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一个故事,大家来聊聊(正文内容有失误,补充见最下连接) -- 葡萄
“改革最大失策就是没有扶持出一批和国家利益共命运同呼吸的资本家”
你指的不是和国家利益共命运，而是和政府意志同步。中国历史上官僚买办就是这样的同命运资本家，其结果历史书上写得很清楚。
把国家和商业对立起来本来就是不对的，国家的扶持从来不是商业真正可持续地发展的根本。改革开放的30年来，对沿海的所谓扶持就是松绑，其成功不在于国家的介入，而在于国家的淡出；而真正的注资扶持在内地和边远，至今依然需要更多的注资。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国家的扶持不能造就可持续的繁荣的原因。就管理、技术投入而言，我也没有看出江浙、广东以外地区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
浙商和粤商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他们值得鞭挞的地方，违法行为必须约束；浙商和粤商作为创业者更有他们只得模仿的地方，全民重商和创业是中国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能单怪资本家不与政府一条心。
也得想想为什么资本家在做大以后不跟政府一条心？
照葡萄提供的这个说法，粤商起而粤商与政府离心，
浙商起而浙商与政府离心。难道政府不检讨自己的
政策么？
当年老江提出三哥带表，我也觉得这是老共一贯的空话套话，
可是今天看起来，老江也是早有深意。任何一个事实上已经
存在的阶层，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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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2日02:16 第一财经日报
20年来，温州一直在申请成为“较大的市”，却始终不如愿。“长”不大的烦恼背后，还有温州模式优势丧失的担忧。
对于近日国务院给出“尚未启动”的回复，项剑萍并不觉得奇怪。作为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项剑萍曾领衔提交《关于要求批准温州市为“较大的市”的议案》。但是直到现在，关于申请“较大的市”依然还只是一个无望的等待。
“这已经是第20年了，我们还需要不懈的努力。”略显无奈的项剑萍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虽然每年的“两会”准备该项议案都是紧张的案头作业，但每次都铩羽而归，政府的积极性也在这20年的漫长等待中倦怠了不少。
不同市长同一个愿望
“温州的经济从来都不是按图索骥地探索，温州在金融探索方面有过很多的创新，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立法保障，很多事情经常只能努力一半，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项剑萍指出，其实申请“较大的市”目标是直指立法权。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州事实上是第一个起草私营企业条例的城市。“但后来拥有立法权的武汉市却第一个出台私营企业条例的城市，先于此的温州在当时还要报省政府批准，而且只能在温州市范围内使用。”将近80岁的温州市第一任法制局局长瞿桂仁说。
事实上，从1986年开始就有成千上万的“学习者”沿着104国道到温州取经。温州市政府也率先出台《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从来超前的温州操作模式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在瞿桂仁看来，这些依据只有地方政府才承认，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而从当地统计局初步核算的数据来看，当年温州地区人均GDP就已经达到1000美元，是当时全国水平的三倍多。而夹缝中的边缘金融市场也开始了活跃。同年底，“较大的市”可以拥有立法权被写入了《组织法》。
“有着干了再说禀性的温州从这个时候就意识到寻求保障了。”项剑萍解释。
就在瞿桂仁这一任上，温州开始了漫长的“立法冲刺”。由于不了解整个申报的过程，瞿桂仁曾唐突地直接北上国务院，之后才有人告知这群摸索者要先报到省政府。随后浙江省政府先后于1988年、1992年、1996年与2000年向国务院法制办打报告提请批准温州为“较大的市”。
据瞿桂仁回忆，当年国务院法制办领导去宁波考察的时候，当时的温州市陈文宪市长甚至还将国务院法制办领导接到温州考察。
之后，几乎每当中央领导来温州考察的时候，每任市长都会将“较大的市”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报告。在国务院法制办领导表示“希望很大”的鼓励下，地方人大一如既往地提议案，一如既往地跑法制办。“只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实质进展。”项剑萍感叹。在她看来，当前温州很多情况，如温州地区活跃的股份合作经济，只有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司法部门的实践仍无章可循，都急需以法律来加以规范。
“一个城市的经济如果毫无特色，国家的基本法律都能覆盖到，就不存在立法权的问题，但是对于有特色的经济城市来说，就存在覆盖不到的问题。”温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黄良林曾这样作出解释。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也多次公开指出，设立“较大的市”目的是要使得经济特色城市在经济活动中的法律方面能够有所突破，“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可以保障一种自主性的改革”。
创新优势消失之虞
目前的资料显示，国务院先后4 次批准了19个“较大的市”之后，从1994年开始就没再审批新的名额。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那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希望获得地方立法权的热情。1999年，福建省将泉州市申报“较大的市”的文件上报给国务院；2004年，九三学社佛山市委会提交议案，建议佛山市申请“较大的市”。
而在温州，一任又一任的地方官还在为此而努力，但是一任又一任的官员也在为此而遗憾。一位温州的老干部指出，“其实现在申请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但是每个市长都希望在自己任上能把这件事情继续推下去。”
据了解，就在该领导的任上，他曾一度希望通过内参的形式把“较大的市”拿下来，但还是未果。“当年努力尝试是因为温州有着特殊的经济地位，而现在特殊性已经不再。”他指出，以往温州率先探索市场经济，现在全国都在搞；早年计划经济年代温州摸索走出各色服装鞋帽、小金属纽扣市场，但现在全国都在搞，甚至价格比温州还优惠，谁还来温州买呢？
两三年来外界对“温州模式”纷纷表示担忧，产业结构缺失、资本外流加速，日渐式微的温州经济要靠什么来力挽狂澜？项剑萍的担忧也在此，由于进入模式转轨不见效的瓶颈状态，如果没有立法的能力，很多超前的东西因为无法可依就会慢慢消失。“如果创新得不到保障就可能被磨灭了。”项剑萍说。
但是温州的本土发展专家马津龙却质疑，城市发展遭遇瓶颈的时候，立法权就能代替产业转型吗？“国内现在也没几个省有立法权的，那些有立法权的城市似乎也没几个做出出彩成绩的呀！”马津龙觉得，温州申请“较大的市”只是希望能在城市等级上个台阶，“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而前述的温州某领导表示，要创新并不是靠立法权，温州经济创新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应该往民主政治建设转型。“像这次万钢升任科技部部长，如果温州大量吸收非党派人士进入政府系统，整个格局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这也是与中央改革的契合。”
沈柬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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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加在一起就不是"大"了?浙江那么多全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的市场也就是产业集群就不是"大"?"小企业"+"大产业"的"块状经济"本来就是浙江特色,或者说独创也不为过吧?葡萄眼中的"大"未免太狭隘了.
有机会谁不想强大,而浙江人是最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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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纺织品指数也即将发布,这些指数对全球的价格都有着影响,它们的制定也得到商务部、政府的支持。
不知道在葡萄的眼里，这些算不算“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算不算“大”？算不算有“后盾”，如果一定需要后盾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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