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半【原创】：中国真的到了劳动力紧缺的时候吗？ -- 副将
中国真的到了劳动力紧缺的时候吗？我从来就不认同这一观点！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紧缺，不能视为中国真的到了劳力紧张的时候。却不说每年有多少大学生毕业就失业，就连普通的工人的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如果就业真的很轻松，工人们会去当这样的煤矿工人吗？
请看一篇报道。请看完，谢谢！
湖南40多名大学生通过矿场实地调查，作出《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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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高度赞扬大学生的调查行为，政协委员呼吁关注调查报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作批示
本报记者 周斌
“李毅中局长给我们的报告作了批示！”曹渝兴奋地叫道。
调查员们一片欢呼。
2007年3月24日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信访办工作人员给曹渝打来电话：“我们在新华网上看到了同学们的调查报告，李毅中局长已收到并作了具体批示，要求相关部门阅研……”
2005年3月，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曹渝和周舟，开始了“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课题的调查；调查历时1年半，队伍扩充到40多名学生，走访湖南30多个煤矿，3下矿井，调查500多名矿工后，作出《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一文。
亲身体验 3下矿井
开始课题调查后，进到矿井里面看看的念头，在曹渝心中生根发芽。
2006年4月，在浏阳调查时，曹渝和调查员刘高二人，偷偷跑到一处私人小煤窑里“实践”。
刘高在井口“望风”，曹渝穿上从附近农民家借来的雨鞋，弯下腰，摸索着走进矿井。
井口有少量的积水，脚下是湿滑的稀泥，一步一脚印地走进去，曹渝只感觉脚盘的吸力越来越大；不小心碰到周围的墙壁，上面的泥巴纷纷下落；支撑井顶的杂木，已长出青苔。
下到30多米处，脚已陷入稀泥近20厘米，行走困难。“到处是粘糊糊的，好像在毛毛虫肚子里。”曹渝形容当时的环境。
在巷道中，一扇紧闭的门挡住了他的去路。
一个月后，宁乡某煤矿，在一名安检员的带领下，曹渝再下矿井。国有煤矿矿井1米8多的高度让他不需要再弯下腰，而井顶用钢架支撑也让曹渝的安全感倍增。
“但很多矿工会选择安全设施较差甚至毫无保障的私人小煤窑———为求生计，多挣点钱。”曹渝说。
这次，他下到300多米处，因“一线”有领导而折回。
不亲眼见证矿工如何工作，曹渝并不死心。2006年7月，在父亲和熟人的带领下，他下到常德某国有煤矿800米处。一进一出3个小时，曹渝直呼吃不消：“距离太远了，七拐八拐的，腿都疼了；矿工还得在里面工作8小时，我要去做矿工，非崩溃不可！”
出矿后，曹渝在家整整休息了2天才恢复体力。
循序渐进 积累经验
“在电影院里是否会心慌？坐在飞驰的车上是否感到恐惧……”第一次去矿场调查，周舟拿着一份国外著名心理问卷，问常德某矿场的矿工。
矿工们迷惑地盯着周舟，不知所以。一个矿工小心翼翼地问道：“什么是电影院？”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员们遇到了种种困难：调查被矿主及其手下阻挠；国外调查问卷脱离我国矿工生活、工作现实；矿工不愿接受调查等。
“你家里有几口人？你读过几年书？你在矿场工作时是否负过伤……”调查人员迅速改变了提问方式。
“矿工们拘束地站着，不断地望着身旁的矿主，断断续续地回答，闪烁其词。”周舟发现，跟矿主事先约好后再调查，通常得不到有效问卷。
“你们大学生作调查报告，完成老师任务，还是可以的；但有些东西搞出去后就不好说了，我们也不希望把你们怎么样。”一位矿主对周舟说，但这还是她所遇到的最“礼貌”的矿主。
避开矿主，调查员从矿场最基层的领导“下手”———他们也想了解矿工情况，由基层领导给矿工做工作；加上香烟+槟榔的“外交”方式，调查员迅速与一些矿工拉近了距离。
但不好“对付”的矿工也很多。调查员曹敏常用的手段是“一路跟随”。
从矿工家到其上班路上，从矿工等待开工前到收工洗澡时，从矿工不耐烦地说“我没空，我不想”到“好好好，我接受”。
但“调查结束后，一定会坐第二天凌晨最早的班车离开”。周舟说，为了保证安全。
要是记者 就打死你
“同学，这东西很少见，让我看看啊。”2006年3月底，在宁乡某矿场，一个穿着矿工服的人指着曹渝胸口的照相机说。
曹渝递过相机，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相机里的照片已被对方一删而净。
他是矿主！曹渝一惊。赶紧解释说：“我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我们是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曹渝显示了胸口戴的校徽，并拿出校方介绍信。
“校徽和介绍信，是我们进入矿区，接近矿工的两大法宝。”曹渝说带着“两大法宝”是为告诉矿主和管理层领导：我们不是来揭黑和曝光的，别难为我们。
但事实上，学生的身份并未让曹渝他们一路畅通无阻。
“当看到陌生人，矿主们大多带着警觉的目光；如果陌生人还带着相机，矿主们通常会惊恐和不安，甚至暴躁。”曹渝一共调查过30多个煤矿，被矿主、管理层推搡出矿区的不下8次。
“要是记者，就打死你！”这位矿主恶狠狠地瞪着曹渝，不愿交还相机，并把曹渝和一同调查的周舟推进值班室。
“你们这班今天都别干活了！”矿主对领班吼道———因为一些矿工与曹渝接触过，导致一个班的矿工当天无法工作。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想赶紧逃跑。”周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旧后怕。
局面僵持了近2个小时后，在矿主因他事离开间隙，一个与曹渝早有接触的矿工唯恐形势对他们不利，让工友用摩托车把曹渝和周舟带出了矿场。
出矿场后，曹渝怕矿主追来报复，和周舟两人一路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同学家中。
一路上，两人默不做声。那天的恐惧，是他们之前未曾经历过的。
可第二天，为了采集样本，他们又返回宁乡。
做地狱事 吃天堂饭
一个30多岁的矿工推着自行车走出常德某矿场，门口一块废弃的圆柱木块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停下，弯腰抱起，但木块的重量出乎他的预料；他搓了搓手，用力吸了口气，抱起，木块在半空中随着他的身体晃悠了两下，他不得不再一次松手。
调查员刘高跑过去帮忙，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木块只有二三十斤，“轻”到他可以单独抱起，放到矿工自行车后座上。
矿工连声道谢，刘高趁机要求他做一份调查问卷，“没想到，他骑上自行车就跑了。”
对于该矿工“临阵脱逃”，刘高表示充分理解：“矿工8小时井下工作，实在太累了；工作结束后，他们回家的心情是极为迫切的。”
“做地狱的事，吃天堂的饭。”刘高说这是矿工间的一句行话，“有的煤矿从半山腰斜插进去2000—3000米，真犹如到了黄泉；进出矿井的巨大心理落差，家自然成了矿工的天堂。”
8点-16点、16点-24点、24点-8点，矿工三班倒让井下的挖煤工作24小时进行，调查员们不被允许到一线观察矿工的工作，所能看到的是他们相同的表情：进矿前有说有笑，出矿后没有人再愿意说话。
“除了眼睛，其他地方都是黑的！”调查员刘高描述从矿井出来的矿工时说，一次调查至晚上11点，刘高不小心踩到浴场外矿工洗澡水流成的小沟中，煤浆竟然深到淹没了他的膝盖。
“但只要能依靠挖煤这份工作，使自己和家人经济上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矿工们就已知足，甚至很少去考虑到自身安全。”刘高说。
各方关注 官方表态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郝如玉开博客与网民交流，曹渝在其博客上留言呼吁关注煤矿工人心理和安全，在看到学生们的调查报告后，郝如玉在自己的新华博客上发表了《大学生冒险下煤矿探秘矿难》一文，并高度评价了曹渝等人的行为。
随后，新华网、《北京青年报》、《三湘都市报》等媒体作出相关报道。
在政协委员和媒体的关注支持下，调查报告得到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重视和回应，国家安监局信访办工作人员告诉曹渝：“这篇调查报告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双方就矿工心理安全问题进行了半小时的电话交流，该工作人员表示，调查报告现已转发至国家安监局相关部门和湖南煤矿生产监察局进行研究。
3月27日，曹渝到宁乡一些矿场进行回访，把之前拍的照片送给矿工，并告诉他们：“你们的心声反映上去了，有关部门已经关注，政府正在行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回信
曹渝 周舟 文迪 毛雪峰 陶嫦娥等五位同学：
您们好！
您们寄给李毅中同志的信及《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调研报告已收悉。毅中同志阅后非常重视，并批示，请国家安监总局政法及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研究等部门阅研。要回复，感谢湖南师范大学五位同学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关心和努力，感谢学校、老师对同学们的教育。
曹渝等五位同学的报告，透射出热血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同情心、报国志。您们在学校刻苦求知，时时还在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努力追寻问题的答案。不难看出，您们在统领着新时代科学发展的力量，体现着社会和谐的新的精神风貌。
曹渝等五位同学的报告，从对煤矿工人安全感的因素着手，重点从井下矿工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的个体因素等方面涉及到的诸多因子开展调查，得出的是，经济收入对煤矿工人安全感有较大影响；工作环境(噪音、粉尘等)对工人心理稳定的威迫影响的结论。
曹渝等五位同学的报告，对矿工的个体访谈调查，以现场写实的方式，真实地反映了煤矿工人的井下劳作、奉献的精神，内心感受、困惑与期望，安全知识现状、匮乏与渴求。
曹渝等五位同学的报告，提出了建立“矿难三级防控体系”的建议，从指导思想、制度建设和措施实施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具有实际操作性。
曹渝等五位同学独尊校风、奋排艰难，不懈努力，经过两年多走访三十多个矿，三次到井下调查了五百多名矿工写出的调查报告，将对有关部门研究相关政策、法规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曹渝等五位同学：煤矿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还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实践中全面认识安全生产的本质，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更多的课题，展开调研，为我国的安全生产提供更多更有参考价值的报告。
谢谢！
顺祝五位同学学习进步，校园生活愉快！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07年3月26日
http://finance.ce.cn/macro/gdxw/200703/20/t20070320_10753547.shtml
编者按：
春节刚过，又到找工时。尽管仍有大批外来工涌向珠三角，但数量已经在逐步减少，尤其是今年春节后，外来务工人员缺口明显在增大，广州、东莞等地一些工厂出现了招不到工人无法开工的情况。相反，上海等长三角城市的外来务工者却在逐步增加。
昔日的“淘金天堂”珠三角缘何失去招工优势呢？春节一过，时报特派记者兵分多路走访劳务输出源头安徽，同时走进长三角、珠三角的用工核心地带去寻找个中原因。
“我们的招工广告在门口摆了一个星期了，没有一个人进来。没办法，老板只能自己开着车出去招工了。”—— 广州一家工厂的工人
“以前我们天天找各个工厂的人事经理介绍人进去，现在各个工厂的人事经理天天都找我们要人。” ——东莞智通人才连锁有限公司长安分部营运经理刘云飞
佛山去年春季对183家企业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每年流失的一线工人有28450人，流失人数占员工总人数的27%。——佛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相关统计
广州 300米路200企业摆摊抢人
位于海珠区的瑞宝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可就是这个城中村里，竟聚集了上千家制衣厂，辖内的流动人口高达5万多人。
日前，记者来到海珠区瑞宝村，街边的招聘广告让人目不暇接。工厂门口、墙壁上到处都贴着红纸黑字的招工广告，就连街道的公益宣传橱窗中，也被厂家的招人纸片填满。其中一家名为志×钉珠厂的广告最有特色，除了招工信息外，这家厂子还承诺“带人到本厂做事者，可提成200元一位，本广告长期有效”。在招聘广告的下面，还印着一排该厂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有意者可以把它撕下带走。
记者沿路打探过去，没有发现不缺工人的工厂。当记者来到一家名为鸿×的制衣厂时，发现这家拥有30多台机器的制衣加工厂中，超过一半的机器都没有开工。“现在老板还在外面招人，要是招不到人，这些机器就都没法开工。”带班的一名大姐告诉记者，这家制衣厂原本有40多个人，可一到过年，就回去了30多个，到现在只回来8个人。“我们的招工广告在门口摆了一个星期了，没有一个人进来。没办法，老板只能自己开着车出去招工了。”
与工厂的冷清相比，瑞宝村内河涌旁边的人行道上可算得上是热闹非凡。在这条人行道上挤满了招工的厂家，他们都在身边摆着红纸黑字写的招工广告，而且在招工广告上，月薪多少、单件如何计算都写得一目了然。除了工资待遇以外，不少厂家还将工厂厂房和食堂、宿舍的实景照片印在彩色宣传单上，更有甚者，还特地带上自己的产品到现场向农民工介绍工作的具体内容及薪酬计算方法。
记者数了一下，在这条不足300米的人行道上，居然挤着237家招工的厂家，而旁边狭窄的马路上还停满了来招工的车辆。在不少车主还在车窗玻璃上贴着广告：“招聘车工10人，过年回家车费报销，往返工厂专车接送”。
据了解，这里的制衣厂急招的工人包括纸样师傅、裁床、车工等，其中车工的缺口最大。几乎每家都缺10个以上，这么算来单这237家工厂就缺车工2000人以上。据了解，像瑞宝村这样自发形成的“招工一条街”，在白云、增城、花都等地方还有很多。
佛山 家具厂汽车站外现场招工
佛山的缺工情况同样严峻。正月十四，记者看到，佛山几家制衣城仍迟迟没有开工，原因是没有招到足够的工人。为解燃眉之急，这些厂家除了在门口摆出大红的招聘启事，还加派人手到附近的公告栏张贴招聘广告，“但几天来前来应聘的人还是不多”。
在顺德汽车站，刚出站就看到几家家具厂在汽车站门口打出了“现场招工”的启事。据一名来自龙江镇某家具厂的人事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厂春节后开工需要100多人，但至今仍有30多人的缺口，考虑到汽车站、火车站的人流量大，返乡的民工都将经过此地，所以来这里现场招工。
而在顺德容桂镇的一些小家电生产厂，记者还看到工厂门口贴着的招聘启事上打出了“正月初八前进厂发年终奖200元，正月十五前进厂发100元”的待遇，有几个看似来找工作的人看了看后，脚步还是没有迈进工厂。
据佛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统计表明，招工单位普遍反映一线工人难招，一线工人流动性大，数量不足。据去年春季对该市183家企业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每年流失的一线工人有28450人，流失人数占员工总人数的27%，规模小的企业一线工人流失率更大。
东莞 4万职位只等到近两万求职者
东莞，作为珠三角地区著名的国际制造业名城，同样遭遇了招工难题。春节过后，记者在东莞发现，这里民工短缺的形势的确不容乐观。在被誉为五金模具和电子产品重镇的东莞市长安镇，刚从
与以往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不同，这里丝毫没有让人感觉到拥挤。而在各家企业招聘的职位上来看，普工的需求量是最大的。东莞上川电子制品厂是一家日资企业，专门为索尼公司生产电子微型马达和塑胶玩具的，半天过去了，他们收到的求职意向几乎都是来招聘文员的，而工厂大量需求的普工却几乎无人问津。据该厂的人事部负责人介绍，过年后工厂普通工人的缺口在30%以上，他们的薪金水平在同行业里算是高的了，但为什么招不到人，他们也搞不懂。
在东莞市新科电子公司的摊位上，该公司人事部的谭必成对记者坦言，该厂生产的硬盘磁头占全球销量份额35%，对普通工人的需求量在10000名以上，而从大年初五开工以来，虽然一直都在招工，但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几千人在干活。
据长安镇两家人才市场的负责人介绍，这一天两场招聘会提供的职位超过了4万个，但当天每家的求职人数都在8000人左右。对东莞日渐恶化的招工难问题，东莞智通人才连锁有限公司长安分部营运经理刘云飞是深有感触：“几年前，我们天天都找各个工厂的人事经理介绍人，现在各个工厂的人事经理天天都找我们要人，而且一要就是成百上千，我们上哪找这么多人！”
http://www.southcn.com/finance/nfcm/nanfangzm/200608170777.htm
■编者按：一个拥有1.5亿富余农民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缺少劳动力？不可能
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前年发端于珠三角的民工荒，现在已蔓延至作为大量劳动
输出地的中部大省，并逐渐演变为更大范围的民工荒。
被称为世界制造工厂的中国正面临着民工短缺的窘境，这不仅将影响企业
的竞争力甚至生存，还将带动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经历痛苦的嬗变。同时，对
地方而言，是否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也渐渐成为吸引投资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在
未来10年里，民工短缺将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考验。本组报道旨在从政府
、企业、专家、农民工以及产业转移等多个视角来解读民工荒现象的成因和影响。
内地大省的新烦恼
今年7月，江西省信丰县。
当地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现在手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工人”。这不，
他刚刚幸运地在贵州贵阳市招到了一批工人，这批工人将在8月份陆续抵达信
丰。
信丰隶属于江西赣州市。赣州市是江西最大的劳务输出市，每年输出打
工者113万人次。其中，拥有73万人口的信丰县每年就输出将近20万人，这些
打工者大多前往只有4个小时车程的广东。
两年前，作为就业局局长，王栋要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将信丰的剩余劳动
力转移出去。早在1993年，信丰县就为此在番禺和广州市设立了两个劳务输
出办公室。
但到了2004年，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那里的企业纷纷把工厂搬迁到
信丰县。据统计，信丰县当年实际引进内资15.3亿元，其中七成以上来自珠
三角地区。这些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
大批企业的涌入将“民工荒”也传染给了信丰县。王栋的工作内容完全变
了，他不仅要说服外地的信丰民工回家就业，还不得不成立外出招工小组，
远赴广西、贵州，寻找当地的剩余劳动力。
从珠三角搬到信丰县的企业们现在感到有点意外。他们原以为到了信丰
，就等于掉到了民工堆里，但后来发现，这里的民工也少。
中豪针织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从东莞搬来的港资企业。“当初投资建厂
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没想到招不到工人。”这家公司的信丰分
厂厂长曾纪文说。这家分厂本来设想招1300名工人，但至今只招到了500人。
曾纪文为此跑到信丰县各个乡镇招聘工人，但他转了一圈后发现，村庄
里根本就没有他需要的工人。
不仅信丰县如此，整个赣州市亦如此。在2004年，赣州市招商局的官员
就发现，在外来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耳边不时传来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抱怨
声。
“更多的企业给市委市政府领导打电话、写信，反映招工问题。”赣州市
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就业科科长卓喜贵说。
于是，赣州不得不成立了由外经贸局、招商局、劳动就业局等单位负责
人组成的“市委招工难问题调研组”。据调研组统计，2004年赣州市8个县（市
、区）中，各类招商引资企业共3000多家，约60％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招
工难问题，用工需求总量为20多万人，缺工达3万多人。
而每年有500万外出打工人口的江西省全省情况也不乐观，该省约有30％
的企业在招工中存在各种问题，工业园区则整体招工不足。去年，从江西省
劳动厅对全省工业园区用工摸底情况看，全省工业园缺工大约16万人，约占
工业园区用工总数的20％。
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全省农村劳动力中，在省外打工的超过了80％。
和江西省一样，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纷纷向内地迁移时，安徽、湖南、
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也相继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
据安徽省劳动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马鞍山市今年预计需要近10万劳动
力，目前缺口达4万多人；合肥市技工缺口比重很大；芜湖市用工缺口10万
人。这些城市恰恰是东部沿海企业内地转移过程中所青睐的城市。
［关键数据：投资快速增长的中部地区：据发改委公布数据，2006年上
半年，全国投资增长前三甲为吉林、安徽、河南，而在投资增速前十名中，
80％是中西部省份。］
2004年是转折点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之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
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根据推算，2003年底，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应该还有
7000多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说。他从2004年以来，一直
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民工供给量的变化。
但不幸的是，不久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据浙江省就业管理
服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全省52个市、县（区）劳动力缺口为29
万多人。而浙江每年900万劳动力主要靠江西、安徽等附近省份输入。
随着企业纷纷向中部地区搬迁，江西、安徽、湖南等省份的民工荒现象
也陆续出现。
民工荒在各地频繁出现，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民工数量是绝对短
缺还是结构民工荒在各地频繁出现，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民工数量是
绝对短缺还是结构性短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领导的一个课题组，不
久前完成了一个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证明了2004年是个重
要的转折点 ——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
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
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
对减少。
赣州市沙石针织公司的女工大都是从广东回流的。黄小伟／图
蔡窻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是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以
1975年为界，前一个十年的出生人口比后一个十年要多出5000多万人。后
一个十年比后后一个十年又多5000万。
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
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
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大量劳动力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
是高储蓄率，使企业发展的资本供给得到保障。
而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
2002年，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20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
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与此同时，企业的用工需求却在持续增长。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
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
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而劳动力仅增加5％。
此外，农业税全面取消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
留在家乡转入第三产业，更拉大了制造业的劳动力缺口。
［关键数据：不再有的人口红利：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中国的妇
女生育率逐渐降低，由1965年－1970年的平均6.1降至1996－ 2000年的
平均1.6。]
农民工的选择
刘小山，18岁，老实内向，已经在广东有过两年打工经历，是不折不扣
的熟练工。他正是企业们想找的人。
现在，他已回到家乡———江西信丰县，成为中豪针织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
“我看这家工厂管理比较规范，还能经常回家。”刘小山解释自己为什么从广
东回来。
他完全符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标准：18岁到25岁之间，已有工作经
验，不用培训就能直接上岗。如果是女工，老板们更是求之不得。“因为女
工在企业管理上更加方便。”刘小山的老板曾纪文说。在他的工厂里，女工
就占到全体员工的60％。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在研究中发现，在服装、玩具、制鞋
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企中，35岁以下职工在全部职工中的比重高达90％左
右。“年轻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他说。
“有的企业甚至要求100％的女工，即使工作岗位男工也能胜任。”信丰县
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在谈到自己几年前去广东推销工人的经历时说，“企业更
愿意招收女工，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厂容更好看一点。”
但即使企业老板有幸让车间里塞满19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面孔，他们依
然会发现，这一代民工已经不同于上一代民工。
18岁的刘小山喜欢在不加班的时候去网吧或者看书。最近他看的是一本
如何创业的书。“我不会一直打工的，现在是培养自己。”他说。他的一位朋
友刚刚从中豪离开，仅仅是因为想休息一段时间。
信丰县另一家港资企业———协力制衣厂厂长施箩仔表示，自己无法理解这
一代人。“我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怎么了，给父母一打电话说声辛苦，父母就
让他回家。”他说。1998年，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的施箩仔初中毕业就出去打
工，“一年都洗凉水，拼命工作，就是为了多挣钱。”
“我们那一代和这一代有天壤之别。”施箩仔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建进对此也表示认同，他在去一家
企业调研时发现，年轻的打工者不愿意住企业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宁愿花
钱在外面租房子，原因仅仅是集体宿舍的管理太死板。
浙江温岭市劳动就业处主任江晓龙前不久在安徽一家技术学校为本地企
业招聘了19位年轻的工人，但是一个月后，19人全部离开了，没有一个留下。
“他们的流动性之高令人意外。”他说。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林平、副教授万向东在去年7月完成了一份关于
珠三角和长三角民工荒问题的研究报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民工流动性高
的原因是企业工资福利、基本保障不好。但这种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在爆发民
工荒。
但事实上，很多企业在积极改善民工待遇之后，仍然发现民工流失的现
象。在广东鹤山建厂的一位台商抱怨说，他给工人提高了工资，为夫妻提供
60平方米左右的夫妻房，替民工的孩子交纳在当地上学的学费，甚至允许民
工的父母前来同住，以照顾孩子。工的孩子交纳在当地上学的学费，甚至允
许民工的父母前来同住，以照顾孩子。但他还是惊诧地发现，几年后，这些
民工仍然选择了离开、回家。
原因很简单，这些民工早就意识到，40岁以后，企业将不需要这样的员
工。所以他们在40岁前需要迅速积累一笔财富，然后回家创业。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5年1月在广东一次民工调查中，“希望挣够了钱
，将来回乡做生意”的比例高达74.7％。
但换个角度思考，民工为了尽快在40岁前挣到一笔钱回家，自然会选择
去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工作。因此，在民工短缺的背景下，企业只有提
高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尽管不能长期留住老员工，但也会不断吸引新员工
进来。
［关键数据：越来越少的年轻民工：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
2004年，26岁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了453万，比2003年381万的增加量还要高
出72万。而25岁以下民工比上年减少了20万，与2003年530万的增长量相比，
相差550万。2004年，25岁以下民工数量出现首次下跌。］
政府出面争抢民工
无论是内地省份，还是沿海发达省份，现在政府的一件大事都是在寻
找民工。
江西赣州市政府给下属各级政府都摊派了为本地企业招工的任务，多数
乡镇政府的江西赣州市政府给下属各级政府都摊派了为本地企业招工的任务
，多数乡镇政府的任务是30－50人，指标能否完成，是评价领导官员是否称
职的重要指标。
“在某种意义上，招工比招商更重要，有了劳动力，还怕企业不来？”信
丰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说。
在过去两年里，每逢春节期间，赣州许多回家过节的外出打工者都会受
到政府邀请，免费坐着劳动部门提供的豪华大巴去看厂———先看厂里的环境，
感到满意就留下来。当地电视台滚动播放着“就业在家乡”的公益广告。
赣州市还从2004年9月开始实施“公民职业化、农民知识化”工程，就是针
对本地工业园区企业的用工需求，政府出钱，对本地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
然后送到企业中去，解决用工难的问题。
在一年多的时间，赣州全市通过此种方式已经培训了30多万人，并要求
60％的培训者留在本地工业园区就业。
在信丰县，政府每年拿出600万元作为培训资金，把各个乡镇召集上来的
劳动力送到缺工的工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在一个月培训期内，政府给
每人补贴 400元，其中270元工资，100元的伙食补贴，还有30元是管理费用。
培训结束后，直接在企业上岗，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
但培训结束后，企业发现，这些培训者很快就离开了，又前往广东打工。
政府不得培训结束后，企业发现，这些培训者很快就离开了，又前往广东打工
。政府不得不去替企业再招一批。
于是信丰县政府又改变招工政策，从政府出资培训改为政府实行招工奖
励。新政策规定，推荐一个工人在企业工作满一个月，继续留在企业的，奖
励介绍单位或者工人80元，工作满三个月，继续留在企业，再奖励推荐方70元。
和王栋一样，中国不少地方劳动局的官员也开始干起自己以前并不熟悉
的工作。浙江省宁波市就曾远赴湘西，去招那些土家族、苗族姑娘们来本地
服装企业工作。
在距离宁波3小时车程的浙江温岭市，当地劳动局副局长李玉友和就业处
主任江晓龙今年也赶赴湖北恩施县，试图从这个劳务输出地招聘一批工人，
以解决本地企业缺工的燃眉之急。
但结果很令人失望。尽管当地政府很配合，提前把招工通知公布下去，
但是他们发现，“该出去的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出不去的。”江晓龙说。
而在2004年之前，江晓龙的工作职责是如何安排汹涌而来的外地民工。
温岭是浙江制鞋业的产业集群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注塑、浇注皮鞋生产基
地之一。该市拥有6万多家有雇工行为的企业，每年接纳40多万外来民工。
但从2004年开始，这个数字就以每年20％的速度递减。今年年初，温岭空
缺5万个劳动岗位，其中鞋企就占3万个。
江晓龙在湖北招工时发现，更多的打工者宁愿留在本地就业，而不愿
意来温岭，但如果把工厂迁往内地又不可行。在温岭，制鞋业的产业链非
常完善，如果把工厂迁到内地，产业链不能配套，物流成本将随之上升。
面对东南亚，印度的竞争，企业依然很难发展。
【附录：
教育部2006年公告：全国小学生3年锐减1300万
http://education.163.com/06/0705/09/2L8OHV7400291MUF.html】
中国社科院访谈:人口红利到2013年结束.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60817/15272831699.shtml
蔡昉：当时我也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和户籍制度有关，因为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中西部的农村，需求是东部沿海外向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空间的不统一，可能导致劳动力需求变化在供给上不能及时地反映。现在我认为这样的原因仍然存在，但民工荒从珠三角地区扩张到长三角地区，再到很多内地原本是劳动力输出的地区。无论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县城，都出现民工荒，而且不仅仅是技工荒，就说明普通劳动力也是不足的。
我们看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将越来越慢，直到2013年左右达到零，我们发现这个供给是逐年减少的，尤其是16岁到25岁的年轻劳动力。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供求关系出现拐点。由此可以判断，劳动力短缺呈现出一个全局性特点，劳动力整体供给不足。
记者：刚才你说劳动力供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蔡昉：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对劳动力需求也越来越大；另一个就是人口结构在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从1980年以来，降低了生育率。那时候生育下来的人，现在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批人少了，以后还会少，但是进入老年的人口却多了起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就影响了劳动力的总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