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北军将领选录 -- 阿_康

东北军骁将――白凤翔

张恺新 [《东北军将领录》]

白凤翔 中将 （1897――1942）。 河北围场人。1897年生。幼时家境贫寒，终日不得温饱。十五岁即替人赶牲口糊口。后因生活所迫，落草为匪。自称“白三阎王竿”称霸一方。1928年初，率部投奔奉军，驻防在围场一带。东北易帜后，因其队伍人数颇多，被张学良改编为东北军骑兵第六旅，白凤翔任少将旅长，驻防通辽。1929年夏秋之际，白率部参加了“中东路”防俄战役，因作战骁勇，荣立战功。1930年9月率部入关调停中原大战。1931年初部队驻防榆关（山海关），同年7月参加了讨伐石友三战事。1933年2月任骑六师师长，三名团长均由其热河同乡（白家乡旧属热河）担任。1934年白凤翔参加蒋介石举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受训学习。1935年7月，东北军骑兵军成立后，任骑六师中将师长，驻防在甘肃庆阳一带。所部不愿“剿共”，士气低落。白凤翔本人思想进步，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下，愿与红军交往，甚至将该师与红军结为友军。白为人忠介耿直，加上早年为匪，胆量过人，枪法很好，几乎百发百中，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虎将。1936年12月8日，张学良打电报通知正在甘肃固原的白凤翔及部下团长刘桂五来西安，做扣蒋的准备。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军虽将领众多，但能有胆识、魄力和好枪法来执行捉蒋行动则需优中选优，白凤翔是最佳人选。但刘桂五未见过蒋介石，张学良遂于12月9日以刘桂五即将去热河打游击为名，带白、刘二人去临潼面见蒋介石，借机观察蒋介石的住所地形。12月12日凌晨2时，白、刘在西安金家巷与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部队会合（白、刘是捉蒋指挥官，但二人未带部队），向临潼蒋驻地进发。4时多，捉蒋部队到达华清池。白凤翔亲自指挥捉蒋直至当日上午8时许蒋介石被找到。捉蒋任务完成后，张学良对所用参与者论功行赏，奖白凤翔奖金万余元，并准备提升白凤翔为骑兵军军长，后因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而未实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白凤翔失去兵权，任挂名的中将高参。白一气之下辞官隐居北平。“七七事变”爆发后，白凤翔出于抗日义愤，变卖家产，开着小汽车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重返前线、杀敌报国。蒋介石因记旧仇，未予接见。后经人疏通，才委任白凤翔为热河抗日先遣军司令，但未拨给一兵一卒。白凤翔抗日心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收拢旧部、组建部队，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曾转赠他一部电台，彭德怀亲自接见过白部的代表。1940年初，率部开赴察哈尔、绥远作战，所部归傅作义、马占山统一指挥。到1941年，先遣军已发展到了五个师，打了不少漂亮仗，对日伪军威胁很大。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围剿先遣军，在日军的重重进攻下，白凤翔部苦战两个多月，仍未突出重围，眼看弹尽粮绝，白凤翔本人亦在绥远固阳战斗中腹部受伤。。为保存抗日实力，白凤翔请示蒋介石，暂降日军，以待伺机反正。1942年，白凤翔召集亲信准备反正，当时白身患重病，但他对部下说：“不要因为我有病推迟反正日期，一切照原计划进行。”可惜这支队伍良莠不齐，致使走漏风声，反正计划为日军所察觉。日军派医生借口给白凤翔看病，打毒针害死了这位抗日有功的战将。先遣军在失去总指挥的情况下，仍有三个师按原计划反正，由于仓促起事，白的尸体被遗弃在路旁。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对白将军的亲属给予了关怀，对白凤翔的爱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东北名人：何柱国将军

生平简介

1987年旧历10月28日，何柱国将军出生于广西容县。1910年随二哥去广州，在激烈爱国的二哥的影响下，分别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堂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升入保定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毕业后被保送去日本留学，入日本建军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骑兵科攻读。在此期间即深深体会日本亡我之心不死，遂立誓保疆卫国，为中华民族争生存。

1919年秋，何柱国毕业回国，时值国内风云动荡，先受聘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2年7月去东北投奔奉军，从此 与东北结下不解之缘。何在其回忆录中诉说其理由是：“在日留学期间，深知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已蓄谋侵略中国，朝鲜已沦为其殖民地，东北也危在旦，要想救国御敌，必先保卫东北；我是学骑兵的，东北地旷人稀，正可以发挥所长；三因当时的北洋军阀都热衷于用行武出身的军官来领兵打仗，独奉军与众不同，很多出身于学生的军官，可直接带兵打仗。”

此后何柱国将军在东北军的的大事及历次升迁情况：

1922年至东北讲武堂任教官，因工作认真负责，博得好评。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得力干部之一。次年升任中校第三队队长。

1924年，升任张学良统帅的一、三联军上校作战科主任参谋，负责制定了第二次直奉大战迎击吴佩孚的作战计划，奉军胜利后，提升为127团团长。

1925年冬，率骑兵王永清团奇袭白旗堡，生擒郭松龄。

1926年春，滦河之役，胜，获三等文虎章。

1927年初，随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沿京汉路南下，击败吴佩孚，4月间升任37旅少将旅长，兼开封警备司令，5月，被北京政府升为陆军少将，23师师长。

1928年4月，与冯玉详部作战，胜，被任命为中将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后，率东北军步兵独立第9旅（原23师）驻防山海关。

1932年兼任临榆警备司令。

1933年初，在山海关浴血奋战，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后国民政府升任其为57军军长。

1934年在张学良下野归国后，受命剿共。

1935年7月受张命改编骑兵师，整编为骑兵军，下辖五个师。

西安事变前后，作为张学良身边最重要和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之一，何柱国目睹亲历了张学良由一个法西斯的信徒转而几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由剿共到秘密联共到西安事变到事变善后解决的整个过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何柱国将军即向当局请缨杀敌。抗战八年，驰骋疆场，转战陕晋豫皖各地，与八路军新四军精诚合作，重创顽敌，屡建奇功。1944年，已升为第十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兼临泉指挥所主任，并兼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此期间他曾两次访问延安。

但厄运却在抗战胜利后的狂欢尚未结束的时刻就来临了。在最先接收东北的布署中，何柱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营参谋长。却在出席了一次官方的宴会后突然双目失明，遍求名医而未果。从此便在黑暗中渡过余年。让人扼腕！此事至今是一个谜。

何柱国将军失明后，定居杭州。此时内战遍及全国。

全国解放后，何柱国将军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因直言被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春，才被平反，并增补其为全国政协常委，移居北京。

一生知遇张学良

由何柱国将军的生平可清楚地看出。何柱国到东北的时候是1922年，到1933年山海关失守，撤出东北，短短十一年间，何由一个25岁的外省青年成为一个名震中外的抗日将领，虽是他个人的努力为主要原因，但张家父子可说对其有知遇之恩。尤其是张学良将军，在那国难最为深重的时候，患难与共，结下生死之交，何柱国将军一生对其念念不忘，仰慕心痛之情，但其后来的回忆录中俯拾皆是。

熟悉张学良将军和西安事变史的人都会记得这样的镜头：在张不顾众人劝阻坚持要送蒋回京以表西安事变之纯洁无他之时，到机场送行的只有寥寥数人，在张学良行将登上舷梯之时，忽有一人死命地拉住他而被其挣脱，斥之“不要胡来！”，此人就是何柱国；1937年春的雪窦山，张学良对来探视他的东北军将领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了一个能救中国的好朋友，希望各位袍泽能维持这个友谊。”当时聆听之下的人便是何柱国。

张学良将军的曾经的机要秘书田雨时先生曾披露过一件感人的事：“1970年，美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当时前东北大学代校长王卓然与何柱国计议，由何出面请周恩来总理转托基辛格相助张学良去美国治病，此电后无结果，惟见何念张之深，用心良苦！原文是：‘急 北京周恩来总理：请考虑可否托基辛格博士安排张汉卿先生去美国医治眼、耳？专恳。何柱国叩。1974年7月8日’”诚如田雨时先生所云：何柱国将军是张学良思想的信仰者，崇拜者，且一以贯之地实践，始终奉行，至死不渝。

何柱国将军终于没有等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的那一天。但自由后的张学良，却为这桩友谊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1991年张将军首次去美后，闻听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在编辑事理何柱国将军的遗稿“我的戎马生涯”，特托人将此稿带往美国一阅，提出若干意见，并工工整整地提下书名：“何柱国将军生平------张学良”。何将军九泉有知，当无憾矣！

东北英烈：黄显声将军

每一个到重庆歌乐山凭吊红岩烈士的人都不会忘记白公馆里的黄显声，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在11年的狱中生涯中以一种“虎入笼中威不倒”的英雄气慨与反动当局进行了无畏的斗争，最后在重庆解放前夜被枪杀。

黄显声（1896-1949），字警钟，辽宁凤城人，东北讲武堂第三期毕业，头脑维新思想进步，富有爱国意识，他是张学良最亲密的战友，是张左右最著名的鹰派人物。历任东北陆军骑兵第2师师长，53军副军长。

“九.一八”事变时，他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 “9、18”之夜沈阳的警察是唯一使日军受挫的部队；沈阳失守后，辽宁省政府迁至锦州，12月中旬设立锦州警备司令部，他被任命为警备司令，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公安队，从大凌河防线出击西犯锦州的日军，血战十日，死伤枕藉；锦州失守后，他组织义勇军转战辽宁及长城古北口一带，狙击日寇。在张学良下野之际，领头大闹“怀仁堂”公开反对蒋介石、何应钦的调东北军参加“五次围剿”打红军的阴谋，保存了东北军抗日是实力。黄显声将军是东北军中倡导抗日最坚决并见之于行动的一位爱国英雄。

他主张打消党派成见，联合红军抗日，1936年张学良与周恩来肤施会谈后，张学良为训练抗日干部，筹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张杨分任正副团长，黄显声任教育长，他积极协助张学良向学员灌输联共抗日思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西安的当年的双十节阅兵式上担任总指挥，之后就阅兵式所发现的问题积极向张学良进言整军的必要性，随即张学良发表他为五十三军副军长，兼百十九师师长，意在对东北军进行整顿。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送蒋回京旋即被扣。黄显声多方设法营救张学良，抗战爆发后辗转到了武汉见周恩来副主席，在救张未果后，计划纠集旧部，搜集枪支，去太行山加入中共游击队行列，并组织东干队到延安。但不幸于1938年2月在汉口戴笠的特务所侦捕，以“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等罪名关押于湖南益阳。1939年转押贵州息烽监狱，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结束，又被转押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狱中以“虎入笼中威不倒”自勉，保持乐观精神，长期的铁窗生活，始终没有磨掉他那旺盛的斗志和刚强的性格。

虽然蒋介石、戴笠对他威胁利诱，迫害折磨，用尽了各种手段，但他毫不动摇。反而视权贵如草芥，鄙视奚落。如1942年初，监狱当局布置全体“犯人”学习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还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笔记本，强迫大家写“学习心得”。黄对此极为反感，他说：“丧权辱国之人，还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不仅拒不写所谓“心得”，还把笔记本每天撕下一页作大便纸。这种行动影响了全监，使特务们的布置落了空。监狱当局为拉拢黄显声，常常有意给予他某些优待，如给黄发放只有特务们才有的新棉衣，给黄另立不受任何限制的户头，但黄显声均予以拒绝，说：“我坐牢就应该穿这个，新棉衣不合我的身份！”“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叫我用，我不受这不义之才！”让特务们碰了一鼻子灰；他甚至因看不惯特务们某些骄横跋扈的行为而痛打打人者，大义凌然张正气！

黄显声将其特殊地位的某些“优待”用至极致。如在息烽监狱期间，有一段时间担任总务组长，他便利用这一点点权利，每天都到食堂去，千方百计将伙食办好；他有阅读某些国民党报纸的自由，他把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传给陈然，再由陈然通过秘密通道传遍全狱，被称为“狱中挺进报”；他可以有纸笔，便将其攒下留给从小在狱中长大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并自编教材教他学习；等等。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即将进攻国民党的老巢重庆，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黄显声给他的朋友写信，这样说道：“……你千万要珍重，不可过分悲伤难过。我若有不测，也是为张学良先生而牺牲，他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这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是光荣的！……”他曾有机会事先逃出，但他不愿丢下另一名同在白公馆的东北军军官，自弃生机。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与另一东北军军官李英毅一起被枪杀于步云桥。

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黄显声将军为革命烈士。他的忠于国家和人民的浩然正气，将长留于歌乐山上，长留于中华儿女的记忆之中！

郭维城将军曾是第四野战军铁道运输司令员，指挥了辽沈战役的铁路军运，把四野特纵及辎重运进关内。四野南下打到哪里，他就指挥部队把铁路修到哪里。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命入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面对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他带领６个师筑起了一条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新中国建设时期，他先后参与领导了黎湛、鹰厦、包兰、嫩林、川黔、贵昆、成昆等国家重点铁路的修建。

　　郭维城将军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最鲜为人知的，还是他在张学良将军身边那段不平常的经历。

１６岁的英俊少年要求面见张总司令

　　１９１２年，郭维城出生在辽宁省义县一个富裕、有文化的满族家庭。郭维城自幼聪明颖慧，１５岁便离开家乡来到沈阳，在东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

　　东大和附中的学生每天上学都要通过南满铁路道口，守备在道口的日本宪兵随便盘查，无故找茬，谁要停下来看一看，鬼子兵举手就打。对此，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

　　１６岁的郭维城听说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声望极高，而且喜欢与青年人谈话，就想面见张总司令提点意见。不想，张学良真的约见了他。于是，他一条一条地列举了同学们的愤懑，建议校方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人的野蛮行为。张学良认真地倾听了这位英俊少年反映的意见，鼓励他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东大附中，由于受到进步书籍和革命思想的影响，郭维城联合李正文等７位同学创办了名叫《冰花》的普罗文学刊物。由于《冰花》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性，刚发行几期，便被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发现。他找来满洲省委委员杨易辰，要他与郭维城他们联系，组织他们参加“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并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１９３０年，郭维城高中毕业，考入东北大学文法学院。他升入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郭维城只身来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借读。当年暑期，又考入复旦大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共青团，１９３３年４月，转为中共党员。

　　１９３４年，郭维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正当党组织考虑他去向的时候，不想，一天晚饭后，一群特警突然来到复旦大学学生宿舍捉拿他。幸好他外出，特务扑了空。党组织通知他紧急转移，去北平找地下党组织联系。谁知，北平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一点门路也找不到，他在北平呆了３个月，寻找组织的努力一再落空。在万般无奈之中，正逢张学良派人来北平招考东北大学毕业生，立志重振东北军。听说东北军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可以找到党的关系，加上初见张学良时的好感和对他抱有的希望，于是，郭维城给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写了一封信，经王卓然力荐，他来到张学良身边工作。

捉蒋命令下达后，张学良紧急将他接到指挥中心，草拟捉蒋新闻

　　２２岁的郭维城，进入东北军领导机关，就被任命为上尉科员，负责给张学良摘译英文报刊杂志。

　　因东北失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访欧洲归国后，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武汉。因身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他心里一直很郁闷，有时打打网球，缓解烦躁的心情。郭维城诗琴书画都在行，在东北大学还培养了打网球的业余爱好。张学良很是高兴，时常请他陪着打网球。打球间歇，他们常常谈古论今，抒发对故土的怀念。

　　郭维城空暇时，总是徘徊在古书店或旧书摊，博览古今中外各种书籍。加之他思路敏捷，对时局颇有见地，很快博得张学良的好感和赏识，不久便被提升为少校秘书，负责给张学良做记录、发布新闻等工作。张学良亲切地称他“大个子”，每逢开会、演讲，外出巡视，总是把他带在身边。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调往西北与红军作战。郭维城随张学良住在西安金家巷的张公馆，成为机要部门的第三把手。凡属绝密的文件和电函，都由郭维城负责承办。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天凌晨，捉蒋行动紧张、秘密地进行着。一辆军用吉普车由设在新城大楼的指挥中心向张公馆方向疾驰，即刻又飞速返回新城大楼。这是张学良紧急接郭维城来指挥中心，让他草拟捉蒋新闻稿、宣传提纲，准备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胜券在握的张学良口述了新闻提要，郭维城奋笔疾书。事变第二天，郭维城奉命接收了国民党《西京日报》，将其改为《解放日报》，并主管《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特请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帮助进行国际宣传。

　　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１２月２５日，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即被扣押。赵四小姐担心张学良与中共中央来往的密电落到蒋介石手里，急忙找郭维城商量对策。她请郭维城一起，将密电、密码本以及她与张学良之间来往的情书都烧毁了。

蒋介石专门召见２９岁的东北军少将，给他高官厚禄

　　“七?七”事变后，郭维城随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参加了淮河、台儿庄、武汉等战役，随后东进山东，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在武汉，郭维城找到东北救亡总会??周恩来领导的党的外围组织??的负责人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等人，要求去延安，回到革命队伍中。东总的几位领导不同意，理由是：现东北军领导机关当年在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只剩下郭维城一人，“硕果仅存”，是很难得的“联系人”。根据组织安排，郭维城继续坚守在东北军总部，在东北军首领于学忠将军手下，担任了秘书室主任，并深得于学忠的重用。

　　郭维城利用在东北军领导机关的特殊身份，及时掌握敌特动向，保护了大批险遭暗害的革命同志。他多次说服于学忠谨防反共先锋、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挑唆，避免东北军与八路军发生摩擦；查处了沈鸿烈派人刺杀于学忠一案，引起于学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恶感，坚持与共产党团结抗日。

　　１９４１年春天，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战地党政会议。这时，２９岁的郭维城已被提升为少将处长，代理东北军总部秘书长。于学忠决定派郭维城代表鲁苏战区参加重庆会议，代表他联系东北军在重庆的元老，探询有关营救张学良的事。

　　郭维城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来到中国战时陪都重庆。这时国民党战地党政会议已近尾声。由于郭维城不仅代表鲁苏战区，而且代表东北军一个方面，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专门召见了他。

　　当身穿国民党军服、佩戴少将肩章，一身帅气的年轻军官出现在委员长会客厅时，蒋介石暗暗吃惊，张汉卿身边何时有这等豪杰英才??他热情地招呼郭维城在他对面就座，打量着眼前这位器宇轩昂的年轻人。蒋介石的眼睛里流露出极为赏识的神情。他在询问了鲁苏战区的情况及东北军内部的动向后，又关切地问起郭维城的家眷。蒋介石说服郭维城来重庆工作，说是要委以要职。他说：“郭将军年轻有为，在重庆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重庆很安全，把家眷一起接来，在这里可以安心军务。”

　　郭维城婉转地谢绝了蒋介石：“感谢总裁关怀，维城愿重返鲁苏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战死在疆场??”

　　３个月过去了，张将军没有一丝音讯，对于日后东北军的前途也无任何良策，郭维城带着满腹惆怅离开了山城，返回充满炮火硝烟的抗日前线。

　于凤至久久地端详着他：“我想起来了，你是‘大个子’??是少帅当年的秘书，我还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

　　１９５３年，郭维城从朝鲜战场回国，与夫人侯惠生一起参加政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会。随着“雄赳赳，气昂昂……”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周恩来总理漫步来到志愿军将领中间，十分高兴地与大家握手，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在郭维城面前，总理停住了脚步，一边握手，一边充满关怀地说：“维城同志，你辛苦了??”郭维城不由得一愣。周总理微笑着说：“西安事变时，你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１９８８年，台湾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监管，但没有给予完全的自由。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全美华人协会等６个群众团体决定，在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５２周年这天，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争取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郭维城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大陆共产党人士参加了研讨会。张学良将军专门请人制作了录像和录音。会后，他在女儿郭梅和阎宝航之女阎明光的陪同下，前往洛杉矶看望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女士。

　　９１岁高龄的于凤至独自居住在美国洛杉矶郊区一幢白色的别墅中，只有一位菲律宾女佣陪伴着她。听说祖国大陆来人了，于凤至喜出望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她握住郭维城的手，久久地端详着：“我想起来了，你是‘大个子’??是少帅当年的秘书，我还记得你年轻时的模样。”

　　于凤至虽然久居国外，但乡音不改，一口浓重地道的辽北话。好不容易从祖国大陆来了几位东北老乡，能用家乡话唠唠嗑，老夫人兴奋不已。……听着郭维城的叙述，于凤至时而频频拭泪，感叹不已，时而不停地点头称赞。

　　东北大学是１９２２年经张作霖批准筹建的。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建设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据说他曾拿出３００多万元私款。１９３４年，张学良被迫下野出访欧洲之前，在和幕僚商议“还乡大计”时，特别提出：武要保全东北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在半个多世纪中，张学良任人评论功过，从不答辩，唯独创办东北大学培育英才的功绩，不愿被埋没。解放后，东北大学被东北工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所取代。

　　郭维城始终牢记周总理病危时的特别嘱咐：“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第一个不能忘记的就是张学良将军。”１９８１年，郭维城即开始联系在京的东北大学老校友。１９８４年，正式组织了北京东北大学校友会，由他任会长。他们向中央打报告恳请东北大学复校，积极与分散在全国的校友建立联系，与辽宁、吉林两省政府反复探讨复校方案，并与海外校友开展对话。经过近１０年的艰苦努力，东北大学复校终于得到批准。

　　消息传到海外，张学良将军欣然题词，并题写了校名。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３日，东北大学在沈阳举行了隆重的复校庆典。东北大学第一任秘书长、９３岁的宁恩承老先生到会宣读了张学良将军的贺信，并专程到解放军总医院向卧病的郭维城表示谢意。

　　张将军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的旧部。他第一次赴美探亲时，就亲自点名，特请郭维城及３位东北元老阎宝航、万福鳞、王卓然之子阎明复、万国权、王福时赴美参加祝寿活动，并寄来四帧庄重的请柬。由于种种原因，张将军的心愿未能如愿。

　　１９９４年底，郭维城将军带着终身的遗憾，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里程，默默地离去了。

??摘自《中华儿女》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常恩多

常恩多，字荻三，满族，1895年出生与辽宁省海城县东三台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由族叔寄养并供其读书，及至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在农村小学当教员。1919年入奉军当了一名“字兵”（文书）。1922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4期，后历任排、连、营长。曾参加过郭松龄的反奉战争。1930年升任团长。

1935年冬，常恩多升任57军111师师长，所部驻在西北。他曾派少校参谋孙立基与红军领导人彭德怀进行联系，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任弼时的接见。1936年6月，常又受训于张学良举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结束后，他曾与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会面。当蒋介石逼令东北军“围剿”红军时，他曾向张学良将军秘密提出兵谏的建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防止亲日派的军事进攻，张、杨二将军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了紧急调动。57军111师部署于渭北孝义、羌白、龙阳一线御敌。12月20日，抢占渭河南岸的国民党中央军桂永清之教导总队，向111师发起进攻。常恩多师长令623团在正面阻击，其它两个团侧翼支援。战斗中，常恩多亲临前沿，指挥部队多次打退国民党进犯部队的进攻，使渭南战局很快稳定下来。此役，粉碎了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8月13日，日军占领上海。9月下旬，周恩来亲自给常恩多写信，大意是：永不忘当年友情，日夜怀念张汉卿将军，希望前线东北将士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多打胜仗，更有发言权。最后说：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恩多反复吟诵，牢记在心。

同年10月，111师奉命守卫扬州，保卫南京安全。12月13日拂晓，日军第3团在海军炮火支援下，突破沿江防线，直扑扬州。常恩多率622团在扬州城南8里的林家洼一带平地上进行阻击。他要求炮兵支援，缪澄流不肯。常师长率622团官兵，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给日军以很大杀伤。战斗中，常师长亲临前线，使官兵受到极大鼓舞。直打到红日西沉。最后奉命撤离战场。

日军侵占南京后，经过常恩多同意，王维平去武汉向州周恩来汇报57军情况。建议根据战区形势变化，将57军工委会改为111师工委会。发展112师667团团长万毅为中共特别党员，以便依托该团掩护112师“工委会”，并同意了王维平的建议。

1938年3月开始的台儿庄大会战，中、日双方投入兵力近50万人。常恩多奉命派333旅旅长王肇治率部驰援。此后，333旅奉命进驻东、西马店，掩护20军团在邳县胡山一带构筑阵地。4月21日至24日，日军板垣师团矶谷2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多次进犯西马店阵地。在连续4昼夜的激战中，毙伤日军七八百人，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受到20军团的通电嘉奖。

1941年1月5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常恩多因忧愤劳累，肺结核病发作，大口吐血。是年夏，常恩多的病情越来越重。但他对抗日复土抱有坚定信心。在这段时间，他写了不少日记，表达自己的心情。6月13日写道：“抗战呕心血，为的是争取民族解放，平等自由。40年来复何求? 回首思往事，肝胆欲碎。今而后，策马渡悬崖，拔剑还要倭头。”

常师长在精神好转时，还常把跟随他多年的部下找到床前，耳提面授谆谆教诲。告诫他们不要打八路，自相残杀，流自己的血。“我们是东北父母养大的，枪是东北父母血汗钱买的，为什么不收复东北，反掉过枪口打中国人? 我们有万把人，又有万把条枪，我们怕谁? ”

8月8日，常恩多率2700名官兵，向抗日根据地转移。

8月9日凌晨，常恩多师长溘然逝世，享年47岁。

1943年1月27日，为了纪念常恩多同志，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举行了隆重的发丧仪式，并召开了追悼大会。中共山东分局朱瑞、罗荣桓、肖华、谷牧等党政领导同志出席了追悼会，并送了挽联。在追悼会上，朱瑞同志介绍了常恩多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他说：“常恩多同志是一位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是我党的特别党员，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一生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抗战到底!”

董 英 斌

董英斌，字宪章，1894年6月出生于沈阳市新城子区上蒲河的一户农家。

他幼年好学。后经人推荐在上蒲河小学任教，不久，又考入奉天陆军小学。从陆军小学毕业后，董英斌又考取了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不久，他又改投国民军孙岳部旅长徐永昌，被委为上尉参谋，参与军事指挥。后因战功晋升为上校团长。1926年，冯玉祥通电下野，孙岳部随之解体。时值张学良将军在奉军中主持军事改革，重用军校毕业生。经人介绍，董英斌被张学良委任为上校参议，不久又委任为补充团团长职务。从此，董英斌开始效力于奉军，并逐渐取得了张学良将军的信任。

1928年，张作霖为巩固奉系军阀的势力，成立了奉军预备军，委任董英斌为东北预备军第三旅旅长，专职训练新兵。1928年6月，预备军改称第11军，董英斌又被委任为该军第52旅旅长。

同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将所有军队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步兵全部改为旅制，董英斌被任命为国防军东北陆军步兵第5旅旅长率部驻防锦州。12月29日，东北“易帜，少壮派军人大受重重用，董英斌开始跻身于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行列。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东北军入关武力调停。董英斌奉命率部入关，归东北军第1军军长于学忠指挥，驻防宣化。1931年5月，东北军编入国民党军队统一序列，董英斌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第11旅旅长，率部驻前所。他多年统兵，从不以“喝兵血”饱私囊。平时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严禁士兵骚扰驻地群众，注重整肃军纪。

1931年，董英斌被提升为东北军57军111师师长。1935年，董英斌代理57军军长。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等向包括董英斌在内德东北军高级将领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年2月，董英斌被任命为西南地区副总指挥。同年7月，董英斌加入了由张学良建立德“抗日同志会”。当年秋，张学良任命董英斌为长安军官训练团第3期教育长。不久，张学良调董英 斌任东北军总部中将高级参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八项主张。董英斌全力支持这一壮举，是张、杨通电的主要联署人之一。12月14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撤消，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杨虎城将军为副主任委员，任命董英斌为参谋长。由于张学良公务繁忙，东北军的 日常工作，实际由董英斌负责。董英斌还参加了以何柱国为主任的由张杨双方军事将领和亲信幕僚组成的参谋团，以研究面临的重大军事问题。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飞返南京。董英斌遵照张学良登机前留下的东北军一切事务由于学忠负责处理的手谕，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到西安。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董英斌坚决执行张学良将军被扣后对东北军将领的指示，以参谋长身份周旋于各派之间，力图支撑危局。1937年1月5日，董英斌随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发出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挑动新的内战，并发出警告。

“二?二”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已难维持。1937年6月初，董英斌参加了在开封举行的东北军整编会议。所谓整编就是对东北军强制缩编，整编后董英斌没有担任职务，他离开部队后，与家属暂居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董英斌匆匆与家人告别去南京。蒋介石委任他为高级参议。

1938年董英斌在武汉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4期。毕业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洛阳第一战区参谋长。1944年冬，应李宗仁邀请，董英斌任第十战区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熊式辉任命董为参谋长。后又随杜聿明军队到东北。

1948年，董英斌为参加伪国大会议，与夫人张维珍一起从沈阳去南京，以后又到台湾。从此，他不再担任军职。他在离开大陆前，曾对离别的亲人说：“我走了，你们有什么难处，就去找周恩来。”

1960年5月4日，董英 斌因病于台湾逝世，终年66岁。

高福源

高福源，字绍卿，1901年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大石桥马家屯（现属营口县）。

少年时的高福源，勤奋好学，其父将他送到北京汇文中学学习。1921年，高福源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23年，他怀着投军报国的热忱，毅然考入东北讲武堂五期学习，翌年毕业后，即服务于东北军，历任连长、参谋、少校团副等职。1927年，张学良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时，调他任教育处中校主任，后连任上校教官、参谋处长、上校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高福源正在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学习。事变当晚，讲武堂被迫撤走。

1933年初，高福源任67军军部参谋处长，深受王以哲军长的信任。1934年春，任619团上校团长，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张学良能够率领东北军奔向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因此他对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也是围绕抗日这一中心进行。他经常以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抗敌的精神教育官兵，激励官兵民族精神。他平素还喜欢读书、著述，619团的军事教材，都是由他亲自编写而成的。

高福源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在忠实的执行“剿共”命令，但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却一无所知。因此，尽管619团在与红军的战斗中打了几次败仗，但自负的高福源却很不服气。后来，当他真正认识到自己所走的是“安内”政策下的一条危险的自毁之路时，才感到是可悲的。

1935年10月初，国民党蒋介石即令张学良做出新的“围剿”部署。高福源团被派驻守榆林桥。25日拂晓，红军15军团向榆林发起猛攻，高福源凭借镇内外的有利地形指挥4个营的兵力抵抗近6小时。最后红军攻入团部，他还领着几个卫士继续顽抗，终于负伤被俘。

高福源和其他被俘人员一起被送到了瓦窑堡。不久，东北军又一批被俘人员也来到此地，他这才知道东北军109师在直罗镇全军覆灭，师长牛元峰阵亡，这就更加剧了他的痛楚。在红军的耐心启发教育下，高福源的思想逐渐从痛苦和失望中解脱出来。

为了帮助东北军被俘官兵尽快提高觉悟，红军在瓦窑堡办了东北军学习班，高福源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在学习班里，高亲自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高福源在苏区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深深地感到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党，也对联共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找到红军领导人，提出回西安去向张学良和王以哲介绍这里的情况的想法。高福源向李克农诚恳地表示：“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的人，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

1936年1月初，高福源在洛川见到了张学良，对张敬礼报告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重要的话要对副司令报告……”

谈话持续了一夜，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最后他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选择联共抗日这条路是选对了。但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先休息两天，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你可以放心地做这个工作，如有什么危险，你的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照料，由佟处长代为办理。”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信返回瓦窑堡。在这里，他把信件交给了周恩来福主席，并把自己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经过和张学良要求红军正式代表会谈的想法都做了详细介绍。周恩来称赞他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高福源在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赴洛川参加会谈之前，提前赶赴洛川，安排好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密码，为会谈作好了准备，尔后，再次返回瓦窑堡。2月21日李克农带着秘书钱之光及译电员，在高福源的引导下，从瓦窑堡径赴洛川。

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将军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起去肤施同张学良会晤。这次会谈，使张学良看清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日胜利的前途，坚定了他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高福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高福源被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不久，又被任命105师（东北军唯一的独立师，相当一个师的编制）三旅少将旅长。在此期间，他默默地为贯彻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努力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衔张学良之命到开封，宣传张、杨的政治主张。

张学良送蒋被扣，东北军失去了统帅，处于混乱状态。在对待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并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了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二 ?二”事件。

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要进攻西安，消灭孙铭九部。孙鸣九等也感到上事态严重，想请人出城作解释工作，恰在这时，孙听说高到城里来了，就立即将他请去，想试探一下高的态度。没想到高一见到孙即怒斥他：“你们知道王鼎老（即王以哲）是我的恩上，你们干的这个事，我是不同意的，但事已闹出来了，自豪只好顾大局吧。”最后，高福源同意由他去做一些挽救工作。高福源本来是为制止自相残杀挺身而出，想不到驱车出城后不但没有见到刘多荃等有关将领，反而被戒备森严的城外部队赶了回来，而且还增加了城外有的将领对他的误会。2月5日，这位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青年将领，在西安城内被杀害。时年仅35岁。

高福源被害后，被草草葬于西安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长期不为人知。1982年，在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烈士的遗骨被移葬西安烈士陵园。有关部门举行了安放仪式。

宫长海

宫长海，表字仙洲，大约生于1894年前后。十六、七岁时，到旧军队里当兵，因不甘长官打骂，出逃为匪，聚众数百人，报字“傻子”。1918年，孙烈臣任吉林督办时因宫长海匪众危及省城安全，派员招降，而宫本也有结束劫掠生涯之念，于是率部归降。宫部被收编为游击大队，宫为大队长。时宫部已有700余人，驻防蒙江县城。

1925年初，吉林督办张作相派人招降宫长海。便表示接受改编。张作相将宫部改编为于琛澄部的骑兵营，以宫为营长。后来，他又投奔25旅旅长张作舟的麾下，当了张的旅司令部里的一名副官。未几，“九一八”事变爆发。宫长海听说姚秉乾是专讲“杀富济贫”的“义匪”，有正义感，便带少数随从亲自去联络。果然，二人讲得十分投机，决定合兵一处，成立救国军，竖旗抗日。

1931年11月，宫、姚又率队投奔了冯占海部。冯占海在五常正式就任吉林警备司令职，宫长海任警备军骑兵旅少将旅长，驻防于五常地区。

1932年1月下旬，李杜、冯占海等部开进哈尔滨，一场大规模的哈尔滨保卫战打响，在这次战役中宫长海的骑兵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6月初，冯占海将军就任吉林救国军总司令，任命宫长海为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6月中旬，宫长海率吉林救国军25000余人跨过阿什河，其势如摧枯拉朽，19日收复拉林镇，25日攻克榆树城。其中特别是双城、榆树间的一系列战斗，在义勇军作战史上可称相互配合的典范。

1933年1月，张学良将冯部编为63军时，宫被委任为该军少将副军长兼21旅旅长。2月参加了热河保卫战，5月加入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参加了察哈尔省的抗日战争。不过，在这些战斗中宫长海已经远不如在东三省作战时那样得心应手“每战皆捷”了，特别是在赤峰保卫战中，由于宫旅被日军和汉奸崔兴武部伪军抄了后路，部队损失大半，因此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当冯占海的63军整编时，宫长海部确实到了兵不足千的地步。

宫长海对自己的处境和冯占海为其受窘的情形早有所知。为此，他几次向冯要求脱离部队，只身潜回东北，与日军拼死在战场上，冯执意不允。到了1933年7月，宫再一次提出离队要求，冯终于同意了宫的请求，并拨给他一笔巨款，为他在北平买了房子，宫即以国民党陆军少将参议的职衔在北平闲居。但是，宫终究是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北平闲居，心里仍惦记着有机会还要为抗日复土而战。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弟弟委托冯占海安置在天津英租界居住，将北平的房子卖了1，200余元，购买了机关枪两挺，手枪20支。枪械买好后还未来得及运出，日军已经占领平津。于是他和几个好友雇了几辆大车，自己扮作掏粪工人，将枪械装进粪车里，终于混出城外，在平西妙峰山附近地区组织了一支200人左右得抗日游击队。

宫长海重新抗日以后，宫部的骨干既是绿林出身，旧习难改，宫本人也依旧吸食鸦片，部队的种种耗费往往要靠抢掠民财加以补充。这样一来，不仅引起当地群众对他们的反感，而且他们同当地出现的其他地方武装争夺粮食和武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到了1938年初，宫长海部和当地一支民众武装发生了冲突，宫本人在这次冲突中不幸遇难，终年47岁

刘多荃

刘多荃，字方波，辽宁凤城三道河村人，1889年生于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刘多荃少时从父读书，后入商震创办的觉民中学就读。毕业后，先后到北京清河陆军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23年8月，在东北军炮兵部队任排长。1925年冬，郭松龄反奉时，任炮兵连长的刘多荃向张学良表示了他的忠诚，深得张学良的赏识。经张学良的卫队长姜化南的举荐，调任张学良卫队任副队长、队长兼任20旅61团团长。1931年5月，张学良将61团改编为张学良的卫队统带部，刘多荃为少将统带，由张学良直接指挥。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阎锡山双方都在极力争取张学良。此间，将第32军军长商震遣密使来沈找刘多荃，希望刘多荃劝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反对阎锡山，对张学良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东北军到北平后，刘多荃所率卫队统带部扩大改编为105师，张学良任师长，刘多荃为副师长。105师比当时一个军规模还大。张学良下野后，刘多荃升任105师师长。

1936年，刘多荃在张学良的同意下与中共代表多次接触，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向中共明确表示了反对内战、坚决抗日的想法。并与红军商定了3条口头协议：（一）停止向红军进攻，实出无奈朝天上放枪；（二）互通情报，互派代表往来，秘密联系；（三）鉴于苏区被封锁，物资困难，105师设法替红军购买一批军需物资。协议渗透了刘多荃等人的心血。刘多荃根据协议的条件，曾向红军多次提供重要情报。刘多荃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一生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很多的工作。“西安事变”酝酿过程中，刘多荃是其中深得张学良信任的人员之一。刘多荃负责捉蒋介石之全责，完成了张学良交给他的使命。“西安事变”后，1937年6月，蒋介石对东北军施行整编，105师编为49军，刘多荃任中将军长。由于刘多荃积极主张实行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的乙案，和中央军联系密切，因而在河南被刺，但幸免于难。

抗日战争时期，刘多荃曾任第25集团军副总司令、第20战区副司令长官、热河省政府主席等职。北平解放前夕，去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请他回大陆工作。他历任政务院参事，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交通厅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5年7月22日，刘多荃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刘桂五

刘桂五，字馨山。1902年7月4日（农历）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六家子乡八家子村。

1922年，刘桂五与邻村农家女刘素贞结婚。婚后便在家乡保卫团当兵。从此他迷上了射击，成为团里的神枪手。

1924年，直奉战争时，宋哲元在朝阳县招学兵。刘桂五说服了父亲和妻子，离开了家乡，到承德参加了学兵队。1925年转到热河地方军阀白凤祥部下当兵。1928年，白凤祥部队改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第6旅，调防黑龙江，刘桂五任18团1连少校连长。

中东路事件发生，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传说他把自己使用的枪上准星磨掉不用，却能百发百中。他在这次战斗中显示了军事才能，荣立战功，被授予“六等云麾勋章”。战后，他立即被破格提升为东北骑兵第6旅18团上校团长。这时刘桂五在军中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波、王再天等，共同的抗日爱国思想，使他们一见如故并成为挚友。刘的思想觉悟从此得到了新的升华。

在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红军代表朱瑞将军与骑兵6师代表经过秘密会谈，签署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四条协议。具体内容是：

（1） 不受命进攻红军；

（2） 万一须敷衍，则不打枪，不做杀伤射击，不前进；

（3） 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

（4） 在可能与需要时，经过互相协商，可做友谊退让，但应以抗日利益为原则……”

这一文字协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36年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的王曲镇开办了曲训练团。刘桂五参加了训练团的学习，并深受张、杨将军赞赏。训练结束后，张学良即把刘桂五留在他的侍卫副官处工作。在“西安事变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刘桂五担任了重要角色，出色地完成了特殊任务。

12月11日，张学良将军在公馆召见了刘桂五，对他说：“对委员长要捉活的，不要打死他，捉他是为了他抗日，并不是我要当总司令。”又说：“你不要顾虑家庭，你的亲属就是我的亲属。”刘桂五当即表示：“请副司令不要顾虑我的家，我家过的是百姓生活，我出了事不要紧，只要促成抗日，打走日本鬼子，他们就可以回老家去，种地为生。”刘桂五在接受任务后，是做了牺牲自己的准备的。他在执行任务的前一天傍晚，把妻子、女儿送到保康里戴副官家，然后乘张副司令的车走了。西安事变后，刘桂五曾对家人说，张副司令交给他临潼活捉蒋的任务后，原想是不会让他回家的，但张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张副司令的知人善任，深知我刘桂五的为人。人就要活的正直，活的诚实，活的义气。我虽不能留名千古，也不能留一个卖主求荣的千古骂名。

临潼捉蒋的具体实施，是经张学良周密考虑、精心安排的。12日早晨4时，白凤祥、刘桂五、孙鸣九率捉蒋突击队直奔华清池，进入阵地。经过一阵激战，击溃了蒋 的卫队。刘桂五直奔五间厅蒋介石的住处，发现卧室内蒋不见了，假牙还放在桌子上。室内外搜索，也无踪影，刘桂五向在门口指挥的白凤祥报告后，白命令立即搜山。在山腰大石后发现了蒋，被一战士背下山来。由刘桂五与唐君尧把蒋架上汽车，送往西安张副司令处，至此，张学良、杨虎城心理的一块石头 才算落了地。西安事变后，刘桂五被任命为骑兵第6师师长。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扣押，刘桂五无限悲愤。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刘桂五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8月8日，刘桂五接何柱国军长谓奉委座电令，骑6师归挺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事宜马占山指挥，并令克日出发，于24日到达大同。

刘桂五19日抵大同，与马占山会合。8月上旬至9月下旬，刘桂五率部在大同、丰镇一线与日军激战。日伪军在与骑6师的作战中屡屡受挫，遂改变了策略。11日，他们一方面在正面战场与骑6师对峙作战，一方面又派出500骑兵绕道袭击绥远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南之凉城。半个多月，刘桂五率领骑6师英勇抗击侵绥日伪军，以伤亡200多人为代价，歼敌600余人，击毁敌坦克3辆，铁甲车1列。

同年冬，刘桂五在五原、东胜一带坚持抗日作战。骑6师在西撤中，上有敌机轰炸扫射，下有重兵追击，疲惫的6师难以控制。4月21日，刘桂五和马占山宿营于百灵庙西南黄油干子村，被敌人重兵包围。22日晨，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战斗。马占山只身逃出重围。刘桂五并不知情，在混战中3次跃马杀出重围，又3次冲入重围寻找马占山。突然，一发炮弹在眼前爆炸，刘桂五下肢被炸伤，倒在血泊中。警卫员不顾一切冲上前，去营救刘桂五。日军调集火力，在距刘桂五约100米处构成环型火力网，要生擒刘桂五师长。警卫员王景贵、狄风华、……一个个冲上去，却又一个个倒下去。

刘桂五师长眼看这些人接连倒地，他大声呼喊，喝令不要前来相就。但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师长筑起一道通向求生的屏障。刘桂五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刘桂五倒下了。

日进停止了进攻，老百姓拼着命把刘桂五和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日军得知骑6师张长战死，便掘开泥土，用照片对出刘桂五的遗体，割去他的首级，拿回去邀功请赏。

骑6师不分昼夜地向五原县集中，同时派回一连的兵力，寻找刘桂五师长的遗体，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找到了遗体，做一个白木棺材盛殓了遗体，运回西安。

5月22日，西安市各界便成立了刘桂五将军治丧筹备处。国共两党共同追悼公祭一位抗日阵亡的东北军将领，在当时确是一个空前的事件。

5月24日夜，灵柩到达西安郊外。10时半起灵入城，经西大街、东大街、尚仁路至革命公园停柩。沿途经过之处，路人肃立致敬，商店和机关门前摆供，迎祭英烈之灵。

6月9日上午8时举行追悼会。朱德、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并两人联名同挽，送了挽联。

新中国成立后，于1961年7月25日，追认刘桂五将军为革命烈士，遗体迁入西安南郊革命烈士陵园。同年12月12日，在纪念“双十二”事变25周年之际，又为刘桂五将军在陵园举行了立碑典礼。

马占山

马占山，字秀芳，1885年11月30日出生于辽宁省怀德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落草为寇，后率领他的弟兄们接受“收编”，当上了哨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伍生活。

1908年――1909年，徐世昌调张作霖和吴俊升镇压陶克陶胡和白音大赉叛乱。马占山随队英勇善战，深得吴俊升的赏识，将其强行留在自己的部队，并从4营中哨哨长提升为哨官。后历任少校连长、营长、骑兵团长。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新民巨流河一带组织力量抵抗郭军。同年12月，马占山随同吴俊升在辽宁新民白旗堡附近，同郭松龄军展开激战。郭军大败，马占山部尾随搜索，并活捉郭松龄夫妇。同年，马占山升任东北陆军第17师骑兵第五旅旅长。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遇难，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事务，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步兵第3旅旅长。1929年任命他为黑龙江省剿匪司令，后改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调任黑河警备司令。

1931年7月，东北边防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因平息石友三叛乱，滞留北平。“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接到张学良的委任后，发表了“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的演说。在他的领导下，闻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拉开了序幕。马占山率部属2000余人，亲临战场指挥，抵抗拥有大炮30余门、飞机12架、铁甲车12辆的7000余日伪军。随之全国掀起了援马抗日的热潮，后马占山部弹尽粮绝，腹背受敌，最后下令总退却。

1932年，马上山诈降，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后，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马占山在拜泉约集李杜、丁超等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三路人马共7000人，公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会上做出三路出击日军的战斗部署。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率部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功焰。后因战事失利，退到苏联。

1933年6月3日，马占山从苏联返回上海，曾先后3次“晋见”蒋介石，请缨抗战。193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继续抗日。1938年11月，马占山因病到延安就医，康复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194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但他不肯就任。1948年平津战役时，马占山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出面帮助傅作义拿定主意和平交出平城，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终年65岁。

牟中珩

牟中珩，字荆璞，1896年生于山东省黄县海岱乡大牟家村。父亲牟克全，字双亭，当过黄县公立第一育英学堂的校长，黄县的视学员，辛亥革命中，牟克全加入了同盟会。牟中珩深受其父影响，崇尚革命党人舍身救国，视死如归的精神，从小立志做一名军人。他中学毕业，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九期第四队学习军事。其间，因军阀混战而一度辍学，回黄县教授军事体操。他对己要求严格，为矫正自己口吃病，曾废寝忘食，唱念岳飞名篇《满江红》。1923年军校毕业，在吴佩孚所属的赵荣华部第18混成旅任少尉军事教官。牟中珩身材魁梧，操场动作十分出众，颇受吴佩孚赞赏。吴佩孚发现他有口吃病，让他当校阅指挥，并特许他用报告单代替口头报告。1925年刘文辉向部队官兵发鸦片，以代替军饷，一贯洁身自好的牟中珩对此十分不满，毅然辞职还乡。翌年，受军校同学赵亨宝推荐，到张宗昌部第65师任中校团副。不久升为团长，驻防安徽省萧县“清剿”土匪，荣获萧县“除暴安良”的锦旗一面。张宗昌帮助孙传芳进攻北伐军时被打败，，牟中珩离开了这个部队。1927年11回乡，帮助父亲教书和种地，从此结束了他在直鲁联军的军事生活。 1927年直系军阀败北后，张学良邀请于学忠任镇威军第20军军长。牟中珩早在吴佩孚第18混成旅时，就深受于学忠喜欢，后来牟中珩便投奔于学忠，先任司令部中校参谋，不久生为上校参谋处长。

1928年6月，张宗昌被北伐军及上海工人驱逐出上海，企图出关北逃大连，投靠日本，牟中珩建议于学忠做好防御准备。于学忠根据张学良的指示，不准张宗昌出关，派牟中珩出动兵力，向张宗昌部的留守营昌黎一带进逼，并与长城守军相呼应，构成封闭式包围圈，将张宗昌活捉，押送给张学良处置，为民除害。1931年7月，盘踞河北邢台的石友三叛乱，企图进占天津，张学良命于学忠部迎击。于学忠采纳牟中珩的建议，在保定以南的望都境内，布成钳形的阵势。同时派小部队南下，与石友三部相遇，轻触即退，诱敌深入。于学忠一举歼灭石友三大部，牟中珩为这次胜利做出了贡献。1932年8月，于学忠调任河北省主席，牟中珩任23旅参谋长。

牟学中为官廉洁，不随流俗，不赴宴，也不收受贿略，因而得到一个绰号“杠子头”。

1935年，牟中珩由团长升为师长，8月中下旬，牟中珩被任命为114师少将师长。

1936年12月11日下午2时，师部无线电台忽然收到于学忠由西安发来的指明牟师长亲译的急电。牟中珩从中得知张学良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于学忠令牟中率114师 星夜赶到兰州，协助驻兰州的113师解决朱绍良的甘肃绥署及各部。11日下午，牟中珩率领114师沿着黄河北岸的崎岖山路，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兰州疾进，拂晓到达兰州，配合113师出其不意地占领兰州绥靖行署电台，扣留了全部飞机，把朱绍良部全部缴械。他还与中国共产党驻51军联络员解方取得联系，袭击了集中营，释放了全部的所谓的红军政治犯，保证了51军控制兰州的军事计划的实现。控制兰州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牟中珩为此做出了特殊贡献。

“七?七”事变后，51军在淮阴地区进行整编。为防止日军海上登陆，51军开赴 青岛，担负保卫青岛的任务。1938年2月2日晨临淮关之敌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淮河。师长牟中珩令680团团长于学道沉着迎战，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强渡。2月8日，牟师长率342旅，与敌人进行白刃战，使登陆200敌军无一生还。淮河阻击战，牟中珩不惜巨大牺牲，与日本侵略军激战，8战8捷，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

1938年11月，与学忠任苏鲁战区总司令，牟中珩任51军军长，撤至鲁南敌后抗战。

1939年夏，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县南桐峪与日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呈胶着状态。山东纵队司令员经武向51军求援。牟军长立刻命令军部仅有的一个特务营和干训班全体学员火速支援。八路军山东纵队得以安全地撤下火线。在支援八路作战中，某营长李洪营擅自撤退，牟中珩立即将其处决。

1942年，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中学主席。1944年12月牟中珩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徐州对日接收工作。1946年任第2绥靖区副司令长官。1948年9月在济南即将解放的新形势下，牟中珩在高密县被华东野战军所接收，遂进入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1966年4月，牟中珩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多年来，为《文史通讯》撰写了七八万字的史料价值很高的文章。1978年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协驻会常委。 198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1年3月12日因病与世长辞。

沈鸿烈

沈鸿烈，字成章，1882年12月7日生于湖北农村一书香门第。幼年“承庭训，好学敏求。”跟乃父读书6年，汉学基础很深。1905年冬，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留日海军，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沈鸿烈归国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因沈鸿烈是黎元洪的部下，被黎元洪任命为海军宣慰使，奉命策动长江中的清朝舰只起义，喜获成功。随后不久，他即被任命为海军部军机处参谋。1913年，北上调任北京参谋本部上校科长，主持海军作战及海防事宜。1920年春，海军部特颁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编制令，委任王崇文为司令，沈鸿烈为司令公署参谋长。吉黑舰队原直属于北京海军部，后由于经费问题，1922年4月，海军部明令将舰队划归东三省巡阅使公署领辖，从此东北有了海军。沈鸿烈由此成为奉系将领，开始得到张作霖的注目。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张作霖得知沈鸿烈与黎元洪之间的关系，遂派他进京斡旋，使紧张形势缓解。这之后不久，张作霖看中了沈鸿烈的才干。同时，沈鸿烈与张作霖左右的人关系密切，与多位重要人物磕头拜把子，深相结交，尤其与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关系更非同一般。沈鸿烈把家眷接来法库居住，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位东北籍人士，此举更使张作霖对他深信不疑。海军划归东三省后，作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决定筹建东北海军，遂任命沈鸿烈为镇威上将军公署航警处处长，负责东三省江海防务、水道、渔业、航政等事宜。沈鸿烈成为东北海军的创始者。沈鸿烈作为一个非东北籍的海军军官被如此提升，在奉系中是不多见的。在郭松龄倒戈事件中，沈鸿烈对张作霖表现得忠心耿耿。当奉天吃紧，张作霖的左右纷纷逃遁之际，沈鸿烈不仅未逃，而且还为张作霖多方奔走，并号召海军官兵为张作霖而战。他说：“就是老将下野，也能维持我们十年。”这次事变，他的表现为他日后得到张氏父子的重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沈鸿烈任航警处处长后，设立了东三省航警学校，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1923年，东北海防舰队成立，张作霖任命他为中将司令。任职期间，设法吞并了渤海舰队，东北海军实力大增。张作霖遂成立联合舰队，自任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之职。1929年12月，东北易帜，沈鸿烈支持张学良，力促其成。易帜后，沈鸿烈仍统辖东北海军，他反对中央将东北海军划归海军部指挥，仍忠实于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后，沈鸿烈任青岛特别市市长兼东北海军司令。后来，东北海军分裂，沈鸿烈引咎辞去海军司令职务。抗战期间，沈鸿烈继韩复榘之后出任山东省省长，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惨案。公然叫嚣“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1941年冬，调任农林部长，次年兼国家动员会议秘书长。1946年3月出任浙江省主蒿，1948年调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全国解放前夕，随蒋介石到台湾。1969年3月病逝，终年87岁。

唐 聚 五

唐聚五，原名唐福隆，字甲洲。1898年4月20日生于吉林省双城堡新厢兰三屯（今属黑龙江省双城县）。

唐聚五11岁进私塾念书，16岁到城里学木工手艺。1913年投奔奉军，并随奉系新兵队伍到达奉天（今沈阳）。不久，编入奉军第27师卫队旅第2营当护目。

1921年5月，奉军扩编为10个旅，张学良任第3旅旅长时，唐聚五因作战勇敢，被提拔为排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唐聚五升任营长。1926年春，张学良保送唐聚五到东北讲武堂第6期步兵科深造。1929年5月，唐聚武被派到凤凰城驻防，任东边道镇守使署第21团中校团副。

1932年3月21日，唐聚五等人在桓仁召开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达30余人。经过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辽宁民众救国会和辽宁民众自卫队。救国会设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唐聚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设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公推唐聚五为总司令。会议决定4月21日，举行起义。辽宁民众自卫军在唐聚五的领导下，队伍日益强盛，至8月份队伍已扩大到37路，近20万人，与日伪军战斗100多次，收复东边道14个县。辽宁民众自卫军成为东北义勇军的一支生力军。

1932年8月，张学良决定在通化成立辽宁省临时政府，领导辽宁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并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代理省主席兼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授中将军衔。在唐聚五的领导下，与日伪军激战多次，给敌人以有力地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9年5月，唐聚五在与日伪军的激战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41岁。

万福麟

万福麟，字寿山，1880年12月20日生于吉林省长岭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幼年因家中贫因，以给人扛活当“半拉子”为生。清朝末年，投入吴俊升后路巡防营当兵，以勇敢善骑和枪法精准而著称。日后逐年被提升为“哨长”、“哨官”、“管带”。1913年，万福麟随吴俊升因平息蒙古叛乱有功，晋升奉天后路巡防营帮统（即副团长），兼马队四营管带。是年来，被袁世凯授予步兵中校。1917年，奉天后路巡防营与骑兵二旅合编为陆军第29师，调往黑龙江。吴俊升任陆军第29师师长，万福麟任该师114团团长。1920年，万福麟升任57旅旅长兼东三省铁路护路军哈满司令。1922年，兼任安泰镇守使。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万福麟任新编第17师师长，不久升任骑兵副军长。

郭松龄倒戈反奉时，万福麟建议张学良用骑兵迅速袭击郭军军需所在地白旗堡，并由万福麟亲自率骑兵以“置于死地而后生”为信条，擒贼先擒王之手段，张采纳之。结果郭军粮秣军械损失殆尽。郭军大败后，万福麟因功升任第8军军长。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万福麟部受命加入张学良第3、4方面军，与晋军作战。从此，万便投入张学良麾下，成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奉系新派成员之一。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万福麟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出任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后兼任省长，进入东北军决策层。

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欲出兵调停，东北军意见不一。万福麟等东北军内的新派支持张学良，并由万福麟从中斡旋，统一了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张学良决定武装调停中原大战。1931年夏，张学良抽调万福麟的两个及其他东北军入关平息了石友三叛乱。“九?一八”事变，万福麟被阻绝在北平。抗战时期万福麟每当提起东北之失，总是拍大腿，唉声叹气，无限悔恨。1932年，万福麟任总参议，协助张学良整顿6省军务及东北部队入关事宜。1933年，长城热河抗战打响，万福麟任53军军长兼华北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万福麟任北平军分会副主任兼东北军5个军中的第53军军长。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调东北军南下，53军抽出大量兵力南下，但军部及116师仍在华北。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密电万福麟，令他统率所部迅速占领郑州，卡断陇海铁路，防止蒋的部队西进，威胁西安。万福麟不仅迟迟不动，亦不给张 回电。12月14日，他竟给王树常发出电报，拥护国民党中央，反对“西安事变”，并软禁了支持“西安事变”的副军长黄显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提出解决善后问题的甲乙案。甲案是东北军集中陕甘境内，甲案有利于“三位一体”的大团结；乙案是驻西北的东北军全部移驻苏、皖两省。万福麟力主执行乙案，与会者一致同意万福麟的意见，从此东北军作为一个整体开始瓦解。

抗日战争爆发，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在完成武汉保卫战后，辞去53军军长，保举周福成师长继任。1939年任20集团军副总司令，没有兵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万福麟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全国解放前夕，家人曾劝他留下等待解放，他只是对小儿子说，“我没打过共产党，你留下没问题”。解放初，吕正操在北京看到他小儿子时问：“我劝他不走，怎么就走了？他如果留下来是能够得到共产党的宽大的”。但万福麟还是去了香港，后到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1年7月15日，因病逝世，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