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围炉话彭总 -- 云台峰上的123

还请继续

总结得太好了

有什么根据吗？

据我所知至少在富田事变中，项英是主张妥善解决的。

我个人觉得一方面军的肃反（除了富田事变）其惨烈程度是无法与红四方面军和红六军团相提并论的。

不错...

千流百派,为什么单单共产党得了天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运动和整人在资产阶级政党看来是奇怪的，但共产主义政党是正常的，这是党运作的一种日常方式。

难道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将近一百年的残酷斗争中摸索积累提炼升华出来的工作方式，就是错误的？偏偏几个小爬虫的恶毒攻击就是真理？

彭德怀自己都没有说整他有问题！他争论的是立场的对错，而不是谁该不该整谁。他也整过人，他也不反对别人整他，只要有理，没有理只要政治需要。

当了共产党员就不要怕整，死都不怕还怕整？怕整别当共产党员。

庐山会议和六似事件都是新领导层在主政10年期间，积累了一些问题，在调整问题的节骨眼，因为偶然的事件，问题不但没有调整，反而更加严重。

庐山会议的背景是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党内出现乐观冒进情绪，经济建设出现问题，因此庐山会议着手解决左的错误。六似事件的过程比较类似。也是经济改革比较顺利，但是出现腐败、官倒、通胀等等问题，党内也已经着手解决出现的错误。

现在看来，彭和学生的愿望都是好的，但是事件的发展导致当事人获罪，国家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在庐山会议，彭事件导致会议突然转向，结果就是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六似事件呢，学生开始只是要求反对官倒、要求民主权利等等。但是后来，局势竟然演化为流血冲突，学生运动遭到镇压，被定性为“反革命”。之后，国内的腐败恶性蔓延，已经有起色的民主建设也发生倒退。

政治事件，不能从感情的角度来解释。所以我觉得为民请命彭帅是个性和时势造成的悲剧。六似事件为民主牺牲的学生也是个性和时势造成的悲剧。我们在这里凭吊他们的牺牲精神，但是不要给他们加上“对错”的评语了。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当时，在全国上下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同时，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也随之刮起。各种现在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瞠目乍舌的人间奇迹出现了：河南小麦亩产了卫星从2000多斤放到7000多斤，湖北等省水稻卫星放到亩产数万斤。日产生铁，河南鲁山1000吨，禹县4000吨，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上消灭了水旱两灾。有的地方40天实现绿化……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述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象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乌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残伤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这些促使彭德怀写了万言书。

万言书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会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这样的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组成，因四人在会议期间意见一致且来往密切）。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7月1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我同样敬佩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但是这次，为什么要这样对彭德怀？真的很不理解。而到后来1965年毛泽东见彭德怀劝他去三线时，毛泽东说：“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但是到了文革开始，毛泽东的评价改变了，他在接见陈伯达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到了1966年10月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濑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是伟人，但是伟人的一念的改变是什么？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