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五霸小史引言（一）春秋分期 -- 履虎尾
家园 此言有误 如果是个人理解，这话无所谓，如果站在历史角度解释，完全错误。世界所有的学者都无法给中国王朝定出个公认的性质。所谓国外的标准在中国根本不合用，我们以前是马列基础上谈历史，所以造成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玄而未决。
夏且不论，商是联盟性质，但是否奴隶制确实不能定性，因为商子民部分还是自由民，还有是没落贵族多少代后的后裔。可奴隶是完全丧失自由，彻底依赋权族的人。
西周到有些封建性质，可我国同样和西方的封建又有很大区别。所以目前在国家结构问题上说法很多，都有其道理。先秦史是个复杂的课题，不能简单理解。谢谢
家园 这个问题相当纠结 夏属部落联盟形式。商属于奴隶制国家形式。建国时期商已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原因是我国有村社共同体，我国后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兼并战争，使得这种以血缘为媒介的村社共同体，改变为主要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单一小农家庭，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编户齐民。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三代更是复杂，学界为此争议几十年。拿西周来说，西周是否统一？是否算是王朝？这都已经是问题了。西周是否是专制？这些在学界已受到重新审视。从80年代以来这30年，先秦史学界总算是达成共识，定义为；西周是早期农奴制。
这里多说几句，有些朋友认为西周应该是封建，而不是奴隶制。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两种奴隶制，一种叫做劳动奴隶制，或者叫做典型奴隶制，是以希腊、罗马大土地所有制下的劳动奴隶为主要劳动力，产品用来交换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第二种叫做普遍奴隶制，又叫家内奴隶制，马克思又叫这种奴隶制为东方奴隶，有些地方叫做亚细亚经济形态，这个问题在中国讨论了40年，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明晰化。
周代社会，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以吴泽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是东方奴隶制，也就是家内奴隶，并且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发达的奴隶制。
一种以田昌五为代表，认为中国是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这是一种早期农奴制，但具有奴隶制的色彩。第三种以无奴派五家为代表，认为中国虽然存在着家内奴隶和国家奴隶，但主要的劳动力是庶人。
庶人是从原始公社成员直接转化过来的。并且他们依据马克思遗稿《资本主义之前生产方式各形态》认为，在原始公社解体后，社会形态可进入奴隶社会，也可以进入农奴社会。
也就是所谓的封建社会。这样就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的历史性质问题。而无奴派认为，中国原始公社解体后是直接进入农奴制的，是封建社会。
这是五种社会形态下另外的一派，持周代是封建社会的说法，这个被称作西周封建论，代表人是范文澜。以上说的三个结论是学界对西周社会形态的主流认识。
不知大家注意到吗。这三种言论都没否定西周存在奴隶。三种看法没有一种能够推导出当时的生产主体是有一定自由程度的民众。
奴隶跟佃农的最大区别在于，奴隶属于主人私有财产，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佃农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但是他不属于地主的私有财产。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所谓的东方奴隶论。再加上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也很复杂，不仅仅是佃农问题。
就因为复杂，造成无奴派的观点西周是农奴主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导出是封建社会的结论而否定奴隶制社会。农奴和奴隶的区别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们按照马克思理论理解，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我的理解是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农奴只有有限的自由。
家园 回任大大，严格来说平王东迁才算东周开始，所以西周不是犬戎攻灭的吧 家园 不知平王为何要东迁？ 就好比，东晋，南宋为何要南渡？
东晋那帮人南渡时，朝廷可还在北边。
南宋南渡的时候，徽钦二帝也还没死。
家园 狐兄，犬戎应该是少数族，应该啊。宗周被攻破， 幽王被杀，原因不在于人口数量少，而是申侯与犬戎内外勾结，突然袭击，周幽王被打个措手不及。后来，平王东迁，把关中赐给了秦。秦本来是“附庸”，当时刚被列为诸侯。秦的人口数目虽然不详，但肯定少于周。而秦凭着一国之力，能够驱逐犬戎，收复关中地区，秦的人口若是少于犬戎的话，这个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吧。
由于史料有限，再具体的，俺也说不清了。
家园 平王东迁 冒昧在此歪楼。只是希望和对历史有敬意的人沟通。请相信在下的诚意。如先生所言，目前我国学术垄断，太多人了解不到史料，仅凭手边的材料的确很难得对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在下不才，曾经有机会了解过这段历史，现将材料奉上，先把晁福林对平王东迁的疑点贴上来。若先生不嫌弃，另选时间我可贴其他材料。当然，看您意思。谢谢。
宗周的一朝倾覆与周平王的东迁洛邑、定鼎郏鄏是三代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太史公的《史记》并没多少材料可供参考。在司马迁的笔下，两周之际这段迷一般的历史的记载是混乱的。虽然他把这段历史堂堂正正地载于史籍，但同样的细节，两周交替的历史却格外扑朔迷离、似是而非。
代学者崔述在他的《丰镐考信录》中就十分不解的问道：“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者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立无父之宜臼哉？”
钱穆先生曾有一番精典的评语。钱先生说：“《史记》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钱老否定平王东迁是为了躲避诸戎侵扰。至于那几路所谓“勤王”的诸侯，钱先生对他们也一一进行了批叛。
钱先生指出，郑国的郑桓公本来在周朝中央政府任司徒一职，看到周幽王与申姜矛盾激化，知道西方待不下去，早在骊山事变前就谋划着东迁了。
西周灭亡前，郑桓公已经在今天河南郑州一带从几个小国手里巧取豪夺了一片土地。郑桓公的儿子——后来的郑武公——还娶了申侯的女儿为夫人。平王东迁后郑国也拿平王当旗帜，号称“以王命讨不臣”，进一步开疆阔土。所以，郑国根本不是勤王，而是申侯的同谋。
《周本纪》记载的褒姒之事全是依据《国语。郑语》，然而《郑语》记载此事并不是系年，《周本纪》将幽王娶褒姒列在幽王三年，不知有什么根据？关于褒姒身世，《郑语》所记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可是对褒姒出身的时代却记载明确。
《郑语》谓厉王末年王府童妾“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
那么，照此论，褒姒当生于宣王初年。宣王在位46年，假若依《周本纪》所记幽王三年才娶褒姒，那么事发时褒姒已人老珠黄，很难设想褒姒能以偌大年纪而使幽王倾心。
史载褒姒有宠，并与王朝重臣虢石父结为同党。这不正说明褒姒多年来经营的不错吗？其地位之牢固及其影响之大，只能是褒姒长期经营的结果，不可能是一个年轻宠妾在仓促间所能成就的。
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宣王在位历时长久，太子宫氵星——即后来的幽王——早在宣王之世即已娶褒姒并生于伯服。《国语。晋语》一有“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的说法，此幽王是指还没有继位的太子宫氵星。被送去以平息征伐的褒姒当值妙龄。褒姒生于宣王初期，则宫氵星娶褒姒可能是宣王二十年左右的事情，至幽王继位时伯服已是二三十岁的成人。
伯服年龄大于宜臼。关于宜臼生年，文献无载，但他在位长达51年之久是有确证，所以，宜臼称王时的年龄必不会太大，若推测是时宜臼年龄不足20岁，应属可信。“伯服”是字而非名，以“伯”相称，应即长子。
既然伯服在幽王时已为成人，那么幽王让其称王，以为废黜宜臼的准备，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束皙依汲冢材料所说的“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是一条重要史料。“积年”之说表明，伯服称王并不止一年。伯服称王的时间应当在幽王八年宜臼称王以前。
这事发生在幽王五年，因此郑桓公于幽王八年为司徒时曾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郑桓公担心会出乱子，所以才急忙寻找可以“逃死”的处所，以冀求免于灾难。由此看来，在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有一段幽王与称王的伯服“二王并立”的时间。这段时间较短，约有三年。
另外，举烽传警乃汉代备匈奴之事，非周代所能有。《周本纪》所谓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以至江山易主云云，显系小说家言，皆不足凭信。
学者们对于《史记》的这些记载曾经进行过深入分析，犀利地指明了其中的问题。
首先，《史记》谓平王东迁乃避犬戎，这是不合情理的。“犬戎之于幽王固为寇，而于申侯平王则非寇实友也。然则平王东迁，特以丰、镐残破，近就申戎以自保，非避戎寇而远引也。”
其次，秦襄公救周是帮助幽王抗击犬戎和申候，“秦之与平王是敌非友，而《秦本纪》却称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送其仇而平王封其仇，其矛盾难通，罕有如此者”
第三，从地理上看，一般以为申在今河南南阳。“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于戎”这些说法批亢擣虚，确是击中了要害。
和《史记》相比，古本《纪年》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记载则要翔实而且清晰。《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平玉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候、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
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
这段叙述具有重要价值。尤可注意者是：
其一，明确指出了“平王奔西申”。从申侯助平王的史实看，太子宜臼被废黜后逃奔西申的说法是可信的。《史记》缺载此事。
其二，宜臼为王的时间不是如《史记。周本纪》所言在幽王死后，而是在幽王死前就被申侯、鲁侯、许文公等拥立于申，称“天王”。
其三，幽王死后的政治形势并非如《史记。秦本纪》所言，即由秦襄公护送平王东徙雒邑，而是有一段“二王并立”局面。
与“天王”针锋相对的是虢公翰拥立的“携王”。
其四，携王被杀于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是时，周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
上述四项与《史记》的相关记载迥然不同，对于两周之际史实的缕析显然至关重要。
古本《纪年》所述是否可靠呢？古本《纪年》所记夏商周三代和东周诸国史事虽与传统文献的记载颇多违异，但经考证研究却常证明古本《纪年》之说为是，因此专家们对其史料价值一直有很高评价。古本《纪年》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记载并非孤证，我们越对其它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就愈益相信古本《纪年》所述史事的翔实可靠。
在幽王末年嫡庶废立的尖锐斗争中，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是失败者。关于这时候的形势，作为周王朝司徒的郑桓公和周太史史伯曾有过详细讨论。史伯肯定周王朝将要弊败，预言“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还说：“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
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周幽王要杀太子宜臼以成就伯服而“必求之申”，这句话表明是时宜臼必然已在申国。郑桓公与史伯的这个讨论是在他为司徒之年，其年据《国语。郑语》可以知道是在幽王八年。
所以说，宜臼在被废黜之后，至迟于幽王八年(前774年)已经逃奔于申，以投靠势力正强的申伯，其事属必然，应该没有疑问。有问题的是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处，《国语》的《郑语》和《晋语》均谓之“申”，古本《纪年》则谓“西申”。
两者相较，后说更妥当些。历来多以为申国只有一个，只是由于迁封才有了“西申“、“南申”、“东申”等名称出现。其实，周代的申国并不止一个，而是起码有申伯之国和申候之国两个申国存在。关于申国的地望及其情况对说明平王东迁史事非常重要，所以需要费些笔墨加以辨析。
申伯之国是伯夷之后，为姜姓国。其立国时代颇早，《国语。周语》中有“齐、许、申、吕由大姜”的说法，故申之始封可能在周初。《逸周书。王会解》记周初成周之会，“西申”以凤鸟为贡，并与西北诸国并列。
其地望是否和《山海经。西山经》的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等地名相关联，今已难考，但谓之在宗周以西，应是大致不差的。这个“西申”当即古本《纪年》所载宣王讨伐的“申戎”。《国语。周语》谓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古本《纪年》谓是年宣王“征申戎”。
申戎即姜氏之戎。它和周王朝之间虽然偶有战事，但基本上是友好和睦的关系。《诗经。崧高》篇的“申伯”即申戎首领。他和商末周文王称西伯的情况类似，都是以异族首领而为王朝所封赐者。以“伯”相称表明其为周王朝所依重，并且是一方诸侯的首领。
据《诗经。崧高》所载，作为“王之元男”和“维周之翰”的申伯在周宜王时被迁封于谢(今河南南阳)。诗称宣王为其送行，“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地在今陕西眉县，位于宗周以西。申伯之国当在郿，或郿以西。宣王将申伯之国迁封于谢乃一箭双雕之举，—方面免除申戎在宗周以西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周王朝对南方的经营，所以宣王才厚赐申伯并亲赴郿地为其饯行。
申伯迁封之后本来应该仍以“申”称其国，但近年在河南南阳出土有“南申伯”称谓的春秋早期彝器，证明迁封后的申伯之国称为“南申”，而非只称为“申“。
“南申”在彝铭中的出现，提醒人们考虑，在两周之际还应当有另一申国的存在。专家推论说，“铭文之所以在‘申伯’前冠以‘南’字，可能是为了与‘西申’相区别。
原来在西周时期，西方另有一申”。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依古本《纪年》所裁，这另一申国就是“西申”，亦即侯之国。周孝王时，申侯曾将申族的历史追溯到殷周之际。他说：“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史记正义》云：“申侯之先，娶于骊山。”申侯的祖先娶于骊山，所生之女(即“骊山之女”)嫁于秦祖戎胥轩。殷周之际的申为蕞尔小邦，娶于骊山之事表明其族所居必距骊山不远。
据《五祀卫鼎》载，周恭王时有一位名为申季的人曾是王畿内某国的国君“邦君厉”的有司，参加过邦君厉给裘卫的付田仪式。夷王、厉王时又有名申季者，曾参与周王册命善夫克和名伊者的仪式，并担任傧右，其事见于《大克鼎》和《伊览》。依当时通例，册命仪式的傧右一股为被册命者的上司，级别较高，并与王室关系密切。恭王时的申季是否为西申先祖虽无可考，但夷厉时期的王室重宦申季则很可能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能向孝王进言的申侯或其后嗣。
申侯云：“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可见申侯在孝王时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幽王时期，申侯的势力有增无减。一方面申侯之女为幽王后，王朝卿士郑武公也“娶于申，加强了申对周王室的影响；
另一方面，“申、缯、西戎方强”，“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和戎族关系更加密切。可以说申侯乃是太子宜臼的坚强后盾，宜臼被废而弃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国语。郑语》说幽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这和《史记?周本纪》所载幽王被申侯等杀于骊山下之事若合符契。
幽王于骊山之下而不是别处被杀的事实表明申即在此处。
“西申”名称的出现当在申伯迁于谢地以后。在此之前虽有两申国，但却只以申伯、申侯相称而区别之。两周之际王纲逐渐解纽，诸侯国独立倾向加强，国号名称的意义增加。人们将迁封于谢而位置偏南的申伯之国称为南申，其国君称为南申伯，而骊山附近的申侯之国和南申相比其位置偏西，故称西申。
西申地望的考定不仅更进一步证实了古本《纪年》“平王奔西申”之说的可信，而且对于说明幽王死后“周二王并立”的政治局势也是很有意义的。“周二王并立”是两周之际历史进程的关键之一，《史记》对此只字不提，实为疏阔不当。
关于幽王死后的政治局势，古本《纪年》谓“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因为王子余臣立于携地，故称“携王。携地可能就在宗周王畿。携王立时，宜臼早已在申称“天王”，所以古本《纪年》说“周二王并立”。
携王与天王“二王并立”的时间从“幽王既死”的前771年算起，直至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携王被杀止，首尾长达12年之久。假若我们往前追溯一下，便会发现，在携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有另外一次“二王并立”，那就是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
古本《纪年》谓幽王与伯盘死于戏之前，申侯、鲁侯及许文公曾经“立平王子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我们已经指出，至迟于幽王八年宜臼已经投奔于申，假定是年宜臼被拥立为天王，应当是近于实际的。
后来幽王所以亲率人马讨伐西申，必欲杀死宜臼，与宜臼称王当有直接关系。这次“二王并立”从宜臼逃奔西申算起到幽王被杀为止，首尾共4年。然而，案中有案，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在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当有另一次“二王并立”。
在周代宗法制度下，王位继承是极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宜臼于父王在世时就逆父命而另立门户，号称“天王”，实在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壮举。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宜臼堂而皇之地称王，与其父幽王唱了四年之久的对台戏，这不仅为申侯、许文公所促成，而且以遵守周礼著称的鲁国诸侯鲁孝公也参与支持，并且时人及后人不谴责宜臼此举。这实在是一件蹊跷事。
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这些事实必然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宜臼称王之事在当时博得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贵族阶层的广泛同情，人们一定认为宜臼称王是有充足理由而无可非议的。可是，这“理由”是什么呢?
表面看来，幽王乱政、任用善谈而好利的虢石父、嬖爱褒姒、立伯服而废太子等似乎是宜臼称王的理由，其实，这些理由都不充足。在宗法封建等级制度下，王的过错可以为臣下所谏诤，但王的地位则是不可动摇的，至于太子的废立，那是王的权力。所以说这些表面上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宜臼敢于雄赳纠地号称“天王”的真正理由。
其真正理由应当是幽王做了超乎常规的事情而授入以柄。以情势度之，宜臼称王的最大口实是幽王为博得褒姒欢心而允许伯服称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携王奸命”，旧释以携王为伯服，虽然晋束皙以《纪年》等材料指出携王不是伯服，
但亦可推想伯服当时实际上称过王，所以旧释才可能把携王之名张冠李带，弄到伯服头上。束皙虽然否定伯服为携王，但却肯定伯服称过王。他以其所见的汲冢材料为依据指出，“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由此可见，伯服不仅称过王，而且是早在宜臼称王之前即已称王。再说，宜臼称“天王”似乎也透露出伯服已经称王的消息。
殷周以来，“天”、“大”、“太”由于渊源相同而常混用无别，“天王”亦即大王，义谓太子为王。宜臼此称的本意是表示其为太子的特殊地位，是要说明他是周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天王”的称号表明了宜臼与伯服称王而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旧说以为伯服在幽王死时尚属幼孩，所以在此之前不大可能称王。其实，从相关史料分析，伯服年长于宜臼，年龄问题不是伯服称王的障碍。
《史记。周本纪》云“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褒姒)而爱之，生子伯服”，若依此说，伯服在幽王十一年伐西申时年仅七岁，以此作为掌上明珠的幼童去做殊死拼搏，必为幽王所不取，幽王与伯服俱死于伐西申之役的事实说明伯服是时必非幼童。
既然伯服在幽王时已为成人，那么幽王让其称王，以为废黜宜臼的准备，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束皙依汲冢材料所说的“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是一条重要史料。
“积年”之说表明，伯服称王并不止一年。伯服称王的时间应当在幽王八年宜臼称王以前。依形势度之，很可能是在幽王五年。郑桓公于幽王八年为司徒时曾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韦注：“故，犹难也。所谓王室之“故”，当指幽王不顾周王室继统的成规而擅立伯服为王。
郑桓公预料此举必将引起王室大乱，所以才急忙寻找可以“逃死”的处所，以冀求免于灾难。由此看来，在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有一段幽王与称王的伯服“二王并立”的时间。这段时间较短，约有三年。关于伯服号称何王的问题，史载虽不明确，然亦能略加推测。《史记。秦本纪》谓秦襄公曾经“女弟缪嬴为丰王妻”。
此丰王或谓为戎王，实不确。秦与戎世代为仇，嫁女弟给戎王，断非襄公所能为。另外，在《秦本纪》中，“戎王”与“丰王”并见，丰王定非戎人之王，应可断定。由携王之称例之，丰王之“丰”当和“携”一样，也是地名。
关于这个问题，顾颉刚说：“号曰丰者，当以居丰京之故。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丰京为周文王所建，即《诗经。文王有声》所云的“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地在今陕西长安丰水西岸，与武王所建的位于丰水东岸的镐京相隔一衣带水。
西周金文中屡有周王和大臣在丰的记载。《左传》昭公四年谓“康有酆宫之朝”，酆宫当即周文王宫名。西周后期，虽然镐京地位日隆，但丰京仍为周都的以一部分，其地位非寻常城邑可比。尽管幽王昏庸，但也不至于将跟镐京一望之遥的丰京拱手送给戎人，况且丰京有周王祖庙在焉，自当不会有戎族之王。
若有“丰王”，则必定是姬姓之王。由当时形势看，周幽王让伯服在丰称王，与镐京为掎角之势，以壮宗周声威，应当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周器有“丰王斧”，应与《秦本纪》之“丰王”有关。伯服所称之王，有可能是丰王。
综上所述，两周之际“周二王并立”的局面实自幽王五年开始。首先是幽王与伯服所称的丰王并立。后来，奔往西申的宜臼于幽王八年称“天王”，形成了天王与幽王、丰王的并立，虽有三王并立之势，但仍可视为天王与幽王的两派对立。
幽王和伯服死后，形成了天王与携王的并立，直到前760年携王被杀，历时十七年之久的“周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这样长时期的二王并立是周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它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复杂，而且说明两周之际的王权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此文乃晁福林先生的考证论文，因时间紧，我就借用了。先生且先看着。打扰了
通宝推：东海后学,大汉铁骑,林风清逸,飒勒青,- 复 平王东迁
家园 两周之际的纪年有些乱。 《清华简·系年》：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貌似《系年》的意思是，周携王于公元前770年至前750年在位，此后前749年至前741年连续九年都没有周天子，前740年周平王即位，前738年东迁到洛阳。《左传》上亦有“携王奸命，诸侯替之”的记载。莫非平王东迁发生在前738年？
家园 秦非犬戎，戎乃夏遗民 秦人族群起源。这个问题在于它是秦为“落后文明”这一论断的根基。隋唐时期才开始有“秦人起自西戎”说出现。《史记》明确记载了秦人族群的起源与迁徙，明确认定：秦人是大禹时代的主要治水部族之一，始祖首领是大业、大费（一说伯益）。
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商人与秦人结盟，秦人尚是参战主力之一。殷商中后期，秦部族成为镇守西陲的军旅部族，蜚廉、恶来是其首领；西周之世，秦人不愿臣服周室，流落西部戎狄区域，后渐渐归附臣服于周。
西周末期的镐京之乱，周平王敦请秦人勤王救周，秦始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最初对秦的“蛮夷”之说仅仅表示一种轻蔑。历史学家蒙文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秦人戎狄”说。实则是依据史书中的种种零星言论推演而成。这种推演，曾被近年故去的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批评为：“蒙氏以此为据，殊属偏执。”
而戎人中较有名的是犬戎，郭沫若：“犬戎与夏民族同祖”其实不但同祖，而且是同族。据考证；“戎”与“夷”一样，亦人也。戎、人二字皆日母字，实是一声之转，夷、戎都是“人”的声转。
盖方言不同而发音各异，今胶东、胶南一带读人如夷，而山西一带读人如戎，此其力证矣。戎人本来是夏人之一部，自称曰人，夏桀战败之后，很大一部分夏代的方国部族向西北或西方大迁移，因为方言不同而音变为戎。
戎的部族很多，见于《竹书纪年殷纪》的就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见于它书的有犬戎、西戎、己氏之戎、北戎、山戎、允姓之戎、怀姓之戎、伊洛之戎、骊戎等等。
都是居住于西或西北的部族，他们从商代开始就和商人、周人经常发生战争，直到周亡。其居住也比较分散，势力较大的是犬戎和鬼戎，大约即卜辞中的狗方和鬼方（周金文或作畏方），是商人的敌对方国。
家园 秦人是商奄的后代。 《清华简·系年》第三章：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杀录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朱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商盖就是商奄，“奄”是商朝盘庚迁殷以前的都城，在山东曲阜一带。“奄”后来成为商朝的同姓诸侯国。一部分奄族人被周成王驱赶到陕西、甘肃一带，为周天子看守先王坟墓和镇守边疆。当地的奄族、周族和戎族逐渐融合为秦民族。
家园 其实我只是说着玩的，这个问题估计没人知道。 突然想起来的，觉得不能五千年历史一个观念从头看到尾。
秦国比没意义，谁知道犬戎有多少个部落，估计都不一定是一个民族。
家园 生物学上有这么一个基本规律 能量在食物链之间的传递效率，大约是10％，所以，单位面积土地的种植业养活的人口是畜牧业的10倍左右。证诸历史，中国内地农业民族和草原民族的数量，大体也是20：1——比如匈奴强盛时候，“控弦之士四十万”，折算成人口应该是200万以下，而西汉人口是四五千万，考虑到内地开发地区和北部草原的面积比例，大致符合这个比例。
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和战国开始的领土国家不同，更类似于希腊那种城邦国家，更准确地说，是部族政权。西周本来局促于关中，人口有限，是趁商军主力东征东夷时候趁虚而入才获胜的，实际上并没有对商的力量造成毁灭性打击，所以后来商遗族叛乱，周公东征苦战三年才获胜，比武王在牧野一战而胜要艰苦得多了。后来周公大封诸侯护卫王室，都是按“殷民N族”来分封的，基本就是周人中几个部族控制商人中几个部族，到远方建立殖民据点，和希腊海外殖民有点接近。
具体到兵力，按照史籍记载，关中是西周王畿，由周王直属军队防御，叫宗周六师。师的人数，基本认为在7500-10000之间，六师就是5万左右。武王伐纣出动的兵力就是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和五万很接近。考虑到这是灭国之战，周人无疑是倾力而为，可以认为五万就是周人自身兵力的极限了。由于周人部族还分出很多到东方殖民，留在关中的周人数量要比灭商前少很多，而西周二百多年的生产力水平未发生重大改进，而所以关中周人数量也不会大大超过灭商前，所以兵力应该不会超过五万。
另外，古代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常备军数量要大大少于紧急状态下能动员的力量（否则劳动力严重不足，无法长期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所以西周末期关中的兵力应该大大少于五万，而且还是分散在各地。从现存史料看，犬戎和申侯的军队直接就攻占镐京，没有外围作战，可见，他们要面对的只是镐京的城防兵力和直接护卫周王的警卫而已，撑死了不过1－2万人，在突然袭击＋里应外合的状态下，以一对一，有1－2万兵力就够了，这点兵力还是能拿出来的。
至于后来秦人从戎狄手中夺关中，其实也是经历了数十年的苦战，甚至还有君主战死的。那时秦人的兵力也是万人以下，打得如此艰苦也就顺理成章了。
家园 生物学上的规律？ 听说过这么个规律，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可问题在于面积如何计算？如何知道犬戎的领地有多大？周人的耕地面积有多大?周人难道就不吃肉、不养马？个人以为这样计算太粗陋。更何况死也不信人类种植业、畜牧业能低到和食草动物、食肉动物一个效率。
所谓六师建立于何时？伐纣时六师齐备？那又何苦要集结诸侯？更何况宣王之后，六师基本不存在了，犬戎攻镐京，周室基本无军队。
大约西周时车战比较盛行，可能战争还没有到寸土必争的程度，不大认可除常备军外还会有什么战争动员能力的说法。
- 复 生物学上的规律？
家园 能量传递效率的计算 现在可以做基本准确的计量，比如算出多少饲料可以让猪增加一斤肉，然后再用饲料和猪肉的热量进行折算。算出来的结果，能量（地球上生物利用的能量都是来自太阳，输入量基本是个定值）在食物链之间流动，大约有10％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说，在同等面积上种植物，比种草养食草动物，要多养活10倍的人口。
周人历史上就是一个农业居于主体的民族，牧业（特别是食草的大牲畜）所占份额非常小。这点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明。而且从遗留的历史记录看，周人祭祀使用大牲畜极少，即使是天子太牢，也只有三牲各一，和商朝动辄几十上百的使用根本无法相比。
另外关于面积，我的看法是：周人是以木石作为主要生产工具，活动区域局促于关中，受制于开发能力，开垦的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肯定大大低于后世；而草原民族正相反，草原上到处可以放牧，即使在关中地区，草原民族很可能也有分布（因为周人还是部族国家，非后来的领土国家，除了少数聚居地区外，其他地方无人据守）。直到后来西汉，司马迁记载，陕北地区基本还是以牧业为主。西周当然更是如此。
关于周丧六师，那是在周昭王时代南征的时候；后来厉王、宣王作战多次胜利，应是重建了六师（人数可能不如过去）。宣王后期，周军和姜戎战于千亩打败，损失的是“南国之师”，并非六师。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西周末期，王畿的兵力不足以对付里应外合的突然袭击，因为王畿兵力本来就少。
家园 【原创】引言三，有关春秋五霸的一些争论 “五霸”同“春秋”一样，也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历史名词。一提起春秋时期，人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春秋时期先后出现的五位霸主——春秋五霸。然而，这五位霸主具体所指都是何人，两千多年来却一直是众说纷纭，直到今天还是莫衷一是。关于五霸组成的说法有十数种之多，最流行的观点有两个：一种是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五位诸侯为春秋五霸；另一种是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春秋五霸。
那么，在关于五霸的问题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分歧呢？春秋五霸究竟应该是哪五位诸侯呢？
“春秋五霸”，这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的称呼，至迟在春秋中叶，“五霸”这一名词就已经被人提起了。据《左传》记载，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国在鞌地进行了一场大战——鞌之战。齐国在战争失败后，派出使臣宾媚人去向联军的主帅晋国郤克求和。战胜国晋国对战败国齐国提出了两条苛刻的条件：
“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
齐使宾媚人则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对晋国这种蛮横无礼的要求逐条驳斥：“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
然后，宾媚人引古讽今，说道：
“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伯霸二字相通，五伯即五霸）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
齐使宾媚人希望晋国以史为鉴，学习“四王”“五霸”的榜样，“勤而抚之，以役王命”，而不要斩尽杀绝。这段史料，就是典籍中关于“春秋五霸”的滥觞。不过，这段史料虽然提及了五霸，但是，“春秋五霸”到底都是哪五位霸主，宾媚人却没有具体地指出来。
在先秦典籍中，最早提到具体的“五霸”的是《墨子》和《荀子》。这两部书都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五人，为春秋五霸。
《墨子•所染第三》载：“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荀子•王霸》载：“……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先秦其他诸子书虽然也提起过“五霸”，但都是把五霸当作一个整体，笼统的说一说，而没有开列出具体的名单来。因此，我们如果图简便的话，就把《墨子》和《荀子》中列出的这五位君主作为春秋五霸，也是未尝不可的。
然而，问题出在了具体的时间上。“春秋五霸”是春秋中叶就已经有了的名词，而在《墨子》和《荀子》所给出的“五霸”中，却出现了春秋晚期的人。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是一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人物，春秋中叶的宾媚人是不可能知道以后会出现这么两大霸主的。还有，《荀》《墨》所说的另一个霸主楚庄王，也有问题。虽然楚庄王与郤克、宾媚人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是，当齐晋发生鞌之战的时候，楚庄王的霸业尚未最后实现，当时的楚庄王也不可能是天下所公认的霸主。所以，《墨》、《荀》所说的“五霸”，同宾媚人所说的“五霸”，根本就不可能相同。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两汉时期关于“五霸”的解释就越来越多了。在两汉人的著作中，以及两汉人给先秦典籍所作的注释中，出现多种不同的五霸说。东汉班固对以前的诸种说法作了一个总结，记录在其所著《白虎通义》中。我们翻开《白虎通•卷一•号篇》，关于“五霸”的说法，班固在《号篇》居然一口气就给我们列出了三个：
“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昔昆吾氏，霸于夏者也；大彭氏、豕韦氏，霸于殷者也；齐桓、晋文，霸于周者也。
“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之。非明王之张法。霸犹迫也，把也，迫胁诸侯，把持其政。《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时晋文之霸。《尚书》曰：‘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知秦穆之霸也。楚胜郑而不告，从而攻之，又令还师，而佚晋寇。围宋，宋因而与之平，引师而去。知楚庄之霸也。蔡侯无罪而拘于楚，吴有忧中国心，兴师伐楚，诸侯莫敢不至。知吴之霸也。
“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宋襄伐齐，纳齐桓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传》曰：‘虽文王之战不过是。’知其霸也。”
此外，还有人认为（如颜师古），吴国列入五霸的君主应该是在黄池耀武扬威的夫差，而不是阖闾。这样一来，名入五霸的就达到了十一人。我们把上述观点合并一下，名列五霸的君主就有：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共十一人。
那么，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位呢？关于春秋五霸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履虎尾个人以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所谓“五霸”，我们必须把他们理解为“春秋五霸”，这五个名额都应该给春秋时期的诸侯，否则就乱套了。春秋时期，强大诸侯的数量不少。而且，所谓强与弱都是相对的，在宾媚人时期以前，足够评选出五个强大的诸侯来。我们不应该用以后的标准来考察春秋前期的霸主，更不应该去春秋以前的夏代商代去寻找。如此一来，我们就把夏代商代的三人“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从五霸名单中排除掉，这样，剩下来的就是八个人了。
其次，中国古人对一些数字，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譬如古人常说的“三”和“五”。与“三”有关的名词不少，譬如“三皇”，“三王”，因为与本帖无关，暂且不提。关于“五”，这个数字更是得到了古人的钟情。譬如：五方、五季、五谷、五色、五音、五味、五行、五常、五帝、五德等等，不一而足。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可以互相对应，这些“五”的内容，也都可以一一相对应。例如，明明是一年之中只有春夏秋冬“四季”，但是，为了同其它的事务相对应，硬造出一个“仲夏”来，于是就变成了春夏仲夏秋冬“五季”。春秋时期的霸主，也要不多不少的设置了五位——“五霸”，同这种数字情结密切相关。在春秋中期，应该已经有了公认的五位霸主（尽管我们不知道具体都是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又不断有后起之秀出现，并且，这些后来霸主的霸业还超出了前人。怎么办呢？当时的人们可能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是保持原来的五霸不变再把新霸主加进去，称为“六霸”或者“七霸”，而是在加进去新霸主的同时，把旧有的霸业不及新人的那些过时霸主剔除掉，继续不多不少保持五位霸主，继续称之为“春秋五霸”。
第三，“春秋五霸”从表面上看，所指的应该是诸侯个人，但是，“五霸”更深刻的含义，是做为一个政权的代表，是某个具体的诸侯国的代表。因此，一个诸侯国在“五霸”中只能占据一个名额，不应该也不可能在一国之内评选两个，三个，甚至四位霸主来。清代有人认为，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等五位。呵呵，晋国一国之诸侯，居然有四人名列“五霸”，这显然是走了一个极端。因此，在本帖试评“春秋五霸”的时候，履虎尾准备把他们作为诸侯国政权的代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人”代表），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