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关内各国民党诸侯林立，互相对峙观望，合纵连横。关外拥有相当实力的奉系如何走向，当然就成为了瞩目的焦点。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返回关外途中被日军炸死。6月17日，张学良返回奉天，7月5日对南方发表和平通电，尽管山东的张宗昌仍有不满，继续同北伐军战斗，实际上宣告了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形式上归于了国民政府管辖。1929年1月7日，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月16日，举行了张学良加入国民党的仪式。然而奉系政权对于国民政府并无事实上的尊敬，强烈反对在省县市设立国民党支部。此时奉系的军事实力，大概在25-28万人之间。此后虽然历经南京政府的裁军会议等，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奉系的军事力量不低于25万。奉天的兵工厂各种新式武器也在不断生产。对于当时关内各诸侯，即使是只有40万嫡系部队的蒋介石而言，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公平地说张学良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上一败涂地，对于对抗日本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积极推进官营工业，协同民族资本，允许关内民族资本的银行进入东北，积极争取外国贷款等等。在其努力下，国系铁路建设从1925年的29公里增加到1930年的1103公里（同时期日系铁道从1802公里增加到2360公里），大幅度改变了东北铁路日本垄断的局面。这里先将日系铁路，所谓的满铁各年经营状况列一个表；
年度 收入（千日元） 支出 利润 利润率
1927 230559 194282 36274 10.5%
1928 240428 197875 42553 12.0%
1929 240998 195492 45506 11.8%
1930 188104 166431 21673 5.6%
1931 187054 174456 12599 3.3%
1932 245941 184653 61288 15.1%
1933 248002 205081 42921 8.9%
这里顺便说一点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满铁基于其在东北的垄断地位，1927-1929年间每年利润都在4000万日元上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提供给关东军作了军费。随着国系铁路建设的展开以及中东路战争后张学良也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反苏意图，双方关系缓和，日本满铁垄断地位受到严重挑战。1930年，张学良再度争取到美国资本支持，筹款640万美元，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财团中介，委托给荷兰公司，开始修建葫芦岛港口，并预计于1935年10月完工。1930年11月，这个计划得到南京政府批准。完工后通过苏联的中东路以及国系的北宁铁路等等，将拥有一套完全独立于日本的铁路港口系统，挑战日本占领下的大连不冻港地位。对此即使是在日本以对华“妥协”而著称的币原外相，也无法忍受，12月即做出指示“尽一切手段阻止”。早在奉系修建国系铁路时，日本就以违反甲午战争后“不修建满铁平行线”的协议为由予以抗议，奉系对此不屑一顾。除去政治因素，由于当时银价下跌，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无意中在竞争中具有了价格优势。满铁的中国货物运输，1928年为124万吨，1929年因为中东路战争，苏联控制的铁路无法使用，激增到198万吨，而1930年由于中苏和解等原因，一下子跌落到52万吨。同时，对于二十一条时遗留的南满以及东部内蒙古的土地商租权问题，随着东北易帜南京和奉系对日态度均越来越强硬。1931年5月辽宁省政府公布的法律，严禁对外国人进行租赁以及买卖，20亩以上无期徒刑，50亩以上死刑。日本陆军调查班在1931年9月的《关于满蒙诸悬案》的调查报告中就认为，这都是“对帝国的大陆发展进行的颠覆，其解决......完全不能指望外交手段。”即使是对华政策相对缓和的东京，也无法坐视事态如此发展。1931年3月，东京作出了满蒙政策的三部曲，第一，确保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利益；第二，策动满蒙独立；第三，占领满蒙。公平地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抗日这一点上还是有所行动的，因此不容于日本。关东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还有其他因素）悍然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东京和关东军在利用这件事上扩大日本权益并无分歧，分歧不过在于东京希望借此完成第一步，而关东军要求一劳永逸地完成第三步。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揭竿反蒋，自任陆海军总司令，任命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蒋介石独裁，宋子文贪污中饱私囊，对外废撤不平等条约态度消极为由发表宣言。和北洋军阀时代相比，国民党的军阀混战至少在宣言中都拿反帝不坚决作为理由，例如1929年春蒋介石讨伐李济深时，也称李济深解散了“最为英帝国主义痛恨”的中华海员工会为一大罪状；而桂系反蒋，也以南京政府承认了段祺瑞的西原借款等为理由，政治口号上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各界对于反帝，在某种程度上有共鸣。这次同历次反蒋不同点在于，不但聚集了军阀，同时聚集了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相当一部分政客。7月13日，反蒋诸派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发表宣言。8月7日，汪精卫到达北平，正式开始政治反蒋。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9日成立北平政府，19日提出了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民会议，制定“反映民意”的约法（宪法），为了维护治安的扫共，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四项要求。对于蒋介石，这不仅是军事上多了个对手，政治上也受到严重冲击，不言而喻。为此他一面为调整政治立场而奔忙，一面为面对面的军事胜利而尽力。当时中央军45万，北平联军50万，华北主战场南北双方各有25万和35万对峙。数量反蒋军占优，训练装备中央军有优势。同时由于反蒋军实为松散联合，互不同属，战局逐渐朝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8月15日，济南被中央军攻克。
双方对峙，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之动向，当然举足轻重。9月，张学良终于决定拥护中央，但是开出了一系列条件，主要有：1，黄河以北的地盘由奉系控制；2，东北政权军费一千万元，由中央支付；3，中央政府各部长至少四人，由奉系推举。这些条件基本上被蒋介石接受，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护中央通电，派遣七万大军南下，瞬间导致北平派总崩溃。10月5日阎锡山等提出要求，要张学良善后调停，9日洛阳被中央军攻克，13日战斗停止。中原大战，南北双方共伤亡23万，其中战死10万而告终。
毫无疑问对于张学良入关前的种种要求，蒋介石内心深处是不愿意接受的，不过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而已。中原大战刚一结束，10月27日南京就通电张学良，要他防止冯阎“死灰复燃”，实行强硬手段。然而张学良同冯阎有私交，也看清楚了蒋介石此意不过是要收渔人之利，坚决主张和平交涉。大战之后蒋介石也无力再度对张学良开战，张学良对于蒋介石也有相当警惕。当时在奉天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中即称，张学良于10月30日密令奉天兵工厂增加大炮，步枪，弹药，机械等的产量，同时要求大量储备粮食。一方面签订了从美国购入新式飞机等的合同。蒋张关系顿时微妙了起来。
10月9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张群到来后张学良就任陆海军副司令，名义上取得了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11月7日，张学良离开奉天，8日在天津同旧北平派密谈，11日到达南京，先拜访了宋子文，同一天同蒋介石会谈。表面上，张学良都作了拥护中央政府的发言，但是实际上对于蒋介石的要求则多有抵制。蒋介石当时已经开始布置剿共战役，不愿意节外生枝，对奉系基本上作了妥协。但是对于奉系拒绝国民党设立支部，以及其他经济军事事实上的不合作态度，南京方面多有非难。张学良对于南京方面的对苏联外交政策也多有腹诽，对外交部长王正廷十分不满。31年2月，南京奉系关系一度恶化，张学良一气之下停止向中央送交北方各省税款，并拒绝中央军使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反蒋态度再度表面化。蒋张的不合，自然被各方面看在眼里，对包括关东军在内的各方都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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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对抗战和南下）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毫不怀疑日军南下的主因是因为中国战场的泥
沼，而是说对消耗日本海军为代表的那么部分巨大的日本国力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始终在想海军的那部分国力（人员可能不多，但物质力量非常庞大）全部转成陆军人员和装备，会不会成为压垮中国抗战的最后一根稻草呢？其实美军军援中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原因无它，就是因为蒋介石政权的极度腐败、中饱私囊的行为让美国人极为不满。42年以后美国居然搞了限额，每年最多只能军援2500万美元。若有空还请赵大继续指教。
我并没有觉得我误解了您的问题，也许我的回答不那么直观吧。
海军舰船没法上岸，各种军需物资等等和陆军完全两套体系，难道老兄能指望日本的航空母舰开到微山湖上剿灭游击队，还是要日本人把航母拆了去造迫击炮？即使是简单的要海军士兵去当陆军，老实说这个实在太浪费。退一万步说，即使人员充分，陆军的物资动员能力在关东军大演习上已经有所体现了。关东军从40万扩大到70万，不过增加了30万人，结果其中十几万就赤手空拳，步枪都没法保证。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初衷，也是在于尽快结束侵华战争，并非别的目的。日美关系的那个坑，我尽量填下去吧，您大概就知道日本当时是什么的尴尬局面了。
1930年10月3日，中原大战获胜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蒋介石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焦点，并非不平等条约的废撤问题，而是约法（宪法）制定。11月18日，蒋介石以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掌握军政权力，31年1月1日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一切均按计划进行。然而蒋介石的这个举动遭到国民党内部激烈反对。尤其是立法院长胡汉民，以约法的制定应该由国民大会进行，现在制定尚早为由拒绝进行约法准备工作。蒋介石于3月1日突然监禁了胡汉民，3日强行任命了11名约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再度招致国民党内激烈反对。
中原大战虽然以蒋介石的军事胜利告终，北方各省军阀割据形势依旧，并没有事实上服从于南京。此时蒋介石采取强硬手段，不但引起各地反蒋诸侯蠢蠢欲动，南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反蒋的政治势力。当时蒋介石40万嫡系军队中，约20万被剿共战所牵制，不能任意调动。南京政府内部的反蒋派广东10万，广西6万，改编后的西北军5万，山西8万，总计拥兵35万。而同蒋介石关系相对良好的奉系此时同南京关系恶化，不愿服从蒋介石命令。蒋介石此时处境艰难，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在5月5日强行召开了国民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对此，蒋介石能够强调的理由无非是这么做对于不平等条约的废撤以及剿共的必要性。因此蒋介石对内外采取了两方面的做法，一是对列强交涉异常强硬，二是连续三次的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国民党虽然内部分裂互相征战，对外的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仍然在继续。尤其是内部征战混乱的时期，对外交涉态度反而更加强硬。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就发表演说，强调所谓“预定外交”，宣称作为外交顺序，今年改订通商条约，关税自主，废撤领事裁判权，明年收回租界以及内河航行权；现在已经实行了关税自主，正在进行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当时国民政府虽然回收了天津的比利时租借以及镇江的英租界，所谓的“预定外交”理念化色彩过于浓重。例如关税自主，不过是税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主，海关关税管理人员仍然是英国人为首脑，大部分税款直接存入英方资本的香港上海银行的局势丝毫未能改变。1929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下令要回收领事裁判权，然而显然，当时这没有实现可能。1930年年底，随着中原大战的获胜，国民政府的对外姿态也有所强硬。10月13日，王正廷部长再度发表讲话，具体措施提出了收回汉口日租界等措施。12月22日，王正廷再度表示“（治外）法权的废撤，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忍耐。下定决心要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这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都是一定程度的刺激。
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自主关税法，试图增加1亿元的财政收入。6日，国民政府会议决定了当年度的外交目标，1，外国驻军的完全废撤；2，治外法权的废撤；3，天津，汉口租界的回收。2月20日王正廷部长对国内外记者表示，再度强调决心，现在领事裁判权的废撤问题上不采取过激手段，如果问题拖延，中国将不得以采取友好交涉以外的措施，并希望避免这一幕发生。2月25日，国民党中央外交委员会对外交部下达严命，要求绝对放弃妥协外交。3月1日，蒋介石监禁胡汉民，意图强行召开国民会议后，对于外交成果的期望大幅度增加。而没有适当手段进行交涉的王正廷除了反复要求列强无条件奉还外，毫无办法，苦不堪言。
3月25日的中央政治会议再度要求外交部排除同列强的妥协倾向，通过《中国在住外国人诉讼审理整理办法》。王正廷在4月10日通告列国，如果5月5日前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将停止交涉。5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停止治外法权交涉，上述办法将在32年1月1日实施。5月9日，蒋介石在“租界回收”，“关东军撤退”等狂热的气氛下登上国民会议会场，发表赞成不平等条约的立刻废撤的演说，13日在全体的鼓掌中通过了相关决议。
不言而喻，以上的所谓“革命外交”对于列强，尤其是日本为强烈刺激。然而同舆论上的狂热相反，实际执行情况复杂微妙。至少对于政权的担当者，完全没有采取“友好方法”以外之手段的意思，尤其对于民众以及下级党员可能采取的过激政策，采取了尽量避免的态度。对此，外交部长王正廷曾经向蒋介石提出过具体建议，认为现在外交上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同各国关系恶化”。而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维持在军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45%，外债偿还抵押部分略低于40%的水平上，穷困潦倒。为此，蒋介石，宋子文，胡汉民，孙科，王正廷等国民党要人虽然政见不同，都不得不为获得美英贷款奔走。当时要人间的电报反复提及如果贷款无法得到，将不得不发行八千万元的短期国债等等。国民政府预定海关税收能够增收一亿元，寅吃卯粮。然而1931年的财政预算有一亿五千万的赤字，根据1930年11月上海银行团的调查国民政府内外债总额13亿元，美英资本当然不会简单融资。对此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刺激英美，不可避免地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同表面上的强硬态度相对，国民党内部一直采取巧妙措施同列强妥协，外电对此也非常清楚。满铁的《满蒙事情》在评论国民政府制定的外国人诉讼办法时就提到，
“同条例在司法部和外交部的草稿上进行了相当大的修订，言辞中巧妙的编入了到目前为止（治外）法权交涉中英美等国的主张。而且第十二条中，明言不会立刻适用。......对此，本条例既不会招致各国反感，对国民又能有所交待，体现了其国民政府的苦心。”
中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对此事实上同样心知肚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并未能改变军阀林立，事实上对南京的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抗命。各派之间经常以此为口实，攻击南京在强硬的革命外交下软弱无力。张学良，王正廷，陈友仁等人的互相指责，不过是其中一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突然监禁了胡汉民，再度引发国民党内部政治势力分裂，甚至波及南京内部。1931年5月3日，广东广西军阀联手发表两广独立通电，汪精卫，林森，陈友仁等政客，唐生智，许崇智，张发奎等军阀迅速与之合流。即使是南京政府内部，孙科等要人也加入了广州方面。5月5日，蒋介石强行召开国民会议；5月28日，广州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对此各方的态度，基本上是观望。例如虽然不是蒋介石嫡系，但是同蒋介石关系相对密切的十九路军，就拒绝蒋介石讨伐广州的要求，仅同意参加剿共。北方的老对手冯玉祥阎锡山也蠢蠢欲动。蒋介石的地位一时间显得岌岌可危，不得不要求相对友好的奉系配合，甚至同意奉系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南京奉系之间在争取美国款项一事上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利益并为完全一致）。5月31日，广州政府宣称国民革命的最大责任为剿共和反蒋，两者实质上精神一致，共匪祸害实为蒋中正所育成，剿共即讨蒋，讨蒋即剿共；有意利用宁粤对立达到利益最大化的张学良，6月1日因为“重病”住院北平；6月9日，蒋介石以后事嘱托给奉系后，亲自率军南下，以剿共为口实监视震慑广州；6月12日，东北军从奉天派兵三万南下，尽管张作相等人因为东北日本威胁增大反对削减东北防卫力量，从国民党内部的情势判断，这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同外交上不合常规的强硬态度相对应，蒋介石于1930年底开始发起了剿共战役。1930年4月红军已经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恢复实力，约有红军6-7万，赤卫队10万，以及其他各种游击队。装备大致为步枪4-5万，机关枪数百，火炮百门左右。1930年6月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举动失败后，损失20-30%，到1930年底又有所恢复。虽然看上去不是了不起的军事力量，1931年1月为止的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两个师被歼灭，大量物资被缴获。第十九路军提出的意见书中认为，红军的胜利原因在于军纪的良好和民众的支持。蒋介石此时国民党内部急需政绩战果来获得支持，31年3月就开始部署第二次围剿，5月战斗大规模展开。然而5月29日为止的战斗，国军被歼灭五个师，再度失利，福州震动。列强为了防止共军乘胜进击出动了军舰。6月，蒋介石再度集中三十万兵力，开始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对苏区前后进行了五次围剿，战术风格大不相同。第四次和第五次均采取堡垒战术稳扎稳打，而前三次都采取了长驱直入，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某种意义上剿共上的“左倾盲动主义”战术。从31年国民党四分五裂，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必须要有过硬的战功政绩看来，这实属迫不得已，并非偶然。而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另有深层含义。期间蒋介石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就表示，
“7月24日早晨，下达了第二次总攻击命令，各路一起进击共匪，8月中应该能够剿灭。然后预定将力量转入讨伐广东。”
然而红军的战斗力超出蒋介石想象。一直到9月初，以卓越的游击战术进行周旋，击破上官云相，韩德勤等部，缴获步枪两万。
1931年夏秋，国民党四分五裂。广东自立为王对抗南京，蒋介石以为作秀的剿共屡战屡败，张学良为趁机捞取华北地区实权不惜同南京翻脸以及削减东北防务力量，这对于日本已经是一种足够的诱惑。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这么长的篇幅，打了那么多字，居然还没人花，真是罪过啊。俺补上了。
这样的文章俺是必看的，老兄有空就多写写。不急不急，两年三年的都没问题。
我就一直在看啊，每篇都不落。
可能因为资料比较多，看的人一时消化不完。
我刚才真是友邦惊诧，明明第七篇是新贴，怎么整个帖子落到中间去了？？
一下子引来朋友们的捧场，狗官也受宠若惊。多谢诸位支持。
1928年，随着蒋介石重开北伐，半路上遭遇日本出兵，酿成济南惨案。此后随日本加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政策，各界反日浪潮高涨，再不曾低落。如果以现在所谓的理性冷静角度观察，有些部分难以理解。例如共产党领导，受苏联支持的东北抗联前身的一些共产党小股武装，1930年下半年以后逐渐活跃。抗日同时也打击东北的工商界“资产阶级”，为东北工商界人士厌恶，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些“共匪”后台为日本。考虑到“共匪”同奉系等作战时已经时有靠近中苏边界的根据被击破，同苏联的来往证据被缴获，这实为不可思议的观点。奉系对此采取了利用，顺势进行反日宣传，以此为口实加强政治经济上对日本事实上的限制。日本胡搅蛮缠的能力，有可能利用各种借口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奉系不得不加以防范，也是此“冤案”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中日矛盾的激化。
无论内政外交，南京奉系之间的互不信任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例如南京对英美作出一定妥协的同时，对奉系的对日苏外交指示时而强硬，时而妥协，但基本上都同奉系自己的主张不一致。1930年11月南京批准了葫芦岛港口的建造计划后，12月13日电告张学良将拨款八千万元用以建设三条配套的铁路线。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这实为巨款，张学良并不相信中央能够有如此能力。但是面对中日关系恶化和日本可能的侵略，东北显然首当其冲，这一点上无论南京奉系都有相同认识。1931年3月，张学良终于同意国民党在东北各省市设立支部，国民党公开活动，反日运动变得更加积极。随着南方政坛巨变，南京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再度有妥协迹象。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引发全民抗日浪潮。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共产党发出党团联名檄文，虽然认为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对苏战争准备，要求东北共产党组织游击战予以坚决抗击；9月22日，在上海召开反日大会，提议组织抗日救国会；26日，提议组织市民义勇军；9月22日北平也有学生组织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明确反对通过国际联盟进行调解，要求立即抗战。国民党方面的行动，奉系以防止事变扩大为由下令不抵抗；9月19日王正廷外交部长对日本提出抗议，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作事变报告，张继吴铁城等对广东发表一致救国通电；蒋介石中止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9月21日返回南京，基本确定首先向国际联盟申诉等外交原则，施肇基宋子文等立刻着手进行；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调回避同日军冲突，寄托国际联盟，强化团结，沉着冷静等等；23日，国民党为此设立了“特殊外交委员会”。10月12日在“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发表了如下讲话：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国联总会一定会主持公道，为了东亚的和平以及世界和平，不会容忍日本一国的破坏行为。......现在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避免战争，以及一旦陷入战争状态，沉着自重，不要凭一时血气。......我们为了和平的奋斗遭受国难，也必须拥护国际公法。”
根本上南京方面也没有立刻对日开战的意图，而寄希望与基于外交努力达成日本撤军。而列强对此的态度最初相当冷漠。“逃课”那边有所提及，
可能有朋友无法“逃课”，将其中相关部分引用如下，
这里谈一点我对一二八抗战的看法。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抗战实际上可以看作此后抗日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一个缩影。当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触及到英美在华，在亚太根本利益时，英美对此至少是不会采取实质行动去激化同日本的矛盾。一旦触及到，立刻翻脸。蒋介石在一二八抗战中的表现也非常有看点。我个人从来不排除一二八抗战是蒋介石为了促使英美和日本对抗，导致局势有利于中国而首先发动的可能性，无论从抗日的正义性还是作为策略本身都并非不可以接受。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2月29日李顿调查团到达东京（还没有来华）的同一天，日军增援部队第十一师团主力到达上海（3月1日开始登陆），蒋介石即对十九路军下达停火命令，并且断绝支援。日本已经在2月20日发起攻击，简单停火毫无希望。此后3月2日，日军再度发起总攻，十九路军无法继续抵抗日军而败退，命运已经注定。日军则一直追击到己方主张的地段才停火。蒋介石抗日之不坚决，也可见一斑。当然，至少在促使英美在中日纷争中采取有利于中国立场这一点上，蒋介石部分达到了目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八一三抗战，我非常怀疑是他重施故技，至少有引起英美重视支持之目的。遗憾的是英美对日态度根本上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了中国而同日本简单翻脸。蒋介石借助英美进行抗日的打算，所取得的成功也注定是相当有限的。国联此后基于李顿调查团而做成的决议，一方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的举动有所谴责，一方面又缺少有力的实际措施进行干预，考虑到各国利益纠纷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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