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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二 评说 (7) : 公孙鞅发明官僚体制和财产税

原文9：

显王十九年（辛未，公元前三五零年）秦商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

评说9：

“秦商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 迁都咸阳。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移风易俗，男人不能同室，不同辈分分开以免乱伦，这样可以增加男女做爱机会，也可以防止近亲繁殖，提高人口质量，人丁兴旺则民富国强，这是改革的人口政策。

“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置郡县。政治体制改革。以文职官员出任官职取代以为按姓氏血缘为基础的政府结构，使得秦国得以在整个政府系统内实行“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保持了秦国在战国时期会聚人才和发挥人才效益的优势。郡县制使秦国统治能力不受族亲人口限制，版图可无限扩张，所以统一只能是秦国的事业而其它国家无法实行。中国官僚行政体制比西方要早一千多年。

废井田：井田中间一块是公田，是国家所以制，大家轮流种，没有激励机制，所以废了，实行包产到户，改“徭” 为“赋”了（见后文）。

开阡陌：要致富，先修路。经济发展要优先建设基础设施。

平斗、桶、权、衡、丈、尺：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度量衡不标准，无法进行市场交易，也无法实行公平税收，统一度量衡，是改革发展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合理的制度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

原文10：

显王二十一年（癸酉，公元前三四八年）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

评说10：

税：按人头收，类似今天的所得税。

赋：按田亩收，相当于现代的财产税。中国现在房地产只收流转税，不收财产税，致使基础建设不平等。如修公路，路边地价大增，政府用的税款按所得税收，人人都交，但用在修路上，路边地产受益最多，造成政府开支再分配不公。为什么房地产商发大财？由于缺乏财产税，全国人民的税款跑到房地产商腰包里了。如果有财产税，按地产市价收税，则无此问题。谁受益多，谁交税多，这是税收原则。政府修公园，邻近住家受益高，房地产市价增值，财产税水涨船高，公平合理。

如征地，没修路之前，住家交多少财产税，就可以算出房地产征收价格。不能说平时缴税时说房产不值钱，交一点点税，到征地时满天要价，财产税务有财产价值记录吗。有了房地产税，房地产评估就不用征地时临时评估，避免房地产商征地产生的利益冲突，在税务管理上防止官商勾结腐败，无理圈地。

没有财产税，政府批地收入一次性过，腐败滋生。有财产税，批出去的地永久为政府的税收来源，细水常流，不是现任官员可以一下子就把地方财富搜刮完的，降低在任期间积极腐败的动力。

由于商鞅制定“赋”，后来秦国修都江堰自然使受益田产赋增加，无怪乎两千多年前政府有财力建如此浩大工程，田赋征收合理，政府财源稳定。

轮流种公田的是劳动是“徭”，中央政府大工程征集的劳动为“役”，徭役都是用人力支付的税种，但“徭”是地方税种，而“役”是中央税种，所谓中央地方税利分流。如单位星期六大扫除是“徭”，农民修自家村口公路是“徭”，当兵是“役”。地方自愿上缴中央的叫“贡”；地方摊派到个人的叫“捐”，如村长集资为村里修桥补路是“捐”。向进城农民征收街道管理费和城市卫生费等是苛“捐”，很不合理。农民卖菜服务市民，城市管理是市民受益，却向农民征收，毫无道理。城市管理费应该有城市居民房地产财产税支出才合情合理，才符合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

两千年前商鞅变法已有“赋”这样的财产税，今天中国改革税收系统还有许多完善的空间。

参考链接：

http://www.taxguide.net.cn/zxrd/mrys/zt050708-2.htm

http://www.cftl.cn/show.asp?c_id=279&a_id=131

http://www.chinajudge.com/0719/shangy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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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二 评说 (3) ：公孙鞅变法不管黑猫白猫

原文3：

显王十年（壬戌，公元前三五九年）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评说3：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反对了。做人行事，从来就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期望，神仙都没有可能办到，改革就更不用说了。

“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称雄争霸，战火频繁，没有什么和平发展环境，所以改革就得快刀斩乱麻，不能丝毫犹豫。“不可与虑始”相当于“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可与乐成”，相当于“致富光荣”、发展才是硬道理”。

“至德者不和于俗”，自古圣贤皆寂寞，思想太超前了，世人无法理解，连毛泽东都有孤家寡人的感觉。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公孙鞅错就错在这。不发动群众搞改革，自己行使强制措施，再好的果子别人吃得也不舒服，所以后来有车裂之祸，就是错在没有争取改革利益相关者对改革的认同。以前共产党土改队，不是下乡后马上就纠地主分田地，而是先宣传，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让土地改革成为人民自己的行动。人民认同了，出再大的错人民要能原谅。现在民工苦，能比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苦吗，但当时社会一点不乱，现在就不行了。想改革一点不出错是不可能的，但以行政手段强制改革，难以维持社会稳定。改革措施要让利益相关者理解，要使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而不由政府强制推行改革的客体。共产党革命时期很会深入群众，现在都当官做老爷了，脱离群众了，所以埋下车裂的祸根。现在一说加强党的领导，就扩大党的行政权力，那是饮鸩止渴。加强党的领导，应该是恢复深入群众的革命传统，提高中国人民对改革的认同和对党和政府领导的认同。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强国之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套。要制度创新，不要走别人的路，否则永远步别人的后尘，终是弱国。走中国自己的路，学西方，但不能照搬，尤其不能全盘照搬。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这是今天最时髦的管理方法，叫做“团队激励”。功过赏罚不到个人，只到团队。这一下就以几何数量级速度提高了管理效率。以前事必躬亲，现在宏观调控。

“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劳动生产效率高的，有奴隶转为农民。无怪乎秦国统一天下，公孙鞅搞的是封建主义革命。颠覆奴隶制度。公孙鞅论才不如管仲，由车裂下场可知，但胆识过人，懂得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战国时期，正是铁器时代来临之际，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要有新的生产关系，所以给公孙鞅变法之天地。结果秦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封建集权王朝。

社会发展，并不是马克思说的一定由阶级斗争来推动。秦国封建主义革命，不是奴隶对奴隶主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奴隶主统治阶级自身变革的结果。“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秦人者，奴隶主也。公孙鞅让奴隶成为农民，奴隶主安能不恨？怎么不找机会车裂他？战火中的变革就是如此。秦国变革是为了强国。毛泽东也说过，抗日战争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秦国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的，七国争雄称霸的战争是重要矛盾。所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在这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国际争雄称霸战火。今天一样，中国要能渡过崛起这一关，绝对不是以建立一个类似欧美社会所能达到的，一定要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懒惰的人就把他重新变回奴隶。咦？这不是复辟奴隶制度吗？不争论。管他姓资还是姓社，姓封还是姓奴，可以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就行。现在欧美也要防止好吃懒做的方法，如征收遗产税，不要以为父母有钱就可以不劳而获，到时遗产大半是收归国有的。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名誉赐予有军功的人，世袭是有条件的。这与英国称霸世界时的赏罚制度是一样的，要成为英国贵族，一定得在军队和外交界任职，否则没有荣誉，英国以此制度建立日不落帝国。国家重臣，应该是舍命为国、抛弃儿女情长志在四方的男儿。公孙鞅得封地也是因为建立军功，而非因为变法。

《资治通鉴》卷二 评说 (13) : 孟轲之“利”与子思之“利”

评说16：

魏国战国时尽出人才，但都留不住。商鞅去了秦国，吴起去了楚国，庞涓和公子卬战死，所以魏国求贤若渴，布告天下，广招人才。孟子五十二岁到魏国应聘面试。惠王说：老头子，你大老远跑来，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呀？ 孟子说：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讲利益呢？治国有仁义就行了，如果上上下下都唯利是图，就国将不国了，仁可以使百姓相亲相爱，义可以使君臣上下一心。

今天市场经济前提之一，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按孟子说法，个人利益最大化要导致腐败，导致政局动荡。孟子主张仁义政治，这显然与法家商鞅的政治哲学不同。但《资治通鉴》的下文有引出了唯利是图的另一解释。

评说17：

孟子的老师子思说政治就是讲利益。孟子说，有仁义就可以了吗，何必讲利益呢？子思说，没有仁义，谁能得利益呀，《易》说利就是义的结果，没有道德，社会上谁能有安享个人利益呢。

司马光认为，仁义的人才能懂得仁义的利益，这是形而上学。现在有博弈论的纳什均衡理论了，利益的讨论成为形而下学了。原文16中所言利益，是个人利益，原文17所言利益，是集体利益，这是两个概念。个人利益极大化不必然导致集体利益极大化，因为集体利益极大状态，可能不是纳什均衡状态。解释纳什均衡的最经典例子是囚徒悖论：两囚徒的最大集体利益是攻守同盟，但攻守同盟不是均衡状态，非常不稳定，一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被解体，尤其是信息不对称时（单独审讯）。中国故事中最能显示这一原理的，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制定规则，使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状态成为纳什均衡状态，即使得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如三个和尚可以制定轮值制度，来克服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带给社会的负面外部效应。所以，纯粹的仁政、完全依赖道德风尚的社会，不是纳什均衡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学习雷锋运动不能持续就在于此。仁政必需辅以合理完善的制度，才能产生激励、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力服务社会，才能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

仁政的实施第二个条件是只能实施在权力控制范围之内，离开了权力控制，仁政在国际政治中就是误国。经济学中称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内政小人当道，好人受气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之一种，一个具有效健全的激励和制约制度的社会不应该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春秋战国的强权政治时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表现为霸道驱逐王道，越是善良的国家就越会丢失自己应有的权益。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孟子面试求职总是失败的原因，因为按丛林法则仁政是没有出路的。但中央集权建立以后，中国历代皇帝都提倡孔孟之道，那是权力可以控制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很多规则由不得你，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不想进口鸦片，当然是仁政，但人家民主议会一样会通过决议发动鸦片战争，非要你进口鸦片，不是你能控制和左右的。当今最有能力制定并强制国际政治游戏规则的国家，制定的规则并不是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虽然这些规则貌似公平。如自由贸易，他竞争能力强的时候就说是公平原则，竞争不过的时候就以扰乱市场为名提高关税。如生产要素流动当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只听过鼓吹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没听过鼓吹全球移民自由的，虽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是三大生产要素。中国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规则，所以中国王道的国际政治只能限于中国有控制和影响能力的地方，而在西方主导的强权政治规则中，中国别无选择，只有相应地增加军事力量做后盾，在西方游戏规则中奉陪到底。超过自身能力的王道善举不仅是空想无益的，而且还会加快被霸道驱逐的速度。王道是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影响范围内的道德责任，霸道是滥用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和影响控制能力侵害他国利益和权益。

个人利益最大化不导致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另一个现实例子是中国的出口。中国各个公司的竞争力强，并没有导致中国的整体竞争力强。各个公司竞相压价，使得集体利润下降，利润大部分跑到国外流通领域和国外的反倾销关税里了。美国有反垄断法的，曾经对微软进行反垄断起诉，后来不了了之，是因为微软的垄断增加了美国IT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实际上，国内强有力的合作是形成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基础，正如有了公司内部员工的合作才能形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国内过多地强调了市场自由竞争，忽略了市场合作，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整体竞争力。当然，合作的形成，是要靠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政府干预。西方国家行业协会是保护自身行业利益的民间组织，中国缺乏有活力的民间行业组织所以没有形成内部合作、一致对外的机制。如中国占有钨矿80％国际市场，却不能左右国际市场价格。但西方国家无论在高科技产品领域还是资源领域，都是价格和市场规则的制定者。

原文16：

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公元前三三六年）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原文17：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资治通鉴》卷三 评说 (8): 张仪走后门

评说12：

秦想跟楚换一块地，楚王嫉恨张仪，说宁愿用地换张仪。张仪说，这交易划算，就到楚国去以身换地去了。楚王将张仪关到牢里，准备杀他。张仪与楚王的宠男靳尚要好，靳尚与楚王的爱妾郑袖好。靳尚对郑袖说：秦王重用张仪，肯定会用很多美女来赎张仪，楚王得了美女，你就要失宠了。因此郑袖跑到楚王跟前撒娇，非得让楚王把张仪放了。楚王于是赦免张仪之罪，而以礼待张仪。

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正规信息渠道，是下行的政令和上行的报告。但左右组织行为的，还有非正式信息渠道，而且有时候这种渠道还非常可靠。张仪去楚国之前，对一个信息渠道胸有成竹，哪就是“张仪－靳尚－郑袖－楚王”这一渠道。正规渠道“秦使张仪－楚王”是畅通的，但对张仪没用，因为上次张仪用这一渠道欺骗了楚王。

非正式渠道在国外称为葡萄藤网络，国内则是关系网，或曰走后门，当非正式渠道比正式渠道更有用时，政令不行是可想而知的了。一个健康的非正式渠道对国家和组织是必需的。因为这一网络与正式渠道不同构，可以弥补危机时期正式渠道被摧毁的风险。如粉碎四人帮时，叶剑英靠的是显然非正式信息渠道，好的公司往往组织许多职工的社交活动，就是建立这种非正式渠道。

萨达姆被斩首行动断了正式信息渠道后，连放倒消息树、送封鸡毛信这样的手段都没有，致使伊拉克整个战争系统瘫痪。没有冗余信息渠道的系统是一个脆弱的系统，而一个被非正式信息渠道统治日常事务的系统是一个腐败的系统。

非正式渠道腐败政治体系，但又无法杜绝它，怎么办呢？合法化是管理非正式渠道方法之一。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如饮酒在历史上被很多国家禁止，现在合法化了，卖酒要酒牌。色情业也是如此，禁止不了就合法化，便于政府管理。美国游说公司游说国会，就是制度化的走后门，是美国合法的非正式政治信息渠道。而公民向选区议员反映情况为正式渠道，就这两种渠道而言，有时非正式渠道比正式渠道还要有效。

传递信息而引发的组织行为与信息本身的逻辑性和真实性基本没有关联。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你怎么说，对谁说，在什么场合和时间说。

逻辑理性来说，靳尚应该对郑袖说：你去帮张仪说说情吧。但他说了一个不着边际的谎言，尽管这谎言经不起推敲，但他把郑袖的妒忌心与张仪联系起来了。再有，如果楚王原来准备杀张仪，郑袖为什么不劝楚王在秦国还没来得及赎张仪前杀掉张仪，而是劝楚王放掉张仪呢？这只有靳尚知道郑袖的心理，其间逻辑不是你我所能度测的。郑袖也没要求放张仪，只要求母女回江南避战祸，这信息传递每一环节的编码和解码都没有逻辑联系，真不知道张仪怎么有信心把性命托付到这样一个信息渠道上。

美国对中国侦察很厉害，什么EP－13啦，卫星啦等等。这些信息渠道，当然是中美政府中间的非正式渠道，中国应该往这些渠道中喂一些什么信息给五角大楼呢？这大概也是信息战研究课题吧。若这一渠道比美日正式渠道更有权威，中国就可以搞离间计了。另外，中国也应该在知识产权谈判中，考虑对美国在中国上空收集的各波段的信息要求征收版权费，EP－13对中国信息不问自取是盗版行为。

原文12：

慎靓王四年（庚戌，公元前三一一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张仪闻之，请行。王曰：“楚将甘心于子，奈何行？”张仪曰：“秦强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郑袖，袖之言，王无不听者。”遂往。楚王囚，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将以上庸六县及美女赎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于是郑袖日夜泣于楚王曰：“臣各为其主耳。今杀张仪，秦必大怒。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王乃赦张仪而厚礼之。

《资治通鉴》卷二 评说(16) :苏秦是没有职业道德的项目经理

评说21：

苏秦得赵国合纵项目经理一职时，而张仪还在楚国贫困潦倒。于是苏秦就叫张仪一起来做项目，张仪来后，苏秦有意摆架子激怒张仪，张仪一气之下，入秦求职。但张仪穷得连路费都没有，苏秦暗地里资助张仪到秦国，张仪顺利通过面试，得到秦国权柄。答谢资助他的人时，才知道苏秦用的激将法让他谋得一个肥缺。因此答应苏秦在时不攻赵，使得苏秦有宽裕时间实施合纵项目。

评说22：

韩国已经在秦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苏秦说服他脱离秦国，加入合纵。魏国正准备追随秦国，也被苏秦说服背秦合纵。苏秦说，你们都是势力强大的国家，何苦屈居人下而事秦呢。

评说23：

苏秦对齐国说，齐国根本不用怕秦国，齐国与秦国不接壤，秦兵到时，必然腹背受敌，因为有韩魏在后。所以齐国跟随秦国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追随秦国有损齐国大国风度。齐国听其言进入了合纵。

苏秦对楚国说秦楚是誓不两立的敌国，你是宁远诸侯跟随你呢还是你跟随秦国呢？前者你得诸侯的利益，后者是秦国得楚国的利益。楚国亦被说服进入合纵。至此合纵成功，苏秦挂六国相印，为纵约长（相当于欧盟主席）。

苏秦是做过调查研究的，他说服六国用的都是确凿的具体数字，所以非常有说服力，但数字再好，不能说明合纵的可行性。合纵项目设计有误，则再好的数据，也是垃圾进垃圾出。

对燕、赵和楚国，苏秦是说以利害，对韩、魏和齐国，苏秦则诱之以虚荣。苏秦对燕国说“则燕国必无患矣”，对赵说“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对楚说：“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说的都是利害。苏秦对韩说“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对魏说“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对楚国说“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宝”，说的都是虚荣。对楚国说合纵后五国会割地以跟随楚国，是明显的欺骗，因为前边说服五国的说辞中没有提到合纵的这一义务。由于苏秦撮合纵约没有给成员国一个统一的目标和组织原则，所以不可能有合纵的统一运作和行动。合纵各国对纵约理解是不同的，而且不知道自己的理解与其它五国不同，合纵的前途可想而知是不长命的。苏秦用确凿数据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赢得一时之荣耀。希望今天人们不要被一些有佷多数学数据经济报告和商业计划迷惑，要警惕苏秦信息不对称手法

评说 24：

史记《苏秦列传第九》（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shiji/sj_069.htm）记载：“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关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即说合纵后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但《资治通鉴》这里说合纵第二年就被秦击败了。这段历史记载出入太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菜九段的辨析 （http://61.135.150.152/read_elite.php?b=history&a=418633）。

前333年苏秦合纵，前332年秦国派犀首出使齐国和魏国，然后秦、齐、魏一起攻赵，赵国让纵约长苏秦去约束齐国和魏国，苏秦不敢去齐魏，而是到燕国，结果苏秦一离赵国合纵就散了。赵国独自决河水退了齐、魏之师。

按合纵原则，应该是楚、赵、韩、燕一起出兵对抗秦、齐、魏。苏秦应该先去最强的楚国联络军队，苏秦反而去了最弱的燕国，可能是原来允诺楚国的各国会割地附楚根本没落实（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所以，苏秦游说的开始，就没有为纵约的运作考虑。而且还有欺世盗权盗利盗名之嫌。

合纵抗衡确实是六国的利益，但正如《资治通鉴》卷二 评说 (13)所说的，各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自动形成合纵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苏秦游说合纵时，自己没有一个合纵的蓝图，至少他游说各国时用的不是一个蓝图。苏秦更多地是劝以各国自身利益，而没有强调合纵的同舟共济的集体利益。苏秦合纵游说极尽促合之能事而忽略合纵后长远运作方式的讨论，是合纵崩溃重要原因之一。

合纵虽然是六国共同利益，但各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却未必一样，要维持这样一个组织，必须将风险和成本按照各国在合纵中的利益按合理制定分配，这是今天公司产权设计的原则。一个组织是一个利益结合体，利益组合必须有成员利益与成本和风险的对应，成员权力和义务的对应，否则不会有有效的组织行为。

原文21：

张仪者，魏人，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纵横之术，苏秦自以为不及也。仪游诸侯无所遇，困于楚，苏秦故召而辱之。仪怒，念诸侯独秦能苦越，遂入秦。苏秦阴遣其舍人赍金币资仪，仪得见秦王。秦王说之，以为客卿。舍人辞去，曰：“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也。”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

原文22：

于是苏秦说韩宣惠王曰：“韩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韩王从其言。苏秦说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訇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愿大王熟察之。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以大王之诏诏之。”魏王听之。

原文23：

苏秦说齐王曰：“齐四塞之国，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斗鸡、走狗、六博、阘鞠。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当，不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经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宝，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齐王许之。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六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许之。于是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车骑辎重拟于王者。

原文24：

显王三十七年（己丑，公元前三三二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以败从约。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赵人决河水以灌齐、魏之师，齐、魏之师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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