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关系 --- 回复 一刀 兄 -- 煮酒正熟
- 复 回酒兄
家园 给驴兄上花。 俺没啥火啊... 当时赶着陪领导出门儿，没时间斟酌措辞(以及内容)，就匆匆发了，
现在回头去看，口气确实硬了点，而且内容有比较有点过界了，也难怪驴兄以为我
发火，呵呵。
不过这么个草草发出的帖子倒“逼”出了驴兄许多真话，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啦，哈
哈。
驴兄胆子够大，当然看法也够准 ---- 腐败与政策的某种伴生关系，以及邓公该负
的责任等等 ---- 这些都是我想说却不敢说的东西。不敢的原因一个是自己在论坛
的一贯立场使得同样的话出自我就容易引发争吵，另一个原因是那只是我的感觉，
却没有足够证据支持。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继续再说下去了。
关于某功，我的感觉也是那种残酷和血腥是少数甚至极少数。以统计学标准，少数、
极少数有这么几种不同标准：低于10% (1.645 个方差)，低于5% (1.96个)，低于1%
(3个)。咱就拿1%来说吧，全国范围内只要有五万人遭公安部门严格讯问，在讯问中
出现残酷和血腥情况的受害者就有可能达到500人。光看比例，似乎大可忽略不计，
但如果看绝对数字，就相当触目惊心了。
我以为我们的国民性中其实藏着某种对生命的漠视的倾向。这个东西可以上溯到元
蒙和满清的统治，同时我党自建党以来的一系列内部血腥清洗也一定程度上将这种
恶劣倾向保留在了各层政府部门之中。所以文革才会出现那样严重的暴力流血甚至
杀戮。文革结束后确实没有再出现过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但那种倾向必然继续存在
于政府之中，特别是国家机器之中。而作为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对自己的国家
机器中的这种恶劣倾向应该保持极大的警惕性，在制订和颁布任何政策(特别是临时
法规) 时，都应充分考虑到自己政府里面的这些黑暗实力和倾向。为什么最近一个
时期对某功的那种残酷迫害几乎停止了？难道不是政府针对那种恶劣倾向采取了有
效控制？既然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不流血的管制”，为什么从一开始不严加控制？
想起 LA Confidential 里面的一个情景：Dick Stensland 被害于某中餐馆后，警
局领导要求下属“不惜一切手段 一定要抓获凶犯！”，此时Ed Exley 在下面极其
不满地咕哝了一句：“为什么不限制一下大家的手段？”
当然剧中的Ed后来自己在执行任务时也应同伴的牺牲而冲动之下直接开枪打死疑犯，
不过这正说明在实践中限制手段难度之高！正因如此，政府机关特别是国家机器部
门在理论上、在平时的操守训练中才更有必要强调手段的合理和节制。
我们对那个什么“不惜一切手段 一定要怎么怎么”恐怕一点都不陌生吧？这就是问
题所在。
问题是中共在国际社会里本来就在人权问题上被诟病连连，建党后历经30年代的内
部清洗、60年代革命群众之间的你死我活，以及89年的流血事件，这桩桩件件要想
分说清楚本来就很困难了，现在还要白白送给对手们这样一个把柄！我以为那届政
府难辞其咎。
不过驴兄也同意那届政府对此应该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
我的不满在于，网上有那么多人对某功和其学员使用极其轻蔑的口气进行攻击，却
无一人对那些惨死的学员表示一丝同情！也无一人对直接造成那样血腥虐杀的国家
机关有关人员表示愤慨！
911发生后虽然我们许多同胞都为自己国家在与美国的博弈之中得到一个喘息机会而
高兴不已，但仍然会对911的无辜遇难者表示同情。怎么现在到了我们自己同胞身上，
却连这么一点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了呢？？
- 复 给驴兄上花。
家园 呵呵，也给酒兄回花 咱就从最后说起吧。酒兄说，
我的不满在于，网上有那么多人对某功和其学员使用极其轻蔑的口气进行攻击，却无一人对那些惨死的学员表示一丝同情！也无一人对直接造成那样血腥虐杀的国家机关有关人员表示愤慨！这个呐，俺对后面的不大认同。不是无一人表示同情和愤慨的。说道某些执法人员滥用公权力、体罚私刑、虐待他人——哪怕是嫌犯或罪犯——的做法，我怎么不会悲痛、难过、不慢和气愤呐？只是，我同情的对象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而不是他后面的政治属性。我对某个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士的同情，与我对某功的不屑和批评绝对是两回事。这个例子也许不当：正如我们对某警察折磨某小偷致死的事情表示愤慨，并不表示小偷小摸就是对的一样。换句话说，我表示愤慨是由于某人的合法权利被非法剥夺，而不是由于他是某功或某运的成员。
而同样，911极其悲惨，我对无辜遇难者的同情，只是因为他或她是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那些叫嚷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的家伙，我还不屑与之为伍。一样的，如果面对某功学员被虐的事实，我会谴责暴行，呼吁公正，是因为他或她是人，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某功。我不会因为他或她是某功学员就认为其不该享有合法权利，也不会认为他或她遭受不公正待遇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一句话，我的同情与某功无关，这也许是酒兄认为无一人对某功学员表示同情的由来吧。
当然，某功是某功，具体到人的个体，俺的态度还是要看人的。本届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出发点还是很不错的。
相信会有朋友有跟我一样的感受的，呵呵。
最后说，关于俺胆子大，吭吭……看来还得再声明一下比较放心，俺是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共领导的。
家园 不花没人性啊！ 以后驴兄说的就是代表俺啦
今天俺帖子的语气不好，自罚禁闭5天
家园 嗯嗯 驴兄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911之后有许多文章，主题是表示为911给中
国的国际博弈带来的新发展机会而欣慰，甚至就是为美国倒霉而幸灾乐祸，但是有
相当多的文章在表达这些主题之前都会说上两句“对那些无辜死难者深表同情和哀
悼”。
可现在您再看看网上骂某功的朋友，有谁表示过一点点被国家机关直接迫害致残致
死的学员吗？
我的印象是没有。
另外，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方面从前也提到过中国政府迫害某功学员的问题，(比如NPR)，
虽然没有长篇大论(因为受众主要关注美国核心利益和个人利益)。英国的Economist
也有一期做过这方面的评论。这些都说明某功在海外的那些宣传，夸大是肯定的，
但无中生有 则不可能。
最后我还注意到大X园报最近已登不出什么血腥可怖的学员遭迫害照片了，只能登一
些穿警服的人架着学员的照片。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从前所登那些照片当
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这里的逻辑相信驴兄会意得，就不赘言了)。而且也似乎
表明大X园报并不敢离开事实真相太远。
对现决策层我个人是100%的欣赏和期待。
但这并不代表我对我党也是这种态度。
但我对我党有再多的看法，也不妨碍我支持它。我支持它的道理很简单，我不希望
国家发生动乱和分裂。
- 复 嗯嗯
家园 最后一句同样是俺的看法 但我对我党有再多的看法，也不妨碍我支持它。我支持它的道理很简单，我不希望国家发生动乱和分裂。
某功的问题，俺觉得自己已经说清楚了，呵呵，那么再说清楚一点。1、对某功集体的言行和对其中某学员是分开的；2、对其中个人有遭受合法权益被不当剥夺的现象，同情与愤慨与他从属的团体阶层性质无关，这种同情与愤慨是被包括于更广泛的对公民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同情与愤慨之中了。当我指责部分执法机关滥用权力的时候，被寄予同情的受害人中是包括进某功某学员的。因为他的这个属性而让我专门为此去同情与愤慨，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理由支持我这样做——这样的条件是，政府针对某功学员专门迫害。遗憾的是，以我所见所听，并不能证明这一点。fengshui兄说有人愿意红血去染顶戴，这个不假，一定在基层发生过。但滥施酷刑、刑讯逼供，却不是因为某功才有的。
说中国政府对某功的态度，俺以为目前是正道。这个就不说了，呵呵。
家园 驴兄在此事上的立场 我是明白的 而且也很认同和欣赏。所以你看我上文可曾有一句针对驴兄的？
我所针对的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
911时还有许多人在表示“美国活该”的同时不忘表达“遇难者值得同情”，为何今
天却只见人们攻击某功而只字不提同情某功学员的悲惨遭遇？
我对政府对某功的大政策是基本认同，我提出批评的是针对其对下属约束不力。不
过驴兄言制造那些血腥的是基层极少数人，而且即使没有对某功的打击政策他们依
然会在其他机会里制造血腥。这个我也同意，只是觉得如果上面在下达打击某功的
政策时能同时严令禁止上刑、虐待和损害生命的话，情况根本就不会如今天这样。
所以我提到 LA Confidential 的那个情节。
作为政府高层，应该尽可能充分预判自己某项政策在基层执行时可能发生的严重问
题 (严重与否以国内国际影响为判断标准)、并拿出有效手段予以防止，如果没做这
种预判或者做了预判但没有必要防范措施，都要承担责任和批评。这个不仅是针对
我国政府的，对任何政府都应如此。
- 复 给驴兄上花。
家园 给酒兄花一个
- 复 回酒兄
家园 老仙驴讲得好啊 腐败，这个积累可不是起于赵时代，而是更早。这个是事实。其实腐败问题几千年来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即使解放后也是如此。张青山不是被枪毙了么。但是后继有人阿。我外祖父曾经在纪检部门工作过好多年。退休之后有次说起来腐败如何。就是这个观点。顺手举了若干例子。我那时才知道，原来我认识的很多老邻居，都是犯过错误，被劳教，或者被判刑过的。但是总体说来，在毛的时代，腐败问题不是很严重，虽然总有人犯错误，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罕有几个漏网之鱼。
赵时代感觉腐败一下抬头，倒不妨考虑是经济突然迅速发展而相应机制无法跟上的情况。不过可以说，江时代腐败的表现和特点与赵时代有很大甚至是一定程度上质的区别。老成之见也。
有一点，是腐败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是政策问题。腐败成了政策的伴生物，再说这个就得牵扯到我对邓公那时期政策的理解，俺可不愿意深入到那地步，呵呵。…
呵呵，这还是头一次看见有人敢这么说出来，虽然我也一直这么以为。来，握握蹄子，好同志啊。
…我看把腐败归于赵或江，说起来邓公还得负上相当责任。
这个真要往回找，文革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整个监管体系被完全打倒，那个时期，动辄就以打反革命报私仇，我外公他们单位的人个个都很惨。一开始还是个别的，到后来革委会那帮人无法无天的，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就别说贪污这点小事了。等到后来拨乱反正，我外公等一批人是放出来了，但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已经给带坏了。那个时候，追查贪污腐败，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牵扯到打倒、被打倒的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很多时候，办事情开始阻力重重起来。不仅有对面阵营的阻力，还有自己这一方面的阻力。以前大公无私，铁面无私的做法越来越被人诟病。加上政策上不鼓励，不支持。同事间扯后腿，上面下面的递条子，托关系。1978年的转折点是个很重要的时期，那个时期之前的政策还是延续了文革前的传统。虽然行动起来有阻力，但是还没有到了现在这种样子。大讨论之后，整个政策的方向开始转变，上面也没有具体的方针政策，只能靠下面的领导自己拿主意，官官相护也就愈演愈烈。
政府当然要为此负责。说无能还是无欲，我看是欲而无能。一开始是能而无欲，到后来是欲而无能。
至于某功的问题，一开始只能说江李办事太毛躁，加上下面有邀功请赏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也不是没有，但也不是太多。后来就收敛多了。
老驴写得好，赞一个，从此统一了思想，坚定了认识。送花就免了，送礼多不好。呵呵
- 复 非常不认同这个
家园 what is "可行性分析"? There is no 可行性分析 now? Even if there was no 可行性分析 on WWW, There must be one for CCP's leaders
I agree this: 社会发展推动着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逐步过渡是个大趋势，这样的转变虽然需要民众推动但也要务必慎重。
家园 呵呵，我这么说 是因为现在有这个趋势，也有逐步民主的需要，那么这样的气氛和意识也要培养。苏联的政治制度改革代价付出过于高昂，中国先在基层试点逐步做起，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如果我回答中华走卒兄（我在相当程度上认可目前的开明专制的说法），就是什么都别说，先从基本的做起。
转几篇看到的消息和报道，中央能扎实的做功课，非常好。多嘴一下，现在感觉是意识形态的禁锢，已经从专制一方，转移到民主一方了呐？（或许是我看到的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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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09日 瞭望东方周刊
改革创新者是否获得了升迁，其实意味着改革是否得到了肯定和推广，是否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话题，而政改之路也极为艰难，关注的人认为太慢，而事实上，对于一个如此之大之复杂的国家来说，哪怕一个很小的动作，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瞭望东方周刊》从创刊以来一直持续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除了中央高层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的举措外，我们也特别关注基层的一些实验，比如，我们看到了四川的创新性行动，并对成都市新都区的党内基层民主改革作了关注。
本刊先后以《中国地方政改冲动》、《一个“出格”书记的政治改革》为题，对新都区直选镇党委书记、民主评议等进行了追踪报道，并引起了强烈反响。
事实上，新都区党内基层民主改革仅是四川政改过程中，继步云直选、雅安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之后的又一政改范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新都政改的突破性更大，影响将更广泛；而四川因此在中国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安排中，担当着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殊角色。
“目前的许多改革实际上已经触及政治体制的底线，下一步改革能否继续创新，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政治胸怀、政治眼光和政治艺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博士蔡霞对中国地方政改作出上述评价。
中央调研组考察新都政改
对成都市新都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麻渝生来说，整个9月份几乎都是在接待调研组中度过的。
9月5日，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赵湘江等到新都调研；9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孟曙初一行也来到成都市新都区调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来自中央的调研组观看了‘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等反映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专题片，并与部分直选的镇党委书记进行了座谈，了解公推直选等举措的实施情况。”
作为新都政改的制度设计与具体操作的重要决策者之一，麻渝生深知来自高层的肯定和支持，对新都的改革意味着什么。
“调研组认为：新都近几年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创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麻渝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9月初，新都政坛权力构架有了新变化:新都政改的操盘手、区委书记李仲彬调任四川巴中市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原成都市双流县县长牛敏就任新都区委书记；常务副区长屈健红任代理区长；组织部长麻渝生升任区委副书记。
“改革创新者是否获得了升迁，在中国的官场政治里其实意味着改革是否得到了肯定和推广，是否得到了高层的支持。我们也曾对两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项目进行过回访，其中创新者是否得到升迁就被作为回访指标之一。”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博士对此评价道。
新都政改触动了政治底线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蔡霞博士在新都民主政治如火如荼之时，曾多次前往新都调研。她对新都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的感觉是:“新都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问题，其实已经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新都探索的问题实际上是执政党如何去破解兴衰规律、如何破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这一命题的问题。”
蔡霞博士对“新都经验”的评价非常高调。她认为，“新都经验”为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共民主执政模式做了开创性的探索。
“新都其实是在‘建国’。”蔡霞语出惊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建立起来了，但远远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内在理念和优越性在社会生活中充分体现出来，而新都正是把制度理念转变成现实生活的实践。‘新都经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问题，事实是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并逐渐形成一种系统化、法制化的运作机制，并在人民的思想观念上固定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都政改的操盘手李仲彬虽然离开了新都，但民主政治的进程并不会倒退，现在不让新都人搞民主，可能哪任领导也没有这个胆儿。至少在干部选任上，绝不会退回到任命制，因为新都的民主政治已经成了常规动作，新都人已经对选出他们信得过的干部习惯成自然了。”蔡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政改经验有望纳入更高层面部署
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一系列创新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举措使四川小城新都名声大噪。原新都区区委书记李仲彬也成为继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之后又一为外界瞩目的政改新星。
“你是名声在外哦。”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握李仲彬的手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8月27日，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的陪同下，率领江苏省代表团实地考察调研了新都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各项举措，一路上，李源潮对新都改革大加赞赏。
“区委组织部做了一个统计，到9月底为止，全国先后有12个省市县到新都区调研，四川省内也有10多个州、县前来交流经验。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中组部党建研究所、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官员和学者也对新都的党内基层民主改革给予了持续关注，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看法，新都下一步就是要对改革进一步总结和完善。”新都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麻渝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新都政改其实是一个“自选动作”。原区委书记李仲彬清醒地认识到党内民主作为民主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必须走在前沿，有所突破。在他及其班子的全程策划组织下，民主概念已经在新都深入人心，经过三年来的实践，已经探索出一套颇具操作性的制度设计规则。
《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新都经验有望纳入更高层面的有序部署，改革者将探讨下一步如何进行。
事实上，中共十六大为各级地方政府推动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资源，并开启了广阔空间；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要求也对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推动着地方政治改革。
目前，四川省已决定将全省县以下的党委系统的官员全部放到直选中产生。基层党的领导者全部由党员直选产生，这样大规模地在一个省的范围推开，在全国尚属首次。
“从自发低调、在一区一县范围内推进民主政治，到获得省里及中央高层的认可和肯定，到现在新都经验在全省范围内推开，这是新都的成功，也是政治文明的进步。”蔡霞博士就此评价道。
8月27日，四川省委组织部正式下发的《关于推进党内基层民主深化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中除此之外还包括:实行社会评价；推行“三联”制度；开放基层党务；扩大全委会权力，逐步取消县（市、区）委书记办公会，全面推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重要人事任免全委会票决制，积极探索重要人事提名全委会推荐制、委员视察督查制等制度。
这些都是刀刀见血，直触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川地方政改已经走在全国前面，并形成了示范效应。”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赵湘江表示。
改革确实到了拐点
对四川来说，省内州、县自发的政改创新，以及中组部统一部署安排的改革试点，一直是二线并行，并最后殊途同归。
从步云直选到巴中等地党委书记公推公选到雅安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直至新都经验全省范围内推广，四川不缺少制度创新。这种渐进式改革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有选择地避开一时无法解决的矛盾，选择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承受的路径进行，但最大的不足，又恰恰是因为对一些尖锐矛盾有所回避，使得改革在局部停滞不前。
改革确实已经到了拐点，需要进一步突破。
中央党校蔡霞博士认为，新都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从整个四川来看也存在改革会否停滞不前的危险。
那么，新都民主政治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
“一是巩固现有的东西；二是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当民主政治成为潮流的时候，要冷静下来，从理论层面上去挖掘和思考，总结经验。目前的改革已经触及体制的底线，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或者说攻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都在期待执政党有所动作。”蔡霞说。
蔡霞举了一个例子。新都进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就是“直选上任的乡镇党委书记组阁，提名镇长候选人。”
“这一改革动作的确有创新。但现有做法按政治运作规律来讲是比较勉强的，从政治行为上看，与现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权高于国权相吻合，所以直选先选书记，再由书记提名行政机构首脑候选人。事实上，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力图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使改革能够推进。”
但蔡霞认为，按《党章》要求，党内直选不是选书记，而应选全委会，新都正好搞反了，和现行《党章》关于选举的具体程序上有矛盾的地方。
“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讲，新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对旧制度的突破。新都直选书记组阁面临的困境不在于新都本身，而在于更大的体制框架。下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就不是新都所能解决的了。”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博士赞同蔡霞的判断。
杨雪冬表示，改革目前确实已经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一方面，部分改革的推动者成为了改革的阻力；另外，改革受益者与利益受损者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强烈。
应该说，从决策者来看，已经认识到目前改革的症结所在。但目前的政改，绝大多数是在县、区这个层次上取得成功的。因为这个层次，冲击不大，不会失控。但能否将改革推进到更高层，比如说推到地级市、省一级这个层次？这需要执政党有充分的体制变革准备以及政治胸怀。
“改革实质上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现在来看，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利益冲突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党委、人大、政府这三套机制都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要改革，就要首先变革这三个方面。”蔡霞博士说。
中国地方政改冲动
2005年11月09日 瞭望东方周刊
（节选，原文载《瞭望东方周刊》第36期，2004年7月22日出版）
李仲彬的“前卫”首先体现在他对一些“神秘的制度”进行改革，提出了“还权于民”。
何谓民主？李仲彬首先撩开了区委常委会、政府办公会的神秘面纱。
一般来说，地方党委、政府的会议和文件，对公众是保密的。尤其是作为研究和决策重大问题的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对普通百姓来讲，更是遥远陌生、神秘莫测。
李仲彬开放的就是这两个会议。从2001年开始，区政府常务会每次都邀请三名 人大代表、三名政协委员、三名市民代表以及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代表列席会议。并且，每次邀请的参会代表都不相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还有表决权。
作为区一级党委，一般设置11至13名常委，开常委会之前，往往要开书记办公会统一思想，一个地区的书记办公会和常委会就成了绝对权威。2002年以来，新都区则把常委会开成了全委会或全委扩大会。
李仲彬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开会研究的就是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东西。
6月23日，在《瞭望东方周刊》的一再要求下，李仲彬同意记者观摩当天下午的第11届区委全委会第九次会议。共有31名区委委员，10个列席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两个半小时的会议议程表决通过了九项议题，一个议题没有通过，需要重新商榷。
会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会议进行到第六个议题时，新都区公安局局长吴影梦向全委会汇报审定《关于成立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的请示。
一直凝神细听的李仲彬突然提出一连串问题:目前正在使用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已经作废？“相信还不能全部作废，因为我自己的身份证上的有效期标的就是20年。那么，新都能不能不搞统一安排或强制安排换发这个身份证？”
“特别是农村的老百姓，换一张证最少要10元钱，加快要60元钱，一家几口人的身份证就是一笔不少的支出。全区62万人口，农村人口就占45万，对农民来说，如果要求全部换发第二代身份证将是一大笔支出。那么，新都能不能不搞一刀切？采取自愿换发的方式？毕竟原来的身份证也没有说要作废嘛！”
李仲彬的问题难住了吴影梦，因为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是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吴影梦本来以为自己这个议题在全委会上只需报个题，就算通过了，没想到，因为事涉千家万户，全委会最后表决需要重新商榷，公安局要重新拿出一个换发方案报全委会重新讨论。
开放常委会与全委会只是党内民主和民主监督的第一步。干部的选拔任用权也全部交给了全委会票决。
2003年3月，新都区全体区委委员采用无记名票决方式决定了区人事局、建设局等七个区政府工作部门、六个区委工作部门、七个区政府直属局级部门等20个部门“一把手”的任命。
2004年6月20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新都采访的当日，李仲彬刚好在四川省委党校进行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即是《新都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6月21日，李仲彬赶回新都，和记者长谈他的基层民主实践。
“民主的内涵就是开放，就是阳光，就是让有权力的地方就有阳光照进来，就是还权于民，革自己的命。还权于民是我长期思考的东西。”他说。
“什么是‘阳光政府’？阳光就是明亮，阳光就是生机；‘阳光政府’就是一个透明的政府，就是一个勤政的政府，就是一个廉政的政府，就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府。将政府的一切行为都置于‘阳光’之下，不搞暗箱操作，不搞私人勾兑。”
相关链接 基层民主实践探索
● 1991年，吉林省梨树县在中国首创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海选”，又称“全民直选”。梨树“海选”，现在的基本做法是：（1）“七个规范”，规范程序、规范文书式样、规范计票方式、规范就职仪式、规范村委会组织机构、规范工作交接、规范选举档案。（2）不设候选人，直接“海选”村委会成员。（3）实行选举前竞选演说、秘密划票等方式。此举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 1998年12月，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采取村民直接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乡长，被称为“中国大陆直选第一乡”。2001年12月，该乡根据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对直接选举乡长的方式进行了调整，采用全乡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唯一的乡长候选人，然后交乡人代会进行等额选举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乡长换届选举。
● 1999年初，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进行了“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制度改革试点，该年1至4月大鹏镇进行了“三轮两票制”镇长换届选举。具体做法是：镇党委公布镇长候选人基本条件，发动全镇选民广泛提名推荐候选人；召开选民代表大会，5名高票提名人选发表竞选演说，代表投票选举正式候选人；党委审定唯一候选人，提交镇人大选举产生镇长。三轮投票中，前两轮属于选民推荐票和代表推荐票，合称“民意票”；后一轮属于法定选举票，故称三轮两票制。
● 2002年10月开始，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结合区县换届进行了县级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引起广泛关注。
● 2003年12月，江苏省金坛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全票通过吴晓东为金坛市副市长、代市长，公推公选产生了全国第一位市长。
●2004年，湖北省罗田县在全国率先以党代会直选的15人全委会取代了由1名县委书记、5位副书记和5名常委组成的县委常委会，率先 “打破了以‘书记为核心’的权力格局”。
近看“新都现象”
——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新探索
新都人看新都
在处理了18个向企业伸手的“恐怖主义”官员后，区政协主席罗时武说，新都老百姓是一直不断地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但只有这一次，他们是真正实在地看到新都在一点点地变化：去机关办事不再找不到人，官员们不再白眼看天，下乡的干部也收敛了“土匪”气质，白吃白拿的现象少多了。而且新都群众上访次数和信件比往年均有下降。他还说，他对新都的未来没什么担心，只是担心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否能完成配套机制建设，因为民主不是万能的。一刀切不对，但切一刀是可行的，它可以解决随意性。
在校长直选后，20多名老教师联名给李仲彬发来电子邮件，“谁当校长，由教师说了算，新中国几代教师的梦想今天变成了现实，我们虽然退休了，仍由衷的高兴。”
木兰镇中国第一例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在竞选成功之后说，“直选书记”经过了更多的“阳光”过程，接受了更多的“曝光”过程，通过了更多的“过滤”过程，受到的监督渠道更多、角度更广、压力更大。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推直选，“自我监督在无形中迅速增强”。
关于直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斌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为了得民意，直选出来的党委书记在个别地方可能会对下负责多、对上负责少，这样会否对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
针对新都实验，木兰镇前党委书记黄建华认为，现任书记基础好、威信高，领导放心、群众愿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直选也易造成一些问题。如，该调走的调不了，该进的人也进不去。
编者按：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也日益复杂化。作为西部农业大省的四川，正是现阶段中国的缩影。这里不仅有经济结构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转型期间腐败现象的滋生、干群关系的紧张等等问题。“新都现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熟悉的人都知道，“新都现象”的出现，与基层政权的执掌者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是分不开的。虽然李仲彬等同志推行的改革是自发的，但是这与基层民主实践和制度创新的坚定支持者四川省委也是分不开的。
新都故事
2001年，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提出建立“阳光政府”。他解释说，所谓“阳光政府”，就是一个透明、勤政、廉政的政府，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府。打造“阳光政府”就是为了强化“人民政府为人民”这一宗旨，就是为了将“我用权力管人民”这一“民王”思想，转化为“我为人民管权力”这一“民主”思想。
2001年，新都开始开放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区政府常务会每次邀请3名人大代表、3名政协委员、3名市民代表以及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代表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还有表决权。2002年以来，新都区把常委会开成了全委会或全委扩大会。在2003年，区委召开的36次常委会有24次开成了扩大会议，扩大到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及各镇、各部门负责人。共产党的干部开会研究的就是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东西，李仲彬如是说。
从2002年开始新都每年举行两次“企业测评职能部门作风会”，邀请上百名企业老总对全区47个窗口部门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进行无记名测评打分。其结果现场统计，当场公布，并在电视台公开——分数排名最后5位将被责令限期整改，连续两次排名靠后的部门负责人要受到严肃处理。2003年，全区有18名干部因办事拖拉、以权谋私被撤职。
2003年3月，新都区全体区委委员采用无记名票决方式决定了区人事局、建设局等7个区政府工作部门、6个区委工作部门、7个区政府直属局级部门等20个部门“一把手”的任命。李仲彬说：“民主的内涵就是开放，就是让有权力的地方有阳光照进来，就是还权于民，革自己的命。”
2003年4月，从海选区教育局副局长、国家级示范高中新都一中4名副校长开始，教育系统开始了基层民主政治实验的第一步；同年10月对大丰中学等两所学校的校长进行了直选；12月下旬，12所中小学校长全部开始直选。现在连一位中学班主任指定班长时，都遭到学生反对：“我们要直选班长！”
2003年5月，新都通过“以工补农”的手段，在四川省率先成为农民“零赋税”的区县。
2003年8月，区领导和区级各部门、各镇以及驻区单位主要负责人近150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对17名区级党政领导从工作能力、政策水平、调查研究、办事效率、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11个方面，分“好”、“中”、“差”三个等次进行公开测评。9月1日，通过媒体如实公布测评结果和存在问题的领导提出的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将这种方式推广到各镇和区级部门，各级层层接受下级和公众的民主测评，并以半年一次的形式坚持下来。其中一名副镇长因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被依照程序免职。
2003年12月7日，新都区木兰镇639名党员差额直选了他们的镇党委书记，刘刚毅以480票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直选的镇党委书记。此举还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4年3月3日，新都出台了《关于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实施意见（试行）》，只要是“条件成熟的镇”，都可以直选镇党委书记。
2004年2月28日到4月30日，新都区299个行政村进行了村支部书记差额直选。在此次差额直选的299个行政村中，有52名村支书落选或未报名，有3个村因候选人得票数未超过半数而没有产生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仲彬表示，在村支部书记直选之后，他还将全面推行村主任直选，并将村干部编制由原来6个减少为3个，还鼓励村支书竞选村主任，两个位子一肩挑。李仲彬用“革命”来形容新都正在进行的差额直选：谁当领导，不是组织部说了算；谁当领导，也不是书记说了算!直选对组织部来讲，是一场革命，对我来讲，更是一场革命，因为我们都在革自己的命。
2004年7月20日，新都举行大会，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在内的17名区级党政领导接受了该区1100名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社区干部的测评。次日，将测评结果在区常委会上公布。22日，针对测评结果，新都区级党政领导通过电视直播作了自我剖析，17名党政领导每人面对镜头3分钟，对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此次测评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受关注程度之高，在新都、成都乃至全国均属少见。今年除“好”、“中”、“差”三个选项外，还增加了“弃权”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如果“弃权”票多了，李仲彬认为这就说明干部还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
李仲彬说，这些只是新都宏大计划的开端，只是“逗号”，真正的改革才刚刚展开。他要做的是“还权于民”，打造“阳光政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为加强党的凝聚力、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与模式做一些试验。
“新都现象”是渐进改革的结果（专家视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就“新都现象”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他说，从目前中国的国情看，新都一系列的尝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从新都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看出，李仲彬是一位有现代意识和行动魄力的基层官员。但是他的现代意识主要还是来自直觉，理论基础并不扎实。例如他认为民主政治似乎与老百姓的素质有关，其实，老百姓的素质并不重要——民主政治是一种专业化的政治，也就是说，只要官员的素质好，问题就不大。在谈到新都直选时，他指出，选举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能什么岗位的领导人都要靠直选产生。选举是要付出成本的。选举太滥，老百姓受不了。在谈到新都还存在哪些问题时，他指出，李仲彬该认真进行一番思想上的梳理了，例如：如何引入竞选机制？在民主政治改革中如何发挥人大的作用？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让继任者也能走下去？“新都现象”是渐进改革的结果，李仲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他应该走两步，退一步。当然，他一切努力的上限就是他支持一个人出来和他自己竞选。
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刘益飞认为，本届省委的执政方式也不同于以往的执政模式，比如省委组织部长魏宏提出了“建设开放的组织工作系统”，这不仅仅是组织部门表现出来的一种务实亲民姿态，重要的是他们把这种改革冲动付之于实践。而且四川有一批像李仲彬这样的基层领导者，他们有着强烈的改革意识，善于思考，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在现有体制的大构架下进行的改革实践，有可能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更具可操作性的道路。
中国第一例直选镇党委书记调查
2003-12-30 21世纪经济报道
12月7日，对于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该镇639名党员以公推直选的形式，选出了自己的党委书记，开创了全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
12月7日，对于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该镇639名党员以公推直选的形式，选出了自己的党委书记，开创了全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
木兰镇是新都区的一个镇，距成都6公里，总人口约3.52万人，其中97％是农业人口。
初步热身
11月27日上午，区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了木兰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下午，区委组织部在木兰镇传达精神；晚上，成都市新都区电视台播放了“公推直选”的公告。
第二天上午，区委书记李仲彬给新都区的机关干部作动员，讲公推直选的目的和意义；下午，区委组织部又进行了参选动员大会。
这是中国第一例直选镇党委书记。新都区这两天动作紧凑，足见其准备之充分。规定的参选条件是：全区范围内大学专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党龄，任副局（镇）级实职2年以上或现任正局（镇）级干部，年龄在45周岁以下。
截止12月1日中午12点，4天内共有20人报名参加。经过资格审查，11人符合竞选条件。据记者了解，11人中除了刚上任的镇党委副书记李勇，木兰镇的还有镇长刘刚毅、副镇长吴春华，这些参选人员除了听黄建华介绍情况外，还被安排到木兰镇进行为期两天的实地调研。
既然是“公推直选”，第一步就是公推———从11名参选人中选出两名进入直选。至于为什么只选择两名，参加了公推的木兰中学校长李兴木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免票数分散。
12月4日9点，木兰中学阶梯教室，11名参选人正式“亮相”。
参加投票的人员是来自各村的党代表、镇全体机关干部、村委书记、村委主任、企业代表、镇各级政协委员及知名人士等，总计243人，阶梯教室被挤得满满当当。
作为参选人之一，竹友镇副镇长吴宏强是公推1号演讲者。他告诉记者，参选的理由很简单，就像他回答李仲彬书记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为了写好“施政纲领”，对木兰镇“略知一二”的吴，在木兰镇呆了一整天，走访了几家农户，听取了一些群众意见，但了解还是表面的，“有些参选人就只呆了半天”。事后，在区委组织部调查木兰镇直选相关情况时，校长李兴木告诉记者，就有很多人反映了调研时间短，难以深入了解情况。
11：15，计票结果出来。吴宏强得了8票。刘刚毅和李勇以绝对优势进入直选，分别是220票、136票。11个参选人中，得票最少的是2票。
据结果显示，除了刘刚毅和李勇，其余9人的得票数最多的不超过45票。
对于这样的结果，黄建华表示这不是参选人对木兰镇了解与否决定的，而是老百姓不可能因你的一次演讲而投你的票，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你？
直选结果
两天后，12月7日星期日，刘刚毅和李勇“决一雌雄”。
与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公推不同，直选必须要由镇全体党员的80％以上参加，才能进行。4号那天，黄担心人员不准时到场。到了7号，黄建华最担心的是党员出席率。
镇办公室主任李强告诉记者，木兰镇党员总数为785人，有选举权的是766人，出席参加投票的有639人，“缺席127人，主要是在外打工一时回不来，或是卧床不起等”。
让黄建华终于可以放心的是，党员出席率达到了83.4％。
9：12，直选正式开始。李勇抽到了1号签，规定10分钟的演讲时间他6分钟就搞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秉承有位有为、无位也有为的奉献精神”；刘刚毅则继续诚恳动人，“我是木兰培养的干部，我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
结果，刘刚毅依旧一马当先，得480票，李勇比他少了322张票，只有158张。
公推时，校长李兴木投了刘刚毅的票，他的理由是———刘刚毅年轻，在木兰呆了这么多年，各单位负责人、支部书记和党员对他的印象可能也更好些，他能让老百姓找到信服的切入点。毕竟李勇来木兰镇才两个多月。
就双方“施政纲领”而言，李勇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其实演讲内容大抵相同，落选主要原因是我的基层时间工作还不够，最近10年来我几乎都在机关工作”。
对此，黄建华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李勇的稿子写得要比刘刚毅还要通俗，但刘的演讲更好地体现木兰镇前后政策的连续性，“刘刚毅说的正是木兰镇正在做的事情，而且是得到老百姓认同的。刘刚毅把它们一一具体化了。”
事已至此，黄建华告诉“服从组织安排”的李勇，“这是一次改革，也是一场试验”。
让基层党员和群众说了算
为什么要直选？用区委书记李仲彬的话说，“谁当书记、谁当镇长，让老百姓说了算、让广大基层干部说了算、让广大党员说了算”。
选马不如赛马。在当选镇党委书记后，刘刚毅告诉记者，“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也无时无刻不盯着我，看我能否实现竞选演讲中提出的目标”。
直选结束时，李仲彬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诫刘刚毅，“我们今天是上有天、下有地作证，还有市委组织部的几位处长监督。承诺的东西要兑现啊！”
如果承诺不兑现，按新都区的规矩，半年后，最多不超过1年，作为在职领导干部，刘刚毅将接受民主测评，如果得到的不称职票超过30％，那他就必须下课。
但是，与参加直选投票的比起来，测评乡镇党委书记的人员少多了，只有200多人。据知情人士透露，基本上是镇全体机关干部、党代表、村主任和各机关单位负责人等。
同样，黄建华也对刘刚毅表示，“现在的木兰镇已不是过去的木兰镇，你要变压力为动力”。
新都区真正有直选想法应该说是在10月初。
新都区的民主氛围很浓，也是跟曾经提出过“阳光政府”的区委书记李仲彬有很大关系。在李仲彬看来，木兰镇直选是水到渠成，因为“新都区已有了民主化土壤”———
除了“阳光政府”，木兰镇直选之前，新都区还举行了新都一中副校长的海选、新都职业技术学校和大丰中学的校长直选、让老百姓和基层干部给区级领导打分等。
李仲彬认为新都区就是要“还权于民”，他还向记者透露，接下来要把9所中学、3所小学的校长全部直选，再对医院院长进行直选。
通过直选，刘刚毅成为了新都区目前17个乡镇中年龄最小的党委书记。对落选的参选人，吴宏强告诉记者，李仲彬认为他们是“新都未来基层民主政治的种子”。
现在刘刚毅不仅要对上负责，还要对下负责。然而他感受到的压力前所未有。
为了加强镇党委班子的团结，据知情人士透露，12月16日，区委要求刘刚毅以镇党委书记的身份进行配备班子。即由刘刚毅提出人事班底方案、人员可以在全区范围内选、组织部最后进行考察，包括目前空缺的“镇长”一职人选。
看起来，组织上已经把足够大的权利下放给了刘刚毅。但对刘刚毅而言，下面的过程并不轻松，“万一、如果兑现不了竞选时的诺言……”
据悉，以往凡公示或多或少都要收到举报，这次11名参选人在公示的7天里（12月1日－7日），新都区纪委、区委组织部没有收到一封检举信和一个举报电话。
公开干部民主测评结果引发冲击波
对于普通百姓一向神秘的干部考察和测评工作，在成都市新都区被撩开一角。
这个区去年下半年开始对干部民主测评工作进行改革，特别是通过报纸、电视，原原本本地公开了区委区政府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结果统计表。这件事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的反响，不亚于一场"高强度地震"。
当地干部这样告诉记者，这种大范围的公开干部民主测评结果，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由神秘走向透明的一次开创性实验，"个别干部丢了面子，却树起了党的旗帜。"
一些群众不会讲这样的"道理"，但他们会告诉你一个在新都区流传的具体事例：当地一名副书记是"上面"下派到新都区的，这位副书记在去年８月份针对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中得分最低，测评结果公开后，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位区委副书记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好象变了一个人。"
争论
去年8月20日，新都区打破一直由上级组织部门对区级领导班子进行"官评官"测评的惯例，除了让区各部门、各乡镇的负责人参与测评外，还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和群众代表参加投票。144名各界代表对17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11个方面，按照"好、中、差"三个档次，进行测评。
为了保证投票不受干扰，144名测评代表分成四个组，在四个不同地点进行了无记名投票。
测评结果出来后，17名党政领导的得票有高有低。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区委书记李仲彬提议将结果公开，但一些同志提出担心：一、原来测评结果只在小范围内掌握，大范围公开会不会影响正常的组织工作；二、一些领导干部的"差票"较多，他们会不会由于丢了面子而闹情绪。一些得票较差的干部更是直接表示反对。
新都区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争论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一度使区委有了取消进行公开的念头。但就在这一测评后不久，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新都区进行调研，听到这一情况后，明确支持将测评结果进行公开。
经过讨论，新都区委的意见趋于一致，公开干部民主测评结果与《党章》和中纪委、中组部有关政策规定并不矛盾，关键问题是干部们丢不起个人的"面子"；但这样"保密"的结果是使民主测评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有三分之一以上"不称职"票的极个别人要被"拿下"外，其他人都一样地"轻松过关"了。
新都区委最终决定，将区委区政府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率先向全区公开。接受测评的17名党政领导分别在全区300多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上进行自我剖析，针对个人民主测评结果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制定整改措施，还做出了今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承诺。
2003年10月13日，新都17名党政领导干部（13名区委常委和4名副区长）民主测评的全部数据均在《新都报》和新都有线电视台上向全区公开。他们的自我剖析讲话稿和录像也经整理后在《新都报》和电视台上公开。
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说了这么一句话："别人给你揭下面具是你的失败，自己揭下面具才会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震荡
雄宗凡是新都区西街的一名报贩，他回忆起《新都报》公开区级领导干部测评结果当天的情况，这一天找他要《新都报》的就有70多个人，由于《新都报》是内部赠阅发行，不能上摊零售，看不到报纸的群众纷纷让他"去搞一些报纸来卖"。
雄宗凡说："我干报贩很长时间了，在我手上，还没有一份报纸象当天的《新都报》一样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这一测评结果和区领导干部自我解剖讲话同时在电视台播出，新都电视台成了当时收视率最高的栏目。
在新都区所在媒体将对区级领导干部测评结果公开的10月13日当天，新都区对58名区级部门"一把手"和17个乡镇的121名领导干部也进行了民主测评，投票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弃权"四个层次。这两次测评的结果，很快在10月16日的《新都报》和新都电视台全部向社会公开。
马宁利是新都区监察局局长，她称自己经历了两次内心的震荡，一次是参与测评区级领导干部，"这次测评的具体情况全部都公开了，这是区里的干部没有预料到的。"一次是对她自己的测评结果的公开："心情非常复杂和紧张，预先一点都不知道结果，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是从新都报上看到了测评情况。对我的评价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共有5票不合格，两票弃权。"
新都区农工办主任何江林自我评价自己的得票结果是"中等偏上"：优秀票46张、称职票99张、不称职票９张，弃权票0张。老何告诉记者，农工办是一个综合服务部门，干得怎么样，不能靠上面的领导来评价了，只有群众满意，你的得票才会高，一点也马虎不得。
对这一举措，新都区的老百姓首先是感到很新鲜，其次是感觉到区里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转变。竹友镇迴南村十社村民叶忠先说，我们老百姓能评价干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干部的作风扎实了，就能够更好为老百姓办实事。这样让干部和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我们的气就更顺了。一些群众告诉记者，新都区就这么大一个地方，哪个干部干得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让干部群众参与对主要领导的测评并直接将测评结果公开，给了大家"用眼睛投票"的机会，让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不再是一种形式。
新都区委决定，将对干部进行民主测评并将结果公开，作为一项制度在新都区保留下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
观点
赴新都前，记者专门就干部测评结果公开的问题请教了中组部一位高层负责人，他的回答是，在目前现有的干部人事管理的政策和制度中，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在具体操作中，一些地方考虑到干部问题的敏感性，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震动，因为一般情况下测评结果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掌握。他的看法是：公开当然是一种趋势，但在目前条件下，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具体由各地组织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在此之前，记者曾经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专题调研，各地的基本情况是，对于干部考察过程中的测评结果，一般都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内部掌握"，参与谈话和投票的干部群众都很难知道具体的结果。这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程序和"规则"。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告诉记者，实践证明，干部民主测评结果向社会公开，并没有原来想象得那么可怕，却带来了多种正面效应。
一是可以有效加强干部队伍的日常管理。麻渝生说，区委组织部只有20多个人，其中干部科仅有4个人，管理对象仅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就有300多个，还要管理各单位的大批中层干部，说实话，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好，因为你无法全面了解全区干部的真实情况嘛。而民主测评结果公开后，干部面对的是全区群众的监督，一言一行都可能对今后的民主测评产生影响，这样干部管理工作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是公开民主测评结果也使处理不称职干部变得不再棘手。泰兴镇党委书记王培龙对此深有体会。该镇一名老资格的副镇长平常工作不认真，在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数超过三分之一，经过组织程序，这位副镇长被免职。王培龙说，如果是原来，他肯定会"强烈反弹"，或者找上级告状扯皮；但这次他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他知道过不了群众这一关。
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透明化操作并不可怕，将群众堵在"墙外"才是真正的可怕，让群众在干部考察和选拔、作用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应是今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有了这种"透明"的思想的制度，就完全可以堵住"递条子"和跑官要官，去年市里让区里报三名副区级巡视员，一共有十几个科级干部符合条件。本来这件事情在区委常委会上"过一下"就可以了，但我坚持在区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公开投票。我原来看好一名干部，结果我看中的这名干部并没有在投票中被通过，他最后心服口服，没有找我来"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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