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麦点菜：胶东杂将面 -- 逸云三洲
家园 【原创】老麦点菜：胶东杂将面 老友老麦，前一阵子五星上将放了实缺，军事总督了，不巧小A外出背米，不得马屁，这会子趁运动总结，上去递了个手本，未几批条下来：
“……八年抗战期间，胶东地区颇出了几个人物：秦毓堂，郑维屏，丁綍庭，丛镜月，还有个赵保原 -- 这帮人你说他们是伪军吧，却并没有从编制上投降过日军，打的倒也是抗日的旗号，而且象郑维屏部还的确像模像样地跟日本人打了两仗；可你说他们算抗日武装吧，每当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时，他们却积极主动地帮助日军封锁根据地 -- 而日军也心照不宣地很少对他们进剿..……”
嘿嘿，这小A懂啊，以前小盆友时常看老师发调头的：命题作文嘛。这长大了，老四不做做了老三，命题作文免了，下饭铺酒馆，有件差不多的事还是要做的：点菜呗。点菜就点菜好了，总督大人的调头，总是要应的，可惜小A这手艺，一知半解高手，惨点。好在老朋友也就好糊弄，这就借大帅一杯老麦，糊弄一碗胶东杂将面。
大家都知道的，山东从前是韩主席的地面，日本人一来，韩主席带着三路大将一路狂奔，这齐鲁大地的抗战局面，就得靠坚持不开路的保安司令、警察局长、庄会会长等等一干杂将们起而支撑了。叫杂将本身并无褒贬，这里面也确实流品复杂些，红白黑都有。比较正牌的是山东原来的地方大员，即那些不肯逃走的行政区专员、县长等地方官吏，比较出名的象六区专员范筑先、三区专员张里元、八区专员历文礼等，按当时惯例，这些人也都兼着各行政区的保安司令，他们掌握着地方的行政和军事资源，又有正统官府的号召力，在各路武装中是比较有实力的；另外一类是中央势力，以前在韩主席的地面上可是小媳妇，半遮半盖地过日子，韩主席一走，他们的茶倒开始热起来了，象复兴社山东支社的头头秦启荣，就拉起了队伍，照例用的是康泽军委会别动队的招牌，番号五纵队，这一类武装虽是后起，但有中央政府的号召力，在强人身后真空的山东，一时还是很有市场，附者颇众，连历文礼这样的老元素后来也复兴了呢；除此而外，地方上的豪强、旧军人、前官吏等等，也趁势而起，拉起各色武装；等而下之，就还有土匪伪军，真心假意不等，扯起抗日的旗号来；后两类武装，以后逐步经新的省政府沈主席或战区于总司令，以点验加委的方式给予认证，也都成了官家的部队了。
山东是个好地方，胶东呢，也可能是好地方里的好地方了，只是很长时间都是由刘珍年占着的，韩主席费了老大劲才搞到手，算是山东全省最后落入韩主席手中的一块地盘，先属于鲁东大区，后来划细了，算第七行政区。其实精确地讲，胶东也并没有全部姓韩，还有两块好地方例外，都是海军的势力范围，一是青岛，22年从日本手中收回时就不属于山东省，先是胶澳商务督办公署管理，党国以后成立青岛特别市，中央直辖，九一八后便给了流浪的东北海军作落脚之地，市长就是东北海军老大、韩复渠死后主持省政府的沈鸿烈；另一中央直辖的地方是威海卫，南京政府30年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威海卫租借地后，连威海城一起设为行政院直辖的的特别行政区，大概算中国最早的沿海特区吧？日军进攻山东时，第三舰队驻刘公岛的军舰已撤走，威海卫的驻军只剩下一支海军教导队，其余扯得上的武装就是公安局长郑维屏手下的警察和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的卫队了。按说孙玺凤是威海卫的主官了，但他是留法的博士，没有一点军事背景，抗战爆发后，孙玺凤的弟弟、山东省“民先”总队部代表孙明光等中共人员先后进入威海卫，试图组织武装，得到孙玺凤的支持，但与郑维屏就有了矛盾。
郑维屏和韩主席一样，是河北人，按当时的惯例，警察局长往往是军人背景，或干脆就是现役军人，郑维屏也不例外，早年出身于大名鼎鼎的袁氏陆军模范团，三十年代又去上过蒋委员长的庐山军官训练班。大敌压境，孙玺凤既是个没有军事能力的文官，郑维屏就有了负起地方军警指挥全责的想法，这自然有勇于任事的一面，难免也有个人野心的一面，行事可能就嚣张了些，与孙玺凤的关系变得很不融洽，中共进来插上一脚之后，事情就进一步复杂起来。矛盾越来越大啊，郑维屏本来已准备以武力阻止中共组织武装了，不过他虽然掌握着枪杆子，但孙玺凤终是上司，硬动名声不好，特别是海军传统上比较尊重文职长官的权威，加上在中共组织武装这件事上，毕竟也和专员共同语言多些，假使动起手来，海军教导队横刀干涉，郑维屏就得吃瘪了。所以中共还是成功地拉起了百余人队伍，孙玺凤把公署掌握的枪支、装备交给中共部队后，带着印章和公款准备去武汉向国民政府交职。次日登船离开。这位洋博士日后在山东竟也带起兵来，两次当过司令。新四军进入山东后，洋博士由陈军长亲自介绍入党，建国后曾任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法制办办公厅主任等职务，61年去世。
孙玺凤一离开，郑维屏就宣布代理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并着手将手下的警察部队进行改编，以求更符合军事要求。其他各县保安队、公安局、盐警局等军事力量也开始拉起抗日队伍。1938年3月7日凌晨，日寇丘摩号等10余艘军舰，载日伪军500多人，在四架飞机掩护下，从烟台开往威海港。郑维屏带领公署全体官员和公安局全体警员共500余人，撤往羊亭和温泉汤等地。驻威海海军教导队400余人，则在副中队长安廷赓率领下，退往桥头和草庙子等地，以后改称山东省保安独立团，安廷赓任司令。这支部队以后大部分人被编入八路军荣成县大队，按下不提。
专门说郑维屏吧，郑部未加抵抗就撤出威海，总觉得一口气不顺，于是几天后与文登县保安队丛镜月部联合起来，趁夜色摸进城去，奇袭了威海城内的北大营等要地。约一周后，郑维屏又再次率部袭击了码头区。大敌当前，郑维屏一时也不再计较和中共的矛盾，国共两姓的抗日游击队在在文登召开联席会议，签订联合抗战协议。以后各部或单独、或联合与日军打了多次，特别是在豹虎山，近千日伪军遭到郑维屏部、安廷赓部和中共武装等抗日联军的阻击，惨败后逃回威海。1938年11月，郑维屏部改称威海区保安队，郑维屏兼司令，副司令石兆麟，司令部驻在王家夼，所部编成两个保安团，约三千多人。不过那时豹虎山防线已被日军攻破，威海区保安队退驻文登，其实是跑到第七行政区的地盘去了。
郑维屏部最有名的一仗，大概要算是向阳山战斗了，38年11月，日军调集1500人的部队进剿抗日游击队，郑维屏集中姜仞九、王兴仁、安廷赓等部联合对敌，在黄山、武林、小黄、卧龙一带迎击来犯日军，其中海阳县军警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姜仞九的指挥部设在向阳山主峰黑石峰北侧的佛顶上。29日凌晨，日军完成对向阳山的包围，开始攻击。郑维屏所属部队大部分临阵脱逃，只有二营参战。姜仞九亲自指挥部队反击，不幸壮烈牺牲。向阳山一战日伪军死伤200多人，海阳官兵阵亡85人，是抗战初期胶东半岛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38年11月以后，郑维屏与中共持续未久的合作开始出现问题，虽然在打日本这一点上，大家还算是做着同一件事情，但彼此间关系则越来越恶化，渐渐双方你来我往、冲突不断。赵保原为首组织胶东反共各部成立“抗八联军”时，郑为“联军”骨干之一，与秦毓堂、丁孛庭、丛镜月、玉兴仁等盘踞昆嵛山，与八路军大小战无数，双方成了死对头。以后昆嵛山区被占，郑维屏率残部西逃。郑一心想报仇啊，可自己已经没多少实力了，就玩上了借刀杀人，曾派张国航、王应心分别到文城及威海向日军通报八路军行踪，致使日伪军1,500余人包围崮头集，造成八路军伤亡300余人。此后，郑部得到文城日伪军默许营南村驻了下来。可一年后却又秘密派出120余人夜渡刘公岛发动袭击，伤日伪军20余人，获海军步枪200余支，轻机枪3艇，重机枪2挺。日军顺藤摸瓜，查出袭击是郑部所为，遂出兵扫荡营南，郑部脱逃，但驻地百姓遭受很大损失。1942年春，郑部在牟平县被胶东中共武装打垮。郑维屏本人只身经烟台逃往重庆。1954年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待续……
家园 【原创】老麦点菜：胶东杂将面（再添半碗吧） 如果从从结局上讲，丁綍庭的副司令丛镜月就要好得多了。说是副手，丛镜月其实好算是丁綍庭的合作伙伴，他的部队基本是独立的一股，只是从七区保安第三旅到游击第五纵队，名义上一直在丁綍庭旗下，丁綍庭对他，也算是不错的。丛镜月是文登县人，他老爸去俄罗斯当包工头发了财，丛镜月在老家就成了少爷。少爷不读书，一味舞刀弄枪，太平年景这叫不务正业，可生在乱世，却又是出人头地的捷径。丁綍庭在家乡当区联庄会长、县联庄会总会会长、民团大队长等，算得上是一方豪强。办民团就要剿匪嘛，那年头匪咳是分黑红的，黑的好办，能灭就灭，灭不了的，匪而优则民团，象张步云似的，一转身也是一联庄会长；红的就难办，不好剿不说，那还是政治错误。当然丛镜月不可能先知先觉的，就是有那能耐也准得让他的阶级本能给灭了啊，所以一直在那里兢兢业业地剿赤匪，也结下不少血仇。
日本打上门，文登县县长李毓英携款弃职走了，丛镜月可是热土难离，于是站出来成了文登县保安队的头儿，日本兵占了威海之后，丛镜月联系郑维屏部，趁日伪军在威海立足未稳之机，袭击设在北大营的日军司令部，打死打伤日军70多人。撤退时丛部二大队断后，队长赵善斋以下全部阵亡。以后丛镜月兼过文登县县长之职，部队呢，编到了丁綍庭旗下，成了第七区保安第三旅的第一纵队，编成6个大队和1个特务队，有千把号人。第一纵队主力在40年2月日军大“扫荡”时基本溃散，仅匡玉洲部转移到牟平。丛镜月带少量随从找到匡玉洲后，投奔了丁綍庭本队。以后丁部改编成鲁苏战区游击第五纵队，丛镜月任副司令，重返文登，又拉起一支队伍。有了部队了，就接着犯政治错误，这次当然是站到赵保原“抗八联军”旗下，既杀了老共很多人，却也被八路军打到落花流水、孤家寡人，1942年7月只身跑去青岛，全国解放前随部下匡玉洲经舟山去了台湾。1966年夏病故于台北。
结局好一点的还有第九行政区保安司令蔡晋康。蔡是高密县保安队出来的，他是副队长，队长是高密县县长曹梦九兼的，曹老头有点亲共，队上共产党人不少，后来曹老头一走，蔡晋康就把他们全部给赶掉了。抗八运动中，蔡晋康部也是狠角色，两边结的梁子也不小。日本投降后，蔡晋康当过青岛警备司令部高参和高密县县长，解放战争后期再次领兵，当了山东省保安二旅六团的团长，结果摸对了方向，咸鱼大翻身，火线起义了，后来在山东省农业厅当一个处级不领导干部。
这一根根面条酱过来，也挺累呵。最后酱一下大面条赵保原吧。赵保原也是老奉军出身，不仅是老奉军，后来还当了老满军，隶属伪满军李寿山部下，算是伪军元老了。李寿山部在伪满洲国建军后，番号为奉天省警备军第三旅，赵保原投入该军后，多次率部在大孤山、长白山一带攻打东北抗日义勇军，杀中国人有功，被提升为团长。一九三八年，伪满当局派遣伪满军配合日军作战，第三旅是首批入关帮凶的，番号为满洲国派遣军李支队，二月抵达山东胶县。第三旅的副旅长叫张宗援，这个家伙其实是日本人，给张宗昌当顾问时认了他娘当干娘，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张宗援。张宗援率军侵人山东后，根据日军尽快建立傀儡政权的意图，谎称是张宗昌的亲兄弟，试图以、借狗肉将军的影响招集其旧部，先后收编了张宗昌的旧部程国瑞、高玉璞和土匪刘桂堂、张步云等部，改称山东省自治军，自任总司令，赵保原则成为该军旅长。一九三八年九月，张宗援、赵保原、刘桂堂、张步云等先后侵入平度，十月十六日在平度大青扬战斗中，赵保原部被胶东五支队打败，损失二百余人。赵保原初战失利，深怕日人不相信，况且山东局面混沌，正是捞世界的大好时机，就在昌邑接受山东省第八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的收编，改番号为山东省第八区保安第三旅。
赵保原部反正后不久，移驻莱阳城北贾家、许家旺一带；赵部源于伪满军，装备精良，训练也比较好，比之山东遍地的草头王，战斗力还是颇易分高下的，因此受到新主席沈鸿烈的注意，加上沈与厉文礼不和，故更加提携赵保原，赵先被任命为莱阳县长，新设立第十三行政区后，更上一步，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赵保原受到提拔，当然还是感恩的，于是也努力试图表现，1939年4月，国共两军组成鲁东抗日联军指挥部，赵保原任总指挥，曾与日伪军作战。不过赵与中共的联合也实在很短命，领导上风向一转，赵保原就从国共联军转而组织抗八联军了，以后不断与八路军发生摩擦。
赵保原部很快成为胶东最大的实力派，1940年春，苏鲁战区将赵保原部改编为陆军暂编十二师，赵保原任师长；同年夏天，赵保原与青岛日伪军秘密勾结，双方在青岛、莱阳互设办事处，互通情报，用掠夺来的物资与日军换取枪支弹药。1942年，赵保原部三次配合日伪军大举进犯胶东八路军根据地。1945年2月，胶东八路军发起"讨赵战役"，一举攻克赵总部所在地万第及其在莱阳境内全部据点。赵保原率残部逃往即墨。到日降前，曾经大名鼎鼎的赵部只剩下600余人了，也不敢公开打出旗号，荫蔽在即墨王村南地区。日军投降后，赵保原被任命为山东第一作战区司令兼暂编第十二师师长，统一指挥收编胶东的伪军。经招降纳叛，兵力扩充为7000人，李延年由济南来青后，对赵保原部进行整编，取消山东第一作战区番号，保留第十二师番号，下辖第一、二、三、四团及辎重营、炮兵营、骑兵连。活动于胶县、高密、即墨一带，司令部驻胶县县城。1946年6月8日，胶东军区主力部队攻克胶县县城，赵保原逃至奎光门时，被胶东军区十三团四连击毙。
（这些天上来更新不易，添面若晚了还请大家担戴）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老麦点菜：胶东杂将面（添一碗） 胶东与郑维屏一样由警察起家为一路诸侯的还有苗占魁，他部队的番号是第七区保安第六旅，看名义当然应是第七区专员辖下了，其实还是各行其是的。苗部也是抗八联军成员，后来被八路军消灭，苗占魁被俘。同样使用过第七区保安队番号的还有丁綍庭的七区保安第三旅和秦毓堂的七区保安第四旅。1938年夏，沈鸿烈率省府人员及吴化文部，北渡黄河，挺进敌后，与驻在聊城的第六专员范筑先汇合。鉴于山东各地游击部队多如牛毛，良莠不齐，为害地方，同时也兼着省保安司令的沈鸿烈便开始整编游击部队，根据各部的人员数额、武器装备、训练状况，整编成保安旅、团，交由专区或县统一指挥。丁綍庭、秦毓堂就是在这个时期统一到山东省保安队系统的，但所谓由各专区统一指挥，空话而已，自己没有基本部队的专员兼司令，基本就是空军总指挥；便是实力派专员，也只能指挥自己的基本部队，顶多再抽空吞并一些小股罢了；象丁綍庭、秦毓堂这样的大股，基本上还是自己的家务自己做的。
1939年2月鲁苏战区成立，3月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突入敌后，到达鲁南。于学忠辖下的正规军还是比较多的，随他来山东的，有东北军两个军，但既然是战区总司令，当然也希望插手游杂部队，以壮声势。山东的杂将们由此也就有了第二家总公司可以挂靠。由于于学忠的军事实力远远大于沈鸿烈，又是山东人，故他的到来，对山东原有的权力格局，形成了不小冲击，以沈鸿烈亲信的话，叫做：有些专员县长和游击部队领导人，亲于疏沈，形成了两个领导中心，沈陷于孤立。故以后就闹出了于中心遇刺事件，并最终导致沈中心离开山东，不过那是大菜，俺们开面馆的，按下不提。回来专心做杂将面，丁綍庭、秦毓堂这两个入籍不久的保安旅，在于总掀起的二次移民大潮里，又转去了鲁苏战区名下，成为战区直属的游击纵队，丁綍庭是游击第五纵队司令，辖第十三、第十四支队；秦毓堂是游击第六纵队司令，辖第十六、第十七支队；两纵队的活动区域，还是在胶东。
刨根问底起来，丁綍庭其实也是东北军出身的，1920大学毕业以后就加入了东北军郭松龄部，从连长一直干到上校参谋处长。从记录上看，丁綍庭并没有跟郭鬼子造反，但自东北易帜、东北军整编后，丁在军中的前程似乎也到了头，1929年7月出任哈尔滨警官高等学校教务主任，不久干脆脱离东北军，转到孙殿英部四十一军第五师任参谋长。后来又去了马鸿逵部任少将旅长。1934年3月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参议。“七．七”事变后丢了饭碗，于是返回山东老家。日本人打进山东，丁綍庭便拉起武装来，虽是在野军人，但由于其资历很老，登高一呼，倒也颇有些号召力，一些小字辈的地方游击领导人，也愿意到这棵老树下一靠，故实力便也一路壮大起来。丁綍庭跟日本人还是干过几架的，1940年2～3月，丁联络国民党地方部队张建勋、安廷赓、苗占魁部先后于冯家、社庄等地打退驻牟平水道日军的多次“扫荡”。
胶东反八风起，丁綍庭、秦毓堂当然也就卷了进去，这既是全国、山东反共大环境使然，也是其切身利益决定的，地盘是生存之本嘛，丢了地盘，枪杆子靠什么养呢？丢了枪杆子，老英雄新豪杰们的舞台也就塌了。这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真理，大家打起来就格外投入，格外凶狠一些，当时或许会找一些意识形态来凑理由，现在也会有找理由来凑意识形态，然而政治名下的很多内容，难免也经济的很吧。其实细说起来，除了纯粹的投机分子，很多游击队领导人也并不缺乏对日一战的勇气和良心，但在敌后的游击环境下，既需要寻找新的战术与日周旋，更要时时关注开门七件事，如何养活部队是件大事，一味搜刮，必然造成人民的普遍反对，敌后生存的根本也就失去了。许多旧军人或官僚出身的游击队领导人很难适应这样的生存、作战方式，不良分子呢，更是趁机大捞一票、发国难财。
以山东而言，杂将们的生存之道，一是占据尽量多的地盘，获得税源，这当然是毫不新鲜的基本手段，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当，是个政权就要税，关键是税到什么程度了；第二呢，就是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滥发钞票。战争时期，恶性通货膨胀，重庆也是一样，但山东就更有特色：杂！司令多如牛毛，钞票也多如牛毛，不仅专员、师长发，县长、旅长也发，甚至团长都敢发，在胶东，就有赵保原的“莱阳地方经济合作社流通券”，丁綍庭的“牟平地方救济券”，苗占奎和安廷赓的“牟平地方流通券”，姜黎川的“海阳地方流通券”，秦毓堂的“海阳地方金融流通券”，郑维屏的“威海地方流通券”，蔡晋康的栖霞救济券和栖霞桃村、唐家泊商会票，高玉璞的掖县九、十区流通券，李德元的“平度地方流通券”，张金铭的“平度地方流通券”，丛镜月的“文登地方流通券”，沈伯祥的“蓬莱地方金融救济券”，陈昱的“福山地方救济券”。这十几种票子，都是“出门不管，完粮纳税不收”。当地老百姓饱受其害，据地方史记载：民众对这些不值钱的票子习惯用秤称，差一星半点无所谓。买一头毛驴，得先借头驴驮钞票。老百姓死了人不烧纸，就烧票子，烧纸比烧票子贵啊。
从敌后的作战艺术和根据地的经营角度，八路军无疑是一个王者，这大概是敌后各军此长彼消的根本原因了。杂将们虽然抱团反八，却是越反自己越抽抽。1942年7月，八路军攻克丁綍庭的根据地黄村，丁率残部投靠腾甲庄秦毓堂部。但腾甲庄后来也被攻破，秦毓堂部逃往海阳，丢了部队的丁綍庭则托庇于赵保原部。当年10月，丁綍庭被任命为山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又回归到保安大院里了，可专员司令到了这份上，怕是没几个村庄可专、没几个兵可令了。日本投降后，丁綍庭当过青岛市参议、青岛市保安处长，1947年10月起任过九个月的烟台市市长，抓地下、剿游击，与中共的血仇当然越结越深了。去职后蛰居青岛。1949年6月青岛解放，丁潜匿包头、兰州、上海等地。1951年12月18日终在上海被缉捕归案。1952年12月17日于黄村被人民政府处决。秦毓堂部在日降前仅剩下400余人，后编入赵保原的暂编十二师。秦本人则加入中统工作，后于1950年8月20日在乳山县夏村被枪决。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鲜花！看了真是感触良多啊！ 从敌后的作战艺术和根据地的经营角度，八路军无疑是一个王者，这大概是敌后各军此长彼消的根本原因了。呵呵，相信很多人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前不久看了海峡对面的陈永发写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竟也发现了某些和我们的文件/课本殊途同归的叙述：
“一般说来，国军在这两个省区的军队主要是军阀残余部队，各部队自成山头，彼此猜忌甚深，而共军虽然散处各地，但同心协力，浑然一体，更针对国民政府的弱点，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共军除了团结以外，最大优点是能自食其力，并不依赖后方支持。当时国军在中共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之下，防区缩小，虽然他们有中央政府提供薪饷，但是在粮食和其他日常需要方面，仍然依赖就地摊派。因为国军所能控制的人口和资源减少，开支却未紧缩，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呈反比例增加。摊派之时，富户转嫁贫户的现象，犹如往昔，极为平常。因此农民对中共合理负担的口号越加欢迎。另一方面，国军各部队因为农民抗拒，不仅不容易摊到款，甚至连粮食也无从购买，于是不得不把士兵分散到各农村就食。这样一来，军队便无法避免和农民直接接触，易招民怨，甚至激起民变。另一方面，军队分散各地，共军更容易将之各个击破。……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有江西时期避实就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技。所以结果有宵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以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对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维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
“中共最重视的是社会基层，也就是县以下的单位，要在这个层次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是由四个不同指挥系统的延伸所组成，亦即政权、军事系统、群众团体和党部。以政权为例，县以下要设置乡长、村长和各级人民代表。军事系统设置地方武力和民兵，群众团体则设置农村抗敌会、工人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和妇女抗敌会等等。这些不同系统的组织后面是农村支部和区分部，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党一元化政策，指挥同级的政权机构、军事武装以及群众组织。”“中共的基层结构是国民党所没有的。一般说来，国民党的统治只到达区这个阶层，再往下虽然有村长和保甲长之类的设置。村长和保甲长，虽然是政权的延伸（原文如此－引者），但是人单势孤，缺乏社会威望，理论上是无所不管，实际上却因为人手不足，除征兵征粮以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们并不是正式官僚结构中的一员，没有薪水，收入来自实际‘征收’和上缴所‘征收’之间的差额，故贪污中饱的情形，势所难免。他们的素质一般也不高，摆架子的情形很普遍，因此很容易便成为中共‘反贪污’和‘反官僚’的打击对象。最严重的问题是，乡以下的官吏背后，既没有群众武装，也没有群众团体为后盾。农村基层若有群众武装或群众团体，则这些组织多半受农村士绅以及其他地方自然领袖掌握。这些军事和社会领袖，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不是地主，也至少是富农或富裕中农。乡长以下官吏对他们优礼有加，所以征粮征兵、派夫派工之时，也不敢公平执法，通常要与他们合作，而把重担加在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身上。虽然有一些乡长、保甲长、地主、士绅加入国民党，或拥有良好的党政关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国民政府的农村并没有党组织存在，……况且国民党内部派系纷繁，彼此斗争激烈，又如何判断谁是真能代表国民政府发号施令呢！”
家园 海天兄做的好事！ 摘的好文章
这篇文章说的挺中肯的，国民党缺乏基层组织，不能对基层有效行政（包括政治与经济），确实是一个死穴。即以税收而言，“包税阶级”的存在，使政府以重税的税率，收到相对很低的税收收入，而底层人民则痛苦不堪，政治经济双输。重庆政府也曾经试图改革税收，但基层政权建设没有先行的情况下，受到强力反弹，不了了之。终于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破产。以前看过英文的一个东东，有类似的阐述，可惜看过就算了。
让海兄带的，我是杂将面呢，再跟着一本正经说下去，快变正餐廖。收了。
河里文章，老麦正搞黄金万两，至于中共的税收，以前禅人兄写过个三五支队来收税，记得仙人兄也写过个老四的。
家园 所以说“刮民党”不是白说的呀 家园 好！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开辟根据地的就不能只顾枪把子不顾瓢把子... 这“七分政治”里头，恐怕得有五分得是经济... 胶东的这一班“杂将”都是只管搜刮不管生养的主儿，眼下能从老百姓那里多抢一瓢棒子面是一瓢，哪管百姓往后的死活... 而对于百姓的搜刮最恶劣的莫过于滥发“流通券”，这种“流通券”毫无价值可言，唯有靠其枪杆子做保方能流通，其实质就是白条 -- 根本就没打算兑现的白条。
这种混乱状态也是国民党在胶东政出多门的一个反映，老将新贵，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等场，地方上各路人马莫衷一是，只好自行搜刮，先抢个盆满钵翻再说。
于此形成对应的是胶东根据地创建之初即成立“招远采金委员会” -- 招远金矿听说过吧？此外把持海关，开设工厂，对农、贸、渔、盐、矿等各方面都设立专门委员会，行督导促进之职。这一系列休养生息措施，使得胶东根据地的经济蒸蒸日上，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在民众中信誉颇高 -- 这个“北海币”的发行，严格依据“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的理论指导，跟“杂将”们乱七八糟的形同草纸无异的“流通券”有着根本的区别。北海银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水旱交替的40年41年向农民发放无息贷款等举动，不但强化了根据地的经济，而且经由经济手段，加强了胶东根据地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权威作用。
可以说，根据地的争夺战，就是经济战。没有“北海银行”，就没有胶东根据地。
家园 对，是经济战 对杂将的还是其次，对日伪的经济战更大，日伪曾企图以伪币挤压，又以在占领区获得的法币大量套取根据地物资，曾经来势凶猛，但最终北海币还是打胜了。
家园 面要吃，再等大菜 于中心遇刺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