交战两败俱伤。事实上，陆荣廷、梁启超到达肇庆后就驻足不前，莫荣新部也在三水停下。4月19日，岑春煊偕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周善培、杨永泰等由沪、港同至肇庆，经商议后，决定采取逼龙济光让粤督位给岑春煊，使龙济光率军北伐的措施。龙济光在军队的驻防上稍作让步，但始终不肯让出粤督的地位。

　　为了尽快结束广东内部的混乱局面和出师北伐，梁启超等人又煞费苦心地提出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新方案。5月1日，都司令部在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冷遹为参谋厅长，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厅长，曾彦为饷械局长，杨其礼为副官长，两广都司令部直辖莫擎宇、林虎、李耀汉、莫荣新四师，程子楷、魏邦平两混成旅以及张习的独立团。龙济光虽然仍然把持广东军财两权，但名义上已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这为军务院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5月8日，作为南方护国军的统一指挥机构的护国军务院在肇庆正式成立（龙济光拒绝在广州提供办公地点），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并代理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抚军由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罗佩金、戴戡、刘存厚、吕公望、李鼎新等组成。另外，章士钊为秘书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温宗尧、王宠惠为副使，范源濂、谷钟秀为驻沪委员，钮永建为驻沪军事代表等。军务院直辖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即云南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部，两广新编第三、四、五、六军总司令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部，两广新编第一师师长莫擎宇、第一混成旅旅长程子楷部，独立团张习部以及龙济光的振武军等。联合军的作战计划分四期进行：第一期扫除赣闽边界敌军；第二期进占赣闽；第三期进占湘鄂；第四期直捣幽燕。

　　护国军务院成立前后，曾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北伐。陆荣廷率桂军及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部负责主攻湖南，龙济光部配合作战；李烈钧、莫荣新及林虎部主攻江西；莫擎宇部进攻福建。

　　龙济光对于军和院的北伐讨袁不仅不热心，而且还处处干扰阻拦。他威逼军各院，责令广东各路讨袁民军听候改编，实质是想趁机取缔民军。当李烈钧出师北伐，由粤出赣时，他增兵粤北，假托各界名义电拒李军经过，驻在韶关的龙部振武军甚至开炮轰击李军，引起了战争。龙济光的所为，再次激起了中华革命军及广东民军的义愤，纷纷要起兵驱龙，朱执信还提出：“必俟龙济光离粤始允停战”。但军务院对龙济光的倒行逆施却一味迁就和容忍。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皖系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北京政府于6月中作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的决定，南北双方达成了妥协，7月14日，护国军政府宣告撤销。

　　龙济光在袁世凯死后三天，即宣布广东取消独立。他在韶关的振武军与滇军发生冲突后，即向段祺瑞求援。段祺瑞电令江西将军李纯集结兵力于赣南，准备出击李烈钧。但北洋军尚未行动，振武军已被滇军击败。这时，陆荣廷也令桂军乘势由西路攻入三水，将龙济光困在广州。段祺瑞原想支持龙济光出任广东督军（都督改称督军），但因各方反对，陆荣廷又兵临广州城下，于是，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调任两广矿务督办，在陆荣廷未到任前，仍以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于7月10日从湖南返回广西。8月下旬，陆荣廷率兵入粤，以武力逼迫龙济光交卸。龙济光在桂滇大军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广州，率部移驻海南岛。

　　陆荣廷任广东督军，开始了桂系军阀统治广东的时期。1917年4月，陆荣廷长任两广巡阅使，广东督军由陈炳焜 继任。同年11月，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接替陈炳焜任广东督军，直至桂系败退离粤止。这段时间，广东的民军和地方实力派掌握的军队，不是被解散，就是依附于桂系军阀。如陈炯明，自动把所部民军交出，被改编为二十个营，分驻于东江各地。随后，这二十营军队编入朱庆澜的省长亲军中。陈炯明交出军队后，即上北京谒见黎元洪和段祺瑞，获得“定威将军”的封号，后回广东充当督军府高等顾问。但不久，陈炯明又感到郁郁不得志，便于1917年夏天到上海，投向孙中山门下，向孙中山“认错”表示“竟诚拥护”。孙中山不咎既往，再度与他合作。

　　当时，北京政府发生“府院之争”，继而督军团叛变，演成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拒绝召开国会和恢复约法。孙中山于是在上海倡议护法运动，先派胡汉民、朱执信等赴两广游说桂系陆荣廷、陈炳 焜 以及滇系军阀唐继尧等。当时两广正打出“自主”旗号，表示欢迎孙中山南下。于是，孙中山于1817年7月与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支持孙中山的海军南下护法，随后，部分国会议员也相继来粤，于8月25日至9月1日，召开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但当时统治两广的桂系军阀以及滇系军阀，并不是真心拥护护法运动。他们对孙中山的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遇事加以掣肘，致使护法军政府一成立，就隐伏着分裂的危机。

　　广东省长朱庆澜，因拥护孙中山，受到桂系的排挤，不得不去职，广东省议会乃于9月6日推举胡汉民为省长，但陈炳焜 不同意，后终推李耀汉为广东省长。11月间，陆荣廷指派莫荣新接替陈炳焜任广东督军。莫荣新对孙中山及其军政府十分无礼，并指令部下捕杀孙中山大元帅府六十多人。孙中山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和向军政府谢罪，莫荣新置之不理。1918年1月3日，孙中山密令海军、滇军等炮击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并令朱执信、陈炯明等响应举事。孙中山炮击观音山，教训莫荣新，莫荣新也无可奈何，一时不敢还击。随后派代表向孙中山求和，接着又亲赴大元帅府请罪。

　　护法军政府除了内部有分裂行为之外，还受到龙济光的进攻。1917年11月8日，段祺瑞任命驻琼州的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进攻护法军政府，龙济光受命后，立即率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李嘉品为第一路，段云源为第二路，马存发为第三路，分别从阳江登陆准备攻取广州，从雷州半岛登陆准备攻取南宁。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部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在恩平方向迎敌。1918年3月7日，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部反攻。3月16日，攻克恩平；3月25日，又攻占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逼龙济光集主力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顽抗。讨龙军分水、陆两路进击龙军，4月25日收复化州，4月27日攻克石城，4月28日拿下遂溪，龙济光进退失据，被迫弃军逃走。讨龙战争成功。龙济光后来跑到山东、安徽一带招募土匪，组成振武新军，准备重新攻粤，旋因部队哗变而未果。1921年1月，被免去两广巡阅使职，列名将军府，授为隆威上将军。1926年3月龙济光在北京死去。

　　广州护法军政府除了在南面受到龙济光的进攻之外，北面也受到北洋军的进攻。1918年4月，东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的指令，攻占南雄。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云南巧家人），急调驻韶关等地兵力，增援南雄。由于援兵立足未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急调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率所部滇军从讨龙战场疾速北进。5月初，李烈钧也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代，会同李根源整顿部队，分三路于6月3日发动全面进攻，激战四昼夜，逼使赣军向江西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是役史称为南雄之战。

　　孙中山虽然是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但在滇桂军阀的排挤之下，当时毫无实权，他极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陆军。其时北洋军从福建进攻潮汕，广东告急。孙中山派胡汉民游说桂系军阀，请拨出省长亲军中的二十营粤籍军队，由陈炯明率领“援闽”（征讨福建的北洋军阀）。桂系军阀开始不准，后因潮梅镇守使莫擎宇投靠段祺瑞，宣布独立，形势危急，才勉强同意。陆荣廷还有另一阴谋，想借此排挤国民党的势力出广东，利用粤军去和北洋军阀互相厮杀，他可坐收渔人之利。于是，陆荣廷分别在1917年11月10日和27日于梧州和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了攻闽方略。 1917年12月2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并派许崇智（广东番禺人），邓铿等主要军事干部相助。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东郊举行援闽誓师，出发东征。但陈炯明到达粤东后，即停滞不前，只是进行部队的整顿和补充。从2月至4月间，孙中山多次去电函催其从速攻闽，但陈炯明仍不作行动。 此时在广州，滇桂军阀联合起来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的元帅制为合议制，并和北京政府实行妥协，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于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并于5月21日离开广州赴上海。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孙中山唯有将希望寄托在陈炯明的援闽粤军之上，在赴上海途中，特于5月26日至三河坝粤军总司令部会晤陈炯明及粤军将领，力劝其攻闽。

　　在孙中山及粤军将领的逼使下，陈炯明在5、6月间兵分三路攻闽。经过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到8月底，援闽粤军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北洋军，占领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共二十多个县，建立了“闽南护法区”。这时，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命令。11月22日，广州军政府也下令停战。于是，援闽粤军与北洋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粤军攻闽成功，使孙中山和国民党掌握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并且有了一块闽南根据地。孙中山指示援闽粤军利用停战机会，从事扩编整训。很快，粤军发展兵员至二万余人，编成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为总部参谋长。但这时陈炯明已致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其部属多为自己的亲信和家庭兄弟，拥陈过于拥孙，第一军也渐渐变成了“陈家军”。

　　孙中山由于第一次护法失败，已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依靠滇桂军阀不可能推行护法运动。1919年8月7日，孙中山又辞去军政府总裁（七总裁之一）。以后，孙中山又多次主张取消由桂系军阀及官僚政客所把持的军政府。1920年，孙中山力主粤军回粤，以肃清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但陈炯明对此并不热心，只求与桂系和平共处。6月29日，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力促陈炯明回师广东。8月11日，桂系通过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三路进攻粤军，这才使陈炯明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

　　8月16日，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左路由邓铿指挥，进攻饶平、潮安；右路由许崇智指挥，进攻大埔、梅县、兴宁。由于桂系治粤四年，作恶多端，广东人民恨之入骨，纷纷支援粤军回师。各地民军也起义响应。广东地方派军人李福林、魏邦平等又宣布脱离桂系。这样，桂军兵败如山倒，狼狈溃退。粤军于10月22日占领惠州；10月28日攻克广州。岑春煊、莫荣新等率桂军残部逃回广西。是役，孙中山损失了一位亲密战友。9月21日，朱执信为调停虎门驻军（叛桂反正）与东莞民军的冲突时不幸遇难牺牲。

　　粤军攻克广东后，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废除广东督军一职。11月25日，孙中山偕唐绍仪、伍廷芳等离开上海，28日抵达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又说服他加入国民党，并任命他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孙中山对陈炯明的抬举和忍让，并没有使陈炯明与孙中山等同心同德，他反而更加飞扬跋扈，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

　　孙中山组建政府后，主要目标是要进行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巩固广东政权，首先要肃清桂系军阀。但陈炯明却提倡“联省自治”，反对伐桂。而桂系军阀退回广西后，并不甘心失败，1921年6月13日，桂军分三路攻粤。至此，陈炯明才被迫进行反击，和孙中山暂趋一致。

　　6月27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桂系军阀，任命陈炯明为“援桂”粤军总司令，兵分三路还击桂军。与此同时，总统府参谋总长李烈钧与云南唐继尧、贵州卢焘也组成滇黔赣讨陆联军，从桂西、北直捣桂林、柳州，配合粤军作战。在桂粤两军决战于梧州之际，桂军刘震寰部因事先受国民党之运动，宣布独立响应，桂军便兵败溃退。粤军长驱直入，协同滇、黔、赣各军，只三个多月，全部攻占广西，陆荣廷、谭浩明等逃往越南河内。

　　孙中山据有两广，决定乘胜出师北伐，并屡电陈炯明令他出师参加北伐，但陈炯明以准备不足为由加以反对。10月23日，孙中山亲到广西南宁会晤陈炯明，但陈炯明仍不听劝请，最后，孙中山只得说：“两广请兄主持，唯无阻我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陈炯明表面答应，然后返回广州。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抽调军队，准备大举北代。当时参加北伐的军队有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李福林的福军、朱培德的滇军、彭程万赣军、谷正伦的黔军等，共十三旅约三万人。以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民官长。而陈炯明的粤军第一军除抽出三营编为大本营警卫团外，都不参加北伐。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陈炯明留守广州，不但不接济饷械，反而与湖南督军赵恒惕勾结，欲置北伐军于死地。正如孙中山事后所说的：“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3月21日，孙中山的亲密同志，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被陈炯明的亲信部属暗杀。孙中山闻讯，极为哀痛和义愤，决定回师广东。在回师途中，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度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陈炯明不但不来，反而以辞去本兼各职相要挟。孙中山震怒，于4月21日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总长三职。陈炯明于即日宣布下野，离开广州赴惠州，令其部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又密令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广东惠阳人）率“陈家军”主力，迅速回师广州，以对抗孙中山。

　　4月22日，孙中山回到广州。手下将领主张先消灭“陈家军”，再进行北伐。但孙中山为避免引起内战，同时仍希望陈炯明能回心转意，故令北伐军暂不进入广州，改在韶关一带集中。但这样做，反使叶举能率军迅速从广西回师，占据广州。陈炯明不但不回心转意，而且和北洋军阀达成反孙协议：发难成功，则授陈两广巡阅使职。

　　6月15日深夜，陈炯明公开叛变。他指令叶举、洪兆麟率部围攻炮击总统府和孙中山的住地观音山粤香楼，以及占领省市机关。孙中山在部属林直勉、林树巍等护送下离开总统府，天明后登上永丰舰得以脱险。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坚守了五十五天，指挥广州军民与陈炯明作斗争，历尽艰险，直至8月9日才离开广州，经香港赴上海。8月15日，陈炯明从惠州回到广州，自任粤军总司令，对广东实行其军阀统治。

　　在陈炯明广州发难的同时，陈军另一将领，第四独立旅旅长邓本殷（广东防城人），乘机在粤西攻城掠地，自树一帜，成立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琼州、崖县、罗定、阳江“八属联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后投靠北洋军阀以自固，被封为高雷钦廉琼崖罗阳八属督办，与陈炯明东西响应。

　　1922年10月19日，孙中山将进入福建的北伐军许崇智部改为东路讨贼军。同年冬天，孙中山派人联络了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和驻梧州及西江的部分粤军，组成西路讨贼军。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的通电，西路讨贼军出梧州沿西江东下，“陈家军”迅速溃败。讨贼军于1月9日占领肇庆，10日占领三水，16日占领广州。陈炯明于15日通电下野，逃回老巢惠州，他的三、四万残兵也退到东江、潮梅一带，继续实行残酷的军阀统治，与革命政权对抗。

　　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在广州河南土敏土厂设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并出任大元帅职。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但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革命政权，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把他一生的革命事业推向更高的阶段。

　　陈炯明对孙中山的革命政权恨之入骨，多次进行军事围攻。1923年4月，桂军沈鸿英部在广州北郊发动叛变，陈炯明配合沈鸿英，发兵进攻石龙、增城；同年11月，帝国主义出动军舰，对孙中山收回粤海关税款进行威胁，陈炯明又紧密配合，兵力四路进攻广州。这两次进攻，都被孙中山率领革命军击退。1924年9月，孙中山举行第二次北伐，在韶关设立大本营，出师攻赣。10月10日，广州商团武装叛乱，陈炯明和商团分子陈廉伯（广东南海人）互相勾结，阴谋里应外合，颠覆革命政权，但商团叛乱很快被广州军民平息。1925年1月，陈炯明又会同江西北洋军阀方本仁部，兵分三路进犯广州，很快又被革命军所击退。

　　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消灭陈炯明武装，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组成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有粤、湘、滇、桂各军参加的第一次东征，以许崇智为总指挥。东征军先后占领潮州、梅县、汕头等地，击溃陈军主力林虎部三万余人，陈炯明率残部退入江西、闽南。6月，桂军刘震寰、滇军杨希闵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东征军不得不回师广州平叛。陈炯明趁此机会，又重占潮州、汕头，谋攻广州。9月，广州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总指挥，又发动第二次东征。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惠州，11月初完全收复东江，全歼陈部一万二千余人，陈军残部七、八千人，由刘志陆率领往北逃窜至山东，投靠张宗昌，被编为直鲁联军第三路军，至1928年夏，又被国民革命军击败，被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二师，刘志陆仍任师长。1930年后，刘志陆历任军事参议院参议，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等顾问、广东省政府委员等，1941年病逝。 陈炯明在彻底失败后逃往香港，后曾在香港组织洪门致公党，任总理。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在香港病逝。陈军重要将领叶举，失败后逃往香港，后客死香港。洪兆麟，兵败后只身逃往香港，同年12月，在赴上海途中，被人击毙于舟中。还有林虎，兵败后逃亡香港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党立法委员等。1949年后留居大陆，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西政协副主席、全政协常委等。1960年2月病逝。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盘踞广东南路八属的邓本殷趁机率部大举进攻广州，策应陈炯明。国民革命军以李济深为总指挥进行南征，击退邓本殷部并乘胜追击，将其赶至海南岛，连续作战，全歼邓本殷残部。邓本殷仅带随从数人潜逃大陆，同年3月在上海病死。

　　在前面四节中，我们主要叙述了陈炯明如何从革命党人蜕变为反动军阀以及最终灭亡的经过。由于叙述之中难以兼顾两头，所以对粤军的形成、发展及分化未能作系统的交待，而这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以后的国民党粤系新军阀的部队，正是由粤军分化发展而形成的，在这一节中先作系统的回顾。

　　1917年11月，孙中山鉴于桂系军阀把持护法军政府，而自己又没有军事力量，决定利用援闽之机，以省长亲军（警卫军）二十营粤籍军队为基础，组建援闽粤军。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黄强为副官长（由罗翼群代），叶举为参谋处长。此外，原陈其美的亲信参谋蒋介石，前南京临时政府的警察总监吴忠信等都被派往该军任职。援闽粤军编为五个支队、一个预备队、一个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辖三营；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辖四营；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辖三营；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辖三营；第五支队司令洪兆麟，辖三营；预备队司令熊略，辖二营；游击队司令徐连胜，辖二营。后在潮梅地区集中整训时，又加入杨坤如一营，共计二十一营，约六千人枪。

　　1918年6月，援闽粤军正式攻闽，经过近十个月的战斗，建立了“闽南护法区”，后扩编为两个军，陈炯明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辖李炳荣、洪兆麟、熊略、罗绍雄、邓本殷五个支队及梁鸿楷、黄凤纶、丘耀西、陈炯光、罗翼群五个统领（相当于团）。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蒋介石后出任该军参谋长），辖吴忠信、关国雄、蒋国斌、谢文炳四个支队，以及孙本戎所率的卢兴邦民军。邓铿仍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叶举仍为参谋处长。 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10月底，将桂系军阀逐出广东。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并将援闽粤军及原在广东的部队进行整编，其编制是：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叶举任参谋处长，黄强任总参议。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兼），参谋长邓铿（兼），下辖邓铿（兼）第一师、洪兆麟第二师、魏邦平第三师；邓本殷、翁式亮、杨坤如、熊略、陈炯光、李炳荣六个独立旅以及李福林、钟景荣、黄大伟、罗绍雄、黄明堂五路。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参谋长蒋介石，下辖吴忠信、蒋国斌、谢文炳、关国雄四个旅。

　　邓铿在整编粤军时，尤其对他的第一师进行彻底的整训，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知识，多方罗致如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重要将领的李济深、邓演达、陈可钰、薛岳、黄镇球、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李章达、叶挺、梁鸿楷、陈济棠、邓世增、邓龙光、缪培南、李扬敬、徐景唐、香翰屏、朱晖日、钱大钧、陈诚、罗卓英等，都曾先后在第一师中任过职（除李济深、戴戟、钱大钧、陈诚外，其余均为粤籍）。 1922年6月，在孙中山进行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使粤军发生了大分化。第一军随陈炯明叛变，后盘踞惠潮梅地区，主要有叶举、林虎、洪兆麟三部分。叶举为总指挥，林虎为各路总指挥，洪兆麟为潮梅总指挥，计有林虎第一军，洪兆麟第二军，尹骥第三军，刘志陆第四军，熊略第五军，杨坤如第六军，李易标第七军，陈修爵独立师，号称五万众。陈炯明则居住香港，遥为节制调遣。陈炯明嫡系师长邓本殷，在陈炯明叛变后，亦占据南路八属，出任八属联军总指挥，申葆藩为副指挥，黄志恒为参谋长，苏廷有为右翼指挥官，号称二万众。

　　孙中山将北伐福建的粤军改为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后投陈炯明），辖王懋功、陈得平、丘鸿钧、龚师曾四旅；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兼），辖许济、孙本戎、黄国华、张民达四旅；第三军军长李福林，辖林驹、吴近、袁德穉 、郑泳深四旅。 其余粤军，由大元帅府直辖，称为中央直辖粤军即第四军，军长梁鸿楷，辖两师一独立旅和一支队。第一师师长李济深，辖卓仁机第一旅、陈济棠第二旅；第三师师长魏邦平（后陈章甫、郑润琦）；独立旅旅长徐汉臣；支队司令丘耀西。

　　当时，由大元帅府直辖的还有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滇军，以刘震寰为总司令的桂军，以朱培德为总司令的赣军，以谭延闿 为总司令的湘军，以樊钟秀为总司令的豫军。此外，还有于右任的陕军，路孝忱的晋军，但懋辛、熊克武的川军，但都只有旗帜而无兵员。

　　粤军经此分化和改编以后，力量大为削弱，但孙中山为了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为了统一两广进而北伐，仍在作不懈的努力，多次亲率粤、滇、桂各军，进击东江陈炯明叛军及平定沈鸿英叛乱。同时，孙中山又派中央直辖粤军李济深部入桂，扶助李宗仁、黄绍竑 、白崇禧收拾广西局面。

　　1924年1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孙中山即进行军事上的整顿。3月间，决定将原属中央直辖的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以许崇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除李福林的第二军仍驻广州河南，未另编师外，其余各军部队，改编为四个师及若干独立旅。计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二师师长张民达，第三师师长郑润琦，第四师师长许济；另有徐汉臣、梁鸿林、卓仁机等独立旅及吴铁诚的警卫军。建国粤军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作为教育课程，孙中山期望把它建设成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1924年5月，孙中山建立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黄埔军校的建立，得到粤军尤其是第一师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积极支持。师长李济深、团长邓演达分任教练部正副主任，邓演达还兼任学生总队长，后又出任教育长等。一般的军事干部，大部分由粤军第一师抽调任用，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由李济深主办的西江讲武堂调来。

　　1924年间，孙中山一面继续调遣部队进击东江陈炯明叛军，一面继续督师北伐。8月间，挫败了广州商团叛乱。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功。随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等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然后，孙中山偕宋庆龄等北上赴上海，假道日本再转抵津、京。

　　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进行第一次东征，击溃陈炯明军林虎、洪兆麟等部。与此同时，大元帅府又派出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二旅陈济棠全旅、黄镇球补充团、蔡廷锴营以及滇军范石生军先后入桂，帮助李宗仁、黄绍竑 歼灭沈鸿英部及击退攻入南宁的云南的唐继尧滇军，统一了广西。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孙中山不幸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广东革命军民，深切哀悼。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两部，却乘机在广州发动叛乱。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刘杨叛乱。在东征军回师之前，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广东梅县人）赶赴汕头许崇智指挥部共商回师计划，不幸在潮安舟覆殉难。 平定刘杨叛变后，广州又发生了6月23日沙基惨案，接着，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国民党中央为着对内对外一切急切需要，乃于7月1日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扩大其职权，以汪精卫为主席。国民政府决定改编驻粤各军，取消过去带有封建色彩的地方军队名称，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

　　就在改编驻粤军队期间，8月20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身亡。廖案发生后，蒋介石即紧紧抓住这一时机，与汪精卫合谋，排斥了所谓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汉民。接着又大施权术，逼走了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从而汪、蒋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局势。建国粤军的权力则为蒋介石所掌握，不久，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等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以原有黄埔军为基础，编成两个师，将原许崇智一部改编为第三师；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以原有湘军为基础编成；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原有赣军为基础编成；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原有建国粤军第一师为基础编成；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以原有建国粤军第三军为基础编成；第六军军长程潜，以广东的地方军如罗翼群统率的潮梅军、吴铁城的警卫军以及原胡祥等部改编组成。后来，又将广西李宗仁、黄绍 竑 部队改编为第七军，湖南唐生智部队改编第八军。

六

　　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分布在第一、四、五、六各军之中，而其中，又以由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的第四军实力最强大，在后来的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第四军都是主力部队。在广东统一之后，又按照国民革命军三三制彻底整编，第四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麦朝枢。第四军辖有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师及一个独立团。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戴石孚，政治部主任李笠农（后徐名鸿）。辖蔡廷锴、孙绳、戴戟三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徐景唐（后邓世增），参谋长李扬敬，政治部主任林翼中。辖余汉谋、香翰屏、黄镇球三个团及黄涛炮兵营。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李汉魂，政治部主任廖乾吾。辖许志锐、缪培南、黄琪翔三个团。 独立团团长叶挺。

　　此外，属第五军建制的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也拨归第四军节制。

　　1926年初，广东统一以后，第十师调驻钦廉，第十一师调驻高雷，第十二师留驻琼崖，从事地方绥靖和积极准备北伐工作。

　　1926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可钰以第四军副军长名义，率领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称前方第四军；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统率陈济棠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留守广东（尚有广西黄绍竑 的部队），称后方第四军。

　　前方第四军经历了衡阳、长沙、岳州、武昌等地，长驱直进，所向披靡，尤以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将盘踞两湖称霸一时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击溃，战绩显著，被誉为“铁军”。不久，第四军扩编成两个军，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任军长，黄琪翔任副军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 正当北伐顺利发展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政变之前，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及桂系李宗仁等已和蒋介石联合，参与其事，出席了4月3日和5日在上海召开的反共秘密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等立即策应，发动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 随着蒋介石、李济深等的反共，不仅国共合作遭到破坏，而且国民党及粤系部队也发生了分裂。张发奎拥护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而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离开武汉。于是，张发奎又兼任第十一军军长，蔡廷锴则由团长升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

　　张发奎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一直攻至郑州、开封，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后因鄂、湘的夏斗寅、许克祥部叛变，于是，6月13日，张发奎随唐生智班师回武汉，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第二十军。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共的“七·一五”政变，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张发奎属下共产党员最多，且为军中的骨干，他为了保存实力，并不热心反共，后来只将各军（除第二十军）的共产党员遣散。7月下旬，张发奎奉命东进讨蒋，当部队到达江西的时候，第二方面军所属的贺龙、叶挺以及蔡廷锴等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于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张发奎开始是阻拦起义，后当起义军退出南昌南下，张发奎即令所部进占南昌。不久，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率部回粤，伺机占据广东。张发奎将部队交黄琪翔率领，自己经上海转道先去香港。9月中旬，张发奎部已悄悄回到广东，时任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迫不得已派人去香港迎接张发奎到广州主持军政。张发奎回到广州后，表面上声称拥护李济深，实际上，与李济深及广西省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 竑 明争暗斗，并与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及李济深的基本部队薛岳、黄镇球两师进行秘密勾结，以驱逐桂系出广东为名（李济深是广西苍梧人），暗中进行倒李、黄的活动。

　　再说蔡廷锴率第十师参加南昌起义后，感到和共产党信仰不同，于是率部离开南昌开往赣东。不久，蒋光鼐、陈铭枢应邀回到部队，恢复第十一军，重建第二十四师，陈铭枢仍任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蔡廷锴仍任第十师师长。这时，广东的李济深正受到张发奎胁迫，便电邀第十一军开回广东。于是，第十一军从福建往广东回师。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江西失败后，在贺龙、朱德、叶挺等率领下亦南下广东，进驻潮梅一带地区。李济深急调薛岳师，协同陈济棠、徐景唐两师，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交战双方多属原第四军的部队，此时已为各自的阶级在战场上撕杀。在汤坑之战中，开始起义军取得胜利，几乎全歼薛岳部，后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被薛岳等抓住时机，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协同下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撤退。

　　11月底，汪精卫从上海到达广州，召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开会，决定另立政府，与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此时蒋介石已下野），但遭到李济深的反对。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县。早年就读于广东武备学堂、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后入保定军官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济深南下上海，加入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广东北伐军遣散后，返北京就读于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兼军事编辑局编修。1920年应邓铿之邀回粤，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总参谋长等。李济深是广西人，是桂系的老大哥，因此不同意与李宗仁、白崇禧对抗。第四军的将领虽支持张发奎、汪精卫的主张，但又感到李济深是粤军的元老，多年的老上司，不愿与之兵戎相见，所以，张发奎等欲要举事，唯有先设计将李济深骗离广州。

　　11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蒋介石，以及南京的谭延闿 、孙科等均致电汪精卫赴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共商国是。张发奎与汪精卫便以此电邀，骗李济深随行。与此同时，张发奎带电邀黄绍竑 从南宁到广州，说是商讨政局。李、黄均不知是计。

　　11月16日，张发奎、黄琪翔用兵舰将汪精卫、李济深送离广州。当天晚上，张发奎、黄琪翔即发动了反对李济深、黄绍 竑 的所谓“护党运动”的政变。李济深的留守部队被包围缴械，黄绍竑 寓所和其他军政机关被包围，黄绍竑化装逃离广州。驻粤桂军其后亦退回广西。17日，张发奎等宣言反对南京特委会，发表谴责桂系新军阀的声明。19日，广东政治分会任张发奎为临时军委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接着，张发奎集结大军于东江、西江、北江，准备与李济深、黄绍 的部队作战。这事，史称“广州事变”，也称“张黄事变”。

七

　　张发奎发动政变，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1896年出生。早年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第三陆军中学。1916年回粤参加讨袁。1917年随援闽粤军去漳州。1918年8月回粤后，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第四军军长等。随同张发奎发动政变的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1898年出生。早年与张发奎一起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后入保定军官学校。1922年回广东，历任粤军参谋、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长、第四军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等。张、黄联合发动广州政变后，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一场混乱，南京政府动摇，给蒋介石复职制造了机会；而李济深知道自己受骗，即调动广东、广西、福建的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广州，使得张、黄面对一个复杂的局面。但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李济深作战方面，没有估计到刚刚失败了共产党人会有什么大行动。

　　然而，就在1927年12月10日深夜，叶挺、叶剑英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张发奎第四军所属的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大部分参加了起义。那天深夜，张发奎被黄琪翔唤醒，仓皇逃到珠江南岸李福林第五军军部，催促李福林部镇压起义军，但李福林一时也无兵可调。张发奎即电调东、西江的薛岳、缪培南、李汉魂、黄镇球、许志锐等部回到广州，与起义军激战三天，起义军被迫撤离广州。张发奎、黄琪翔即乘“江汉”号轮回到广州市里，对广州革命群众进行野蛮的屠杀。

　　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以及张发奎所属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大部分参加起义，这给桂系和反汪派提供了攻击汪精卫和张发奎的口实。12月14日，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等职务。与此同时，张发奎的部队又受到陈铭枢、陈济棠、黄绍竑等的联合进攻，损失惨重，师长许志锐阵亡，师长黄镇球亦被击伤。12月18日，张发奎、黄琪翔被迫通电下野出国，由缪培南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任副军长，率部退出广州。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因与张、黄有牵连，被迫辞职到香港作了寓公。

　　1928年1月4日，李济深重返广州任职，裁撤了广州临时军事委员会，组织建设委员会办理“善后工作”。为拉拢拥蒋的陈铭枢，后把省主席职位让给他。李济深又将驻粤军整编为三个军，将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统辖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三个师，驻防广州以及肇、罗各县；陈铭枢第十一师驻防南路钦、廉、雷、琼一带；徐景唐第五军驻防东江。

　　1929年1月，蒋、冯、阎、桂联合击败奉系军阀，全国“统一”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以裁兵遣设为名，削弱非嫡系武力，引起各路新军阀强烈不满。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济深虽不敢公开联桂反蒋，但和桂系互相响应。蒋介石决定拆散粤桂联盟，派吴稚晖来粤，诱骗李济深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会议。此时，陈铭枢和陈济棠都有意取代李济深在广东的地位，但陈济棠通过南京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关系得到蒋介石的默许。于是，陈济棠怂恿李济深前往南京。为坚定李的信任，他与李同赴南京出席会议。

　　李济深到南京后，于3月21日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陈济棠则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南返广州。当时，粤军将领均主张武力解救李济深，并推徐景唐为总指挥，出师讨蒋。陈济棠及拥蒋的陈铭枢极力说服众人。陈济棠还生怕有意外，回到广州后一直呆在海虎号军舰上，不敢上岸。4月初，桂系失败，广东各将领见反蒋大势已去，只得听命于陈济棠。陈济棠这时才从海虎舰上岸，接管广东编遣区主任办事处，接收李济深的宪兵营，限令驻粤桂军二十四小时内离境。不久，陈济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统辖驻粤的陆海空军，陈铭枢则仍任广东省主席。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人，1890年出生。早年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广东陆军建成学校。1920年应邓铿之邀入粤军，历任粤军营长、团长、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四军军长等。陈铭枢，字真知，广东合浦人，1889年出生。早年就读广东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加入姚雨平的广东北伐军，后入保定军官学校。1915年回广东参加反袁活动，后历任肇军营长、粤军营长、团长、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广东省南区绥靖主任等。二陈之中，陈铭枢是陈济棠的老上司，但此时，陈济棠已掌握广东的军权，实力当然已在陈铭枢之上。

　　蒋桂战争中，桂系失败退回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转而向广东进攻，于5月上旬占领了西江各县。拥护李济深的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在东江也举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号召，调动全部粤军与桂军决战。他以蔡廷锴旅牵制徐景唐部，集中兵力于花县的赤坭、白坭一带向桂军进行全力反攻，将桂军击败，并乘胜追至广西边境，再以香翰屏旅会同增援的蒋军分途入桂。当击败桂军以后，陈济棠又增兵粤东反攻徐景唐部，将徐部追至赣南，并于7月10日将徐部全部围歼于信丰地区。陈济棠取得两广战争的胜利后，将粤系部队整编为五个师，即余汉谋第五十九师、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香翰屏第六十二师、李扬敬第六十三师。

　　再说张发奎部于1927年失败后退出广东，奉调北上，参加了第三期北伐。1928年8月在泰安整军，张发奎部被缩编为第四师。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又被蒋介石起用，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桂系失败后，张发奎率部进驻鄂西宜昌、沙市。9月初，蒋介石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线，企图在途中将该师缴械。张发奎拒不从命。9月22日，蒋介石电令免张发奎之职，由黄镇球接任师长。张发奎于是联同薛岳、黄镇球在枝江通电反蒋，发起第二次“护党运动”。由于反蒋的共同目标，桂系对张发奎的举动表示欢迎。于是，张发奎率部南下，投奔桂系，所部归李宗仁节制，与桂军合称“护党救国军”。

　　1929年12月，张桂联军为了夺取广东，兵分两路进攻。张发奎部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李宗仁率桂军沿西江经肇庆攻军田、佛山。陈济棠急调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分路阻击，又急电请蒋介石发兵支援。不久，朱绍良率蒋军第三师入粤助战，陈济棠在赤白坭地区展开全面反攻，重创张发奎部，迫使张桂联军退回广西。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进攻广西，双方在北流一带展开血战，彼此伤亡重大。

　　1930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李、白、黄及张发奎决定放弃广西，挥军入湘，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陈济棠即将部队调往粤北韶关一带集结，伺机行动。6月3日，张桂军攻占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但黄绍竑 率领的后续部仍未到达衡阳。陈济棠奉蒋介石令，即调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三师入湘作战，6月10日攻占衡阳、衡山、安仁一带，把张桂军拦腰斩断。张桂军回师攻衡阳，双方展开衡阳大战。7月1日，张桂军全线溃败，损失一万二千余人，被迫退回广西。而此时，蒋介石已令云南的龙云分兵两路进攻广西的南宁和柳州。陈济棠担心，桂系被消灭，滇系军阀将会威胁广东；保存并联合桂系，还可以取得对蒋介石的抗衡作用。因此，他停止对张桂军的追击，并派人与李宗仁、张发奎联系，表示修好，使张桂军能将滇军击退回云南。

八

　　陈济棠、陈铭枢自分管广东的军、政后，矛盾很快产生并激化。陈铭枢为了搞垮陈济棠，独掌广东的军政，挑拨余汉谋等与陈济棠的关系，并大力扩编由省政府直属的保安队。陈济棠也不甘示弱，伺机削去陈铭枢的实力。衡阳之战后，蒋介石为了加速打败冯玉祥、阎锡山，要求陈济棠抽调粤军北上作战。陈济棠便乘机将陈铭枢的嫡系蒋光鼐、蔡廷锴两个师北调，扩编为第十九路军。削去陈铭枢在广东的军事势力，使得广东军队成了清一色的陈济棠嫡系。同时，陈济棠又向蒋介石请求增编军队，军费由广东筹措，得到蒋的同意。陈济棠便增编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的教导团，六个旅属的特务营，并秘密购买大批捷克、德国制造的军火，以增强军事实力。

　　1931年2月，蒋介石策划召开国民大会，攫取大总统宝座，但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反对。蒋介石迫胡汉民辞职下野，但遭到胡汉民的拒绝。蒋介石便于2月28日，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西郊的汤山。消息传开，舆论哗然。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逃出南京到广东，策动陈济棠反蒋。

　　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不仅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陈济棠的恩师，所以陈济棠同意联古反蒋，想乘此机会壮大势力，独霸一方。陈济棠一面以巨款接济古应芬去联络各方势力，一面派林翼中、香翰屏为代表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达到妥协，将驻桂粤军撤回广东，组成两广联合反蒋阵线。陈铭枢得知陈济棠的所为，只得借出巡为名，离职北上，到庐山投靠蒋介石，并企图指挥第十九路军回师广东，消灭陈济棠。陈济棠指派民政厅长许崇清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派兵将陈铭枢的保安团缴械，另外，派香翰屏去游说第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劝其勿为陈铭枢、蒋介石所利用，造成粤军自相残杀，得到蒋、蔡的同情和答允。

　　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监委邓泽如、肖佛成、林森、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由陈济棠领衔，十名广东高级将领通电表示拥护。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二十余人联衔通电，限令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下野。该日，陈济棠还发表了出师讨蒋通电。5月27日，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邓泽如、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陈济棠的粤系、李宗仁的桂系等，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推定唐绍仪、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邹鲁、邓泽如、肖佛成、林森、李宗仁、许崇智、陈济棠、唐生智、蒋尊簋、李烈钧、陈友仁、熊克武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后加伍朝枢）。推举孙科、汪精卫、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全为粤籍）为常务委员，轮流但任主席，汪精卫首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同时，成立了由十九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三人为常委，将陈济棠的第八路军改称为第一集团军，李宗仁的桂军改称为第四集团军。另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改组了两广政府，以林云陔、黄旭初分任广东、广西两省主席。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桂军即向湘赣进兵。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南下，战争一触即发。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收复失地。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改组，释放胡汉民，批准蒋介石的辞职。11月初，双方代表在上海议和，达成宁粤复合的协议书。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撤消，另设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两广归属中央，但实际上仍维持半独立局面。古应芬于1931年10月26日因拔牙中毒暴卒，胡汉民获释后回到广州主持西南政务，而广东的军政大权则完全掌握在陈济棠的手中，陈济棠被称为“南天王”。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蒋介石忙于“围剿”中央苏区，无暇顾及广东的统治地位。他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作为治粤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 陈济棠首先扩充军力。他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外又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两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以及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以后，他又多次增编和整编部队。除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外，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李振球、叶肇、张达、张瑞贵、黄廷桢、黄质文、王任寰、莫希德、王赞斌、张枚新、谭朗星、陈汉光、陈章、罗梓材、李浩之、范德星、严应鱼等人，都是他的师、旅长。

　　陈济棠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出来，独成体系并大力扩展。1932年4月，他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四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四个飞行大队，拥有各种飞机一百三十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十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斗能力。

　　另外，陈济棠还创立第一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燕圹，故又燕塘军校。陈济棠兼任校长，杜益谦为副校长，林翼中为政治部主任。军校分设学生队各兵科，并有军官班、高级军官班、政治深造班等，培养各类的军事、政治人才。此外，还办有海军学校、空军学校等。

　　陈济棠十分注重广东的地方建设。他自1931年全面掌握广东的军政大权后，经过一年的筹划准备，于1932年秋正式颁行《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从事广东的省政建设。在省主席林云陔、民政厅长林翼中、财政厅长区芳浦、教育厅长黄麟书、建设厅长何启澧、广州市长刘纪文等人的协助下，陈济棠在建设城市、发展工业交通文教事业，整顿经济，繁荣市场，清剿匪患等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效果。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陈济棠的儿子，美籍华人、电子学家陈树伯博士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这是对陈济棠治粤八年所作出的中肯的评价。 陈济棠在治粤期间，因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时时怕被蒋介石搞掉，所以，他既要接近反蒋派，又要为蒋效力。他几次奉命派兵入赣、闽“剿共”，甚至出任南路军总司令。不过，陈济棠在“剿共”过程中，十分注意保存实力，以“防共”为主。尤其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陈济棠并没有奉命尽主力作堵截和追击，使中央红军能顺利通过湘粤边境，这不能不说是陈济棠做的一件好事。 在此，还应该为离粤北上的第十九路军大书一笔。1930年夏，粤军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组成第十九路军被抽调北上与阎锡山、冯玉祥作战，为蒋介石击败阎、冯立下了“大功”。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二、三次“围剿”，结果损失惨重。1931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担任警卫，总指挥总设在南京两广会馆。当时第十九路军辖三师，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吴淞之间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1月28日夜间，日军以“日本和尚被中国工人击伤死于医院”为借口，向上海闸北一带发动进攻。蒋光鼐、蔡廷锴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不顾国民政府要第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的指令，率部奋起还击，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到二月底，日军总兵力增至四万四千人，发起全线总攻击，国民政府只派张治中率两师部队赴沪，此外再无援兵。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三十三天，最后被迫全线撤退。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将第十九路军调防等。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毙敌万余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册上写了光辉的一页。 5月23日，蒋介石下令将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派往福建“剿共”。蒋光鼐、蔡廷锴等知道，这是蒋介石要借红军之手来消灭第十九路军，于是，蒋、蔡决定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在福建另立政权，以达到反蒋抗日的目的。1933年11月20日，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将领，以及原粤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李章达等，还有陈友仁、徐谦、余心清（冯玉祥的代表）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权，以李济深为主席。这事，史称“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调集蒋鼎文第二路军、张治中第四路军及卫立煌第五路军共二十五万人开拔入闽，对只有五万人的第十九路军实行讨伐。第十九路军进行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1934年1月，福州被蒋军占领。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相继离国。第十九路军残部被陈济棠收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但不久，蒋介石又命令陈济棠将该旅缴械解散。

九

　　由于宁粤对立，蒋介石也想急于解决，于是，释放被软禁的胡汉民，派他赴欧洲考察。1936年1月，胡汉民归国到香港时，并不理会南京蒋介石派去的迎接大员，却回到广州，这无疑为陈济棠增加了反蒋法码。但是，5月9日晚上，胡汉民在与人象棋对弈中突然脑溢血，延至12日晚去世。

　　蒋介石要趁“胡死”之机解决广东一向处于半独立状态问题。5月中旬，蒋介石派王宠惠赴粤吊丧之机，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等五条。这实际上是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在陈济棠正感到焦虑不安之时，白崇禧也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极力怂恿陈济棠联合桂系，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与蒋介石抗衡。白崇禧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时认为：蒋介石既要陈兵于黄河流域，防备日军的进犯以及监视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又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因而决无余力南犯。如果两广联合，再拉拢湖南的何健，凭着抗日的招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武汉，再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就能夺取中央政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对白崇禧的分析，陈济棠认为十分精确。陈济棠有兄叫陈维周，擅长星相之术，曾于1935年春到南京见过蒋介石及到奉化看过蒋介石的祖坟，肯定蒋介石气运将尽。陈济棠十分相信其兄的星相之术，再经白崇禧的怂恿，便决心发动事变反蒋。5月16日晚，陈济棠与粤军向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廷桢等开会密商，对于联桂起事，将领们的意见不一。5月19日，陈济棠再次召集在穗粤军将领近二十人进行密商，并请出白崇禧到会说服众将，虽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仍不表支持，但陈济棠已决定反蒋起事。

　　6月1日，陈济棠授权西南两机关作出决议，呈文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吁请抗日。次日，又复电全国，请国民政府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组成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另一方面，陈济棠、李宗仁还暗中与日本联络，欲借日本的力量反蒋，并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国民党政权。

　　面对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蒋介石一方面立即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四出向广东海陆空军将领进行收买分化；另一方面，故作镇静，发出通电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为对付之策。粤军主要将领余汉谋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决定背陈投蒋。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第一军将领电催回部主持军事为名，取得陈济棠的许可，由广州回到驻地大庚，与参谋长罗梓材，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师长莫希德、叶肇、张瑞贵等会议讨论反陈，取得一致意见。7月6日，余汉谋以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名义，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蒋介石随即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派钱大钧、陈诚、黄镇球等同行，协助余汉谋回去收拾粤局。余汉谋于7月13日回到赣南，次日在大庚宣誓就职，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离职下野。同时，第一军亦向韶关推进。

　　另外，7月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离职赴港，次日通电反陈。到7月17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蒋介石收买。粤军其他将领以及西南机关要员萧佛成、陈融、刘芦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市长刘纪文等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

　　尤其给予陈济棠致使打击的，是他的空军也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7月18日早晨，空这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三架飞赴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七十二架先后北飞投蒋。至此，陈济棠完全绝望，于当晚借英国战舰保护，携带家眷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并通电下野。李宗仁亦于当天下午乘飞机回广西，在广西继续坚持反蒋，李济深以及原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等也入桂支持，但到9月间，李宗仁、白崇禧也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至此，曾经震惊中外，扰攘了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统治。

　　余汉谋于7月24日由韶关进驻广州接管了陈济棠原有的军权。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以王应榆为民政厅厅长，宋子良为财政厅厅长，刘维炽为建设厅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厅长，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蒋介石于8月来广州座镇了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至此，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归蒋介石控制。

　　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后，又飞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结果爆发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此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开始。

　　在抗日战争期间，粤军及其粤军将领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如张发奎，曾出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薛岳，曾出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余汉谋，曾出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等；黄琪翔，曾出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十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蒋光鼐，曾出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蔡廷锴，曾出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粤桂边区总司令等；李汉魂，曾出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而李汉魂，还从1939年元旦起，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以及广东省保安司令，直至1945年8月由罗卓英继任省政府主席止，长达六年又八个月，主政广东期间，李汉魂能认真行使职权，经常巡视各地，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均有成绩。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发表的十六个受降主官中，就有粤籍张发奎（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区）、余汉谋（曲江、潮汕地区）和薛岳（南昌、九江地区）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发奎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李汉魂等则被调离广东。1947年9月，张发奎又被免职调京，由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邀请时任国防部次长的黄镇球赴粤任广州行营副主任兼广东警保处处长。1948年4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张发奎与余汉谋、薛岳、香翰屏、李扬敬等粤系将领，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结果失败。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乘机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主粤（宋也是粤人，但他属蒋介石派系）。宋子文被迫辞职。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前，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则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之职。

　　1949年2月，张发奎又接受薛岳、余汉谋的电请，回到广州。他们以“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为号召，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扩编军队，企图将广东建成一个反蒋反共的基地。当时，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张发奎还建议代总统李宗仁把蒋介石扣留，但计谋未成。7月，张发奎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便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出走香港。余汉谋、薛岳则继续部署兵力，企图阻人民解放军南下广东。但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10月14日，广州被解放后，余汉谋集团往粤西逃走，中途大部被歼灭，残部退往海南岛。李汉魂出走香港，后随李宗仁飞往美国。黄镇球亦出走香港，后逃往台湾。香翰屏、李扬敬等亦逃往香港。

　　薛岳、余汉谋则退往海南岛，分别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而陈济棠于1949年4月被国民政府任为琼崖行政长官，薛、余率部进入海南后，陈济棠则专管民政。为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薛岳在全岛设立了三道防线，部署的兵力有十万之众，自称为“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但是，1950年4月解放军渡海作战，薛岳部兵无斗志，一击即溃，被歼五六万之众。4月底，薛岳、余汉谋、陈济棠率残部逃往台湾。至此，国民党粤系军阀完全瓦解。

　　还有另一批粤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黄琪翔等，则走上另一条道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从事反蒋民主运动，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曾任粤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更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当中，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都曾被他打败或吞并，但是，其中有一个军事集团却又例外，它能够长期保持其军事实力并与蒋介石作抗衡，这就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桂系军阀存在的时间很长，分为旧桂系和新桂系两个阶段。旧桂系的首领是陆荣廷，所以，有关桂系军阀，还得从陆荣廷谈起。

　　陆荣廷，广西武鸣人。壮族。1859年8月13日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小名阿宋，字干卿。陆荣廷出生后不久，父亲陆业秀就被人打死，母亲不久改嫁，他被交由邻居收养。七、八岁时，由于养母家生活亦极端贫困，陆荣廷经常到别人家的果园、菜地偷东西吃。有一次，他到野外雀窝里捉到几只乳雀，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生油炸了吃，养母一怒之下把他赶出家门。陆荣廷食宿无所，只得回到生母处。但十岁时，生母又病死了，他只得到雨伞店当徒工学艺，因受不了老板娘的虐待，只得出走，成了行乞的流浪儿，过着讨吃、偷盗、浪荡的生活。

　　1879年二十一岁时，陆荣廷到了龙州厅当县役，结识了一些衙门中人，交游了一些江湖朋友，听了不少草莽英雄的故事，使他萌发了闯荡江湖，造出一番事业的念头。后来，他因得罪了法国传教士，只得逃走，去给士官看守坟场。由于有一杆枪在手，他利用看守坟场的机会，练得一手好枪法和超人的胆量。1882年，他与人合伙当了强盗，加入了三点会，凭着他的枪法和胆量，很快成为水口地区的首领，称作大哥。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曾投唐景崧部当兵；中法战争后，组织绿林武装，与会党游勇结合，在中越边界打劫法国侵略者。陆荣廷讲义气，守信用，对贫苦农民和小生意人不加骚扰抢劫，所以也很得民心，他们队伍亦不断壮大。

　　1894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和边防军统领马盛治认为陆荣廷一伙行踪飘忽不定，难以征剿，不如改为招安，于是派人前往说服。陆荣廷因为一向不曾与清军交战，而招安则可以获得功名利禄，总比再过绿林生涯好，于是，便与其结拜兄弟桂平人莫荣新、龙州人韦荣昌等率从接受招安，所部编为一营，陆荣廷任管带。

　　陆荣廷二十一岁时在水口镇结识了龙州人谭浩明，结拜为兄弟。1882年，陆荣廷与谭浩明的姐姐结婚，两人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陆荣廷受招安后，便把谭浩明也邀至军中，当了哨官。另外，陆荣廷招安后，又认识了在龙州苏元春提督衙门当差的柳州人陈炳焜，很快，两人结拜为兄弟，成了莫逆之交，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以及后来招抚的林俊廷等人，都成为陆荣廷日后大展鸿图的得力干将。

　　陆荣廷受招安后，多次参加清廷组织的“剿匪”，镇压农民暴动。由于他本身是土匪出身，熟悉“匪情”，所以往往取得胜利，官职也越升越高，当上了荣字军统领。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等策动镇南关驻军及会党黄明堂等举行起义。清廷震惊，严令龙州兵备道龙济光与陆荣廷部讨伐，限七天收复被革命军占据的炮台，成则赏银八万，官升三级，逾期则将统领以下的军官一律军前正法。陆荣廷尽力为清廷效命，率荣字军与革命军激战多天，黄明堂等被迫撤走。此役后，陆荣廷获清廷封授“捷勇巴图鲁”的名号，并提升为左江镇总兵兼广西边防督办，而龙济光则提升为广西提督。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陆荣廷升任广西提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各省纷纷响应。陆荣廷对突然而来的革命怒潮，并无思想准备，当时他坐镇南宁，静观局势的发展。在南宁的革命党人想争取他响应辛亥革命，派出代表与他谈判，陆荣廷心存戒心，使谭浩明手执大刀在身旁，对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则未置可否。这时，在省会桂林的革命党人已准备发动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广西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十分害怕，派人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为了避免新旧军队的冲突，也为了尽快响应革命，与沈、王妥协，推沈秉堃 为都督，推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于11月7日在桂林宣布独立。陆荣廷得知桂林宣布独立，并推自己为副都督时，也就见风使舵，对革命党人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独立，组成以他为首的南宁副都督府。但是，他没有如革命党人所希望的那样立即派兵北上援鄂，而是处处排斥革命党人，扩张自己的势力，迅速巩固了他在南宁的地位。

　　沈秉堃和王芝祥虽然被推为正、副都督，但是，他们掌握的军事实力很有限，加上他俩都不是广西人，难以与手握重兵的本省土著陆荣廷相处抗衡。很快，沈秉堃和王芝祥相继以率队北伐援鄂为名，离开广西。于是，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继任都督。1912年2月，陆荣廷率巡防营进驻桂林就职，并改组广西军政府，以陈炳焜 为军政司长，陈树勋为民政司长，严端为财政司长，唐钟元为教育司长，卢汝翼为法制局长，苏寿松为铨叙局长。不久，他便将省会迁到老巢南宁。这样，广西的革命果实就完全被陆荣廷所窃取，广西是辛亥革命时纯由旧官僚重新掌权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

　　陆荣廷宣布独立，后当上广西都督，当然，并非他赞成共和，倒向革命，孙中山曾派潘乃德和陆荣廷联系，希望广西出兵北伐，一连几次，他都以各种借口推托，他急于要做的事，就是扩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广西的统治。他招抚各路绿林队伍，如沈鸿英等部，改编为桂军。另外，他大量安排自己的亲信心腹，控制和指挥军队，除了陈炳焜 、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沈鸿英、林俊廷等人外，陆裕光、陆福祥、陆德标、马济、韩彩风等，既是他的义子和养子，又是他军队中的重要将领。由于他的极力扩张和经营，桂军很快成为西南地区一支重要的军阀队伍。 袁世凯上台后，陆荣廷仍然保住都督的位置，他尽量靠拢和追随袁世凯，甘心为他效力。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相继响应讨袁，孙中山又派潘乃德动员陆荣廷，陆荣廷不但拒绝，后来还镇压了柳州刘古香的讨袁行动，又杀害了到广西活动的荆豫招抚使、武昌起义元勋蒋翊武。陆荣廷虽然效忠袁世凯，但他对袁世凯又深为疑忌，同时也感到袁世凯对自己也是既利用又猜疑。1915年底，袁世凯酝酿称帝，在洪宪封爵时，龙济光被授封一等公，而陆荣廷只授封一等侯，对此，陆荣廷大为不满。革命党人利用这时机，派纽永建、林虎分路入南宁，联络陆荣廷起兵讨袁。陆荣廷表示“绝对尽力做到”，但当云南蔡锷宣布独立，起兵讨袁时，他又称病蜷居于老巢宁武庄，静观形势变化。袁世凯任陆荣廷兼贵州宣抚使，令其率部进军贵州，威胁云南。陆荣廷表示接受新任命，但提出附带条件，请袁世凯在广东拨给军饷一百万元和枪械五千支。陆荣廷的亲信陈树勋，闻悉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即从梧州赴南宁，于1916年2月到武鸣县宁武庄劝说陆荣廷反袁。陆荣廷召开军事会议，陆荣廷及诸将看到袁世凯已众叛亲离，觉得时机已到，亦同意反袁护国。

　　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宣布反袁，给袁世凯重大打击，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当大总统。为加强各派反袁力量的联合，西南护国各省，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唐继尧、岑春煊出任正、副抚军长，陆荣廷、陈炳焜 代表广西出任抚军，接着，陆荣廷亲率部队一万人，取道柳州、桂林、全县直指湖南，配合云南护国军向北洋军进攻。5月中旬，陆荣廷部进入湖南，下旬到达衡阳。袁世凯的亲信、湖南都督汤芗铭为大势所迫，亦宣布湖南独立，接着乘船北遁。湖南独立，使重病的袁世凯怨愤交加，于6月6日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陆荣廷为湖南都督。陆荣廷知道自己难以控制湖南，他所图的是两广地盘，所以并不受命，荐谭延闓 代。北京政府于7月6日改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焜为广西督军，这才合符他的心意。当时，护国战争结束，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布撤销。于是，陆荣廷率莫荣新、谭浩明、马济等军南下广东，围攻龙济光于广州，迫使龙济光退居琼崖，9月中旬解决了广东。就这亲，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之机，控制了两广，成了西南地区炙手可热的一方军阀。

二

　　陆荣廷进据广东以后，不久，即以年事已高为由，乞归故里，实际是想回到广西老巢，遥控两广。1917年4月，黎元洪委任他为两广巡阅使，以谭浩明为广东督军。谭浩明原为草莽粗人，大字不识，不学无术，凭着与陆荣廷的亲戚关系，当上护国第五军总司令等职务。他到广东后，无法应付广东复杂的政治局面，即与陈炳焜 对调，由陈炳焜到广东当督军。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皖系段祺瑞控制，段祺瑞企图武力统一中国，引起西南实力派的反感和恐惧。为求自保，陆荣廷提出“桂人治桂”的口号。1917年6月20日，陆荣廷授意广东督军陈炳焜 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联盟通电，宣布两广自主。所谓自主，与独立有所区别，是一种半独立状态。自主时期，两广不受北京内阁的干涉，但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总统。桂系提出两广自主，目的是稳固地方割据，但客观上也为孙中山南下开展护法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等南下广州，利用两广自主的局面，联合滇桂军阀，举起了维护《临时约法》的旗帜。7月21日，北京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率舰队南下广州。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由于两广宣布自主，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段祺瑞决定征讨西南及两广，计划由四川进攻云南、贵州，由湖南进攻两广，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而湖南便成为南北争夺的前哨站。8月6日，段祺瑞派心腹大将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取代亲南方的谭延闓。谭延闓急电陆荣廷求援。陆荣廷乃于10月3日南宁召开两广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会议决定：由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通电，斥责段祺瑞毁法叛国，发动内战的罪行。提出迎接黎元洪复职，罢免段祺瑞，恢复国会，撤回傅良佐等四项主张。还决定：推广西督军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广西出兵四十五营，广东出兵三十五营，共八十营组成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任第一至第五军司令，出兵援湘。10月6日，护法军湖南总司令部成立，程潜为总司令。接着，湖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交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再说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后，同样面临广东局面的一大堆难题，既要“自主”于北京政府之外，又要应付护法军政府；既要和广东省长李耀汉争权夺利，又要提防入粤滇军及广东地方军事势力的坐大。陈炳焜 虽然粗通文墨，能力比谭浩明强，但也无法处理好广东事务而大失人心，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陆荣廷只得于11月间由莫荣新接替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

　　莫荣新和陆荣廷一样，出身绿林，是陆荣廷的把兄弟，辛亥革命之后，历任梧州府长、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桂平镇守使、护国军第三师师长、第五军军长，1916年10月任广东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是落籍广西不久的广东人，对粤人说是广东人，对桂人说是广西人，加上处事圆滑，惯于手段，所以能督粤四年之久。

　　莫荣新出任广东督军后，秉承陆荣廷的指令，排挤并驱逐省长李耀汉。李耀汉是广东新兴人，也是绿林出身，后被清廷收编。辛亥革命后，投靠龙济光，出任肇阳罗镇守使，建立肇军。1916年见龙济光大势已去，响应护国军迎滇、桂军到肇庆，后出任广东省长。李耀汉受桂系军阀排挤，被撤消省长和肇阳罗镇守使职务，并遭通辑，只好率部重返肇庆、新兴一带。 当桂系在广东的地盘进一步巩固后，又对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施加压力，陆荣廷联合滇系军阀，与北方政府妥协，通电主和。1918年1月，组成护法各省联合会。1918年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首领制为七总裁合议制，由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为总裁，旋即推举政学系首领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这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系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见状，于5月4日辞职，5月21日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亦告结束。

　　桂系军阀推翻了孙中山的政治地位之后，又要对付滇军和粤军。当时粤军远在潮汕一带地区，一时难以下手，陆荣廷、莫荣新便先向滇军开刀，首先要解决张开儒，张开儒是云南巧家人，是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云南护国军梯团长、滇军第三师师长兼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护法。1918年5月，莫荣新突然发布命令，解散陆军部警卫队，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的招兵机关，并诱骗张开儒来省接洽公务，将其逮捕。同年8月，莫荣新兼任军政府陆军总长。 张开儒被捕，入粤滇军失势，桂系军阀又急急要剪除陈炯明、许崇智等粤军。早在护法军政府改组前，孙中山就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陆军，适值北洋军阀派兵从福建进攻潮汕，广东告急，孙中山和省长朱庆澜商量，拨出省长亲军中的二十营粤籍军队，由陈炯明率领“援闽”（征讨福建的北洋军阀）。桂系军阀对此事始则加以阻挠，继则因潮梅镇守使莫擎宇投靠段祺瑞，宣布独立，形势危急，勉强同意。桂系军阀亦想借此排挤国民党的势力出广东，利用粤军去和北洋军阀互相厮杀，以坐收渔人之利。1918年1月初，援闽粤军在广州成立后，陈炯明率军屯驻粤东，却又徘徊不前，经孙中山多次催促，才于6月间正式攻闽，至11月间，已占领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立住了脚跟。1919年6月，皖系为对付直系的威胁，指使其福建督军李厚基与陈炯明的援闽粤军达成停战协定和划界协议。此后，粤军利用停战机会，从事扩编整训，发展兵员至二万人，编成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为总部参谋长。

　　1920年6月，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力速陈炯明回师广东，肃清桂系军阀，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同时派绍桢回广东，在江门等地领导民军起义，配合粤军回粤。7月11日，直皖战争爆发，几天后，皖系失败。桂系与直系早有密约，相约北倒段，南倒孙，桂系认为时机已到，乃于8月11日通过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三路进攻粤军。陈炯明听到桂军进攻的消息，才最后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8月12日，粤军在漳州公园举行返粤誓师大会，同时发出讨伐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通电，第一次粤桂战争（又称两广战争）爆发。

　　8月16日，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左路由参谋长邓铿指挥，自诏安直超黄岗、澄海，占领汕头；中路由陈炯明亲自指挥，对枫朗、高陂桂军作重点突破，进攻饶平、潮安；右路由许崇智指挥，出上杭、永定，进攻大埔、梅县、兴宁等地。桂军的军事实力虽然占优，但桂系占据广东四年，作恶多端，广东人民恨之入骨，故粤军进攻时，广东各地军民纷纷起义响应。同时，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广东护国第五军军长兼广东省警察厅厅长魏邦平等又宣布脱离桂系，响应粤军，桂军兵败如山倒，狼狈溃退。10月22日，惠州失守；10月28日，广州失守，莫荣新、沈鸿英等率桂军残部逃回广西。

三

　　粤桂战争以桂系战败而告终，从而也结束了桂系军阀对广东长达四年的统治。桂系经此失败，内部四分五列。桂币发生贬值，军饷发生困难，对从广东退回的陈炳焜、莫荣新、沈鸿英的权力地位也无法安排，因此内部分化为以陆荣廷为自的武鸣派和以陈炳焜为首的柳州派。柳州派急于反攻广东找出路，于是武鸣派操纵省议会发表通电，主张广西实行自治，这引起柳州派的激烈反对。陆荣廷为了避免桂系破裂，同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陈兵一万五千人于梧州，归陈炳焜指挥，承诺打下广州后将广东地盘给他们。

　　桂系退出广东后，孙中山于11月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宣布继续护法。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和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此时，湖南督军赵恒惕出面“调解”，劝两广息兵，陈炯明亦通电赞成，但陆荣廷表示要陈炯明驱逐孙中山出境，才能弃怨修好。6月13日，桂军分三路攻粤。6月26日，孙中山发布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率兵攻桂。

　　战争开始不久，重镇梧州被粤军攻陷，随后，双方在北流一带展开激战，很快，桂军溃败瓦解，前敌指挥官刘震寰阵前倒戈；龙州镇守使韦荣昌在桂平通电附粤；百色镇守使沈鸿英在贺县宣布自治，脱离陆荣廷，旧桂系集团分崩离析。在南宁广西督军署内的参谋甘朗廷、副官黄桂培以及林俊廷等便乘机发动签名反动陆荣廷，各部下级军官以及一些中上级军官都参加了签名。陆荣廷见形势已无法扭转，乃以依南宁绅商各界的请求为由，决定退出南宁。7月16日，陆荣廷通电下野，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其部队一部分交陆福祥率领，退往武鸣，其余大部分撤往龙州。8月5日，韦荣昌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陈炯明派黄培桂、韦荣昌主持改编桂军事宜。陆荣廷于是流亡上海，暂作寓公。

　　粤军入桂后，残败的桂军被收编，桂系军阀只能作些零星的抵抗，如陆荣廷的叛将韦荣昌被派往龙州宣抚，到龙州后即被谭浩明等杀害。更多的桂军残部，暂散入各地的山区。孙中山任命老同盟会员、广西人马君武为广西省长，以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孙中山据有两广，决定乘胜出师北伐。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以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湖南。但是，留守广东的陈炯明，这时已公开背叛孙中山，3月21日，他派人暗杀了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而陈炯明亦于4月密令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率“陈家军”主力，迅速回师广州，对对抗孙中山。

　　粤军撤离广西，省长马君武亦辞职，广西顿时成无政府状态，驻扎在各地的散军、土匪蜂涌而起，纷纷自称自治军。当时，刘日福在南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李宗仁在玉林自称广西自治第二路总司令，梁华堂在桂林自称广西公民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也自称接受各界推举就任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其余钐军称司令者达数十人。5月，陆荣廷旧部陆福祥及自治军首领刘日福、陆云高、蒙仁潜、李宗仁等，在南宁组织广西自治军临时军剿处，为广西军事临时最高机关。 6月15日，在广州，陈炯明反叛孙中山，令所部叶举、洪永麟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下令讨伐陈炯明，无暇顾及广西，广西局面急转直下。陆荣廷旧部陆福祥、韩彩凤等和各地号称自治军的大小头目纷纷通电上海，恳请陆荣廷返桂。于是，北京政府委任陆荣廷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又另委任广西永福人、吴佩孚的亲信张其鍠为广西省长。10月间，陆荣廷回到广西任职，督办署在龙州。

　　1923年1月，各路自治军公推驻柳庆的林俊廷为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又委任他为广西督理军务，3月，兼任省长。但林俊廷实际上无法督理广西的军务，北京政府又想到起用陆荣廷。10月，调林俊廷为钦廉防务督办，改任陆荣廷为广西全省善后总办。11月，陆荣廷由龙州移驻南宁，派陆福祥任南宁善后处处长。

　　陆荣廷到南宁后，决心先整顿全省军队。但是，当时广西全省变成市场诸侯割据的局面，互相争斗和兼并，都不接受陆荣廷的节制指挥。当时主要的军事力量，除了陆荣廷、谭浩明的驻扎在柳庆和左右江的三万多人马外，就是数盘踞桂林一带的沈鸿英部二万多人以及盘踞梧州、玉林一带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部一万多人（李、黄、白的崛起在下一节谈及）。沈鸿英自1921年6月在贺县宣布自治，脱离陆荣廷后，自称救桂军总司令。后率部退入湖南，投靠吴佩孚。1923年1月进入广东，参与击败陈炯明叛军，被孙中山任命为桂军总司令。但4月在广东花县新街率部叛乱，进攻广州。后被孙中山指挥滇桂粤联军击败，退回广西桂林。陆荣廷决定先打击沈鸿英，再消灭李、黄、白。

　　1924年1月，陆沈桂林之战爆发。陆荣廷乘沈鸿英又调兵准备进攻广东，后方空虚之机，谋夺桂林。当时恰巧吴佩孚赠送给陆荣廷的长短枪约二千支，子弹一批，运至湘桂边，等待接收。陆荣廷便以接收武器，需借道为由，率领韩彩凤、陆裕光所部四千精兵及幕僚“出巡”，进驻桂林。沈鸿英开始深信不疑，但日久未见陆部开拔，方知上当。3月，沈鸿英令邓瑞澍率部突然合围桂林，双方展开激战。这时，李宗仁、黄绍竑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决定联沈倒陆。李宗仁亲率一部由水路自贵县溯江直迫南宁；白崇禧率一部由陆路自贵县出宾阳、上林转武鸣，会师南宁，黄绍竑留驻梧州作内应。6月25日，李、白两部进入南宁，省长张其鍠仓皇由安南出走，投奔吴佩孚；陆荣廷部属蒙仁潜、陆福祥率残部逃往都安一带，与柳州谭浩明配合，侍机反攻。

　　再说陆荣廷被围桂林，老巢南宁及左右江各县被李、白占领，处境危急，吴佩孚令马济武卫军陈良佐团及湘军叶琪旅入桂，进行武装调停，迫使沈鸿英部撤围。于是，陆荣廷得以率卫队旅从桂林北门出城，退到全州，设行辕于湘山寺，韩彩凤率部从西门出，退往柳州。

　　李宗仁占领南宁后，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部，以李宗仁为联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指挥，白崇禧为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联军整编后，兵分三路，进剿陆荣廷残部。右路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沈鸿英向柳州进攻，韩彩凤败退黔湘边境。中路俞作柏向武鸣进发，消灭那马、都安一带的陆福祥、蒙仁潜残部。左路春宗铎溯左江直捣龙州，打败谭浩清等所部千余人。这样，陆荣廷的残余势力被消灭殆尽，陆荣廷于8月24日在全州湘山寺通电下野，把仅存的卫队旅拨给马济的武卫军，自己辗转到上海、天津等地居住，并在苏州买了一座“清芬别墅”。1928年，陆荣廷听说苏州的房子被蒋介石没收，急忙从天津到南京交涉，蒋介石才给回苏州的房子。陆荣廷为此心病剧发，在11月间死于上海。次年春，遗体运回武鸣啸山埋葬。

　　陆荣廷的失败，标志着旧桂系集团的结束，旧桂系的主要将领，也都失势并先后死去，如谭浩明，失败后移居上海，1925年在寓所被其卫弁枪杀。陈炳焜 ，失败后移居香港，1926年回柳州居住，1927年秋病死。马济，失败后投北洋军张宗昌部，任直鲁联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春在皖西抗击北伐军时负重伤，不久死于青岛。莫荣新，失败后离开广西，1927年返回桂平，1930年4月病死。林俊廷，在1923年曾投靠孙中山，被委任为广东钦廉高雷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1924年9月遭邓本殷部的袭击，败退回贵县。1925年春，自称建国联军粤桂边防军督办，攻入南宁，并宣布兼任广西省长。7月，李宗仁、黄绍竑 攻入南宁，林俊廷逃离广西，1933年在宁明病死。沈鸿英，与李、黄、白联合击败陆荣廷后，1925年初，又被李、黄、白击败，逃往香港，1938年病死。

四

　　1924年至1925年，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定桂讨贼联军，先后消灭了陆荣廷、沈鸿英、林俊廷等旧桂系势力，统一了广西。以李、黄、白为首的新桂系军阀，开始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此，还须回过头来谈谈李、黄、白三人及其崛起的经过。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人，1891年8月13日出生。父亲是位私塾先生，母亲在家耕种。李宗仁六岁入私塾，1908年十七岁时入桂林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1911年辛亥革命后转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913年毕业后，曾任南宁将校讲习所教员、桂林模范小学体操教员等。1916年入靖国滇军任排长，次年转到林虎部任连长，随军入湘参加护法之投，升任营长。桂军入粤，李宗仁亦奉命到广东新会县驻防。1920年粤桂战争后，率部退回广西玉林一带驻防。1921年粤军入桂，李宗仁亦接受改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1922年粤军退出广西后，李宗仁抓紧时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所部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抢占玉林、贵县、荣县等地。不久，黄绍竑由百色率四百人枪来归，使他的队伍更加壮大。

　　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人，1895年生。父亲是位前清孝廉，后改习医学。黄绍竑七岁入私塾，1909年十四岁入广西陆军第三中学学习。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陆军任准尉见习官。1917年调任马晓军的模范营三连少尉连附。10月参加护法之役，入湘作战，升任连长。1921年，马晓军部护编为四个营，黄绍竑与白崇禧、夏威同升为营长。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回族，1893年生。父亲是位杂货店老板。白崇禧五岁入私塾，1907年十四岁时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但不到半年，因患恶性疟疾而申请退学。1909年，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瞒着家人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到武汉参战。后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到南京受训半年，后又被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三年。1914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两年，与黄绍竑、夏威同学。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见习，1917年参加护法之役，入湘作战，后调至马晓军的模范营任连附。一年后，白崇禧晋升第一连连长。其时，夏威为第二连连长，黄绍竑为第三连连长，张淦为第四连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1921年，马晓军部扩编为四个营，白崇禧与黄绍竑及夏威同升为营长。

　　再说黄绍竑率部投造李宗仁，是因为他的部队在粤军撤离广西后，不断遭到自治军的打击，难以立足，而当时李宗仁据有玉林，以陆小同学的关系收编各路队伍，所以黄绍竑也把队伍拉到玉林，李宗仁委任他为第三支队司令。但不久，他又感到玉林的地理形势和李宗仁的关系不能使自己有发展的机会，于是，1923年，他假借投靠沈鸿英，把队伍开驻梧州。同时，他联络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由白崇禧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晋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加入革命的行列。孙中山即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白崇禧回梧州后，即与粤军李济深部合作，解决了沈鸿英镇守梧州的冯葆初部，宣布起义讨沈，树起了广西讨贼军的旗帜。同年9月，黄、白又在粤军李济深部配合下，打败了从广州回师广西的独立师陈天泰部，讨贼军的力量大为增强，下辖俞作伯、伍廷飏、夏威三个团及八个游击队共计八千人，统管了整个西江上游各县。

　　为了打败陆荣廷、沈鸿英两大势力，黄、白自知讨贼军的力量不足，必须和李宗仁合作，才能有所作为。于是，黄绍竑 派吕竞秋、伍廷飏为代表到玉林，和李宗仁商量合作问题。白崇禧也向李部参谋长黄旭初表示：“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功劳岂在广西。”李宗仁经过考虑，决定将部改为“定桂军”，自封总指挥，以定桂军名义与讨贼军合作。

　　李、黄、白这批少壮派军人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足以与陆荣廷、沈鸿英三足鼎立的势力。根据当时的形势，李、黄、白决定先联沈灭陆，最后铲除沈鸿英，统一广西。1924年初，黄绍竑派人向沈鸿英表示愿意与之合作，推倒陆荣廷后平分广西，沈鸿英表示同意。4月，沈鸿英与陆荣廷爆发了桂林之战，双方相持不下，并有媾和之意。李宗仁等认为，双方和议如成，则广西仍三分之局，陆、沈还会合谋对付自己，决不能坐失良机。于是，在5月，他们乘陆、沈和议未成之机，分水陆两路进军，袭取陆荣廷的老巢南宁及左右江各县。

　　李宗仁攻取南宁等地以后，深感讨贼军和守桂军虽然合作成功，但也存在较深的矛盾，担心会重蹈太平军天京事迹的覆辙，于是电请坐镇梧州的黄绍竑来南宁商讨对策。李、黄都认为，想统一广西，就要彻底消除两军间的嫌隙，而唯一的办法则是使两军合二为一，统一军令和政令。于是，他们成立了“定桂讨贼联军司令部”，以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定桂讨贼联军接着兵分三路，进剿陆荣廷残部，迫使陆荣廷于8月24日通电下野。年底，孙中山将李宗仁部改编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下辖两个军，李宗仁为督办兼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为督办公署参谋长。

　　1925年初，李宗仁准备消灭沈鸿英部。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这时，曾拒绝孙中山的要求，不愿充任大元帅府副统帅的滇系军阀唐继尧，趁广州群龙无首之机，忽然通电就职，准备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其妄图占据两广之心昭然若揭。李宗仁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利用唐军尚在准备的空隙，先讨平沈鸿英，以除后患，再回师合力抵抗唐军。4月，李宗仁兵分三路对沈鸿英发动突然袭击，经过数日激战，沈鸿英部全线崩溃，李宗仁占领桂林，沈鸿英化装逃走。临走前，他约集桂林绅商话别时说：“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我奈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当李宗仁消灭沈鸿英之际，唐继尧已令其号称“建国军”的滇、黔两省部队约六万余人，兵分两路东指。一路由龙云为总指挥，率三万余人，1月下旬由云南广南府进发，占领广西百色县，沿江直趋南宁；一路以唐继尧弟唐继虞为总指挥，率二万五千余人，由贵州榕江县进入广西，占领三江县、融县、直趋柳州。第一次滇桂战争爆发。由于桂军实力薄弱，李宗仁、黄绍 竑 便令南宁驻军退出南宁，保存实力，待机反攻。同时，派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和驻粤滇军范石生部联络，广州国民政府派范石生率二万余滇军援桂。5月中旬，黄绍 竑与范石生合力于昆仑关击败滇军，迫使进犯的龙云部退守南宁。随后，李宗仁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以部分兵力牵制住南宁方面的滇军，然后集中兵力，在柳州北的沙浦地区与滇军激战，滇军大败。接着又在庆远、怀远之战再败滇军。柳州之唐继虞部只好退回云南。南宁之龙云部由于势孤也被迫于7月上旬撤出南宁，经龙州、靖西退回滇境。第一次滇桂战争以滇军失败告终。

　　1925年间，李宗仁、黄绍竑 、白崇禧统一了广西，并成为新桂系军阀三巨头，其部队扩编为九个旅。1926年初，广州国民政府派汪精卫、谭延闓 到广西，在梧州与李、黄就两广统一问题交换意见。其后，李、黄亦派白崇禧到广州具体商谈。3月15日，达成军、政、财统一的三项决议。3月24日，桂军改编者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竑 为党代表。两广统一，为北伐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五

　　1926年3月12日，北洋军阀、湖南省长赵恒惕被湖南人民赶走，3月25日，唐生智接任湖南省长。4月19日，吴佩孚任命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4月21日，叶开鑫率军向唐生智发起进攻，唐生智连连战败，遂致电李宗仁请示广西出兵增援，并派刘文岛赴桂请兵。李宗仁认为与其坐视唐军败退入广西，叶军追随入桂，还不如先发制人，出兵援唐，这样一则可保全统一的局面，二则可乘此机会向外发展。于是，先派一旅部队先行援湘，这就是钟祖培的第八旅。

　　5月20日，广州国民政府派出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也赴湘援唐，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李宗仁率领第七军亦开赴湖南。北伐军与北洋军在湖南战场上展开激战，攻占了株州、醴陵，8月12日夺取长沙，北伐军将领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李宗仁及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参加了会议，会议对作战计划作了重新部署，第七军编入中央军，分左、右两纵队，李宗仁任右纵队指挥。中央军的任务是直取武汉，李宗仁率右纵队连续攻占了平江、岳阳，又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大败吴佩孚的主力，于9月1日攻至武昌城下。李宗仁对武昌发起三次攻势，但未能攻下。后汉阳、汉口先后被北伐军攻占，9月14日，北伐军司令部正式封锁武昌，使敌军粮草断绝。10月10日，北伐军发起总攻，收复了武昌，吴佩孚的势力基本被消灭。

　　攻取武汉以后，蒋介石调李宗仁第七军沿长江东下。李宗仁挥师转战于赣皖战场，打垮了孙传芳的精锐部队，1927年3月初进驻安庆。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桂系势力也迅速扩大，除了李宗仁的第七军外，白崇禧组建了第十三军，黄绍竑 组建了第十五军。

　　1927年3月中下旬，蒋介石正积极准备政变，桂系集团亦参与其事，李宗仁向蒋建议，将第七军主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以监视沪宁线的“不稳”部队。4月3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参加了上海反共秘密会议。4月12日，桂系集团配合蒋介石进行了反共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对于在北伐期间迅速崛起的桂系势力深感不安，准备加以削弱和消灭。4月底，蒋介石不顾形势的危急，密令何应钦解散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认为不妥，拒绝执行。这事，加剧了蒋桂之间的矛盾，促使李宗仁下了决心，对蒋采取不合作态度并准备逼蒋下台。7月，武汉政府派唐生智率部东征讨蒋，李宗仁便以讨唐为名，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凤岐将二十六军开到南京周围，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当武汉程潜部到达芜湖以西时，李宗仁与程潜取得联系，相约互不攻击。8月6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一败涂地，津浦南线尽失，这不仅使蒋介石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对武汉方面施加压力的愿望破灭，而且使南京政府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李宗仁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逼蒋下台。8月8日，李宗仁领衔致电冯玉祥及武汉方面，声言要宁汉和解，“整个善后”。蒋介石从徐州回到南京，令白崇禧部署军队与武汉作战，但遭到白崇禧的公开顶撞，拒绝执行。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于是采取以退为守的办法，提出“辞职下野”。不料桂系当即表示同意，连何应钦等也并不提出挽留，蒋介石被迫于8月12日通电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桂系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8月下旬，孙传芳部节节南逼，威胁南京。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何应钦等指挥部队抗击，在龙潭一带与孙军展开血战，8月30日发动全线进攻，大败孙军，共缴获枪械四万余支出，机关枪、迫击炮各数千门，俘获孙军官兵三万余人，使孙传芳之精锐尽丧，也扫除了威胁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障碍，保卫了南京。龙潭之战后，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扩编为第二路军，下辖第七军、第十九军、第十八军。

　　9月11日，李宗仁撮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开会。会上，桂系与西山会议派联合，排斥了汪精卫“正统”地位，把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大权抢到手，成立了一个由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汪精卫愤而通电下野，暗中策动武汉的唐生智拥兵割据与特委会对抗，又联合张发奎在广州公开另立中央。

　　桂系早想夺取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和两湖，打通与广西老巢的联系，趁此机会，李宗仁宣布武装讨代唐生智，爆发了李唐之战（又称宁汉战争）。1927年10月，李宗仁、白崇禧争取了与唐生智不和的谭延闓、程潜的支持和配合，又得到冯玉祥、李济深在河南、广东的遥相呼应，率领西征军讨唐。开战不久，唐军纷纷溃败，叛唐附桂。至11月11日，武汉危急难守，唐生智被迫下野，东渡日本，所部由刘兴、李品仙、何健率部撤回湖南。11月15日，西征军占领武汉。武汉政治分会被取消，代之以湘鄂政务委员会，程潜任主席。唐军各部相继接受改编，桂系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壮大。

　　李宗仁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辉煌战绩，但在政治上的形势并不好，他取代了蒋介石成了众矢之的。此时，蒋介石又与汪精卫联合起来，准备东山再起。冯玉祥在北方也吁请蒋介石出山，继续北伐。一时间，“拥蒋复职”的呼声四起，桂系也被迫公开表明“拥蒋”的立场。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1月9日正式通电复职。2月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又把党政军权集于一身，桂系的发展遭到了挫折。 蒋介石复职后不久即宣布继续“北伐”，因要借助桂系力量统一北方，所以对李宗仁等暂采取忍让态度。1928年4月，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桂系部队和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参谋长为张华辅，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辖鲁涤平第二军、胡文斗第六军、夏威第七军、吴尚第八军、叶琪第十二军、白崇禧第十三军、陈嘉佑第十四军、周斓第十七军、陶钧第十八军、胡宗铎第十九军、向成杰第二十一军、魏益三第三十军、何健第三十五军、廖磊第三十六军、李燊 第四十三军、邹鹏振第四十四军以及罗启疆、刘和鼎、陈汉章、刘春荣、周朝武、陈渠珍六个独立师。此外，黄绍竑 的第十五军留驻桂粤，辖黄旭初、伍廷飏 、吕焕炎、吕光烽、刘日福五个师。

　　1928年4月，李宗仁、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一路上接连大败奉军，5月底已攻下邯郸、保定、石家庄等地，6月1日向京津地区推进，张作霖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李宗仁还率部攻取唐山，其后，兵临山海关，桂系势力达到极盛。7月6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全祭告盛典，蒋介石声称“统一大业完成”。

　　然而，桂系集团势力的迅速膨胀及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得蒋介石寝食难不安，在“统一大业完成”之后，为消除后患，他首先向桂系开刀。1929年2月，蒋介石偷运武器给湖南省长鲁涤平，策动反桂。李宗仁即与白崇禧、黄绍 等密商对策，决定与蒋介石对抗。2月19日，李宗仁在南京指示负责武汉政府分会的部下胡宗铎，以政治分会的名义罢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的职务，同时派夏威、叶琪两军从武汉入湖南，鲁涤平仓皇出逃。蒋介石即以“湘案”为由，打击桂系。蒋介石首先折散粤桂联盟，将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请”到南京处理“湘案”，于3月21日将李济深囚禁。3月22日，蒋介石发布讨伐令，并宣布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及永远开除三人党籍。其时白崇禧正在河北，蒋介石派唐生智去策反其旧部，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崇禧，白崇禧即乘日轮南逃上海。蒋介石获悉后急电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令其派快轮到吴淞口截留逮捕。熊式辉秘书王又庸将此事密告从南京逃入上海法租界的李宗仁，李宗仁通过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的帮助，在白崇禧到达吴淞口前将他接往日本。后白崇禧从日本经香港回到广西。李宗仁也在3月25日夜间逃离上海法租界经香港回到广西，与蒋介石展开蒋桂战争。

六

　　“湘案”是蒋桂战争的导火线。蒋介石借处理“湘案”之机发难，兵分三路讨伐桂系。李过仁也拉开决战的架式，委任何健、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军司令，将部队布防在湘东和湖北黄陂一线。1929年3月30日，蒋介石下达总攻令，蒋桂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开始，防守湘东的第一路军总司令何健即声明拥护中央反对桂系，使湖南落入蒋军之手。防守黄陂、祁家湾一线的第三路军代总司令李明瑞（总司令夏威因病未到职）及杨腾辉等，早已被蒋介石派余作柏所收买，于4月3日在考感地区阵前倒戈，反桂投蒋，使桂军全线动摇。胡宗铎、陶钧、夏威等桂军将领被迫放弃武汉，率军向鄂西败逃。蒋介石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进行招抚。4月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部队听候改编。随后，胡宗铎、陶钧出国，夏威出走香港。蒋介石解决了桂系在两湖的主力后，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亦联名发表通电，反桂拥蒋。蒋介石令何健率军由湘攻桂，占领桂林；陈济棠率军从肇庆攻桂，占领梧州；云南的龙云率军经贵州南部南下攻桂，占领柳州。

　　面对这不利的形势，李宗仁只得让黄绍竑 出面与蒋介石进行交涉，以争取喘息之机。休战一月之后，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又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随即去香港联络反蒋势力。白崇禧、黄绍 竑 则后分两路，进攻正被蒋控制的广东，双方在广州西北的赤坭、白坭地区展开连场激战，5月21日桂军被击败，退回广西月2日，湘粤联军攻占梧州。6月27日，俞作伯、李明瑞率军进驻南京，白崇禧、黄绍 逃往国外，蒋桂战争结束。

　　蒋桂战争以后，李、黄、白流亡越南、香港等地，蒋介石任命俞作伯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俞作伯，广西北流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曾入林虎部。1921年因林虎部败于粤军，遂率队加入李宗仁部，曾任统领、纵队司令、黄埔军校南宁分校主任兼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等职。后因受新桂系排斥，出走上海。蒋桂战争中，为蒋介石策动第七军李明瑞师、杨腾辉团拥蒋倒桂，所以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俞作伯主政广西后，启用了许多进步人士，甚至请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去南宁协助工作，使蒋介石甚为震怒，密令陈济棠准备发兵广西。俞作伯感到形势不妙，决定先发制人，于9月27日通电反蒋。但一经交战，部队便于前线倒戈，俞作伯只得于10月13日逃离南宁。这时，广西境内无人主政，桂系军人及民众团何呼吁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回广西重整局面。

　　1929年11月间，李、黄、白又回到广西，在南宁组织救党护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 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蒋桂战争后，粤军将领张发奎在鄂西收容桂军残部，势力日益膨胀，因识破蒋介石命其部移防的阴谋而起兵反蒋，这时也率部由宜昌取道湘西回到广西。李宗仁决定联合张发奎，东下进取广东。11月中下旬，张发奎的第三路军与李、黄、白的第八路军，分别经广东怀集、德庆到清远会合，向广州进攻。蒋介石除了布置陈济棠的谭道源、余汉谋、蔡廷锴、香翰屏、李扬敬各师迎战外，还派朱绍良、毛炳文等三个师援粤，令何健的第四路由湖南进攻广西，并以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负责指挥。11月26日，李宗仁到梧州设立了大本营，桂张军分别从横石、洲心圩渡过北江，攻击前进。12月4日，何应钦下令分五中知陆空协同下，向张桂军进攻，双方下面战场达八十华里，经过激烈战斗，张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粤军追击至广西境内作战。1930年2月，黄绍 竑 指挥张发奎的第四军、桂系的第十五军与粤军主力余汉谋、香翰屏、蒋光鼐三个师在北流一带决战，激战四昼夜，桂张军失败。就在这时，粤系首领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南京，粤桂达成休战协议，粤军撤兵。第二次粤桂战争（又称桂张攻粤之战或两广战争）结束。

　　在粤桂战争结束的同时，北方的阎锡山与冯玉祥又联合起来对抗蒋介石。3月间，各地反蒋派云集太原，组成了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反蒋联盟。3月15日，由晋军将领商震和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五十七人联合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冯、李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通电就职，中原大战爆发。

　　李宗仁所部桂张联军被编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李宗仁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率军入湘进攻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其作战计划是：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第四、七、十五军先行出发，由黄绍竑 率教导第一、二师作后卫跟进。并决定当桂张军攻占长沙时，黄绍竑 的后续部队应占领衡阳。5月下旬，桂张军攻下衡阳，6月初进入长沙、岳阳。但黄绍竑 部行动迟缓，此时刚进抵湖南零陵，而蒋介石命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已先机占领了衡阳，把桂张军截成两段。为解除后顾之忧，李、白、张即放弃长沙，退回耒阳，向粤军反攻。7月1日，李、白、张部与黄绍竑 部，于衡阳五塘附近与粤军激战，结果被粤军打败，桂张军只得退回广西。

　　在桂张军出湖南作战时，蒋介石令滇系龙云攻打广西。1930年5月，龙云令卢汉为总指挥，率领四个师约一万九千人，先攻占百色，5月中旬经果化围攻南宁。南宁桂军韦云淞部只有三百人，以镇宁炮台为制高点，凭城固守，两军对峙至9月下旬。桂张军退回广西经整顿后，决定对湘粤方面敌人取守势，全力反击入侵之滇军。9月底，桂军在白崇禧指挥下回援南宁，经过两周激战，至10月中旬，滇军失败，退出广西。第二次滇桂战争结束。 中原大战以后，桂系集团发生了分化，黄绍竑因与李宗仁、白崇禧常常意见相左，同时，也厌倦与蒋介石打内战，在征得李、白的谅解，并表示并不出卖团体以后，离开广西到南京附蒋。蒋介石即任命他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但他并没有马上到广西就任，而是拿了蒋介石的钱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闲住，直到1932年2月以后才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而李宗仁、白崇禧仍然留在广西，坚持反蒋活动。

　　 1931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广东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集党权、军权于一身，被蒋扣留。于是，反蒋派人物纷纷南下广州。蒋粤反目，促成粤桂联合。陈济棠停止了对广西的进攻，与李宗仁握手言和。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李宗仁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常委。广西省经过改组，由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广西容县人）出任省主席。桂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9月初，粤桂联军进入湘南，向南京国民政府挑战。但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宁粤议和。迫于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于12月改组，批准蒋介石辞职。广州国民政府亦于1932年1月5日宣布撤销，另立西南政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1932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军，无暇顾及解决桂系问题，使李宗仁能够有机会整治广西，积蓄力量，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1932年4月，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黄旭初任省主席，他们三人成为桂系新的三巨头。李、白、黄提出了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纳。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还从上海礼聘胡讷生、万民一、万仲文、徐梗生、刘士衡、朱五健六人来广西充当高级谋士，此六人被称为“桂系六君子”。对于蒋介石要桂系堵截中央红军的命令，李宗仁、白崇禧则阳奉阴违，力求保境而“护送”中央红军通过湘桂边境进入贵州。经过五年的惨淡经营，李宗仁等消除了广西境内的匪患，建立了大量的民团组织，改革了饷捐制度增加了财政收入，创办了各类学校培养了大量人才，桂系集团渐渐恢复了元气。

　　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蒋介石乘机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实力派，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与之抗衡，激发了两广事变。6月初，两广组成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接着，以北上保卫华北为名出兵湖南。蒋介石在调兵弹压的同时，对两广尤其是粤军施以“银弹”收买的攻势。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蒋。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7月18日，陈济棠被迫通电下野去香港。

　　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又紧逼李宗仁，调他到南京，又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白对此坚决反对。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以武力解决，李、白也动员了十万之众准备应战，蒋桂战争又即将爆发。但由于全国民人的强烈反对，加上冯玉祥等反复调停，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于8月12日飞抵广州，向广西发出了和平信号。李宗仁也于8月17日飞到广州，两人会面协商，终于达成了中央接纳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日军如再进逼，由蒋领导全面抗战，广西立即出兵参加抗战等主项和平协议。至此，两广事变遂告结束。

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坚决主张抗日救国，桂军立即开赴华北战场，加入中国军民抗战的行列。

　　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津浦线南段苏鲁方面作战，司令长官部设在徐州。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协助蒋介石指挥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李、白二人指挥过不少重大的战役，其功不可没。

　　1938年3、4月间，李宗仁、白崇禧指挥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军第十师团、歼敌二万余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当时武汉行都举行十万人游行，并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此外，李宗仁、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1938年6月至10月的空前规模的武汉会战。李宗仁还指挥了1939年4、5月间的随枣战役，消灭了大量日军，收复了枣阳、随县。白崇禧还指挥了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的桂南战役，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还领导了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

　　桂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牺牲了无数忠勇的将士，如：陆军第一七五师少将副师长夏国璋（广西容县人）、陆军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一旅少将旅长秦霖（广西桂林人）、陆军第一七0师第五一0旅少将旅长庞汉桢（广西靖西人），都在1937年12月的淞沪抗战中为国捐躯，后都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陆军第八十四军第一三七师中将师长钟毅（广西扶南人），在1940年5月的枣宜战役中率部与日寇血战至弹尽粮绝，自戕殉国。桂林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恒（广西岑溪人）、陆军第一三一师少将师长阚维雍（广西柳州人），在1944年11月的桂林保卫战中，与日军血战至城破后壮烈牺牲，阚维雍后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但这只是一个并无实权的闲职。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但也并没有部队指挥权。以李、白为着的桂系集团不甘受制于蒋介石，在寻找机会与之争斗。

　　1947年初，国民政府声称从速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在军事上处处失利，美国政府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有意以李宗仁取而代之。李宗仁获此信息，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1948年3月，他在北平向报界首次发表竞选副总统的谈话，并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正式参加竞选。除李宗仁外，竞选副总统的还有孙科、于右任和程潜，而蒋介石则已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劝李宗仁“顾全大局”，退出竞选。但李宗仁根本不听蒋的“劝告”，坚持参加竞选。于是，蒋介石和李宗仁为副总统竞选开展了明争暗斗。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两次投票结束，李宗仁得票都是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没有一人得票超过代表的半数，依法再进行选举。但蒋介石指使亲信要挟代表把投程潜的票改投孙科。李宗仁连夜召集白崇禧、黄绍竑 、黄旭初、程思远等桂系头目商议，决定联合程潜以“罢选”争回主动权。结果，蒋介石看到选举将要流产，只好请回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最终由李宗仁获选副总统。 李宗仁获选副总统，是与蒋介石斗争的一个胜利，当然也加深了与蒋的矛盾。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调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开始，白崇禧拒绝接受此项任命，跑到了上海。蒋介石派时任监察院副院长的黄绍竑 去劝说。黄绍竑 则从另一个角度劝说白崇禧：应借此机会脱离蒋的控制，掌握军权，一旦时机成熟，逼蒋下台，以李宗仁取而代之。白崇禧感到有理，即回南京和李宗仁商谈后，于6月底到武汉就职。

　　1948年秋冬，蒋介石正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被歼一百多万，美国已明确表示不再支持蒋介石，桂系乘机逼其下野。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谴责以及李、白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得出下野自咎。但是，他并没立即付之行动，还想拖下去。1948年底，白崇禧从汉口拍来电报，依仗军事上的军力再次逼其下台。除夕夜，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举行晚宴，李宗仁及其他党政军高级官员应邀参加。宴会的气氛异常冷清，人人神情沮丧，餐后蒋命张群宣读了准备第二天发表的《求和声明》，表示“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听”。蒋介石故意问身边的李宗仁有何意见，李宗仁回答：“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桂系其他将领也都表示赞同。谷正纲、张道藩等少数几人反对蒋介石下野，蒋介石站起来恨恨地大声说：“我并不是要离开……我志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终于，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上台后，即寻求与中共谈判，希望尽快达到停战而获得喘息机会。李宗仁、白崇禧等更幻想依仗残存的兵力，固守长江，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经过与中共的协商，4月1日，李宗仁派出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 、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中共举行谈判。4月16日，黄绍竑携带谈判文件《国内和平协定》飞返南京。尽管中共已作了不少让步，但因国民党提出“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均被拒绝，李宗仁不肯在条约上签字。这除了蒋介石的牵制和白崇禧的制约之外，李宗仁本人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力量，相信其固守长江的能力。 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飞返广西桂林。李宗仁在代行总统职权的三个月中，处处受到蒋介石的牵制和拆台，使他气愤难平，他表示：除非蒋介石切实履行诺言，保证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否则决不下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广州。5月6日，蒋介石作出保证：“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5月8日，李宗仁才离开桂林飞抵广州，为挽救残局作最后的努力。他派人到美国争取援助，派何应钦、白崇禧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作长期顽抗，但均告失败。7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到广州，又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李宗仁更加无所作为。

　　1948年8月，白崇禧率二十万兵力退至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凭借湘江、资水布防。人民解放军采取长距离包围迂回战法，切断了白崇禧部退向云贵及广东之路。10月7日，白崇禧部向湘桂边界败退，解放军乘势追击。10月9日，白崇禧部主力四个师被合围于祁阳以北地区。10月1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10月17日衡宝战役结束，白崇禧部被歼四万七千余人。

　　白崇禧集团退入广西后，解放军又尾随进入桂北，对其老巢广西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白崇禧以张淦、鲁道源两兵团共五个军南下雷州半岛，企图与广东国民党残部会合，以保持雷州半岛的海上退路，但遭到解放军的坚决阻击，残部退回广西，于12月1日在博白地区被围歼。解放军于12月4日解放南宁，12月7日攻占钦州，12月12日攻占镇南关，至此，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部十七万余人，除五万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灭。曾经显赫一时的桂系军阀，也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最终消亡了。

　　有趣的是，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还有其后的首领之一的黄旭初，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各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先说黄绍竑 ，在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看到国民党政府已无可挽救，即于4月24日飞到广州转往香港。8月13日，他与刘斐、贺耀祖、龙云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发表声明，表示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9月，黄绍竑应邀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黄绍竑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为新中国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1966年8月31日，黄绍竑自杀身亡。1982年12月29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了追悼会。

　　再说白崇禧，当初还迷信自己那点军事力量，以为可以逼迫国民党内部各派统一到桂系为中心的领导之下；同时，也可以向共产党讨价还价，隔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但随着他的部队在广西被全歼击，他的军事、政治生涯也宣告完结。他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此时，蒋介石“恳请”他到台湾“共商善后”，他先是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飞到了台湾。白崇禧到台湾后，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但实际无职无权，甚至还受到特务的监视，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白崇禧其实是被蒋介石骗到台湾，加以控制。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寓所因心脏病逝世。不过，有些人因他死前曾痛苦地挣扎，死后尸体周身发绿等现象而觉得他的死有可疑。但不管怎样，精明一世，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晚年在台湾过着半软禁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这却是事实。

　　而李宗仁，则于衡阳战役桂系败逃后感到完全失望，于1949年11月20日以治病为由从南宁飞往香港。以后又严辞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劝告，于12月5日由香港飞往美国。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位”，李宗仁也开始了的流亡生活，并正式与国民党阵营决裂。晚年，他渴望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程思远（1949后居住香港）的帮助下，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洁排除险阻远渡重洋飞回到祖国，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分别十六年后，李宗仁与黄绍竑等老友部属又重新聚首，更是感慨万千。此后，李宗仁到祖国各地参观，对祖国的建设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努力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患直肠癌和肺炎，在北京病逝。

　　桂系另一首领黄旭初，于1949年底赴香港，台湾当局委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75年11月19日，黄旭初在香港病逝。

　　蒋介石，浙江省宁波地区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年10月31日出生。学名志清，官名中正，字介石，以官名及字并行于世。蒋介石的祖父叫蒋斯千，字玉表，是一位盐商；父亲叫蒋明火，字肇聪。在蒋玉表死后继承家政。蒋肇聪前后娶过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长女蒋瑞春、长子蒋周康（字介卿）；徐氏死后，娶继室孙氏，孙氏不久亡故，无所出；后又娶嵊县王采玉为填房，生蒋介石及蒋瑞莲（另有一女一子早亡）。蒋介石九岁时，父亲蒋肇聪去世，母亲王采玉管理名下家产，抚养蒋介石及蒋瑞莲。蒋介石十五岁时，娶奉化县岩头村“毛祥丰”南货号老板毛鼎和之女毛福美为妻。毛比蒋大五岁，八年后，即1910年3月18日，生下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七岁开始在私塾读书，曾先后入过锦溪凤农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等。他自幼顽劣，不甚喜好典籍，总想将来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军人。二十岁时，他自费到日本，想读军校，但因日本只收公费留学生，结果只好回国。回国后，恰逢袁世凯在保定办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在浙江招生。蒋介石即去投考并考取。第二年即1908年，蒋介石因成绩表现优异，成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批被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蒋介石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结识了张群、陈其美等人，又经陈其美而结识了孙中山，在日本期间，蒋介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蒋介石、张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乘轮回国，10月30日到达上海。蒋介石参加了陈其美指挥的上海光复之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攻浙先锋队指挥官、沪军第五团团长。

　　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介石因陶案牵连，逃避日本。1913年春，蒋介石回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受命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遭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介石被迫逃往陈其美的娘姨姚怡诚的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姚室没有生孩子，后将戴季陶与日本籍外室生的儿子领来代养（其时日妇已去世），这就是蒋纬国。“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陈其美等逃亡日本，蒋介石只好在上海混迹于江湖，拜青帮头子黄金荣为师，并与洪帮头子虞洽卿、青帮头子杜月笙等结为好友。

　　1914年6月，蒋介石再度到日本，追随孙中山，其后曾被派回上海、哈尔滨活动反袁，但均告失败。1915年，蒋介石又随陈其美回国，谋划夺取上海，但未成功。1916年5月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陈其美是蒋介石的同乡，比蒋介石大十一岁，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的革命军中任参谋长。1918年3月，蒋介石被孙中山召到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不久又被调到福建长泰当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后所部与浙军发生火拼，蒋介石只身逃离福建往上海，奉孙中山命在上海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

　　1920年，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重返军界。10月，到达汕头参加陈炯明的部队进军广州。11月，蒋介石不愿与陈炯明共事而回上海，与苏州女子陈洁如同居，后陈洁如领养一女，取名蒋瑶光。1921年6月16日，蒋母王采玉去世，蒋介石回家奔丧，孙中山亦派陈果夫作为个人代表参加了葬礼，还亲笔题了“蒋母之墓”四个字。1921年10月，蒋介石返回广州，协助孙中山拟订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的作战计划。1922年6月，蒋介石返回家乡祭奠其母逝世一周年。此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6月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率海军与陈炯明叛军对抗。孙中山急电蒋介石回粤。6月29日，蒋介石赶到广州，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于8月9日乘英轮转香港，8月14日到达上海。9月间，蒋介石写出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歌颂孙中山，痛斥陈炯明。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因此而对蒋介石更加信任。10月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大元帅府，蒋介石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1923年8月，蒋介石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被孙中山派往苏联考察。在苏联期间，蒋介石考察了苏联党政军的组织情况，参观了陆军海军学校，会见了托洛茨基等人。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并写了一个考察报告。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创建一所革命军官学校，因地址高在广州黄埔，故简称黄埔军校。由于蒋介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于1月24日，被孙中山指派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月26日，正式组织筹备委员会，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筹委会委员。1月2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苏联顾问鲍罗廷将军等也参加了筹备工作。2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各项工作。 黄埔军校机构由校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编制序列是：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顾问鲍罗廷（苏）、军事顾问加伦（苏）、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育长胡谦、军事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 蒋介石虽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但他还嫌官小无实权，竟于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几天，即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孙中山叫他回广州，他回信说：“中正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于是，5月3日，孙中山又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肯回校。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6月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致开学辞，指出：“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二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黄埔军校是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陆军军官学校，它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和高级将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一共开办了六期，有不少国共两党著名的人物都在军校工作过。

　　在共产党人中，如周恩来、熊雄担任过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叶剑英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肖楚女、恽代英、李富春等担任过政治教官。而这六期的学生之中，有不少人日后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如徐向前元帅（一期）、林彪元帅（四期）、陈毅元帅（六期）、陈赓大将（一期）、许光达大将（五期）、罗瑞卿大将（六期）、周士第上将（一期）、陈奇涵上将（学生队队长）、杨至成上将（五期）、陈伯钧上将（六期）、郭天明上将（六期），以及项英、左权、周逸群、卢德铭、刘志丹、朱云卿、袁国平、王尔琢等。 而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的过程中，更是依靠了一批跟随他的“黄埔系”军人，这批黄埔系军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的支柱。从下列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 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过领导人、军事教官、学生队队长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周至柔、刘峙、蒋鼎文、俞飞鹏、张治中、钱大钧、严重、陈继承、王俊、陈焯、张静愚、卢浚泉、王懋功等。 在黄埔军校前六期毕业，以后担任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兵团副司令官以上职务的有：

　　（一期）丁德隆、王仲廉、王敬久、王叔铭、邓文仪、甘丽初、关麟征、孙元良、刘戡、刘嘉树、李文、李玉堂、李仙洲、李及兰、李延年、李良荣、李铁军、李默庵、张镇、张世希、张雪中、张耀明、陈铁、陈武、陈大庆、陈明仁、何绍周、杜聿明、宋希濂、罗奇、周振强、郑洞国、范汉杰、胡宗南、贺衷寒、侯镜如、袁朴、袁守谦、桂永清、宣铁吾、俞济时、夏楚中、黄杰、黄维、黄珍吾、梁华盛、彭善、曾扩情、董钊、霍揆彰。

　　（二期）方天、毛邦初、李士珍、覃异之。

　　（三期）王耀武、方先觉、石觉、刘安祺、康泽。

　　（四期）文强、刘炜、刘玉章、李弥、沈向奎、胡长青、胡琏、罗列、周志道、钟彬、高吉人、高魁元、蒋坚忍。

　　（五期）陈克非、郭汝瑰、唐守治、彭孟辑。

　　（六期）唐纵、廖耀湘、戴笠。

　　（潮州分校一期）毛人凤等。

　　此外，在国民党中央军中担任军长以下职务的，还有大批都是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毕业生。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以“左派”的面目再现，给黄埔学生作了数十次的演讲。另一方面，他又在学校秘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培养右翼政治势力。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蒋介石不敢也不能公开反对革命。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蒋介石承担了孙中山交给的率领黄埔学生平叛的任务。10月15日，黄埔学生就将商团在广州的据占全部攻占，学校首树军威。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1925年2月，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东征部队进行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6月初，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举行叛乱，占领广州。东征的学生军奉命撤离东江，回师平叛。6月12日，回师校军和其他革命军队一起，向叛军全线进攻，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击溃滇、桂联军，收复广州，杨希闵、刘震寰逃往香港。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遭到暴徒袭击，中弹身亡。当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查处。后查明这次刺杀廖仲恺是由国民党右派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策划的。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有的是许崇智管辖下的现役军人。蒋介石乘机把刺廖的罪名推到胡汉民、许崇智的身上，派学生军包围了他们的公署，逼迫胡汉民出国，许崇智逃亡上海。8月24日，蒋介石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26日，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任军长。这样，蒋介石利用廖案扩大了权力，掌握了军队。

　　1925年10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等进行第二次东征。当时，周恩来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学生，担任第一军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经过激战，东征军攻占陈炯明老巢惠州，其他残余部队也很快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蒋介石羽翼渐丰以后，开始露出他反动的真面目。1926年3月16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派系随即散布谣言，诬陷“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全城戒严，命令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李之龙，派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强迫在第一军工作的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退出该军。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O”事件）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各军，声讨蒋介石，逼其下台，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采取让步政策，结果，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同时，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排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将事件诿过于汪精卫，说汪精卫挑拨国共关系，迫使汪精卫离开广州出国。4月1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改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 数天后，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九条内容，规定共产党人不能再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权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权三分之一等。此案于5月15日获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借此改组中央党部。当上了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委员长一职由张静江代理，中央政治会议席由谭延闓代理，张、谭二人均受蒋介石操纵，至此，蒋介石把国民党的党权也抓到手。

三

　　1926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广西李宗仁、湖南唐生智等也加入了革命阵营，武装讨伐北洋军阀的条件基本具备。同时，北洋军阀联合进攻北方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南伐，国共两党及时决定出兵北伐。1926年5月，第七军钟祖培第八旅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分途由桂、粤入湘援助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是极力主张北伐的。其时，他已初握大权，希望通过北伐，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1926年5月31日，国共合作的北伐总司令部成立。6月4日和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先后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蒋介石举行了总司令就职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为李济深，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前敌总指挥为唐生智，行营参谋长为白崇禧，兵站总监为俞飞鹏，军事总顾问为加伦。

　　国民革命军共辖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主要将领有王柏龄、蒋伯诚、顾祝同、张贞、冯轶裴、谭曙卿、叶剑英、王俊、刘峙、钱大均等；第二军军长谭延闓（副军长鲁涤平代），主要将领有鲁涤平、岳森、张辉瓒、谭道源、戴岳、陈嘉佑等；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主要将领有黄实、王均、朱世贵、李明扬等；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代），主要将领有陈可钰、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朱晖日等；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主要将领有刘敏、练炳章、王若周等；第六军军长程潜，主要将领有唐蟒、邓彦华、杨源浚等；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主要将领有王应榆、钟祖怀、陶均等；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主要将领有张一鹏、李品仙、刘兴、何健、夏斗寅、周澜等。另有航空队，由林伟成、张静愚指挥。第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由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担任。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苏联顾问亦随军出征。北伐战争所面对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湖南、湖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约二十万人；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约二十万人；三是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约三十五万人。北伐军总兵力十余万人。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北伐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后打张作霖。

　　北伐军首先进入湖南作战，7月11日便攻占长沙。8月中旬，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长沙。由于孙传芳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没有积极援助吴佩孚，蒋介石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邓演达、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及军事总顾问加伦等出席。会议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暂放张作霖”的策略，决定以四、七、八军为中央军，分左、右两路首攻武汉；以二、三、六军为右翼，担任江西方面作战；以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为左翼，担任洞庭湖以西地区作战。 蒋介石、唐生智率中路军直趋武汉，很快突破了吴佩孚的汩罗防线，继而攻克鄂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唐生智率第八军从嘉鱼、金口渡江绕攻汉阳；蒋介石亲率四、七军直取武昌，以期达到“先入者王之”的目的。但是武昌却久攻不下，而唐生智则早已拿下汉口、汉阳。蒋介石只好让唐生智的第八军围攻武昌，自己率部转向江西作战。唐生智于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攻下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殆尽。1927年初，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孙传芳原来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当北伐军进入湖北以后，孙传芳认为北伐军战线拉长，而吴佩孚又即将被打败，正是他收拾残局的时候，于是调集大军进入江西。9月，江西便成为主要战场。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向赣西、赣北、赣南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二十余地县及赣南重镇赣州。但是，在进攻南昌时却遭到孙传芳部的顽强抵抗，蒋介石、白崇禧等亲临前线督战，从9月中旬起，连续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攻城战，直到11月8日才攻下南昌。与此同时，留守粤东的第一军由何应钦指挥，向福建进军，一路上没有遭到多大的抵抗，于12月占领了福建省。

　　1927年1月，蒋介石等北伐军将领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北伐部队编成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东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主攻浙江和上海。中央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下分江右军和江左军。江右军总指挥为程潜，江左军总指挥为李宗仁，进攻安徽和南京。西路军总指挥为唐生智，留守武汉并北上进攻河南。

　　由于孙传芳的部将夏超、陈仪、周凤岐等在浙江率部投靠北伐军，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1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东路军进占上海。3月24日，中央军之江右军攻克南京。至此，孙传芳的主力所损过半，残部退往苏北地区。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在南昌与帝国主义分子及江浙财团密谋反共反革命，下令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以武力捣毁了南昌市、九江市、安徽省等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提出将国民政府从武汉迁往南昌。进入上海以后，蒋介石多次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谈反共清党问题。在这时候，汪精卫也从国外返回上海。4月3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 、张静江、吴稚晖、宋子文、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等人力主马上实行反共清党，汪精卫虽同意反共，但在具体方法和时间上持异议，而主张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4月5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去武汉。而蒋介石与李宗仁等则在龙华北代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清党。英、美帝国主义、上海大资产阶级虞洽卿等，以及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表示支持配合蒋介石的“清党”。4月9日，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于当天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队和青红帮分子的配合下，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后的三天中，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百多人，拘捕一千多人，流亡失踪者五千多人。

　　4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下达“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下令通辑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余人。4月15日当天，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均等亦在广州戒严，开始大屠杀，中共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总计被杀害二百多人，包括邓增、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中共领导人。此外，有二千多人被捕。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继“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了蒋、桂军阀控制的地区。 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这样，便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同时存在两个相对立的政权。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帮，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1927年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分三路进行北伐。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受到北方孙传芳残部及直鲁联军的威胁，蒋介石为了解除北方的威胁，以及想先于武汉北伐军抢占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也决定进行北伐。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制定了三路渡江北伐的计划：第一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率部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担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总指挥为李宗仁，率部由芜湖渡江袭击北面之敌。此外，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亦率军舰七艘相机作战。

　　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2日，占领开封。奉军全部撤出河南。唐生智会见冯玉祥，希望联冯倒蒋。而冯玉祥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召开郑州会议，决定北伐军一律撤回武汉，河南让与冯玉祥。 与此同时，南京北伐军亦节节胜利。6月2日，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占领了徐州，其他各部也相继推进到陇海路南侧苏北皖北一带，直鲁联军退守山东。6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蒋介石极力拉拢冯玉祥，当冯玉祥到徐州时，蒋介石亲自到黄口车站远迎，立即馈赠五十万硬币犒军，并一再表示“继续北伐”。冯玉祥对蒋介石产生了好感。6月21日，蒋冯联合发出通电，“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呼吁宁汉“通力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快了蜕变的进程，开始限制工农群众活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动下，该军驻长沙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对此事严肃查办，许克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马日事变（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是武汉国民政府走向蜕变将与南京国政府合流的信号。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宣布“分共”，背叛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加以血腥屠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李宗仁等通电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炳权”。但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8月，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沿长江两岸东进。蒋介石急令白崇禧率军回击武汉东征军，但白崇禧拒绝接受命令，反与不满蒋介石的分子谋划和武汉方面妥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其时，蒋介石亲临徐州作战，又惨遭失败，何应钦则与桂系串通，寻机向蒋介石发难。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了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 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谓：“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然政治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时。”同时提出武汉要员来宁，继续北伐，肃清共产党等三项条件。同日下午，蒋介石启程回奉化原籍。蒋介石下野之前，无端枪毙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既推卸徐州战局失利的责任，也为自己被迫下野而泄愤。

　　由于蒋介石的下野，宁、汉双方暂取得和解。8月19日，武汉方面决定迁都南京。9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接管宁汉两方政权。16日，特委会成立，改组国民政府，由谭延闓出任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李烈均、蔡元培、谭延闓为常务委员。17日，推定各部长、院长人选。至此，宁汉合流完成。

　　而蒋介石在奉化住了一段日子后，于9月29日携张群等人离开上海赴日本。10月3日，蒋介石与宋子文乘车前往神户的有马温泉，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母倪桂珍，请其允许与宋美龄结婚。由于宋家与美国关系颇深，大姐宋蔼龄嫁给了中国的大富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向宋美龄求婚；而宋家同样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希望能得到蒋介石这位军事强人作为靠山，也同意将二十五岁的宋美龄嫁给四十岁的早有发妻及侧室的蒋介石。婚约成交之后，蒋介石在日本各地漫游了二十天，并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11月8日，乘船回上海。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前，先与发妻毛福美达成协议，蒋介石与毛福美离婚，离婚后仍让毛福美住在溪口蒋家老宅，保持丰镐房主人的地位，生活仍由他供给。从此，毛氏终日诵经念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蒋经国的身上。1938年农历11月2日，毛氏被日本飞机炸死于溪口。对于侧室姚怡诚，蒋介石安排她移居苏联，仍保持蒋纬国的养母身份。1949年，姚怡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对于另一侧室陈洁如，蒋介石送给她十万大洋，要她到美国“深造”。陈洁如被迫赴美后，苦修英文，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上海，守着女儿蒋瑶光，终身未再嫁。六十年代移居香港，1971年病逝。

　　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礼分两次进行。首先在西姆路宋家的宅邸里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担任司仪。接着去大华饭店，蔡元培、余日章为证婚人，谭延闓 、何香凝、王正廷为介绍人，参加者达一千三百多人，其中有英、法、日、美等国的上层人物及外交官。蒋介石在婚礼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称“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蒋宋联姻，它既使蒋介石通过宋氏家族和美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中国的买办财团和军事独裁者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还使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家庭连结成一体。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合流，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三方共推举32人为特委会委员，其中汪派占少数，大权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武汉方面的汪精卫不仅没当上“正统”领袖，反而在宁、沪两方的联合反对下，被迫通电下野。汪精卫回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抗衡。桂系则以特委会的名义武力讨唐，打败了唐生智，占领了武汉，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卫不甘失败，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跑到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本想趁蒋介石下野独揽大权，但是南京方面的党政班底仍为蒋介石的部属，桂系无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指使陈果夫策划枪击游行队伍事件，事后嫁祸于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蒋介石看到时机成熟，便积极进行复职活动。他首先联合汪精卫，电邀汪精卫来沪商讨统一问题，借此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桂系怕蒋汪联合对付自己，便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抢先提出请蒋介石复职。当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正遭到张作霖的猛烈进攻，也电吁蒋介石复职，继续北伐。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已处于孤立，只好随声附和。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后，他又利用中共在广州起义的事件打击汪精卫，说汪精卫与共产党联合搞暴动，汪精卫被迫离开上海，再次亡命法国。不久，蒋介石又逼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重拿大权扫清道路。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蒋介石又一次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五

　　蒋介石复职之后，即着手进行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2月15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次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会于开封，决定组成四个集团军，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主要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下辖四个军团、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直辖部队。第一军团总指挥为刘峙，下辖刘峙、缪培南、顾祝同、杨胜治四个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下辖曹万顺、陈焯、陈调元三个军；第三军团代总指挥为方鼎英，下辖谷正伦、张克瑶、夏斗寅三个军；第四军团总指挥为方振武，下辖阮玄武、鲍刚、马文德、高桂滋四个军；总预备队总指挥为朱培德，下辖王均、金汉鼎两个军及熊式辉、刘士毅两个独立师；后方警备部队司令为钱大钧，下辖钱大钧、方鼎英、谢文炳、任应岐四个军；第一集团军直辖部队有警卫军（司令官陈诚）五个团，炮兵（司令官樊煦）两个团；此外，有铁甲车部队（司令官屠金声），航空部队（司令官张静愚），兵站（司令官黄振兴）等。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各集团军同时出动。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李宗仁指挥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在鲁西、直南策应京汉和津浦线；阎锡山指挥第三集团军攻打石家庄再转攻京津。

　　5月1日，蒋军攻取济南。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北进。蒋介石穿着衬衣，狼狈逃出济南。为避免与日军冲突，蒋介石决定绕道北上。孙传芳战败通电下野，残部投降。张作霖眼看无法抵抗，于6月3日率文武官员离京出关，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6月8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6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荫梧、傅作义为京、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蒋介石主祭，冯、阎、李襄祭。奏哀乐，施礼，开棺盖，瞻仰总理遗容。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的祭文，称“统一大业完成”。次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 北伐奉张的成功，是国民党新军阀暂时联合，共同对敌的结果。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尤其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尤其是蒋介石与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又产生和激化。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编遣会议”，决定将现有的八十四个军，计二百七十二个师，裁减为六十五个师，六十万人。蒋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任命中央”，企图削弱蒋系“中央军”以外军阀实力派，但立即遭到各派的反对。

　　1929年2月，桂系利用蒋系将领鲁涤平与唐生智旧部何健的矛盾，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的职务，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主席。与此同时，桂系叶琪的第九师、夏威的第七军向长沙进兵。3月2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下命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及永远开除党籍。同时，蒋介石下命讨伐李宗仁等。“湘案”（也称鲁案、湘变）成了蒋桂战争的导火线。

　　为了消灭日渐强大的桂系集团，蒋介石利用“湘案”借机发难。他起用唐生智，让其策动旧部李品仙、廖磊等脱离桂系。他又借解决“湘案”为名，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骗到南京，3月21日将李济深囚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从而拆散了两广联盟。3月26日，蒋介石组成“讨逆军”，自兼总司令，何应钦为参谋长，朱培德、刘峙、韩复榘分任一、二、三路军总指挥，大举讨伐桂军。4月3日，被蒋收买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在孝感地区阵前倒戈，反桂投蒋，桂军全线动摇。4月21日，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放弃武汉败逃后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蒋军解决了桂系在两湖的主力，直捣广西。湖南的何健，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云南的龙云等助蒋攻桂。6月，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收编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通电下野，逃亡国外。

　　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以给行政院长职和两湖地盘为条件，引诱冯玉祥出兵助己。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不但没有履行对冯的诺言，反而积极进行讨冯军事部署。5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蒋，自任护党护国军西北路总司令。冯军行动开始，蒋介石先后收买策动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附己。5月22日，蒋介石下令讨冯，接着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下令通辑。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同年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冯玉祥与阎锡山结成联盟，决定武力讨蒋。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27人通电蒋。10月11日，蒋介石下讨伐令，亲自率部讨伐冯、阎。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违背诺言，按兵不动。12月1日，冯军被迫退到潼关以西。蒋冯两次军事冲突，蒋介石都取得胜利。

　　曾经拥汪反蒋的张发奎，在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起用，任为第一路追击司令。1929年9月，张发奎再次反蒋，率部进入广西，联系桂系发动护党运动，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后与桂系组成张桂联军。12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部将其击败。 原为冯玉祥部将的石友三，在蒋冯冲突中被蒋介石收买。但蒋介石对石友三处处防范和限制，石友三便暗中与唐生智紧密谋反蒋，参与改组派发动的护党救国运动，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蒋介石获马鸿逵告密，下令将石友三部从安徽调往广东，名为支援陈济棠攻打桂系，实则密谋在途中加以歼灭。石友三获悉，遂于1929年12月通电反蒋，炮击南京，爆发了蒋石之战。石友三战败后投靠阎锡山，反过来在阎锡山指挥下又去打唐生智。

　　蒋介石见唐石联盟破裂，转而主攻唐生智。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后，依附蒋介石。但蒋介石对他十分猜忌，多方防范。唐生智又暗中与改组派联系，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1929年12月，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爆发了蒋唐之战。蒋介石在阎锡山等的协助下，击败唐生智。唐生智逃往天津租界隐居，残部被蒋、阎改编。 阎锡山本与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联合反蒋，但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助蒋攻打唐、石。当看到蒋介石把一个个对手击败之后，阎锡山知道自己将是打击的主要目标，于是，1930年2月，阎锡山与蒋介石展开了一场“电报战”，谴责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个人独裁统治。3月，阎、冯、桂三集团结成了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反蒋联盟。4月，阎、冯、桂起兵反蒋，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5月1日，蒋介石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并调集4个军团部署在津浦、陇海、京汉线上。5月11日，蒋介石在徐州下达总攻击令。在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依靠美、英及江浙财团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间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和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逐步取得军事上的优势。9月18日，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发表了拥蒋通电，接着派12万军队入关。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宣告失败，通电下野，桂系退回广西，中原大战结束。

　　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了他的主要对手，使阎、冯、李失去了与之争雄的实力。从此，蒋介石及其中央军控制了中国的军政舞台，使蒋介石能够实行长期的独裁统治。

六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的对手或被消灭，或实力大损，已难以和蒋介石进行军事上的较量。然而，蒋介石要实行独裁统治，却又不是一帆风顺的。 1930年10月，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由蒋介石出任总统，把五院院长统一置于总统管辖之下。但这一主张，遭到了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抨击。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蒋、胡在会上围绕国民会议应否制定约法而发生的激烈的争吵。胡汉民虽然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激烈抨击蒋介石擅制约法的独断专横的行为。蒋介石也引典反驳胡汉民。双方相持不下，会议最后只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日期，而对是否制订约法则只字不提。会后双方又开始了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角逐，胡汉民占了上风。为此，蒋介石先派吴稚晖劝胡去“休养”，遭到拒绝后，蒋介石便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扣留。3月1日，胡汉民被迫提出辞呈，并被软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事后蒋介石移胡汉民是“引咎辞职”，改选林森为立法院长。3月2日，国民党举行常委会议，蒋介石不顾胡汉民派系的抗议，组成十一人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并于5月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会上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从而结束了蒋胡之间的约法之争。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之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员纷纷离宁赴穗，汪精卫等人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1931年4月，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位监委正式提出《弹劾蒋中正案》。两广方面的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相继通电响应，限令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公然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入敌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反蒋派更乘机谴责蒋介石。12月10日，孙科提出要蒋介石在20日前下野，否则四届一中全会就在上海举行。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蒋介石只好以退为进，准备下野。在下野之前，为了日后东山再起，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谋划和安排。首先他安插亲信，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的主席。其次是唆使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拿走重要档案，遣散部员，使财政部工作陷于瘫痪，再者是策划建立特务组织复兴社，由黄埔军校毕业生贺衷寒，康泽、滕杰、邓文仪、桂永清、戴笠等亲信负责。还有，趁下野之前，蒋介石于11月29日将国民党左派首领邓演达枪杀。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随后，携宋美龄回到奉化溪口老家。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由于蒋介石还有汪精卫、胡汉民均躲在幕后操纵所属势力左右政局，孙科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内外交困，不足一个月便夭亡了。于是孙科及朝野上下又呼吁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出山，希望三巨头合作执政。

　　蒋介石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采取拉汪排胡的政策，以便重新夺回大权。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多次密谈，进行政治分赃，由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全伙主党。1月25日，孙科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月28日，蒋汪联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经汪精卫提议，推举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使蒋介石获取了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大权。由于汪精卫手中无兵，并无实权，蒋介石又成为实际上的专制独裁者。

　　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等率部起义队伍上井岗山，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蒋介石当时正忙于与其他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红军的壮大。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调集兵力，先后五次向中央、湘鄂西、鄂豫皖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出兵十万，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被歼、俘虏万余人，张辉瓒也当了俘虏。 1931年2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出动二十万人马，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结果，被歼三万余人，一败涂地。

　　1931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为主力，出动三十万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历时两个半月，结果，也是损失三万余人而告失败。

　　1933年1月，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历时五十天，结果，被歼三个精锐师，损失万余人。事后，蒋介石伤心地说，自带兵打仗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采取“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策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上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坚持作战一年多，终于在1934年10月中旬，被迫离开江西等地，开始了长征。 蒋介石调集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试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他亲自飞到贵州，飞到云南，飞到四川，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对红军作战，但一一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除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于抗日的部队，蒋介石进行破坏和打击。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指挥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蒋介石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作战，反而加以限制、破坏，并于5月5日，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中国的主权。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等不愿与红军作战，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粤系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邓世增等参与了这次事变。蒋介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兵分三路，合围福建，镇压了这次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战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早在1931年5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前，胡汉民等与两广军人另立中央与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1936年5月，胡汉民病死，蒋介石趁机分裂两广联盟，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公开反蒋，与之抗衡。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镇压，一方面发动“银弹”攻势，大肆收买粤军将领，分化粤军。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陈济棠被迫于7月18日下野香港。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介石调动大军进逼广西，李宗仁也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并经冯玉祥等人反复调停，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接受了李、白的抗日救国的建议，但并无真心抗日，他念念不忘的是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即于10月飞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七

　　1931年“九·一”事变后，蒋介石不准张学良抵抗日军的侵略，十余万东北军被迫撤出关外。其后，蒋介石又将东北军调往陕西，联同西北军杨虎城等部“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但张、杨在中共的感召下，出于民族大义，和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主张团结抗日。

　　张、杨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并调其嫡系蒋鼎文等部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洛阳过完五十岁生日后，蒋介石于12月4日又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令。随蒋介石一起到西安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蒋百里、邵元冲、钱大钧等南京大员。

　　被蒋介石逼得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先是向蒋介石再三“劝谏”，继而“哭谏”，最后不得已，联合杨虎城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活捉，邵元冲被击毙，钱大钧负枪伤，其他随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拘捕。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何应钦等主张武力讨代张、杨；宋美龄、宋子文等则主张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地位。12月14日，宋美龄请曾先后当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乘飞机到西安，将南京的情况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派宋子文来西安商谈，并派蒋鼎文飞回南京制止何应钦的讨伐行动。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三方开会商谈，周恩来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国民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2月24日晚，蒋介石作出六项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共两党的内战亦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蒋介石虽然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他毕竟从反共到联共，从不抗日到抗日，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抗日的领袖地位上。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和抗日的政策。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国守军宋哲元部顽强抵抗。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至此，蒋介石下定决心“决战”，认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又说：“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大敌当前，曾经混战多年的国民党各派军阀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终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敌。8月22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10月12日，正式承认华中华南的红军改名为新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从此，国共两党共同投入到民族抗战之中。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其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等将领组织、指挥和参与了不少重大的战役：

　　太原保卫战。1937年9月底，日军南下直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集16个师兵力会同八路军进行防御会战。10月中旬，板桓征四郎率5万日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奋起抵抗，在忻口、娘子关等战线与日军展开血战，至11月9日撤出太原。

　　南京战役。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十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初，双方展开激战，伤亡惨重。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令弃城突围。次日，南京失陷。日冠进行了南京大屠杀。

　　台儿庄战役。1938年1月，日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企图占领战略枢纽徐州，打通津浦线。蒋介石调集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于徐州外围进行会战。3月下旬，战役打响，双方展开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发起反攻。4月6日，日军后撤，中国军队取得战役胜利。是役共歼敌一万余名，取得了抗击日军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武汉会战。1938年6月，日军35万人在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指挥下分三路合围武汉。蒋介石集中129个师、110万兵力进行防御。其中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防守湖口以东的江南地区，第九战区陈诚部防守武汉以东的江南地区。6月上旬，至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次日，武汉失守。

　　抗战初期，虽然中国军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线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仅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徐州、南京、广州、武汉均沦入日军之手。此外，蒋介石的一些错误指令，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38年6月5日，开封沦陷，郑州危急。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前进，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豫皖苏三省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田园尽成泽国，数十万人被淹死。而这，并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1938年11月12日，长沙警备司令 悌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实行焦土抗日，日军未至便纵火焚毁长沙，大火燃烧三日，烧死二万余人。11月20日，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在长沙枪决了 酆 悌、徐昆、文重孚三人。

　　11月20日，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二期抗战，制定了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根据已经变化的战场形势，蒋介石重新调整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北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之一部；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方面。

　　此后，蒋介石主要坐镇陪都重庆，指挥了一些较大的战役，如华南战役、桂南战役、随枣战役、中条山战役、鄂北战役、豫南战役、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豫湘桂战役等。此外，1942年3月，蒋介石还派罗卓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入缅甸协助英军抗日，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1939年后改变战略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对蒋介石诱降及将主要兵力移向解放区战场，蒋介石在抗战的同时也进行反共活动，掀起了一次次反共高潮，派出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武装磨擦。1940年底蒋介石命令新四军渡江北移。1941年1月6日，新四军九千人北移至皖南茂林地区，遭到受蒋介石密令的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八万人的包围袭击，几乎全军遇难。“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反而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将军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注意保存其嫡系中央军的实力，尤其在战争的中、后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交战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的桂、川、滇、粤等“杂牌军”，他的几十个美式机械化师，远在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及美英盟军加入大规模对日作战。中国军队也在各个战场展开战略大反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大本营在东京湾美军旗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代表（中国代表为徐永昌）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茨，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上将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八

　　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纷乱复杂，而蒋介石嫡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是派别林立，山头众多，彼此争斗不息。蒋介石不仅无法遏止各种派别的形成，反而有意无意地扶植这一派来抗衡另一派，以保住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由于蒋系之中大大小小的派别很多，无法一一叙述，在此，我们加插一节谈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这蒋系中的四大派别。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1889年生。何应钦早年就读贵阳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与谷正伦（贵州安顺人）等被保送日本，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1911年曾回国参加辛亥之役，在沪军都督府陈其美手下任职，认识了蒋介石。1915年学成回国后，在王文华黔军第一师任团长。1916年4月，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结婚。之后，何应钦升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并创设了“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联合王文华准备推翻刘显世，夺取贵州政权。1920年，王文华指挥部下推翻了舅父刘显世，而自己在上海被刺身亡，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何应钦企图与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发兵入贵阳，限令何应钦即日离黔。何应钦被迫交出兵权，流亡昆明。然而，何应钦到昆明不久，又被贵州守旧派买凶杀伤，身中两枪，险些丧命，其后，何应钦走避上海等地活动，但无所作为。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以与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的关系，进入了黄埔军校，并出任少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以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兼北伐东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训练总监、军政部长、行营主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抗日战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在国民党的军政界，何应钦已到了“位极人臣”的地位，甚至有蒋何并称。

　　何应钦虽然是拥蒋起家，然而，当他执掌大权以后，他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是他的手下“四大金刚”，位居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务。在合适的时机，何应钦还敢向蒋介石下手。例如1927年夏，汪精卫、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南京，何应钦则串通桂系，利用蒋介石在徐州战败而发难，实行“逼宫”，迫使蒋介石下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解决“西安事变”，实则置蒋介石性命于不顾，想趁此机会取而代之。他组织了两路讨逆军，以刘峙、顾祝同为总司令，并与王伯群密商党、政的新人选。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的美梦化为泡影。

　　对于何应钦的所为，蒋介石自然含恨在心，但为了巩固黄埔系的势力，未便公然发泄而加以宽忍。为了遏制何应钦派的势力扩张，蒋介石极力扶助陈诚与之抗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生。1917年毕业于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2年毕业后，在浙军中任职。同年底，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粤军，陈诚私自报名，随邓演达南下广州，任副官、连长等。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陈诚被调入该校，任副官、炮兵教官、炮兵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立有战功，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北伐战争时，升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攻下南京后，升任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四·一二”政变后，陈诚追随蒋介石，历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南京警备司令、第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第十八军是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他属下的主要将领有周至柔、罗卓英、胡琏、高魁元、尹俊、阙汉骞、戴朴、叶佩高、吴仲直、刘云瀚、彭战存等。1931年底，第十八军已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主力。也是在1931年底，蒋介石将干女儿谭祥（谭延闓 之三女）嫁给了陈诚，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此后，在蒋介石的提携和扶植下，陈诚更加青云直上，历任“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第一路总指挥、宜昌行辕参谋长、武汉行辕参谋长、军政部常务次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的职位更加显赫，历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兼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等。陈诚的冒升以及陈诚军事集团的壮大，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其实力完全足以与何应钦抗衡，而陈诚又绝对忠于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对他们互相之间的争斗并不会过分担心，只是在闹得不可开交时才出面调解，平息事端。

　　陈诚虽然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但说到出身，则属保定军校。因此，他独揽大权，自然会受到其他派系尤其是黄埔系的不满。蒋介石虽然宠爱和重用陈诚，但是，也培植了别的嫡系势力，以遏止陈诚派系的过分的壮大，这就胡宗南集团。

　　胡宗南，字寿山，号琴斋，浙江镇海人，1896年生。1915年，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在考丰县高等小学任教。后与考丰人王微争夺小学校长位置失败，又遭到婚姻问题的打击，便于1924年春离家出走上海，得旧同学章旭初的资助，南下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胡宗南已经二十八岁。

　　由于胡宗南谨小慎微，又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北伐时，历任营长、团长，1927年3月攻克上海、南京后，胡宗南被蒋介石晋升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晋升将军的人。同年11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军第二十师师长，他又是黄埔学生中最早被提升为师长职务的。1930年，胡宗南出任第一师师长，该师下辖四个旅十三个团，是蒋军中最庞大的师，也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嫡系部队之一。后来胡宗南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就是从这个第一师发展起家的。

　　此后，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大力持植下，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出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他已拥有李延年第三十四、陶峙岳第三十七、范汉杰第三十八和李铁军第二十九四个集团军以及其他部队，兵力合计四十余万，统治着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诸省，成为了“西北王”。

　　胡宗南的用人标准是“黄、陆、浙、一”四个字，即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陆军大学毕业的；浙江人；第一师的。后来又加上一个“七”字，即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设在西安）毕业的。胡宗南还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主要成员是他的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如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钟松、周士冕、王微等。

　　胡宗南之所以飞黄腾达，除了蒋介石的培植之外，还与他能得到军统和戴笠的支持分不开。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1年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在胡宗南部任副官。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把他推荐给蒋介石。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授意一班亲信成立黄埔系的法西斯帮会组织，于是，胡宗南、贺衷寒、曾扩情、康泽、邓文仪、周复、戴笠、滕杰、酆 悌等组织了蓝衣社，胡宗南和戴笠都成为蒋介石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1938年8月，蒋介石成立了特务组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以副局长负全责。由此，戴笠亦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那时，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将领，提起军统和戴笠，无不谈虎色变。唯独胡宗南，因对戴笠有提携举荐之恩，戴笠对他只是隐恶扬善，处处吹捧，这也促使蒋介石对胡宗南愈益宠信。

　　由于胡宗南坐大一方，自成派系，常与陈诚在蒋介石面前争宠而弄得积怨很深。1940年，胡宗南就联合戴笠、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系干将，迫使蒋介石把陈诚的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两个全国性的要职让出，由张治中继任，使陈诚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1944年4月，蒋介石重划战区，陈诚争得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由陈诚节制，这对胡宗南来说，也是沉重一击。不过，在陈诚上任之前，胡宗南秘密召开军师长会议，商议拒陈策略，自己则上华山“养病”。陈诚到西安后，对胡宗南的部队根本指挥不动。7月，蒋介石又改任陈诚为军政部部长，将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胡宗南、戴笠等都是黄埔军校师生，以杂牌军而成为蒋介石嫡系亲信的极少，而汤恩伯就是其中一个。

　　汤恩伯，原名克勤，浙江武义人，1899年生。1920年毕业于杭州体专后，不务正业。1921年春，汤恩伯伴随同乡富商童乐勋赴日本留学。1922年3月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考入士官学校，1925年因经济拮据回国，后得浙军师长陈仪资助，得以再赴日完成学业。1927年回国，在陈仪部任职，时陈仪已依附蒋介石，经陈仪举荐，汤恩伯也一步步投靠蒋介石，历任教导二师第一旅旅长、第八十九师师长、第十纵队指挥官、第十三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汤恩伯率部北上作战，出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这第三十一集团军是汤恩伯军事集团的骨干和核心。1940年，国民党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汤恩伯兼任总司令。此后几年间，汤恩伯没有指挥部队和日军打过一仗，而是盘据四省边区，极力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拥兵称王。汤恩伯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但他深知黄埔系即蒋系，因此他以黄埔系统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础，大量任用黄埔生，他手下的重要将领张雪中、陈大庆、关麟征、王仲廉、马励武等都出身于黄埔军校。不久，他便拥有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四十五共五个集团军，此外，还掌握了贺粹之第十二军、刘昌义暂十五军，顾锡九暂九军、李仙洲第九十二军，王毓文第九十七军，以及骑二军。除上述正规军，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将四省边区游杂部队编成八十多纵队，总兵力号称四十万之众。于是，汤恩伯踌躇满志，自封为“中原王”，成为继陈诚、胡宗南之后蒋介石的三张红牌之一。

　　汤恩伯当上“中原王”以后，目空一切，对辖区内的中下级官员随意撤换甚至杀害，位居河南省席的李培基、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以及先后任江苏省主席的王懋功、韩德勤，也得看他的颜色行事。1940年冬，蒋介石及何应钦的亲信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汤恩伯的顶头上司，汤恩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两人一直明争暗头斗至1944年，汤恩伯最终占了上风。此外，汤恩伯盘踞中原四省边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称之为“汤灾”，与当时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并称“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他因杀人如麻，又有“汤屠夫”之浑名。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当时，汤恩伯和蒋鼎文之间仍在争权夺利，致使中原战役开始不到十天，蒋鼎文、汤恩伯掌握的四、五十万大军便一败涂地。蒋介石异常气怒，将两人撤职，由陈诚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部队，则由陈诚和胡宗南吞并改编，而这又是受蒋介石所指使，主要原因，是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还想学刘秀学曹操，发迹于中原而最后称帝，蒋介石当然要伺机削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