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丙辰年三赴京城记(1) -- 人生如梦
家园 【原创】丙辰年三赴京城记(1) 丙辰年是哪一年？公元1976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76年恐怕是最不平凡的一年了。看到网上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从1949年以后，中国每一年都有大事发生，1976年发生的大事就像一串糖葫芦，特别多，特别杂，是让中国人感到震恐、震荡、震撼、震惊的一年。”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此言不虚。
那一年的8月初，兄弟我奉命去北京出差开会。
当时的我，是学徒工满师不久的小工人一个，月工资36元整，按当时价格折合大米约120公斤或油条1200根。在下混饭的地方是浙江的一家500来人的工厂，厂虽不大，却是直属煤炭部，(煤炭部文革中与石油部、化工部合并，故又名燃料化学工业部，当时混着叫。)行政上由省属的一个公司“代管”，因此我们的大红工作证上“显赫”地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化学工业部XXXX厂”，弟兄姐妹们进厂时为此还偷偷地乐了好一阵子。
去北京开哪门子会？煤炭部“单机配套座谈会”。什么意思？就是众多的部属工厂生产的产品中，有些另部件需要厂际协作，生产时需要有个定额，因此编了一本<定额手册>需要讨论定稿(请参见所附会议通知)。这个会议与我们厂的产品的关系，说出来让人笑掉下巴：厂里有一种产品，每台需要一根1.2米长的电缆，由兄弟单位供应，考虑到生产中的损耗，单机配套定额1.3米，就是这样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一个电话或一纸公函就可以搞定的，却要派两个人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座谈、审订！派我这个小工人去参加这个会议，占的是会议通知中“装配车间老工人”的名额，大概因为当时的我是车间里的领料员，几乎每天都要踩着三轮车到仓库装运另部件供车间装配产品，对这电缆的定额有“实际生产经验”和“发言权”哈。
接到这个美差的通知后，我的心里头那叫个乐呀，因为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啊！首都北京可是大家衷心向望的城市，因为那可是红太阳居住的地方呀！谁不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谁不想到光辉的天安门前留个影？那年头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自费旅游这档子事，很遗憾红卫兵大串连的好时光因为在下年少而没能赶上，这一次可让我遇上了百世修来的好运气啊！
1976年8月，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形势？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我敢保证，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无论什么地方，随便找一张什么报纸、随便找一份什么文件，凡是说到形势的，肯定都是这么说的：“形势一片大好”。这是当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定的口径，大伙儿都得跟着这么说。年轻的河友也许会不大相信，那么请看那会议通知“红头文件”，劈头第一句就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推动下，全国煤炭战线形势一派大好……。事实上，当时全国的形势是，用一个现今的常用词，叫做“非常严峻”。1976年，浩劫文革第十个年头，举国百废待兴而不知何时可兴；76年1月8日，当朝宰相撒手人寰；神州民心浮动，对文革不满情绪不断漫延，譬如在清明节之前，我们厂所在的小县城里，就出现了“我们深切怀念敬爱的杨开慧烈士”的大幅标语，矛头直指号称“文革旗手”的第一夫人，因为老百姓心里都清楚，再这样折腾下去恐怕连每月2两半(125克)的菜油都要供应不上喽；4月5日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上，更有人甚至当众大声宣称“秦世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再不是愚不可及……”，公然胆敢与先帝爷直接叫板；龙颜大怒之下，天安门前“闹事”的小民们遭到“清场”的打击，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大人第二次被打倒，反击右倾翻案风、清查清明节反革命分子在各地展开，黑云压城，万马齐喑；7月6日，人大委员长朱总司令与世长逝；7月28日凌晨，河北发生强烈地震，唐山市倾刻夷为平地，24万生灵瞬间惨遭涂炭(这个令人悚然的数字在近年才得以公诸于众)。
列数这些陈年老账，与进京开会公干有什么关系么？有关系。正由于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丙辰清明之后中央决定，为了“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必须逐级审查、严格控制进京人员，欲购买去北京的车票或机票的任何人，必须持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介绍信。年轻的河友恐怕从没有听说过这样严厉的管制规定吧？
与我同行北上的是厂技术科的蔡兄，他是68年毕业的“红卫兵大学生”。出发前蔡兄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给我看那本需要带着去开会的打印纸大小、厚厚的<定额手册>。只见他慢慢地翻到我们厂用的电缆那一页，花啦一声，就把那一页撕了下来，然后笑迷迷地对我说：“咱们带着这一页就行啦！”一开始我着实被蔡兄的举动吓了一跳，愣了3、4秒钟才回过神来，心里不禁对蔡兄暗暗佩服：到底是老公事啊，换了我的话肯定是傻呼呼地把这笨重的<手册>背了去、再背了回来！
赴京审批手续还算简单：先坐汽车到本厂的代管公司，凭部里的红头文件、厂介绍信和工作证，验明真身后立即就换得了公司的介绍信；公司是省直属单位，拿着公司的介绍信就坐火车直奔杭州省府，同样的手续，立即换得省革委会的介绍信，如附图所示，请注意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小字：“赴京介字第XXXX号”，这可是省衙门上京城的专用介绍信啊！试想如果是当时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普通社员，要想得到省府的这一纸公文，那得化多少周折呀！
拿着这省府介绍信，兴冲冲地回到厂子设在杭州的招待所。所里管事的大叔告诉我们，厂里刚来电话，北京不用去了，部里来电报说那会议因故不开了(后来获悉是因为唐山地震)，呵呵呵，那可是当头一盆凉水呀！得，京城去不成了，只有在西湖边留个影(见附照片)，打道回府吧，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回到厂里，得知部里电报上还有一句话：何时开会另行通知，啊哈还好，上北京还有机会哈！
此为一赴京城。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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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元宝推荐：水风,海天,家园 一看介绍信~ 三个感受:
1.老乡~
2.煤字可以这样写呀~~
3.还好那时候我已经落地几个月啦~
家园 花前辈，请不要停笔多写几篇伟大领袖时期的文章 让我们这些后辈开开眼。
家园 前辈不敢当 西西河内皆兄弟/姐妹啊！
家园 好文，花上。 如梦兄好收藏。我只能空口白话“进京介绍信”，没想到如梦兄展示一张出来。只是您的这张级别也太高了。省革委的，一般是县团级就可以了。
76年因为开不出这张介绍信而去不了北京。
家园 【原创】丙辰年三赴京城记(4，续完) 第三次开会通知来得比较快，回厂没几天就又要出发了，这真是所谓“一不过二，二不过三”哈。于是乎，轻车熟路地得到了第三张进京路条，请参见附图。有趣的是，这第三张介绍信也有一点异常之处，请河里的大侠们再次鉴赏，再次有奖猜谜哈！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第三次进京，由技术科另一位蔡兄出马，他是文革前毕业的老资格，就称为老蔡兄吧。老蔡兄胖胖的身材，慈眉善目，整天笑口常开，与这样一位和气的兄长同行，真是在下的福分了。我们10月2日从上海出发，3日到京。4日在天安门前如愿留影(见图)。报到，住下来什么的，记不清了，只记住了开会那地方下车的站头叫定福庄，已经是可以看到农田的郊区了；还记得早饭吃的馒头特结实，口感也好。其实本人压根儿就没想开什么会，只是想着玩，我对老蔡兄说，兄弟这是第二回来北京，您知道上一回我呆了没两个小时就回了，这次可得好好转转咯，请兄长多多照应哈！老蔡兄回答说，如梦老弟呀，你爱上哪就上那吧，开会这儿有我盯着哪，再说这会没有我们厂子什么事儿！北京我都玩过，所以也就在会议室歇着吧。
呵呵呵，在京城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故宫，颐和园，动物园，长城，……，这么说吧，反正凡是对公众开放的、该去玩的地方，都去了，就连北京的地铁，因为从来没有见识过，当年只有首都才有，所以也去坐了一回。记得那时北京地铁只有从前门到苹果园那么一段，买一张票(好像是1毛钱)，可以来回坐一次，远近一个价。前门站进去，我寻思着在哪一站下呢？把那些站名瞄了一遍，觉得好像只有“八宝山”有点意思。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撑着雨伞慢慢地走进八宝山公墓，与刚刚离开的喧闹的大街成鲜明的对比，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只看到一块块知名人士或无名人士的墓碑默默地站在这一个个四周长满绿草的墓堆之前。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史特朗女士也躺在那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就是先帝爷在延安窑洞里接受这位记者采访时说的，咱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这一课。从那里出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公墓这种地方也可以作为一个安静的旅游好去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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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玩得最开心的是去长城的那一天，10月12日。爬到长城的风火台，照了一张相，大概那一刻想起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言壮语，所以照片上的我显然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下得城墙来时，回市区的公交车已经没有了，据说只能步行一段路再搭火车才能赶回去。看到不远处有辆军用卡车，就走上前去问道，大哥哎你们去不去城里啊、能不能捎个脚呀？那位子弟兵特友好，回答说捎个脚当然没问题啊，不过我们还要去定陵、长陵转转，然后才回北京呢！我乐得合不拢嘴，那太好啦，我跟着你们一块去玩哈！如此一来，这天又多玩了两个景点，进城时天都已经黑了。记不清是在定陵还是在长陵参观的“地下宫殿”，但是还记得那地下宫殿(皇帝的墓穴)的两扇雕花白玉大门，当年的能工巧匠采用了从门的一侧向门轴的另一侧逐渐增厚的设计，使门的重心落在门轴上，这样石门虽然重千斤却转动灵活，用手指轻轻一拨，就能开启，真可谓独具匠心。
在京城彻底完成了旅游任务。临走时，部里的一位大姐得知我是先到上海，便问我能不能给带点文件资料到上海某个办公室，当然可以，于是我的“私人文物档案袋”里又添了一张印有“最高指示”的部级介绍信。10月16日离开首都，第二天抵沪。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当火车驶进上海站台时，映入眼帘的、每个字有一公尺见方的大幅标语使我大吃一惊：只见那“打倒”二字后面竟是包括第一夫人在内的那四位文革头面人物的大名啊！“四人帮”，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称谓，就是在进入上海那充满震惊的一刻，第一次见识到的。那一个时辰，我一定是震惊地张着嘴巴走出站台、来到车站广场、踏上公交车的，因为火车、公交车的车厢上、建筑物墙上、马路边“大批判专栏”上、甚至广场的水泥地上到处都贴满了、写满了“打倒”、“声讨”、“拥护”的标语。公交车载着我进入街道时，车外的情景更是激动人心、使人热血沸腾：满街都是一队队游行的队伍，满街的游行队伍都举着一杆杆旗帜和横幅标语，满街的游行队伍都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公交车只能在马路中央象蜗牛一样慢慢地往前爬，有时候，车子的两边都是游行队伍，相向而行，锣鼓声、口号声连绵不断、震耳欲聋、响彻云霄；这震撼人心的情景从火车北站一直延续到外滩，一路上没有一个地段没有游行的队伍，整个上海城都在沸腾啊！呵呵呵，什么叫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称？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什么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什么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流者昌、逆流者亡？这就是。
我来到外滩，找到那办公室、正在向那位干部交差的时候，一位年轻人撞了进来，冲着那干部喊道：“嗨！你怎么在办公室坐得住呀？大家都上街啦！”“我不是昨儿刚参加了游行么！”“嗨！你昨天才去了一会儿，那怎么够瘾！你瞧我，都游了三天了，嗓子都哑了，真是个痛快！”事后我才想起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天，是看到会上有些人围在一起低声地议论着什么，脸上呈现出挺神秘的表情。原来在我和老蔡兄天安门留影的二十四小时之后，10月6日，那四员文革大将就悄悄地被“双规”了。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是，上海本来是王、张、江、姚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盘根错节，传说“上海民兵”还是“反复辟”的“第二武装力量”，但上海的老百姓却是全国第一个自发地走上街头游行，拥护“英明领袖”的果断措施，庆祝草民们的“第二次解放”，继而“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才传到北京以至全国各大城市。
至此，我的北京开会任务功德圆满地完成；至此，共和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至此，我个人的生命路程也将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从北京回到厂里，等待我的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机会，我将搭上这趟末班车，开始新的征程。
丙辰年的三赴京城，只不过是共和国内不计其数的公费旅游中的一次。此后的三十年中，我又参加过多次公费旅游和自费旅游，后来还游到了洋人的地界。然而后来的旅游都没有像丙辰年的这一次那样曲折、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充满历史画面、那样刻骨铭心、那样使人终生难忘、那样值得写下来与河友们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