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杜老与小杜 -- 逸云三洲

说了段特委书记们，就有朋友要听杜修经。其实他也算挺早期的特委书记的，咳要说他么，也容易也不容易。

先说容易的吧。艾兄问老杜丢了组织关系后又如何？根据资料，因为有贺龙前妻翦先任女士的关照，49年杜修经又出来工作了，只不过组织关系一直还是挂着的。６２年回去常德任慈利县副县长和常德师专的副校长。８５年重新入了党，任湖南省政协常委。年岁大了，世事也变了，以前的忌讳慢慢也就淡了下来。总是元老嘛，地方上待他蛮好的，井岗山给他树碑常德给他立传，应国斌先生写有《杜修经访谈录》，艾兄在国内吧？比我方便多了，有兴趣的话找来看看，一些历史事件，可以系统地听听杜先生一面的说法。

杜修经曾经三次入党，两次丢掉组织关系。这个，其实不太稀罕。他27年当特委书记，彭德怀在他的手里入的党，可到了离休也只是享受厅局级待遇。这个，说起来也不稀罕。他作为省委巡视员，辛辛苦苦给朱毛红军带去上级指示，结果让红军吃了个大败仗。这个，大概就更不稀罕了。只是人活百岁，这个还是比较稀罕的。

所以说29年杜修经奉命去湘西找贺龙布未果，还丢了组织关系，或许是他的运气；38年去江西大余追随项英被打发去长沙，或许还是他的运气；５７年黄克诚念旧，让他去长沙当观察员，本可享受省委常委待遇，他不去争取，这个，似乎更是运气了。象他这样资历的，虽说当高官的概率大点，但死的机会也是太多太多了。

如果没有井岗山八月失败，杜修经在中共的历史上不会这么出名的，他当然是一个革命者，但既不是其中辉煌的成功者，也不是其中悲情的牺牲者，要算就算是个幸存者吧。他有他的贡献，他有他的失败，他有他的运气，如此而已。

但井岗山就是井岗山，因为有了这么一段经历，杜修经就不可能不出名了。自然是因为上过毛选的原因，曾几何时，小说历史家们一写起小杜来，常常玩定向爆破：只要把握准了方向，爱怎么炸就怎么诈。到了星移斗转，小杜成了杜老，就要返朴归真。

有关杜修经与八月失败的说法，没资料的盆友，可以去看看百度上的这一段。我就不抄了：杜修经与井岗山

大概，这也就到了不太容易说的地方了吧。

曾看到某地党史办的网站上一段话，抄一下吧：“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文中把八月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杜修经的错误，囿于历史局限，有失公允。长时间以来，文学以及影视界以此为基调，关于杜修经的描写基本上胡编乱造”。

又看到他处有再接再厉的：毛先生对杜先生一辈子耿耿于怀。

活活。有关毛先生日理万机的说法，总有可能吹牛皮的，不过要说他老人家一辈子理上个几万机的，怎么样都比较有谱的。杜先生与毛先生同理过一机，毛先生因此而对杜先生有负面看法，这是白纸黑字的，但要说一辈子耿耿于怀，这个劳动生产率是不是也太低了一点尼？当然我对文学以及影视界曾搞定向爆破的评价，同意到不能再同意的地步，有关专业人员一贯如此，中外盖同，是为职业准则。但毛在两篇文献中的说法是不是有失公允尼？还是先来看看原文吧：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日后以《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名节选）中如是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五日，在给中央的信中（日后以《井冈山的斗争》闻名），毛泽东继续此种判断：“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可见在毛泽东先生及其支持者的眼里，八月失败的原因在于分兵向湘南冒进；而向湘南冒进的根子，从文中看，至少提出三个：1，湖南省委的命令；2，第二十九团的情绪；3，杜修经的作用；具体落实到杜的错：1，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2，附和或导扬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的错误意见。

那么毛文中对杜的批评有没有不实呢？来看看新写出来的史料：首先，当初省委作出不当决定里还是有杜汇报不全的因素，“据杜修经后来回忆，当时已意识到汇报不全面，在决定作出之后又要求发言，补充介绍了边区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等情况，然而这些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其次，“杜修经在永新的路上，独自边走边想，源口大捷，边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省委的决定显然已经不符合这里的实际情况了。可是省委已作决定，只好无条件地贯彻了”。可见形式地执行省委命令的主观还是有的吧。

可以用来为杜辩解的事实，一是当毛泽东使用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方式否定省委出兵湘南意见的时候，杜是同意的；二是之后当第二十九团闹着回湘南，团以上干部会“重提执行省委的决定，部队南行，去打湘南。杜修经觉得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没有前委书记毛泽东参加，是不合适的，应该征求他的意见。于是，他从尊重毛泽东的角度考虑，提议推迟一天行动，由他去和毛泽东通气”。“杜修经到茅坪，不料毛泽东已于当天去了永新，他只见到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听了情况介绍也没慎重考虑就说：‘既然决定了，你们就走吧！润之(毛泽东）那里我跟他说。’杜修经也没细想，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这些事实当然都没错了，只是还不全。我们来挖挖旧料，据欧阳毅回忆：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研究湖南省委的决议案和指示信”。“会议赞同毛泽东的分析，一致通过不执行湖南省委错误意见的决定，部队不去湘南，继续留在井冈山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工作，并向省委写了报告。袁德生、杜修经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他俩并无异议，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会后，杜修经却利用二十九团部分官兵家乡观念浓厚的情绪，诱导他们并力主打回湘南，动摇了军心，为二十九团的溃散埋下祸根”。…………“ 到了沔渡，二十九团又变卦，坚持回湘南家乡。二十八团虽然反对去湘南，却也不愿回永新，而要去赣南。7月15日，军委扩大会又在沔渡召开，讨论部队行动计划。会上，杜修经跳到前台，坚持部队要开往湘南，强调这是省委指示。会议议而难决，部队情绪严重混乱。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直吵到水口，各支部又派代表开会。会上，当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激烈地发表意见反对去湘南时，杜修经竟指责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也是赞成回湘南的，他在暗中鼓动，与杜修经串通一气，使部队情绪更难掌握”。

欧阳毅嘛，因为当时属于反对去湘南的，曾遭到大家起哄，所以事后对对立面的指责，也可能过于情绪化的，但当时的领导人中，龚楚、杜修经支持第二十九团要求甚力，则已是没多少疑问的。据杜修经自己的回忆，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主持，会上龚楚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而根据当时参加过会议的何长工的回忆，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之后的水口会议则是杜修经主持的，参加者更多，杜修经回忆，龚楚继续积极主张去湘南，至于杜修经的态度，还可看看萧克的回忆：“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

要依我的看法，毛泽东在28年形成的两份文件里批评杜修经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或导扬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的错误意见，并没有不妥。至于当时大家认为龚楚、杜修经同要为第二十九团的行动担上责任，从一个小动作也就看出来了，兵败后，诸领袖收拾剩余部队打道回山，“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由杜修经任书记、龚楚参加组成的湘南特委，进入资兴、龙溪，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大家一致赞同”。言下之意大概是：你们两个不是力主执行湖南省委指示莫？你们自己去执行吧。

至于杜修经提出要征求下毛的意见，是在沔渡会议上的事情，当江华送来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后，杜修经还能说不明白毛的主张吗？可之后他在水口会议上的取向，还不是一样要执行省委决定？可见杜提出要征求下毛的意见，只说明他是个守纪律的干部，，该走的程序一定会尽量走；同时也说明毛在军中的威望以及以往毛的交际手腕给杜留下好印象，于是希望在二十八团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由毛来承担责任，也可能幻想毛会支持他的意见吧？同样因为杜是个守纪律的干部，当毛的意见与省委的意见有冲突的情况下，是应该机动地执行毛的意见还是形式地执行省委的意见，对他并不是太难的选择了。

说到这里，也许还要注解下杜修经的地位，长期以来，小杜常被描绘成钦差、“毛泽东的上级”、“撤了毛泽东的职务”，权力大得不得了。其实小杜当时只是省委秘书、巡视员，一个监军的角色。他的权力与职责，全在于监督朱毛部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换言之，照搬圣旨上的条条，他当然有解释的威权，之外，他的权力就很有限了。杜不可能也没有撤了毛泽东的职务。动了毛泽东职务的，是湖南省委。是省委主事人林仲丹和贺昌。当然也并不是什么撤职，毛当时是军中和地方一把抓，湖南省委将他从边界特委书记挪到四军前委书记，名义是调动，实际是不要他管地方，这是和调动四军去湘南的急切心情相配合的，说白了，是先把毛手里的边界停车证给收了，逼他开着四军这架车去湘南。

如果说有什么不公平，那就是后来舆论都以杜为八月失败的“罪魁”。但如果仔细读毛泽东在28年写成的两份文件，原无此意，说的是杜，文中用词造句矛头则指向湖南省委，明眼人一定都是了然在心的了。只差没有白纸黑字的直白而已。次年毛在代表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里，就直截了当多了：“超地方性質的紅軍，不但不宜受縣委與特委的指揮，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揮。五軍在平、瀏，四軍在湘南及湘贛邊界，多次地失敗在地方主義指揮之下，超地方的紅軍必須在中央直接指揮之下，才能適合革命環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義的累害”。

为什么同一个意思，给中央的两封信里表述方式有点区别呢？无他，盖写后一封信时，中央已经明确：“關于前敵指導機關，中央視為有組織委員會之必要，委員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此外還須組織一職工委員會，前委之工人同志為書記，一軍事委員會，朱德為書記，軍委及工委名單由前委決定。所有管轄的範圍，依據環境來決定，所有管轄區域內工作，完全為前委指揮”。以往人事权的模糊之处已经去掉了，四军前委是很清楚的中央管辖，所以对省委的批评也就不用拐弯没角了。

当然大老板一样可以瞎指挥，日后老毛一样要受气，一直到变中央管辖为管辖中央，才算了结。这自然是题外话了。说到八月失败，杜修经当然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包下省委的责任。他不能机动地因应形势，赞成毛的意见，是能力与经验的问题；他形式地执行省委的决定，则是符合纪律，也是符合其本位利益的。甚至省委，对敌情判断出错，当然要挨板子，但地方主义两说，谁不是屁股决定脑袋？他是一省之委天生有地方主义，中央授权其指挥超地方性质的红军，才给了地方主义犯错的机会。以后体制改了，中央授权前委来全权指挥了，这个问题就缓解了。

至于二十九团与龚楚，从纪律角度首先应该是听军部的，然后才是省委。他们闹事，是不合体制的，但吵着回家，本来是本位利益作祟，既然有省委决定这张虎皮，要投机一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这里也有体制问题，就是士兵委员会的能量问题。“那时，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参加部队的管理，维护军队的纪律，监督连队的经济，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罢免基层领导干部。军事主官的决定，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同意，就很难执行”。 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闹着回去，朱德跑去又劝又压，朱德讲：军部没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士兵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朱德讲：革命要听命令。战士讲：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闹到这样地步，据杨克敏报告：“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无用。”可见四军中这种不和军事惯例的民主体制，严重助长了二十九团姿意闹事，使正常的军事指挥无法实行，是出现八月失败的重大主因之一。

当然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关键，即龚楚和杜修经有没有象有人指控的那样，在下面鼓动二十九团回家，有的话，他们的错就大很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我能搞明白的问题。搁过不提吧。还有一个则是容易些的问题，即军委的责任问题，说白了，也就是李维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如果主管军事的朱德和陈毅不同意，杜修经怎么也不可能把部队拉走。其实毛当时也说了：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关于朱德，各方面都证明他是反对去湘南的，并且化了好大的气力来阻止，但当时的体制，下有二十九团士兵不听命令、迹近自由行动，上有龚楚和杜修经等人高举省委的老虎皮，用他自己后来的话：“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我看老总也是尽力了。那么陈毅是怎么样呢？江华后来有个回忆：“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起这次失败的事，我曾说，对八月失败的详情不了解，当时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是否他应负责?毛泽东同志讲，陈毅同志有做检讨，事先写了信给他，事后也写了信给他，不能怪他”。

其实不管是谁的责任，都是够倒霉的了，本来这样的失败，各路红军中很多的，这样的责任人，各地红军领导人中也很多。可坏谁的事，不要坏老毛的事；在哪里砸锅也不要去井岗山砸锅。以至杜修经后来要说：……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 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

其实，也就是年轻人不懂事，摔了个大跟头。为受连累而牺牲的人命深深负疚，这应该是永恒的，其他的事，就让他慢慢淡下去吧。说起来杜修经后来官位不高，和失联有关，并不完全是八月失败的问题，当然，没有这个事，49年后恢复组织关系可能会顺利点，于是级别也会高一些。可是既然后面风浪这么多，象杜修经这样有“老啃“的人，官做大点会有什么好处呢？也许，也就没有百岁杜老了吧。人的祸福，真是很难说的。

好了，容易不容易的，都说了，都是菜鸟个人看法，无足轻重。最后说几句与本题相关又不只限于本题的话，还是个人看法，无足轻重。一就是做历史功课，一些在某一体制缺陷下出现的问题，不要总到当事人身上找原因，以八月失败为例，省委管军的体制、士兵委员会坐大的体制，都对结局有莫大的影响，后来体制改进，旧问题就缓解；当然反过来讲，也不能以体制问题掩盖个人的责任，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而处于有力位置的人物，认识到体制的缺陷，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积极去改进，本来也就是错。二是功过的评价，不要因当事人的特殊地位而放大缩小。毛先生说过红烧肉养身，毛太太就说不对。总不能因他们的地位，或我们的爱憎，把谁对谁错换了吧？谁听毛先生的话，得了高压雪糖鸟兵，还得找他算帐，可要是学生们自己嘴馋，吃完万来只鸡都记在毛老师的帐上去报销，这个也是不作兴的。对杜的评价肯定有过不公允，但毛那两个文献里的说法，还是过得去的。

说实话，有时候真觉得历史是架秋千，勿悠出去多远的早晚勿悠多远回来；这给了偶们信心；不过要是回到了准地方，一把没停住的话，又或者是碰上好心人再添上把力气，狐耳黒油，会不会又荡得好高好远？这需要偶们耐心，要等到没有风没人玩的时候，来作静物写生。\r

• 【原创】龚楚回忆中的若干疑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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