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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东归的路

土尔扈特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明朝也称瓦刺，厄鲁特蒙古四部分为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最早游牧于雅尔之额什尔努拉，在今天新疆塔城西北和哈萨克的乌尔扎尔一带。厄鲁特蒙古四部“各统所部，不相属”。当日渐强大的准噶尔有了兼并土尔扈特的企图时，无奈之中的土尔扈特只有远足西部，经过两年多的漂泊，落脚到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在天苍野茫的伏尔加河畔撑起帐篷放牧羊群，他们有了自己的新家。这一事件大约发生明崇祯元年。

辽远的伏尔加河荒芜人烟、野草从生，不堪忍受奴役的俄国农民逃亡到伏尔加，土尔扈特人的游牧区域急剧地缩小着，土尔扈特人与俄国人之间开始发生冲突，而沙皇将他们当做炮灰远征土耳其和瑞典的时候，当他们被强迫放弃喇嘛教而改东正教的时候，当他们在经济上被大肆掠夺的时候，他们想起曾经的家乡，那个远在天山脚下的故里。

回归家园，不需要要太多的说服，只一声不甘受辱，十七万蒙古人一跃而起，浩浩荡荡踏上了万里东归的路途。他们选择了寒冷的冬季，东归队伍在结冰的伏尔加河上开始了艰难的征程。叶卡婕林娜不能容忍任何人逃离神圣的俄罗斯，对如此巨大的背叛她恼羞成怒，派出重兵追击，但是尾追堵截没有阻挡东归人的步伐，此时的土尔扈特人心中藏着一个信念：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七个月之后，在泥泞的草滩和茫茫戈壁上，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走完东归路的七万土尔扈特人扑到在地，抓一把热土喜极而泣。对于他们，这不仅是行动上的东归，更是一种灵魂上的回归。

被这一壮举感动着的一位英国学者写道：“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的无垠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和那样激动人心的了。”

而另一位英国作家德昆赛赞誉道：“那是一次伟大的军事远征，横越广漠的地域，忍受巨大的挫折，在杳无人迹的荒野中摸索前进，既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前途有多么艰险，他与波斯王居鲁士之子冈比西的埃及远征和后来一万人的退却、克拉苏进行的罗马对安息的远征，以及灾难、范围、力量耗费都更要大的拿破仑的俄国远征都具有着同样的浪漫色彩”。

历史学家眼中的浪漫在蒙古人心中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浪漫是用来赋诗作画的，若说诗，他们完成的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最为悲壮的东归史诗。

十九岁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在回归前致信清伊犁将军伊勒图，表达了东归的愿望，他们“向居俄罗斯地，久愿为大皇帝臣仆，而无机可乘，乃于去冬谋弃故地，挈属内附，因自彼逸出，行程万千有余里”，希望“准令入觐，以伸积诚”。起程回国时的土尔扈特有三万多户十七万余人，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后，一多半人死于归途。而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人，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他们衣衫褴褛，靴鞋俱无，疲惫不堪，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牲畜，而回归后的土尔扈特人又面临了新的考验，一场流行的天花在几个月之内丧生了三千余人，在死者中也包括了渥巴锡的妻子、母亲和儿子。

乾隆得到奏报后，发布了谕旨：“大皇帝降旨：尔（土尔扈特）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 为了褒奖土尔扈特的归来，清政府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安顿在新疆伊犁河畔。今天，在乌鲁木齐博物馆保存着七枚土尔扈特银印，是专门颁发给土尔扈特部的官印，印文以满文和蒙文合壁，刻有“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的字样，这是历史的遗物，是清政府对回归者认可的见证。

但是，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总是掩藏着一些权宜之技，清政府是耍了花招的。

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这支庞大的、震惊世界的回归队伍。他们对这支队伍表现出了本能的怀疑，“他们在俄罗斯领土上安享了近200年，但当俄罗斯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拒绝帮助之”，这是否说明土尔扈特有“欲占中国之疆”的野心？

在东归队伍起程的时候，清政府又表示：“尔等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之，抚慰安置；若未至我边界，半途被俄罗斯追辑，发生冲突，则可不理”。这是一幅可有可无，可来可去的态度。

当东归队伍最终到达大清疆土的时候，大清军队接到指令“尔等若有疑惧之情，或有他变，即照朕之旨意，随机应变。勿得手软，以致迟疑大事。”。而当渥巴锡请求朝廷派一个大喇嘛到土尔扈特部时，政府的狐疑越加深重了，“因厄鲁特之风习，极尊崇佛教，若大喇嘛遣往伊处，渥巴锡必请至伊部落，此时不仅新旧归服者归心于渥巴锡，伊等久为一心，对我朝不利焉！渥巴锡等所以再三恳求，其存心于此，故施此计，可知伊吞伊犁之野心，我等不得不事先有备之。”

终于，他们想出了对策，“倘使伊等只从事繁衍牲只，并行狩猎，则其力量未免逐渐强大，一旦强大绝非好事”，因此，应该 “导其多加务农，尚裨益于事”。

不知是否有人意识到或者感悟到了泱泱大清帝国的虚弱，他们已经对一统江山的信心开始动摇了，而这最早的一点信息被历史的车轮一碾而过，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按照大清“多加务农“的引导，土尔扈特人开始了垦荒种植，然而世代游牧的经历使他们不懂农事，所种谷物俱皆欠收。几经上书，大清终于允许移地放牧，在与清官员共同踏勘之后，最后落脚于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及开都河流域一带。

土尔扈特人至此安定，并沿袭至今。

渥巴锡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至盼至祷。他以三十三岁年轻的生命完成了东归历程，并且完成了自己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的心理转换，这样的转化来自于他对汉文化的仰慕，更来自于他对故土深深地爱恋。

时光荏苒。到上世纪初期土尔扈特人在美丽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及开都河流域一带一直沿袭着古老的遗训，他们放牧着耕种着，而他们看似田园般的生活方式给所有的蒙古人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神话。

在山西与内蒙古的交界之处，大同是一个中转的小站，一个内外有别的关口，它分割了农耕和游牧的界线，这样的关口在迎来送往中传递着大量的信息，那些酒馆、客店、驿站，招摇在风中的旌旗满载着人们的理想，此时的蒙古正欲分裂，脱离中原，匆忙逃亡的活佛喇嘛、世袭王公、官吏、军士、牧民们展转来到大同，准备稍做休整赶往中原内地。

在狭窄的街巷中，在阴暗的店铺里，昏暗的油灯下人们盘腿而坐，几碟小菜，一壶老酒，任凭窗外呼啸的北风肆虐而起，人们议论着，在遥远的新疆，有一个古老的部落，那是西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他们依旧保持和固守着蒙古习俗，有伟大的汗王和活佛维持着祖训和尊严，那里白云飘悠、青山隐约，牛羊满栏，沃野千里。

美好的传说为失落的心灵找到了精神慰籍，为灵魂的安置找到了天堂般的处所，尽管神秘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并不象人演绎的那么美好，但是人们依旧向往着遥远的西蒙古，因为，那里有人们梦想中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