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北军将领选录 -- 阿_康

王以哲将军

王以哲，字鼎芳，又名海山。1896年生于吉林宾县。1922年，王以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赴奉天投身奉军，但却不得门而入。他鼓起勇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得到张学良的召见，派他到张学良兼任队长的军士教导队任第1期中尉连副。他所带连队，每每获得全队之冠，因而连连提升。1925年1月升为少校营长，11月郭松龄反奉时，升任上校团长。1926年，王以哲任3、4方面军联合司令部卫队少将旅长。由于王以哲才华出众，短短4年中被张学良提升5级。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时，王已是张的4个心腹之一（高纪毅、王以哲、刘多荃和谭海）。

1928年，王以哲升任19师中将师长。年底东北易帜，东北军改师为旅编制，王以哲任陆军独立第7旅旅长，驻守沈阳，一直得到张学良的重用。王以哲精心研究古代兵法院结合他的实践经验，编写一部20万字的《步兵操典详解》，这本书是东北军初等军事教育的重要教材，王也成为有名的儒将。“九?一八”事变时，王以哲执行“不抵抗命令”。此后，王以哲一再向张学良建议，勿听蒋介石“中央外交”政策。1932年8月，张学良就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任王以哲为军衡处（即干部处）中将处长兼107师师长。长城抗战时，升任67军军长的王以哲亲率部队进行了慕名的青石梁战役和吉北口市街战役，受到世人赞扬。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这期间蒋介石拉拢王以哲，想让他取张而代之，王以哲不为所动。王以哲将军是东北军内最早与红军联合行动的高级将领。1936年4月9日，王以哲陪张学良到肤施与周恩来会谈，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王以哲延安在西安事变前，给红军以很大支持和帮助。在红军把影响从陕北扩展到全国的工作中，王以哲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邓颖超说：“王以哲将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1936年月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召集王以哲、于学忠等人，宣布“捉蒋兵谏”命令。12日凌晨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联名通电八项救国主张。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王以哲等当时想通过和平方式营救张学良，引起东北军内部一部分人的不满。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数“少壮派”发动“二?二兵变”，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唆使少数不明真相的下级军官，将病中的王以哲杀害，时年仅42岁。周恩来等亲率代表团成员去王家吊唁，对王以哲将军给予高度评价。

我最能执行张副司令的意图”

直罗阵的败仗是他打的，据说一夜愁白了头， 董英斌此后反而升官。

百十师不至于只拉出来一个团多一点

长城抗战第一枪

郭述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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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关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进而侵占我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我国军队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打响的第一枪，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英勇悲壮的一战。

山海关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南临渤海，北依燕山，长城阻塞，雄关紧扼隘口。这一战略要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山海关看成是控制满蒙的支点，是“稳定”满洲，进而长驱直入中国内地的新起点。

自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就允许帝国主义屯兵驻扎。所谓“榆关天险”，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早已门户洞开，尤其日军营盘（地名四炮台）南距山海关城不过２公里，南门外火车站驻有日本守备队，东门外不远就是日本关东军驻地。南门、东门都在日军监视下，我方只能出入北门和西门。关城东北１公里的威远城至吴家岭一 线， 都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手中。这一线地势高于山海关附近长城，居高临下，足可以控制全城。

榆关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入侵的预定行动。１９３２年１１、１２月间，日本关东军就积极向奉山路调动，由皇姑屯至山海关的各车站分驻重兵，并派第八师团开抵锦州。同时，旅顺日本津田第二舰队，又派驱逐舰１０余艘分驻山海关、秦皇岛的海域。到１２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已集结完毕，只待可乘之机了。

中国方面，驻守山海关者为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兼临（榆）永（永平即卢龙）警备司令，辖区包括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５县和都山设治局（今青龙）区域。辖区内除何柱国之第九旅外，还有独立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和炮兵第七旅的１个营，工兵第七营也归何指挥。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滦河，北至长城各口，南到沿海的防区。

正当敌我双方积极部署，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际，日本突然发动了炮击山海关的事件，遂成为榆关事变的序幕。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８日，锦州日本第八师团１列铁甲年，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３８发。炮声隆隆全城惊骇。９日早晨６点，日机两架在城内低空盘旋，铁甲车仍停在车站示威。日本母舰１艘、驱逐舰２艘开抵秦皇岛。晚７时许，日军３０００名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向我军开枪射击。１０日晨，日军仍在东罗城外的威远城线构筑工事。

炮击事件发生后，日方反诬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又说城内藏匿义勇军。恶人先告状，日本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竟提出３项无理要求：“（１）事出误会，由中国军事当局用书面向日军道歉；（２）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３）驻榆关之日本守备队行动，当地中国军队予以保护。”

对日本侵略者这种惯用的卑劣伎俩，国民党政府却是“和战之策未定，防事固未及筹，援兵亦屡求不应”。上海《申报》指出：日军于“１２月８日在榆关挑衅，向城内发３８炮，不过小试其锋，试测我当局之态度如何，以定进攻热河之步骤与方略，结果以事出误会４字和平解决。现日逆两军向辽西积极增兵，并增筑直通热河之汽车公路数条，及一切军事侵略之准备，企图一举而下榆关”。事实正是如此，时隔半月，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山海关的事件。

日军炮击山海关。国民党政府竟以“事出误会”处之。暂告平息之后，山海关驻军将领何柱国赶往北平汇报。张学良主持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并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名义， 做了军事部署：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开往滦河（后转冷口），第二十 九军宋哲元部开赴喜峰口，王以哲军开赴古北口，万福麟军推进到界岭口以北地区。何柱国（已任第五十七军军长）部则把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之线；第九旅之第六二七团驻山海关城西５公里的红瓦店、七星寨一带；六二五团驻城西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一带；驻山海关城和北翼城的守军只有六二六团１个团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西南水门、南门、东南角楼、天下第一关以北至东罗城北门、北翼城和西关等阵地。

日本侵略军从绥中调来步兵３０００多名，野炮、重炮４０余门，飞机８架，铁甲车３列，坦克２０多辆，兵舰两艘。步兵炮兵分布在石河桥东、山海关南门外及城东二里店、威远城一带，铁甲车停在东水关长城缺口及车站、石河大桥一带。

日军进攻山海关的部署已经完成，终于在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发动了侵榆战争。

１月１日下午２时，驻榆日宪兵守备队队长落合，通知在榆日侨，在５小时内全部撤入南海日本兵营“避难”。晚９点３０分，由绥中开到日本兵车１列。日军下车后分布在车站附近，并随意放枪。１０点４０分，车站附近忽有爆炸声数响，继而又从南海日本兵营向城内发射重炮弹５发。１１点５０分，日军向车站及南关一带展开，鸣枪示威，并指挥伪满便衣队，企图进占山海关城，当即被中国哨兵发现，将其击退。这是我军还击的开始。夜１２时许，日军向我守军提出４项条件：（１）南关归日军警戒；（２）南关中国驻军撤退城内；（３）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４）撤退城上之中国军队。

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拒绝后，又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经交涉陷入僵局，我驻榆旅部知大战之不可避免，除急电北平，请何柱国速返防地外，守军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受命积极作应战布置。

榆战爆发后，由张学良主持的北平军分会，向榆关前线及滦东驻军提出作战方针：“滦东驻军，以掩护华北集中之目的，对滦东地区，务努力保持，以迟滞敌之西侵。”

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闻变后，星夜驰返榆关前线，到达秦皇岛时，前方炮火已甚猛烈。何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并提出战斗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慷慨激昂的动员令，激励着全军将士的抗敌决心。

２日凌晨５点，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的３列铁甲车，载步炮兵２０００余名，开到山海关车站。上午９时，日军守备队长儿玉，率部下７０余人，在南关民房上架设机枪与平射炮，向我城上守军射击。儿玉率兵架木梯登城，当一个士兵爬上半腰时，被我守军一枪打死。儿玉手持战刀督战，驱赶着士兵一个接一个地继续向上爬，他也跟随着爬上来。我守军极力阻击敌人的进攻，向爬城日军投出手榴弹，几个日本兵一齐滚了下来，儿玉当场被炸死。日军眼看爬城无效，于是枪炮齐发，开始了全面攻城战。

上午１０点多，敌军３０００多名。从石河桥到南关、城东二里店、威远城、吴家岭一线展开，包围了山海关城的西、南、东三面，向我方阵地猛攻。敌炮３０余门，向城内集中轰击。

同时，有敌机８架，沿城投弹轰炸，坦克２０余辆向我阵地攻击。我军将士奋勇还击。１１时许，日军炮空联合，集中火力掩护步兵向南门冲击，企图攀城。我官兵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激战达４小时之久。敌人攻城，终不得逞。入夜，停泊在南海的４艘敌舰，用探照灯四射侦察，彻夜不停。日军向关城继续增加兵力，布成陆海空联合总攻的阵势。

１月３日上午８时，日机６架在山海关城投弹１０余枚。９时许，日机１架从山海关飞到秦皇岛、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一带，侦察我军动态。

１０时，日军突用海陆重炮及空中投弹，向南门进攻。１１时许，日军第八旅团向山海关城展开，同时，停泊在南海的４艘舰船的陆战队登陆，以大炮掩护进攻，并有飞机十数架低飞轰炸。我方当即猛烈还击，一时硝烟弥漫。南门和东南城角及西南水门一带战斗更为激烈，南门城楼及商民住宅多被毁坏。正午，南门及东南城角被敌人攀登占领。我军预备队向南门增援反攻，第十一连自东门（即第一关城门）向东南角逆袭，遂将敌军击退。

到了午后２时，日军增加强大兵力，再次总攻东南城角，将城墙轰成巨大豁口，敌兵跟踪突进，我军屡堵屡仆，拼争非常激烈。接着，敌军沿城进攻，坦克车从南门冲入。我守军用机枪猛烈阻击，近则以手榴弹投杀。在南门城楼上敌寇用机枪扫射，我士兵伤亡十分严重，六二六团一营三连连长关景泉战死。坚守东南城角及奎星楼（即现靖边楼）附近的二连连长刘虞宸壮烈牺牲，一营四连连长王宏元相继殉国。当敌军战车从南门冲进时，我一营营长安德馨率领两个班奋勇反击。他慷慨激昂地向士兵们发出悲壮的誓言：“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体上过去！”士兵们深受感动，无不奋勇当先和敌人浴血奋战，肉搏在大街小巷直至弹尽援绝。终因敌众我寡，安营长在退到西关清真寺前也壮烈牺牲了。此时，城东二里店、馒头山方面的敌军已迫近城下，东北城角和北、西门也相继失守。午后３时，团长石世安忍痛下令由西水门撤退，退守西关。此时四面城墙，均已被日军占领，当我军撤退时，又遭敌军猛烈射击，第五连连长谢振藩战死，残余部队撤至石河西岸防线。

日寇进攻山海关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１月５日东京陆军省公布：“截至４月７日下午７时止，榆关日军计阵亡军官４名，下士官以次１５名，负伤军官３名，下士官以次９９名，总计死伤１２０名。”这是一个远违事实的宣传数字。据实际调查，日军伤亡总计在四五百名以上。攀城进攻时被我守军打死的儿玉中尉及士兵１９名，是１月６日上午８时，在该地急造之火葬场举行火化的。

我方坚守城池的六二六团，阵亡官兵４００余人，负伤３００余人，驻军眷属遭杀害者亦有１０多人。

劫后的山海关城，真是惨不忍睹。１月７日临榆电称：“榆关之役，敌炮火剧烈，并放燃烧弹，以致城内外商号毁于炮火者５００户以上，伤亡达３０００余人。”东南城角及南门大街内县公署一带，所受炮火最烈。榆关失陷后，城内外大火，燃烧３昼夜，到处残墙焦土，死尸狼藉。日军入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就是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日军借口清扫战场，挨户搜查，流氓浪人，从而助虐，滥杀素日仇怨者。青年学生尤遭日军仇视，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北宁铁路３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强在其背上插上“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

（摘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３册Ｐ５８４―５８７）

王肇治

王肇治，字权初，1899年1月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大王屯。在中学学习期间，王肇治对中国时政已有所知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后来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1921年1月，王便毅然 参加了东北军。1922年1月，报名考取了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第二期步兵科。王在教导队学习期间便和张学良有了接触。在接触中王肇治增进了对张学良的了解，张学良也开始注意到王肇治。学习一年后结束，王被分配到奉天陆军第4旅1团3营，任少尉排长。1923年1月，又被张学良推荐到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深造。在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习期间，他与小他5岁的同乡吕正操结为好友。1924年5月王从讲武堂毕业，即被晋升为中尉排长。1925年4月，王被派到锦州，任东北军补充团上尉连长。

1926年1月，王由张学良亲自送行，赴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步兵科学习。1928年8月，王毕业回国，在王以哲的第一旅37团3营任少校营长，驻防奉天北大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被派到东北军20旅任中校参谋处长驻防锦州、义县一线，阻击西犯的日军。

王肇治不辜负少帅张学良的期望，在军中身先士卒，屡有业绩。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他任东北军109师上校参谋长。

1936年6月，张学良在西安城难王曲镇主办“长安军官训练团”王肇治在该连受训，两个月后，奉命去甘肃合水。11月，王任111师631团上校团长。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晚，王遵照张学良的密令，率全团急行军。13日下午 ，赶到渭南县东的赤水车站，抵挡赤水河对岸的国民党中央军。王肇治鼓舞部下说：“我们赤水之战必须成功，否则无颜见张副司令和关东父老。”顿时，更使全团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王部赶到的当天下午，即与前来进犯的国民党的教导队展开激战。全团上下奋力作战，终于将桂永清部的进攻击溃，又顶住了国民党蒋介石嫡系的樊崧噗甫28军。此战在军事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

此后，王肇治公开讲：“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蒋介石是卖国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对东北军采取了既打又拉的策略。蒋介石采取加官晋爵的办法，以示器重。王肇治的军衔由上校晋升为少将。任57军112师副师长。1937年7月，全民族的抗战爆发，王肇治遂于同年10月被调任57军111师333旅旅长。

1938年3月，日军矶谷连介集结重兵，向台儿庄疯狂地进攻。为阻击日军的进攻，第五战区急调333旅增援临沂。3月30日凌晨，王肇治指挥部队向日军发起猛攻。官兵们高唱《大刀进行曲》，向日军猛扑，杀得敌人丢盔卸甲。此战王肇治部毙伤日军八九百人，打出了军威，333旅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为夺取台儿庄的胜利，王肇治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受到战区长官李宗仁通电嘉奖。

1939年冬，王肇治的部下的两个连遭日军袭击受到损失，缪澄流以此为借口，将王肇治撤职，送往西安软禁。

王肇治取保获释后，经人推荐到第一战区去找汤恩伯。王与汤是同学，汤对王的到来十分欢迎。遂任命王肇治为漯河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漯河地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相邻，王肇治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权力，明里暗里帮助一批批国统区的爱国知识分子投奔 延安，他还巧妙地协助中共地下党运送枪炮弹药给八路军，甚至倾囊相助。特别一提的是，他还接待并护送过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肇治担任国民党第十二军的少将军官大队长，直 到1948年7月山东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经季方介绍，王肇治回东北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东北文物管理处秘书、东北贸易部成高子疗养所副所长、东北贸易部大连疗养所副所长，省商业厅成高子疗养所主任。1956年11月，王肇治被批准加入民革。1958年10月28日，民革哈尔滨市筹备委员会成立，王肇治为筹委会5位委员之一。1963年11月6日，举行了第二届第一次民革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9人组成的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空缺，王肇治为副主任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王肇治被诬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军官”，受到揪斗批判，被赶到“牛棚”，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从未动摇。

1978年民革组织恢复活动后，王肇治先后担任民革黑龙江省委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和监察委员会常委，同时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1989年3月28日，王肇治在哈尔滨病逝，终年90岁。有关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的遗嘱，遗嘱是他在1983年7月12日用毛笔写在3页稿纸上的，全文是：“民革同志：将来我死之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医院同志认为我尸体有研究之用，贡献他们，完了后烧之，不用骨灰盒，将骨灰撒到哪个地方均可。特托”。

6月9日，刘桂五将军的追悼大会在西安革命公园隆重举行，3千多人临祭，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并代宣读蒋介石的祭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迭的挽联写；“贵军由西而东，我军由南而北，正期会台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生．仁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

蒋介石的挽联是：“绝塞扫狂夷，百战雄师奋越石；大风思猛士．九边毅魄拟睢阳．”

可惜不是给张学良的。

我推选你为历史长河加精委员会的成员，好选出一批精华来，~~ 当然不仅包括温相，还要其他人的(其中还要你的)。

长城抗战

　　1932年l月3日，日军投入了新的大规模的兵力，向山海关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上空有8架飞机，还有两艘兵舰发炮作掩护，大有炸平山海关之势。我守军以步枪、机关枪、迫击炮迎头痛击，誓死抵抗。面对着强大、凶残且武器装备精良且儿倍于我的敌人，守卫山海关城的安德馨营，在敌炽烈炮火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誓死与关城共存亡。终因敌众我寡，为英勇保卫山海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写下了抗日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周福成

周福成，字全五，1898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柳条寨乡连三台子村一个农民的家庭。1924年由保定军官学校第9期步兵科毕业。

1924年6月，周福成加入奉军后，驻在满洲里东北陆军第15旅，任连长、营长。1925年任第六旅第80团中校团副，驻防锦州附近。同年10月，随奉军入关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1927年5月，又随奉军下河南，与靳云鹗作战，此时周任17团团长。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后，东北军再次整编，周被编为东北边防军步兵第6旅任44团团长。1933年周升任129师师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周福成在捉蒋过程中担任临时外线指挥官。1937年，蒋介石曾在南京召见了东北军的代表，他们是67军军长吴克、113师师长李振唐、112师师长霍守义、129师师长周福成、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和旅长张志恒6人。召见后，蒋介石为迫使张学良说服东北军将领服从他的命令，迅速东开，特安排他们去 溪口拜见被扣的张学良。53军改编后，仍驻河北保定。这时，周福成任编后的第53军副军长兼116师中将师长。

1938年冬，因53军军长万福麟年老退职，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10月，武汉三镇相继失陷后，53军由武汉转移到湖南省源陵整训，并参加对日作战。

1943年夏，53军开赴怒江前线，增援进攻受搓的54军36师。53军先以116师攻击敌左翼的唐习山阵地，经过一日战斗，攻克该阵地。尔后又以两师兵力攻击大塘子马塘山之敌。该山地势险要，工事比较坚固。130师攻克数日不下，伤亡较大。116师支援后，两师配合作战，各派一部分精锐部队合力猛攻，敌军招架不住遂向南斋公房方面逃走。53军乘胜追击，进抵瓦甸江、苴城以东之线。接着，53军进行了攻击高黎贡山南斋公房的战斗。取得胜利后又以4个团的兵力将江苴之敌包围，敌逃至主力所在地腾冲县城。经过步、炮、工兵、空军联合作战，收复了腾冲，敌旅团长藏仲康美被击毙。接之，53军调归黄杰集团军，参加龙陵、芒市、遮放败逃之敌，同缅境日军全部配备于此，作困兽斗。53军、71军及第2军1部、第200师联合向木遮之敌进攻，取得了胜利。1945年1月27日 ，53军与驻印度的新一军在畹町胜利会师。历时8个多月的战斗，消灭日军第18、56、2师团，敌第30师团亦伤亡惨重，从而打通了这一国际交通要道，将日军驱出国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53军入越南，接替60军在越南的防务，分别驻河内、富寿省老街和开远。后130师又进入海防市。

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即点燃了内战的烽火。1946年3月15日，53军奉命集结，由海防撤回中国，4月21日到达广州。

1947年7月，四平战役结束，杜律明因病辞职离任，由陈诚接任。陈诚到沈后，扩军备战，给53军扩编一个师，增编第8兵团，周福成任第8兵团司令官兼53军军长，周的兵团部驻开原，军部驻铁岭，116师驻昌图一带。其130师驻沈阳郊外，主要任务是保护沈阳铁路通车和加强沈阳工事，阻止解放军南进。

还在1947年开始，根据东北地区斗争形势，解放军从各种渠道争取驻沈阳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在我军的努力下，53军副军长赵国屏、130师师长王理寰等同意放下武器。赵国屏等还在53军内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全军起义。

1948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解放军从铁西区开始突破。这时第8兵团广大官兵纷纷放下武器投诚，只有国民党青年军207师一部分顽固分子仍然顽抗，作垂死挣扎，结果被全歼。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当解放军进入沈阳时，周福成见大势已去，便化装成商人逃至大西门里附近的四合公银行内，被解放军第2纵队第6师16团1连黄 达宣连长抓获。11月3日，林彪司令员请客，周福成被邀请出席。周福成与赵国屏见面时说：“咳，悔不该，我错了。”

根据党的政策，周福成被编入东北解放军军官训练团。沈阳解放后，该团由抚顺转至绥化等地。1953年3月9日，周福成获释。是年因患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逝世于哈尔滨。1985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沈阳市人民政府向其家属补发投诚人员证明书（陆字第0293号），书有“周福成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第8兵团司令兼53军军长，于1948年11月在沈阳投诚。特此证明。”

• 西西河专题文章集锦：国军滇缅抗战

邹作华

邹作华，字岳楼，吉林永吉人，1894年5月11日生于一商人家庭。初入吉林陆军小学学习，毕业后到吉林孟恩远的陆军做见习军官。1917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科。回国后，被分派到段祺瑞所属的边防军教导团任队副。后代理教导团团长、重炮营营长。直皖战争中，皖系战败，皖系边防军被直军收编。邹作华不愿依附吴佩孚，遂决定以队副的身分率领炮兵队的学兵以及火炮、马匹、装备等，投入张作霖的奉军，从此开始了他在奉军中的军事生涯。

邹作华开始在奉军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团参谋。不久任炮兵营营长。1922年第1次直奉战争，邹作华在廊坊战役中，指挥炮兵以强大火力压制直军，被困的奉军得以突围，战后升任炮兵团团长。邹作华精通炮兵作战、训练及指挥，治军严明，在奉军暂露头角。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炮兵发挥很大作用，他又升为炮兵第1旅旅长，晋升陆军少将。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兵变反奉，任命邹作华为总部参谋长。邹作华虽身在郭松龄军营中，却怀着投张作霖之心，对郭松龄军队的战败起到极大的作用。邹作华暗中通奉，“将榴霰弹引线芯抽出而放之，帮其虽命中而不炸，奉军未致大伤亡”。郭松龄军队在最后一战，参谋长邹作华“突然间将所部炮兵旅撤回，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郭军遂大溃”。随后，邹作华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名义下令各军停止攻击，协助张作霖收拾残局，安抚军队。进一步受到张作霖的宠信。1926年被任命为奉军炮兵司令。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邹作华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请求自愿率领军队去东北边疆垦荒。张作霖任命他兼任兴安屯垦督办，兴安屯垦区的面貌发由此生了很大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邹作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陆军炮兵学校校长，成绩斐然。抗战时期，任炮兵总指挥。曾兼吉林省政府主席。1947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加陆军上将军衔。大陆军解放前夕，邹作华去了台湾。1973年11月7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9岁。

赵国屏

赵国屏,1902年12月11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木石河大田屯。

1913年赵国屏开始读书，1915年入兰西县高等小学校，1918年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毕业。于1922年考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4科步兵科，1923年毕业后，任排长。

1925年6月，赵国屏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七期，在校晋级少校参谋。1925年冬，他曾参与郭松龄反奉回师东北，后因郭松龄失败，又回京继续完成学业。1927年10月，赵国屏于陆大毕业，1928年3月，任陆军第19师第2旅中校参谋长，驻奉天北大营。他协助旅长王以哲积极训练部队，使该旅成为东北军的模范旅。他还向张学良建议改善部队装备，以期把日本侵略势力赶出中国。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日军自毁南满铁路柳条湖处一段路轨，诬为东北所为，随即就炮轰北大营。旅长王以哲在城内参加武汉水灾赈济会议，当晚没有回驻地。第七旅所属620团团长王铁汉听到炮声赶回驻地，619团团长张世贤回家未归。身为旅参谋长的赵国屏成为全旅的实际指挥者。当日军向北大营进逼时，他即向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表示找荣臻参谋长研究对策。赵国屏一面下令全旅进入预定阵地，一面打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请示。荣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 ，为国牺牲。”赵国屏回答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一会儿，赵国屏再次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命令，国屏恳请说：“这个命令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他们都认为不能 下达，而且实际上做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仍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 问题，由你负责”赵国屏觉得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团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他认为：无论胜败，必须拼死一战，才对得起国家，才不负军人职责。

19日凌晨2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赵国屏不顾荣臻严令，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向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向东山咀子撤退，集结待命。部分官兵与敌人激战至下半夜3点多钟，伤亡很大 。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 。赵国屏当即命令旅警卫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5点多钟，第7旅官兵退到东山咀子，稍加整顿。6点多钟，发现敌骑兵来袭，赵国屏决定部队向山城镇转移。到达后，旅长王以哲赶回部队，与赵国屏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问题。王决定先去锦州，由赵国屏率队转赴锦州。到锦州后，先行到锦州的王以哲，见到赵国屏，向他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说：“当时如果听我的话（指把枪放在库里）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赵国屏担任在古北口新编成的陆军第67军107师619团团长，率部驻守在黑裕关等处。由于他作战勇敢，深受士兵的拥戴。3月，他令所部一个营利用黑夜掩护，从滦河上游偷渡。奇袭河东岸桃马渡之敌军营地，枪击刀砍，将睡梦中的日军杀得鬼哭狼嚎。许多日军士兵未及穿衣就被杀死在床铺上。此次出击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其中有日军的重要文件，还有日军残杀我国婴儿、纵火烧毁民房的照片多幅。这一胜利，震动平津，各地报纸大加赞扬。为此，军部特对赵国屏传令嘉奖，并向北平军分会请功，赵国屏因此获青天白日勋章。

1937年初，赵国屏就任105师第3旅旅长。6月任49军109师327旅旅长。

1939年1月，新任东北军53军军长周福成（原东北军129师师长），来电请赵国屏回53军。赵因之返回53军。1940年3月，53军所属116师师长赵绍宗因对日作战负伤，转病故去，赵国屏升该师师长。10月任53军参谋长。他曾亲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并与叶剑英作了一次关于抗日前途的恳谈。这是他决心在思想上跟共产党走的开端。

1943年初，53军改为远征部队，属于20集团军战斗序列。经过整训，换上美式装备。为打通陆上交通线，该集团军于1944年5月渡怒江，连续攻克大塘子、江苴街等6个敌军据点。腾冲是三国时被诸葛亮7擒7纵的孟获酋长的京城，扼守此地的是日本56师团主力，弹药储备充足，工事坚固。为攻克腾冲县城，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把攻克来凤山任务交给预备2师。对此，赵国屏深感不安，觉得这样的进攻难于奏效，当即提出建议：“增派兵力助攻来凤山，再攻县城。”赵的建议被采纳。战斗结果，赵的建议完全得以实现，来凤山的敌人据点被拔掉，城外的敌人也被完全肃清。1944年8月2日，在盟国空军的大力支援下，20集团军开始攻城53军所属116师、130师首先登上腾冲古城城墙。血战51天，毙日军2600人，是抗战以来的巨大胜利之一。赵国屏对腾冲会战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4年12月，赵国屏任53军副军长。1945年10月，蒋介调53军入越南接替60军的防务。

1946年5月底，赵国屏与周福成率53军回国。1947年6月，赵国屏率53军转进辽宁省开原县。8月，周福成升任第8兵团司令官。

1948年6月，中共方面代表李书城（赵国屏同乡、世交）持于毅夫、吕正操的亲笔信来见赵国屏，他们根据报纸发表周福成任第8兵团司令官兼松江省政府主席的消息，判断赵国屏已担任53军军长。于、吕在信中劝赵国屏率部起义，或在必要时有所行动。赵国屏慨然允诺，并说明了情况。赵国屏与李书城商定：若赵就任军长，立即率部起义，否则尽其所能，从内部瓦解，对赵国屏个人，不仅保留原级，还予奖励。

9月，人民解放军形成围攻锦州之势，赵国屏找所部师长个别谈话，说明眼下严峻形势，用“争取万全之策”来暗示他们不要与人民顽抗到底。

1948年11月原定的起义，因变故改为放下武器，赵国屏对此感到极为痛苦。虽经联名向上级反映，未能奏效，他感到无望，遂自奔前程。

1949年2月，赵国屏从沈阳到北平闲居，经友人商议，他罄其所有并外借资金，在北京、天津、沈阳开办企业，但仅年余，所办企业相继倒闭。中共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德尊曾帮助他、劝导他，对他产生很重要的启发作用，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1950年4月，经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介绍，赵国屏到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此时家中生活 难以维持，经李克农通过政府部门帮助，救济小米3000斤，得以支撑到赵国屏正式参加工作。1951年4月，经中央政务院介绍，到军事训练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正式从事革命工作。因所在研究室撤消，1953年赵国屏到山西省政府参议室任参议。1954年2月，加入民革。1955年至1967年9月，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为改变山西省交通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赵国屏在任厅长期间，还曾担任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民革委员等职。

1967年9月2日，赵国屏因病在山西省太原市逝世，终年65岁。

张廷枢

张廷枢，原名柏庭，字蔚久。1903年生于锦州义县南杂木林子村，是曾任吉林省督军、省长、东三省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次子。

张廷枢幼年先读几年私塾，后进洋学堂。1919年2月，张作霖重建“东三省路陆军讲武堂”，张廷枢与张学良是讲武堂第一批学员，一年后毕业。

1922年4月，张作霖将奉军改为“镇威军”。次年秋，张廷枢晋升上校团长时，被张学良选送到日本千叶县步兵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从日本回国后，接连晋升，由团长升为少将旅长、12师中将师长、预备军军长。

从1928年东北军易帜到“九一八”事变，张廷枢任改编12旅旅长、辽宁省第三区剿匪司令，驻防锦州。

“九一八”事变突起，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沈阳城和北大营。消息传到锦州，第12旅旅长张廷枢立即下令全旅紧急动员，进入战争状态，并在锦、义县一带布防警戒，在大凌河岸昼夜赶筑工事，随时准备迎击日军西犯。1932年，该旅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12师后，张廷枢任该师中将师长。

张廷枢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抗日。1933年3月4日，日军进犯热河，承德失守。112师奉命出师古北口，阻击日军南侵。9日凌晨，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守军发起猛烈进攻。

自从战役打响后，张廷枢一直坚守指挥岗位，率部苦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给敌人以重创。通过古北口战役，使张廷枢对蒋介石假抗战的面目看得很楚了，因此他坚决主张实现国内大联合，一致抗日。在这一时期，张廷枢和黄显声同冯玉祥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建立了联系，和中共党员有了接触。

与此同时张廷枢与黄显声密约，秘密联络从东北退入关内的吉林抗日救国军冯占海部、刘翼飞联合一体，出关抗日。由于受万福麟的阻挠未能实现。

张廷枢与黄显声“志同道合”，友谊很深。所以东北军中，有：“张离不开黄，黄离不开张”的说法。他们主张国内联合，一致抗日，对于共产党力主联合。

1934年8月，东北军奉调进入湖北打内战，张廷枢思想处于极度苦闷之中，逐渐产生了解甲归田的想法。1935年12月，他向张学良提出辞职。张学良推心置腹地和他谈话，极力加以挽留。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将军，并着手瓦解东北军。张、黄二人为营救张学良将军，首先到南京，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结果无济于事，营救无望。

1937年10月，张廷枢与张政枋率队从太原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指挥部所在地。部队被授予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番号，张廷枢、张政枋分别担任司令员、副司令员。

1938年秋，张廷枢延安抗大学习。年底，组织上留张廷枢在抗大当教员，教军事课。但因革命需要，他后来随聂荣臻去组织从事抗日游击队的工作。

1940年初，张廷枢肝病发作，他离开抗日根据地去香港治病。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拉拢东北军旧部，委任他为东北行营中将高参，但他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一直愤恨不平，因而一直拒绝上任。

北平和平解放时，张廷枢的病情已很严重。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他很关心，嘱其好好养病。张廷枢对周恩来的为人非常敬佩，念念不忘周恩来夫妇对他的关怀与帮助。

1949年7月23日，张廷枢在北平逝世，年仅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