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日本学者谈不抵抗政策 -- 阿康

日本学者谈不抵抗政策

土田哲夫

当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

策” 当时的舆论大多谴责张学良，特别是台湾国民党方面至今仍

然保持这种看法。但近年来中国大陆却坚持下述看法：张学良将军

本来就是爱国主义者，但因奉蒋介石命令，故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

策。可是，我们若仔细考虑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与状况的话，则此看

法亦有问题。当时，国民政府在名义上虽是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它

是否能真正地控制全国各省及各军队，特别是对东北的影响力如

何？以上诸点若不先加以确认，则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无从了

解。如果蒋、张间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上下关系(换句话说，张学良并

非无条件服从蒋介石之命令)，那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东北方

面之所以决定采用不抵抗政策的过程与原因。

也有些学者曾提到九―八事变时东北军之不能抵抗日本侵略

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军的兵力已相当空虚。28万的东北军，

调到关内大半，而且所调之兵，“全是东北军之精锐”。在东北政治

中心的沈阳，“正规部队”只有8000人，这就很难对日本侵略者进

行有效的抵抗。[1]

可是此说只能说明东北军之阵容不整，所以没有抵抗外敌的

条件，但是抵抗的能力或条件和抵抗的意志是两回事，并没有说明

张学良政权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具体过程及其原因。

本文拟首先探讨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政权里的政治

地位，其后主要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详细论述张学良(时在北

平)、东北当局、蒋介石如何对付九一八事变前夕的对日危机。最后

则拟讨论不抵抗政策所产生的背景或客观的原因。至于本文所用

的外务省档案《密电情报关系一件》，是满铁北京公所收买电报局

员所得的中国各军、政当局之电文的日译文辑。虽然这个资料非常

重要，但因引用时经过中文翻译为日文然后还原为中文的重复翻

译，并此说明，请读者谅解。

一. “九一八”前的蒋、张关系

张学良没有直蹈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军阀与国民革

命军敌对、作战、终被剿灭之覆辙，而以“易帜”的形式，与国民党进

行政治妥协，所以能继承从前张作霖统治时期即已形成的东北的

独立。在军事方面，东北拥有巨大的力兵和当时第一流的兵工厂，

军饷也由各省岁出的80一90％而自给[2]。东北政权本身有“东北讲

武堂”等地方性的军事教育机构，培养军官。官兵有浓厚的“东北

人”意识和“吃张家饭”、效忠张家的从同意识。因此，虽然有派系领

袖的交替，但张学良仍能较稳定地获得他们的忠诚。[3] 基于下述东

北军的部署来看，我们能认为虽然东北军有国防军的名称，但实际

上却是专打内战的军队。据1929年初日本方面的调查，从山海关

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有103000人的最大兵力，其次辽宁省西北部

有21000人，中东铁路沿线有3万人，吉林省中部有28600人，在

东北中心的沈阳只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东部国境地带仅有

省防军6000人”。其后因参加中原大战进兵关内，主要兵力移到

华北以致东北的国防更加薄弱，在此情况下；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

变。

张学良历持的政治理想是“分治合作”。即，主张对外统一、

拥护中央，而对内采取分权主义，各地区虽独自处理其区内事务，

但须互相合作。北伐后，李石曾曾加以提倡并获各地实力派如桂系

之采用。

在1929一1931年间连年发生国民党系各集团的内战，东北田

为军事力量雄厚，各方都想拉拢，所以东北在国内的地位日益提

高。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张学良再也控制不了关内各派的诱

惑和东北军内青年军人向关内发展的雄心，决定出兵关内。9月18

日，张学良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和平统一，东北军开始向关内出动，

反蒋群营遣告崩环[11]。张之拥蒋是蒋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东北集团获得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地盘。10月9日张学良就任

全国陆海军副司令，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军事领袖[12]。张学良虽常

在公开场合表示“誓尽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13]，但他以

东北的利害为重，对南京政府也极力避免关系太深化。张学良在同

年11月访问南京之时，与蒋介石协定“尔后以副司令的资格统治

黄河以北各省[14]，其“分治”范围从东北扩大到整个北方了。总之，

中原大战以后张学良成了蒋介石重要的同盟者。

张学良统治华北，不但独立性很强。南京政府对此虽感不满，

但是双方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并未决裂。这是因为南京政府在平

定冯玉详、阎锡山之后，第一个课题是对红军的“围剿”，何况不

久又发生了国民党内的反蒋运动，为了北方情势的安定，更需要张

学良的支持。

1931年的反蒋运动的起因是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独裁化的

反感。2月28日，蒋介石监禁了因召开国民会议问题而反蒋的胡

汉民之后，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分裂，反对派南下在广州集结，

依靠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地方军事力量，在5月28日树立了另

外一个“国民政府”。

蒋介石知道两广方面的反蒋情势后极为恐慌，先是依靠孙科

力图挽回局面，但失败了，其后试图与汪精卫、陈友仁等合作以巩

固自己的力量。但因他们都投靠于广州的反蒋阵营[15]，蒋介石乃决

定加强与张学良的同盟关系以应付这个难局。3月22日，蒋电令

吴铁城向张转达，“再三熟虑结果，对张学良希望诚意合作”，期待

张“以副司令及北方领袖资格，一面使北方十省渐次复于政治常

轨[16]”。蒋介石为了取得张学良的支持，不得不确认其“北方十省”

的分治。

另一方面，反蒋运动再度发生后，张学良努力掌握情况，采取

一面表示拥护中央，一面巩固东北内部，以免被任何一方利用的方

针[17]。 5月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张学良出席会议。南京方

面曾热烈欢迎张学良，以为张之访宁是拥蒋的明确表示。然而张学

良看了国民会议以后甚为失望，“对南京独裁措施抱有不满”[18]，再

次确认其不干预南方争乱，希求和平统一的方针。

综上所述，可见张学良的东北政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1930

年9月蒋介石、张学良合作以后，张成了蒋介石的重要同盟者。南

京和东北的关系在形式上是中央和地方的上下关系，但在当时实

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

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即张学良本身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所

以我们探讨中国方面对日政策中除了蒋介石、南京政府以外的原因。

二、不抵抗政策的形成

一般说来，张学良是个爱国主义者。的确，他的思想是开明的，

民族主义的。因此他支持了东北的种种反日及进步运动[19]。不过，

因他早年就认识到日本、特别是关东军势力的可怕，如他的师友郭

松龄因日本出兵干涉而兵败被杀，关东军搞阴谋而炸死他的父亲。

他认为，“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20]”，所以对日本不得不

采取慎重态度，假使对日本迟早不免冲突，则尽可能避免过早的冲

突。

张学良特别注意对日外交工作。他与日本方面谈判时，“总是

以柔和恭敬的态度，洗练的表现来应酬”[21]。甚至寄文给日本《大

阪每日新闻》，表示希望中日“亲善”、“共存共荣”[22]。张学良

这样表面上向日本表示友好亲善之意，以防日本对华感情之恶化。另

一方面，张学良让驻东京代表蔡智甚收集日本政界的储报，而且与一

些政界人士如床次竹二郎也有联系[23]。然而，当日本要扩大其“满蒙

权益”而开始与东北当局进行谈判时，张学良接口拖延而不作实际

交涉，也决不妥协。要言之，他主要采取长期性战略，推进独立的铁

路、港湾建设，谋求在军火和训练上摆脱日本军的影响等。

以下，我们从“九一八”前夕的实际历史过程中。具体地探讨

张学良的对日态度。

1．避免冲突之方针的形成

在1930年秋天，日本社会对“满蒙问题”态度更加明显地强硬

化了。日本方面一些右翼分子和报纸宣称，由于中国当局的压迫政

策导致了1930年度满铁公司的得益大减，造成了“满蒙的危

机”[24]。稳健派的币原外相为了应付对华舆论的激化，也于12月29

日向驻外机关发出训令，命(1)阻止与满铁并行铁路的建设，(2)建

设吉会铁路等新线向题，并与东北当局开始边书交涉。[25]

1931年l月22日，满铁理事木村锐一访向张学良，提出铁路

交涉问题。张学良允诺开始谈判，并任命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

高纪毅为中国全权代表。虽然张学良表面上答应谈判，但这并不表

示张有对日让步致失主权之意。所以一开始，双方就因要求相距甚

远以致谈判搁浅。到了2月，张学良赴北平全国陆海军副司令行营

办公，3月份高纪毅也去了天津，木村就丧失了谈判的对手。东北

当局避免对日谈判的理由是，铁路交涉“关系东北存亡，对于中国

有害无利，昭然若揭”[26]。而且整个东北很关心这件交涉，发起不与

日本谈判运动，比如5月24日，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组织了中日

铁路交涉监视委员会，向中方交涉委员发出警告。”[27] 这样一来，

“满蒙”铁路交涉使陡然增加了中日两国间的恶感，并予日军发动

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口实。

7月2日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更加紧张[28]。国民外交

协会在沈阳、长春召开抗议集会，要求日本及朝鲜垦民退出，

长春的“学生抗日后援会”也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29] 7月4日在朝

鲜发生排华事件以后，以上海为中心，中国人民展开了全国性的抵

制日货运动。[30]由于万宝山事件后的紧张情势，东北当局提高了危

机意识。在此以前的5月底，张学良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病

情日益加重。6月28日，关于张学良病逝的谣言也传到了沈阳。[31]

由于张学良掌握着东北的最高权力，但因陆海军副司令住在北平，

导致东北政权内部权责不明，决策混乱，甚至迟延不决。张学良之

患病，更削弱了东北政权处理危机的能力。7月2日，辽宁省政府

主席藏式毅致电张学良，转告东北各机关、民众各团体纷纷请愿，

要求张学良立即回沈阳，张学良只回电称：“候病全愈，立即归

沈”[32]。

东北当局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采取抑制民众，以防止冲突升

级、事态扩大的方针，7月4日，吉林省当局指示长春市市政筹备

处，称：“因日方故意姚起事端，采取消极态度以免给日本借口，”命

令该处一方面应严正对日交涉，一方面应抑制民众，避免再次冲

突。[33]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采纳了副委员长袁金铠建议用“温和手

段”收拾事态的主张，命令吉林省政府说“关于万宝山事件，我当

局须采取温和手段，以免日人利用机会扰乱大局，况值内外多事之

秋，若有侵略行为时虽应据理力争，但不可暴举而危大局，须采取

镇静态度善处”[34] 张作相为了与张学良面商对策，亲自到了北平

并要其回沈，臧式毅也因同一目的让省财政厅长张振鹭赴北平。[35]

到了这时候，重病在身而暂离政务的张学良才感觉到事态的

严重性。7月6日，张学良收到王家桢(张的外交秘书，时任国民政

府外交次长)从“东京诸友”那里获得的有关日本对华政策的报告。

即日本方面为了解决其领土狭小而带来的困难，认为“不得不急递

在大陆[指满蒙]定国家基础”。其“进行计划为，以朝鲜为根据地，

以朝鲜人为与中国人冲突的先锋。日本以全力后援之，用武力侵略

中国”。这样一来，“一得消灭鲜民，二是占据鲜地，三得增进中鲜间

的恶感而互相攻杀之，以致两败惧伤，“更能粉饰侵略中国之嫌疑

而得渔翁之利”。[36]

张学良十分重视这个报告，并斯断日本即将展开急剧地侵略

满蒙是无疑的[37]。7月8日，张学良与张作相等面商后，决定如下方

针，并电今东北当局； ：

(1)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

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

(2)尽力驱逐朝鲜人，特别注意延边，以防再发生不详事件。

(3)不惜费着手加强国防建设，增强自卫能力，“应开发东北

富源，以计根本的满自强，以免外侮”。

上述吉林、沈阳，北平各当局对日本即将开始侵略东北的危

机，均采取“隐忍自重，避免冲突”的对策。因此，可以说九一八事变

时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的原型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因此东北所

采取的避免冲突的方针不能视为尊行中央(南京政府)命令所致。

因为，虽然万宝山事件以后中央也的确采取避免对日冲突的方针，

但是从资料来看，中央第一次把这个方针告知东北是在7月8日

由监察院长于右任通过高纪毅电告东北方面的。于右任说，在外交

方面，“应该以平静态度处理抗争，并一面等待平定内乱”。不应让

民众有“越轨行动”，极希望“东北同志也明察此理勿出轻率举

措”。

中央和东北当局都认为，对日本“强权”应该避免全面的冲突，

既已发生问题，中国则应该依据“公理”严正交涉。外交部并确定了

关于在朝鲜发生的排华事件当由中央亲自交涉，而关于万宝

山事件则交东北当局进行地方交涉。张学良也同意这个方针，一

方面希望对日交涉有成果，另一方面令东北地方的外交官员依据

“公理”进行“严正交涉”[41]。此处的“公理”就是“国际公理”，它被视

为依国际联盟的存在而受到保障。比如8月3日，东北政务委员会

发电激励各县秘书，说：“虽从来我中国外交久以屈从处理，外交问

题非国之强弱而解决，于今国际联盟重视信义，依据国际的公理而

坚持强硬主张，今后纪勿有屈从之事”[42]。”按照这个理论，难怪当日

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武力侵略时，中国政府却仍迷信国联能牵

制日本，采取依赖外力的方针。

那么，为什么对日危机紧迫之时，中国只能采取避免冲突的方

针呢？他们所依据的理由是；第一，他们认为，中国国力还脆弱，冒

然对日作战必然失败。张学良认为，“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

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

冲突”[43]。”第二，由于中国国内的分裂，对外问题更慎重处之。张

学良认为，“若与日开战端，共党、粤方必定纷纷而起，将出现不能

收拾的局面[44]”于右任也认为，“不良军阀不知应权力对外，反而

乘机轻举妄动，擅兴兵戈，牵制中央，以至外交丧失后接力”。[45]

为了克服第一点，即中国国力的脆弱性，他们更积极池推进建

设，力求自强的既定方针。前引7月8日的张学良训令第3项命令

东北当局着手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具体地说，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努

力建设铁路、工厂、贸易公司等事业，取缔日人、朝鲜人的活动，以

削弱日本的经济权益。[46]”这些措施虽然是正确的，但属较长远的战

略计划，对当前的危机解决不免过远。

其次，为了克服第二点即国内分裂问题，张采取什么样的对

策? 对此问题由于对对日危机紧迫性的认识和内政上的利害不同，

南京和东北的方针尖锐对立。7月7日，蒋介石从南昌打电报给张

学良，告诉三个月内蒋能平定“赤匪”和广州方面，统一全国，唯望

张学良维持“北方的安宁秩序”，妥善处理外交、军政[47]。又于23日

向全国通电，表明“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

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

斗”，所以他表明“必须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众，削平

反乱，完成统一”[48]。

由上可知，蒋介石认为应该先扩大内战，打倒反对势力，统一

全国。相反，张学良主张先停止内战，由协议达成全国统一，一致对

外，7月l0日，张学良向蒋介石发电提议，“惟满蒙非用武力，难保

安全，日今日本期对外开展，我国亦应猛省觉醒，非停止内战，不

可得到统一、团结，幸而西南“共匪”近于剿灭，粤方亦无用武力之

意，我方以“外患逼迫”为辞，诉于“爱国诚心”，与之谋政治解决，如

何？[49]”然而蒋介石却认为，当进行军事行动时突然接到如此电文，

动摇“将领士气”，表示不满，遂加拒绝。坚称“既定计划、断难变

更”[50]。张学良乃不得不放弃和平统一的念头，以东北的单独力量

处理对日危机。7月15日，张学良决意回沈阳与东北要人“根本地

计议”[51]。然而张学良终于没能实现回沈的愿望；因为反蒋运动已

波及华北，石友三的判乱使张学良离不开北平了。

2．内外交因

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西北军和晋军虽然不得已而表示忠于中

央和东北，但仍然对所处地位不满意，希望如有机会再起反抗。当

两广开始反蒋以后，他们首先希望拉拢张学良，致使北方军人一起

反蒋，然张并不为所动。后来反蒋派认为倒蒋必须先倒张。[52]”原属

西北军的石友三，善于见风使舵，先投蒋而后倒蒋，再以其为东北

入的关系投靠于张学良，但因得不到地盘和军饷而怨恨之[53]。石乃

暗中与西北军、晋军将领联合，积极准备反蒋倒张。从1931年6月

起，南京已注意石的动向，向张学良要求让东北军三旅入关，以防

万一[54]。但张仍然期望和平解决华北军事。到了7月，两广方面为

了配合在南方与中央军的冲突，派邹鲁等代表资助华北诸军，煽动

叛乱[55]。另一方面，日本陆军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企图

利用石友三的叛乱，与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州问题”，并运动阎锡

山，约定如果石军到达天津，日军供给军火[56]。石友三为了获得河

北、平津地盘，乃于7月中旬，就任粤方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

开始叛乱。石军从冀豫交界的驻地出发向平津北上，20日占领石

家庄，接着进军北平南郊的望都[57]。

关于怎样对付石友三的叛乱，东北集团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

张作相等“老派”本来反对东北军进入关内，主张乘此机会退到关

外，专心处理对日问题[58]。另一方面，南京要求东北军以全力讨伐

石友三军队，“以维持北方大局”[59]。东北“新派”也与此相同。张学

良虽曾考虑东北全军的撤退，但因难以即时撤退驻华北大军，遂决

定与石军作战到底，以确保河北。幸而晋军、西北军并未履行呼应

石友三叛乱的诺言，而采取观望态度，7月底石军被东北军、中央

军、晋军商震部围攻而毁灭。8月8日石友三宣布下野，只身逃到

山东。[60]

正当好不容易平定石友三之时，8月7日张收到阎锡山已回

山西的消息[61]。阎是得到日军的援助，5日从亡命地大连坐飞机到

大同的。虽然阎锡山没有立即参加反蒋运动，但回晋不久又掌握山

西军政实权，牵制了东北军[62]。张学良8月底在北平召集华北诸将

领举行会议，决议要求间锡山“自动离晋”但没有效果[62]。东北军

主力部队被“钉住”在华北，张学良乃身陷于动弹不得的境地。[64]

张学良和东北军正在忙于处理关内内乱的时候、在东北的对

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了。8月17日．日本政府公开发布了“中村大尉

事件”，接着林久次郎驻沈阳总领事向臧式毅通告这个案件，并要

求其解决[65]。中村震太郎是在军事侦探中被兴安屯垦军关玉衡部

捕获，6月底被处决，关玉衡只向张学良报告了这件事，对于代张

办理东北事务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没有报告。臧式毅与荣臻

协商之后，向日总领事允诺调查案件，但兴安屯垦军仍向沈阳称不

知此事，臧、荣苦于对应。当时中国报纸对中村事件大多认为，日

本为有利进行有关万宝山事件的谈判，捏造这个“事件”，这只不过

是侵略东北的借口而已。

8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派森猛少校访问臧式毅，就中村事

件提出强硬要求，关东军也在皇姑屯进行巷战演习，威胁东北

军。8月21日，满铁新总裁内田康哉在巡回东北途中，赴沈访问

了臧式毅等东北当局。据中方回忆，内田在谈判中说：日本少壮

军人将要开始行动，以解决“满蒙悬案”，若规内阁虽竭力制止军

人，但国内空气反更为险恶，除非满蒙铁路交涉解决一二个悬案，

否则日本政府就制止不了军人。为了和平解决这个危机，希望藏把

这种情况传递给张副司令。臧式毅听了以后知道事态严重，认为

应该作一定的让步以缓和日方空气，躲开当前的危机。他派警务处

长黄显声赴北平，向张学良请示对策。张景惠也在接受内田的访

问之后，产生了危机感，乃赴北平直接与张学良协商。

另一方面，中村事件在开始谈判之后，张学良命令关玉衡消灭

证据，严守秘密。可能张鉴于国内情势动弹不得，当新的对外问

题发生的时候，只好采取拖延战术，使案件不了了之。黄显声、张景

惠请示时，张乃指示，无论日军如何挑拨，尽力避免冲突，以防事

态扩大，但不同意他们对日让步的要求，告以因需详加考虑，暂请

等侯，而未指示具体措施。

9月4日，臧式毅、荣臻与林总领事作了会谈，告诉他；所派调

查员昨晚回沈，据报告，虽有杀害日人之传闻，没有证据，终于。得

不到什么结果”，林责难他们，并威胁：“中国方面如有意避开公开

处理，本官就不得不加以特别考虑，恐对两国国交上将有重大的影

响”。荣臻向林允诺实行第二次调查并传唤关玉衡，随后，张学良电

召荣赴北平。

张学良之电召荣臻，是因为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希望解决中

村事件以免对日冲突。9月上旬，中国报纸报道，日本军事当局企

图使用武力，以中村事件为借口，“保证占领”东北要地，一举解决

“悬案”。“张学良派其机要秘书汤尔和到日本，希望得到日本当局

的理解，然而汤从东京发电报告说，日本的态度没有缓和，毫无希

望”，驻日公使蒋廷敲也传达，日本政府态度极为强硬，舆论亦为

激昂。张学良急忙与荣臻协商中村事件，下令：“应速调查真相以

公正处理”以期缓和事态。09月14日，荣臻向林总领事承认了进

行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判明关玉衡的确杀害了中村。”随后，东北

当局传唤关玉衡到沈阳加以软禁，准备开军法会议以处罚之。”这

样，由于中村事件而引起的紧张形势总算稍稍平抑，然而此时关东

军早已制定了侵略方案，并已决定在本国政府制止以前发动战争，

占领“满州”。

此时，在南方，中央军、广东军一面标榜“剿灭共匪”，一面准备

军事作战。9月中旬，在湖南省衡阳附近两军开始冲突。在北方，

山西军、西北军企图再起，掣肘东北军。张学良东北政府的首脑人

物或因对应内乱，或因避免责任，离开职守，军政指挥系统混乱，难

以妥善处理危机。掌握黑龙江省军政的万福鳞，当石友三叛乱之

时，率军入关之后一直留在北平。吉林的张作相以父疾为由，弃

职回锦州。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虽然赴平请示，却不得要领，

随后以参加张作相父亲的葬礼为名也去了锦州。

9月初，荣臻参谋长眼看满铁附属地一带空气特别紧张，关东

军频频举行演习，向张学良请示对付办法，张回答称；“沉着应付，

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荣臻把张的指示油印以后发给各

部队，使其周知并贯彻执行。

这样，形成了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东北政权，东北军的“不

抵抗政策”。

三、中国政治社会的未统合

由上可知，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中国正处于割据、分裂的状态

中，故无法统合全国进行抗日。换句话说，当时政治社会结构未统

合才是不抵抗政策形成的客观原因。而且，当局者认为，因国内分

裂，无法―致对外，故对外问题应当慎重处理，这个主观的因素也

反映了中国的末统合状况。下面简单地讨论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的

政治结构。

凡在形成现代国家之时，必须有中央权力剥夺地方独立政治

势力而全面地统治全国家领土。这个从分裂到统合的过程叫政

治“统合”(Integration)。民国时期，国民党曾致力于真正地统合中

国政治社会，以打破不平等条约体系，使国家现代化。国共合作时

期，广东国民政府有三个组织基础，即，军、党、群众组织。其中，

军队是为了肃正反对势力，统合全领土，故关系到政治统合，群众

组织是为了把民众动员起来而统合到国民党统治天下，故关系到

社会统合。党除了担当思想的统合之外，也组成一个领导政府、军

队、群众组织并把这三者统合在一起的组织核心。国民党基于以上

的组织概念，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全国统一而开始北伐，但在

北伐过程中有两次大分裂，先有宁汉，后有国共。因之，导致党和

军队丧失了统一的思想、统一的领导，党内出现了派系主义，党几

乎变成了少数私人团体的集合。国民党在反共“清党”的过程中曾

严厉镇压民众运动，使得一般民众离开国民党政权．党内仍有改组

派等一部分人主张振兴民众运动，使得国民党保持其群众基础，但

他们因蒋介石的中央党部压迫而失败了。从1927年到1939年，在

国民党与民众的关系上，从人民主义(参与，动员型)转变到国家主

义(统治型)。国民党因脱离人民群众，大大地减少了其社会统合的

力量，致使其在对抗外敌时，没有群众作为依靠了。

再者，在北伐过程中，不少军阀或因受思想上的影响，或为了

投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但在这些军队里国民党未设党代表、政

治委员，亦未补给投靠的旧军阀部队，因此实际仍保持其独立性。

随着国民革命的变质，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分化的过程中，国民革

命军各军也趋向独立化，中央的分裂、混乱有利于地方实力派维持

割据。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平，结束北伐，东三省也在12

月30日易帜，在法律上全国各地似乎都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可

是, 这个统一只是表面现象，并不表示中国的政治社会已真正地统

合了，翌年(1929)初所开始的内战即暴露了“统一”的假象。关于九

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政治的末统合情况, 笔者曾从军事、国民党

的活动、财权、外交机构等各个方面专文论述籽在此由于篇幅所

限，不再赘述。

结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政权与南京政府的关

系，认为二者在形式上是上下关系，但实际止却是对等的同盟关

系，据此进而认为东北政权在决策方面有相当的自主性，其次，详

细地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与东北当局的对日态度，并指

出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等即已采取避免对日冲突的方针，下

令东北军不抵抗。笔者也不否认南京政府的电报要求东北军不

抵抗，但按时间顺序而言，笔者认为，张学良进免与日本冲突，采取

不抵抗方针并不能认为是南京政府所命令的结果。他们认为、因为

(1)国力还根脆弱；对日作战中国必将败北；(2)国内分裂．对外不

能不慎重，故目前中国不得不尽力避免对日冲突。这些对日政策和

认识都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权采取之政策的原型。同

时，本文也指出，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如何达到全国统一和一致对外

问题上见解并不一致，这也是我们研究后来张学良何以发动西安

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所在。

虽然本文主要以张学良为中心论述不抵抗政策的形成，但并

不意味着笔者主张：“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不在于蒋介石而在于张学

良。笔者不希望论及“责任”，因为(1)若论责任，它的根本责任当然

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2)并且，笔者之所以不赞成历史

人物评价的传统性研究方法，乃因当时的人们议沦谁或哪个当局

有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过了近60年后评价历史事件时，笔

者则认为应该重其非偶然的、非个人的，即制度的、结构的因素。总

之，笔者认为，不抵抗政策形成的主观原因已如上述，至其客观的

原因则在于当时国民党政权之下，中国政治社会仍处于末统合状

态所致，故对此亦略加分析。

本文若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