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 -- 不再灌水了
- 复 （续完）
家园 为什么1940年以后没有再发动“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 你给把子弹问题解决了？
百团大战共毙伤敌军20636人（注：共产党绝大多数抗战资料中的敌军均指日军），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共毙伤日伪25799人。共消耗子弹701370发，各种炮弹19130发，手榴弹126602发
需要注意的是，八路军每射5.540发子弹就仍一个手榴弹，而国民党要每打72.46发子弹才扔出一个手榴弹＋掷弹筒弹＋枪榴弹，如果扣除掷弹筒弹等，其比例估计要更高，也就是说，共产党部队的手榴弹使用几率是国民党的十倍以上，因此日军、美军不约而同地形容我军进攻时手榴弹如雨并非夸张，这是我军近战特点的反映。
方军《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中，老鬼子山田是这么说的：“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坚持近战是我军一贯的特点。
由于我军坚持近战，因此子弹命中率颇高，在百团大战中，我军每27.19发子弹毙伤一个日伪军，远远低于国民党部队的每1850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比例，和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较，国民党部队的子弹简直等于朝天打，浪费惊人！
＝＝＝＝＝＝＝＝＝＝＝＝＝＝＝＝＝＝＝＝＝＝＝＝＝＝＝＝＝＝＝＝＝＝＝＝
百团大战共毙伤敌军20636人（注：共产党绝大多数抗战资料中的敌军均指日军），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共毙伤日伪25799人。共消耗子弹701370发，各种炮弹19130发，手榴弹126602发。[这么多人 这么长时间 这么大的战役 才有这点子弹]
你说那时候
土八路穷到什么地步
更别说经过41.42地反复拉锯 铁壁合围以后的八路了
而且消耗这么大以后 得来的结果是什么
你当老板的话怎么办
- 复 （续完）
家园 为什么1940年以后没有再发动“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 这个问题比较老，但是并不难回答。
第一：军事因素。1940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催生了一个历史名词：主力地方化；为了在敌后严酷的环境下生存，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共军武装普遍地分散部队、主力部队地方化，原有2-3000人、下辖营级编制的大团改变为团直辖4～5个大连、编制员额不足千人的小团分散坚持，这使得部队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能力受到很大损害。想打第二个百团？从军队的组织结构来说，就不可能。到了1945年，各根据地伴随着斗争环境的变化也开始逐渐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像山东根据地这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又重新把小团整编为大团、重新开始协调进行大规模的战术行动的努力，这才有了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军据点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个进程并不统一，条件好的根据地进度比较靠前，但是在1940～1942年日军残酷的扫荡中损失较大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冀南，搞得就比较慢。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每个战略区独立发动对日军的大规模反攻是可行的；但是要像“百团大战”那样发动横跨整个华北地区的反攻作战，条件并不成熟。顺便说一句：华北共军开展正规化建设、在加强大兵团作战能力上取得巨大进展、为打赢解放战争作好准备，其实是在日本投降到1946年底全面内战爆发这段时间、经过大规模的整军运动完成的；如果按照日本投降时共军的状态，根本没有和国民党军逐鹿天下的本钱。
第二：战略判断的原因。和国民党乃至当时美、苏的判断一样，共军高层也没有预计到日本会在1945年投降，大家都认为日军可能的败亡要到1946年以后，所以一切战略安排均按照这个时间表展开。这就使共军的一切工作重心集中在“1945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反攻，1946年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想定上，自然不可能在1944、1945年安排像“百团大战”那样，跨越了若干个战略区的协同性大规模反攻作战；不是共军像个土老财一样要千方百计保存实力——在共军的作战想定中，甚至准备在1945～1946年的合适时机、在山东或者江苏沿海和日军硬碰硬，以付出重大牺牲为代价开辟一个登陆场、配合美军登陆——按照共军的战略安排，1945年上半年就不是发动对日军全面、大规模反攻作战的时候。
家园 为老兄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先送花一朵 为什么1940年以后没有再发动“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 2 [Alarm] 2006-10-12 09:55:59这个问题比较老，但是并不难回答。
第一：军事因素。1940年以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催生了一个历史名词：主力地方化；为了在敌后严酷的环境下生存，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共军武装普遍地分散部队、主力部队地方化，原有2-3000人、下辖营级编制的大团改变为团直辖4～5个大连、编制员额不足千人的小团分散坚持，这使得部队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能力受到很大损害。 想打第二个百团？从军队的组织结构来说，就不可能。到了1945年，各根据地伴随着斗争环境的变化也开始逐渐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像山东根据地这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又重新把小团整编为大团、重新开始协调进行大规模的战术行动的努力，这才有了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军据点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个进程并不统一，条件好的根据地进度比较靠前，但是在1940～1942年日军残酷的扫荡中损失较大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冀南，搞得就比较慢。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每个战略区独立发动对日军的大规模反攻是可行的；但是要像“百团大战”那样发动横跨整个华北地区的反攻作战，条件并不成熟。顺便说一句：华北共军开展正规化建设、在加强大兵团作战能力上取得巨大进展、为打赢解放战争作好准备，其实是在日本投降到1946年底全面内战爆发这段时间、经过大规模的整军运动完成的；如果按照日本投降时共军的状态，根本没有和国民党军逐鹿天下的本钱。
您提到“如果按照日本投降时共军的状态，根本没有和国民党军逐鹿天下的本钱。” 来证明：要求抗战反攻时期的共军恢复到40年那样的“主力”结构来组织实施“百团大仗”那样的战役，是不可能的。
那么抗战结束后共军抽调各根据地人马急赴东北，到45年底前后在原班11万人马的基础上迅速扩充了一倍有余，新扩充的还有不少是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流散于东北的原土匪、伪军等，这个时候的“部队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能力”按理说比“日本投降时共军的状态”更差才是，那为何却反而要求积极地组织战役级规模的大战呢？（可以参考这段时间前后中央对林彪的指示电报。） 即便是为了谈判的客观需求。
第二：战略判断的原因。和国民党乃至当时美、苏的判断一样，共军高层也没有预计到日本会在1945年投降，大家都认为日军可能的败亡要到1946年以后，所以一切战略安排均按照这个时间表展开。这就使共军的一切工作重心集中在“1945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反攻，1946年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想定上，自然不可能在1944、1945年安排像“百团大战”那样，跨越了若干个战略区的协同性大规模反攻作战；不是共军像个土老财一样要千方百计保存实力——在共军的作战想定中，甚至准备在1945～1946年的合适时机、在山东或者江苏沿海和日军硬碰硬，以付出重大牺牲为代价开辟一个登陆场、配合美军登陆——按照共军的战略安排，1945年上半年就不是发动对日军全面、大规模反攻作战的时候。这段话若国军拿去自辩我认为也说得通。
当然，我这两段回复有诛心之论之嫌，但我以为，评价政治游戏的参与者还是多些“论迹不论心”的为好。
家园 简单回复一下 第一、45年“闯关东”的部队从哪里来的？山东、冀东、苏北，这些地方的部队本来就是状态比较好的，抗战后几年这些部队把日军打得焦头烂额，以山东为例，共军打得日军59师团（代号“衣”，属于专门为华北“治安战”量身订作的治安师团）的部队长哀叹“本部队有全员玉碎之觉悟”。苏北的部队（黄克诚师）就更典型了，人家不单没有受到过“主力地方化”的冲击，去东北之前更是利用日本投降后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以三万五千人规模的师（其实是军）级建制行动，一下子就占了“闯关东”部队的1/3强。冀东部队人数虽然说少一些，也是很能打的，从包森时期打治安军、到包森牺牲后时期打伪满军、打北特警，有声有色；但是冀东部队因为残酷斗争环境所迫（冀东区干部被日军围歼而损失惨重的战例就有多次），出关前还是小团建制；由于部队组织机构不适应大兵团运动战，虽然他们占有地利（冀东离东北最近）、进入东北最早、部队扩充的条件最好，但是这些部队在国共角逐东北的前期表现不好，其领导人李运昌、曾克林等人后来在东野的地位并不高。
第二、国民党要用战略判断自辩，大规模反攻前要有战略展开吧，国民党做了么？打通出海口接收外援的准备做了么？准备反攻部队的出发阵地要开辟吧？别的不说，国民党的部队因为猥集于大西南，日本投降后甚至不能迅速开赴日军占领区接受投降，逼得老蒋冒着政治自杀的风险留用日军部队守备要点、大肆加委原伪军部队充当“接收”的先头部队。
其实对于敌后抗战来说，类似“百团”那样的跨战略区大规模破袭作战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不是最好的选择；由于指挥体系、部队装备水平和编制体系的限制，这种作战模式是1945年以前敌后战场的共军力所不能及的，实际上、百团大战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战果是不对称的。
家园 说说“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 （续二. 下） 这里提到了六十三团
1938年9月18日，（于得水）调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五支队六十三团团长，奉命到达黄县，招远边界，保卫八路军兵工厂和玲珑金矿。 . . .顺便提一下，当时占据玲珑金矿的是gmd蔡晋康部
1938年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率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西上创建了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于7月在九曲成立了“招远采金委员会”，9月在灵山成立“采金委员会”,隶属胶东特委。国民党蔡晋康部进驻玲珑敲诈捣乱，迫使中共招远采金委员会撤到黄县，当日军占领玲珑，蔡晋康闻讯而逃，特委领导的采金委员会转入玲珑外围。1940年8月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改为“玲珑采金局”，领导群众采金，筹集抗日资金。也就是说，38年9月至10月，六十三团驻于黄县招远边界，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在大青杨战斗结束后即赶赴蓬莱解围，五十五团一部守蓬莱县城（另一部的去向没找到相关资料，如有知情者望告知）。
由于蓬莱城保卫战之后五支队与蔡晋康部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推断38年10月至39年2月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仍主要在蓬莱县活动，这里有一篇回忆文章也能从侧面印证“敌对状态”这一点（文中“蔡振康”应系“蔡晋康”笔误）。
1939年春，我奉命率领黄县保安队两个班加一个炮班（迫击炮）到蓬莱县大辛店敌占区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回来的路上，看见东岭岗上下来国民党蔡振康的一支部队，约有七、八百人，他们来和我们共产党部队争夺根据地，已经快进上门家村了。 . . .那么当39年2月9日潮水村（大致上应在蓬莱县城的东面或东南方向，具体位置地图上我没找到）失守后，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应在这个方向与驻潮水的日伪军对峙（之所以需要两个团的兵力是根据大青杨战斗推算的）；同时，占领了掖县县城的日伪军继续东进，于2月27日占领招城，3月2日占领黄县。也就是说，3月5日之前的一个多月，蓬黄掖根据地在优势敌人东西两个方向（重点在西面）的夹击下接连放弃了掖县和黄县两个县城，这个时候，蓬莱县城面对黄县方向的防务比较空虚。
当然也可以说六十三团在39年2月28日玲珑金矿失守后退守黄县，然后参与了3月2日的黄县县城撤退和3月5日的蓬莱县城撤退，因此不能说这个方向防务空虚，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1. 蓬黄掖根据地的弃城行为应是早已计划好的，这样的情况下也没必要让六十三团到处跑参与县城的防卫工作，何况近半年前蓬莱县城长达一个月的被围期间六十三团并未参与救援而是由距离更远的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承担此任务，说明了玲珑金矿和兵工厂的重要性，那么推断39年2月28日玲珑金矿被占至39年3月5日蓬莱县城被弃之前，六十三团仍在玲珑金矿附近一带活动，3月7日招城战斗提到的六十三团也能印证这一点（县志中提到的“五支队十三团”疑是笔误）；
2. 六十三团参加了3月7日的招城战斗，要在之前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从撤退状态完成行军>集结>联络友军（国民党地方武装）>拟定战斗方案（包括侦察敌情）>发起攻击等行动，对一支刚从地方武装整编不久的游击队来说似乎要求太高了；
而作为经营了半年多的胶东地区第一个根据地，当时的人口已达160多万，撤退时除了政府机构人员和军事单位之外，一两个百分点的群众心向gcd跟着zf撤退就可以达到“几万军民”的规模了。
至此，39年3月5日的弃城（蓬莱县城）行为也只能证明“根据地几万军民被优势敌人（日伪军）逼得弃城而（逃）跑”，但关键在于：日伪军于3月2日占领了黄县城，却间隔了整整20天后（也是蓬莱县城被弃整整17天后），才占领了蓬莱县城，那么在当地那些普通民众眼中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可以想像一下当时的情况，从38年底的大好形势，到之后的两个月的形势恶化，期间也没有组织过较大的防卫战斗，根据地军民的士气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当时根据地形势的恶化，还有蓬莱县志中提到的“潮水惨案”，相信对根据地军民的心理亦会造成相当的恐慌性影响。
（1939年） 2月9日 盘踞烟台的日伪军五六百人分乘20余辆汽车进犯潮水镇。蔡晋康部进行抗击，战死42人，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日伪军冲进街里，杀害群众103 人，烧毁房屋70多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潮水惨案”。这里也有资料提到当时的情形（刘桂堂刘黑七在当地的恐怖名声也有河友发贴提到过。）
五、胶东工人武装队胶东职工总会较早注意组织职工抗日武装。1938年9月，总会在龙口组织码头工人工会时，就组建过一支30多人的码头工人游击队。1939年3月，山东惯匪刘桂堂(刘黑七)部侵犯蓬(莱)黄(县)根据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在自卫反击战中,主动转移到栖霞、招远地区，此间广大群众深怕刘匪烧杀，有一万余职工和市民随军撤出城市。当时除动员半数老弱群众返回外，其余5000人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加入了兵工厂。 . . .
日军占领蓬莱县城之拖沓，证明其围剿根据地的目的主要在于玲珑金矿（其次在根据地建立伪政权），接着进占对金矿安全有直接威胁的黄县（招城战斗中gmd地方武装阻击的也是龙口方向之日军），之后再有一小队侦察骑兵向蓬莱方向搜索一下也是很自然的，并没有急于占领蓬莱县城的打算。那么，由于对敌情的误判，导致根据地领导人作出了匆忙间放弃蓬莱县城的决定，于是普通民众眼中看到了“几万军民惊慌失措中被几个日军吓得弃城而逃”（或一小股日军，老百姓风传言语之夸张也是可以想像的）。
因此，之所以会有版本一说法的流传，我认为那是因为抗战初期根据地的军民关系还远不如后来那么融洽，当gcd重返根据地时，总要对当初的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个说法，那么“敌我武器装备差距很大”就是一个很好的说辞，招远县志中描述过当地武装的武备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民兵武器装备主要是土枪、土炮、大刀和长矛。后逐步拥有手榴弹、地雷、钢枪等。 . . .推测附近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而版本一的作者也是用来说明了“当时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差别较大”这么一个问题。
由于版本一和版本二均未提及迟将军原话的出处，那么可以理解为引述者的听闻可能有误，比如版本二中的“他家乡的那个县”，可以理解为迟将军的老家县，也可以理解为他家乡（胶东，或范围更小的烟台）的某个县。
至此，版本一的说法我认为字面上是说得过去的（至于想用来说明什么问题那是另一回事情），那么是否就可以简单地推导为“八路的怯战逃跑”呢？
btw, 声明一下，在3月2日黄县县城弃守至3月5日蓬莱县城弃守的三天里到底有没有七、八个或一小股日军出没于蓬莱县城附近，我手上没有资料佐证，也不知道这样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会不会记录于日军的作战日志中，仅仅是我个人的推测。
* * *
如此罗哩罗嗦的行文并非卖关子，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军史盲，只对一些耳熟能详的大战有印象，对于山东抗战中的细节并不熟悉，尤其是早期的一些地方抗战史，因此最初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考证这个话题，只好按照当时的思路来行文了。
土鳖抗铁牛 ing ...
家园 说说“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 （续二. 中） 省志中摘录几段记录：
（1938年）3月8日 聊城妇女救国会成立，范筑先夫人武治国任会长。本日 中共掖县县委发动掖县民众抗敌委员会的武装500余人， 在玉皇顶举行起义。9日，攻克掖县城，活捉汉奸县长刘子容，成立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张加洛任支队党委书记。同时联合国民党员和各界抗日人士成立掖县抗日民主政府。
. . .
（1938年）3月19日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部队攻克福山县城。26日，攻克蓬莱县城。并分别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 . .
（1938年3月） 本月 曹漫之任中共胶东特委代理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林一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第三军总指挥，宋澄任政委。
本月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牟平崖子村创建军械修理所，在黄县城东圈杨家建立兵工厂。5月军械所并入圈杨家兵工厂。
. . .
（1938年）5月11日 中共胶东特委、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第七、八支队代表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负责人，在黄县举行会议，决定由三军、三支队和七、八支队组成胶东抗日联军，马保三、韩明柱任正副指挥，林一山任政委；同时成立“掖县前敌指挥部”，韩明柱、郑耀南任正副指挥，张加洛任政委。
. . .
（1938年）5月 本月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部率部分主力西进到达黄县，对胶东抗日武装进行整编。第三军将随行的部队编为第一路，蓬莱起义武装为第二路，留守文登、荣成一带的两个大队编为第三路，黄县和莱阳的部队编为第四路。继蓬莱、掖县之后，黄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至此，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 . .
（1938年） 8月12日 胶东第三军与掖县第三支队合编，撤销第三支队番号。9月18日，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 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委。第五支队辖4个团。
. . .
（1938年）8月15日 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辖蓬莱、黄县、掖县3县，曹漫之任专员，标志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8月中旬 中共胶东特委决定，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于4月间筹建的北海银行收归特委筹建，以抵制伪钞，稳定抗日根据地的物价。行长张玉田(后来投靠赵保原)。10月， 北海银行首次发行北海币，共发行9.5万元。1939年重建北海银行，陈文其任行长。
. . .
（1938年8月）本月 中共胶东特委创办《大众报》，贺致平任社长。创办胶东党校，林一山任校长。北海专署创办胶东公学，曹漫之任校长。
. . .
（1938年） 9月9日 胶东文化界抗敌救国协会在掖县成立，是抗日根据地成立较早、活动时间最长(直到1950年)、影响较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团体。
. . .
（1938年）10月1日 民主政权的山东省高等法院分院在黄县成立，领导北海区的司法工作。
. . .
（1938年）本月 中共胶东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掖县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胶东区委员会，选举王文、高锦纯、吕志恒、林一山、宋澄、贺致平、曹漫之为中共胶东区委常委，王文任书记。
一篇党史文章中也有相关的描述。
,. . .（1938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在黄县县城绛水河西岸的校场举行了北海专署成立大会。黄县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要员杨沛如出席，北海专署所辖蓬莱县长、掖县县长也分别率代表前来参加大会。至此，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计有人口163万，面积3177平方公里。
一眼就可看出，北海专署名义上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党对政权的领导，对政府中要职人员进行了调整，形成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权力机构，北海专署直接委任了共产党员孙端夫、于（烺）分别担任蓬莱、掖县的县长，同时在黄县委任了十个区长，并分别向各区派了政治指导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从而使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中。
. . .
根据资料，1939年2月之前“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除了各县人数不等的县大队、保安大队等，主要是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38年12月改番号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下辖四个团（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和五十五团），前身主要来源于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另有少数人来自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第七、八支队。这四个团的总人数，估计约在五千人左右，因为如下的一篇党史文章中提到了38年8月的这次整编。
. . .（1938年）8月，为统一胶东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胶东特委决定把特委领导的三军与掖县三支队进行合编。三军与三支队是胶东党领导发动的两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对于合编，张加洛和三支队党委是坚决拥护的，当时有些干部战士不满、不理解，甚至闹情绪。其主要原因是，认为三支队有三千多人枪，还有北海银行，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高于三军，既然是合编，就应以三支队为主。而实际上，合编表现为三支队并入三军（合编后为四个团，即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及五十五团）。三支队改编为六十二团另两个营（编入五十五团），三支队的领导郑耀南任团长，张加洛任团政治处主任。对这种组织安排，许多人表示不满。对此，三支队党委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三支队全体指战员要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不要争个人或小山头的利益。 . . .
有篇 “开国少将696 张加洛少将” 的贴子里提到了五支队的这次整编有五个团（日期是38年9月18日？），多了一个六十四团，但我只找到了这段官方网站的记载，无法确定39年2月～3月六十四团是否一定不在蓬黄掖地区活动。
（1939年）6月17日 八路军山东纵队胶东五支队六十四团三营在昌邑县潮海同柳疃、新河据点前来“扫荡”的日伪军遭遇，战斗中歼敌130余人。这里还提到了五支队的六十五团，但39年2月（似乎也能证明六十四团在这之前的38年9月18日就成立了？）才反正的，短时间内能有多高的战斗力还是一个疑问。
. . .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带领四支队转移到即墨县西北乡刘家庄和平度县冷戈庄一带休整，临时受编为国民党山东省鲁东行署特务团，李兆岐任团长，并改名为李鸣岗。 . . . 1939年2月1日，部队正式改变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五团，李兆岐任团长。 . . . 在八路军第五支队的统一领导下，先后参加过攻打招远城、玲珑金矿和解放栖霞城等战斗，为创建牙山根据地和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9年2月，李兆岐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成立后至39年2月期间比较大的战事有：
省志中提到的“大青杨战斗”
（1938年）10月16日 伪军赵保原、张步云部从平度北犯，妄图消灭掖县抗日民主政权。八路军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率六十一团迎击于平度县大青杨，毙伤赵部200余人。11月，赵保原投靠国民党。蓬莱县志
蓬莱城保卫战1938年9月下旬，正当胶东抗日部队西进阻击敌人进犯之际，盘踞栖霞县一带的国民党第九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晋康，勾结秦毓堂、陈昱等部共3 000余人，围攻蓬莱县城，扬言"打开黄(县)龙(口)府(登州府，即蓬莱城)，放假3天"，气焰十分嚣张。当时，中共蓬莱特支和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县城，守城部队只有县大队不足百人及五支队五十五团营长林月樵带领的两个连。 . . .
. . .
10月下旬，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回师蓬莱，攻打设在大辛店的敌人攻城指挥部，围城之敌被迫撤离。至此，蓬莱城保卫战胜利结束。
蔡晋康部与日伪军潮水之战
潮水是蓬莱县一个千余户的大村，筑有坚固的土围墙，围墙上修筑炮楼。蔡晋康部十三、十四两个大队四、五百人驻此，其中一个中队百余人驻距潮水村约5公里的巨峰村。
1939年2月8日晚，盘踞烟台的日伪军五、六百人，由日军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斋滕富士郎率领，分乘20余辆汽车，进犯潮水。9日凌晨4时侵入卧鹿村， . . . 下午1时许，大队长刘月卿头部中弹身亡，至此军心涣散，部分官兵逃跑。在众寡悬殊、又无外援，加之南门将破的情况下，一个彭姓中队长率部退下围墙，从北门撤离。
. . .
对于大青杨战斗，这里有篇党史文章有详细的描述，
1938年9月18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于掖县沙河整编完毕，由司令员高锦纯、政委宋澄率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进驻掖平边界的夏邱堡一带，开辟根据地。为阻击张步云、赵保原北犯，五支队领导决定，由高锦纯率以赵一萍为团长的六十一团于10月15日晚进驻大青杨一带以逸待敌。其兵力部署是五支队司令部机关、六十一团团部及警卫营驻大青杨，其余部队大部驻北盛家村，棘子嶂村是前沿，驻有一个连。16日凌晨，日军秋山旅团在伪军赵保原、张步云部及小股骑兵配合下，率约500人，配有迫击炮4门，机枪17挺，由平度城出发， . . . 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左右，敌伤亡200余，狼狈逃回平度城。大青杨战斗是抗战初期胶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它震动了胶东，大长了八路军志气，大灭了敌人威风，进一步坚定了胶东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它对开辟大泽山根据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家园 说说“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 （续二. 上） 之所以“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的说法会有那么大的争议，我觉得那是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敌后战场民众的人心惶惶之不安全感并非是gmd治下所独有的（数字上的“七八个”与否并不重要），而另外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有人认为那就是“八路怯战逃跑”的证据。即便只拿版本二跟招远这个地方联系起来，似乎也能推导出1939年2月军二次侵占招城后有“根据地（or 游击区）几万人被七八个日军赶得（到处）跑反”之现象，以致于接下来该争论版本二是否属谣言了。
我倾向于前者，是因为我相信敌后根据地的抗战史并非都是一致的团结、高昂的激情、艰难困苦中从胜利走向胜利那样的主旋律，而是不屈不挠的抗争中也伴随着失败、迷茫、恐惧。。那才是一段完整的历史，这一点在很多关于抗战的回忆中都有反映出来，河中马甲兄的骑兵系列贴中也有过一些描述，这样的事实无损于底层军民在抗战中的光辉形象，相反，因基于了人性的体现而使这段历史显得更真实可信。
回到版本一的话题，在山东省志大事库中检索跟招城第二次被占相关的记录时，发现其中提到了1939年11月“胶东形势再度恶化”，而之前跟上一次“恶化“相关的文字记录只有玲珑金矿被占。（括号内为加注的年份）
（1939年）3月5日 中共鲁西区委和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平原纵队、津浦支队、青年纵队三团驻地茌平县琉璃寺(刘来寺)、许楼、大吕庄、陈吴营一带村庄遭日军2000余人包围。血战一天，抗日武装突围转移到大峰山区。战斗中，区党委委员兼秘书长赵伊坪和担负掩护任务的指战员40余人牺牲，平原纵队亦遭受严重损失。从此，这一地区的形势开始恶化。. . .
（1939年）3月27日 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在沂水县朱庄成立。 4月4日开学，主要培养为抗战服务的艺术人才，校长王绍洛。
本日 日军侵占招远县玲珑金矿，重建日处理矿石150吨的选矿厂。在以后6年多的时间里，掠夺了大量黄金资源。
. . .
（1939年）10月中旬 日军分东西两路对掖县进行“扫荡”，被根据地军民击退。
. . .
（1939年11月）本月 日伪增兵胶东，赵保原纠合胶东地方顽固势力组成“抗八联军”， 敌伪顽在占领牟平、掖县、莱阳、龙口、栖霞等地后，又合击蓬黄掖抗日根据地，胶东形势再度恶化。
看来玲珑金矿被占以及“蓬黄掖抗日根据地”被合击成为了1939年胶东形势前后两次“恶化”的标志性事件，且初看起来容易让人理解为“大峰山区”（位于济南近郊）形势恶化导致了胶东形势的第一次恶化，比如当地的日伪军得以腾出手来参与围剿胶东的根据地。但招远县志和其他的一些资料都提到招城是39年2月27日被占领的（玲珑金矿于次日被占），发生在“大峰山区”形势恶化之前，排除了这个因素之后，省志中再无任何有关胶东第一次形势恶化起因的记录。
玲珑金矿距蓬（莱）、黄（县）、掖（县）很近，很难相信日军在占领玲珑金矿后会容忍近在咫尺的蓬黄掖根据地的存在，由此推测很可能至少有一个县在胶东上一次的形势恶化中被日军占领，从地图上看离金矿最近的是黄县，39年3月7日的招城战斗中国军的阻击方向为从龙口增援而来的日军也能印证这一点。
贴一张烟台地图，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对省志扩大检索范围后，发现1938年的文字记录中跟“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有关的相当多而1939年的却寥寥数笔，且主要集中于胶东形势“再度恶化”的39年11月前后，似乎也在从侧面印证省志中的年终总结。
（1938年）本年 中共山东党组织自发动武装起义以来，特别自1938年5月至1939年2月，积极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胶东，创建了蓬(莱) 黄(县) 掖(县)边及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抗日游击根据地。 . . . 在泰西，创建了大峰山区和平(阴)(东)阿山区、泰(安)肥(城)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 . .. . .
（1939年）本年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有所发展。在清河，7月6日成立清河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临淄县政府； . . . 在胶东，12月成立蓬黄掖行政联合办事处， 统一领导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权。至7月，在鲁北地区先后建立了陵县、商河、无棣、阳信、禹城、临邑等6县抗日民主政府。
搜索了一下蓬黄掖根据地，在关于北海银行的两篇文章中提到了第一次胶东形势恶化中的一些情况
. . .经过8个月的筹备，193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县政府大院内举行开业典礼，. . . 北海银行下设蓬莱、黄县两处分行， . . .北海银行的纸币一经发行，立即在蓬、黄、掖流通，信誉极好。
1939年1月，伪军刘桂堂、张宗援部进攻胶东。为保存革命力量，北海银行奉命撤出掖县城，暂时隐蔽。
又
. . .莱州市党史研究室王升新研究了北海银行的历史后说，北海币一经发行，即在蓬、黄、掖3县流通，信用极好，人民开始有了自己的货币。1939年2月，部队撤出蓬、黄、掖三县县城，北海币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扩大使用到栖霞、莱阳、招远、平度等县，随着我党、我军影响的扩大，北海币很快在全胶东以至整个山东流通起来。
. . .
进一步搜索，蓬、黄、掖三县县城的弃守日期分别如下：
掖县 ――
大约在1月底到2月初，尚未找到确切的官方网站的记载（网上有篇 “掖城大屠杀” 的文章提到县城是1月16日被占领的，因其中的数字比较夸张无其他资料可佐证且对本文的论述影响不大，所以这里就不引用了。）；
黄县 ――
1938年12月，我党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代表谈判，并达成协议：北海专署撤销，所辖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予以保留。我党派出的黄县县长曹漫之、蓬莱县长孙端夫、掖县县长于亦经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正式委任。根据谈判协议，北海专署于同年12月23日宣布撤销。在此后一段时间，北海专署继续行驶着管辖三县的职权，直到1939年3月2日撤出黄县城为止。又
1939年3月2日，日伪军300余人，突然包围了圈杨家，到处寻找兵工厂，但连一个人影也没找到，气急败坏的敌人面对一片废墟，怅然若失，嗷嗷乱叫。（引用者注：由此推测黄县城弃守的当天就被日军占领了，因找不到确切的官方网站的记载，所以引用如下非官方网站的记载作为佐证。）
1939年 3月2日，日伪军占领黄县城。5日，占领龙口。蓬莱县志――
（1939年）3月5日 日伪军大举进犯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胶东区委指示，中共蓬莱县委、县政府主动撤出县城。3月22日 日伪军侵占蓬莱县城，建立伪政权，组建伪警备大队。
那么在胶东形势第一次恶化的39年2月之前，“蓬黄掖”地区算不算gcd实实在在地掌握的抗日根据地呢？
* * * * *
字数限制真是麻烦～
家园 说说“七八个日军赶得几万军民到处跑反” （续一） 山东省志的大事库中找到了跟日军第一次侵占招城相关的文字记录
（1938年）2月上旬 日军第五师团3000人自青岛沿青(岛) 烟(台)公路进犯，2月3日，占领烟台、 福山。然后，一路东犯牟平、威海，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掖县。4日，陷诸城。至下旬，日照、莒县相继沦陷。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对峙于临沂一带。3月7日，日本海军500人在威海卫登陆。至此山东大部地区沦陷。原来是两个月后在台儿庄吃了大亏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送死前的一次武装大游行。
现在我们已知道77事变之前日本并没有短期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其蚕食华北的战略主要是通过伪政权化这种手段来实现的，因此全面抗战的初期华北日军顺延了这种政策以扶持伪政权为主，鼓励汉奸到处活动来消磨民众的抵抗意志；同时在消灭抗日武装力量之余伴以杀人立威以压服潜在的抵抗。想必这时期的招远民众大多也已知晓汉奸们“做顺民皇军大大有赏、不听话就死啦死啦～”之类利诱威逼的说辞，之前日军的行为也能增加这些说辞的说服力。 （现在有不少抗战回忆记录着初期的华北日军军纪尚可，且常以小恩小惠利诱村民，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日军为了使汉奸的活动更顺利，以便麻痹民众增加其对“皇道乐土”的好印象。）
首贴中提到的“济阳惨案”是日军攻陷城池后发生的；而两个多月后发生的河东、杨家寨、龙口等三起惨案也是因当地铁板会的反抗而起，都属于杀人立威的行为。且河、扬、龙三起惨案的发生时间依次为1938年1月30日、2月2日和2月4日，跟日军第一次侵占招城的时间很接近，且案发地距招城三百多公里（还有战时日军占领区对信息的封锁，以及和国统区之间通讯不畅等等因素），很难说这三起惨案能起到吓跑数万招城民众的作用。
...招抚阴谋破产后，日军头目冈奇于农历腊月二十九日（1938年1月30日）率部200多人，由汗奸李德水带路，从洪山出发，在凌晨4点左右包围了河东村。
...
农历正月初三（1938年2月2日）拂晓，日军突然包围了杨家寨。村民高灰岳、刘清福从东门外逃，被把门的日军打死。
...
日军得知龙口村也有铁板会会员，又于农历正月初五（公历1938年2月4日）天亮前突然包围了龙口庄。...
顺便说一下这个案发时间对于杀人立威的作用，想要被恐吓者乖乖听话，那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让对方充分意识到自己是说话算话的，而刚杀完人的短期内对方很可能会被吓跑以致于不愿亲身来验证到底是因反抗被杀还是胡乱被杀，至于河、扬、龙三起惨案的发生时间实在是太近了所以可以认为对招城尚未起任何作用，而两个多月的时间，足矣让“济阳惨案”结合自己的作秀通过汉奸们的嘴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
当时gcd在山东的影响力还非常弱，而主政的韩复渠在38年元旦前后也只是稍事抵抗即率全军退出了山东，可以说那时的招远及附近地区处于一时的权力真空，所谓的地方武装多是一些地方豪强的自保工具而已。这样的情况下，之前长时期处于军阀统治下的招远民众（山东民众）对国家能有多高的忠诚度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假以时日，再现明清交替时很多小地方出现过的“传檄而定”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况且日军第五师团于2月3日占领烟台后，其一部西犯蓬莱、黄县、掖县等地时估计也只是再分出一小股部队（很可能是越前侦察性质的）顺路经过了招城而已（招远与这三个地方相邻），所以县志上才有“旋即撤去”之说。
第五师团之所以从青岛北上烟台兜了一大圈再南下应该是为了清扫一下后院（同时方便伪政权的创建）以便接下来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正在鲁南集结的大批中国军队，所以其目的并不在于占地而是在于一圈兜下来看看有无值得一试牛刀的战术目标（那些地方武装不算，伪军对付足矣），那么即便有数万民众被这一小股日军吓得弃招城而逃，也不可能被赶着到处“跑反”（就算是骑兵到全县各处大致跑上一圈也是很费时间的，这跟第五师团身负的作战任务明显不符合。），即，这一小股日军主动扰民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有理由可以推断：在38年2月6日第一次日军侵占（我认为更确切的用词应该是“路过”）招城的过程中并没有伴以大规模的民众的（到处）“跑反”现象。
写到这里可以作一个小结了，根据县志，38年2月日军第一次“路过”招城，一年后占领招城（直至抗战结束），也是全面抗战迄始到39年2月止这段时间内唯一的两次日军出没于招远县的文字记录，既然连版本二都无法证明，那貌似版本一必是谣言无疑了。
当然也可以继续深入一下，比如招远于1941年被拆分。
1941年1月1日，招远划为两个县，县城以南称招远县，县委书记张子良，县长王德安；县城以北称招北县，县委书记贾君知，行署主任董华民，两县均属西海区。
还可以稍微转移一下话题，比如 “根据地”几万“军民”被七、八个（或小股日军）赶着到处“跑反” ，不用再去涉及那个恼人的“县城”了，本来那两个版本也都没有原始出处，再多一个版本也无所谓哈～ 兴许迟口述的时候旁人没听清呢，这种口口相传的失误也是很正常的，反正要“表达” 的意思也差不多。
还可以把“到处”两字也删掉，再模糊一下数字变成“小股日军”，只留下一句 “根据地”几万“军民”被小股日军赶着“跑反”，这样更便于抓出一个个例，只要有心，甚至如萨苏在这里提到的“文字游戏”。
认识在冀中打过仗的老八路，反扫荡中所在的一个营和七八个日军遭遇，八路偃旗息鼓，绕过去了。理由呢？日军是拉网搜索，此时一旦交火立刻就会被乘汽车的日军粘上，这一个营就交待了。五百多八路怕这七八个鬼子？见鬼了，鬼子又不是超人。* * * * *
接下来的资料有点乱，也有点自相矛盾，有些还不完整，需要多花些时间整理了。
土鳖抗铁牛 again ...
家园 正规军也是有的 正规武装：
1938.3 国民党游击第五纵队（后改为第五战区十六支队第五纵队）辛诚一驻扎，1939.3在国共合作攻打招城战斗过程中、担任阻击来援任务中阵亡
1939.2 国民党别动总队直属第三中队四十梯队焦环洲部队驻侯家，1939冬被八路五支队和县大队歼灭
1939春 国民党别动总队第四十八支队徐叔明部进驻，一起参与了围攻招城的战斗，与辛诚一一起担任阻击，失败逃走。1940.2被八路五支队消灭。
1940.9 八路五旅十三团主力进驻
地方武装：
1938.3 普云佛教会抗日救国军 1000人， 6月被莱阳的国民党刘东阳部击败、投入八路
1938.3 共产党三军九大队 100人，9月改编为山东纵队六十一团三营
1938.春 胶东抗日游击三十二大队 100人，7月编入三大队
1938.7 胶东抗日游击第三大队，由上述三十二大队、佛教会武装、玲珑起义矿警部队改编而成，200人。9月改编为五支队后防司令部独立二营
1938.10 胶东抗日游击第六大队，1939.6改编为县大队170人，1940.10发展到300人
家园 好，提倡这种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