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美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典故 -- 不忘中国

引子

星期五晚上，还是在那个名叫Madison的酒吧和两位Paul见了面。虽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可是我们上次的见面时间却是暖风徐徐的多市晚夏。席间问长问短，打诨逗趣自不必说，毕竟是一群财经人，酒过三巡，高谈阔论，话题自然得转移到近来的美元、黄金市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深夜，三分酒醒时，在朦胧之中有了这篇财经文摘。

一、“怀特计划”

1944年7月，二战中的44个同盟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村召开了“联合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美国财长助理怀特提出的“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Th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基于“怀特计划”的存款原则和国际黄金汇兑清算原则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有两个特点：1）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2）其他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有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并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美国通过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散发了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同时，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这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世界出口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率，1948-1960年为6.8%，1960-1965年为7.9%，1965-1970年为11%；世界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1948-1976年为7.7%，而战前的1913-1938年，平均每年只增长0.7%。IMF要求成员国取消外汇管制，也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因为它可以使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在实务中减少许多干扰或障碍。

二、“特里芬难题”

然而，保持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1）美国国际收支保持平衡；2）美国拥有绝对的黄金储备优势。但是进入60年代后，随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1950年以后，美国对外贸易除个别年度略有顺差外，其余各年度都是逆差，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仅1971年上半年，贸易逆差就高达83亿美元。随着国际收支逆差的逐步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也日益减少。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46亿美元，占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4%，这是战后的最高数字。此后，逐年减少，至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宣布“New Economic Policy”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只剩下102亿美元，而短期外债为520亿美元，黄金储备只相当于积欠外债的1／5。美元大量流出美国，导致“美元过剩”，1973年底，游荡在各国金融市场上的“欧洲美元（Eurodollar）”就达1000多亿。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前提的消失，也就暴露了其致命弱点，即“特里芬难题”（Triffen Dilemma），即美元的清偿力和信心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而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先天缺陷”。其他国家的货币如果单独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则不会遇到这种难题。由于体系本身发生了动摇，美元国际信用严重下降，各国争先向美国挤兑黄金，而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难于应付，这就导致了从1960年起，美元危机迭起，货币金融领域陷入日益混乱的局面。为此，美国于1971年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各国政府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这就使西方货币市场更加混乱。1973年美元危机中，美国再次宣布美元贬值，导致各国相继实行浮动汇率制代替固定汇率制。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

三、“三难定理”

在后来的几年中，各国曾通过多项协议，试图修补或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但这些努力都未能经得起市场波动的考验。相反，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后出现的浮动汇率制却远比预想的稳定和有活力。美联储前主席Paul Volcker 曾对此有一个简短的评价，“所有最坏的(预言)都落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引出了宏观经济学中一条经典的“三难定理”，即任何国家不可能同时兼顾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 (固定)、自主的货币政策这三项政策目标。既然不能三者皆顾，任何经济体就必须在三者之间做一个取舍，其中关键是看政策组合的收益和成本。最佳的政策选择首先必须适应经济体的特点，即内需产业与外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其次，一时的最佳选择也未必永远最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内需产业与外贸产业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改变，并需要新的宏观政策组合与其配套。

在过去的20年中，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这并不是偶然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市场化的深入，金融市场会逐步成为所有市场的中枢神经，为其他市场提供信号，降低信息成本，并引导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时，金融市场又具有所有市场的共性，它只有在供给和需求相对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转。尽管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它却是实现金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自由的重要一环。以香港为例：香港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来保障其作为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稳定地位。然而香港利率必须紧跟美国利率，从而放弃了货币政策的自主能力。这一选择的代价是沉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数年间，处于经济衰退中的香港必须承受美国在扩张期的高利率，这导致了香港GDP和CPI大幅度收缩。因此，香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比其他亚洲经济缓慢得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是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自主的货币政策最为彻底的例子，但两国汇率在过去的10年之内经历了上下70% 的贬值和升值周期。欧盟各成员国放弃了自主货币 (甚至财政)政策，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同时，欧盟却又放弃了汇率稳定，允许欧元自由浮动。中国，以及金融危机后的许多亚洲经济体，通过选择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来取得经济内部自主的货币政策和外部汇率稳定的双重稳定，难而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能否长期地维持下去。

9月24日多伦多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