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葡萄兄，我与你的根本差异在于对毛泽东的理解与评价 -- 陈经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第一次得出结论：“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列强如果184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了。如果甲午战争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马关条约了。如果190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如果七·七事变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年抗战，尤其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可见这个结论何等宝贝。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得出的却是另一个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这个结论是列强“用铁和血”得出来的，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决定出来的。于是有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有了中国一系列的失败屈辱，有了满清七十多年内签订的一千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差不多平均每年14个，每月摊上一个还多。

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人试图靠“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而不靠“铁和血”来改变这个结论。无论是举人进士出身、八股文倍儿溜的曾国藩、李鸿章，还是留过洋的“蒋委员长”，身边都不乏能言善辩之士，“说空话”、打笔墨官司个个不外行。结果呢？“妙笔生花”和“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列强的“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了吗？仅以1931年到1937年这6年为例：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列强调停建议：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国联》通过了“多数派决议”，“不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结果：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多数派决议”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签《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长城线以南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指望“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的结果，是用“漂亮的书法”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上签字画押。——“铁和血”得出来的结论，只有“铁和血”才能改变。

中国人不是没有试过用“铁和血”来改变——八年抗战中国人付出的“铁和血”还少吗？但是那些“铁和血”硬不过列强的“铁和血”：当美军介入朝鲜、干预台湾、兵临鸭绿江时，满脑子仍然是列强1840年以来“铁和血”的老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铁和血”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列强的“铁和血”的结论——从此不再是“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中国人百年奋斗、八年抗战、牺牲几千万人、不知付出多少“铁和血”都没能做到的，毛泽东领导的抗美援朝用“铁和血”一举做到了——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失败了吗？

还不止于此呢。

既然推翻列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就意味着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国领土上打这一仗，即便中国赢了，那中国本土也要饱受战争破坏。而抗美援朝却使中国既用“铁和血”推翻了旧结论，又使中国本土免遭战争破坏——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亏了吗？

中国大陆在抗美援朝之前战乱不断，从来没消停过。但自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大陆就再也没遭受过任何大规模战争。对于中国，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是“准战争时代”的中国，又是免遭战祸的中国。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俞可平说“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以人为本”的中国，充满“人道主义”的中国，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不受到严重的扭曲”的中国——比起充满战争的“1949年前”，没有战争的“1949年后”居然是没有“以人为本”，可见俞可平不承认让中国人民免遭战争苦难是最大的“以人为本”，最大的“人道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也就是说，俞可平口中“以人为本”的那个“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像他那样的“精英”。充满杀戮、死亡和破坏的战争不算破坏“以人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见“精英”的幸福感比让中国老百姓免遭战争苦难更重要——这条日本鬼子就能满足：当中国普通老百姓惨遭屠杀抢掠时，给日本鬼子当走狗的汉奸们不是过的很滋润吗？虽然在“太君”面前是条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面前却是“高等华人”，能充分享受“以人为本”、免受战争苦难的“人道主义”。可见俞可平的“以人为本”中的那个“人”只包括战争中能免受死亡苦难威胁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话说，这小子就俩字——欠揍：如果这厮领教过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脚踢的滋味，领教过南京大屠杀的滋味，领教过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忍饥挨饿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让中国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为本”了，就知道他一脸不屑的“1949年后”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了。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为苏联当替死鬼，连武器都得自己掏钱，可见中国当了冤大头。

如前所述，中国抗美援朝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那中国就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不是在为别人而战，就不存在上当受骗当替死鬼的问题。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利益在抗美援朝这一点上一致，苏联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钱的，但白给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51年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苏联就一次无偿赠送了米格～15歼击机372架。不过如果苏联一切都白给，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国与国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宁可欠债，不可欠情。欠债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变，欠债可还，欠情难缠。比如两人恋爱，一方为另一方牺牲了一切：前途、机会、专业、工作、财产、亲情……却被对方占足了便宜后一脚踢开，那将会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苏分裂后苏联人对中国虽然恼火，却并不恨之入骨，因为当初中国并没有亏待苏联，只欠债，不欠情。赫鲁晓夫撕合同撤专家把事都干绝了又有点懊悔，很有点恋恋不舍当初能从中国得到的好处。结果：对美国联手干掉中国核力量的建议犹豫了一阵子。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国打交道时一切白捞，占尽了便宜，很有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会“宁可欠债、不可欠情”那一套，当为傍苏联过河拆桥跟中国翻了脸时，中国人从上到下立刻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同仇敌忾根本不用动员，说打就打毫不留情。两相比较，到底谁更吃亏？

最精于算计的当属“蒋委员长”：抗日战争时吃定了美国的底牌是不能让中国垮掉，只要国民党没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烂美国照样得给钱给援助。这竹杠不敲白不敲。于是一天到晚向美国叫苦要援助。但东西一到手就全留着对付共产党，不对日本动真格的。不管美国如何催促，“委员长”总是“以不变应万变” ——要东西来劲，打仗不来劲：给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军拼命不干。小算盘是反正美国早晚能打败日本，自己可以稳搭“顺风船”，犯不着拼命，不如趁机发一笔，留着将来消灭共产党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开”，算盘精，“拎得清”。（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回忆，“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1944年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之役大获全胜，打得“国军”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美军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急了，要蒋介石赶紧调兵挽救战局。蒋介石说无兵可调。史迪威说你的胡宗南有四十万大军正闲着呢。蒋介石说那是对付共产党的，不能动。史迪威说既然你没兵那何不让我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八路军，由我带出去打日本。蒋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为最后通牒逼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表面上看“蒋委员长”大获全胜：赶走了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史迪威将军，自己继续过“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亏，让美国当冤大头。结果呢？美国立马放弃了陆地上靠中国军队打败日军的打算，转身求助于苏联。苏联正中下怀：求我可以，得有甜头——中国的主权。美国满口答应（这才是最狠的报复）。于是有了雅尔塔协议，有了苏联出兵东北。最后的结局：小算盘最精、最“拎得清”的“蒋委员长”被赶出了大陆，到台湾小岛上斤斤计较“拎得清”去了——只知算小帐，只知贪小便宜，见小利忘大义，总想白捞油水，有此下场奇怪吗？

整天拿抗美援朝“亏不亏”、“合算不合算”说事的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泽东而已：现在中国“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贪官弄到国外的赃款每年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国的买办让外国老板从中国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着急？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象对抗美援朝那样斤斤计较、“拎得清”？

有人专拿中国抗美援朝的伤亡说事。首先，战争的目标是胜利。看胜利与否不是看代价大小，而是看是否实现了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 ——能说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比德国大，所以苏联是战败国而德国是战胜国吗？能说中国抗日战争的牺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国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吗？其次，根据中国的统计，武器装备绝对劣势的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伤亡总数并不比“联合国军”的伤亡总数高。某些人论及中方的伤亡数字不用中国的统计而用美军的估计，这本身就是偏见的表现。而对比伤亡数字时，故意用美国一家的伤亡总数来对比志愿军的伤亡总数，这实际在耍流氓：跟志愿交手的有十六个国家（包括南朝鲜）的军队，这十六家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与中国一家的伤亡数字相比才能说明问题。中国出兵时北朝鲜的军队基本打光了，那些伤亡数字不能算在中国头上。隐瞒所有这些事实，用美军一家的伤亡数字和美军估计的中朝双方的伤亡数字做对比，这难道不是玩弄数字游戏搞诈骗？

有人说抗美援朝招致美国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禁运，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可见抗美援朝没好处。

前面已经说过，只要中国还没有摆脱冷战，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战的亏。美国干预台湾是因为冷战。封锁中国也是因为冷战。这就是冷战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是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问题的性质是这样的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与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整个国土被美苏肢解那样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代价孰轻孰重；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问题，而不是在“有害”与“无害”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美国的封锁禁运是一柄双刃剑，能伤人也能伤己。本来美国的算盘是封锁禁运能使毛泽东的政权即便不垮也发展不起来。但美国没想到毛泽东的中共是在被封锁被围剿的根据地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自力更生惯了，封锁禁运别人受不了，中国不但顶得住，而且摸索出经验来了，发展的路子步伐谁也干预不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越来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禁止向古巴运进“进攻性武器”（导弹、轰炸机）。当时美国海军对驶往古巴的中国轮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谅你中国船上没有“进攻性武器”。但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1964年）。又过了两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再过了一年，中国氢弹试验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仅仅5年，美国就再也没法对中国保持“谅你也没有进攻性武器”那种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国不得不扒耳挠腮发愁：如果中国向“不友好国家、势力、地区”提供“进攻性武器”如导弹甚至核武器，那可怎么办？（实际上，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确实曾提出愿意花大价钱向中国买原子弹，但周恩来总理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原子弹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国同意不出口“进攻性武器”？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会听你的？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封锁禁运了二十年，能施的压力全施完了，再没什么可施的了。向中国开战？又不是没较量过。除非核大战，否则还能怎么样？设法让中国改变政策？美国与中国敌对二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是零，吃里扒外替美国效劳的“基金会学者”一个都没有，能指望谁说得上话？被封锁被隔绝的中国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条约规定的制约。不管是美国还是联合国，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民权团体”，中国可以概不买账。谁也休想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越来越痛感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简直不亚于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来越急着改变这种状况。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几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潜台词是：一个愤怒而孤立的中国更能给美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还不如赶紧解除封锁禁运，恢复美国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精英”的影响力。所以到后来美国解除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心情其实比中国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彻底：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坚决拒绝对中国重新施行严厉的封锁禁运。表面上说“不愿意孤立中国人民”，实际是历史的教训领教够了：对中国搞封锁禁运不但无效，而且到头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如果封锁禁运管用，美国才不会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对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锁到底，毫不手软。

抗美援朝导致的封锁禁运是坏事不假。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把这种坏事变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国从此以后再也没胃口对中国用这招了。一劳永逸——1989年中国就沾了毛泽东的光——这难道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吗？这难道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利益吗？

在计算机方面：

1956年，夏培肃完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工作，同时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

195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

1958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运行速度每秒1500次。

1959年，中国研制成功104型电子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1万次。

1960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3年，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机研制成功。

1964年，441B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5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DJS－Ⅱ"型操作系统编制完成。

1967年，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诞生。

1969年，北京大学承接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 --150机。

1970年，中国第一台具有多道程序分时操作系统和标准汇编语言的计算机--441B－Ⅲ型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2年，每秒运算11万次的大型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3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4年，DJS－130、131、132、135、140、152、153等13个机型先后研制成功。

1976年，DJS－183、184、185、186、1804机研制成功。

1977年，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DJS－050机研制成功。

1979年，中国研制成功每秒运算500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HDS－9，王选用中国第一台激光照排机排出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