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黄仁宇作品的文学价值超过史学价值。 -- 任爱杰
黄仁宇的书是史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他作品的文学价值超过史学价值。
黄仁宇最大的问题是他所处的国民党统治是一个节节败退的统治。而身处其中，他颇有“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无力感。对于共产党的成就，他是有一种酸葡萄的心理的。所以在他的史论中，处处可见这种无力感，而没有一种积极的精神。
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的腐败有目共睹。但是又未必赞同共产党。于是总想找出“第三条道路”来。黄仁宇受国民党教育多年，后来又留学西方，自然不能免俗。只不过他从研究历史出发，提出“数目字管理”这个口号，然后又为了自圆其说把共产党的成就说成是他的理论的实现而已。
如果仔细读他的书（尤其是《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可以发现他的“数目字管理”有立论却没有一点论证。也就是说，他虽然指出中国古代以道德治国，却没有定义和论证他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是泛泛的说“数目字管理”是现代国家的管理方法。也没有论证“数目字管理”的有效性。
所以，他的文章，当作散文性的历史随笔来读不错，当作严肃的历史研究却不行。
我常想，
以任兄大才，
何不考虑在河里设一专栏，
把以前的作品，和以后的原创专栏发表与斯？
如此，则是河友之幸也。
好意心领了。
不过我这人闲云野鹤，文章往往是有感而发。若是要我设一专栏，天天命题作文，就要了我的老命了。
有可读性。至于他严肃的学术论文，没有读过，相信不会这么随意。黄仁宇能做到美国高校的老师，到李约瑟那里做访学，想来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的。
黄仁宇的学术水平应该是反映在他在期刊上的作品，加大的教授不是随便能混来的。这几本书本就有普及的性质，而且普及并不一定就没水平，越是高手，反而越是能写得平易。后面几本虽然写得泛了一点，但万历十五年确是有水平的。而且作者本意也只是提供一个新思路新方法而已，不用作诛心之论计较得这么厉害嘛。
他是在纽约的一个大学任教的。没干几年，学校撤了系，他也就下岗了，饱暖无着，冬天连暖气都不敢开。刚好赶上万历一书出版，才算渡过难关。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
黄仁宇任教的大学是纽约州立纽普兹大学。黄仁宇在1979年夏天接到了解聘通知，教职将在1980年8月31日终止。表面的理由是学校财政困难，需要减员。实际的情况是黄仁宇所担任的课程，学生选修率低。与他同时被资遣的还有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很明显，解职的背后是文明的冲突。
从黄仁宇的被解职，其实可以看出美国其实已经日益在心理上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霸权，美国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是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的。当别的国家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的研究美国的每一个细节时，美国却对别国的细节毫不重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随便找一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来，问他美国的首都在哪里，大概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会给你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在美国作同样的实验，把问题改为中国的首都在哪里，大概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都会说不知道。
如果这个问题仅仅局限于小学生也就罢了。问题是领导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也有同样的毛病。例如小布什上台之后立即宣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结果有记者问他是否知道台湾的“总统”叫什么名字。小布什立刻抓耳挠腮，顾左右而言他了。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没有人知道世界大事。事实上，美国养了极多的智囊团，专门研究外国的情况。美国的《外交事务》等等刊物上也不乏明智冷静的分析判断。不过，智囊毕竟不是决策者。当决策者不具备理解和接受明智见解的水平时，再明智的见解也只能是对牛弹琴。
而智囊们的心态也并不都是开放的。很多智囊们还是用西方文明高人一等的态度来研究世界的。这在冷战结束后表现的尤为明显。那篇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和另一篇更有名的《文明的冲突》可谓其代表。然而这些言论显然更加符合统治精英和一般老百姓的胃口，从而成为主流。
当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沉醉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中的时候，“天朝无所不有”也就是最好的写照了吧。
一个小学校，不授或授不起东亚历史课程，很正常。黄被解聘，也很正常。他本人也没有你觉得委屈吧。
那篇文章我看过，我觉得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意思，没有什末进攻性，而且他觉得西方已经相对衰落了（当然这个论点对不对还不一定），不是要主动挑起冲突的意思。
亨廷顿一开篇就说他看到在美国的墨西哥人挥舞墨西哥国旗如何如何。然后逐步导出他的结论。
亨廷顿这类人是主张一元文化主义的。即在美国国内主张以新教为基础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文化，强迫其他文化同化在这一主流文化中。
对外，则完全否定出现一个全球性文明的可能性。并且倾向于否定不同文明间的互补，主张不同的文明必然要导致文明间的冲突。
在亨廷顿之流看来，西方文明无疑是最高的文明，因此无需任何补充。但是由于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呵呵，当然你在他的书里是绝对找不到这个词的），文明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历史发展的主线。而在冷战之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再次上升为主要矛盾。
如果把亨廷顿的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代换一下，也就是古代中国的所谓“夏”和“夷”的区别。江充作《徙戎论》是为了防止“夏”被“夷”所侵占。亨廷顿也是一样。对比一下两篇文章，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
问题是，如果抱着这种与人为敌心态研究世界，自然满目皆是敌人。文明的冲突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其他都很烂.
也许我刻薄了一点, 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象"万历15年"这样的书, 这辈子也算没白过了.
任兄的观点非常有见地。不过关于亨廷顿，小吏有一点补充。国内对亨氏其人多半持炮轰态度，盖因他那个惹祸的“文明冲突论”。其实从他的学术历程看，他提这个观点还是有点缘由的。首先，亨氏是一位政治学家而不是国际关系学者，他最大的学术成就在于它对于“政治发展”问题的理论贡献。所谓，“政治发展”在西方政治学界是有特指的，主要是研究不发达国家或非西方家的政治现状，讨论它们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民主的（当然是西方标准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些非西方国家里，政治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所以，亨氏是以研究非西方国家起家的，这比许多对第三世界一窍不通却喜欢胡说的西方学者已经强了很多了。据小吏所见（肯定不甚全面），亨氏在学术上的一个高峰是那本非常有名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这本书中，亨氏引人注目地指出评价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要看它的行政能力而不要光看民主不民主。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民主虽然不好，但自有其道理。而且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有时比一个软弱的民主政府对当地更有好处。这对西方学界自然是离经叛道，但可能很符合80年代后期国内思想界新权威主义流行的实际，所以这本书在中国被再版了很多次。确实如任兄所言，亨氏虽然研究非西方国家但骨子里自然还是认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因此在90年代初，面对苏东体制解体，国际社会上民主化风潮大行起道的现实，亨氏出版了他那本最为有名的《第三波》。（该书在国内有三联书店厚厚的一大本中译本，仅此可见90年代中国的思想自由程度已非往昔可比。）这本书以小吏所见，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毋宁为一个教导民主派如何夺权的行动手册。在书中，亨氏对西方民主在非西方国家胜利的喜悦溢于言表，虽然还没有象福山那样高兴到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但也预言西方民主必为普世价值。可90年代的国际现实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许多民主转型国家并没有顺利建立起高效廉洁的政府体制，更多为冷战所掩盖的冲突爆发出来，特别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回潮在国际上造成了许多流血纷争。亨氏所言“伊斯兰的边界到处淌着血”并非危言耸听。面对这种事实，亨氏自然要反思他在第三波理论中的乐观预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普世的民主价值观会在现实中遇到如此大的阻力。那么在早年就详细考察过非西方国家社会现实的亨廷顿此次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解释，那就是“文明的冲突”。阻碍民主的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政治势力而是人群思想深处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意识。所以，与其说文明冲突是亨氏为了挑起东西方的纷争，不如说是其本人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结果。至于其后的纷纷扰扰，恐怕就是亨氏本人也无法脱身其外了。
小吏以为亨氏属于那种思想活跃，很有创见的人物，但有时流于散漫。在《第三波》中他象开药方一样告诉民主派应该如何组织民众抗议，如何面对可能的镇压，甚至夺权后应不应该和以前的独裁者算历史旧账都说的详详细细，这就不象学者的风格了。关于“文明冲突论”本来是一片长文，但真正出版时里面就加上了许多杂七杂八的议论。他甚至在书中以相当细腻的笔调设想了一场未来以文明划界的世界大战，和科幻小说有得一比，最终甚至出现了描述“八国联军”（当然是西方文明国家的民主联军）胜利后开进天安门的文字，实在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